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洛姆 -> 论不服从（1981）
第四章 先知与祭司
毫不夸张地说，对人类创造的各种伟大观念的认识从未像现在这么广泛地在世界上传播，这些伟大观念也从未像今天这般无效力。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先知和基督的观念、斯宾诺莎和康德的观念，在欧洲和美国受教育阶层中为数百万计的人们周知。这些观念在几千所高等学府中传授，其中有一些在世界各地各种宗派的教堂里流布。但于这些伟大观念之后接踵而至的是不受约束的自我主义的法则，由此又孕育出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并策划出一场疯狂的大屠杀。人们如何解释这些巨大的反差呢？
如果将观念和思想仅限于教学授受的形式，它们是不会对人们发生深刻影响的。在这种形式下，它们通常只会改变另一些观念；新思想替代旧思想；新词汇替代旧词汇。但所有的改变只是概念和词汇的更迭而已。为什么要变？一种观念要打动人，要让人领会某种真谛，其实是极为困难的事。人若接受其他观念，就必须克服根深蒂固的惯性阻力——害怕出错、害怕偏离群众队伍。即便有的观念令人耳熟能详，甚至这些观念本身有理有力，仍然不足以使人发生真正改变。要使观念对人产生深刻效力，传授这些观念的导师就必须身体力行；如果这些观念被导师赋予了人格魅力，亲自讲解、有血有肉；如果这些观念被人带着恭逊和谦卑的态度来诠释，听讲者就能体察理解这种谦恭意味着什么。人们不仅理解，而且他们认定导师讲的是真相，而非信口开河。不论何人，哲学家或宗教导师，试图传播何种观念，这种方式都屡试不爽。
那些预告观念（不必是新观念），同时又践行这些观念的人，我们也许能称之为先知（prophets）。《旧约全书》中的先知就是这类人的代表：他们预示这样一种观念，即人必须寻求一种生存之道，它的答案就是开发人的理性、开发人的大爱。先知教诲人们，谦恭和正义与爱和理性是密不可分的。他们时时都在身体力行对别人的开示。他们不追求权力；相反，他们对权力避之唯恐不速，甚至对行使先知的权力也不屑一顾。他们不听命于权势，他们坚持真理，即使被羁押、被流放、被处死，也不改初衷。他们不是那种隔岸观火、坐视其变的人。他们积极回应人类的诉求，因为他们感到道义在肩。人溺己溺，息息相连。仁慈不是身外之物，而是他们内心的一部分。正因为他们看到了事物的真相，他们感到有责任晓诸众人；他们绝不威吓，只是昭示人类面临的多种不同的选择出路。先知并没有成为先知的愿望；事实上，若人怀有成为先知的雄心壮志，就有伪善之嫌了。先知之所以成为先知，很简单，只因其眼中的那些解决方案是显而易见的。先知阿摩司（Amos）这样简洁明了地说：“狮子咆哮了，谁不害怕？神谕示了，谁又不成为先知？”这里的神谕，指的是他所看到的选择是清楚无误的。不必再犹疑，不必再躲闪。于是身怀使命的人除了成为先知别无选择，不论其之前一直在放牧、培育葡萄园，还是在开悟诲导。先知的作用是彰显真实，揭示解决方案并进行论断；是振聋发聩，使人从习焉不察的昏昏然中惊醒。成为先知是历史大局使然，而非个人刻意为之。
许多民族都出现过他们的先知。佛陀之言行成为经典；基督以他的肉身降临；苏格拉底为自己的理念不惜赴死；斯宾诺莎则一生奉行自己的理念。这些先知们都在人类历史上印迹甚深，因为他们的理念是通过他们每个人的血肉之躯流芳百世的。
先知们在人类历史上仅间隔地出现。他们身后遗留下了各自的思想要义。这些信息被千百万人接纳，成为人们心中弥足珍贵的东西。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其他人方可利用众人对这些先贤的爱戴达到他们的目的——进行统治和控制。我们不妨将那些利用先知所预告理念的人称作祭司（priests）。先知实践自己的理念，而祭司则操控先知的理念，将这些理念传示给那些景仰先知的众人。这些理念于是失去了活力。它们变成了僵化的教条。祭司宣称这些理念如何形成很重要；当体验缺省，形式就自然变得重要起来；统治者一定得掌握一套“正确的”公式，否则怎能通过控制思想来有效地控制众人？祭司利用观念把众人组织起来，通过控制如何正确表达观念来控制众人；他们将众人麻痹到了某种程度时，会宣称众人皆浑浑噩噩之辈，无法靠一己之能过好日子。于是他们，这些祭司们，就得承担义务，甚至是出于怜悯，来引导芸芸众生；没有他们的引导，众人便在自由中丧失方向。当然，并非所有祭司都这般行事，但他们相当大部分的确如此，特别是那些善于玩弄权术的人。
