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现代君主论（1931～1934）
政党
我说过，现代的新君主主人公不会是作为个人的英雄，而只能是政党。[1]这意味着，在不同时期，在各民族不同的内部关系中，这个特定政党将致力于奠定一个新型的国家（而它本身也是理性地、历史地为了这个目的而缔造的）。
应当看到，在那些极权的政体中，王权机构的传统职能实际上是由党来取代的，而正因为履行了这个职能，党才是极权的[2]。虽然任何党都是一个社会集团——并且仅仅是这一个社会集团——的表现形式，但在特定条件下，若干个党却仅仅代表了同一个社会集团，这只是因为它们在自身集团和其他集团的利益之间行使着平衡与仲裁的职能，并保障着它们所代表的集团在同盟集团的同意和帮助下得到发展——如果实在不能从明确对立的集团那里获得同意和帮助的话。规定国王或共和国总统“统而不治”的宪法条文以法律形式表明了这种仲裁人的职能，以及立宪各党不“揭露”王权或总统真面目的意愿。规定国家元首不对政府行为负责以及规定内阁负责的条文统统是诡辩，它们所掩盖的普遍原则维护着国家统一的观念，以及被统治者不问何党何人当政都要对国家行动表示同意的观念。
对于极权的党来说，这些条文已失去了它们的意义，而往常根据这些条文发挥职能的机构也受到了削弱。但党却把这种职能集于一身，它将高扬起抽象的“国家”概念，并以各种方式造成一个“不偏不党的力量”正在主动有效地发挥职能的印象。
谈论“政党”，就一定要谈（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行动吗？可以看到，在现代世界的许多国家，因为斗争需要或者其他的原因，那些有机的和主要的党又分为不同部分，每个部分都自称为“党”，甚至是独立的党。因此，一个有机党的知识总部通常不属于这些分支中的任何一个，而是像一个超越各党之上的、独立的指挥力量那样起作用。有时，公众甚至于也相信这一点。报纸（或报业集团）、期刊（或期刊集团）也是“党”，或“党的一部分”，或“特定的党的职能部门”，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就可以更准确地研究党的职能。我们可以想想《泰晤土报》在英国，以及《晚邮报》[3]曾经在意大利发挥的职能，也可以想想以“非政治性”自居的所谓“资讯报刊”，乃至体育或专业报刊的职能。另外，这种现象在极权的一党执政的国家里呈现出有趣的方面：因为这样的党已不再发挥严格的政治职能，而只具有技术性的、宣传的和警察的职能，以及在道德与文化上施加影响的职能。政治影响是间接的：因为如果不存在其他合法的党，那么也总会有另一些党作为事实或趋向存在着，对它们不能用法律来压制，而只能像捉迷藏似地跟它们论战和斗争。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肯定，对这样的党而言，文化职能支配着一切，这样就产生了政治的行话：也就是说，政治问题改扮成了文化的形式，因此变得难于解决。
但也有一个传统的党带有本质上的“间接”性，换言之，它明确表现出纯“教育的”（“lucus”之类[4]）、道德的和文化的［性质］（原文如此）。这就是无政府主义运动。就连所谓直接行动（恐怖主义）也被看作是用实例进行的“宣传”。由此可以进一步证实一个判断，也就是说，无政府主义运动并不是独立自主的，而是存在于其他各党的边缘，并“教育它们”。人们可以说无政府主义是每一个有机党所固有的。（什么叫做“有理智有头脑的无政府主义者”呢？不就是相对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各大党而言的这种“边缘主义”的一副面孔吗？）“经济学家派”[5]本身也是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呈现出来的一副面孔。
这样就出现了两种形式的“党”，它们似乎都放弃了直接的政治行动。一种是由文化精英人士组成的党，这些精英所担负的职能，在于运用文化的和一般意识形态的观点，领导各同盟党（实际上是同一个有机党的不同分支）进行一场大规模的运动。[6]另一种是在最近时期出现的、由群众而不是精英组成的党，至于这些群众的政治职能，则无非是对一个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政治中心一概报以他们军人般的忠诚（看得见的中心往往是各种不愿公开抛头露面的力量的指挥机构，这些力量只能通过中介人、通过一种“中介的意识形态”间接地发挥作用）。[7]群众只是用来“调动”的，要让他们“保持活力’，就需要进行道德说教、情感激励，用各种弥赛亚神话告诉他们那个期待已久的、传说中的时代就要来了，到那时，现有的一切矛盾和困苦都自然会得到化解愈合。
要想写作一个政党的历史，的确需要面对一整套难题，比方说，它们就比罗伯特·米歇尔斯想的要复杂，尽管他在这个问题上是公认的专家。[8]究竟什么是一个党的历史呢？仅仅是记述一个政治组织的内部生活吗？记述它怎样诞生，记述那些最初组成它的集团，以及它的纲领、世界观和人生观由以形成的那些意识形态论战吗？这样一来，我们只可能得到一部有限的知识分子集团的历史，有时只是一部个人的政治传记。因此，这部历史的框架必须更大更全面。
