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意〕朱塞佩·费奥里《葛兰西传》（1970）

第十四章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7月19日在莫斯科召开。那时红军已经决定性地战胜了高尔察克、邓尼金和乌兰格尔的反革命武装。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出现了革命发展的前景。然而欧洲工人运动的痛心事件预告了革命事业的艰难。在柏林，军人及其同盟者社会民主党人于1919年1月打败了斯巴达克派革命者，并屠杀了他们的主要领导人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军人和社会民主党联盟还于1919年5月1日推翻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在匈牙利，贝拉·库恩共产党政府被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反革命军队推翻后，社会民主党人佩德莱于1919年8月初上台。但他的政府是个过渡政府，1919年8月12日海军上将尼古拉·霍尔蒂掌握了政权，在匈牙利疯狂地实行白色恐怖。从这些事件中，似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革命只在不存在（或反对）改良主义温和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而革命党（在俄国是布尔什维克）又向前发展的地方取得了胜利。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路线必然是向社会民主党宣战。大会讨论了社会党参加第三国际的二十一项条件。其先决条件除社会党应改名为共产党外，还要把改良主义者立即开除出党。
　　在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团中没有“新秩序派”的任何代表。代表中的“选举主义者”和“弃权主义者”（从塞拉蒂到波尔迪加）都是反对“都灵人”和工厂委员会运动的。然而代表大会的进程对《新秩序报》社长比对《前进报》和《苏维埃》社长更有利。
　　那时莫斯科了解葛兰西哪些情况呢？关于这个问题，1919年末到意大利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弗·德戈特的证明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可以从1923年在莫斯科出版的题为《在自由和非法中（回忆1918-1921年国外非法工作）》的小册子中读到这个证明，这本小册子从未翻译成意大利文。德戈特写道：“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弄到了一本由葛兰西主编的、在都灵出版的周刊《新秩序》。我对它很感兴趣。我明确感到，周刊的每个观点都是正确的。我向维兹……（阿伦·维兹内尔）同志提出让葛兰西到罗马来一趟。他马上来了。这是一位令人惊奇的有趣的同志：他矮小，驼背、大脑袋几乎不象是他的，目光深沉而富有智慧。他平静地分析了意大利形势。他的每个想法都表明他是一个深邃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都灵市……葛兰西的报纸的基础及他本人的影响是广泛的，尽管塞拉蒂和一位叫做尼科利里的苏联同志对此强烈地持有不同意见。”
　　德戈特回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在“斯莫尔尼宫”会见了季诺维也夫，并“把葛兰西同志的报告交给了他”。这是一份关于工厂委员会运动的报告。接着德戈特见到了列宁：“我长时间地汇报了塞拉蒂的情况。我谈了由葛兰西领导的我们的都灵同志完成的巨大工作。”
　　因此，我们从尚未发表过的弗·德戈特的证明中最终知道，葛兰西及其“新秩序派”尽管被排挤出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团，但他们并没有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导脱离联系。他们的立场在代表大会上迅速得到了反响。列宁起草的《关于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越本任务的提纲》第十七条明确地说：
