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意〕朱塞佩·费奥里《葛兰西传》（1970）
第二十二章
从苏联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令人不安。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内部在列宁逝世前就产生的冲突现在尖锐起来，派别斗争不断激化。托洛茨基因揭露党的官僚主义僵化被“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所击败。后来在“不断革命”还是“只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辩论中，托洛茨基又一次被击败，而托洛茨基并未因此缓和对斯大林的攻击。但是，现在苏共总书记手中集中了巨大的权力，使列宁在1922年12月24——25日和1923年1月4日口授的“遗嘱”中提出的忠告束之高阁。
列宁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①
尽管有列宁的严厉批评，斯大林还是保持了他的职位。这应归功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当时关心的是首先清除他们认为更危险的敌手托洛茨基，因此他们支持了“三驾马车”中的第三个人。在1924年5月的会议上，他们使中央委员会同意不把“遗嘱”提交苏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使斯大林重新进入党的书记处。然后，斯大林又排除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无产阶级的名义从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倒退到独裁制度的进程是相当迅速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的反对派在政治局内部己经处于孤立地位。同斯大林站在一起反对他们的还有右派（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和少壮派（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斯大林不想完全依靠右派的支持，在1925年12月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设法把少壮派选入政治局。到1926年夏秋之交，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和思想上的分歧由于反对派和多数派对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的不同解释而更加激烈化了。“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混合的经济体制：大工业由国家领导，中小工业、商业和农业由私人经营。由此而产生了工人阶级和农村阶层的利益矛盾——工人阶级由于工业危机不得不过着极其艰难困苦的生活，农村阶层则要求执行工业品低价和农产品高价的政策。在争论中左翼反对派支持迅速工业化的要求，认为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唯一的稳固支柱，否则无产阶级力量必然削弱；对富农的要求过于谦让必然使富农的力量日趋强大，而必将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1926年夏秋之交在莫斯科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由于个人争权斗争所引起的强烈不满和敌对情绪不断加深，辩论进行得异常激烈。斯大林虽然没有坚决地站在布哈林的亲农民政策一边，但当时他支持这种政策。为了彻底淸除左翼反对派，斯大林认为必须联合右翼，同时他也估计到，如果使农村破产，农民就有可能暴动。在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斗争公开化的时候，农民暴动是危险的。1926年10月，党中央内部的反对派和多数派的冲突达到了顶峰。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6卷617、618页。
在这个问题上，葛兰西同意多数派的意见。在“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还是“不断革命”的辩论中，葛兰西也是站在托洛茨基对立面一边的（后来他在狱中写了一篇文章，驳斥革命的拿破仑主义，革命输出论）。在当前新的争论中，葛兰西基于他的基本观念（为了巩固无产阶级的成果，工农的永久联盟是必需的要素），不能不反对工人行会主义的复活，他似乎透过左派的主张看到了这一点。但是除了辩论的实质以外，辩论的方式及其激烈和尖锐的程度使他担心。他还担心苏共领导层内部的分裂会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影响。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在意大利，正处在为生存而斗争的阶段。难道俄国革命者对此没有考虑吗？难道他们能忘记对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所承担的义务吗？1926年10月14日葛兰西受意大利共产党政治局的委托，给苏共中央写了一封开诚布公的信。独立思考向来是他的力量所在，他心中没有偶像，怎么想就怎么写。信中说：
“意大利共产党人和我国全体有觉悟的劳动者一向极为关心你们的讨论。过去在俄共每次代表大会上或会议的前夕，我们都确信，尽管论战尖锐，但俄国党的团结并不处于危险之中……今天，在你们党第十五次会议的前夕，我们已没有过去那种信心了，我们感到无比的忧虑。我们认为，反对派目前的态度和论战的尖锐性要求兄弟党进行干预……同志们，在世界历史的这九年中，你们是各国革命力量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因为你们所起的作用，从广度和深度上来看，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但是今天，你们正在毁掉你们的事业，你们在倒退，你们在冒失掉苏共在列宁推动下所取将的领导作用的危险。我们认为，对俄国问题的激烈情绪使你们看不到这些俄国问题本身的国际影响，使你们忘记了你们俄国共产党人的义务应该而且只能在囯际无产阶级利益的范畴内来完成。”①
