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意〕朱塞佩·费奥里《葛兰西传》（1970）

第二十章

　　1925年3—4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肯定了四大和五大的路线，即无产阶级专政是最终目标，但在意大利应该首先实现过渡性目标，这就是要恢复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共产国际的意见是必须建立最广泛的劳动群众及其政党的联盟，以便进行这场斗争。而这个联盟要由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来领导。葛兰西一直注视着意大利局势的发展，他坚信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当时意大利形势的特点是：经过三年的法西斯恐怖统治，人民群众渴求民主的心情要比恢复革命的愿望更为迫切。他在1924年9月1日的《新秩序》上著文写道：

　　“马泰奥蒂危机使我们受益不浅……它使我们懂得，群众经过三年的恐怖和镇压之后变得非常谨小慎微，他们不愿冒任何风险……这种现象是注定要消失的，并且必将在不久的将来消失掉，然而现在却依然存在着，而且只有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在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失去同整个劳动者阶级联系的情况下，才能加以克服。”

　　因此，必须同波尔迪加主义作斗争：“如果我们党内的某些派别或倾向不顾形势的许可与否，出于狂热而蛮干的话，那么就必须以全党的名义来反对它们。”但是，看来波尔迪加是不会投降的。
　　波尔迪加拒绝任何过渡性解决方法。在他看来，除了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外，没有任何其他选择的余地。他认为，打着民主招睥的资产阶级统治，并不比已经彻头彻尾地变成了专制主义的资产阶级统治好。法西斯上台只不过是与无产阶级为敌的集团之间简单的权力更迭。从长远观点来看，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反对资产阶级的政党。所有其他政党，从社会党到撒丁行动党，毫无例外统统都是资产阶级秩序的支柱。因此打倒法西斯，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任务就落到了共产党一党身上。这个党要洁身自好，不能要任何不纯的盟友，并且不需要经过任何民主形式的过渡阶段，因为他认为这种过渡阶段比法西斯更坏。况且，法西斯在打破了各种民主幻想之后，难道不是更好地为共产主义开辟了道路吗？难道不是更好地提出了共产主义的必要性吗？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概念化的分析，是一种自杀性的策略。其唯一结果就是使共产党孤立，实际上这只是空洞的革命说教。而在当时为了反对法西斯的极权主义，需要的不是关于起义的空洞词藻，而是要采取具体的行动。1921年春，“人民勇士”行动队成立了，这是一个对法西斯暴力坚决进行武装抵抗的组织。波尔迪加认为，采取任何形式同社会党人结盟都是违背几个月前里窝那分裂的宗旨的。他命令共产党员不要同社会党人搞在一起。事实上，波尔迪加在作出这一宗派主义决定时，并没有遇到党内其他领导人的反对。当时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站在他们领袖的极端主义的立场上。事实上，党的路线从那时起就根本没有发生过变化。为了挽救他，季诺维也夫曾经让他当了共产国际的副主席。可是，与其说这个固执好斗的人有强烈的虚荣心，还不如说他执迷不悟地崇拜自己那种始终如一的精神。
　　党的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这是一次检验党内力量对比的大会，葛兰西不得不进行长时间的旅行和游说。乔万尼·法里纳在谈到1925年夏天在米兰召开的省委积极分子（各地区、各部门和各支部的负责人）会议时，回忆了葛兰西当时的发言：“当前，意大利人民不是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而是为争取民主而斗争。不懂得这一点，就意味着不懂得在我们眼皮底下所发生的事件的含义。”对那些“在街头巷尾到处都看到革命”的人（包括法里纳在内）来说，他的这些话是值得怀疑的异端邪说。这些话也助长了党内极左派的无稽之谈，这些人认为葛兰西已堕落到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上了。
　　那个夏天，工作是非常紧张的。8月15日他给朱莉娅写道，“我离开了罗马，现在还在外地。为了开会，我不得不到处奔波，而且我必须不断设法不让警察知道我的行踪，他非常想念朱莉娅和孩子：

　　“最近我去过许多不少外国人远道而来游览观光的地方，看到了那些受到赞美的迷人景色，欣赏了那些非常值得欣赏的风光。比如，我去过米拉马雷，我觉得卡尔杜齐对它的描述是一种错误的幻觉。那里洁白的塔顶好象是刚刚涂上石灰的烟囱。大海是黄色的，肮脏而又浑浊，因为那里的筑路工人向海里投进了成吨成吨的碎石。我觉得那儿的太阳象炉火一般炙热，超出了季节的正常温度。但我马上意识到，我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印象，是因为我成了无情之人——这是你妈妈的话。而我所以对大自然和生活失去兴趣，是因为我的身边缺少了你。自从我开始爱你的那天起，我所享受的喜悦无一不是同你联系在一起的。每当我想起你不在我的身边和你不能看到我所看到的一切的时候，这种喜悦就立即消失了……对于我来说，德利奥犹如一颗八月的流星，难道我们的爱情不是也有同样的特点吗？”

