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意〕朱塞佩·费奥里《葛兰西传》(1970)
第十九章
法西斯的压力在增长,而阿文汀集团越来越明显地表明它对此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1924年9月12日,即葛兰西从撒丁岛返回五天后,已经休会五个月的议会复会了。就在这时,共产党人同阿文汀集团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分裂。一位名叫路易吉·雷波西的共产党众议员受委托进入正在举行马泰奥蒂纪念会的议会大厅,宣读一项声明。大厅里只有法西斯议员和亲法西斯议员,但雷波西亳不胆怯,他当着这伙法西斯骨干说:“自古以来,就不允许杀人凶手纪念其受害者。”两星期以后,共产党议会党团的所有成员正式脱离了阿文汀集团,而重新进入了议会,以便利用其讲坛开展反法西斯的斗争。
同一天,也就是11月26日,葛兰西给朱莉娅写信说:
“大家都在紧张地工作。当前的政治形势迫使我们进行琐碎的但毕竟是伟大的活动。无产阶级正在觉醒,并重新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农民的觉醒更加明显,他们的经济状况是骇人听闻的。然而要把群众组织起来依然是艰难的。总的来说,党组织在乡村的支部和小组的行动和工作进展得都很缓慢。党中央必须不断地就地指导、推动和检查工作,帮助同志们并给他们指明方向,还要同他们一起工作。我们的力量大大加强了,我们能够在工厂召开有四千名工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会上工人们高呼共产党万岁、共产国际万岁的口号。法西斯分子不再使人感到毛骨悚然。群众集会后,还时有袭击某个法西斯头目的住宅的事情发生。资产阶级是一盘散沙,它不知如何组织一个可靠的政府,因此只能拚命地攀住法西斯。各反对派日益衰弱,实际上他们只要求墨索里尼更多地尊重法律程序。”然而他们并没有达到目的。
7月份,葛兰西在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曾经讲过,后来他又在9月1日的《新秩序报》上发表文章说:
“法西斯与反对派会妥协吗?……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法西斯就其组织的本性来说是不会容忍具有同等权利的合作者的,它只需要套上枷锁的奴仆,所以在法西斯制度下不可能存在代议制,任何议会必将立即成为其行动队的宿营地,或为醉熏熏的下级军官设立的妓院的前厅。”
1925年1月3日人们看到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长期以来,合法的反对派一直对法西斯的“正常化”进程抱有幻想。一些人甚至长期认为,似乎是由于墨索里尼对形势失去了控制才出现了大量的暴力行动,因此他不能对此负直接责任。这些人认为,只要法西斯党逐步清除除派性最强的人,就肯定会使内战结束。从阿门多拉主办的报纸《世界报》于1924年12月27日摘要发表切萨雷·罗西的备忘录一事,就足以使这些幻想告吹。这位原总理府新闻处处长拒绝充当替罪羊的角色,他写道:“这里发生的一切有的是直接按领袖的意愿办的,有的是经他同意的,或同他商量办的。”