不独宗教领域有祭司，哲学领域和政治领域也有他们的祭司。每个哲学门派都有祭司般的人物，这些人通常以博学见称。他们的事务是执掌原创思想家的观念，将它传授给众人，负责解释它，然后将它转化成博物馆里的陈设，再将它保护起来。更有政治的祭司，过去一百五十年间屡见不鲜。他们一直操控着自由的观念，守卫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的经济利益。在二十世纪，政治祭司们接手掌控社会主义的观念。原本社会主义的观念旨在使人解放、使人独立，但祭司们通过种种方式断言人尚没有能力行使自由，或至少没有能力长期行使自由。所以在人们培养出这一能力之前，他们有义务出来取而代之，决定社会主义的观念应该如何表述，甄别出谁是或不是一名忠实信徒。祭司们常使人迷惑，因为他们宣称他们是先知的继承人，他们在实践他们的教义。然而，任一个孩子都能看出他们其实说一套做一套，广大群众却被成功洗脑。最终人们相信，祭司们生活高高在上是不得已的，因为他们是伟大思想的化身；而如果他们大开杀戒，亦只是出于革命信仰。
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时代像我们所处时代这样有利于先知的出现。整个人类的生存都笼罩在疯狂的核武器战备阴云下。石器时代的思维和盲目将人类推向一个似乎要极速接近历史终点的悲剧时刻，而这恰恰也是人类最接近取得前所未有之成就的时刻。在这个关键时刻，人类需要先知，即使他们的声音是否能盖住那些祭司的声音尚是未定之数。
当代能亲身昭显观念、并因历史形势将他们从教师转变成先知的人为数不多，伯特兰·罗素是其中一位。罗素碰巧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这并不是他作为先知的根本条件。他和爱因斯坦及施韦泽一起，代表着西方人道主义面对生存威胁的回答。他们三人都敢于让自己的观点公开亮相，向人类发出警示，并提出另类解决方案。施韦泽远至加蓬兰巴雷内工作，力行他的基督教精神。爱因斯坦倡导理性和人道主义理念，他于1914年及其后，多次断然拒绝参加德意志知识界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活动。伯特兰·罗素几十年来亦在各类书籍中弘扬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观念；而近年来，他更是走上街头，告诉所有人，当一个国家的律法和人道主义的律法相背离时，一个真正的人应该选择遵从人道主义的律法。
伯特兰·罗素意识到观念可以在一个人身上体现，但要取得社会意义，则必须通过一个群体来体现。当亚伯拉罕就所多玛城的命运与神对话、挑战神的公义时，他要求神能赦免所多玛城，条件是他在城里尚能找到至少十位义人。如果义人的数目不满十位，也就是说正义的理念甚至都不能在最小的群体内得以体现，则即便亚伯拉罕也不能指望所多玛城免遭劫难。伯特兰·罗素力图证明世上确有十位可以拯救我们这座城的义人。这就是为什么他要组织民众，和他们一同游行，和他们一同静坐，和他们一同被警车带走。虽然他发的是那种旷野里的呼声，但它终究不是孤立的呼声。它是一个合唱团的领唱，至于这个合唱团演的是希腊悲剧还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只有若干年后的历史才能看到真相。
在伯特兰·罗素平生体现的所有观念中，也许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人有不服从的权力和责任。
这里说的不服从不是指那种无理由的反叛者，他们张口闭口说“不”，因为他们对生活没有担当。这种捣乱的不服从和它的反面——俯首听命，没有能力说“不”的服从——在盲目和孱弱上不分轩轾。我这里说的能够不服从者，是因为他们能够认定一些东西；他们能够不服从，是因为他们服从了自己选择的良心和原则。这些人是革命者，不是反叛者。