　　每一个孩子都使葛兰西想起德利奥。他在米兰短期逗留时住在那波·托里亚尼街七号，即《团结报》出版社所在地。在阁楼上住着报社管理人阿拉迪诺·比博洛蒂及其妻子儿女。葛兰西在这个阁楼上也有一个小房间。《团结报》当时的编辑菲迪亚·萨萨诺回忆说：“在办公室的走廊里，当没有别人在场时，他会趴在地上同比博洛蒂的孩子一起玩耍。”
　　9月，葛兰西迁到陶里亚蒂在罗马的家里住了几天。在他的主持下，起草了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纲。这次代表大会将于来年1月在里昂召开。这个文件的笔调是新颖的，对意大利形势和共产党的任务作了清醒的、冷静的分析。这个文件摆脱了意大利工人运动代表大会那些文件的论战式的说教，科学地分析了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及法西斯在这些矛盾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次，这个文件还分析了哪些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力量和政治（“动力”，哪些是可以动员起来加入战胜法西斯联盟体系的力量。这个文件对法西斯最终归宿的分析是有预见性的，这说明了文件的深度：

　　“法西斯整个思想宣传、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倾向最终必然导致帝国主义。这种倾向表明，意大利工农业领导阶级已经感到必须在本国领土之外寻找解决意大利社会危机的因素。这种倾向孕育着一场战争。这场战争表面上是为了意大利向外扩张，但这种扩张实际上会使法西斯的意大利成为某个争夺世界的帝国主义集团的工具。”

　　概括地说，里昂代表大会提纲的要点是：阐明了法西斯化是稳定意大利资本主义的一种手段；确认了无产阶级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分析了所有可以争取过来加入工农集团的群众力量，划清了支持法西斯的资产阶级力量与已经参加或者可能参加反法西斯民主组织的资产阶级力量的界限；最后，基于以上的分析，确定了共产党支部在率领工人阶级这个领导阶级中所起的首要作用。这些支部是在生产场地建立起来的。同波尔迪加相比，这个提纲有明显的进步，尽管在这些上张中仍然能找到一些旧的宗派主义残余（后来，陶里亚蒂本人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在这个文件中，还存在同旧的宗派主义方针的痕迹”）。在这里指出葛兰西在同旧宗派主义的决裂中所作出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
　　一些同志告诉他，朱莉娅将来罗马“工作”，这个消息使他十分激动。“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判断这个消息，因为你根本就没提过这件事。我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塔齐娅娜。可怜的塔齐娅娜竟然为此激动得不能入睡。她确信，你无论如何是会来的，她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你。”朱莉娅和德利奥是在10月份来到罗马的，陪她们--起来的是埃乌杰妮娅。因为这时葛兰西已同帕萨尔格一家迁到莫尔加尼大街，所以他在特拉帕尼路给他们租了一套备有家具的房子。他认为还是小心一点为好，因此不同他们住在一起。他怕连累他们，怕政府吊销朱莉娅的居留证。这时形势进一步恶化了。10月4日，法西斯暴徒在佛罗伦萨制造了新的恐怖活动。他们杀害了社会党的众议员加埃塔诺·皮拉蒂和律师加埃塔诺·孔索洛。后者是在自己的家里当着他妻子和孩子的面被杀害的。这天夜里法西斯进行了闻所未闻的残酷屠杀，还有许多人受了伤，许多反对派的住所被捣毁。对法西斯主义持反对立场的人危在旦夕。因此人人必须谨慎行事。10月21日，葛兰西在莫尔加尼大街的那间房子遭到了警察局的搜查，被搞得乱七八糟，后来，11月4日又揭露了一起企图暗杀墨索里尼的案件。这一天正是意大利胜利纪念日①，墨索里尼要在奇基宫②的凉台上发表演说。社会党前众议蒂托·扎尼博尼企图从“恶魔”旅馆的一个房间里向他开枪，但结果被发现了。这个事件使法西斯更加猖狂起来，局势变得更加严重了。朱莉娅每天上午和下午到苏联驻意大利大使馆去，她在那里当职员（她为了能同安东尼奥在一起，放弃了演奏小提琴和教授音乐的职业）。葛兰西每天晚上到特拉帕尼路找她，他们共进晚餐，一直呆到午夜后才离开。他们从来不一起上街。朱莉娅有时同自己的姐姐和莱奥妮德·佩里利一起到阿根廷剧院或亚得里亚剧院听音乐会。安东尼奥从不陪她们去，他呆在家里同孩子一起玩。

