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现代君主论（1931～1934）
“经济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某些方面
经济主义——保护自由贸易的理论运动——理论的工团主义。应该考察一下，理论的工团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实践的哲学，又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关于自由贸易的经济学说，即归根到底来源于自由主义。所以，还应该考察一下，经济主义，就其最完善的形式而言，到底是不是自由主义的直接产物，即便在起源上也与实践的哲学联系甚微——顶多是一种表面的和纯粹词句的联系。
保护自由贸易运动的立场是以一种理论错误为基础的，其错误的实践根源不难辨认。也就是说，它是以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者的区分为基础的——这原本只是一种方法论的区分，可现在却俨然作为一种有机体的区分被提了出来。因此，人们断定经济活动属于市民社会，而国家不得干预其调控。但由于实际情况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同为一物，所以必须搞清楚：就连自由放任[1]也是一种国家“调控”形式，是靠立法和强制的手段来采纳和维持的：它是一种意识到自身目的的、有意的行为，而不是经济事实的自发自主的表现形式。[2]所以说，自由放任是一个政治纲领，就已经取得的成就而言，它的目的在于改变国家的领导成员和国家自身的经济纲领，换言之，也就是改变国民收入的分配。
理论的工团主义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它出自一个从属集团，这个集团并不可能靠着这样的理论，有朝一日占据统治地位，从而超越经济—社团的阶段，上升到一方面取得市民社会的伦理—政治领导权[3]、另一方面取得国家统治地位的阶段。而自由放任却是出自统治集团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所要改变的并不是国家的结构，而仅仅是政府的指导；它要改革商业的立法，并且只是间接地改革工业的立法（因为不可否认的是，贸易保护，尤其在那些市场贫乏而有限的国家，限制了创办工业的自由，并为垄断组织的产生推波助澜）：这里的问题在于政府内各党的轮流执政，而不在于奠定和组织新的政治社会，更谈不上奠定和组织新型的市民社会。在理论的工团主义运动中，问题要复杂得多；在这里，不可否认的是，它自称要表现的从属集团的独立自主，实际上已经为统治集团的知识领导权而牺牲掉了，这恰恰是因为工团主义无非是自由放任的一个方面，同时从实践的哲学那里得到了几条被割裂了的、因而是陈腐的引文的辩护。这种“牺牲”为什么会发生、又是怎样发生的呢？从属集团向统治集团转化的可能性被排除了，不是因为这个难题根本没有人看到（费边主义、德曼[4]、工党的大部分)，就是因为它的提法自相矛盾、软弱无力（社会民主主义的一般倾向），再不就是因为人们当真相信可以直接从阶级制度向以完全平等和工团主义经济为特点的制度跃进。
对于意志、行动以及政治和知识的主动性这类东西的表现形式，经济主义所抱的态度至少可以说是奇怪的——仿佛它们并不是经济意义的必然投射，进而并不是经济的惟一有效的表现形式。[5]因此，认为具体提出领导权问题就是在事实上让掌握领导权的集团处于从属地位，也是自相矛盾的。毫无疑问，领导权成为事实的前提，就是需要顾及将被施加领导权的那些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就是需要通过妥协形成某种平衡，换言之，就是需要领导集团做出某些牺牲，带上经济—社团的性质。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些牺牲和妥协不能触及根本问题，因为，只要领导权是伦理—政治的，那么它也就不能不是经济的，而它的基础也就不能不是领导集团在经济活动的决定性领域所行使的决定性职能。
除了自由放任和理论的工团主义之外，经济主义还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其中包括一切形式的抵制选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意大利教权派在1870年以后所做的抵制，其影响在1900年以后不断削弱，直到1919年人民党[6]成立时又有所改变：教权派在现实的意大利和合法的意大利之间所做的区分重复了经济世界和政治—法律世界之间的区分）；有很多这样的形式，因为可能有半抵制、四分之一抵制，等等。和抵制联系在一起的是那种“越坏越好”的公式，还有某些代表团提出的所谓在议会政治中“不调和”的公式。[7]经济主义并不一概反对政治行动和政党，但在它的眼里，这些都不过是和工团一样的教育组织。