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意〕朱塞佩·费奥里《葛兰西传》(1970)
第二十七章
1933年9月3日葛兰西曾愤愤地说:“当巡视员萨波里蒂来看望我时,他对我说(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得出这种看法):我身体不好,这除了有体质方面的原因外,还特别有精神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我感到自己好象被亲人遗弃了(不是指物质方面,而是指对一个知识分子有很大影响的内在生活的某些方面)。”从1930年中到1932年末这两年半时间对葛兰西来说是非常艰难的,再加他不能经常收到来信就更觉得困苦难熬。
朱莉娅患有严重的身心衰竭症。这一消息安东尼奧不是证接从她那里得到的,而是通过某些暗示,后来又逐渐补充细节,直到1930年末他才完全清楚。1931年1月13日安东尼奥给她写信说:
“近来我终于知道了你的健康状况。我觉得这种处事方法必将使我们的相互关系变得庸俗、做作、不自然,它说明铁窗生活使我们产生了失望和病态的感情。你还记得吗?我们不是相互约定,在通报我们自己的消息时要坦率和老实吗?我们为什么没有信守诺言呢?……当然,接到你的信我感到非常幸福,它大大地充实了我的毫无意义的时光,使我不再感到孤立于生活和世界之外。但是我想,即使为了你自己你也应该给我写信,因为我感到你也是孤独的,也有些脱离生活。你若给我写信,心里也会感到不那么寂寞了。”
朱莉娅有病,这有助于葛兰西理解她长时间不来信的原因,因此他变得温柔了。他2月9日写信说:
“我愿做任何实际有效的事情,以便对你有所帮助,但我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我现在受到两种感情的折磨:一方而我对你怀有十分温柔细腻的感情,在我看来你显得那么虚弱,需要立即得到身体上的爱抚和安慰;与此同时我又怀有另一种感情,即我必须有巨大的毅力才能从遥远的地方,用冰冷乏味的语言使你相信,你毕竟是坚强的,你可以而且应该克服危机……我想,我们最大的不幸就是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而且总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脱离日常的现实和具体生活。现在我们应该以最大的努力弥补过去的不足,以便使我们的结合保持全部道义上的牢固性,使我们过去曾经有过的美好的东西能从危机中拯救出来,并活在我们的孩子身上。”
5月中旬他收到朱莉娅的一封长信。这封信与通常的信不一样,它表明朱莉娅的身心衰竭病有了某种程度的好转,并有助于驱散夫妻之间形成的乌云:“看来这封信将使我们的关系开始一个新时期,对此我十分高兴,因为你必须承认我自己已经‘缩作一团’正在变得比剌猬还要多刺。现在将是你应该帮助我重新振作起来。”(1931年5月18日)但是类似5月18日的信,葛兰西再也没有收到。不是长时期的杳无音信,就是在匆忙中写成的几句普普通通的话,没有任何具体消息。1931年11月30日葛兰西给她写信说:
“从你最后一封来信中我觉得连你也感到,我们这种断断续续的间隔数月才草草写上几句的通信方式表明我们之间有些事情不太对头了。最糟糕的是我还找不到改变这种状况的办法。在你长时间不给我来信时我曾考虑了正在形成的局面,它与我在五年前被捕时想象的完全不同。当时我曾经认为,我们的生活还会有某种共同点,你会帮我,使我不至于完全失掉同外界生活的联系,至少不至于失掉同你及孩子们的联系。但现在看来情况却完全相反,你使我感到更加孤独和痛苦,尽管我这样说会使你感到极大的遗憾。你在来信中常常坚持说,‘我们现在更有力地结合在一起了,更坚强了’,而正是一点我越来越感到不是真实的。对此你自己也是有怀疑的,你是在克服了种种疑虑之后才说出这些话来的……实际上我对你的情况是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你是否已经恢复了工作,因为你的来信非常含糊,我根本不能想象出你的生活状况。我曾多次试图同你对话,向你提出一些问题,吿诉你哪些事情是我感兴趣的。但是我一无所获,正是这样我才产生了现在这种精神状态,认为写信是困难而棘手的事情。这封信是为了把我们的生活重新连接在一起而作出的又一次努力,我觉得还会有办法和时间的。”
