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葛兰西 -> 现代君主论（1931～1934）
政治的要素
确有必要指出，最先被忘掉的事情正是那些首要的特点、那些最基本的要素；另一方面，如果这些事情不断地再现出来，那么它们也会成为政治和一切集体行动的支柱。
第一要素就是的的确确存在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领袖和被领导者。整个政治的科学和技艺都建立在这个原始的、（在某些普遍条件下）不可化约的事实的基础上。这个事实的起源本身就是一个难题，须要做出专门的研究（我们至少可以而且有必要研究：怎样才能改变那些可以认定在这个意义上起作用的条件，从而把这个事实压缩到最低限度，乃至于消除它）。但事实终归是事实：的确存在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领袖和被领导者。从这个事实出发，就有必要考察，人们怎样才能（在目的一定的情况下）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统治，因而怎样才能以最佳的方式培养统治者（而这恰恰就是整个政治的科学和技艺的第一步），以及另一方面，怎样才能找到抵抗力最小的途径，也就是能够确保被统治者和被领导者服从命令的最理性的途径。
成为领袖的根本前提是：人们是愿意永远都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呢，还是愿意创造条件，去消除存在这种划分的必要性？换言之，人们是从人类永远存在划分的前提出发呢，还是相信这种划分只是与一定条件相适应的历史事实？而我们还需要看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划分，尽管归根到底的根源在于社会集团之间的划分，但目前情况下，也的的确确存在于任何一个集团内部，包括那些具有社会同质性的集团。[1]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划分是分工的产物，是一个技术的事实。那些在一切事物中只看到“技术”、“技术的”必要性之类东西的人，总是在思考这些不同要素的共同存在，从而逃避了根本的难题。
正由于在同一集团内部也存在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划分，所以我们不得不确立一些不可动摇的原则，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往往会发生最严重的“错误”，它们暴露出最可耻的软弱无能，也最难于纠正。人们相信，如果从集团本身的原则出发，那么服从命令就应该自动地发生，用不着证明它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甚至也用不着讨论（有人认为，服从是不说自明、不请“自来”的事情；更糟糕的是，他们还按照这种想法去行动）。所以，很难消除领袖身上的“卡多尔纳主义”[2]，也就是这样一种信念：只要领袖觉得这样做是对的、合理的，就应该去做；如果没有做，就要找“当事”者的“责任”，等等。同样也很难根除那种不屑于避免无谓牺牲的可耻作风。但常识表明，大多数集体（政治）灾难的发生，都是因为没有设法去避免无谓的牺牲，或者因为根本不考虑别人的牺牲，并且拿着别人的性命打赌。人人都听前线的军官讲述过，士兵们如何在需要的时候甘于冒死，可是一旦发现自己遭到不屑，又如何起来造反。例如，一连人可以忍饥挨饿多日，只要他们明白给养是因为force majeur[3]而无法运达，但如果是因为上司的不屑或官僚主义之类的问题，让他们少吃一顿饭，那么这些人也可能谋反。
这个原则适用于一切要求付出牺牲的行动。因此，每一次失败过后，首先必须在严格的意义上追究领袖的责任（比如一条战线是由许多方面组成的，而各方面都有自己的领袖：可能某一方面的领袖对失败所应负的责任比其他方面的领袖要大，但这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没有任何人可以免于责任）。
从存在着领袖和被领导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个原则出发，可以肯定的是，到目前为止，“党”一直是产生领袖和领导作用[4]的最合适的方法（“党”可以在不同的名义下出现，甚至在非党或“否定党”的名义下出现；事实上，就连所谓“独立个人”也是党人，只不过他们更想利用神恩和追随者的愚昧而成为“党首”罢了）。[5]