七天以后,墨索里尼发表了措词强硬的讲话。这次他没有采取说一套做一套、口头上讲尊重宪章,事实上又煽动暴力的惯用手法。他在众议院说:“在这里,我向本届议会,向全体意大利人民宣布:我,只有我一个人对所发生的一切承担政治、道德和历史的责任……如果法西斯是一个结伙犯罪的集团,那么我就是这个犯罪集团的首领!”从1月3到6日的三天中,有九十五个政治上受怀疑的俱乐部和公共活动场所被封闭,二十五个“颠覆性”组织和一百二十个“自由意大利协会”小组被解散,六百五十五处住宅被查抄,一百一十一名“颠覆分子”被捕。没收反对派报纸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阿文汀集团有什么反应呢?它依然只足抽象地重申那些原则。合法反对派于1月8日在议会大厦的一个厅里召开会议,通过了一项声明。声明说:“宪法和正常化的假面具已被撕破。政府动员其本党的武装力量,践踏国家的根本法律,肆无忌惮地扼杀新闻自由,剥夺任何集会的权利。与此同时又纵容、包庇那些打击对立派的破坏行动和纵火案件。”这个声明作为对法西斯专制企图的揭露已为时太晚,作为使意大利免遭独裁蹂躏的反措施也只是杯水车薪,因为焚毁宪章自由的大火已熊熊地燃烧起来,当然类似的揭露不会使墨索里尼感到忧虑。1月12日葛兰西给朱莉娅写信说:“我们在意大利正在经历着一个在我看来是任何别的国家都没有出现过的阶段。这个阶段充满了难以预测的事件,因为法西斯已经成功地摧毁了所有的组织,因此也就摧毁了群众可以用来表达自己愿望的一切工具。”
葛兰西当时身体不好:“我患了神经衰弱症,此外,还有贫血症,(1924年12月4日)“我感到有些疲惫。几天来,神经性疼痛一直在折磨我,使我失眠。我的头昏昏沉沉。”(1925年2月2日)然而形势的发展使他不得休息,他拼命坚持已有一年了①。就象费利切·普拉托内所回忆的那样,他不停地撰写文章,为了“消除误解和成见,澄清形势和前途,动员各种组织及人员”,他跑遍了祖国各地,召开了许多会议。至于其他党员,他则用函授党校讲义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教育。他仍然保持在都灵那些年的习惯,即利用晚上同青年人在街上长时间散步的机会教育他们。
① 1925年1月16日他给朱莉娅写道:“从我们分别至今已经一年多了,对我来说,这是一段最紧张的生活,这是我的身体所不能完全承受的。”——译者
韦利奥·斯帕诺回忆说:“晚上我们二三两两陪着他从市中心步行到诺门塔纳大街。在这个学识如此渊博的人的谈话中,没有任何抽象的议论,没有任何照抄书本的大道理……他讲得很慢,走路也很慢,他字斟句酌、步步深入地讲出自己的论点,画龙点睛地加以评论,并不时地提出问题让别的同志回答。”
在非共产党人政治家中,他同撒丁行动党的领袖埃米利奥·卢苏交谈得特別多。他们经常一起去吃饭。卢苏向他询问关于俄国的问题,葛兰西则向卢苏打听撒丁农民运动的情况。他很少有机会参加娱乐活动,看戏剧或看电影。正象葛兰西给朱莉娅的信所描述的那样,他几乎从未离开过“这块纯政治的荒野”。
1925年1月底,葛兰西认识了塔齐娅娜·舒赫特。他一到罗马就开始找她,但一直没有找到。她的亲人陆续回到俄国后,她一个人留在罗马。后来爆发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和内战,俄国与世隔绝而联系困难,塔齐娅娜便很难得到有关自己家人的消息。1921年8月17日,朱莉娅给莱奥妮德·佩里利写信说:“如果您能收到这封信,望您设法找到塔齐娅娜,并把我们的地址告诉她。”信是在伊凡诺沃写的,从德国寄出的,尽管兵荒马乱,信还是收到了。不过佩里利没能马上找到塔齐娅娜,但最终还是找到了。塔齐娅娜处理问题的方式不能不说是古怪的,她面容憔悴,怀疑家里有的人已经去世了。她不给家里人写信,因为她怕这种预感得到证实。她深深陷入无法摆脱的烦恼之中。最初的家信她是从葛兰西那里获悉的,她得知葛兰西同朱莉娅结了婚。塔齐娅娜当时四十来岁,比安东尼奥大四五岁。她年轻时肯定是位漂亮的姑娘。由于饱经沧桑,这朵鲜花过早地凋谢了(现在她靠在萨沃亚大街的格朗东国际学院教授自然科学维持生活)。这次见面之后,葛兰西于2月2日立即给朱莉娅写了信:
“我认识了你的姐姐塔齐娅娜。昨天下午,我们从四点开始,几天一直呆到半夜。我们谈到了许多事情,谈到了政治,谈到了她在罗马的生活,谈到了她的工作的各种可能性,我们还在一起吃了饭。她的脆弱并没有使我感到吃惊。尽管她身体没有任何病,而且可以说她似乎很健康,但她吃得很少。我想我们俩已经成了好朋友……她答应给我讲述她经历的各种坎坷遭遇,以便我能全部转述给你。我认为她感到非常高兴,这既因为她长得特别象你,也因为她在政治上比其他人对我说的还要更加接近我们……只有不给‘那些人’(社会革命党)新闻自由的问题,以及某个伊斯马伊莉娅(好象是这个名字)或斯皮里多诺娃还在监狱中受苦的问题是例外。她想为苏维埃工作,但别人告诉她,苏维埃在罗马的所有代表都是流氓恶棍,这样她又不想与他们共事。因为她不愿让别人说她没有为革命作出牺牲而要享受革命的成果才同他们共事的。”
他们后来还经常见面。但葛兰西并没有满足个人生活中这点突破,他焦急地等待着再次拥抱朱莉娅和最终见到德利奥的时刻能早日到来。共产国际定于3月21日在莫斯科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葛兰西将率领意大利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2月7日他给朱莉娅写信说:
“我的行期又推迟了半个来月,但现在看起来我肯定要去。我甚至可以合法地拿到护照。这对行期的推迟是一种小小的安慰。我们能在3月底或4月初一起散步吗?……你知道吗?你姐姐塔齐娅娜多少使我感到你好象提前来到了我的身旁,她的某些举止特征非常象你。她那悦耳的声音很象是你的声音的回声(如果她知道我用“回声”这个词,她是会高兴的,因为有一次我说她的声音可以同你的声因媲美,她几乎觉得这是对她的讽刺,因为她认为你的声音太美了)。我经常去看她,她也经常同我一起到罗马的餐馆去吃饭,但我未能使她吃得比平时稍多一点……她想给你买高跟鞋,这使我感到吃惊:我极力反对她买,说你从来没穿过这种引人注目的鞋……她还想给孩子买几双鞋。你姐姐真是一位可怕的女人,她恨不得要穿遍世界上所有样式的鞋。”
1925年2月底他出发了。自1923年11月以来,他几乎有一年半的时间没有见到过自己的妻子了。德利奥当时已快满八个月,对葛兰西來说,他的小儿子总算是一个“活灵活现的孩子,而不是相片留给他的淡薄印象了”。他感到担心的倒是孩子患有百日咳。他经常用小车推着儿子在特维尔斯卡亚—亚姆斯卡亚街(今日的高尔基大街,舒赫特一家就住在那里)附近的几个公园里散步。然而他的三姨子埃乌杰妮娅的病情比德利奥的病更加使他感到不安。她曾患过严重的身心衰竭症,这种病迫使她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她在“银色的森休”疗养院里经过长期疗养才治愈。然而她的神经仍然非常脆弱,并有一些令人担忧的异常现象。在疗养院的时候,她对葛兰西的感情就超出了友谊的范围。现在她把自己也看成是德利奥的妈妈。这样,在葛兰西刚到莫斯科不久,下面这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本人在一封未发表的信中曾提到过他同朱莉娅决定送给替德利奥治病的女大夫一幅科雷焦的名画《达那厄》①中的小孩的复制品。葛兰西作为孩子的爸爸签了名,然后杰妮娅要求在朱莉娅的签名下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在她俩的签名旁边写上“妈妈们”。