　　“至于说到意大利社会党，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人会认为，该党都灵支部对该党提出的批评和实际建议，即载于1920年5月8日《新秩序》杂志上的向该党全国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基本上是正确的，是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的一切基本原则的。”①这里指的是上面提到的四月文件，即以《革新社会党》为标题发表的九条。在代表大会期间列宁对葛兰西的其他观点也表示过支持。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174页。

　　塞拉蒂拒绝接受立即开除改良主义者的方针。他不否认，在其他国家，改良主义者在战争期间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从而背叛了革命。但他认为机械地把这种结论运用到意大利却是错误的，因为这种结论对法国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有效的，而对意大利社会党的改良主义者却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早在1912年在雷佐·埃米利亚代表大会上，意大利社会党已经把无可救药的改良主义者比索拉蒂分子，博诺米分子和波德雷卡分子开除出党。把屠拉梯分子、莫迪利扬尼分子和特雷维斯分子同这些人等同起来是不公道的，因为他们在战争期间遵守党的纪律，曾把俄国革命当成喜事欢迎过，他们还要求同各共产主义小组团结起来，并要求意大利社会党参加第三国际。他认为逐步清党是可以斟酌的，但党不能分裂。这位最高纲领主义者领异人决非毫无根据地认为，当意大利反动资产阶级正在组织反攻的时候，社会主义阵线分裂是冒险的。他在代表大会7月30日会议上说：“我认为，需要考虑每个国家的特殊条件……同志们，我问你们：假如我们今天返回意大利就面临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假如帝国主义已作好向我们发动进攻的准备，执委会的同志们，你们能在这种形势下劝我们分裂吗？不能，尊敬的同志们，让意大利社会党自己来选择清党的时间吧！我们全体向你们保证，我们将进行清党，但让我们有可能以一种对工人群众、对党，对我们正在意大利准备进行的革命有利的方式进行清党。”列宁坚持他对社会会党的总的评价，不准备把意大利改良主义者同其他国家的改良主义者加以区别对待，因此他反对塞拉蒂的主张。在1920年7月30日举行的同一会议上，他回答塞拉蒂说：“我们应当向意大利的同志们说，同共产国际的方向符合的是《新秩序报》，而不是现在社会党和它的议会党团的多数领导者……因此，我们应当告诉意大利的同志和一切有右派的党：这种改良主义倾向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①
　　三天以后，即8月2日，波尔迪加成为列宁的指责对象。列宁早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谴责过那不勒斯小组的领导人和“弃权派”同志，说他们“从对屠拉梯之流先生们所作的正确批评中作出了错误的结论，以为凡是参加议会都是有害的。意大利‘左派’并不能拿出丝毫有分量的论据来辩护这种观点。他们简直不知道（或故意忘记）国际上有过这样的范例，即以真正革命的和共产主义的方式利用资产阶级议会而对于淮备无产阶级革命又确实是有益的”。②在代表大会上列宁重申了这种谴责，并进—步批评说：“波尔迪加同志显然想在这里替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辩护，可是，对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在会上主张进行议会活动的一些论据，他一个也没有答案……你们知道，我们在俄国不仅在理沦上，而且在实践上都已经实现了我们打垮资产阶级议会的意志。但是你却忽视了一个事实：没有相当长期的准备，这是不可能的；在大多数国家里还不可能一下子就把议会打垮。我们必须在议会里进行斗争来破坏议会……大家都说，议会是资产阶级用来欺骗群众的工具，但是，这种论据是反对你的，反对你的提纲的。怎样才能对那些受资产阶级欺骗的落后群众揭露议会的真正性质呢？如果你不参加议会，如果你站在议会外面，你怎么能揭露议会的阴谋和各个政党的立场呢？……无论如何议会是阶级斗争的舞台。”③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220页。　　② 同上书，第92页。