① 着重字体为引者所用。一一原注
在苏联内部正在讨论的实质问题上，葛兰西毫不犹豫地承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集团所揭露的那种自相矛盾的状况，即无产阶级是统治阶级，它的生活条件却低于被统治阶级和从属阶级中某些个人和阶层的生活条件。信中说：
“然而，如果无产阶级不以牺牲本集团的利益来克服这个矛盾，就不能成为统治阶级。如果无产阶级在成为统治阶级以后，不为了本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牺牲这驻当前利益，那就不能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专政。当然，在这方面蛊惑人心是很容易的，一味强调这一矛盾的消极因素也是很容易的：‘谁是统治者？是你，营养不足、衣着破烂的工人，还是那些身穿皮大衣、享尽人间清福的新经济政策的受惠者？’……在这里蛊惑人心是很容易的，如果以行会主义的精神看问题，而不是以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理论来看问题，不这样做也是困难的。无产阶级是处于这样一种历史地位，而不是别的……反对派错误的根源以及他们的行动中潜在危险的根源都在这一点上。反对派的思想和实践完全再现了社会民主党和工联主义的所有传统，正是这点阻碍了西方无产阶级直到今天还没有组织起来成为统治阶级。”
在信的末尾，葛兰西向争论的双方发出了团结的呼吁：
“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同志在对我们进行革命教育上作了突出的贡献，他们有时还严肃有力地指出过我们的错误，他们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特别向他们发出呼吁，他们对当前形势负主要责任，因为我们愿意相信，苏共中央的大多数并不想完全压倒对方，是愿意避免过激措施的。”
那时在莫斯科担任意大利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的陶里亚蒂并不喜欢这封信。他认为，这封信的主要缺点在于首先强调了分裂这个事实，而把中央大多数人执行的路线正确与否的问题仅仅放在次要地位，陶里亚蒂在10月12日给葛兰西的信中明确指出，应该“毫无保留”地拥护多数派的路线。那么，呼吁团结还有什么意义？
陶里亚蒂指出：“你们在信中所表示的立场的危险性是很大的，因为从今以后列宁的老战友的团结大概将不复存在，或者很难继续存在。过去，维持这种团结的最大因素是列宁的巨大威望和个人权威。现在这个因素已无法弥补了。”
但是把分裂的责任归咎于整个领导，而不区分多数派和反对派，这样做对吗？
“在信的第一部分，也就是阐述俄国党及其领导核心的分裂可能给西方（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后果那一部分，你们不偏不倚地谈论所有俄国领导同志，也就是说，你们毫无区别地对待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和反对派的头头。安东尼奥在信的第二页上，号召俄国同志‘想一想，并更加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责任’。这里根本没有提对他们要有区别。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意大利共产党政治局认为大家都有责任，大家都应该规矩些。当然，这种态度在信的末尾有所改变，那里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负责人，并补充说：‘我们愿意相信，苏共中央的大多数并不想压倒对方，是愿意避免过激措施的。’‘我们愿意相信’这种提法就有保留，就是说，用这种字眼是为了表明还没有把握。现在，先不谈干涉俄国现在的辩论、指出党中央多数派的某些过错是否合适，先不谈这种立场只能完全有利于反对派，先不谈这些可能性问题，是否可以说党中央多数派也有过错呢？”陶里亚蒂是排除了这种可能性的。他完全站在斯大林——布哈林的立场上，认为反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大和托洛茨基的斗争走向极端是合情合理的。这就是他为什么不同意葛兰西在信中呼吁对反对派避免“过激措施”的原因。
“毫无疑问，苏联共产党的内部生活是严酷的。但这是应该的。如说西方的党想对它的领导进行干预，使它失掉这种严酷性，那么他们将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外国党对俄国共产党的危机越来越尖锐感到担心，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尽其所能努力缓和这种危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可以肯定，如果同意党中央的路线，促使克服危机的最好方法是声明自己毫无保留地支持这条路线。”
葛兰西读了陶里亚蒂的复信后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陶里亚蒂本人在给姜西罗·费拉塔的一封信中曾谈到这点：“葛兰西收到了我的信，是由苏联驻罗马使馆人员转给他的。葛兰西在使馆―间办公室里得到了这封信。他可能在那里很快读了这封信并立即写了一封简短的复信，不接受我的意见。”这是葛兰西与陶里亚蒂的最后一次直接接触。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信件来往。
10月23日至26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当然，葛兰西避免“过激措施”的呼吁没得得到任何反响，斯大林一布哈林集团已经决心完全压倒对方。以下是这次会议的初步结果：托洛茨基被开除出政治局；季诺维也夫被解除了共产国际主席的职务（布哈林代替了他）；加米涅夫早在7月就不得不将他的外贸委员的职位让给米高扬，并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