阿波洛先生对此非常不满,他不愿意德利奥叫杰妮娅妈妈,他经常说:德利奥只有一个妈妈,一个妈妈,一个妈妈。葛兰西也感到有些难为情,然而他不愿过问这件事。他非常尊重杰妮娅,他认识杰妮娅的时候她还躺在病床上不能走动,他还记得她所经受的各种痛苦。他明白,当她的身体不允许她大量活动时,德利奥对她来说就象是她的真儿子一样,这即是说,他是她同生活和世界进行联系的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纽带。葛兰西是个通情达谢的人,在他离开莫斯科的时候,朱莉娅答应很快就带着孩子和杰妮娅一起去罗马。
① 科雷焦(1489—153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达那厄》是他的杰作之一。——译者
4月28日葛兰西回到了意大利。在此之前,政府已经准备好一项法案,据内阁报告说,这项法案的主要目的是打击共济会。然而,法案的提法却清楚地表明它怀有更广泛的目的,即“限制各协会和社团的活动,并限制公职人员参加这些组织”。法案提议者的真正用心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决心要获得一种在合法形式掩护下打击各反法西斯组织的手段。
葛兰西认为,法西斯和共济会是竞争的对手,不是为相反的目标进行斗争的仇敌。法西斯的目的可能是先砍断共济会的双腿,然后再以显然对自己有利的条件迫使它妥协。如果这一法律得以实施,政府的疯狂镇压将首先针对那些不愿与其妥协的组织。1925年5月16日,葛兰西在众议院揭露这一法律的实质是进行镇压。这是他在议会首次发表演说。这位左翼反对派的青年领袖(葛兰西当时三十四岁),同四十二岁的被反动资产阶级突击队称作领袖的人终于面对面地交锋了。后者在1914年以前曾是《前进报》社长,革命的年轻一代的领导人。尽管在此以前他们从未有过见面的机会,但他们彼此是了解的。1921年12月1日,墨索里尼曾站在反对派席上对众议院说过:“无政府主义者说《新秩序》社长是个假傻瓜。他的确是个假傻瓜,因为这个撒丁岛驼背是位经济学和哲学教授,毫无疑问他有一个思维能力很强的头脑。”1924年3月15日,葛兰西在半月刊《新秩序》上写道:
“我们意大利拥有法西斯制度,有贝尼托·墨索里尼作为法西斯首脑,还有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把‘这位首脑’奉为神明,公开声明他是无往而不胜的,是新生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灵魂的组织者。我们每天在报纸上都看到几十封甚至几百封各地诸侯发给‘这位首脑’的致敬电。我们在照片上看到了那张我们在社会党群众集会上曾见过的最严峻的脸谱,我们熟悉那副面孔,熟悉那对滴溜乱转的眼睛。这对眼晴,过去曾以它固有的凶狠毒辣使资产阶级感到恐惧,如今又使无产阶级感到可怕,我们熟悉那个始终紧握的带有威胁性的拳头,熟悉其整个机体及其各部分结构。我们知道它可以打动资产阶级学校里的青年人的心,因为即使从近处看它也确实会给人留下深刻卬象……。”
然而墨索里尼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意大利小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典型,是外国人和神父的数世纪统治在祖国土地上遗留下来的所有残渣余孽的混合物,既狂暴有凶残。他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领袖,相反成了资产阶级独裁者。这是因为当资产阶级成为反动阶级以后,它喜欢那些残忍的面孔,它希望工人阶级对那双滴溜乱转的眼睛和那个紧握的带有威胁性的拳头感到它曾经体验到的同样的恐惧。”现在这两位领导人在议会大厦的大厅里首次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这两个人的性格和气质是截然相反的。