　　① 纪念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取得的胜利。——译者　　② 奇基宫是意大利总理府。——译者

　　德利奥才一岁半，但他爸爸认为他有非凡的才能，对待他就象对待大人一样。后来葛兰西说德利奥会弹钢琴，也就是说，“他能根据动物的叫声判断键盘各种音阶的不同位置：小鸡的叫声按键盘的右边，黑熊的叫声按键盘的左边，其他一些动物的叫声在键盘中间的不同位置上”。葛兰西还说，他确实相信他儿子有超人的智慧。他还说：“他对动物的热爱是通过两种方式表达出来的：一是音乐，因为他能在钢琴上找出与动物叫声相应的音阶来，从低音熊到高音小鸡。二是绘画。”葛兰西说，这孩子喜欢别人总是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首先要把挂钟放在桌子上，任他摆弄。然后必须用画画的方式给姥姥写信，把一天给他印象最深的动物画上去。这之后再到钢琴旁，演奏他那动物音乐，最后再做各种游戏。”
　　在家里，杰妮娅当家。在朱莉碰和塔齐娅娜去办公室和学校上班时，她又做饭，又照管孩子。在她情绪反常时大家都受到影响，但都能宽恕她。自从莫斯科之行以后，葛兰西曾长时间地考虑过杰妮娅对德利奥的眷恋。这使他感到不安。后来报上的一条消息使他感到篇惊。消息说：“住在热那亚的一个撒丁人家庭发生了悲剧。一位患有癌症的妇女服毒自杀时，还毒死了她五岁的侄子。她留下一张字条说她要把侄子一起带进天堂，因为在天堂里她也不能没有他。”这种依恋别人的病态心理甚至可能造成犯罪行为，这是葛兰西感到忧虑的真正原因。有几天他常听到德利奥喊他：“佳佳。”这个同在俄语里是姨父的意思。仅由于塔妮娅当着塔妮娅的面对此进行了断然干预，才把称呼纠正过来。从葛兰西方面来说，虽然他为此担心，但他也注意不要因此而引起风波。
　　1926年1月下半月，葛兰西秘密地越过了法国边境去出席在里昂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是继里窝那建党代表大会和1922年3月在罗马召开的另一次代表大会之后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当时，出国并不很容易，但葛兰西对长时间地走山路和在野外开会已经习以为常了。他在一年前写给朱莉娅的一封信中说，他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在雪地里旅行和躺在雪地里过夜”。在里昂有来自意大利各地的代表（百分之十八点九缺席）。波尔迪加分子对各省代会的召开、省代会的辩论和出席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方式等问题都表示了异议，并指责葛兰西多数派滥用权力。1月20日，葛兰西在代表大会政治委员会讲话时，批判了左翼的观点，指出起义的尝试是不现实的。
　　他说：“无产阶级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只依靠自身的力量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所以它必须寻找盟友，这就是说，它应该推行这样一种政策，这种政策能使它成为在反对资本主义方面具有共同利益的各阶级的领导阶级，并率领它们去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社会的斗争。这个问题对于意大利特别重要，因为意大利无产阶级在劳动人民中是少数，而且从地理位置来看，如果它不能正确解决同农民阶级的关系，就不可能设想会胜利地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我们党今后特别要致力于提出并解决这个问题。”
　　葛兰西的意见是，现在应该考虑如何进行政治组织工作，而不是通过起义的方式夺取政权。中央委员会多数派为大会起草的提纲得到百分之九十点八的与会代表的赞成，从而获得通过。中央委员会左翼（波尔迪加派）只获得票数的百分之九点二，但波尔迪加向共产国际告状说，代表大会未按规定办事（共产国际驳回了他的申诉）。
　　与此同时，意大利的最后一点自由也被法西斯窒息了。1926年1月16日，当人民党议员脱离了阿文汀集团，并重新回到国会大厦时，他们被法西斯议员打得头破血流。第二天，墨索里尼说：“阿文汀集团的任何人要想很轻易地得到宽恕回到这个大厦来，就必须公开郑重地承认以下三点：第一，法西斯革命已是既成事实，因此对它采取任何抱有成见的敌对行动在政治上都是无济于事的，从历史角度来看，则是荒唐透顶的，那只是活在国家范畴之外的人的一种臆想；第二，阿文汀集团那种穷凶极恶的、利用丑闻进行投机的宣传运动已经可悲地失败了，因为本来就不存在政府或我们党的道德败坏问题；第三，必须宣布自己同那些仍在国境之外继续进行反法西斯鼓噪的人毫无关系。那些脱离了阿文汀集团的人如果接受并遵循以上三个条件，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宽恕，重新回到这个大厦来。但如果拒不接受和执行这些条件的话，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上——我还要在这个位置上呆相当长的时间——他们就别想进来，明天不行，永远不行！”