为了研究经济主义，并且为了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把《哲学的贫困》里面的一段话作为出发点。马克思说，社会集团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就是工会的个别成员已不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斗争，而是为了捍卫和发展这个组织本身。[8][9]与此同时，还应该记得恩格斯说过的，只有“归根到底”，经济才是历史的主要动力（见他的两封论实践的哲学的信，它们也都用意大利文发表了）[10]；再联系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那段话，说的是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意识到经济世界所发生的冲突。[11]
这些札记里有许多地方，我都已经说明，实践的哲学远比人们一般承认的要普及。如果我指的是历史经济主义的普及（洛利亚教授[12]现在就这样称呼他那一套近乎拙劣的观念），因而指的是实践的哲学投身斗争以来文化环境的彻底改变，那么这个判断就是正确的。借用克罗齐的术语，我们可以说，从“自由的宗教”的母体里孕育产生的这个最伟大的异端，也已经和那个正教一样经受着退化，并且作为“迷信”得到了传播，也就是说，它已经和自由放任结合起来，产生了经济主义。但是，在正教衰落的同时，这个异端的迷信真的已经不能保留新生的酵素，去形成更高的宗教了吗？也就是说，那些迷信的渣滓真的就难以清除了吗？对此，我们需要拭目以待。
历史经济主义的特点是：（1）在考察各种历史联系的时候，它没有区分什么是“相对稳定的”东西，什么是偶然的波动；[13]它所说的经济事实，指的是小集团中的个人私利，那种赤裸裸的、“卑污的犹太人”[14]意义上的利益。换言之，它没有考虑经济上各阶级的形成，以及它们固有的一切关系，而只是设想那种卑鄙的高利贷者的私利，尤其是它的犯罪形式。（2）这种学说把经济的发展归结为劳动工具方面的一系列技术变革。新燃料和新能源的发现，和可以拿来改造的新原料的发现一样，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能够改变个别国家的地位；然而，它并不决定历史运动这样的事情。
我们经常看到，人们在抨击历史经济主义的时候，自认为是在抨击历史唯物主义。例如，1930年10月10日巴黎《未来》报上的一篇文章（转载在1930年10月21日《外报周评》第2303—2304页）就是这样，我不妨当作典型来引用：“很长时间，尤其是那场战争以来，我们一直听说，有关私利的问题支配着各民族，并引导着世界前进的方向。马克思主义者发明了上述论点，并冠之以‘历史唯物主义’这个略带教条意味的名称。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把人看成群众，他们听从的不是激情，而是经济的必然性。政治是激情。爱国主义是激情。这两种强迫观念只是装点历史的门面，因为实际上，多少世纪以来各民族的生活都可以根据经济上的各种原因，根据这些原因之间不断变化和更新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经济就是一切。许多‘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也附和了这种论调。他们装模作样地用粮食、汽油或橡胶市场上的竞争来为我们解释国际政治。他们费尽心机地向我们说明一切外交都取决于关税和成本价格的问题。这些说法盛极一时。它们既有那么点儿科学的模样，出发点又是一种沽名钓誉、不可一世的怀疑论。外交政策中的激情？内政事务中的敏感？够了！这一套只能对付头脑简单的人。那些伟大的心灵、那些知情者，他们懂得一切都取决于供求关系。如今这成了一条绝对的伪真理。认为各民族都唯私利的考虑马首是瞻，这是天大的谎言；而认为他们先于一切的考虑都是来自对声望的欲念和虔信，这才是天大的实话。不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他就什么也不会懂。”这篇文章（题为《声望癖》）接下来举出德国和意大利的政策为例，以证明它是出自对“声望”而不是物质利益的考虑。简言之，文章还包含了大量更加陈腐的观点来跟实践的哲学论战，但它的实际论敌却是洛利亚之流的拙劣的经济主义。同时，作者在其他方面的论证也是站不住脚的：他不理解“激情”可以只是经济利益的同义语，而且人们也很难让政治活动永远保持在情绪激烈和爆发的状态。实际上，他自己就把法国的政治生活说成是井井有条、一以贯之的“理性行为”，绝不受激情之类因素的感染。
由于经济主义这种最普及的迷信形式，实践的哲学在知识分子集团上层的文化扩张能力已经失之大半，而取得的成功主要体现在人民群众和普通知识分子之类的人们当中，他们想要表现得十分老练，又不愿承受脑力的折磨。正如恩格斯说的，许多人都会很轻易地相信，他们只要把全部历史、全部政治的和哲学的智慧归结成几句套语，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装进自己口袋了。[15]他们忘记了：认为人们可以在意识形态领域意识到经济基础冲突的那个论点，在性质上并不是心理学或道德主义的，而是有机的、认识论的。他们造成了一种forma mentis[16]，把政治乃至历史统统看成是一连串marché de dupes[17]，一台魔术戏法大赛。“批判的”活动变成了揭露骗局、制造丑闻和窥探名人的隐私。
