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现代君主论（1931～1934）
预见和前景
另一个需要明确下来并且进一步发挥的论点，是关于政治行动和国家生活中的“双重前景”的问题[1]。双重前景可以在不同的水平上出现，从最基本的到最复杂的；但是在理论上，它们都可以归结为两个根本性的平面，相当于马基雅维利所谓半人半马的怪物的两重性[2]：野兽和人，武力和同意，权威和领导权，暴力和文明，个体阶段和普遍阶段（“教会”和“国家”[3]），策动和宣传，战术和战略，等等。有人把“双重前景”理论归结为陈腐无聊的东西，认为它无非是两种“直接当下”形式在时间上机械的前后相承，只是“接近”的程度有时大一些，有时小一些而已。然而我们却可以看到，第一种“前景”越“直接”、越基本，第二种“前景”就势必越“遥远”、越复杂、越崇高。换言之，就像我们有可能在人类生活中看到的那样：个人越是被迫捍卫自己直接的肉体生存，那么他就越是要从文明与人性的全部复杂的、至高无上的价值出发来证明和看待自身。
可以肯定的是，预见仅仅意味着把现在和过去真正地看成是一种运动。而所谓真正地来看，也就是要在这一过程中确认哪些是基本的和稳定的要素。但是，认为有纯粹“客观的”预见的想法是荒谬的。一个有所预见的人实际上所具有的，只是他希望获胜的“纲领”，而他的预见本身就是取得这一胜利的一个要素。这并非意味着[4]，预见永远应当是任意的无端猜测，或者是纯粹的个人倾向。甚至可以说，只有在预见的客观方面是跟一个纲领联系在一起的限度内，这个方面才有客观性可言：（1）因为只有激情才能使智力更敏锐，从而有助于使直觉更透彻；（2）因为既然现实是人类意志作用于物质社会（工人作用于机器）的结果，那么，排除一切自愿的因素，并且把他人意志的干预也仅仅看成是普遍角逐中的客观因素，就是对现实本身的割裂。只有强烈地希望有所作为的人，才能确认哪些是实现他们的意志所必需的要素。
因此，认为某一特殊的世界观、生活观本身在预见力方面具有优越性，便是一种毫不掩饰的、愚蠢而浅薄的错误。当然，任何预见都含有一定的世界观，因此，这个预见到底是不相干的联翩遐想呢，还是一套缜密连贯的见解，就是一个不乏重要性的问题；但是，只有当一个人做出预言并以自己的强大意志使它成为现实的时候，这个问题才在他那生气勃勃的头脑里变得如此重要。从自称“不偏激”的人做出的那些预言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因为它们充满了慵懒、繁琐和奇思妙想。一旦“预见者”有了一个需要实现的纲领，这就足以使他达到那些本质的东西，达到那些“可以组织起来”、可以给它们确定方向或改变方向的要素，实际上，也就是那些惟一可以预见的要素。这和人们通常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截然相反。一般认为，任何预见行为的前提，都是要确定与自然科学的规律同样一成不变的规律。但是，正如这些规律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在绝对的或机械论的意义上存在着，上述看法也根本没有考虑到他人意志的存在，没有“预见”到这些意志产生的作用。因此，人们所建立起来的一切，就都是从任意的假定出发，而不是从现实出发的。
“太多的”（因而也是浅薄的机械的）政治现实主义常常导致这样的结论：政治人物只应该在“有效现实”的范围内工作，他们只关心“是什么”，而不关心“应当是什么”。这就意味着政治人物的眼光不应该越过自己的鼻尖。正是这种误解，使得帕欧罗·特雷维斯在圭恰迪尼身上，而不是在马基雅维利身上，看到了“真正的政治家”。[5]
我们不仅要区分“外交家”和“政治家”，还要区分政治科学家和行动的政治家。外交家不能不在有效现实的局限内活动，因为他的专业不是去寻求新的平衡，而是在一定的法律框架内维护现有的平衡。同样，科学家，就他仅仅是一个科学家而言，也只能是在有效现实的局限内活动。但马基雅维利就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家了；他是一个党人，怀着强烈的激情，是一个行动的政治家，他想要创造一种新的力量对比，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关心“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当然他肯定不是在道德主义的意义上看待这个问题的。因此，我们也不能以诸如此类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它更加的复杂：换言之，问题是要搞清楚这个“应当是什么”到底是任意的行为还是必要的行为，是具体的意志还是无谓的希望、欲念、痴心妄想。行动的政治家是创造者，是唤醒别人的人，但他既不是无中生有地创造，也不是在自己欲望和梦想的混沌虚空里活动。他依靠有效的现实，但到底什么是这个有效现实呢？它是静止不变的吗？难道它不是在不断运动和变换着的平衡中形成的力量对比吗？运用意志去为那些实际存在和起作用的力量创造新的平衡，同时依靠我们认为是进步的那种特定的力量，给它提供取得胜利的条件——这一切固然是在有效现实的领域里活动，但目的却是为了支配和克服这个现实，至少是有助于支配和克服这个现实。因此，“应当是什么”就是具体的，而且它还是对于现实做出的惟一的现实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解释；它是惟一的行动的历史学和哲学，是惟一的政治。
