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意〕朱塞佩·费奥里《葛兰西传》（1970）

第十五章

　　里窝那分裂后一段时间，有些人认为葛兰西有时“缺少生气”（戈贝蒂语）。然而这种看法是有根据的吗？
　　从1921年1月1日起，《新秩序报》改为日报，葛兰西任社长。现在他每月挣一千一百里拉。在那个时候，这笔钱是很可观的，但他还住在卡尔利纳广场贝拉家那间当学生时住的小房间里。每天下午两、三点钟起床后不久，一个叫作贾科莫·贝诺福的身材魁梧的人（曾是山区炮兵中士）来接他，并一直护送他到小饭店，以防他可能遇上法西斯暴徒（有时一个吉拉扎村的失业工人蒂蒂努·桑纳也作葛兰西的警卫护送他）。他在波河大街、或圣泰蕾姗路靠近索尔费里诺广场的牛奶铺吃饭，还常常到皮娅·卡雷纳家吃饭。饭后他马上到大主教路的编辑部工作。只在吃晚饭时才稍事休息，然后又回到报纸编辑部，一直工作到黎明，那时罗马路和波河大街上开门最早的几家咖啡馆已经开始营业了。
　　这时正是困难的时刻，需要对付恫吓和暴力，人们象生活在设防的堡垒里一样，而葛兰西一直处在第一线：他给人们打气、壮胆，并改正策略错误，同志们都回忆说他是可靠的领导和顽强抵抗野蛮暴行的榜样。
　　与战后初期那些年份比，总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因而记者工作条件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期刊改为日报引起的。当时除《新秩序报》外，另外还有两种共产党报纸：在的里雅斯特出版的《劳动者报》，奥塔维奥·帕斯托雷是社长；在罗马出版的《共产党人报》，陶里亚蒂是社长。这样，都灵编辑部的力量分散了，其结果，按戈贝蒂的说法，“三家报纸都不值得一读了”。当然，这种看法至少对《新秩序报》来说是过份苛求了，但并非完全没有根据。《新秩序报》虽然还有别于其他党报，富有生气，但已经不象周刊时那样新颖了。现在它是党的机关报，服从党的路线，即波尔迪加路线，缺少独立性，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报纸带来了损害。从前那种提出新理论的自由、幻想和创造性的热忱现在越来越少了，或越来越不那样明显了。由于一系列不是都能讲清楚的原因，葛兰西在新建的党内接受了波尔迪加给他的次要职位。
　　只是到后来分歧才公开暴露出来。1924年2月陶里亚蒂给葛兰西写信说：“我不想对你隐瞒我的意见，你现在说的许多事情早就应该讲，而且不是在私下谈话中讲，让人间接听到，而是直接对党讲。在里窝那成立的核心中你代表的集团的观点同波尔迪加的观点是不同的”。
　　但是在1921年那个时候，葛兰西明确认为他有充分的理由拒绝公开反对波尔迪加的宗派观点，因为他要考虑这位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在放弃了（但只是形式上放弃）极端主义后在党员中、甚至在共产国际范围内享有的崇高威信，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在谈到里窝那代表大会的结局时，列宁于1921年6月28日对意人利社会党代表拉查理说：“你们拥有九万八千张票，但你们却同一万四千个改良主义者联合起来去反对五万八千个共产主义者。你们应当同共产主义者联合，即使这些共产主义者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即使他们不过是波尔迪加的拥护者——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何况波尔迪加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曾十分诚恳地声明过，他准备放弃一切无政府主义和反议会主义。”这即是说波尔迪加得到列宁的谅解，在这种情况下把白己同他区别开来是不适宜的，对革命阵线的团结也可能是一种危险。此外，在法西斯反动潮流在国内造成的困难条件下，人们不愿进行公开辩论，因为，为了不被消灭，这时需要团结起来进行自卫。葛兰西1924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里窝那分裂后，我们所面临的局势是没有别的选择的。只有这个理由才能解释里窝那分裂后我们的态度和行动……在国内战争的烈火中，我们应该组织成党……在建党和吸收党员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每个小组都变成进行游击战的小分队，这是工人阶级从未见过的最野蛮、最困难的游击战。”在那种形势下葛兰西能够对波尔迪加的宗派主义展开公开的论战吗？即使他有这种愿望，他有实际力量吗？共产党的群众会跟他走吗？最近一次“民意测验”使人对此产生怀疑。在1921年5月15日的政治选举中，即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政治选举中，葛兰西落选了。都灵的共产党员更拥护米西亚诺和拉贝扎纳。另外可以想象到，在共产国际范围内，人们还不认为他有能力领导党。德戈特的看法是有代表性的，尽管我们看到他对葛兰西多么尊重。他说：“葛兰西看问题比其他同志深刻得多，他能正确地分析形势，准确地理解俄国革命。但他对外不能影响群众。首先他不是个演说家；其次他年轻、身材矮小、驼背，这对听众也有一定的影响。”