因此，他们忘记了，既然“经济主义”也是，或者被当成是一个客观的解释原则（客观—科学的），那么就应该到历史的所有方面去寻找赤裸裸的私利，除了到那些代表“反题”的人们当中去寻找之外，也要到那些代表“正题”的人们当中去寻找。[18]此外，他们还忘记了另一个实践的哲学的命题，即“人民的信仰”或者诸如此类的信仰也具有物质力量的有效性。[19]在这样对“卑污的犹太人”的私利进行考察的时候，时常会出现一些荒唐可笑的误解，从而败坏了原有学说的名誉。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在历史编纂学理论中，而且尤其需要在政治理论与实践中同经济主义作斗争。在后一领域，可以而且必须通过发展领导权概念来进行这场斗争——在政党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在某些政党的实际历史中，其实已经这样做了（运用革命民主专政概念来反对所谓不断革命论的斗争，对立宪主义意识形态加以支持所具有的重要性，等等）[20]。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在某些政治运动如何发展的问题上出现的评价，可以把（1886年到1890年左右的）布朗热主义运动、德雷福斯事件，乃至12月2日的coup d’état[21]当作样板（可以分析关于这一主题的经典著作[22]，研究直接的经济要素应该具有怎样的相对重要性，而具体的“意识形态”研究又应该占据多大的空间）。面对这些事件，经济主义问道：是谁在这里拥有直接的主动性呢？然后它通过既天真又不合逻辑的论证回答说：直接拥有这一主动性的应该是统治集团的某个派别；并且，为了不至于出错，它就选择一个显然发挥着进步职能并控制了所有经济力量的派别来充当这一角色。这样，人们就可以稳操胜算了，因为只要他们所考察的这场运动取得了政权，那么必然的结果是，统治集团的这个进步派别迟早会控制新的政府，把它变成自己的工具，以利用国家机器谋取私利。
因此，这样的万无一失是分文不值的。它不仅没有任何理论的意义，而且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和实践上的功效也都微乎其微：一般地讲，它除了道德主义说教和没完没了的人格问题之外，提供不出任何东西。一旦产生了布朗热主义之类的运动，我们就应该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沿着以下思路展开分析：（1）追随这场运动的群众的社会成分；（2）在由于新运动的产生而证明出现转变的力量对比中，这些群众发挥了怎样的职能？（3）由领袖人物提出并得到普遍同意的那些目标具有怎样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它们迎合了哪些实际的需要？（4）检验手段与所提出的目的是否一致；（5）只是到了最后，我们才能以政治的而不是道德主义的形式提出这样的假设：这场运动势必发生根本的改变，以至于完全背离那些追随其后的群众所预期的目的。但是，经济主义者却是提前宣布了这个假设的，他们是在还没有任何具体因素可以证明它的情况下（换言之，是在没有出现任何常识性的证据而不是高深莫测的“科学”分析结果的情况下），就来宣布这个假设的。因此，这个假设表现出一副道德主义谴责的面孔，它谴责表里不一、背信弃义，或者谴责（追随者方面的）轻信和愚昧。于是，政治斗争变成了个人之间的一连串冲突：一方面是那些蒙骗不了的、“把魔鬼装进瓶子”的人；另一方面却是被他们的领袖所愚弄，而且愚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以至于不愿相信这一点的人。另外，只要这些运动还没有取得政权，我们就一直可以怀疑它们会失败，而且有些的确也失败了（布朗热主义就这样失败了，而后又被声援德雷福斯的运动彻底打垮；乔治·瓦卢瓦[23]的运动失败了；盖达将军[24]的运动也失败了）。所以，应该致力于考察在它们内部哪些是有利因素，哪些是不利因素。“经济主义的”假设肯定了一个直接的有利因素，那就是具备一定的、直接或间接的财力（一份为运动助威的大报纸同样是一种财力）——仅此而已。但这太微不足道了。这样看来，我们对于不同水平上的力量对比的分析，最终同样都要上升到领导权和伦理—政治关系的领域。