大多社会制度中，服从是至善，不服从是至恶。事实上在我们的文化里，很多人因为不服从而感到“内疚”，其实他们是感到害怕。令他们真正不安的并不是因为道德问题——他们只不过将其归在这一层面罢了——而是因为没有服从命令的事实。这并不奇怪，毕竟基督教的教义说亚当因违命而堕落，这种违命对他和他的子孙后裔造成如此深重的后果，以致只有神的特别恩宠方能使其脱离罪孽。这一观念当然是为了符合教会的社会功能，其实也就是通过传布不服从的原罪性来加强统治者的权力。只有那些认真对待经文教义中提倡的谦恭、友爱、公义的人能够抵制世俗权威，但结果却十之八九会被教会指控为背叛上帝的逆子和罪人。新教主流不但没有改变这种现象，反而在天主教会尚能意识到世俗权威和精神权威有别时，将自己加盟到了世俗权势。路德在声讨十六世纪德国农民革命的文字中首次严酷地表达了这种倾向，“因此让我们每一个人行动起来，不论打、杀、刺，不论秘密或公开，只须记住没有比一个造反的人更歹毒、更有害、更邪恶的了。”
尽管宗教的恐怖手段消失已久，极权政治体制却一直将人的服从行为变成他们生存方式的基石。十七和十八世纪都有过轰轰烈烈的反对王权的革命，曾几何时，人们换汤不换药地又回到了服从王权继任者的老路。今日的权威何在？在极权主义国家中，家庭、学校都强调尊重权威的重要性，这使得国家权力十分显见。而在西方民主国家，人们为推翻了十九世纪的专制主义而自豪，但权威究竟改变了没有呢？抑或权威只是改头换面？
这个世纪是政府、企业、工会各级官僚组织把持的世纪。这些官僚体系将物连同人一道管得死死的；他们的管理遵循一定之规，尤其遵循资产负债表、资格认证、最大效益、利润等所体现的经济规律，他们的功能如同一台将这些规则编成程序的电子计算机一样。个人成了数字，将自己变成了物体。恰恰因为这里没有公然的权威，人并非“被迫”服从，所以存在一种幻觉：这么做是自觉自愿的，自己跟随的只是“有道理的”权威。谁愿意反对“有道理的”东西？谁能抵挡住编了电脑程序的官僚体系？谁又能不服从——如果压根儿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服从的话？这样的情形亦发生在家庭和教育中。进步主义教育理论的讹误形成一种方法：不告诉孩子做什么，也不给他指令，孩子也不会因做错而受罚，他只是“随意表达”。但是，他从生活的第一天起就充满了对合规性的一种不近情理的敬畏，他害怕“出格”、害怕脱离同伴。在这种学校和家庭环境长大，并在大机构接受了完整教育的“组织人”，虽然有自己的看法，但没有信念；他会自娱自乐，但不见得真正幸福；对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权势，他乖乖地言听计从，甚至搭上自己和后代的命都在所不惜。在那场以热核原子弹战争为题的时髦讨论中，他会欣然接受死亡的计算：一个国家死一半人——“还行”，死三分之二的人——“也许过头了”。
不服从的问题在当下有着重要意义。虽则按《圣经》之说，人类历史始于亚当夏娃的不服从行为；虽则按希腊神话之说，人类文明始于普罗米修斯的不服从行为，但人类历史却并非没有可能终止于一项服从行为，服从于发号施令的权威——这些权威很可能为了服从诸如“国家主权”、“民族荣誉”、“军事胜利”等古来奉若神明之迷思，而下令按动那些致命的键钮，将服从于他们的人和他们所服从的偶像崇拜统统化为灰烬。
所以我们在此意义上说的不服从，是一种肯定理性和意志的行为。它秉持的首先不是反对的态度，而是支持的态度——它支持的是人的观察力，敢言其所见，并敢拒言其所未见。人的这种行为不需要咄咄逼人，也不需要犯上作乱；人只需要睁开双眼，保持头脑清醒，并敢于承担责任去唤醒那些睡眼惺忪、浑然不知危险将至的人们。
卡尔·马克思曾说过，那位“宁被铁链拴在山崖上，也不对诸神俯首帖耳的”普罗米修斯是所有哲学家的保护圣徒。这更新了生活本身蕴藏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功能。马克思的著述清楚地指向哲学和不服从之间连接的问题所在。大多数哲学家并非事事反抗所生活时代的当权者。苏格拉底奉命仰毒，斯宾诺莎因不想得罪当局而婉拒了一个教授头衔，康德是一个效忠的公民，黑格尔将他早年对革命的同情换作晚年对国家荣耀的维护。但是尽管如此，普罗米修斯仍是他们的保护圣徒。尽管他们始终守在讲堂上，守在书斋里，没有走上街头——他们有很多原因不这么做，这不是我要在此讨论的——但作为哲学家，他们不服从于传统的权威思想和概念，不服从于人云亦云的陈腔滥调；他们给黑暗带来光明，他们唤醒昏昏沉沉的众人，他们是“勇于求知”的典范。