　　这期间他的身体和神经已经衰弱到极其严重的程度。他的亲人的一些私事也使他感到痛苦。杰纳罗拒绝同自己女儿的妈妈正式结婚。马里奥成了反动势力的骨干，担任了法西斯瓦雷泽省委第一书记。葛兰西去找他时，他已经同安娜·马费伊一帕拉韦奇尼结婚并离开了军队，到一家贸易公司工作。安东尼奥详细询问他拥护法西斯主义的原因，并耐心地对他说：“你觉得你作得对吗？再想一想吧！你是个精明能干的小伙子。我知道你会重新考虑的。”六年后葛兰西给他妈妈写信时说：“几年前我到他家去看他的时候，我相信我对他所处的整个环境都有了准确的了解，他在那里象是个英雄。但有些事情最好不写，因为不管怎样马里奥是我的兄弟，我爱他。我希望他现在多管一些自己的事，少管党的事。”
　　看来在那个时期，葛兰西担心的是另一些（严重的或暂时的，影响各不相同的）事情。然而戈贝蒂说他“头脑僵化、无所作为”，这也似乎太武断了。
　　作为文化人士，他继续对意大利的各种社会力量进行分析。他的分析有独到见解而且具体，对法西斯主义的实质，以及其支持者的反动企图和追随它的小资产阶级附属力量的盲目性与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性有所识破：当时这种危险性尚未被其他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在1921—1922年期间，坚持否定“瘟疫”和“传染病”存在并因此而丧生的费朗泰先生①式的人物是很多的。党的正式看法是：军事或法西斯专政是不可能出现的。葛兰西不同意这个看法，但仅限于在私下谈话中表示了不同意见。至少在形式上他默认了与自己不同的论点，对波尔迪加主义及其“无礼的和庸俗的”态度没有进行（公开的）批评，这是他的局限性。
　　作为活动家，他完全投身于办报工作中。他对编辑要求严格，不容忍马虎和轻率以及轻易地把一篇评论或一条新闻删掉。出现这种情况时他容易发怒，并要求重編。—个叫阿丰索·莱奥内蒂的编辑回忆说，有几个晚上葛兰西看到报纸的大样后发起脾气来。“这不是报纸”，他喊道，“这是一袋土豆！明天阿涅利可能把工人叫到一起，并对他们说：“你们看，他们连报纸都不会办还想领导国家。”我们应该避免阿涅利说这种话，但是如果我们允许象袋土豆一样的报纸出版，我们就不能避免他说这种话”。
　　在政治实质问题上，他支持波尔迪加的立场（只是形式上的非常有限的支持，只是在没有公开反对这个意义上的支持），但这没能妨碍他表示出至少是某些基本要求，尽管这不是他的全部思想。其中包括向不是共产党员的劳动群众、甚至信仰天主教的劳动群众以及反对派的知识分子“开门”。他把《新秩序报》的戏剧评论栏交给自由主义者皮埃洛·戈贝蒂，春季由一个特种兵马里奥·乔尔达诺陪同，到加尔多内去找邓南遮谈话（后来未能晤面）。他一直密切注意组成人民党的左翼天主教人士（圭多·米利奥利派）的倡议，同皮埃蒙特广大无产者的根深蒂固的反教权主义进行了斗争。
　　安德雷亚·维格隆戈对作者说：“我记得有一次葛兰西让我们去采访有二十万教徒参加的教区会议。他说：‘这是一件新闻，参加者是人民，我们不能忽视他们。’我写了一条短消息，《新秩序报》用占两栏的标题发表了。还有一次我与了一篇同反教权主义者激烈争论的文章。文章中有这样的句子：‘反教权主义的色情文学是在二十年前唯理派社会主义中缺乏任何道德意识的情况下产生的，是在普拉姆波利尼传播福音的黄金时期发展起来的——这是一种奇怪的吻合……《蠢人》杂志对于我们青年人来说多少有点是二十年前的共济会的、议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象征。’葛兰西看了并批发了这篇文章，用斜体字登在1921年8月21日报纸的头版上。有的工人俱乐部，例如圣保罗区俱乐部，提出了强烈抗议，但葛兰西若无其事，他对我说：‘斜体字用得好。’”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同意大利共产党波尔迪加领导机构之间出现了裂痕。里窝那分裂以前列宁说过：“为了顺利完成革命和捍卫革命，意大利的党应该再向左迈一大步（丝毫不要束缚住自己的双手，也不要忘记，以后情况很可能要求向右迈几大步）。”①“再向左迈一步”这点做到了，因为在里窝那各共产主义小组脱离了社会党。现在情况要求“向右迈几大步”，以便同社会党人结成反对反革命攻势的“统一战线”。