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意〕朱塞佩·费奥里《葛兰西传》（1970）
第二十一章
葛兰西专心致志地撰写一篇关于南方问题的论文。他对这个题目并不生疏，因为这一直是他思考的政治问题。他在吉拉孔和桑图卢苏朱的农牧民中间度过自己的童年时曾思考过这个问题，他在卡利亚里上中学、阅读萨韦米尼的著作时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到都灵后，他离开了农民，生活在工人之中，在这种新的环境里他仍然不断地思考着这个问题。当然，这时他有了不同的眼光，也更加成熟了，他正把南方问题作为更加广泛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一个方面来进行深入研究。少年时代的葛兰西是在撒丁主义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也就是说他是在撒丁居民的落后状态不断被揭露出来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而这种落后状态正是由于撒丁岛遭到拋弃而造成的。所以他起初对南方问题的看法是狭隘的，是受到为本乡本土而斗争的模糊的乡土观念的影响的。他当时认为整个撒丁岛都是为争取解放农民和受饥挨饿的阶层而斗争的主角，而这种解放只有通过把整个撒丁岛作为“民族和地区”同“大陆”进行斗争才能实现。后来，他有了社会主义思想，才发现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在都灵，他发现了一条真理：不是整个“大陆”，而只是有产阶级即受保护的工厂主阶级才从保护贸易主义制度中捞到好处，而南方经济却遭到损害。二十二岁的葛兰西在1913年赞同德费努和凡切洛起草的反对保护贸易主义的宣言，这是出于他那抗议寄生的企业主阶级的立场。但这位年轻的撒丁人已开始弄清一个道理：南方问题同全国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用特殊的办法能够解决的问题。如果国家的总政策是以满足部分人的利益为宗旨，那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南方政策。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葛兰西在二十五岁时所写的文章（1916年4月1日的《南方与战争》），当时他同《人民呼声报》的定期合作仅仅开始了几个月：
“南方并不需要特别的法律和特殊的待遇。它需要的是总的对外和对内政策。这种政策应尊重国家的总的需要，而不是以个别的政治倾向或地区的需要为指针。修建一条道路或一座山区水库，并不足以抵偿某些地区由于战争所遭受的损失。首先需要的是，未来的贸易条约不致关闭这些地区的产品市场。”
这样，从全国问题看南方问题，就使南方问题更加完整，所以葛兰西在1919一1920年的思想突破是合情合理的，那时他就把南方问题放在了社会主义国家要解决的是广泛的全国性问题之中：北方资产阶级压榨意大利南方和岛屿，使它们变成了被剥削的殖民地。北方无产阶级在从资本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同时，也将解放受北方银行和寄生性工业奴役的南方农民群众。”（载 1920年1月3日的《新秩序报》）这是他经过长期思考后得出的结论。对撒丁农民和牧民生活的直接了解是他进行长期思考的基础。1925年5月16日，一位议员在议会中对他人喊什么“您不了解南方”，显然这位议员对葛兰西的历史及其兴趣都了解得很少。然而还需补充一点：除了其最亲密的朋友之外，人们一般都不知道葛兰西曾是个南方主义者。他在1926年秋天，即被捕前几周，开始撰写的那篇论文，曾使许多人感到吃惊。这篇论文是1930年在巴黎发表的。
这篇文章标志着葛兰西从斗争年月从事新闻工作到狱中进行思索的过渡。他在过去十年中撰写的文章，大部分都同每天的政治斗争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其中有些文章已经表明葛兰西是位伟大的杂文作者，这在后来的《狱中札记》中得到了充分证实。但在当时，由于宣传和论战的迫切需要，新闻工作也就自然地成了无产阶级进行动员和发起进攻的武器和工具。1916—1925年的葛兰西首先是（当然不仅仅是）一位“抨击性文章”的作者。从这篇关于南方问题的文章中，我们仍可以不时地看到其抨击性文每的特点。但是在这里我们也会很快发现，葛兰西的视野更加开阔了，已经超出了当时论战的需要。现在他的着眼点发生了变化，他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上从长远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了（这也是他后来写《狱中札记》时的态度），所以就产生了这篇堪称对意大利现实进行政治和社会分析的典范的杂文。