但是,他们双方都有程度不同的、难以消除的复杂的心理因素。朱莉娅在其生活的艰难阶段孑然一身,当时塔齐娅娜本来是可以到莫斯科来给她以帮助的。她所感到的痛苦并不比安东尼奥经受被亲人遗忘的痛苦好受。他们双方关系的危机正是在这种恶性循坏中不断恶化的。
同时,葛兰西家里的人也没有象他所希望的那样经常去看望他。1928年他同马里奥决裂后,再也没有收到从瓦雷泽的来信。杰纳罗在1930年6—7月份到都里来看望他时,曾经答应经常写信。但除了走后不久从比利时的那慕尔来过一封受到严格检查的信外,以后就音信全无。至于卡洛,他的处境也非常不妙。他不得不关闭了吉拉扎的鞋铺,到马科梅尔奶制品厂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在第一次裁减人员时就被解雇了。1930年9月底和10月初他到都里探望过尼诺,但回到吉拉扎后也没给他来信。“卡洛到都里来以后就没有给我写过(至少是我没有收到他的来信)。”(1930年11月17日)“最亲爱的妈妈,我说不清是发生了什么事。卡洛已经有三个多月没有给我写信了……我曾想,卡洛可能是由于我的原故遭到了麻烦,他不愿意或者是不善于告诉我他那种沮丧或犹豫的心情。”(1930年12月15日)葛兰西想为卡洛找工作。还能够帮助他的是皮埃罗·斯拉法,他在英国剑桥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已有几年时间。斯拉法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向他表示过真诚的友谊。德利奥在罗马收到过他的玩具。从葛兰西被流放到乌斯蒂卡时起,一直是他支付葛兰西在米兰书店订购书籍的费用,鉴于他的友好态度,给卡洛安排工作也许不会使他为难。安东尼奥建议他这样做,并于1931年1月26日给弟弟写信说:
“我一直以为你已经在米兰找到了工作,因此我不理解为什么塔齐娅娜说你有时去罗马。只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大概是从格拉齐埃塔的一封信中,我才知道你已返回吉拉扎。一个时期以来,我一直感到有些奥妙不解,这使我很担忧。为什么呢?因为我害怕在米兰仅仅是因为你姓葛兰西,警察局就同你开了一个不太讨人喜欢的玩笑,尽管他们有你的全部材料,知道你的观点并有卡利亚里警察局的情报。我知道我所说的话的含义,我亲眼看到过,也亲身体验过米兰警察局对我是多么憎恨。”
事实上,卡洛是1931年冬天到米兰的,他在斯尼亚·维斯科萨公司找到了工作,并在3月份看望了尼诺。就在这个月的28日,葛兰西还提醒他要常写信:“由于在探监时我当面对你说的原因,我希望你至少要在住在米兰这几个月能多写些信,谈谈你的生活,你的想法。”但卡洛还是很长时间没有写信。“卡洛还没有给我来信。如果你有他的地址,请写信告诉他,就说他这样做使我很伤心。他也不给妈妈写信,尽管他是知道妈妈的健康状况的。”(1931年5月4日)
葛兰西希望至少家里的女性会给他写信。当然他是不难想象妈妈的处境的。她年老多病,泰雷西娜既在邮局工作,又要忙于家务,格拉齐埃塔也忙得很。
1931年6月1日他给塔齐娅娜写信说:“家里人也至少有一个月没有写信了。妈妈不能写信,而我的姐妹们又很忙。此外,我也知道她们的日子是如何过的,因为我同她们在一起住过相当长的时间,我能想象出她们的处境如何。妈妈大概每天都在抱怨谁都不给我写信,我也不给他们写信。大家都答应第二天写,但谁都以为别人会写,结果事情就拖下来了。这是一种十分有趣的生活,也有些古怪。我记得很清楚,过去我也是这样做的。”
葛兰西有时向妈妈诉苦说:
