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意〕朱塞佩·费奥里《葛兰西传》（1970）
第二十六章
葛兰西很少收到妻子的来信，往往几个月才收到一封。而且这些信都是在随手拈来的纸上用铅笔草草写成的，语气也变化不定，有时是例行公事式的，有时又热情洋溢。这使他心绪不安：
“我注意到朱莉娅又有很长时间没有写信了，这使我很难过。问题不仅仅是她没有时间。她差不多已经有四个月没有给我来信了，而在这期间我给她写过两次，但没有回音……在我没有直接从她那里得到消息之前，我不能再给她去信了……我并不是庸俗的，心胸狭窄的人，但有时我想，既然她不给我写信，那就是说她不再喜欢收到我的信和有关我的消息了。”
他无法解释，为什么朱莉娅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以后写来的信并不是离题万里的，相反还充满了温情。这一切使他觉得毫无逻辑，他问塔齐娅娜：“你觉得应该如何解释她这样一封来信，她在信中说，她收到我7月30的信后感到她的心同我贴得更紧了。但恰恰是在我的那封信后，她又有四个月没有来信。迄今我未能找到解释这个矛盾的最好答案。而且能否找到我自己也不得而知。”他得到一本1923年由克罗切出版的西维奥·斯帕文塔的书：《书信·文章·文件——1848—1861》。书中有一段话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这是指阿布鲁齐大区这位爱国者在波旁王朝监狱中写给其父亲的信：
“我已经有两个月没有收到您的消息了，也四个多月没有收到姐妹们的消息了。至于贝尔特朗多，他已有很长时间没有来信了……我并不认为家庭现在不再象过去那样爱我了。然而不幸通常会产生两种后果：它常常熄灭大家对遭到不幸的人的感情；它也同样会熄灭遭到不幸的人对大家的感情。我并不怕在你们身上产生第一种后果，而怕在我身上产生第二种后果。”
葛兰西再也没有写信。塔齐娅娜自己也没有直接收到朱莉娅的消息，但她还是用各种假想为妹妹辩护，这对她来说是很自然的。但对此，安东尼奥的答复却是生硬的：
“请你再也不要让我给朱莉娅写信了，否则我大概连你也不给写了。你不要以为我生气了。四个月以前我曾生过气，在那时给你的信中也流露过这种情绪。但现在，这对我已无所谓了。我也觉得我不可能变成现在这样，我不喜欢这样，然而这种事情还是发生了。如果要论责任的话，我的责任是不大的。一年多以来（远远超过一年）我一直处在危机之中。我度过了非常困难的时刻，现在，正象经常发生的那样，我已经变得无动于衷了。我不想再影响我的情绪，使我的头再疼几个星期。我请你在来信时再也不要提及这些事情了。如果你得到消息就告诉我，但不要劝我，也不要求我。”
从1929年7月到1930年7月的一年中，他只收到朱莉娅一封信，因此他说他是处在各种类型的监狱之中：
“有这种由高围墙、铁栅栏、小窗子等等组成的监狱。这种监狱是在我预料之中的，而且是次要的，因为在1921—1926年11月期间，首要的危险并不是坐牢，而是掉脑袋。我没有预料到的是在这种监狱之外又增加了另一种监狱，即我不仅被隔绝在社会生活之外，而且还被隔绝在家庭生活之外。我可以预料我与之战斗的敌人可能给我的打击，但我却不能预料来自我不可能怀疑的其他方面的打击。”
他预感到塔齐娅娜会有不同的意见。而塔齐娅娜为了减轻第二种监狱给他带来的痛苦，却忍受了巨大的牺牲。她自己身体不好，精神忧闷，还长途跋涉去都里，并在那里逗留，耗费精力和钱财，而且她总是对他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忠诚。她这样做甚至使人产生一种印象：她已经失去了为自己而生活的乐趣，她生活的目的只是使妹夫得救，使他健康和心情舒畅。当然，安东尼奥不是没有看到塔齐娅娜的献身精神，他对她很感激。但是，他曾爱过朱莉娅，而且现在仍然爱她。有塔齐娅娜陪伴，能够减轻他坐牢的沉重心情，但却不能根除由朱莉娅杳无音信造成的痛苦。他在给塔齐娅娜的信中就第二种监狱又补充说：“你会说，有你在这里。是的，你心地善良，我很爱你。但有些事情不是别人所能代替的。”最后，他在1930年8月和9月收到了朱莉娅两封来信。他回信时说：
“你来信说，你重读了我28日和29日的信后发现我们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使我非常高兴。但是，我想知道，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问题上特别注意到这种一致性的。在我们通信中恰恰是缺少有效而具体的‘通讯’，因为我们从来也没有能够进行‘对话’，我们的信件是一系列的‘独白’，甚至在总的轮廓上也不能取得一致。”安东尼奥觉得他们的情况同一个斯堪的纳维亚民间故事很相似：“在斯堪的纳维亚住着三个巨人，他们象三座大山一样彼此相距很远。在沉默了几千年之后，第一个巨人大声对其他两个巨人说：‘我听到一群牛在叫！’三百年以后，第二个巨人说：‘我也听到了叫声’。过了三百年，第三个巨人以恫吓的口吻说：‘如果你们再继续这样吵闹下去，那我就要离开”
使葛兰西感到痛苦的是许多政治联系也中断了。他在政治上感到孤立，其原因不仅仅是由于他脱离了实际活动，同—起战斗过的同志们失去了联系，对共产国际以及各国党内，首先是意大利党内所讨论的问题和方针不能及时地、详尽地了解，而且还由于某些更糟糕的事情。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7月7日一9 月1日）和执委会第十次全会(1929年7月）所执行的最新方针已经不符合葛兰西的立场，而葛兰西也不想改变自己的立场。
