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意〕朱塞佩·费奥里《葛兰西传》（1970）

第十三章

　　战争结束了。杰纳罗·葛兰西战时曾是“第二十一爆破队”的准尉，活动在红山和黑山地区，后来又调到卡波雷托北部山区。他退伍后，在卡利里亚掌管维托里奥大街的一家消费合作社。小弟弟卡洛战时也是军官，战后返回撒丁岛吉拉扎过市民生活，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工作。马里奥却继续留在军队里。他初中是在修道院上的，这对他帮助不小，他当上了少尉。他在瓦雷泽认识了一个伦巴底贵族出身的小姐安娜·马费伊一帕拉韦奇尼，并很快就要同她结婚，但现在他还愿意留在军队里。奇奇洛先生和佩皮娜太太在吉拉扎除卡洛外，还有格拉齐埃塔和泰常西娜陪伴。比安东尼奥大两岁的埃玛在蒂尔索河一家松坝建筑公司里当会计。从一定意义上说，葛兰西家里再没有从前那样的经济困难了。他们的生活比较安定，他们对尼诺在大城市当记者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当然，奇奇洛还不能理解这个受到称赞的青年的思想及其改变世界面貌的奇妙幻想。他常说：给《星期日邮报》或《意大利日报》这些有头脑的人办的正统报纸当记者就更了不起了……对类似的议论，佩皮娜太太的反应是温和的。她是尼诺寄回家的所有用红线划出的文章的热心读者，为了扭转话题，她说：“这就是说，他愿意象现在这样干……”
　　在1919年的时候，撒丁人对安东尼奥·葛兰西几乎还一无所知，然而在吉拉扎，人们已经开始认为，他给这个小地方带来了荣誉。韦利奥·斯帕诺说：“有一天，我从阿巴桑塔到吉拉扎去。在村口，我的一个亲戚指着一个漂亮的姑娘对我说：你看，这就是尼诺·葛兰西的妹妹。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就问，尼诺是谁？她含糊地回答说，他是个教师，记者，住在大陆上。他说话的口气充满了自豪感”。
　　从1918年12月5日起，葛兰西只在《前进报》工作，在都灵负责出版《前进报》皮埃蒙特版，地点在九月二十日路的拐角，大主教路三号。二十八岁的葛兰西同刚到都灵的头几年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再也不是个害羞、拘谨的青年了。他饱尝了孤独的痛苦，作为撒丁人他对大城市的人的蔑视态度感到愤怒，对周围人的冷淡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后来，他被一项激动人心的工作给迷住了，于是对自己的病体的忧虑也就渐渐消失了。有一段时间他身体很好，有时为了显示一下他的手力有多大，还故意用力握一握编辑部同事的手腕。这时，他会得意得像个孩子一样放声大笑。他充满了不容置疑的活力，在工作中成功地运用了从前积蓄起来的能量，他完全恢复了自信心。正像戈贝蒂所说的那样，有天赋“刻苦研究语言学”而不能投身战斗生活的葛兰西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他对人冷淡，不能开诚相见，这是他长期习惯于控制和掩饰自己感情的结果。他也开玩笑，但这是一种理智的笑，故意的笑，一种机械的笑。他的狂怒是自然的，当他再无法控制长期压抑在心中的痛苦感情、再无法顽强地工作和学习时，狂怒就象决堤的河水一样发泄出来。在政治辩论中他不再使用温和的语言，他对戏剧的评论使戏剧作家和剧团经理惶恐不安。有一次，尼诺·贝里尼为了得到他的好评，围着他转了一个星期，不停地向他献殷勤，结采却仍然遭到了他的尖锐批评。作家和演员的谄媚使他感到讨厌。葛兰西极端仇视虚伪，他总是无情地进行批评。他甚至担心，由于宽容而进行温和的批评，这本身就多少包含着一点虚伪。
　　有几个月时间他在支部中没有担任任何职务，前支部领导人因1917年8月起义大批被捕后，他曾是支部临时委员会的成员。军人转业、政治犯被释放后，自然又恢复了正常。在1918年11月28日选出的都灵社会党支部新的执行委员会中，“不妥协的强硬派”占了上风（其中包括弗朗切斯科·巴贝里斯、乔万尼·博埃罗、彼特罗·拉贝扎纳、乔万尼·季洛迪，后来还有乔万尼·帕罗迪）。现在葛兰西只为《前进报》工作，他在距萨伏依武器库不远的一个小房间里度过自己的时光，这个房间位于大主教路旁的一幢小楼里。这幢小楼从前是儿童教养所。从大主教路进来以后，要经过一个院子才能来到这里。在院子里有个都灵合作社联盟的鞋库。原教养所的第一层变成了印刷车间，那里有一台老式的马里诺尼轮转印刷机，六架排字机。第二层是编辑部，用板隔成了七八个房间。两层之间有螺旋式楼梯。葛兰西有一张老式写字台，前面角落里放着几个书柜。房间里摞着许多书，杂乱无章地堆放着报纸，还有许多修改过或需要修改的稿件。他就在这样的坏境中写作、学习，并同工人、工厂通讯员、都灵市和省的工会书记与政治书记、以及大学青年学生和厂内委员会成员谈话，他们大都在傍晚的时候来找他。每天深夜他由年轻的同事陪送回家，他们是阿丰索·莱奥内蒂，普利亚人，到都灵来原是为在乌戈·福斯科洛学院教书，还有朱塞佩·阿莫雷蒂、马里奥·蒙塔尼亚纳、安德雷亚·维格隆戈和费利切·普拉托内。