　　③ 同上书，第221—223页。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8月7日结束。葛兰西得到了新的鼓舞，尽管他当时的个人处境由于其他原因客观上是困难的。他在都灵之外几乎毫无名气，而在都灵他同塔斯卡绝交后，同“弃权派”脱离了联系。他独立于支部大多数（陶里亚蒂、特拉奇尼等）之外，遭到工会领导层的反对。他让他的哥哥杰纳罗从卡利亚里来负责《新秩序报》的行政工作（他需要在会计和类似的琐事上有个帮手，因为他很容易被这些事弄糊涂）。同杰纳罗在一起，他得到了很久以来一直缺少的可靠照顾和多方面的指导。他征求杰纳罗的意见，并告诉他一些连最亲近的同事和战友都不知道的事情。许多年以后，他在一封狱中来信中说：“我没想到还能在都灵再次见到我的哥哥。我感到非常满意，因为我同杰纳罗比同家里其他人亲近得多。”他哥哥到都灵来后，他感到不那么孤独了。
　　然而不能认为“新秩序派”内部分歧在夏季有所缓和。关于工厂委员会问题和在意大利社会党内发展共产主义小组问题的争论还在十分激烈地进行。《新秩序报》8月21日报道了列宁支持都灵运动的消息，并发表了简短的评论，“党中央机构及其负责人对都灵社会党支部为四月全国委员会会议准备的报告置之不理，可是第三国际执委会的同志却在莫斯科宣改了这个报告，于是它成为对意大利社会党进行评论的基础，并被定为代表大会特别会议讨论的有益题目。这个报告是在都灵冶金工人罢工的头几天写的，当时对有些人来说甚至连总罢工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事件那时是按着资本家的愿望发展的，工人阶级遭到了挫败。都灵支部为了使党站在运动的前列而进行的各种努力都没有得到结果，人们指责支部无纪律、轻率和无政府主义……这些事情都已成为过去……然而在回忆今年四月所经历的激动人心的日子的时候，使我们，无疑也使支部所有同志和工人群众感到高兴的是，获悉第三国际执委会的看法同意大利社会党最高领导人的似乎是最终的看法很不相同；获悉正是都灵‘几个头脑发热的人’的看法得到了国际工人运动最高当局的赞同。”这发生在意大利新的革命浪潮即占领工厂斗争的前夕。
　　由于工业家拒绝讨论意大利冶金工人联合会提出的增加工资问题，从8月20日起在全国各工厂都发生了“捣乱”斗争，即工厂职工为了防止关厂大家都去上班，但又不做工作。冶金工人联合会的目的并不是革命的，因为冶金联合会领导人的行动实际上是让政府进行裁决（6月乔利蒂重新上台，他的纲领看上去是改良的，但纲领中包含有“企业家阵线”的各式各样的警告和威胁）。但是，特别是在都灵却发生了革命运动。8月31日到9月1日的夜里宣布关闭工厂以后，第二天早晨工厂就被长期占领了。工厂委员会接管了一切权力。在“菲亚特一琴特罗”工厂里阿涅利的办公桌旁坐着乔万尼·帕罗迪，他是个工人、社会党党员。大家决定结束“捣乱”斗争，并恢复由工厂委员会安排的工作。尽管几乎所有技术人员和许多职员都逃走了，“菲亚特一琴特罗”各厂每天的汽车产量还保持在三十七辆的水平上，而正常情况下只有六十七、八辆。不仅意大利，甚至世界许多地方现在都注视着都灵。1920年9月5日皮埃蒙特版的《前进报》写道：“社会阶层被打乱了，历史价值被颠倒受指使、受奴役的阶级变成了领导阶级……他们在本阶级内找到了自己的代表人物……接管所有职权的人来自机械工人的甚层团体，他们组成了有机的、生气勃勃的机构。”这个令人惊奇的尝试，即使在远离社会党的阶层中，也引起至少是人们的关注和尊重，如果不是明显的同情的话。9月7日戈贝蒂在写给他后来的妻子阿达·普罗斯佩罗的信中说：“我们这里完全处于革命的洪流之中。我同情地注视着工人的努力，他们真正在创造新秩序。然而至少现在我还没有切身感到追随他们的行动的力量。但我似乎看到，本世纪最伟大的斗争将要出现，并将逐步明朗化。那时我将站在具有更高的热忱和牺牲精神的一方。我们正面临一场壮丽的事业。当然它可能遭到血腥镇压，但那将是衰落的开始。”在那些日子里，经常可以看到葛兰西及“新秩序派”的其他人（象四月罢工一样，《新秩序报》已停版）到工厂去同工人在一起，以便指导他们，同他们一起讨论在许多技术人员逃走的情况下开工的工厂面临的大量问题，并设法通过大家合作来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新形势使分歧趋向缓和。在战斗的时刻，大家又重新肩并肩地站在一起。革命的浪潮使塔斯卡、葛兰西的共产主义教育小组、波尔迪加分子（帕罗迪、博埃罗）和支部领导人（陶里亚蒂、蒙塔尼亚纳、特拉奇尼等）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然而一些工厂的强大工人组织还在搞极端主义，它们的行动方向不能不使葛兰西感到担心，因为这时出现了同社会党立即决裂、脱离社会党创建新党即共产党的倾向。