葛兰西在被捕前几个月，于1926年8月在中央委员会上作最后一次讲话时曾经说过：
“的确，从政治上讲，无产阶级专政可能代替法西斯统治，因为任何政党或中间联盟都没有能力满足劳动者阶级的经济要求，哪怕是最起码的要求。而劳动者阶级在现有关系破裂时，将势不可当地登上政治舞台。但是既不能肯定，甚至也不可能从法西斯统治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①
① 着重字体为引者所用。——原注
葛兰西认为，最大的可能是由资产阶级民主这种解决方案直接取代法西斯。根据这种判断，他认为要推翻法西斯应当执行统一战线的策略。这个战线应包括所有无产阶级的力量以及在共和纲领上已经团结或可能团结的力量，还应保持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的领导权。
但是，第六次代表大会却宣布共产国际“右”的阶段结束了，不许再提“统一战线”的策略了。这种急剧的变化反映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激烈斗争。斯大林曾在布哈林的支持下清除了反对派集团（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现在斯大林又要对付持不同政见的布哈林了，因为布哈林当时同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结成了“右翼反对派”六大取消了布哈林从1926年起接替季诺维也夫担任的共产国际主席职务。随后，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29年4月23日把布哈林开除出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主席团。这样，从俄国问题的争论中（以及从争论期间斯大林毫不妥协地进行的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产生了共产国际的崭新方计。其突出的内容是：资本主义制度正处于崩溃的边缘；无产阶级的抗议行动到处都在向革命的方向发展；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后应立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不必经过资产阶级民主的中间阶段；社会民主党不是一支革命的力量，它被资产阶级用来抑制革命的高涨，它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接着对各国党下达了如下的新指示：“自主地”行动，摆脱任何联盟体制，以便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民主党斗争到底；为把各国党从“机会主义”中拯救出来而斗争。当时把一切偏离这条路线的行动都叫作“机会主义”。
把社会民主党同法西斯视为一丘之貉，这是一条宗派主义路线，就其整体而言，纯属政治上的臆断，而不是出自对局势的正确分析。它对意大利来说，简直是荒唐可笑的，因为在意大利，法西斯反动派已经击溃了无产阶级队伍。这支队伍在大肆逮捕下大大地缩小了，它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及其报纸。如果没有农民半无产阶级和不满现政权的小资产阶级作为自己的同盟军，无产阶级就没有力量反对法西斯独裁。意大利共产党在向共产国际这条路线靠拢上，是缓慢的和阻力重重的。许多领导人和相当一部分中层干部对陶里亚蒂关于必须实行转折的号召充耳不闻。由陶里亚蒂主编的、在巴黎出版的意共月刊《工人国家》1929年3月3日不得不承认：“我党中央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就国际问题进行的讨论表明，在我党中央内部也存在着分歧。这些分歧大体上同共产国际中几乎所有党在接受或解释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时所出现的路线分歧完全一样。”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危险》。文章强调：“无产阶级之所以提出要由它来取代法西斯，是因为意大利社会所面临的历史性抉择并不在于要进步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民主）还是要向中世纪倒退的资本主义（法西斯），而在于要资本专政还是要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1929年7月）加强了对意大利党的压力。开除布哈林和亨伯特—德罗茨就是一个例证。《工人国家》立即在7—8月合刊上非常明确地写道：