　　塔斯卡、陶里亚蒂和特拉奇尼都回来了。这些都灵大学的老校友又想要办报。葛兰西托深入研究了十月革命并在继续密切注视它的发展。从1917年起，由法国杂志和一家由马克斯·伊斯门主编的美国杂志《解放者》摘要刊登的列宁的著作在意大利已开始为人们所熟悉，《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这时已在意大利广为流传。正是读过这些著作以后，葛兰西才能够对有些问题作出了新的回答，这些问题是他这样一个从南方来到北方大工业城市的意大利人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来的。他和其他青年人一样，迫切感到需要有一种能摆脱社会党领导集团的影响而对这些问题进行极自由的讨论的新期刊。
　　同《新秩序报》创始人长期交往密切的皮埃罗·戈贝蒂这样描写过他们：当时二十七岁的安杰洛·塔斯卡在“参加政治运动以前，主要进修文学，他具有宣传家和传教士的头脑”。他主张的是“文人和救世主的社会主义。他把人民的解放理解为天启论的复活，把对工人中小资产阶级品德的幻想放在现代文明之上，这种品德来自于先辈的中庸习惯和在家庭花园中的安静生活”。特拉齐尼出身于一个普通的犹太人家庭，二十四岁。他是一个“具有贵族派头的、反对蛊惑人心的粗暴演说的敏锐辩论家。在辩论和行动中他固执己见，毫不动摇”。人们把他看成是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外交家”。陶里亚蒂是他们当中最后一个投身政治斗争的。他忧虑不安，然而“他的态度却似乎是暴虐和冷酷无情的，他的踌躇被说成是模棱两可，这类妄加评论是不值得一驳的”。最后说到葛兰西，他的“头脑比身躯发达……发言尖锐得象是要批倒一切，讽刺搀杂着嘲笑，具有严格逻辑性的推理减少了幽默的风趣……他的反抗有时是出于不满，有时又是出于撒丁人内心深处的愤怒。这种愤怒如采不用行动是不能发泄的，如果不在圣使般的规劝和力量上加些暴虐的东西，就不足以从多少世纪的被奴役地位中解放出来。”葛兰西、塔斯卡、特拉奇尼和陶里亚蒂想成为什么样的新思想的代表人呢？他们之间有一致性吗？除了对屠拉梯、莫迪利扬尼、特雷维斯和其他改良主义代表人物的反感外，还有共同的思想吗？葛兰西后来说：“可怜！把我们联系起来的唯一感情……是对一种模糊的无产阶级文化产生的模糊的向往。我们想要做些事情，做些事情，做些事情。我们感到不满，又没有明确的方向。停战后几个月的紧张生活使我们的头脑发胀，似乎整个意大利社会的崩溃迫在眉睫，他们聚在一起开会讨论。后来，塔斯卡弄到了六千里拉，《新秩序报》第一期于1919年5月1日出版了。戈贝蒂后来说，“这是在意大利出现的唯一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新闻事业的文献，它具有一定的思想严肃性。”报头下署有“编辑部秘书”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名字。报纸的行政工作由皮娅·卡雷纳负责，她是罗兰、巴比塞、马塞尔·马蒂内等法国作家的作品的杰出翻译家。

　　① 马基雅维利（1409—152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主张“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译者

　　但是，报纸起初难以执行葛兰西最关心的方针。该报是一部文选，也仅仅是文选”(这是葛兰西本人的说法，显然有些夸张)，“是一种抽象文化的集锦，倾向于发表令人惊奇的短篇小说和立意新颖的木版雕刻”。后来葛兰西把这个说法更好地具体化了。他指责塔斯卡拒绝“用共同的力量来发现意大利工人阶级的苏维埃传统，并寻找意大利真正革命精神倾向的主张”。那么葛兰西研究的方向究竟是什么？他密切注视苏维埃（俄文的苏维埃等于意文的委员会）的经验，以及把俄国工农组织起来的工厂和农庄委员会的发展。葛兰两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意大利存在着某种与苏维埃性质类似的工人阶级机构吗？