我们必须写出特定人群的历史。人们追随那些缔造者，用自己的信仰、忠诚和纪律来支持他们，或者在有些倡议面前表现出涣散和消沉的态度，从而对他们做出“现实主义的”批评。但是，这群人只是由党员组成的吗？只关心开会、选举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只关心党员群众表达自己意志的一整套活动和存在方式，这难道就够了吗？显然，我们必须考虑到整个社会集团，因为党是这个社会集团的表现形式，是它的最先进分子。换言之，党的历史必定是特定社会集团的历史。但这个集团并不是孤立的；它还有朋友、同盟军、对手和敌人。一个党的历史只能从社会和国家生活（通常还包括延伸出去的国际关系）的复杂图景中呈现出来。因此可以说，写一部党史其实就是从一个专题性的观点去写一个国家的通史，旨在突出这个国家的独特方面。一个党的意义和影响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它特有的活动在怎样的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历史。
所以说，从一个人写作党史的方式里，可以得出他在党是什么或应当是什么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宗派主义者对琐屑的党内事务津津乐道，因为这些东西在他眼里有种隐晦的意义，令他充满神秘的热衷。而一个历史学家固然承认一切事物在全景中应有的重要性，但却把注意力首先放在党的实际作用上，看它发挥了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决定性的力量，来推动或阻止某些事件的发生。
一个党什么时候算是真正地形成，也就是说，什么时候它获得了一个明确而持久的任务，为了搞清楚这一点，引起了大量的讨论和一种常见的浮夸形式——太常见了，其可笑和危险的程度不亚于维柯所说的那种“民族的浮夸”。[9]确乎可以说，一个党永远也不会完全地形成，这意味着每一次发展都创造着新的任务和职能，也意味着对于某些党来说确实存在着一个悖论：只有当它们不复存在的时候，也就是当它们的存在已经成为历史的累赘的时候，它们才算是完全地形成了。因此，既然每一个党都只是一定阶级的代名词，那么显而易见的是，一个致力于消灭阶级分化的党，只有当它已不复存在的时候才能臻于完善，因为这时候阶级不复存在了，阶级的表现形式也不复存在了。但我现在想要强调的，是这一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在这个阶段到来之前，一件事物既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这意味着它存在的必要性还不那么“迫切”，而“大部分”都依赖于具有非凡意志力的那些个人的存在。
一个党什么时候才获得了历史的“必要”性呢？当它“取得胜利”的条件，即不可避免地取得国家政权的条件至少已经处在形成过程中，而人们也可以正常地预见到这些条件的进一步发展的时候。但是，有了这些条件，我们是否就可以说这个党已经不会被人用正常手段消灭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展开论证：一个党的存在，需要同时具备三个基本要素（或者说三组要素）：
（1）普遍的要素，是由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构成的。这些人的贡献不在于具有创造力和高度组织性的精神，而在于他们的纪律和信仰。离开他们，党肯定是无法存在的，但同样肯定的是，党也不能“只”靠他们而存在。他们之所以有力量，只是因为有人把他们集中和组织起来，给他们纪律的约束。没有这种力量，他们就成了一盘散沙，彼此抵消，终究一事无成。我不否认，每一个这样的要素都有可能成为一种凝聚力，但在我们谈论他们的这个阶段，碰巧他们还不是这种力量，还没有条件成为这种力量，或者只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成为这种力量，因而在政治上不起作用，甚至无关紧要。
（2）最具有凝聚力的要素，它形成民族范围内的中心，使那些如果放任自流就会无足轻重的力量在总体上变得强大有力。这一要素有着高度的凝聚力，可以把人们集中起来，给他们纪律的约束，而且可能正因为如此，这也是一种创造力（如果这是指根据一定的力量阵线、一定的前景和一定的前提，在一定方向上进行“创造”的话）。同样肯定的是，光靠这一要素也不可能形成一个党，但它的作用会比第一个要素更大。他们可能是没有军队的将领，但实际上造就军队要比造就将领更容易。还可以肯定的是，一支已经存在的军队如果没有了将领就会被消灭，但只要有那么一群善于合作的将领，为了共同的目标团结一致，他们也会从一无所有的地方着手，很快地形成一支军队。