“为什么让我这么长时期得不到消息?即使生疟疾发烧也还是可以写上几行字,而我能收到几张明信片也就心满意足了。你知道吗?我也老了,所以容易冲动,容易动怒,没有耐心。我是这么想的:不给一个坐牢的人写信要么是由于无动于衷,要么是缺少想象力。就你和家里其他人而言,我并不认为会是无动于衷,而是缺少想象力。你们不能确切地想象到狱中生活是怎么回事,不知道通信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不知道通信会使日子更加充实,使生活更加有意思。我从来不谈生活中的消极面,这首先是因为我不愿意得到别人的怜悯。我是一个在当前斗争中运气不好的战上,如果战士不是被迫地而是自觉地参加战斗,那么他们不能也不应该让别人去怜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狱中生活没有消极面,不感到艰难,或至少不会受到亲人的态度的影响。”
这番活是针对泰雷西娜、格拉齐埃塔和当时十一岁的侄女梅娅说的,而不是针对妈妈说的。
葛兰西知道妈妈已经不能给他写信了,但她向泰雷西娜口述的信使葛兰西感触颇深:
“我收到了泰雷西娜代你写的信,我觉得你应该经常这样做。我感到信中的思想和考虑问题的方法全是你的。这的确是你的信,不是泰雷西娜信。你知道我想起了什么事情吗?我清楚地回想起我上小学一年级或二年级的时候你是如何为我修改作业的。我记得很清楚,我总是记不住‘鸟’字如何写,你给我纠正了至少有十次。因此,是你帮助我们学会写字的……当你身体不太好的时候,由我们当中一个替你代笔写信,这是合情合理的……另外,你很难想到,我回忆起多少往事,想起你始终是一种善良的力量,始终对我们怀有温柔的感情。只要你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一切灵魂和灵魂不死的问题,一切天堂和地狱的问题,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人们解释这样一个简单事实的方法:我们的彺何行动,不管是善是恶,都是根据自己认识的价值传给别人,由父亲传给儿子,由一代传给另一代,这是个永恒的运动。我们对你的记忆全部都是慈爱和力量,你为了把我们抚养成人尽了你的一切力量。这意味着从那时起你就生活在唯一现实的天堂里,所以我认为母亲是儿女们的心脏。你看,我给你写了些什么?”
尽管来自撒丁的信很少,葛兰西对吉拉扎亲人的了解还是多于对在莫斯科的亲人的了解。他写道:“当然,我对泰雷西娜的孩子了解得更清楚,他们给我写过几次信,泰雷西娜也对我谈了不少他们的情况,因此我了解他们总的生活状况,同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直接经验给他们回信,但是我想,德利奥和朱利亚诺大概以为我是什么‘漂泊的荷兰人’①吧。”葛兰两非常喜欢孩子,他尽可能关心和引导他们。有一次他给泰雷西娜写信说:
“我觉得佛朗科很机灵,很聪明。我想他已经学会流利地说话了吧!他讲什么话?我希望你们让他说撒丁语,不要在这方面使他不高兴。我认为没有从小就让埃德梅娅自由地说撒丁语是个错误。这损害了她的智力的发展,限制了她的想象力……我诚心诚意地劝你不要犯这种错误,要让你的孩子们吸收他们想要吸收的全部撒丁文化,能够在他们诞生的自然环境中自然地发展。”
① 理查·瓦格纳(1813-1883)的同名歌剧,传说一位荷兰船长因过好望角时遇到风暴而诅咒上帝,被上帝判处永远在海上漂泊。——译者
后来葛兰西在狱中还用很多时间对照着照片来比较家中的孩子(佛朗科、米玛和迪迪)和杰纳罗的女儿梅娅间的共同点和差别。
葛兰西病了。每天他睡得很少。1930年10月,他记录的睡眠时间是:“只有两个晚上我睡了五小时,九个晚上根本没睡着,其他晚上睡了还不到五小时,平均每个晚上只睡两个多小时。”他的睡眠常常被外面的嘈杂声打扰。拉伊回忆说:“葛兰西被关在一楼走廊尽头的第一间牢房里,那里昼夜都是去其他牢房和医务室的必经之路。只有当某些不太卖劲的看守当班时,那里的行人才少些,嘈杂声也低了些,葛兰西的灾难也才轻了些。”葛兰西每天都感到头昏脑胀:“我睡得很少,什么也不想干,看书也不能引起我的兴趣。正如撒丁人所说的,我象一只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送死的苍蝇一样在牢房里转来转去。”(1931年7月20日)