……在意大利，在都灵，存在着苏维挨政府的萌芽吗？存在着对苏维埃的向往和思念吗？”他的回答是“存在，在意大利，在都灵，都存在工人政府的萌芽，苏维埃的萌芽：这就是厂内委员会”。但是这个工人民主的胚胎如何才能发展成为无产阶级权力机关呢？葛兰西的基本思想是：所有工人，所有职员，所有技术人员以及所有农民，简而言之社会上所有积极因素，不管他们是否参加了工会，也不管他们参加了什么党或者还没有参加党，只要他们是工人、农民……都应当由生产过程的执行者变为生产过程的领导人，由资本家管理的机器的小齿轮变为主人公。其实质就是：传统上由有产阶级在工厂和农村行使的权力和资本家的代理人在公共行政机关行使的权力，自下而上地转交给由劳动群众民主选举产生的机构（工厂、农场和地区委员会）来行使。厂内委员会是由参加工会的劳动者选举产生的，而工厂委员会则应由所有劳动者，包括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天主教徒选举产生。这说明葛兰西没有反教权主义者的偏见。另外，这不再象工会那样只为争取提高工资、民主管理工厂、缩短工时、改善卫生条件和保证休息而斗争了。由每个车间选举的代表组成的工厂委员会，不应去同资本家谈判，而应由它来取代资本家彻底地管理工厂。然而那时在整个意大利，不仅是都灵，群众对进行这样的变革是否有准备，是否具有革命精神，条件是否成熟了呢？认为各地都已经处于革命风暴之中是有根据的吗？关于这些问题，现在还在争论：有的人把工厂委员会运动的失败归咎于社会党和劳动总联合会的冷淡态度，有的人则把这个运动看成是由少数文化青年臆想的缺少根基的精神楼阁，说这个楼阁只有都灵这根唯一的支柱是扎在牢固的地基上的。当然《新秩序报》1919年6月21日发表的题为《工人民主》的文章中的思想在都灵工人中立即引起了反响。这篇文章是葛兰西同陶里亚蒂合写的。文章结尾说：“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形式归根结底只应是一种形式，一种显示革命语言风格的方法。渴望达到目的的人，也渴望拥有达到目的的手段。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确立典型的无产阶级新型国家，这种国家集中了被压迫阶级关于政体的经验，工人和农民阶级的社会生活方式成为广泛而强大的组织制度。这种国家是不会突如其来的”。不久都灵的无产阶级就行动起来了。葛兰西说：“我，陶里亚蒂和特拉奇尼被邀请到各教育中心和工厂大会座谈，还被厂内委员会邀请参加车间代表和会费征收员的小范围讨论会。我们不断地工作。后来，厂内委员会的发展问题成了中心问题，成了《新秩序报》的基本思想，成为工人革命的基本问题，即无产阶级‘自由’问题。对我们和我们的追随者来说，《新秩序报》成了‘工厂委员会的报纸’。”
　　这时，为声援俄国和匈牙利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而举行大罢工的日子，即7月21日和22日临近了。那时除意大利以外的协约国政府正在对干涉俄国和匈牙利酝酿一场反革命行动。1919年3月末，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几乎全部由撒丁牧民和农民组成的萨萨里旅被调到都灵。从5月起葛兰西重又成为都灵社会党支部执委会委员。其他委员全部是革命强硬派，其中除一名女职员乔万尼· 博埃罗的秘书克莱门蒂娜·贝拉·帕罗内外，全都是工人。他现在把工作重点放在使他的间乡即萨萨里旅的士兵同都灵工人建立感情上。他想使他们明白，向工人开枪就等于向献身于把牧民和农民从长期奴役下解放出来的人开枪。这并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他应该从双方面进行工作，因为都灵群众对前几次镇压还记忆犹新。因此，需要使许多工人，特别是那些具有复仇心理的无政府主义者遵守纪律。至于这些“萨萨里士兵”，他们的心理状态可以从葛兰西转述的一个萨萨里的制革工人的谈话里得到反映。这个工人是被派去了解情况的，他接触到一个“萨萨里士兵”，并同他亲切地交谈起来。
　　“你们到都灵来干什么？”
　　“我们是来向那些罢工的绅士开枪的。”
　　“但那些罢工的不是绅士，而是工人，是穷人。”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绅士，因为他们穿的衣服都有硬领，打领带，每天挣三十里拉。穷人我熟悉，我知道他们穿的什么。在萨萨里才有许多穷人，我们所有‘种地人’都是穷人，每天只挣一个半里拉。”
　　“但是我也是工人，也是穷人。”
　　“你是穷人因为你是撒丁人。”