（3）中间要素，它作为第一要素和第二要素之间的纽带，使它们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道德和知识上保持着联系。其实，对任何党来说，都存在着上述三个要素之间的“固定比例”[10]，一旦实现了这些比例，就会赢得最大的功效。有了这些条件，我们才可以说一个党不会被人用正常手段所消灭。因为第二要素是必须存在的（否则所有讨论都没有意义了），而且不管处在多么游移分散的状态，它也总是产生于现存的客观物质条件。在这个前提下，就会不可避免地形成另外两个要素，首先是第一要素，而第一要素又必然形成第三要素，作为自身的延续、自身的表现方式。
要让这种情况发生，必须形成一个钢铁的信念：面对生死攸关的难题，就要拿出特定的解决办法。没有这个信念，第二要素就不可能形成；而这个要素由于数量之少，也更容易遭到破坏。但必须使这个要素即便在遭到破坏的时候也能留下它的遗产，留下可以让自己重新形成的酵素。那么，又能有什么地方比在第一、第三要素中更宜于这种酵素的保存和自我形成呢？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只有它们才与第二要素最具有同质性。如此说来，第二要素的立身之本就在于构成这种酵素，而评价它的标准则在于：（1）看它当前在干什么；（2）看它为了自身可能遭到的破坏做了哪些准备。很难说这两件事情哪一个更重要。既然随时都应该预见斗争中的失败，所以，准备接班人就应该是和争取胜利同等重要的因素。
至于党的“浮夸”，可以说，它要比维柯所说的“民族的浮夸”更糟糕。为什么呢？因为民族必然存在，而且从它存在的这个事实里，即便是一片好意或者引经据典来证明，也总是有可能发现这一存在饱含着天命和意义。另一方面，一个党却足以自取灭亡。绝不应该忘记的是，在民族之间的斗争中，各民族为了自身利益，都希望其他民族由于内部斗争而削弱，而党本身就是这种内部斗争的要素。因此，对于这些党来说，总是可以询问：它们到底是靠着自己的力量、作为真正的必要性而存在的呢，还是仅仅为了他人的利益才存在的呢？（确实，在论战中，这一点是绝不会被人忘记的，尤其是在答案确定无疑的情况下，它简直就成了一种老生常谈——也就是说，它总是一如既往地产生着疑问。)当然，任由这些疑问把自己撕裂的人只怕是傻子。这个问题在政治上只具有暂时的意义。在所谓民族性原则的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数次的外来干预，支持在敌对国家内部造成混乱的那些民族的党，以至于我们谈到像加富尔“东方”政策[11]这样的事情时，就要猜测这个“政策”到底指的是一条持之以恒的行动路线呢，还是为了在1859年和1866年期间削弱奥地利而使用的权宜之计。同样，在1870年代早期的马志尼派运动（例如巴尔桑蒂事件[12]）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俾斯麦的干预：他预料到对法国的战争以及法意联盟的威胁，所以想要借助内部冲突来削弱意大利。同样，在1914年6月的那些事件中，[13]也有人注意到奥地利总参谋部由于战争即将来临而做出的干预。可见，诡谪的手法多种多样，对此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既然不论我们做什么事情，总是会对某个人有利，那么重要的就是要尽力做到在一切方面都对我们自己有利，也就是说，要做完全的赢家。无论如何，我们应该鄙弃党的“浮夸”，而代之以具体的事实。对于那些用浮夸代替事实，或者坚持浮夸政策的人，我们理应怀疑他们最起码的严肃性。更不用说，党必须避免哪怕是在“正当的”表象下去做对他人有利的事情，尤其当这个他人是某个外国的时候；但要是有人成心利用这一点，当然谁也无法阻止。
很难排除的一个事实，就是某些政党（既有统治集团的政党，也有从属集团的政党），同时也履行着一种警察的职能，即维持特定的政治和法律秩序的职能。如果这一点得到确证，那么就必须换一种方式提出问题了：必须提出党行使这一职能的方法和倾向的问题。其意义在于镇压还是宣传？具有反动性还是进步性？这个党在行使其警察职能的时候，是在维护那个束缚着历史生命力的、外在的和表面的秩序呢，还是旨在把人民提高到一个以政治和法律秩序作为其纲领性体现的、新的文明水平？实际上，法律的破坏者来自（1）社会上已被法律剥夺了权利的反动分子；（2）受到法律压制的进步分子；（3）没有达到法律所能代表的文明水平的分子。因此，党的警察职能既可以是进步的，也可以是倒退的：如果这一职能旨在把反动力量约束在合法性范围内，并把落后群众提高到新的合法性的水平上来，那么它就是进步的；如果它旨在压制社会的生命力，并维持一种已经成为表面文章的、过了时的、反历史的合法性，那么，它就是倒退的。另外，这个党行使职能的过程也为我们提供了辨别的标准：如果党是进步的，它就会“民主地”（按照民主集中制）行使职能；如果是倒退的，它就会“官僚地”（在官僚集中制的意义上）行使职能。在第二种情况下，党就成了一个没有头脑的纯粹执行者：它就是一个技术意义上的警察组织，而它的“政党”名称则成了纯神话的比喻。