哲学家对陈陈相因的说辞和公众意见都保持一种不盲从的态度，因为他们遵从的是理性和整个人类。理性是普世的，超越所有国族畛域。正因如此，遵从理性的哲学家是世界公民。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人类，不是这个或那个人、这个或那个民族。他们的国家是世界，而不是他们的出生地。
在表达思想的革命性质的透彻程度上，恐怕无人能望伯特兰·罗素之项背。他在《社会重建原则》（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1916）中写道：
人们害怕思想甚于害怕地球上的其他事物，甚于毁灭，甚至甚于死亡。思想是颠覆的和革命的，是破坏的和恐怖的；对于特权、既定机制、舒适习惯种种，思想都无慈悲可言；思想不受政府和法律约束，它不事权贵，也不在乎年代悠久的世俗智慧。思想一直挖掘到地狱的深处，它不惧鬼神。它看到微弱如尘芥的人被深不可测的沉默包围，仍自豪地站稳脚跟，像宇宙主宰那样巍然屹立。思想是伟大的、迅疾的、自由的，它是世界的亮光，是人首要的荣耀。
但如果要使思想为多数人所拥有而不只是少数人的专利，我们就得摒弃恐惧。恐惧令人在思想面前退缩——人们害怕思考后发现珍惜的信仰化为泡影，害怕思考后发现在生活中遵循的制度原来弊大于利，害怕思考后发现自己最终不怎么值得别人尊敬，而之前自我感觉是多么的良好。“若劳动人民都自由地思考财富，我们这些有钱人情何以堪？若青年男女都自由地思考性欲，道德说教情何以堪？若士兵都自由地思考战事，军队纪律情何以堪？杜绝思考！让人们躲入成见的蔽荫，以免财富、道德和战事受到损害！宁愿把人变得愚钝、怠惰、沉闷，也不能让他们自由地思考。因为一旦思想无拘无束，他们的看法也许就和我们大相径庭了。无论如何要避免这场灾难。”反对思想的人在灵魂深处的无意识中如此争辩。于是他们在教会、在中小学和大学对思想大肆阻挠。
伯特兰·罗素的不服从能力并不基于抽象的信条，而是基于最真实的体验，基于对生命的热爱。这种热爱生命之忱闪烁在他的著述中，更体现在他的品行里。如今持这种品行者为数不多，在生活富裕的国度就更罕见了。世人已分辨不清刺激和愉悦、兴奋和兴趣、消费和存在。那种恋尸狂式的口号“死亡万岁”，表面上看只有法西斯分子才会呼喊，其实在富裕国度，内心如是观想者亦不知凡几，只是他们浑然不觉而已。这似乎也作为其中的一个原因，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人对核战争以及其后将对文明造成的浩劫持如此姑息的态度，对防范这场巨大灾难如此不作为。伯特兰·罗素反其道而行之，奋力对抗危机四伏的大屠杀；他这么做不因他是个和平主义者，或信奉某些抽象的原则，只是因为他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
同样由于这个原因，罗素对那些喋喋不休指责人类罪恶的声音不见得有多大帮助，事实上那些声音传递的无非他们的问题和他们自己的悲观情绪，而不是人类问题。罗素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浪漫主义者。他是一个头脑冷静的人，一个批评家，一个严苛的现实主义者；他很清醒在人的内心深处当然存在罪恶和愚昧，但他不会将此事实与所谓的“人与生俱来即堕落”之论调混为一谈——“人生而有罪”的论调其实在为那些过于悲观者寻找理由，他们不相信人的禀赋可以创造一个自己能安适栖居的世界。“除了个别生而无罪的具有异秉的人，”在《神秘主义与逻辑：一个自由人的崇拜》（Mysticism and Logic：A Free Man’s Worship，1903）中，罗素写了这样一段话，“在进入神殿庙堂之前，人们都得穿越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黑暗的洞穴。