葛兰两并不具备政治宣传家那种洪亮的声音。他的讲话似乎是从头脑中直接发出来的,而未经过肺部和喉咙。在四月选举的第二天,戈贝蒂在《自由革命》上曾经写道:“如果葛兰西在议会大厦发表演讲,我们大概会看到法西斯的议员们聚精会神地、静静地倾听他那微弱纤细的声音。他们在努力倾听时,可能会产生一种新的思想激情。葛兰西的辩证法不是对各种阴谋骗局的抗议,而是完全从黑格尔思想的高度证明资产阶级政府玩弄阴谋骗局是必然的,不可抗拒的。”这些话是有先见之明的。韦利奥·斯帕诺回忆说:“在葛兰西讲话的时候,为了更清楚地听到他那微弱而坚定的声音,所有议员都移到了最左边的座位上①。罗马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张很大的照片,照片的画面是将手贴在耳后全神贯注听演讲的法西斯政府首脑。”葛兰西冷静地分析了共济会②和法西斯的阶级实质③,并从中得出初步结论:
“法西斯反对资产阶级在意大利拥有的唯一有效地组织起来的力量,其目的是取而代之,并独据国家分给共济会的肥缺。法西斯革命只不过是将某些行政人员调换成另一些行政人员。
墨索里尼:‘是一个阶级替代另一个阶级,就象在俄国发生的那样,就象在所有革命中通常发生的那样,我们也是要以这种方式进行革命……’
葛兰西:‘只有依靠新的阶级的革命才是革命,但法西斯却不依靠任何一个没有掌权的阶级……’
墨索里尼:‘但是只要大多数资本家反对我们,只要象莫塔和孔蒂这些最大的资本家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上投票反对我们,那就……’
法里纳奇:‘他们在资助颠覆性报纸!’
墨索里尼:‘阿尔塔银行不是法西斯的,这你们是知道的!’”
① 共产党属于左翼党,坐在议会大厅的左边。——译者
② “由于意大利统一的方式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长期以来共济会就成为资产阶级唯一有效的政党。”——原注
③ “法西斯在工厂被占领之后的第一个本能和自发的口号是这样的:‘让农村人去控制不善于对付工人的城市资产阶级吧!’”——原注
要反驳这一点并指出法西斯准备同还没有被纳入政府的力量实行妥协,对于葛兰西来说是很容易的:
“法西斯并末能把所有政党都拉入自己的组织。为了对付共济会,法西斯首先使用了打进去的政治策略,然后又采取了焚烧共济会办私处的恐怖手段。而今天,他们又运用了立法形式。在这种情况下,阿尔塔银行和官僚上层的一些人为了不丧失自己的地位只好同统治者达成协议。而法西斯政府也不得不同共济会达成妥协。当人们面临强敌的时候怎么办呢?首先砍断他的双腿,然后再以显然对自己有利的条件与其妥协……因此我们说,制定这项法律实际上主要是为了对付各工人组织。我们要问,为什么近几个月共产党在未被宣布是犯罪组织的情况下,宪兵只要发现我们的同志有三个以上聚集在一起,就要逮捕他们呢?……
墨索里尼:‘我们是在做你们在俄国做过的事……’
葛兰西:‘在俄国有得到共同遵守的法律,可你们只有你们的法律……’
墨索里尼:‘你们也进行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成批抓人。你们干得好极了!’
葛兰西:‘事实上,国家警察机关已把共产党看成是一个秘密组织。’
墨索里尼:‘这不是事实!’