“不严格地清洗我们的队伍，不从我们的队伍中清除掉那些表达不是我们的思想澎响的人，不清除掉那些企图在我们队伍中散布怀疑、犹豫和混乱的人，争取多数的斗争是不可能的。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应该从十中全会的决议中得出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结论。反对机会生义的斗争在我们队伍中也应该具有在共产国际其他党的队伍中所具有的尖锐性，即应该毫不犹豫地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从《工人国家》上看到，十中全会对意大利党提出的批评在于：一、要求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改正所犯的某些“错误”，进一步澄清党的政治路线；二、要求更多地注意党的政治路线；三、要求在领导机关和一切切活动领域中更猛烈、更明确、更有效地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9月，安杰洛·塔斯卡被开除出党，但抵制仍在继续。1930年3月意大利共产党政治局发生了分裂。当时提交表决的文件认为：
“法西斯施加的压力本身，就是要在某些劳动者阶层中形成这样一种意见：鉴于无产阶级不可能迅速打倒法西斯，因此最好的策略是支持一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运动，只要这个运动能提出在意大利消灭法西斯，则不提无产阶级革命也可以。”
文件认为，这种观点是“彻头彻尾的虚伪”，是“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反对法西斯制度，并以前者代替后者。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工农群众脱离革命斗争，而不准备起义和内战”。陶里亚蒂、隆哥、卡米拉·拉韦拉投票赞成决议；投反对票的是地下刊物领导人阿丰索·莱奥内蒂、工会运动领袖保罗·拉瓦佐利，以及组织部长彼特罗·特雷索。格里埃科和西洛内没有参加会议。彼特罗·塞基亚的票起了决定性作用，尽管他作为青年联合会的代表，他的票仅有参考价值。几个月以后，莱奧内蒂、特雷索和拉瓦佐利被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还遭到了猛烈的诽谤。所有的人都必须对他们三个人进行公开的谴责。就连伊尼亚齐奥·西洛内也因不赞同转折而受到压力，他必须表态反对他们三个人。
葛兰西知道上述情况吗？他对这些问题存什么看法？除了他的哥哥杰纳罗以外，任何人也不能合法地回到意大利，更不能到都里监狱看望葛兰西，征求他的意见。杰纳罗·葛兰西当时在巴黎工作，陶里亚蒂去找他，并委托他转告安东尼奥上述情况，要他回来后汇报安东尼奥的观点。1930年6月9日，形势发展到把莱奥内蒂、特雷索和拉瓦佐利开除出党。一个星期以后，即6月16日，杰纳罗到都里监狱探望弟弟安东尼奥。
马切拉·费拉拉和毛里齐奥·费拉拉说：“尽管葛兰西不可能了解全部细节，只能了解冲突的总提法，但他在监狱中还是表示赞成最严厉的措施。”实际上并非如此，尽管后来杰纳罗是以不引起风波的方式把他们的谈话内容向陶里亚蒂做了汇报。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是为什么。
探监时在场的是一位撒丁人看守，他来自吉拉扎的邻村波利拉蒂诺。“我们可以自由地交谈”，杰纳罗对作者说。他在可以支配的短时间内把他应该说的都告诉了他的弟弟。安东尼奥感到十分诧异。安东尼奥是同意莱奥内蒂、特雷索和拉瓦佐利的路线的，因此他不赞成开除他们。他不同意共产同际的新路线，认为陶里亚蒂过于仓促地表示了赞同意见。7月份杰纳罗进行了第二次探监。他在吉拉扎探望了家里人之后，又回到都里。他受到一大群便衣警察的监视。甚至他同塔齐娅娜一起吃饭的饭馆也受到了监视。这次谈话时在场监视的不是看守，而是受监狱长委托的刑事部秘书。兄弟俩不得不限于谈些家常琐事。后来杰纳罗就返回巴黎了。他对作者说：“我找到了陶里亚蒂，并对他说：‘尼诺完全站在你们一边’”。这种说法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于是我就问他这样说的原因何在。他不理解我感到惊讶的原因。他认为，这样答复陶里亚蒂是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他是这样解释的：在当时那种炽热的斗争中，以陶里亚蒂为首的集团坚决镇压任何与共产国际持不同意见的人，如果让巴黎和莫斯科知道了他弟弟的真正立场，他怀疑他弟弟也会被指责为机会主义，于是他掩盖了自己弟弟的真正立场。他最后说：“如果我的回答与此不冋，连尼诺也不会幸免于难。”
与此同时，在狱中的葛兰西听到杰纳罗通报的情况后，陷入了思想的旋涡之中。在第一次探监的当天（6月16日)，他写信给塔齐娅娜：“我刚刚同我哥哥谈了话，这引起了我思想上的波动。”引起波动是自然的，后来经过对全部问题和事件的思考之后，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而且就在那年年底，他决定对狱中的冋志们进行新的政治教育工作，他利用在院子内放风的时间给他们讲课。
我们从阿托斯·利萨出狱后亍1933年3月22日写给党的领导核心的报告中看到，葛兰西当时准备培养新的、不受宗派主义影响的干部。