这是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年6—7月）的指示。在莫斯科人们已经承认，在反革命发动反攻以后，特别在意大利，工人运动已处于退却阶段。在这种条件下，工人阶级的直接目标再不能是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首先是捍卫民主自由，这要同社会党人一起进行斗争才能做到。在意大利，里窝那的分裂使对立加剧了，这个新方针遭到了波尔迪加及其集团的坚决抵制。列宁指出了这点并对此进行了批评。1921年8月14日列宁写道，一些共产党，其中包括意大利共产党，“稍微夸大了‘同中派主义的斗争’，稍微超过了限度，以致使这个斗争变成了游戏。”②事实上，在同社会党的斗争中，波尔迪加及其集团何止“稍微”夸大，而是夸大得多。现在共产国际用捍卫民主自由的中间目标代替了立即夺取政权的旧目标。他们感到，里窝那分裂仅几个月又要同社会党人结盟，这等于承认那次分裂是不合时宜的。葛兰西后来说：“当列宁对塞拉蒂同志说，‘你们先同屠拉梯分裂，然后同他联合’的时候，列宁对在意大利进行分裂的意义提供了简明公式。当分裂以不同于列宁所预见的形式发生时，我们本应该运用这个公式，即我们不仅应该同改良主义分裂，而且应该同最高纲领主义分裂，因为它实际上代表过和代表着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典型的机会主义。这种分裂是必然的，从历史的角度看也是必要的。但在这之后，在继续同他们进行思想和组织斗争的同时，要争取同他们结成反对反动派的联盟。对我们党的领导人来说，共产国际旨在贯彻这条路线的每一个行动都似乎是一种对里窝那分裂的悄悄否认，是一种忏悔的表示。”这些话是在1926年写的。1922年3月在罗马召开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几个月，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葛兰西同波尔迪加的分歧还没有如此明显。
　　大多数领导人，包括陶里亚蒂和特拉奇尼，都同意波尔迪加采取的宗派关门主义，而不采取广泛的政治和群众行动来制止和击溃法西斯主义。陶里亚蒂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他写道：“更令人惊奇和值得注意的是，象特拉奇尼和陶里亚蒂等同志最后也向党的宗派思想投降了，这些同志在葛兰西的身边，并在他的领导下，却不仅执行了相反的工作方针，而且为制定完全不同的观念出了力；在非常重大的行动中，他们遵循了这些观念。”塔斯卡和右翼少数派其他人出来反对波尔迪加。陶里亚蒂继续说：在多数派中，只有葛兰西“没有停止他的批评，但是这些批评长期以来停留在私下谈话的范围，没有在中央委员会辩论中提出来，只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召开的一次都灵共产党支部大会上发表了批评意见”。波尔迪加为罗马代表大会准备的提纲拒绝统一战线的策略，也就是反对共产国际的路线。除右翼少数派外，任何人都没有提出异议。葛兰西写道：“在罗马我们接受了阿马德奥（波尔迪加）的提纲，因为提纲是作为对（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意见提出来的，而不是作为行动方针提出来的。我们认为这样可以维护围绕在他的基本核心周围的党的团结；我们考虑可以向阿马德奥作出这个让步，因为他在党组织中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对此我们并不感到后悔，因为没有阿马德奥及其集团积极参加中心工作，是不可能在政治上领导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撤退了，我们应该有步骤地进行撤退，以免在我们的运动内部引起新的危机和新的分裂危险，以免给由于失败在革命运动中已经造成的骚动増加新的骚动和不安。”这种立场一方面对波尔迪加提纲的可靠性作了保留，使葛兰西得到了共产国际的称赞，另一方面又对波尔迪加有所顺从，使自己不致成为他的敌人。这样，才任命葛兰西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中代表意大利共产党（在此之前，共产国际曾委派他到卢加诺和柏林工作过，从1922年1月22日到2月24日他在德国首都）。
　　1922年5月末他动身了。他离开了居住了将近十一年的都灵，也离开了《新秩序报》的领导职务。他离开大主教路办公室时的情景是非常感动人的。这在他的一生中应是个重大的转折点，因为同俄国革命的主要人物在一起使这位政治家更趋成熟；同朱莉娅·舒赫特相逢使他的生活更加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