　　“那么如果我同其他人一起罢工，你也向我开枪吗？”
　　这个战士想了一会儿，然后把手放到我肩上说：“喂，要是你也同其他人一起罢工的话，你最好还是留在家里！”
　　葛兰西评论说：“这就是萨萨里旅绝大多数人的精神状态，这个旅只有少数几个伊格莱西亚斯矿区的矿工，即使是这样，几个月以后，在7月20日和21日大罢工的前夕，这个旅还是被调离了都灵。”7月18日夜里二点钟，萨萨里旅乘坐一列军车开往罗马。一个来自博诺瓦的名叫安东尼奥·孔蒂尼的步兵回忆说：“调防的那天夜里，都灵人站在路边向我们鼓掌。他们对我们很满意，因为我们同其他人不一样，我们尊重当地人，象他们尊重我们一样，我们没有同他们发生过一次冲突，也没有开过一枪，因此他们感到满意，才向我们鼓掌。”
　　两天以后，即7月20日，葛兰西首次被捕入狱，但时间很短。一个叫马里奥·蒙塔尼亚纳的青年工人，也是政治犯，他记得在监狱的一个圆形建筑里见过葛兰西。他说：“我看到至少有十多个狱吏围着一个穿着深色衣服的矮个子，虔诚地听他面带笑容的谈话。这个人就是葛兰西。在三十六小时的关押期间，他吸引并争取了许多撒丁狱吏。他用撒丁方言同他们谈话，他的话浅显易懂，但却含有丰富的思想、感情和事实。消息在狱史中不胫而走：‘你知道吗？在某某号牢房有个撒丁人，他是政治家……你去跟他谈谈。’尽管狱规森严，还是有许多人去找他……其中有些人——所有那些可以这样做的人——为了能多听一会他的谈话，一直陪他到注册室。他们为有这样一个聪明的、有教养的和讨人喜欢的同乡感到自豪。”
　　按发起人的计划，革命运动应在9月初开始。“菲亚特一布雷韦蒂”工厂的两千名工人选举了车间委员，从此第一个工厂委员会诞生了。接着，“菲亚特一琴特罗”工厂的工人也选举了车间委员。行动之前曾进行过紧张的宣传活动：整个夏季，葛兰西及其《新秩序报》的同事都坚持认为，由于“工人运动的传统机构（政党和劳动联合会）不能适应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必须增设“扎根于广大群众之中的无产阶级机构网”，即工厂委员会。他们还陆续出版了约翰·里德（《苏维埃是如何工作的》）、富尼埃（《社会主义国家模式》）、葛兰西（《匈牙利苏维埃》）、奥·帕斯托雷（《厂内委员会问题》）、列宁（《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和安徳雷亚·维格隆戈（《建立新的机构》）的文章和讲话，并经常介绍其他国家的苏维埃经验，诸如由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丹尼尔·德里昂领导的“世界产业工人协会”（IWW）的经验和英国车间工人代表运动的经验（每十五个工人选举一个代表，代表大会设立工人委员会，一个地区的所有工人委员开会成立地方工人委员会)。从分析这些运动、比较和研究苏维埃经验中，并通过在都灵工厂中展开的辩论，产生了包括所有参加政党的和“无组织的”、参加工会的和没有入会的无产者的自治政府新形式。菲亚特第一批工厂委员会的成立证明这个原则的现实性。《古钱报》10月5 日发表若尔日·索列尔①的文章写道：“菲亚特各厂所取得的经验比《新时代》上发表的所有文章还重要，索列尔的称赞可以被那些指责“新秩序派”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人用来作为借口。葛兰西预见到了一场许多人尚在怀疑的争论，与此同时他又把索列尔和工团主义理论加以区别。他指出，索列尔“由于过份真诚地热爱无产阶级的事业，才使他完全脱离生活，对无产阶级的历史毫无认识”。而工团主义理论“按它的学生和执行者想要描述的那样，仿佛不是导师头脑中所固有的”。因此他补充说：“索列尔没有把自己束缚在任何公式之中，今天在他继续维护他的理论中的新的至关重要的部分的同时，即坚持要求无产阶级运动应具有自己的形式并建立自己的机构的同时，不仅用富有智慧的眼睛，而且满怀同情心地注视着山由俄国工农开创的运动，他甚至可以把想要学习俄国榜样的意大利社会党人称为‘同志’。”②

　　① 若尔日·索列尔（1847—1922）、法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译者　　② 1919年10月11日《新秩序报》。——原注

　　《新秩序报》每期都刊登理论文章、实际建议，以及从俄国、法国和英国工人报刊翻译过来的有关工厂生活和工人委员会的文件和资料，包括阿瑟·兰塞姆，布哈林、贝拉·库恩、朱尔斯·亨伯特—德罗兹的文章。秋天，在制定工厂委员会的理论、研究俄国和西方革命经验及文件的同时，进行了代表大会前的辩论。