在这篇文章中，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调查方法，描绘出近三十年来意大利政治生活的演变。本世纪初，意大利资产阶级实行了过分排他的和暴力的独裁后，感到不能再平安地进行统治了。1891年两西西里的农民起义和1896年米兰的起义就是其“痛苦的经历”。这就是说，它必须依靠另一个阶级，必须在资产阶级民主的体系中寻找新的同盟军。它有两种选择的可能性：或是实行农村民主，即联合南方农民，实行关税自由以及普选、行政权力下放和降低工业品价格等政策；或是建立工业劳资联盟，即不要普选，实行关税保护主义，维护国家中央集权，实行工资改革和工会自由的政策：意大利资产阶级选择了第二个办法。这时资产阶级统治的代表人物是乔利蒂，而社会党则变成了乔利蒂政策的工具。但是，无产阶级却自发地起来反对改良主义头目们的政策。1910年以后，意大利社会党被迫重新实行不妥协的策略，劳资联盟也就不起作用了。这时，乔利蒂改变了手法：他用资产阶级和代表北部与中部意大利农民群众的天主教徒之间的联盟来代替资产阶级和工人的联盟。在这种形势下，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什么呢？葛兰西的回答是坚定的：首先要孤立资产阶级，把它同本来不是它的天然同盟军的阶层分离开。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在组成使它能把劳动人民的大多数动员起来去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联盟体系时，才能成为领导阶级和统治阶级。在意大利现实的阶级关系中，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必须取得广大农民群众的赞同。由于农民问题在意大利具有两种特殊的形式，即南方问题和梵蒂冈问题，因此争取农民群众的大多数对于意大利无产阶级来说，也就意味着从社会角度把这两个问题看成是自己的问题，意味着理解农民群众的阶级要求，并把这些要求纳入自己的革命纲领。无产阶级只有这样，只有在摆脱了各种行会主义残余之后，才能成为领导阶级。否则，占意大利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阶层必然继续受资产阶级的摆布，资产阶级同家也就有能力抵住无产阶级的进攻并削弱无产阶级的力量，在弄清了目标之后，怎样才能取得农民群众的赞同呢？葛兰西写道：南方社会是由一种社会阶层构成的农集团；一盘散沙的广大农民群众；农村中的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地主和大知识分子。第二个阶层（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自特点明显的阶级，即中小土地所有者。他们不是农民，自己不耕种土地，甚至以务农为耻辱。他们把自己不多的土地出租或以对分收成的形式让别人耕种，从而维持自己丰衣足食的生活，并能送儿子上大学或神学院，替嫁给军官或国家文职官员的女儿筹办嫁妆。中等知识分子从这个阶级中承袭了对农民的极端鄙视的态度，把农民看成是劳动机器，可以最大限度地榨取，并可以因人口过剩而任意更换。此外，中等知识分子还承袭了对农民及其破坏性暴力的恐惧心理，从而也承袭了极其虚伪的面纱和非常巧妙地欺骗与麻痹农民群众的手腕。这类知识分子在农民看来是民主的，而在大地主和政府看来却是反动的，是道德败坏和不诚实的政客，然而他们却是把南方农民同大地主联系在一起的媒介。可怕的农业集团就是这样组成的。这个集团从总体上看是北方资本主义和大银行的中间人和卫道士。它的唯一目标是保持现状。政治领域中的大地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大知识分子（朱斯蒂诺·福图纳托、贝内德托·克罗齐）集中代表并主宰着这一集团内部的一切事物。葛兰西写道：有些中等知识分子集团曾力图摆脱农业集团，并以新的形式提出南方问题。只要认真思考一下就可以看到，从普雷佐利尼的《呼声》到萨书米尼的《团结》这样一些意大利二十世纪最优秀的文化运动，主要都是受了南方主义的启示才发动起来的。但是，只是由于福图纳托和克罗齐这些上述运动的最高政治和精神领导人物的控制，才使南方问题的提出没有超出某些限度，才没有成为革命行动。《新秩序报》小组是这一环境中的独特现象。葛兰西承认，这个小组在思想上也受了朱斯蒂诺·福图纳托和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影响。但是后来，当这个小组把城市无产阶级作为意大利历史的现代主角，从而也作为南方问题的现代主角时，它就同上述传统实行了完全的决裂。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这个小组力图充当联系北方无产阶级和南方那些在新的、更先进的基础上提出南方问题的知识分子的中间人。葛兰西认为，圭多·多尔索是这些知识分子中最完美和最有意思的人物。这些知识分子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只有形成一个左翼知识分子的阶层——新型的中等知识分子，他们不再是农民和地主之间的联系人——才能打破农业集团。葛兰西最后写道：无产阶级同南方农民大众的联盟需要形成这样一个知识分子阶层。
这份手稿到此结束。由于被捕葛兰西未能加以修改和定稿。即使这样，作为葛兰西可能准备更加充分论述的专题的第一稿，就其典型的研究方法和论述的尖锐性来说，也是一篇典型的富有启发性的政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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