萨沃纳罗拉—马基雅维利的对立，并不是在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两者之间的对立（卢索关于这个问题的一整段论述仅仅是堆砌漂亮词藻），[6]而是在两个应当是之间的对立，是萨沃纳罗拉抽象而模糊的应当是和马基雅维利现实主义的应当是之间的对立。马基雅维利的应当是，即便并没有成为直接的现实，也是现实主义的，因为我们不能指望一个个人或者一本书可以改变现实，它们只能解释现实，并指出可能的行动路线。马基雅维利的局限和狭隘，在于他从来只是“一介平民”，是一个作家，而不是一个国家或一支军队的首领，因为后者虽然也是单个人，可手里却掌握着国家或军队的力量，而不仅仅是一大堆词句。但我们不能因此说马基雅维利也是一个“非武装的先知”[7]：这未免小看了精神的意义。马基雅维利从没有说过自己正在考虑或者已经决心改变现实，他只是说，自己正在具体地说明各种历史力量应当怎样行动起来，才能产生效果。
[1] 译者注：“双重前景”的说法出自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试图在革命事件的发展速度无法准确预言、具有或快或慢两种前景的局势下，提出一种灵活的或折衷的路线，与此不同的是，针对当时在意大利共产党内部分别以博尔迪加和塔斯卡（A. Tasca）为代表的割裂“双重前景”的两个不同的极端，葛兰西的思考远远超出了单纯“战术”的水平。他把这个说法提高到对战术和战略的关系做根本性思考的政治理论概念：它意味着在政治行动中武力与同意、统治与领导权等等这两个环节的辩证统一。因此英译本乙编者导言认为，下面几句话在整个“现代君主论”部分的讨论中，“也许比其他任何段落都更能概括葛兰西的革命政党观”（第124页）。
[2] 译者注：见《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83页：“因此，你必须懂得，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方法是运用法律，另一种方法是运用武力。第一种方法是属于人类特有的，而第二种方法则是属于野兽的。但是，因为前者常常有所不足，所以必须诉诸后者。因此，君主必须懂得怎样善于使用野曾和人类所特有的斗争方法。关于这一点，古代的作家们早已谲秘地教给君主了。他们描写阿基里斯和古代许多其他君主怎样被交给半人半马的怪物基罗尼喂养，并且在它的训练下管教成人。这不外乎说，君主既然以半人半兽的怪物为师，他就必须知道怎样运用人性和兽性，并且必须知道，如果只具有一种性质而缺乏另一种性质，不论哪一种性质都是不经用的。”
[3] 译者注：可参考葛兰西的另一段论述：“无论如何，在文艺复兴的政治观念里，宗教就是同意，而教会就是市民社会，是统治集团掌握领导权的机器。因为后者并没有属于它自己的机器，即并没有它自己的文化和知识组织，但却把普遍的教会组织当成了这样的机器。这跟中世纪惟一不同的地方在于，宗教事实上是被公然采纳和分解成了一种instrumentum regni［统治工具］。我们就是应该从这个观点出发，来研究雅各宾派试图建立一种对‘最高存在’的崇拜。看来这就是在试图创造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同一性；以专政的方式把构成国家（即国家本身+市民社会这个有机的、广义的国家）的各种因素统一起来，以殊死的努力牢牢掌握全部人民的和民族的生活。不过，看来这也同样变成了独立于教会的现代世俗国家的最初根基，这个国家就在自己身上、在它自己复杂的生活中，寻找并且找到了它的历史个性的全部要素。”见葛兰西《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学和现代国家的札记》（《狱中札记》之四，都灵：埃依纳乌迪出版社，1949），第122页。按所谓“最高存在”（L’être suprême），系由法国大革命期间（1793）救国委员会颁布的（自然神论）信仰。
[4] 译者注：英译本甲作：“这仅仅意味着”，不通，现根据英译本乙改过。
[5] 译者注：指Paolo Treves的文章《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的政治现实主义》（Nuova Rivista Storica，1930年11/12月号）。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佛罗伦萨外交官和政治家，著有《意大利史》。他是马基雅维利的朋友，人们也经常拿他俩做比较。葛兰西的基本看法是：“圭恰迪尼在政治科学上显得要比马基雅维利落后了一步”、“圭恰迪尼退回到纯粹的意大利政治思想里去了，而马基雅维利却获得了欧洲的思想”。“在意大利政治的总的语境里，圭恰迪尼是一个保守派”。见英译本乙第173—175页。
[6] 译者注：卢索在文章（见前注）中写道：“萨沃纳罗拉是纯粹的宗教，马基雅维利是科学，是技巧，是纯粹的政治。”
[7] 译者注：语出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第27页（同时也谈到萨沃纳罗拉）：“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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