可以再补充一个例子来说明那些号称不调和的理论，这就是在原则上对于所谓妥协的深恶痛绝，[25]这种妥协还有一个从属的现象，可以称之为“害怕危险”。显然，这种在原则上对于妥协的厌恶是和经济主义密切相关的，因为它所依据的观念无非就是铁一般地坚信在历史发展中存在着与自然规律同样的客观规律，以及像信仰宗教那样信仰一种命定的目的论：因为有利条件注定要出现，而那些轮回的事件也会以颇为神秘的方式从这些条件中产生。结果是，按照计划有意想要提前安排这种形势的一切主动行为都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会损害自身的。不过，与这些宿命论的信念相伴随的还有一种倾向，就是“从今往后”便盲目地、不加批判地相信武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当然这也并不是毫无逻辑、前后矛盾的，因为你可以认为意志的干预对于破坏有用，而对于（在破坏的那一刻已经进行的）建设却没有用。破坏被机械地理解了，而不是被当作既破坏又建设。这类思想方式不仅一点没有考虑到“时间”要素，而且归根到底，也没有考虑到“经济”本身，因为它们一点也不理解：群众意识形态的实际情况总是落后于群众的经济现状，因而到了一定阶段，经济要素的自发运动就会在传统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减缓、受阻，甚至暂时中断。所以，必须通过自觉的、有计划的斗争，才能“理解”群众在他们经济地位上的需要，而这种需要也许和传统领袖的方针南辕北辙。必须始终具备相应的政治主动性，才能使经济运动摆脱传统政策的束缚，也就是说，才能改变某些力量的政治方向；因为只有把这些力量吸收进来，一个新的、同心协力的、经济—政治的历史整体才可能实现。[26]而且，由于两种“相似的”力量要想融合成一个新的有机体，其必由之路不是一系列的妥协，就是武力，不是在联盟的基础上走到一起，就是强制一方从属于另一方，所以，问题就在于你是不是拥有这个力量，是不是能够“卓有成效地”运用它。如果只有两种力量的联合才能打败第三者，那么依靠武力和强制（就算你有这些东西）来建立联合的想法，就纯粹是方法论上的假设，而惟一具体可行的途径是妥协：因为你可以把力量用来反对敌人，而不是用来反对你想要迅速同化的、你自身的一部分；因为你需要的是对方的“好意”和热情。[27]
[1] 译者注：葛兰西在这里用的是法文“laissez-faire”，英译本甲译为“liberalism”（自由主义），现根据英译本乙译出。“自由放任”的提法出自法国重农学派，后者是最早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也被葛兰西视为这里批判的各种“经济主义”的源头。
[2] 译者注：这段话概括了葛兰西对市民社会观念的运用（“国家 = 政治社会 + 市民社会”［英译本乙，第263页］，其目的在于提出与单纯政治社会的权力相对而言的“领导权”概念）与自由主义传统区分市民社会和国家（“一种理论错误”）的根本不同之处。详见本书“译后记”的讨论。
[3] 译者注：关于“领导权”——葛兰西思想的核心概念，可参见本书“译后记”的讨论。这里借用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关键词》（Keywords, Fontana Paperbacks, London, 1983）一书的辞条做一基础性的说明：
Hegemony一词也许直接从希腊文纳入英文，最近的词源是egemonia，而可追溯的最早词源是egemon——通常指支配别国的领袖、统治者［“霸主”］。它的政治支配的涵义——通常指一国对另一国的支配［“霸权”］——在19世纪前并不常见，但自那之后就一直使用，现在已经司空见惯了……在英文里，偶尔有一种早期的用法，表示更普遍类型的支配。……Hegemonic尤其延续了这一层“支配一切”或“主人原则”的涵义。……
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式里，尤其是因为葛兰西的著作，这个词才变得重要起来。……在最简单的用法里，它把政治支配的概念从国家间关系推广到了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例如资产阶级的领导权。但是可以看到，这种支配的特性以某种方式产生出多方面的广泛涵义，类似于hegemomc在早期英语里用法。也就是说，它不限于直接政治控制的事务，而试图描述一种更普遍的支配，其中包括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看待世界、人性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特定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它不同于“世界观”的概念，因为看待世界、自我以及他人的这些方式，不仅事关知识，而且事关政治，它们表现在从制度、关系到意识的这些范围内。它也不同于意识形态，因为可以看到，不仅要通过表达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要被那些在实践中从属于这个阶级的人们当作“正常的现实”或“常识”来接受，才能掌握领导权。它因而触动了对革命的思考，因为后者强调的不仅是政治或经济权力的转移，而且是推翻一种特定的领导权：也就是推翻一种完整的阶级统治形式，这种形式不仅存在于政治的、经济的制度和关系中，而且存在于活生生的经验的、意识的形式之中。