1931年7月27日他写信说:“几个月以来,我患有严重的健忘症。我好久没有犯过从前那种很历害的偏头痛了(可以说那是‘绝对意义’上的偏头痛),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更厉害的、大概可以称作持续的脑力衰竭状态,那就是四肢无力、头晕目眩、注意力不集中、健忘等等。”
葛兰西在写了这封信的第七天,即8月3日凌晨一点,咯血了。很久之后他在给塔齐娅娜写信时才若无其事地谈到了此事,就好象是写一份病情报告似的:
“并不是象别人所说的那样,是止不住地连续大量出血。正如呼吸时嗓子里有痰一样,我听到咕噜咕噜的声音,随后咳嗽了一声,口腔中就充满了血。咳嗽得并不厉害,声音也不大,如同嗓子里有点什么异物而引起的咳嗽一样,是断断续续的,不是连续的,也没有引起痉挛。这样持续到四点左右,在这期间我大概咯了二百五十至三百克血。”在叙述了其他细节之后,最后他仍然以旁观者的语气写道:“我想我已经把全部主要情况都告诉了你。不过我还应该补充说,我的体质并没有明显地衰弱,我并没有受到任何心理上的打击……你看,这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最多不过象大夫说的那样,需要‘注意’而已。”至少在当时身体上的灾难并没有使葛兰西在精神上感到沮丧。他不愿意大惊小怪地谈论身体上的不幸。
但精神上的不幸并非如此(朱莉娅同他越来越疏远了,家中来信也不正常。他同老战友和一些狱中的共产党员发生了严重的思想分歧。分歧出现后,他受到了中伤和诽谤)。他8月3日给塔齐娅娜写信时并没有谈到当天夜里咯血的事,因为咯血后另一种想法占了上风,这种想法比身体的不幸更使他感到痛苦。他写道:
“你不要以为个人的孤立会使我绝望或成陷入任何其他悲剧式的境地,实际上我从来就没有感到需要靠外部的精神力量来支持我坚强地生活下去,甚至在最坏的情况下也是这样,今天就更是这样,因为今天我感到我意志的力量达到了更高的、更具体、更有效的水平。然而,过去我几乎为我的孤立而感到骄傲,而现在我觉得纯粹靠意志生活是卑劣的,枯燥的,和狭隘的。”①
在第一次咯血后,即1931年8月3日写的这封信中,葛兰西还提到了自己的工作。尽管他没有屈服,但他越来越感到系统深入地研究他提出的题目是困难的。1930年11月17日他曾经给塔妮娅写信说:
“我给自己列了三四个主要题目,其中之一就是意大利知识分子在十八世纪以前所起的世界作用。这个题目又分成若干部分:文艺复兴、马基雅维利等等。如果能参考一些必要的材料,我想会写出一本前所未有的很有意思的书来。我说是一本书,这是指它不过是一些专题作品的前言,因为这个问题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我认为必须追溯到罗马帝国时期。现在我只能写个提纲,这也是因为我现在阅读的东西太少,我只能回忆起过去阅读过的东西而已。”
① 着重字体为引者所用。——原注
在8月3日的信中,葛兰西又提出了参考材料的困难:
“可以说现在我已经没有一个真正的研究和工作计划,当然这是应该有的。我曾经提出要思考一系列的问题,但到一定的时候就不得不转入收集材料的阶段,也就是说需要大量图书资料才能工作和构思的阶段。这并不意味着白白浪费时间,但现在我对某些问题的总的方向已经失去了兴趣,至少现在是如此……还必须看到,我在大学学习期间养成的在语言学上严谨的习惯使我(也许)过份地注重方法问题。”
塔齐娅娜的回答是意料之中的:“当然,要写出一部完善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应该有一个可供参考的大图书馆。但是为什么不暂时写一本不完善的历史,留待日后当你可以自由地出入图书馆时再加以完善呢?”(1931年8月28日)实际上葛兰西并没有因为狱中工作的客观困难而灰心丧气。9月7日他给塔齐娅娜回信说:
“你不要以为我没有继续学习,不要以为我因研究工作一时不能取得进展就灰心丧气了。我还没有失去某种创作能力,这就是说,每当我谈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时都要想一想,能否就此写篇文章,并构思出文章的辛辣的开头和结尾,找出一系列驳不倒的论据。我认为这些论据是击中要害的拳头,为此我感到心满意足。虽然我不写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我写的都是语言学和哲学的题目,就是海涅说过的那种题目:它枯燥无味,使我昏昏欲睡,但厌烦情绪如此之重,它又使我不能入睡。”
葛兰西在缺少书籍不能继续工作时,就从俄文翻译果戈里、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契可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以此消磨时间。然而他最关心的还是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但这不能缺少必要的书籍,为了得到这些书籍他甚至向政府首脑提出申请。申请书草稿记在《狱中札记》第十四册上(译自俄文):
“申请人在监狱规章和纪律允许的范围内并经上级批准,正在撰写意大利知识分子流派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以便充实狱中生活的无所事事。鉴于最近出现了一些性质不明,因而也是更难以解决的困难,申请人请求阁下批准他继续从事这项工作。”
葛兰西尽其可能继续写些短小的注释、要点和看法,也就是为以后按一定的顺序写成文章积累材料。在《狱中札记》第二十八册(1932年写成)第一页和第二页上,葛兰西在《对意大利知识分子历史的点滴说明和笔记》的标题下,写了如下注意事项,其目的是澄清他这一工作的性质及其所使用的材料:
第一、这些注释和笔记是备忘录式的、临时性的;
第二、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写出数篇内容上互不相关的论文,而不是一部有机的完整的著作;
第三、还不能把论述的主要部分和次要部分——“正文”和“注释”区分开来;
第四、提法常常是不严谨的,可以说是“初步的探讨”,在进一步研究时,有些提法可能要抛弃,甚至可能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第五、不应对上边所说的题目的广泛性和界限不清产产坏的印象,因为我根本不打算就知识分子问题写一本杂乱无章的书,即写一部能填补所有可能的和可以想象的“空白”的百科全书。
主要的题目有:总前言——意大利知识分子1870年前的发展:不同的阶段——通俗连载小说的民间文学——民俗学和共同志向——文学语言及方言的问题——布雷夏尼神父的徒子徒孙——改革运动与文艺复兴——马基雅维利——学校和民族教育——贝·克罗齐在意大利大战前文化中的地位——民族复兴运动和行动党——乌义·福斯科洛在民族语言形成中的作用——意大利戏剧——天主教行动的历史——原旨天主教徒、耶稣教徒、现代派教徒——中世纪的城邦,国家的行会经济阶段——意大利知识分子十八世纪前的世界性作用——对意大利文化中缺乏大众化和民族化特点的反动:未来主义者——统一学校及其整个民族文化组织机构的意义——意大利知识分子特点之一:“洛里亚主义”①——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缺乏“雅各宾主义”——马基雅维利:从事政治活动的技师、完整的政治家或叫政治活动家。
材料的分类:
第一、知识分子,学校问题;
笫二、马基雅维利;
第三、百科知识和文化题材;
第四、哲学研究的序言和对一本社会学普及教科书的评注;
第五、天主教行动的历史,原旨天主教徒、耶稣教徒、现代派教徒;
第六、多种杂记汇篇(过去与现在);
第七、意大利的民族复兴运动(奥莫德奥②意义上的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时期,但要强调与意大利紧密相关的原因);
第八,布雷夏尼神父的徒子徒孙,民间文学(文学注释);
第九、洛里亚主义;
第十、关于新闻学的要点。