　　关于这个问题，葛兰西在7月3日的文章中曾把创建“真正的”共产党的想法说成是“本位主义的幻想”，至今他还没有改变这种看法。他仍然认为，应做的工作是对基层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教育，以便从内部夺取社会党。当他听到某个被占领的工厂出现分裂活动的消息时，他就去找他的小组的同志巴蒂斯塔·桑蒂亚，他是“斯珀”工厂的工人。这事发生在9月11日晚上，看门的警卫没有认出《新秩序报》社长。他跑去告诉聚集在厂内委员会办公室的车间委员们说，门口有个“身材矮小，头发特别长的同志”想要进来3葛兰西马上被让进了工厂，他在制造车间里转了一大圈，并同班上的工人进行了交谈，然后设法同桑蒂亚单独谈话。桑蒂亚本人叙述了他们谈话的内容。
　　葛兰西问：“你了解‘菲亚特—琴特罗’工厂有人要同社会党决裂以便创建共产党的活动吗？”
　　桑蒂亚说：“我了解很少。但是我同意只有在作了适当的准备之后才能抛开社会党。在都灵我们应作为多数，而不是少数持不同意见的人退出社会党。”
　　桑蒂亚评论说：“这个回答没有使葛兰西感到惊奇，因为四月罢工后，我们不只一次地讨论过这个问题，认为社会党的行为使任何让社会党领导机构接受第三国际的指示的希望和幻想都落空了。对此葛兰西也确信无疑，但他指导，问题在于争取参加社会党的工人。”因此他观在还不能同意波尔迪加分子控制的“菲亚特一琴特罗”工厂委员会的分裂计划。桑蒂亚继续说：“那个工厂的共产主义小组的许多同志的观点是令人担心的。他们受到了极其恶劣的最高纲领主义的毒害，更多地接受了表而形式而不是思想实质的影响。帕罗迪同志更是如此。但在那些日子里，平息愤怒并非容易，因为愤怒还在增长，人们更加项信工厂的革命运动已经衰落了。”葛兰西“非常巧妙地”建议桑蒂亚同帕罗迪取得联系。
　　但是他毫无结果。桑蒂亚说：“从9月13日和14日起在‘菲亚特一琴特罗’工厂开始酝酿的计划在20日爆发了。‘弃权派’同志决定划清自己同社会党和改良主义工会领导的责任界限，他们认为必须立即退出社会党创建新的共产党。”第二天，即9月21日，都灵的波尔迪加分子就建议“弃权派”中央委员会（阿马德奥· 波尔迪加的《苏维埃》几天之后报道了这个消息）“开始创建共产党——共产国际意大利支部的工作，并为此立即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波尔迪加比较谨慎，他认为应在即将召开的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展开斗争。“弃权派”中央委员会拒绝了都灵分裂分子的建议，都灵社会党支部的领导（陶里亚蒂、蒙塔尼亚那和特拉奇尼等人）也采取了反对“菲亚特--琴特罗”波尔迪如分子的立场。9月22日皮埃蒙特的《前进报》发表文章明确进行谴责。文章说：“这不是比赛谁走得快，谁到得早，而是要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应作为唯一伟大的组织出现，要使无产阶级对它有信心，并通过它能够团结所有革命力量。”
　　与此同时，占领工厂的斗争趋于失败。除都灵外，其他地方的群众并没有积极参加这次革命斗争，各工会组织又只关心寻求体面的出路，它们从乔利蒂的调节使命中找到了台阶。由于意大利无产阶级广大阶层的消极态度，现在已不可能有别的作法，卢多维科·达拉戈纳说：“有些工厂的工人真正表现出了他们的觉悟和成熟；另一些工厂的工人能使他们的企业象资本家领导和管理工厂时一样运转；但是也有一些工厂，不仅由于群众的成熟程度不够，还由于缺少原料，缺少领导人和技术人员等许多原因不能开工；还有一些工厂被工人抛弃了，我们需要把工人从一个工厂调到另一个工厂去，以便建立小核心，给人以工人还在领导和管理工厂的印象。”革命浪潮逐渐低落了，实质上工人遭到了挫败。他们不得不抛弃工厂，并于10月初在乔利蒂提出的妥协条件的基础上复工了。尽管企业家阵线对协议的某些方面还不满意，但它意味着工厂委员会运动的失败和结束。
　　几年后，葛兰西在1924年1月10日写给齐诺·齐尼的信中说那时（1919一20），在革命之后，我们有象社会党那样的党，有总是把一切看成玫瑰色、热爱唱歌和乐队超过热爱牺牲的工人阶级，如果遇到反革命阴谋企图的话，我们将无可挽回地被清除掉。”