葛兰西:‘然而只要发现在一个人以上的聚会中有共产党员,就是没有任何罪名也逮捕他们,并把他们投入了监狱。’
墨索里尼:‘但他们很快就被释放了。有多少人蹲在监狱里?简而言之,我们抓他们,只不过是为了认识认识他们。’
葛兰西:‘这是一种有计划的迫害形式,是提前实施和验证新法律,法西斯继承了乔利蒂政府的全部衣钵。你们的所作所为同乔利蒂的打手们在南方干的完全一样,他们也说逮捕反对派是为了‘认识认识他们……’
有人插话说:‘那只是个偶然事件,您不了解南方。’”
葛兰西立即反驳说:“我是南方人。”葛兰西的讲话不断被打断,这使他不能作连贯的演说,但每一次他都能重新抓住中心:
“正因为共济会分子将成批地转向法西斯党,并将成为它的一股力量,所以很明显,你们希望通过这法律来阻止伟大的工农组织的发展。这就是这项法律的实际作用和真正含义。有些法西斯分子还隐隐约约地记得,当他们还是革命党和社会党人的时候,他们的老导师是如何教导他们的。他们还相信,一个阶级如果没有由本阶级中最优秀和最有觉悟的分子组成的政党和组织,它就不可能站住脚跟并发展到夺取政权。有些人由于糊涂或基于反动立场才这样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教导,但其中有些东西是有一定道理的。”
然而在当时那种形势下,背定是由于各工人党的分裂,意大利无产阶级力量才总是后撤的。这位撒丁岛议员对向他叫嚷“您不了解南方”的人说:
“在意大利,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发展就是因为国家压榨农民群众,特别是压榨南方的农民群众。今天,你们也感到这些问题的迫切性,所以你们答应给撒丁岛拨款十亿里拉,给整个南方拨款几十亿里拉并修建公共工程。然而,如果你们真想做些严肃而具体的事情,那么你们首先应当把每年从撒丁人民身上搜刮去的一亿至一亿五千万里拉的税收还给撒丁岛,把每年从南方人民身上搜刮去的几亿里拉税收还给南方……国家每年从南方各个大区榨取巨额税收,但国家并没有以任何方式进行偿还,没有兴办任何公共服务事业……国家从南方农民身上榨取的钱财,为意大利北方的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尽管法律规定了各种镇压措施,尽管要建立大规模组织存在着各种困难,但在意大利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充满各种矛盾的基地上,必然会形成反对共同敌人的工农联盟……你们可以‘夺取国家’,可以修改法典,也可以尽力阻止各组织以现有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但你们不能逾越客观条件,因为你们自己也不得不在客观条件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你们只不过是逼着无产阶级去寻找一种不同于迄今在群众组织中最普遍遵循的方针罢了。我们要从这个讲坛上对意大利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说:意大利的革命力量是不会任人宰割的,你们的黄梁美梦是决不能实现的。”
会场上喧闹起来。这是葛兰西第一次在众议院发表演说,但也是最后一次。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站到那里讲过话。据说,墨索里尼会后在众议院餐厅里见到葛兰西时,曾伸出手向他走去,要对他的讲话表示祝贺。但葛兰西若无其事地继续喝他的咖啡,对伸来的手置之不理。不过这只是传说而已,并没有直接证据。
九天以后,他给朱莉娅写信说:
“工作极其杂乱无章,涣散脱节。这使我的心绪更加烦乱。困难在成倍地增加,现在这里有了一项关于(反对)各种组织的法律。它预示着警察要对我们党进行系统的瓦解工作。就这一法律,我在议会第一次发表了讲话。法西斯分子对我的态度相当热情,因此从革命的观点来看,我初次登台就失败了。由于我的声音微弱,大家都围坐在我的身旁听我讲话,并且让我讲了我所要讲的东西。尽管他们连续打断我的,但其目的只是要使我的讲话离题,却不是有意破坏。我听他们的插话觉得很好玩,但却不善于控制自己不去回答他们,结果上了他们的当,因为这样一来我很疲劳,再不能按我事先准备好的讲话要点讲完。”
葛兰西疲惫不堪。罗马的夏天折磨着他,他夜不能寐。他不得不谨慎行事,尽可能少出门,只会见少数几个朋友:
“我觉得孤独比什么都难受,这可能还由于共产党是非法组织,我们不得不单独地进行工作。我为了摆脱这种纯政治的荒野才经常去找塔齐娅娜,因为她能使我想起你。然而,你不在我身旁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的。周围世界在我眼前展现的一切景象都使我想起你和德利奥,都使我更加强烈地感到我的不幸……但这没关系……这一切都将成为过去,因为我确信,你是会来意大利的,那时我们将可能用我们的全部力量和心血来共同关照德利奥的成长。”
秋天,朱莉娅和孩子来到了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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