[1] 译者注：在英译本乙“现代君主论”部分的编者“导言”里，有一段关于本节的说明：“在这里题为‘政党’一段的一个较早的稿本里，葛兰西给那段文字写下的标题是‘马克思和马基雅维利’，并且一开始就说：‘这个主题可以通过两方面的研究得到发展：要研究他们二人作为激进政治的理论家、作为行动的理论家之间的真正的关系；要写一本书，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里引申出一个“君主论”类型的当代政治学体系。这个主题就是处在与各阶级、与国家的关系中的政党：不是作为一个社会学范畴的党，而是那种试图奠定国家基业的党。’葛兰西为什么如此重视马基雅维利呢？因为‘马基雅维利是意大利认识到文艺复兴如果不奠定一个民族国家就不可能成为一场真正复兴的代表’；‘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是对［狭义的］文艺复兴的反动；它乞灵于像法国和西班牙的绝对君主制那样更加拉近人民的、政治的和民族的必要性……’”
[2] 译者注：“totalitarian”这个词在葛兰西这里完全是中性的，指总揽一切的、统一的力量。它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很常见（墨索里尼在1920年代最早使用了“极权国家”的说法）。至于“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则是后来由自由主义批评家发明的。
[3] 译者注：《晚邮报》曾经是意大利最主要的资产阶级报纸，后投靠法西斯政权。
[4] 译者注：拉丁文“树丛”，是”lucus a non lucendo”一句的省略，意思是“树丛之所以叫树丛，是因为它没有光线”，“lucus”和“lux”（光线）词形相近。典出昆体良《雄辩术原理》。葛兰西用这句话来讽剌无政府主义者之所以以教育者自居，是因为它名不副实。
[5] 译者注：指18世纪的法国重农学派，当时，他们喜欢别人称自己为“经济学家”。参见“‘经济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某些方面”一节。
[6] 译者注：这大概是指克罗齐在意大利扮演的角色。参见葛兰西，《历史唯物主义与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第127页：“党作为一般的意识形态，要高于形形色色的、更直接的分类。实际上，意大利的自由党在1876年以后的特点，就是‘以散开队形’，作为大量民族的和地区的分支和集团出现在这个国家。……克罗齐是所有这些集团、小集团、智囊团和黑手党公用的理论家，是让所有这些集团受益并为它们所利用的中央宣传机构的首脑，是起来改革旧政治形式的各种文化运动的民族领袖。”
[7] 译者注：指法西斯主义。
[8] 译者注：Robert Michels（1876—1936），德国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后移居意大利，并归顺墨索里尼政权。他和莫斯卡、帕累托一起，成为政治精英理论的建立者之一。著有《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1908）、《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1911；中译本：《寡头统治铁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等。
[9] 译者注：“……这种浮夸像第阿多茹斯·什库路斯所说的，每个民族，无论是野蛮的还是文明的，都认为自己是最古老的，而且保存了他们从世界开始以来的纪录。”见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第44—45页。
[10] 译者注：见“固定比例定理”一节。
[11] 译者注：Camillo Cavour（1810—1861），撒丁王国首相，意大利王国首任首相（1861）。他的“东方”政策指的是皮埃蒙特与英法结盟，派兵参加反对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1855）的政策。
[12] 译者注：1870年5月24日，下士Pietro Barsanti带领40名共和党人攻打在帕维亚的一个兵营，试图使士兵转向马志尼派。失败后被处决。
[13] 译者注：1914年6月，为抗议意大利当局在安科纳对反战示威的血腥镇压，在无政府主义者领导下发动了全国范围的总罢工，和当局进行了激烈战斗，并在罗马涅和马尔克成立了共和国，史称“红色周”。这场运动实际上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才被完全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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