① 阿基莱·洛里亚(1857-1943),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宣扬经济决定社会进化的机械唯物论。——译者
② 阿乌尔福·奥莫德奥(1839-1946),意大利历史学家,专门研究基督教史和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史。——译者
葛兰西的体质毎况愈下,他与外界的联系有的中断,有的又因误解变得更加复杂,这使他心情沮丧。尽管如此,他仍然继续工作。
葛兰西对自己的身体机能要求过于苛刻,他心情悲伤,严重的疾病又得不到良好的治疗,这使他的身体难以支持。可能由于这些原因,他的身体终于垮了。
1932年8月29日他写信说:“我已经到了我的抵抗力将要完全崩溃的地步,我不知道后果如何。这几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难受。八天以来我每夜睡眠不超过三刻多钟,整夜整夜不能闭眼。如果严重的失眠不是由某些特殊疾病造成的,那么它肯定会加重这些疾病,并产生并发症,致使整个肌体难以支持。”
那些天葛兰西怒不可遏。他出于“浪漫主义的狂热”①向塔齐娅娜提出的某些建议,又给他火上浇油:他想让塔齐娅娜回莫斯科去。②这时还有两件事情使葛兰西更易冲动:一件是格拉齐埃塔来信说妈妈病危;另一件是卡洛告诉他的消息,要他相信他马上就会被释放。
① “这些天我又想起了过去的事情。我相信,朱莉娅每年给我两三封信,内容总是一样的,公式化的,看得出有些勉强,这部分是因为她有病,但肯定也是同你过去对她提出的一个建议有关。这个建议对我并不光彩,而她则有一切理由认为是出于我的主动,否则将如何解释她不久前的莫名其妙的提法呢?其中她写道,她承认对我的看法是不公正的。”——原注
② “朱莉娅认为你留在罗马并决定不到父母那里去,是因为你不肯下决心切断同我亲近的关系,我不知道她是否有道理,如果这是唯一或主要使你留下的原因,那么就请你下决心吧。”——原注
佩皮娜老太太卧床不起已经几个月了。1932年10月7日格拉齐埃塔给安东尼奥写信时,把这个非常严重的消息告诉了他。她说妈妈已经留下了遗嘱,再也没有希望了。两天后他收到了梅娅写来的令人宽慰的短信,他的心才稍微平静-些,然而第一封信所造成的感伤并没有完全消失:
“一想到妈妈病危而我还不知道任何确切的消息,一想到我再也看不到妈妈,我就昼夜心神不宁。在我的记忆中,她还是个精力旺盛的人,当年我们家庭生活的一幕幕情景,好象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不能相信她会变得象你描写的那样,甚至她本人已经感到将要离开我们。我也不知道你(信是写给格拉齐埃塔的)能否使她感到,我始终是那么爱她,并使她感到,我没有能够使她过上平安的日子,没有能够使她得到生活上的满足和安逸,这是我一生中的最大的憾事之一,强烈地影响着我的品性。”(1932年10月17日的信)
正是在这种不平静的情绪中,葛兰西于月底收到了卡洛的电报:“我获悉将颁布大赦。我就在你的身边,请来电告知你是否要我去或要其他的东西。”实际上,在纪念向罗马进军十周年时,曾经规定把大赦和减刑扩及到政治犯。对葛兰西来说,减刑并不意味着立即释放。但是卡洛的电报使他以为,狱中的苦难再过“七八个小时”就要结束了。他的失望是强烈的,因为现在再没有其他可以指望的出路了。
这年年初,他曾获悉正在从上层采取行动交换政治犯。苏联和梵蒂冈对此都非常关心(中间人是历史学家和外交官普拉东·米哈依洛维奇·凯尔任策夫和另一位名叫马卡尔的外交官)。1922年4-5月举行了热那亚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苏联外交部长契切林、梵蒂冈的主教皮扎多和辛切罗,以及热那亚的大主教西尼约里。这次会议失败后,苏联和梵蒂冈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存在达成谅解的可能性。例如,由于教皇的干预释放了莫吉廖夫市的大主教切普拉克,他曾在1923年3月26日被判处死刑。在谈判释放被监禁的神职人员时,以交换的方式释放葛兰西的问题就提出来了。