可以证明，只有通过创造另外一种领导权——一种新的支配一切的实践和意识——革命才能完成。这种观念因此就区别于如下一类观念：新的制度和关系会自动地创造出新的经验和意识。所以，对领导权和 hegemonic［（掌握）领导权的］这两个词的强调，最终既包含了政治和经济的因素，也包含了文化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它区别于另一个观念——济基瑚和政治、文化的上层建筑。在那里，一旦基础改变，上层建筑（不论多么间接或迟缓）也会跟着被改变。广义的领导权观念，在选举政治和公共舆论因素举足轻重的社会里，尤为重要：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认为社会实践有赖于对一定的占统治地位的观念的同意，而这些观念实际上又表达着统治阶级的需要。除非是经济决定论的极端形式一为经济体系或姑构的兴衰出自其自身规律，人们都认为领导权斗争是必要的，或者认为在任何种类的彻底改变当中，包括在基础方面的许多种改变当中，领导权斗争都是决定性的因素。
[4] 译者注：Henri de Man（l885—1953），比利时工人党政治家，著有《超越马克思主义》（1926）等。1935—1938年间出任内阁部长。战后曾因占领期间涉嫌附敌而入狱。
[5] 译者注：这里的后半句话，英译本甲没有否定词，现根据英译本乙译出。
[6] 译者注：1919年成立的意大利天主教政党。
[7] 译者注：参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7章“参加不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列宁所批评的意大利“左派”共产主义者博尔迪加（A. Bordiga，意大利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1921—1923］）及其“共产主义者抵制派”（1919）的主张，也是葛兰西在本节评论中暗指的主要对象。
[8] 原注：参见原文。《哲学的贫困》是实践的哲学形成的基本阶段，可以看成是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发展。而《神圣家族》却属于一个偶然产生的、模糊的中间阶段，这在讨论蒲鲁东、特别是讨论法国唯物主义的那些部分是显而易见的。关于法国唯物主义的那一节更像是文化史的篇章，而不是像人们通常解释的那样带有理论性——当然作为文化史来说，它是出色的。应该记得有人指出，《哲学的贫困》对蒲鲁东和他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解释的批判也可以适用于焦贝蒂（Vineenzo Gioberti），并且一般地适用于温和的意大利自由派的黑格尔主义。尽管蒲鲁东和焦贝蒂代表了不同的历史—政治阶段，但恰恰是因为这一点，两者的比较才显得意味深长。
[9] 译者注：与正文对应的《哲学的贫困》原文是这样一些话：“……反抗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工资，后来，随着资本家为了压制工人而逐渐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组成为集团，而且在经常联合的资本面前，对于工人来说，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重要。……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为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卷，第193页。（本书所引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原文，均使用中文版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列宁全集》的译文，以下简称“《选集》”、“《全集》”。）另外，葛兰西在这里没有提到《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这部“实践的哲学形成”的基本著作，只是因为他没有可能读它：《费尔巴哈》一章最初发表于1924年（俄文）和1926年（德文，葛兰西于同年入狱），而全书发表于1932年（德文）。
[10] 译者注：“归根到底”的著名提法出自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 [—22］日）和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的信。如在第一封信里，恩格斯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惟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见《选集》第4卷，第695—696页。