洞穴入口阴森恐怖，地面铺满绝望的墓石。在这里，自我必须死去，对无节制欲念的热望和贪婪也必须彻底戒除。只有这样，灵魂才能从命运帝国的控制中获得自由。一旦出了洞穴，那道脱胎换骨之门指引人们重新沐浴智慧之光——新的视野、新的愉悦、新的温暖，这些智慧之光照亮了朝圣者的心。”在这之后发表的《哲学论文集》（Philosophical Essays，1910）中，罗素又写道：“有这样一些人，如果不能打开通往更为辽远深邃的世界之门窗，他们生活在地球上就如同生活在监狱里。这些人认为人类无所不能的信念过于傲慢。他们更向往斯多葛式的能够掌控情感的自由，而不青睐拿破仑式的将世界列国置于其脚下的征服。总之他们认为人不足以成为他们的崇拜对象。对这些人来说，实用主义的世界狭隘而琐碎，因为在所有的生命活动中，它偏偏褫夺了那部分体现价值的生命活动，而人也使自己变得愈发渺小，因为在整个恢弘的宇宙中，它偏偏褫夺了那部分使人沉思冥想的宇宙。”罗素对于所谓人之罪恶的观点在《非流行论文集》（Unpopular Essays，1950）还有过这样一段精彩表述：“孩童，在传统神学里为撒旦的肢体，在教育改革者心目中又是身披神秘光照的天使，而他们到头来转化成了一个个小魔王——不是神学上受到撒旦蛊惑的小魔王，而是科学上受到无意识蛊惑的弗洛伊德的小魔王。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小魔王比起修士们所诟詈的更为邪恶；现代版的教科书里，他们展示的那种奇妙而执着的对罪恶的想象，与昔日的圣安东尼（St.Anthony）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切难道是最终的客观真相么？或者仅是成年人不能再对讨厌的孩童痛打一顿而臆想出来的补偿？让弗洛伊德的专家们去相互解答吧。”最后再引一段罗素在《科学展望》（The Scientifc Outlook，1931）中的文字，俾读者一睹这位人文主义思想家是如何深刻体验生命中的愉悦的：“爱人、诗人、神秘主义的人，都比权力追求者拥有更大的满足，这是后者所无法想象的。权力追求者得周而复始地变换他们的手法以免受空虚感的折磨，而前三种人之所爱对象是恒久不变的。我行将就木时，不会有枉过此生之憾。我在暮色中见过红赤的土地，晨光中见过晶莹的露珠，霜天中见过闪耀的冰雪；我嗅到久旱后甘霖的气息，我听过风暴中的大西洋拍打着康沃尔郡花岗岩那种惊涛裂岸的轰鸣。科学有可能将这些以及其他的愉悦赋予更多原本不曾欣赏到它们的人。果真如此，我们便善用了科学的力量。但是，就在科学离开了生命——那种体现价值的生命——的那一瞬间，它就不再值得称道；无论它有多高明，无论它有多精巧，它都可能将人类带上一条不归路。”
伯特兰·罗素是一位学者，一个相信理性的人。然而他和其他诸多以学术谋生的同行之间有何差异？学者眼中重要的事是以智性去理解世界。他们确信人类的智力可以穷尽真相，世间没有什么东西非凡到不能被领悟。他们对每一件不能在智性框架里得到自圆其说的事情均持怀疑态度，但他们却幼稚地对自己的科学方法从不怀疑。比之人的上下求索所经历的开悟过程，他们对自己的思维结果更感兴趣。罗素在他的《哲学论文集》中讨论实用主义时谈及这一类智性的传统规则，他认为：“实用主义对人的心智有着一种怡情的吸引力：它能找到这个星球表面所有想象得到的实物；它对进步充满自信，对人类力量遭遇超越人类力量的制约则无所察觉；它热衷战斗，即使参战者冒着巨大风险，因为它对自己的战无不胜从未生疑；它对宗教有着强烈需求，一如需要铁路和电灯，但宗教对实用主义而言只是一帖安慰剂和一个解决尘间事务的帮手，而不是为了提供一些超越人类的东西以满足人类追求完美或无保留地崇敬的饥渴。”
在罗素看来，理性思维和实用主义相反，所追求的不是一个确定的结果，而是一场冒险的探索，是一个自我解放和激发勇气的行为。理性使得思想者的意识更清醒、更活跃。