在葛兰西表明立场后，共产国际书记处决定派其书记朱尔斯·亨伯特——德罗茨到意大利，通报俄国共产党内部辩论的情况。意大利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决定11月1日至3日在热那亚附近的瓦尔波切维拉举行秘密会议。10月31日，即会议前夕，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波伦亚发生了暗杀墨索里尼的事件，据说是十五岁的小孩安泰奥·赞博尼干的。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法西斯暴行：抢劫、报复行动（克罗齐在那不勒斯的家也被捣毁）、反对派报纸的印刷厂被烧毁。公开行动对葛兰西来说已经成为充满风险的冒险。但他还是离开罗马前往瓦尔波切维拉。
陶里亚蒂根据当时接近葛兰西的同志提供的情况说：“葛兰西想经米兰到热那亚去，在米兰有几个同志接他，但在米兰，他甚至连火车也没能下。一个警官不让他下车，说：‘议员先生，为了您的安全，请回罗马去吧。’他同意了这种安排，随即乘上第一列开往罗马的火车。就这样，他使米兰和热那亚的同志都脱离了危险。但他没有能够参加他作了充分准备的会议。”
几天以后，即11月4日，葛兰西给朱莉娅写信说：“由于发生了偶然事件，我不得不又回到了罗马。”瓦尔波切维拉会议本来应是一次澄清事实的会议，但没有取得任何结果。1926年11月30日，鲁杰罗·格里埃科给陶里亚蒂的报告说：“10月31日至11月2日的会议开得很平淡！阿马德奥（波尔迪加），安东尼奥（葛兰西），安杰洛（塔斯卡）等人没有出席，参加的人很少……”尽管葛兰西一直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是寄往莫斯科那份文件的发起者和起草人，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瓦尔波切维拉亳无结果的会议后，亨伯特——德罗茨想单独会见葛兰西。难道是当时意大利急剧恶化的形势阻碍了这次会见吗？
波伦亚的暗杀事件是强化法西斯政权的好借口。11月5日，政府彻底埋葬了意大利仅有的一点自由，决定吊销一切护照，对企图秘密逃亡国外的人可以使用武力，查封一切反法西斯的报纸，解散所有反对政权的政党和团体。甚至设立极刑和特别法庭的法律草案也准备好了，众议院订于11月9日讨论通过。
在那种极端的形势下，大家都认为葛兰西应该安全的地方去。他去瑞士的事已经安排妥当。《团结报》总务埃斯泰尔·赞博尼的妻子到了罗马，她的任务是陪同葛兰西从罗马到米兰。葛兰两认为没有必要跟她走。原因是什么？可能有两条：
1926年11月中甸，卡米拉·拉韦拉在给陶里亚蒂的报告中说：“我们很早就坚持要葛兰西‘外出’，作为我们政治局的国外中心，它将承担特殊任务并与我们中心保持密切联系。一般讲，葛兰西总是对此提些反对意见。他认为，只有当形势发展到连工人们也认为有绝对必要时，才需要采取这种措施，他认为领导人都应留在意大利，直到完全不可能时为止。他还提出了别的理由，这些都应考虑。”
参加11月9日议会会议的愿望在葛兰西思想上占了统治地位，那时将讨论政府5日通过的扼杀宪法自由的法律。也许他不相信有可能被捕，因为他的议员任期还未满，有豁免权作为保证。最近事态的发展使他错误地产生了乐观情绪，11月6日早晨出版的法西斯报纸《台伯河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罗贝尔托·法里纳奇的动议。这个动议指名建议撤消反对派议员的任职，撤消的理由是阿文汀集团议仍有计划地不参加议会的工作。这个理由不适用于共产党议员，因为他们脱离了阿文汀集团，早就恢复参加议会的会议。事实上，《台伯河报》公布的名単也没包括共产党议会党团的议员。葛兰西相对的沉着可能与此有关。11月8日晚上，他在蒙特奇托里奥宫（议会）一个大厅里召集了党团的几个同事的会议，委托埃齐奥·里博迪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发言，反对恢复极刑，反对法里纳奇关于撤消阿文汀集团议员任职的动议。但是当天晚上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里博迪回忆说：“晚上八时许，墨索里尼在他的官邸齐基宫召见了法里纳奇和奥古斯托·图拉蒂，通知他们说在名单里要加上共产党议员的名字。法里纳奇提醒说，动议草案说开除阿文汀集团的议员是因为他们不参加议会的会议，而共产党人是一直参加的。墨索里尼回答说，这是国王的意图。”国王参与了政变的准备，并以此为条件支持政变。天黑以后，葛兰丙并没有怀疑会发生突然变故，他离开议会，回到了比亚门外他的家里。他没睡觉，晚上十点半，尽管有议员豁免权，他还是被捕了，那时他才三十五岁。
被捕后，他马上给朱莉娅写信说：“你曾写信说，我们二人都还相当年轻，还能指望一起看到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现在你要牢牢地记住这点，每当你想到我并想到我和孩子们团聚时，你都要坚强地这样想。我相信你和往常一样，会是坚强勇敢的。你应该比过去更加坚强勇敢，要使孩子们很好地成长起来，要使他们一切都无愧于你。”
葛兰西给妈妈写道：“这些天来我非常想你，我想到你到了这个年纪，在经受了一切折磨之后，现在我又给你带来了新的痛苦。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你要象我一样地坚强起来，你要以你巨大的母爱和全部的善良温柔原谅我。知道你在痛苦中能坚强和忍耐，对我也是一种鼓舞的力量。我是平静而安详的，我在思想上作好了一切准备，也将努力从体质上克服可能等待我的困难，保持平衡……亲爱的，特别在这个时刻，我感到我没有一直对你们那样热情和体贴，而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你们受之无愧的。当我想到这点时，就感到内疚。你们还象过去一样爱我吧，记着我吧！”
安东尼奥·葛兰西长期受熬煎的日子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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