[11] 译者注：“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见《选集》第2卷，第33页。
[12] 译者译者注：Achille Loria（1857span>—1943），意大利经济学家。他自称“历史经济主义”的理论是庸俗经济学和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被葛兰西叫做“洛利亚主义”。
[13] 译者注：关于这一区分的讨论，见“局势分析。力量对比”一节。
[14] 译者注：语出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的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见《选集》第1卷，第54页。
[15] 译者注：见恩格斯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选集》第4卷，第692页。
[16] 译者注：拉丁文：习性。
[17] 译者注：法文：骗人的交易。
[18] 译者注：这里借用黑格尔辩证法概念，以“正题”泛指理论活动，“反题”泛指物质实践。
[19] 译者注：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的名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见《选集》第1卷，第9页。
[20] 译者注：暗指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政治实践。这里的“不断革命论”指托洛茨基的理论，它试图从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不断性”出发，证明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行性；它低估了农民的作用，不同于列宁提出的通过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完成过渡的“两阶段”不断革命思想。英译本甲的相应部分差距较大：“后一领域，可以而且必须通过发展政党理论、通过某些政党生活的实际发展来进行这场斗争（……）。”根据英译本乙译出。
[21] 译者注：法文：政变。指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的政变（被马克思谐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22] 译者注：指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英译本甲把这一句径直改为“可以分析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现根据英译本乙改回。
[23] 译者注：Georges Valois，法国法西斯主义组织“法兰西行动”的成员，曾自立法西斯小派别蓝衫“群团”（1925）。
[24] 译者译者注：Rudolf Gajda，捷克将军，曾组织法西斯主义的选举改革联盟，纳粹入侵后企图建立傀僵政权未果。
[25] span> 译者注：可参考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8章“不作任何妥协吗？”。
[26] 译者注：“‘历史整体’的概念，即自然和精神（基础和上层建筑）二者的统一，诸对立面的、诸区别的统一。”（英译本乙，第166页）“应该把人设想为一方面由纯粹个人主观的因素、另一方面由（这个个人与之保持主动关系的）群众的、客观或物质的因素构成的历史整体。”（第360页）“基础和上层建筑形成了一个‘历史整体’。也就是说，复杂的、矛盾的和互不协调的上层建筑的总和乃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的反映。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只有一个极权的意识形态体系才能对基础的矛盾做出合理的反映，才能再现实践革命化的客观条件的存在。”（第366页）“在这个观念里，恰恰物质力量是内容，而意识形态是形式。”（第377页）“如果知识分子和人民—民族之间、领袖和被领导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通过一种有机的凝聚力联系起来……只有那个时候……那种共同的生活才能实现；而只有那种生活才能形成社会力量，并创造‘历史整体’。”（第418页）
[27] 译者注：英译本甲作：“……对方需要的是你的‘好意’和热和热情”，现根据英译本乙译出。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