　　10月31日和11月7日的行政选举临近了。都灵社会党代表大会建议支部书记陶里亚蒂和葛兰西作候选人。塔斯卡说：“在代表大会上有许多人起来反对葛兰西”，指责他在1914年10月曾写过被认为是主张参战的文章（《积极的和有行动的中立》）。塔斯卡继续说：“不应忘记，在那个年代，社会党曾决定不接受以任何形式采取支持战争立场的人作候选人……然而还有其他原因。”在考虑接受陶里亚蒂的候选人资格时，尽管他曾自愿入伍，却没有引起疑虑。其他原因是：“在1916—1918年和《新秩序报》出版后那段时期，葛兰西曾谴责过许多模棱两可的人，还揭露过一些多少具有虚荣心的人，在都灵许多人对他怨气冲天……何况葛兰西不是政治演说家，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和工人才认识和赏识他。”
　　右翼对他发起了攻击。但是，如国控制支部绝大多数的陶里亚蒂和特拉奇尼集团没有反击对葛兰西候选人资格的攻击的话（他们占优势，是可以这样做的），就难免使人怀疑，是否在占领工厂期间曾经缓和了的夏季分歧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事实上，葛兰西的名字从候选人名单上给划掉了。
　　在那个时期，这并不是使葛兰西感到痛苦的唯一原因。1920年11月5日，葛兰西收到了发自吉拉扎的电报。电报说，在蒂尔索河堤坝建筑工地工作的他的姐姐埃玛病危。安东尼奥立即搭船去撒丁，他己经猜到了电报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埃玛在疟疾区工作，患了恶性高热症。安东尼奥来到村镇的时候，埃玛已经埋葬了①。既然到了吉拉扎，安东尼奥就在家里待了几天。但是他的心情很不安，佩皮娜太太常常发现他若有所思。他瘦得皮包骨头，面色苍白，疲惫不堪，一张精疲力尽的脸使她感到害怕。他当时才二十九岁。

　　① 现在，埃玛·葛兰西的名字刻在建堤牺牲者的纪念碑上，一到堤坝口就可以看到这个纪念碑。——原注

　　葛兰西返回了都灵，这时由于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辩论就越来越激烈了。尽管各左翼小组（包括原弃权派——我们称“原”弃权派，因为他们同意第三国际二十一条，放弃了弃权派的成见；葛兰西的“共产主义教育小组”；“选举派”——这个词在关于参加选举问题的辩沦结束后，也就失去了意义；另外还有其他左翼社会党人。）之间的根本分歧仍然存在，但它们在忠于共产国际提纲方面找到了共同点。10月上半月，它们在米兰召开会议，发表了共产主义派纲领宣言。本巴奇、波尔迪加、福蒂基亚里、葛兰西、米西亚诺、波拉诺、雷波西和特拉奇尼代表各小组签了字。这样，这派的基础就建立起来了。1920年11月28—29日这派在伊莫拉获得正式批准，并取城市的名宇作为该派的名字。波尔迪加及其集团（唯一的全国性组织）在该派中占优势。葛兰西在1923年写给陶里亚蒂的信中说：“由于在1919—1920年期间我们我们讨厌组织派别，我们当时是孤立的。我们几乎只有几个人，而在弃权派集团中，派别和共同工作的传统留下了深刻的痕迹，至今在党的生活中，在思想和实践方面还有非常明显的反映。”从伊莫拉会议起，甚至在伊莫拉会议之前，就存在着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把党作为少数不妥协分子的派别，群众则追随他们进行革命行动（波尔迪加的观点）；党是群众的党，“不是利用群众来谋求法国雅各宾派那种壮烈行动的党”。由此产生了对社会党的相反态度：脱离社会党（这是波尔迪加的主张）；争取从内部革新社会党（这是葛兰西的主张）。即使在共产主义派纲领宣言发表之后，葛兰西还谴责反动势力企图把都灵“作为一种明确的政治思想的发源地”来打击它，“这种思想是要争取意大利杜会党的大多数，是要把社会党从维护资本主义末日的机构变成进行革命斗争和改造的组织”。一个星期之后，即10月24日，在题为《共产主义派》的声明中写道：“共产党人力图广泛地组织起来，力图取得对杜会党和劳动总联合会的领导权。”
　　那时期，列宁本人更接近波尔迪加而不是葛兰西。塞拉蒂在10月14日的法国《人道报》上写道：“我们人家都支持莫斯科的二十一条，问题是如何贯彻执行。我坚持必须把有害分子从党内清除出去，并建议开除屠拉梯，但我们不应该失去参加工会和合作社的群众。其他人想要彻底分裂。这就是分歧所在。”列宁在1920年11月4日到12月11日撰写的《关于自由的假话》中作出了回答。列宁反驳说：