一般概念的发展包含在“国家精神”的说法当中。这个说法有着非常确切的、历史规定的涵义。[6]但这里出现了一个难题：在任何严肃的运动中，也就是说，在任何并非个人主义的任意表现，而是多少有些理由的运动中，到底有没有所谓“国家精神”这类东西呢？同时，“国家精神”预设了无论对过去（不如说传统）还是对将来的“连续性”，也就是说，它预设了任何行为都属于复杂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个过程已经开始，而且还会继续下去。对这一过程负有责任，对在这一过程中行动负有责任，以及对与各种力量的相互依存负有责任（我们还“看不到”这些力量的物质性，但却可以感到它们在主动地起作用，从而可以把它们当成“物质的”和肉身的东西来看待）——这才是特定情况下被称为“国家精神”的东西。显然，这种对“持续性”的认识应该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不应该超出一定的限度。我假定最低限度是上一代和下一代。这已经不算少了，因为两代人并不等于前三十年加后三十年的时间，而应该有机地、历史地去计算；这种算法至少从过去方面是好理解的。我们感到与那些已经很老的人们的相互依存，他们对于我们代表着“过去”，这个“过去”仍然活在我们当中，需要我们去认识、去清算，它既是现在的一个要素，也是将来的一个前提。我们也感到与孩子们、与新生和成长的一代的相互依存，并且对他们负有责任。（对“传统”带有倾向价值的“崇拜”则是另一回事，它暗含着某种选择和确定的目标，也就是说，它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基础。）然而，如果说这个意义上的“国家精神”是无所不在的，那我们就需要同对它的歪曲和背离作不断的斗争。
“为行动而行动”、为斗争而斗争，等等，尤其是狭隘吝啬的个人主义，都是对瞬间欲念的随意满足之类的东西。（事实上，尽管表现出这些五花八门的奇妙形式，但问题的核心仍旧是意大利的“非政治主义”。）个人主义只是动物性的非政治主义，宗派主义作为“非政治主义”，细看之下，也是一种人身“庇护”的形式，因为它缺乏作为“国家精神”根本要素的党的精神。证明党的精神是“国家精神”的根本要素，已是眼下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相反，“个人主义”是一种动物性的要素，就像动物园里的把戏一样“哗众取宠”。
[1] 译者注：“社会集团”在葛兰西的用法里是“阶级”的同义语。例如，葛兰西既说“任何党是一个社会集团……的表现形式”，同时又说：“每一个党都只是一定阶级的代名词……阶级不复存在了，阶级的表现形式也不复存在了”（见“政党”一节）。
[2] 译者译者注：Luigi Cadorna（1850—1928）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意大利军队总司令，其官僚主义和专制作风引起部下反对，乃是导致意军1917年在卡波莱托失败的重要因素。
[3] 译者注：法语：不可抗力。
[4] 译者注：“领导作用”，意大利文是direzione，英语译为leadership。它派生于动词dirigere；葛兰西通常把这个动词跟dominare（统治）作为一个对子来使用，这时，英语就译为to lead（领导）。同样，其现在分词dirigente也跟dominante构成了一个对子，即“领导的/统治的（‘占统治地位的’）”，或者作为名词就是leader（领袖）的对应形式（但也有例外的情况：比如classe dirigente则对应于英语的ruling class，一般译为“统治阶级”）。因此，葛兰西时常把direzione与egemonia（领导权）用作同义语：“span>一个阶级占据统治地位体现为两种方式，即‘领导的’和‘统治的’。它领导着同盟的阶级，统治着敌对的阶级。因此，一个阶级甚至在取得政权之前，就可以（而且必须）来‘领导’了；当它后来掌握政权，占据了统治地位，它继续在‘领导’……甚至在取得政权之前，就可以而且必须有‘政治领导权’；而为了行使政治领导作用或领导权，人们就不应该只依赖这种地位所带来的政权和物质力量。”见英译本乙第57页脚注5。
[5] 译者注：影射法西斯党经常自称“非党”，以及墨索里尼大谈其“个人主义”。
[6] 译者注：“国家精神”的说的说法源自黑格尔，也曾为法西斯主义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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