　　战后第一次政治选举定于1919年11月16日举行。选举前六个星期，即从10月5日到8日，社会党在波伦亚举行了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次明显向左转的大会，甚至右翼动议的支持者也投票赞同社会党参加第二国际。三个动议中没有一个被定为改良主义的。屠拉梯说：“过去让我们以愚蠢的过时的专门术语相互指责的派别才是改良主义派。”那么分歧在哪里呢？在极左派方面，即青年工程师阿马德奥·波尔迪加领导的“弃权派”。他从1918年12月起是那不勒斯《苏维埃》周刊的社长。他认为，有产阶级有时给被剥削者以投票权利，这不仅不能促使劳动群众进步，反而会扑灭他们的革命热情。只有当无产阶级对利用资产阶级代表机构来发展自己失去幻想，从而深信必须用暴力夺取政权的时候，它才能下决心全力以赴地克服各种阻力。以塞拉蒂为代表的最高纲领主义者也宣布要“用暴力自卫来反对资产阶级暴力，并夺取政权和巩固革命成果”，但他们同“弃权派”的区别是，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机构（议会、市政府）是“最广泛宣传共产主义原则”的有益讲台。波尔迪加和塞拉蒂还在另外两点上有分歧：一是党的名称问题，波尔迪加要把党的名称改为意大利共产党；一是党的名称问题，塞拉蒂维护党的团结，反对波尔迪加要把那些宣布“无产阶级可以在民主制度范闹内获得解放”、否认“用武装斗争的方法反对资产阶级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开除出党。另外，右翼反对在选举时弃权的原则。拉查理认为，弃权远不能取消议会机构，而且会减轻资产阶级领导议会的困难。右翼还反对把暴力作为夺取政权的唯一道路的原则。在代表大会前的辩论中，都灵的情况是：“新秩序派”同塞拉蒂站在一起，并占了上风；支部书记乔万尼·博埃罗和乔万尼·帕罗迪却支持“弃权派”的动议；在波伦亚代表大会上，博埃罗也作了赞同“弃权派”的发言。代表大会表决时，塞拉蒂的“选举派”获得了多数（四万八千四百—十一票），拉扎里的“统一最高纲领”动议共获得一万四千八百八十票，只有三千四百一十七票支持“弃权派”的动议。
　　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在波伦亚代表大会上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只有屠拉梯讽刺性地谈到“苏维埃这个词的妖术般的含义”与“无组织的人的和工贼的微不足道的选票”。事实上，塞拉蒂和波尔迪加都不同意“新秩序派”的主张。代表大会前开始的辩论这时加剧了。波尔迪加认为，工厂委员会重复了那种以为“在资本主义还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时候，无产阶级就可以通过在经济关系中贏得阵地来解放自己”的错误。他认为，另一个错误是把实质上是工团主义的机构与无产阶级解放的唯一工具，即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对立起来。塞拉蒂则认为，让“无组织的人”参加投票是反常的，因为让“无组织的人”享有选举权是把对革命能力的信任危险地寄托在“无定形的群众”身上。塞拉蒂还认为，葛兰西及其朋友“把苏维埃这个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府的政治机关和工具同工厂委员会这个生产和工业体制的技术机构奇怪地混为一谈”。他战后说：“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党的自觉的专政。”
　　葛兰西毫不迟疑地在都灵（那里，社会党在选举中赢得了轰动一时的胜利，在选区的十八个席位中社会党占十一席，但“新秩序派”没有一个代表）作出了回答。他说，革命的进程应该在进行生产的地方即工厂中完成，把独立无产阶级政权理解为建立社会党支部体制的某种专政是空想主义的。这个回答甚至得到了在全国范围内支持反对工厂委员会的倾向的人的赞同。例如“弃权主义者”博埃罗和帕罗迪就支持葛兰西。
　　工厂委员会运动扩大了。这年秋天，三万多名冶金工人，包括“菲亚特一林戈托”、“菲亚特一迪亚托”、“萨维利亚诺”和“兰卡”等工厂的工人都成立了工厂委员会。政治选举以后的两个星期，即1919年12月3日，各工厂委员会采取了第一个协调行动。葛兰西后来叙述说：“社会党支部掌握了群众运动的整个机器，在它的命令下，各工厂委员会没有经过任何准备，在一个小时内就动员了十二万名工人，他们按工厂排好队。一个小时之后，无产阶级的队伍以雪崩之势涌向市中心，把广场和街道上的所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歹徒都驱散了。”现在工业家对这场运动再也不能象当初那样漠不关心了。1920年3月末他们进行了反击。