　　“塞拉蒂怕发生分裂，怕这样会削弱党，特别是削弱工会、合作社和市政局……共产主义者却怕改良主义者对革命怠工……在自己的队伍里有改良主义者……就不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利，就不能捍卫住无产阶级革命……（就会）从米兰的市政经济会不会失败等等考虑出发，而拿整个革命的命运去冒险……”列宁的上述论点葛兰西完全同意。但列宁进一步说：“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争夺国家政权，就要进行决战……在这样的时候，不仅把……改良主义者、屠拉梯分子驱逐出党是绝对必要的，甚至把那些动摇和正在动摇的、要去同改良主义者‘统一’的优秀的共产党员从各个重要岗位上撤下来，也可以说是有益的。我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夕……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诺根、米柳亭这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和共产主义者……曾经表现过动摇，担心布尔什维克太孤立，认为举行起义太冒险，对一部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太不让步。于是冲突发生了，甚至发展到上面提到的那些同志擅自离开了党和苏维埃的各个重要工作岗位……过了几个星期，最久的过了几个月，这些同志都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回到党和苏维埃的最重要的工作岗位上来了……现在意大利正是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刻和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改良主义者①完全离开了党，连现在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巴拉托诺、扎纳里尼、巴契、扎科米尼、塞拉蒂这些优秀的共产主义者也离开党的领导地位，党只会百倍地加强起来，而不是削弱下去。”②这事实上是批准了波尔迪加关于左翼分裂的方针。认为列宁“再向左迈一大步”的要求能使葛兰西心甘情愿地服从波尔迪加是毫无根据的吗？仅在《关于自由的假话》发表后，葛兰西才同意分裂是不可避免的。12月18日，即距里窝那代表大会不到一个月，葛兰西第一次表示同意左翼分裂。他写道：“为已经发生的和无可挽回的事件哭泣是可笑的。共产党人是、而且应该是冷静的思想家，如果（在社会党内）一切都无希望了，就必须从头干起，就必须重新建党，就必须从今天起把共产主义派看成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党，看成是共产党的牢固基础，并热爱它。”
　　然而革命潮流正趋于低落，反动势力开始抬头。在1920年10月31日和11月7日的行政选举中，社会党重新获得了1919年的好结果，在八千个城镇的二千一百六十二个（包括米兰、波伦亚）和六十九个省中的二十六个占了多数。11月21日，当波伦亚市长、社会党人格努迪出现在阿库西奥宫的凉台上向欢呼的人群致意时，一帮法西斯分子闯入会场，疯狂地向人群射击。手榴弹从阿库西奥宫的一扇窗户里抛向人群，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十人死亡，五十八人受伤。一个月后，在斐拉拉，在同样的情況下，法西斯分子袭击了埃斯腾塞宫；三个法西斯分子被赤卫队打死。法西斯的报复行动增多了。

　　① 此句原文为：“如果参加1920年10月11日勒佐—埃米利亚会议的孟什维克”，作者引用时作了变通处理。——译者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345—348页。