主教朱塞佩·皮扎多曾到都里监狱来过一次,当时他还不是红衣主教,但是这位梵蒂冈的外交部副部长并未能会见葛兰西,只是在临走时铪他留下了一张问候的纸条。谈判中止了。是什么时候、又时出于谁的主动才中止的呢?是葛兰西对斯大林的“转折”持不同立场在利萨报告之前监外已有所闻了吗(尽管杰纳罗向陶里亚蒂是那样汇报的)?还是墨索里尼反对释放他呢?1932年11月卡洛·葛兰西为了看望奄奄一息的妈妈,在吉拉扎休了十天假。回到半岛后,他立即去都里。他不得不在那里停留一星期,因为尼诺想跟他谈一些微妙的事情,但始终未能等到-个可以信任、在其面前可以自由交谈的看守。尼诺只好把谈这个问题的时间一天天往后拖,直到一个友好的看守来监督会见时,他才把梵蒂冈的活动以及主教皮扎多的都里之行告诉了弟弟。他非常生塔妮娅的气,因为她没有使他了解这个活动的详细过程。他本来可以给她出些有益的主意,但她已好久没有到都里来了。路过罗马时,卡洛见到了塔妮娅。他把同尼诺的谈话对她讲了,并且了解到她从苏联大使馆获悉的情况:反对释放葛兰西的正是墨索里尼本人。李维诺夫①曾经通过俄国驻罗马大使正式提出用葛兰西来交换其他犯人的要求,但是根据苏联方面的说法,遭到了墨索里尼的断然拒绝。这样,他对通过这种途径很快获释的希望破灭了。而其他有益于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也非常渺茫。
① 马·马·李维诺夫(1876-1951),1930-1939年5月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译者
由于体力衰竭的加剧和精神的日益疲惫,葛兰西设法以明确的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他同朱莉娅的关系。朱莉娅已经痊愈,至少是度过了疾病的危机时刻。葛兰西觉得朱莉娅情况已经明显好转:“你的思维重新变得清晰而明确,再没有疑虑、懊丧和犹像不决。”(1932年8月1日)“总的看来,你的体质和精神状态每个星期都有非常明显的好转,正向着完全康复和进一步平衡发展。”(1932年8月2日)8月9日他在给塔齐娅娜的信中又说:“现在我觉得完全可以肯定,朱莉娅已从‘大海游到了岸边’,她又开始了新生活,但这一切显然还不足以解开根深蒂固的疙瘩。也许朱莉娅同孩子们到意大利来一趟会使他们的关系重归于好。安东尼奥确实希望他们能来。从1932年11月30日塔齐垭娜写给格拉齐埃塔的信中可以看出这种愿望,“不久前我收到了朱莉娅及其孩子们的消息,他们身体都很好。朱利亚诺想给他爸爸写信并要他爸爸的照片。我们希望不要很久这个孩子就能来认认自己的爸爸。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希望如此。”但朱莉娅没有来意大利。葛兰西已很久不愿揣摩自己妻子的态度了:“我是一个耿直的撒丁人,我很难理解别人的复杂心理。”后来,葛兰西无情地解剖了自己的过去,认为自己对朱莉娅也有“过错”。这是“自私自利”的过错,但并不是通常“那种把别人当作工具来为自己谋利益和幸福”的自私自利。这是从另一角度讲的自私自利,它产生于他作为战士的政治经历:
“当一个人把自己的生命献给某一目标时,他必将为此集中自己的一切精力和全部意志。在这种情况下,他岂非不可避免地要忽视个人生活的一方面、几方面,甚至许多方面吗?然而人们不总是这样想的,所以到一定的时候他必将为此付出代价,甚至发现,那些本来是最不可能成为自私自利的人,最终看来却是自私自利者。出现这个错误的根源是意志怯弱,因为他没有勇气过独身生活,不与别人建立联系、感情和关系等。”
现在还有补救的办法吗?是否还能弥补过去的“怯弱”呢?葛兰西觉得补救的办法就是重新过独身生活,给朱莉娅以自由。她才三十六岁,还相当年轻,还可以重新给自己安排一种不太受折磨的生活。1932年11月14日,安东尼奥第一次向塔齐娅娜谈了自己的打算:
“我很难开口,但试试看。事情是这样的:不久前我听说,许多女人在她们的丈夫被判重刑坐牢后,认为自己已经在道义上脱离了任何婚姻朿缚,都试图建立新生活。这是单方面采取的行动(别人这样讲)。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作出的评价。有人咒骂,有人理解,还有人为此辩护。就我个人而言,经过考虑之后,我是理解的,也为此辩护。但是,如果这是出自双方同意,那不更是值得谅解的吗?当然,我不是说这是一件简单的事,不会产生痛苦和深刻的伤痕。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相信应该这样做,是可以做到的……为什么一个活人必须和一个死人或快死的人结合在一起呢?……正如我所说的,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十分果断,要忍痛割爱。应该看到,在作出决走以后,有一段时间会感到懊丧、悔恨,甚至动摇。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一切归根结底是可以克服的,是可以建立一种新生活的。我向你提出这个问题,请你相信我是深信不疑的,希望你转告朱莉娅。也许你会让我直接告诉她。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我考虑了很长时间,也许是从我被捕的第一天起就以不同方式考虑过了:开始是开玩笑似地,后来越来越严肃,越来越深入。我曾想过,这可能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浪漫的举动。我也曾想过,这也可能被认为是狡猾的手腕,一种思想感情上的讹诈(怎么说呢?我让你去选择。我这样说正是让你感到我是宽宏大量的,使你不能这样说)……我必须采取主动,这是肯定无疑的……我想,尽管朱莉娅已不是年轻的少女,但还是可以自由地建立自己生活的新阶段。不管怎么样,即使是震动很大,她还是可以建立新的生活,其他一切次要问题也会迎刃而解。我将重新回到我那“撒丁”天地里。我不是说我不会难过。但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会越来越无动于衷,越来越适应那种生活。我会忍受得住的,我会习惯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意志坚强,应该绝对不偏不倚。你应该十分冷静地考虑我这些话,要考虑朱莉娅的前途及其生活。”
这不是一时冲动做出的决定,它同当时的心情无关。一星期后,11月21日他给塔齐娅娜回信说:
“我正等待着你的复信,因为你说你将对我的上封信作出回答。但是,你在这封信中说的根本不能使我满意。你说我的‘感觉不符合环境’,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而且这不是直接意义上的‘感觉’,而是考虑到更广阔的前景。从长远来看,感觉是很难和理智分开的。当然,这是一种‘感觉’,但是这种感觉的前提并不是感情的冲动或本能的激情,而是长期的冷静的深思熟虑。”
12月5日他又写道:
“亲爱的塔妮垭,我衷心地请求你不要来商讨、分析或设法驳斥我11月14日的信……你只应该回答我的问题:你是否愿意把我写给你的话转给朱莉娅,还是你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是可以还是不可以,这就是我要知道的一切。任何想进行讨论的打算都会使我非常遗憾。这是一次外科手术,在某种意义上是杀头。只有坚决采断地一刀切去才痛快,否则就成为中国式的酷刑。我本来希望你立即回答我,但你没有这样做,那有什么办法呢!但是,请你现在不要在伤口上再插一刀。”
1932年12月30日,佩皮娜老太太在吉拉扎去世了。大家估计安东尼奥经受不住这一打击,没有告诉他。三个月之后,1933年4月3日葛兰西写信嘱咐泰雷西娜说:“我怕忘记,请你记住,务必代我向妈妈祝贺复活节。今年我忘记了祝贺她的命名日,我感到很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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