　　在整个意大利实行夏令时间后，菲亚特所属的机械工业车间的委员们要求继续按照太阳时安排工作时间，他们还坚持工厂打钟的时间也不改动。结果工厂委员会集体被解雇。接着发生了抗议罢工，都灵所有冶金工人为声援他们也很快举行了罢工，并占领了工厂。工业家立即进行了反击。3月29日决定关闭工厂，随后军队开进了工厂。正是在谈判解决这个争端的时候，工业家提出了工厂委员会问题：他们不承认工厂委员会，如果工厂委员会运动能够结束，他们可以在次要问题上作些让步。冲突尖锐化。但社会党领导机构和劳动总联合会没有给这场争取代表无产阶级权力的新机构有权继续存在下去的斗争以坚决的支持，尽管“都灵人”正等待这种支持。
　　社会党是一个陷入危机的、毫无生气的和缺乏战斗精神的党，尽管这个党的队伍近来急剧壮大：党员人数从战前的五万增加到三十万；劳动总联合会的会员从1914年的五十万增加到二百万；议会党团的人数增加了两倍，即从五十个席位增加到一百五十个。这样的发展令人精神振奋，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即带来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对革命的信念是普遍地建立在无产阶级继续前进必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假设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自觉的和掌握为夺取胜利所必需的手段的基础上；二是由“缺乏理论修养和经验的政治鼓动家”接任了“同他们的能力完全不相称的领导职务”（南尼语）。在右翼改良主义者和左翼“新秩序派”的少数派当中不乏才能出众的人。这两派的观点正好相反：一派认为革命前景已经暗淡，这是很明显的，因而也就安于现状；另一派则坚信当前客观上正处于革命时期，因此他们致力于制定夺取最后胜利的策略，并坚决要求全党接受这些策略。中间派是大多数，他们模棱两可；他们有别于改良派，愿意高唱革命进行曲，但又不愿提出实现革命计划的方法，在这点上他们又有别于共产主义派。社会党似乎患了一种“无害的神志昏迷症”（塔斯卡语）。它具有一种“寄生心理，一种在垂死者（资产阶级）枕边的继承人心理，它认为甚至不需要缩短垂死者的弥留时间”。塔斯卡的另一个比喻说，不可避免的后果是，“由于在等待万无一失的遗产，意大利政治生活变成了永恒的筵席，未来革命的资本消失在谈笑狂饮之中”。
　　即使现在，当都灵企业家阵线和冶金工人进行或许是决定性的较量时，社会党领导机构也没有作出想要摆脱动摇路线、接受革命观点的姿态：除了夸夸其谈之外，没有任何实际行动。葛兰西为社会党全国委员会起草的九条被都灵杜会党支部通过了，这九条后来以“争取革新社会党”为标题发表了。这个文件说当时意大利的形势是革命的，这里没有必要讨论这个前提是否反映了意大利的实际情况，也没有必要讨论文件的弱点，它抽象地把意大利劳动群众的革命重任同都灵无产阶级的首创精神混为一谈：“工农业工人以无法抑制的感情在全国范围内明确而强烈地提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问题。”①“最高纲领派”也赞成这个论断，尽管它是错误的。它只是没有由此得出应有的结论。这个文件说社会党在以旁观者的态度坐视事件的发展，从未发表过任何自己的见解，哪怕是根据共产国际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点提出的见解；也没有提出能被群众接受的、能指明总的方针并能统一和集中革命行动的口号。社会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治组织，应该开展一系列行动，以使整个工人阶级能够取得革命的永久胜利。”然而，“即使在波伦亚代表大会之后，它仍然是个纯粹的议会党，仍然被束缚在资产阶级民主允许的狭小范围内无所作为……它不具有革命无产阶级政党所特有的、唯一的独立形象”。它消极地对待改良主义者②；它脱离了共产国际路线；《前进报》和党的出版社无视共产国际内关于理论和策略的争论，党仍然置身于“这场锻炼革命意识并确立各国无产者的思想和行动一致的生气勃勃的思想辩论”之外。葛兰西起草的文件继续说：“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们应该在党内采取哪些必要的改革和组织工作。