　　这时塞拉蒂更多地考虑的是防守而不是进攻，因而他把上述情况都作为有力的理由，希望意大利社会党人在这种时刻能团结起来。1920年12月16日他回答列宁说：“我们并不是改良主义者的保护人。我们是保卫党、保卫无产阶级和革命免遭疯狂的破坏和毁灭。我们捍卫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团结，以便它能够对付明天的重建工作所遇到的困难和牺牲。意大利资产阶级已经开始了它的反动行动……今天资产阶级对劳动阶级从停战以来所发动的进攻开始了反攻阶段。意大利的资本主义有着强大的国家政权、强大的警察和司法机关、强大的完全有效的军队，它不准备放下武器，正在加强自己的队伍，紧密地组织起来。最近这次行政选举和意大利一些城市近来发生的事件充分证明，统治阶级打算极紧密地抱成一团，以便对付劳动阶级的坚定行动。”如果这就是意大利出现的资产阶级反攻的新形势，那就必须团结起来对付它，而不是分裂成更多的社会党。塞拉蒂自然认为在结束时应提及季诺维也夫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的意思①。他说：“我们并不是中间派，我们只要求第三国际对我们象对其他人一样运用同样的标准，即为了捍卫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应该让我们估价正在成熟的形势和在这种形势下应当采取的措施。”
　　一个月以后，即1921年1月15日，在里窝那召开了社会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结果并不是列宁所期待的意大利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赞同“纯粹的”共产党人的立场。
　　1924年葛兰西写道：“我们失败了，因为政治上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认为我们是错误的。他们没有支持我们，尽管我们有我们所信赖的第三国际的极大权威性的支持。我们不会进行系统的宣传，未能使社会党每个小组及其成员都动脑想一想；我们不会用意大利每个工人和农民部能理解的语言来解释1919—1920年期间意大利发生的每个事件的意义。”共产主义派投入战斗的方式带有波尔迪加的标记。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上葛兰西甚至一言未发。社会党的领导权仍掌握在塞拉蒂手里（九万八千票对“纯粹的”共产党的五万八千票和改良主义者的一万四千票）。大会之后，1921年1月21日，“纯粹的”共产党人少数派（即“统一派”共产党人，他们被认为是塞拉蒂的追随者）在里窝那圣马可剧院成立了新的意大利共产党。

　　① 季诺维也夫写到：“共产国际当然不准备用统一形式造就所有的党……共产国际肯定承认，有些地方问题的发展需要格挡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解决。”——原注

　　阿马德奥·波尔迪加是该党的绝对统治者。他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最终实现了“本位主义的幻想”（葛兰西七月份曾用过这种说法），创立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由于葛兰西刚刚转变，为了适应这种现实，他只得满足于起某种次要的作用。他面临被排挤出这个新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危险，因为有人激烈地反对他进入中央委员会。甚至新同志，至少是一部分新同志也使用了可怜的论战手法，这些手法过去在社会党内对立的双方是经常使用的。陶里亚蒂说：“改良主义者和最高纲领主义者在代表大会前的激烈辩论中曾散布说，葛兰西是个参战分子，甚至是前线敢死队的成员。在代表大会期间，有的代表以这种愚蠢的指责为理由来阻止葛兰西进入中央委员会。”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有《苏维埃》集团的八个共产党员（波尔迪加、格里埃科、福蒂基亚里、雷波西、帕罗迪、波拉诺、塞萨和塔西亚），五个左翼最高纲领主义者（贝洛尼、本巴奇、杰纳里、马拉比尼和米西亚诺），而“新秩序派”只有两个人（葛兰西、特拉奇尼）。《新秩序报》社长被排斥在执委会之外。执委会由波尔迪加和他的三个人（福蒂基亚里、格里埃科、雷波西）与特拉奇尼组成。
　　意大利共产党成立时的宗派特点今后还要长期保持下去。葛兰西后来写道：“反动势力企图使无产阶级再次回到资本主义开始阶段它所面临的状况，即无产阶级当时是分散的、孤立的，是单独的个人，而不是感到需要团结和渴望夺取政权的阶级。里窝那的分裂（意大利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脱离共产国际）对反动势力来说无疑是个巨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