伯特兰·罗素是一位有信仰的君子。他的信仰不是神学概念上的信仰，而是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人类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天堂。他在《氢弹危及人类》（Man’s Peril from the Hydrogen Bomb，1954）中写道，人类存在迄今至多一百万年的时间，以地质年代计，可谓短暂之极。但人类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最近六千年来取得的成就，至少从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形看，是宇宙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亿万斯年，日出日落，月圆月缺，繁星在夜空闪烁，只有随着人类的出现，这些现象才得以理喻。在天文学的广袤世界，在原子的纤微世界，人类揭开了那些从前以为永远无法知晓的秘密。在艺术、文学和宗教领域，一些人展示出的情愫升华，惠及整个种类，使之值得留存。难道因为人们只考虑这个或那个集团的利益而几乎没人能够考虑全人类的利益，这一切就都将结束于无价值的恐怖之中？难道我们人类如此缺乏智慧，缺乏公正博爱的能力，盲目到连最简单的自我保全的指令都视而不见，以至于最后一项证明其愚蠢的“聪明”行为竟是将这个星球上的生命全部赶尽杀绝？——彼时，不唯人类遭遇灭顶之灾，便是那些与共产主义或反共产主义罪名毫无干涉的动物和植物也同罹此祸。
“我不能相信这将是人类的最终结局。我希望人们暂且放下他们的争执静心反思：如果他们允许自己存活下去，就有每一个理由期待未来的胜利无与伦比地超越过去的胜利。如果我们愿意选择，前方路上我们可以选择不断增进我们的幸福、知识和智慧。难道我们仅仅因为放不下那些争执而就此选择死亡？我作为人类一员向人类的其他成员呼吁：谨记你们的人性，忘却其余。如果你们能这么做，前方是通向新天堂的坦途；如果你们不能这么做，前方就是全世界的绝路。”
这种信念深植于一种品质——对生命的热爱。若是没有这种品质，我们就难以深刻理解罗素的哲学和他的反战言行了。
对许多人来说，这未必有什么起眼之处；大家相信凡人都是爱生命的。难道一个人生命受到威胁时，不是抓住每一个求生的机会么？难道一个人不享受生活带来的巨大乐趣和诸多兴奋刺激么？
首先我们要看到，人们在生命受到威胁时，并不见得会抓住每一个求生的机会，否则就难以解释他们在受到核武器屠杀的威胁时那种无动于衷的态度了。其次人们混淆了兴奋和愉悦这两种感觉，混淆了紧张刺激和热爱生命这两个概念。他们属于“在丰盛的物质世界里感觉不到幸福的人”。事实上，人们称颂资本主义的所有美德——个人的原创力、敢于冒险、独立性——在西部人和流氓圈里大体上还能找到，而在工业社会中早已销声匿迹了。在官僚化和集约化的工业社会里，越来越多的人，无论属于何种政治意识形态，都已对生活感到厌倦；为了摆脱这种无聊烦闷，他们倒真的宁愿一死。这些人口头上虽说“宁死不被赤化”，但心底里却说“死了比活着好”。如前所述，我们可以从法西斯分子那里找到这种倾向的极端例子，他们的座右铭正是“死亡万岁”。认识这种极端倾向最为深刻的当属米盖尔·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时值西班牙内战之初，乌纳穆诺在萨拉曼卡大学担任校长，这也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在萨拉曼卡大学公开讲话。当时将“死亡万岁”奉为座右铭的米延·阿斯特赖（Millán Astray）将军在发言，礼堂后排即有其追随者高呼口号。阿斯特赖演讲结束后，乌纳穆诺起身说，“……刚才我听到一句恋尸狂的愚蠢叫喊——‘死亡万岁’。我这人毕生都在写悖论，招惹了他人不能理解的无名火。我得说，作为这方面的专家，刚才那个出格的悖论在我听来非常恶心。米延·阿斯特赖将军是个残废人。这样说没有轻蔑的含义，是战争使他残废的。塞万提斯也是如此。不幸的是现在西班牙有太多的残废人。如果上帝不来拯救我们的话，不久还会有更多。我感到痛苦的是米延·阿斯特赖将军竟能左右大众心理学的模式。一个没有塞万提斯那种伟大精神境界的残废人，会习惯在其周围制造更多的残废，来寻求一种不祥的安慰。”听到这里，米延·阿斯特赖将军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知识滚开！死亡万岁！”他大声吼叫，一批佛朗哥分子则在一边喧嚣地为他助阵。但乌纳穆诺不理会他们：“这里是知识的殿堂。我是这里的主事。是你在亵渎这片神圣领地。你能赢，因为你具有别人无法企及的蛮力。但是，你不能使人信服。使人信服要靠一些东西：这就是斗争中的理性和正当性，而这两者你无一具备。我认为奉劝你多为西班牙着想是徒劳的。我说完了。”