党应该具有自己的准确而清晰的形象，应从小资产阶级议会党变成无产阶级革命党……应成为一个符合自己的理论、策略和严格的铁的纪律的团结一致的党。不革命的共产党员应从党内清除出去，党的领导一旦不再为保持各派和各位领导人之间的团结和平衡而操心之后，就可以把它的全部能力用于组织工人力量，使之处于战争状态……党应该发表宣言明确提出革命夺取政权的问题，要求工农无产阶级作好准备并武装起来。宣言还应指出共产党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办法：无产阶级对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解除雇佣军的武装；由工人组织监督市政府。”文件的要害是第三点，它估计到了出现法西斯反动潮流的可能性。“现阶段只是意大利阶级斗争的前奏：或是由革命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或是引起有产阶级统治集团的可怕反应。为了使工农无产阶级屈服于奴役劳动，他们不会放弃采用任何暴力：他们将残酷地破坏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组织（社会党），并把进行经济斗争的组织（工会和合作社）变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

　　① 着重字体为引者所用。——原注　　② “社会党领导机构合《前进报》都没有用自己的革命概念来反对改良主义者合机会主义者再议会和工会组织中一直进行的宣传。”——原注

　　在起草九条时，只有都灵冶金工厂的工人举行了罢工。工业家的反扑得到了国家权力机构的支持。1920年1月3日葛兰西在都灵《前进报》上指出，“今天的都灵是个设防森严的工事，据说这里由五万名士兵，他们在山上架起了大炮，乡村还有增援部队，城里备有装甲车；在私人住宅的房顶上，在传说准备起义的市郊以及桥头、交叉路口和工厂附近架起了机关枪。”政府害怕起义，但葛兰西认为工业家或许要煽动起义，因为他们准备进行血腥镇压，以便一劳永逸地消灭都灵工人运动。葛兰西看出了企业家阵线发动进攻的企图，但又感到进行正面冲突的条件尚未成熟：“近几个月来，在我们城市中聚集了大量的革命力量，它们不顾一切地寻找出路，力图向外扩展。然而其出路目前不应是一种危险的、或许是致命的局部突破。”当前最好是“在全国加强准备工作，扩充自己的力量，全面加速那些能够促使所有人一起为共同事业斗争的因素的发展进程”。然而总罢工还是在4月13日举行了。如果老板正如葛兰西认为的那样恰恰期待着正面冲突的机会的话，那么罢工是适时的解决办法吗？

　　① 着重字体为引者所用。——译者

　　四月罢工与其他经济罢工或反战罢工不同的突出特点是，这次无产阶级不是由于饥饿或失业才举行罢工，罢工的目的也不是要求增加工资或实行新的劳动章程。都灵工人阶级现在进行的是一场争取通过工厂委员会来实现对生产的监督的战斗。但这是一场艰难的斗争，没有得到意大利其他地区的群众的支持。由于都灵无产阶级处境孤立，斗争的前景不可能是理想的革命结局。城市“到处是警察部队，在城市周围的战略据点里架起了大炮和机关枪”。经过十天的抵抗，达成了一项实际上意味着葛兰西和“新秩序派”失败的协议，并在此协议的基础上复工了。
　　与此同时，以葛兰西为首的集团同被指责为“缺乏头脑”的工会领导阶层和社会党领导之间的对立加深了。反映社会党大多数人的立场的米兰《前迸报》同受到“新秩序派”影响的皮埃蒙特《前进报》之间也发生了争论。皮埃蒙特《前进报》总编辑奥塔维奥·帕斯托雷赞同“新秩序派”的论点。塞拉蒂指责都灵社会党领导人在错误的时间接受了企业家阵线的挑衅，后来又寻求“缺乏力量”和“缺乏准备”的意大利其他地方的无产者的支持。对这种指责尽管可以进行反驳（因为塞拉蒂和社会党的大多数人应对“缺乏力量”和“缺少准备”负责），但是事实本身是无可争辩的。皮埃蒙特《前迸报》强调指出，“都灵无产阶级在地方上遭到了失败，但在全国却胜利了，因为它的事业成了全国整个无产阶级的事业。”这是用另一种说法重复了罢工委员会散发的最后一期战报中的最后一句话：“这场战斗结束了，但战争还在继续。”
　　然而社会党内改良主义、最高纲领主义和共产主义各倾向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已经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在各共产主义小组之间（波尔迪加的《苏维埃》周刊和《新秩序报》之间）也缺少团结一致。在“新秩序派”集团内部，一方面葛关西同塔斯卡的分裂开始日趋明显；另一方面不同的立场终于使葛兰西疏远了特拉齐尼和陶里亚蒂。