　　墨索里尼曾经讲过，1926年是“法西斯革命的拿破仑年”。统一社会党（屠拉梯的党，蒂托·扎尼博尼是该党党员）在行刺墨索里尼的阴谋败露后，立刻被解散，它的机关报《正义报》也遭关闭。从1925年11月开始，《自由革命》也停刊了，因为都灵警察局长命令皮埃罗·戈贝蒂停止一切出版活动。戈贝蒂丁1926年2月6日离开祖国前往巴黎（他在到达巴黎后九天就死了，死时还不满二十五岁）。阿门多拉和萨韦米尼也迁居国外。1926年1月31日颁布了一条法律，规定凡在国外继续进行反法西斯活动的人，一律开除意大利国籍，并查封其财产，重则予以没收。被开除意大利国籍的人中，就有萨书米尼和天主教记者朱塞佩·多纳蒂。多纳蒂曾揭露过警察头子德博诺犯有参与杀害马泰奥蒂的同谋罪。马泰奥蒂案件的审理是1926年3月16日到24日在基埃提进行的。当局和法官们在市政府和省政府接见了被告的辩护人——法西斯党书记罗贝尔托·法取纳奇。此后便删掉了起诉书中的“谋杀”二字，将其改为“误杀”。杜米尼、沃尔皮和波韦罗莫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十一个月零二十天（一年前颁布的大赦令使他们免刑四年）。宣判后两个星期，也就是4月7日那天，一位六十二岁的英国公民维奥莱特·吉布森在罗马市政府的督监宫门口向墨索里尼开了一枪，稍微伤了一点他的鼻子。她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过去住过疯人病院。事件发生后，法西斯分子对最后几家还享受自由的报纸也进行了报复。《世界报》和《共和国之声报》的编辑部被捣毁。这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生活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阿波洛·舒赫特来到了罗马。他是一位托尔斯泰式的美男子，身材魁梧，蓄着长长的胡子。当然，1926年的罗马到处都能看到法西斯党徒，这同本世纪最初十五年中人们所看到的安静而舒适的罗马几乎没有相似之处。但是由于德利奥在这里，就使葛兰西他们在这里的生活有了乐趣。正如十年前一样，舒赫特一家又在意大利重聚了，只是缺少娜迪娜·列昂季耶娃，这时没有关于她的任何消息；安娜还同她的丈夫一起住在莫斯科，另外还缺少维托里奥和妈妈。尽管生活条件并不富裕，一切活动都处于半地下状态，但这段时间对葛兰西来说是幸福的，因为至少他能享受到家庭的天伦之乐：朱莉娅、德利奥在他的身边，这使他能够忍受住政治工作的艰难。
　　朱莉娅又怀孕了。她不愿放弃苏联使馆的工作也不想离开意大利。然而，政治形势严重恶化，廹使他们作出新的决定，他们必须考虑到朱莉娅将来不能在意大利继续生活下去怎么办，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葛兰西象其他反对派的领袖一样，也可能被迫出国。埃乌杰妮娅认为，最好朱莉娅提前离开，因为等孩子出生后事情会更加复杂。另外，从罗马的温和气候突然转到莫斯科的寒冷气候，对孩子也有害；其次，大家都在莫斯科安排就绪以后，一旦事态迫使安东尼奥离开意大利，他的活动将会更自由一些。看来埃乌杰尼娅的话是有道理的。他们于7月离开了罗马，按计划先在波尔萨诺省的特拉福伊避暑。1926年8月7日，朱莉娅越过了国境（二十三天之后，即8月30日，朱利亚诺诞生了）。埃乌杰妮娅和塔齐娅娜同德利奥一起留在特拉福伊。安东尼奥8月底来到这里。
　　后来他给朱莉娅写信说：“我有这样一个印象：德尔卡要比在罗马时更壮实了。同样，他的智力也得到了发展，他同外界有了接蝕，知道了许许多多的新鲜事。我想，在这个山峦重叠、冰川遍野的特拉福伊的生活，将会在他的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一起玩，我给他做游戏，我们在乡间点燃了篝火。那里没有蜥蜴，所以我没有教他如何捕捉蝌蜴。我觉得，对他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开始了，这个阶段将在他的记忆中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在成长中将不断地认识这个伟大而可怕的世界。”
　　葛兰西想教儿子学几句撒丁方言，他说：“我曾想教他唱《鸟儿，放下无花果吧》这支撒丁民歌，但是他的姨妈们都竭力反对。”9月里，孩子同姨妈杰妮踫离开了这里。从此以后，安东尼奥就再也没有看到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