利萨说：“实际上，葛兰西不厌其烦地重复说，党沾染了最高纲领主义。他坚持在同志们中进行政治教育工作，其目的至少是要培养一个核心，并使这个核心为党在思想上的健康发展作出贡献。他说，在党内常常过分地害怕使用那些不属于最高纲领主义者旧词典里的名词……任何不符合幻想家主观愿望的策略和行动，一般都被称为是对革命策略和战略的歪曲。这样，人们常常在谈论革命的时候并不太清楚怎样进行革命，以及为了达到目的所需要的手段，他们不善于使自己的手段适应不同的历史环境。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宁肯高谈阔论，而不愿采取政治行动，或者是把两者混为一谈。”
下而是朱塞佩·切雷萨（1938年）提供的另一个证明：
“某些同志在1930年就断言，法西斯的垮台近在眼前（这些玩世不恭的预言家们说：两三个月，至多今年冬天，法西斯就要倒台），他们还认为可以直接从法西斯独裁转为无产阶级专政。葛兰西对这种肤浅说法十分恼火，他同这些机械的、脱离实际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进行了斗争。这些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贫穷’因素为基础的，并把这个因素当成是把群众运动引向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决定性因素。他说：‘贫穷和饥饿可以引起骚动和反抗，甚至可以打破已经确立的平衡，但是为了摧毁资本主义制度，还需要许多其他条件。’”
陶里亚蒂在共产国际六大上曾经说过：我们认为，法西斯的确立及其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的彻底反动的改造不会带来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景，然而却向我们表明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熟，我们正在经历着无产阶级革命在政治上的准备时期，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准备时期。”
切雷萨说：“葛兰西仍然完全相信群众的能力，但他看到法西斯的乌云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巨大的思想混乱，挫伤了群众的斗志。因此他确信，在这种情况下群众肯定是渴望民主的。”
《工人国家》作为以陶里亚蒂为首的集团的喉舌曾经写道：
“我们排除所谓‘过渡阶段’的前景，即排除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之前有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这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努力达到这样一种前景，那时形势的发展将使劳动群众及其先锋队——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有一个合法或半合法的活动时期，并使他们能在这个时期中重新组织自己的力量，而不至于天天遭到敌人的严重干扰。1917年3月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有过这样一个时期，而我们却不可能有这样的时期。”
葛兰西认为（切雷萨提供的材料)：“法西斯已把意大利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排挤到最不重要的地位上，因此意大利阶级斗争的进程将在法西斯严格压制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群众的压力甚至可能影响部分同劳动群众有密切接触的法西斯党领导人。同时，资产阶级反法西斯的反对派也会活跃起来，那些‘支持派’会变成反对派，当然他们将企图从群众运动的兴起中得到好处，并把这一运动局限在资产阶级国家范畴之内。那么，可以提出从法西斯独裁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吗？不能，不能这样提，否则就陷入了公式化。”
《工人国家》写道：“经常听到这种说法，似乎随着意大利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加剧，我们会看到资产阶级脱离法西斯。资产阶级在形势的推动下，将成为‘反法西斯的’力量，将抛弃意大利反动政权目前的大部分机构、执政的方法等等。反法西斯组合①和一切‘民主人士’都把他们的政策置于这种前景之上。毫无疑问，意大利劳动阶级的某些阶层，甚至我党的某些人也有类似的观点，至少有这种观点的反映……我们可以并且应该承认，如果不在一部分领导阶级中造成恐惧的心理状态，或者至少造成他们对自己的力量缺乏信心的心理状态，那么就不可能形成尖锐的形势……如果这一点是正确的，那么下边这一点就更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工作建筑在这一种前景的基础上，认为他们缺乏信心和感到恐惧将导致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反法西斯’阵营，也就是说将导致建立一个这些领导阶级的反法西斯营垒，那么我们就将犯极其严重的错误……法西斯今天是一个只有用起义性质的群众运动才能打倒的组织。没有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阶层愿意和能够主动掀起类似的运动。”