　　除了共同反对改良主义者外，当时葛兰西同波尔迪加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有分歧：包括工厂委员会、革命党问题和社会党人对选举的态度等。波尔迪加认为，坚持工厂委员会这种形式就意味着把建立社会党权力机构而不是夺取政权放在首位。《苏维埃》写道，“提出工厂权力问题，而不是中央政权问题”是错误的，关于革命党问题，《苏维埃》从1920年2月1日起主张分裂：“据我们看，—次明确的分裂最有价值。首先可以各就各位，大家都会清楚，谁是共产党谁不是共产党，再也不会弄错了……明确分裂后问题就澄清了。共产党人站在一边，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者站在另一边。”葛兰西则认为左翼分裂不是一条正确的路线，他主张社会党内各共产主义小组应该设法在党内扩充自己的力量，直到夺取党的领导权。
　　最后，波尔迪加派的弃权主义立场是造成同“新秩序派”明显分歧的原因。波尔迪加认为，应该全面拒绝资产阶级民主及其机构，每个社会党人都不应参加投票。1920年5月8日，葛兰西作为观察员应邀出席了在佛罗伦萨举行的“弃权派”会议。弃权主义者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组织活动。会议期间葛兰西曾建议拋弃弃权主义的偏见，但没有成功。葛兰西说：“在弃权主义的狭小基地上是不能建成政党的。需要广泛联系群众，为此必须建立新的组织形式（工厂委员会就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这个建仪被拒绝了。葛兰西随后毫不客气地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7月3曰他在《新秩序报》上写道：“我们一直认为，党内各共产主义小组的责任是不要陷入本位主义的幻想（弃权主义问题、建立—个真正的共产党问题）之中，而是要努力工作，创造群众条件，以便能解决所有特殊问题，例如共产主义革命的组织发展问题。”这就是说，葛兰西认为波尔迪加的弃权主义及其用左翼分裂的方法，即用“纯粹的”革命者少数派脱离社会党的方法来建立“真正的”共产党的计划就是“本位主义的幻想”。
　　葛兰西同塔斯卡的分歧是从工广委员会问题开始的。葛兰西坚决反对塔斯卡把工广委员会运动纳入（以改良主义者为领导的）劳动总联合会领导下的工会范畴的倾向。许多年以后，塔斯卡回忆1911—1912年冬天汽车工人罢工时他同布鲁诺·布奥齐和冶金工会其他领导人在一起的情景时说：“我的工人斗争的直接经验就是在那时形成的，并同工会组织建立了联系。当然《新秩序报》后来的其他编辑并没有这种联系。这就使我们之间出现了差别，这种差别可以说是使我们疏远和几乎导致1920年分裂的分歧的开始。”《新秩序报》上的争论表明，“几乎分裂”是显而易见的，这场争论从6月到8月一直很激烈，有时相当尖锐。
　　那时葛兰西还力图同特拉齐尼和陶里亚蒂有所区别。“弃权派”想要加快同社会党的分裂进程，要求社会党人拒绝参加即将在1920年10月31日和11月7日举行的行政选举，并以此为理由于7月份宣告辞职，从而使都灵社会党支部执行委员会（从2月起包括“新秩序派”和“弃权派”）陷入了危机。现在应该选举新的领导机构，但葛兰西不愿同特拉奇尼和陶里亚蒂一起列入候选人名单。毫无疑问，葛兰西同特拉奇尼和陶里亚蒂一样，坚决反对波尔迪加的偏见，赞成社会党人参加选举。然而与此同时，葛兰西又觉得选举主义和弃权主义本身都是“虚构的纲领”，两者之间的争吵只会加深社会党内各共产主义小组之间的对立，只会损害群众工作，损害革命教育工作，而这种教育工作才是唯一有益的。他建立了一个介于两派之间的共产主义教育小组。他建议把对相反的选举策略的争论放到一边，以便“坚持不懈地、耐心地要求党的会议讨论共产主义革命和工人阶级的基本问题”，还“要求支部为培养革命干部和培养具体体现革命的社会组织干部进行有益的工作，与此同时，在群众的推动下，为工会和劳动协会制定明确的方针”。只有少数人支持葛兰西，参加共产主义教育小组的总共才有十七个同志（其中有巴蒂斯塔·桑蒂亚、温琴佐·比安科和安德雷亚·维格隆戈）。在选举新领导机构时，葛兰西更加孤立了。葛兰西与之分手的“选举主义者”（陶里亚蒂、蒙塔尼亚纳、特拉奇尼、罗韦达等）以四百六十五——四百六十六票占了上风，“弃权主义者”代表（博埃罗、帕罗迪等）获得了一百八十五——百八十六票。葛兰西提议的空白票仅有三十一票。于是陶里亚蒂从1920年8月起负责支部书记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