① 它是意大利流亡国外的各反法西斯政党（共产党和人民党除外）于1927年在法国成立的组织，1928年提出建立共和制的主张。——译者
葛兰西认为(据利萨的报告)：“我们党可以和意大利各反法西斯政党采取共同行动……意大利的革命前景应该有两种，即最可能出现的前景和不太可能出现的前景。现在据我看，最可能的前景时出现一个过渡时期。因此党的策略应该以这一目标为指针，不要害怕显得不太革命。”
《工人国家》认为：“‘组合’和社会民主党不提‘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而提‘寡头政治’；不提‘国家资本主义’，而提‘家长式的制度’；不提反动派和资本的独裁，而提‘愚昧’和‘封建势力占了上风’。他们使用这样的语言就是要使工人忘记，为无产阶级革命、为打倒资本主义制度、为争取社会主义所进行的斗争是历史赋予今天工人阶级的任务，也是反法西斯斗争的唯一可能的内容。如果我们在这方而对‘组合’的政治历史主张作任何让步，甚至对他们使用的那种模棱两可的和令人昏昏欲睡的语言作任何让步，或者作出任何其他类似的让步，那统统都是机会主义，是从根本上偏离了我们的政治路线。”
葛兰西（据利萨的报告）认为：“无产阶级争取同盟军的任务是十分微妙和困难的，然而，不争取这些同盟军，无产阶级就不可能进行任何严肃的革命运动。①如果考虑到意大利农民和小资产阶层政治发展所受到的特殊历史条件的局限，那么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争取这些社会阶层将成为党的特殊工作。这项工作要循序渐进，以便使这些社会阶层能够接受……今天，使意大利南方或其他地区的农民懂得国王在社会上是无用的，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是要使他们相信劳功者可以代替国王就不那么容易了，正如他们不相相信动者可以代替老板一样。小资产阶级以及军队中没有得到提升或生活没有保障而不满的下层军官，更容易相信他们的状况能在共和制度下得到改善，而不是在苏维埃制度下得到改善。第一步应是引导这些阶层就宪法和政体问题表态。所有劳动者，包括巴西利卡塔和撒丁最落后的农民都已经看到王室是无用的。党可以在这方面与意大利各反法西斯政党采取共同行动。”
① 着重号为引者所用。——原注
葛兰西的推理观点实质上是这样的：一、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党也不能只依靠最多不过六千名的积极分子；二、最适宜的策略不是孤立的宗派主义，而是要寻求阶级联盟；二、可以争取落后的农民和不满现状的小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结成同盟，但只是为了争取达到中间的目标，即争取恢复被法西斯扼杀了的自由。这样，就必须推动并领导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运动。根据切雷萨的报告，葛兰西的结论是：“党应该找到一个能动员所有反法西斯力量参加这一运动的口号。”
狱中同志们的学习持续了几个星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葛兰西的观点，例如利萨本人以及清洁工安杰洛·斯库基亚就持另一种观点。利萨说，分歧明朗化以后，“就要求每个参如讨论的人重新研究这个问题，以便十五天后再来谈自己的想法。然而并未能进行重新研究，因为葛兰西在错误情报的影响下认为，同志们的讨论已发展到派别活动”。
但是，这并不是什么“错误情报”。
乔万尼·拉伊说：“各牢房同志们的议论实际上并没有始终保持政治讨论的性质。相反却经常地，而且我认为是过于经常地陷入流言蜚语，甚至中伤。在评价葛兰西个人问题上，有时发展到诬蔑的程度。当时我同布鲁诺·斯帕多尼和安杰洛·斯库基亚关在一个牢房。斯库基亚甚至说葛兰西的立场是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他不再是共产党人，而是机会主义的克罗切分子，必须向党揭发他的分裂活动，因此应该把他摒弃在集体和放风的院子之外。开始时斯帕多尼和我都耐心地克制着，总希望这个同志能理智起来，但同时我们也明确地告诉他，我们不能允许他继续干这种应该受到谴责的活动。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告诉了葛兰西。他立刻对我们说，其他牢房的讨论也经常变成荒唐可笑的评头品足。这只能导致同志间的分裂。”
情况极其紧张。因为葛兰西常劝同志们不要同看守人员争吵，说他们这些从前的农民对严酷的监狱生活并没有直接责任，于是就“有人指责他有过分的合法主义，甚至是害怕失去他所享有的特权，即他有写作所需要的东西和书籍”。
葛兰西不愿再与别人接触。有一次他对拉伊说：“我往往不得不干那种令人不愉快的事：刮去油彩看看下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有这么一种人，有时甚至在我们中间也能找到，他们看上去道貌岸然，但实际上却是一些只会耍嘴皮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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