然而，被乌纳穆诺称之为恋尸狂的为死亡所吸引的念头不单单为法西斯分子所独有。这种现象反映在一种文化的深处，即由不断扩大的官僚集团（诸如大公司、政府、军队）控制的文化，和以人造物、各类装置、机器等为中心地位的文化。官僚工业主义倾向于将人转化成无生命的物体。它倾向于用技术设施取代自然，用无机物取代有机物。
最早表达这种热衷摧毁、迷恋机器、蔑视女性（女性作为生命的表现形式对于男性的意义和男性作为生命的表现形式对于女性的意义完全一致）的言论之一，是1909年马里内蒂（Marinetti，后成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知识分子中的领军人物之一）主导的“未来主义宣言”：
……第四条，我们宣布一道新的美景为世界的辉煌增色，这道美景叫做速度。一部风驰电掣的汽车，它的构造满是了不起的各种管道，像一条条呼吸充满爆发力的蛇……一部轰鸣的汽车，就像在榴霰弹上碾过，它比胜利女神之翼更亮丽。
第五条，我们要歌颂把持方向盘的人，那杆理想的柄刺穿地球，飞跃在它的运行轨道上。
……第八条，当我们必须跨过神秘的大门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时，我们为什么还要向后张望？时间和空间于昨日都已死去。我们正生活在不受干扰的绝对之中，因为我们创造了速度、不朽和永恒的现在。
第九条，我们赞美战争——它是世界上唯一赐人以健康的东西，我们赞美军国主义、爱国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捣毁一切的铁臂，杀戮的美妙主张，对女人的鄙视。
第十条，我们要砸烂博物馆、图书馆，与道德主义和女权主义斗争，与一切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卑劣行径斗争。
的确，在人类中，眷恋生命者和眷恋死亡者之间的差别判若天渊，再没什么其他差别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了。那种对死亡的眷恋是典型的唯人类才有的东西——人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感到无聊的动物，也是唯一能够眷恋死亡的动物。当一个无能者（此非指性无能）不克创造生命，其竟然是可以使用摧毁的方式来超越生命的。在活着的情况下眷恋死亡，这是一个终极意义上的悖谬。这里面一些人是真正的恋尸狂，他们鼓动战争、礼赞战争，即使他们很可能根本不知自己出于什么动机，还将这种欲念说成为了生活、荣誉或自由的合理目的。这类人也许是极少数；但是另一些多数人从来没有在生死之间作出过选择，这些人不想选择，于是逃避到了忙碌中。他们并未称颂破坏行为，但他们亦未礼赞生命。他们在生活中找不到快乐，因而也缺乏必要的动力来强烈抵制战争。
歌德曾说过，信仰之有无构成不同历史时期最深刻的分野。他又补充说，所有新纪元来临时，但凡信仰主宰了人们的生活，这个朝代就蒸蒸日上、兴旺繁荣；但凡人们失去了信仰，这个朝代就凋敝消亡，因为没人愿意将自己奉献给一个没有结果的朝代。歌德这里说的“信仰”，是深深扎根于挚爱生命之土壤的。创造热爱生命的环境的各种文化，都是有信仰的文化；反之，不能培养热爱生命的文化也培养不出信仰。
伯特兰·罗素是一位有信仰的君子。读他的书，看他为谋求和平所参加的活动，我感到他整个人的主要动力都来源于对生命的热爱。因为他热爱生命，热爱生命的每一种表现形式，他警告人们世界将大难临头，先知们也正是这么做的。但他又不是一个决定论者，这点也和先知们一致，他不会宣称历史的未来已经命定如斯。他是一个“选择论者”——所谓决定，不过只是有限的几个可以明辨的不同选择而已。我们的选择在结束核武器军备竞赛和毁灭世界之间。这位先知的声音是否能够压倒死亡和疲惫的声音，取决于世间生命力的活跃程度，特别是年轻一代对生命持有的态度。若吾辈不久的将来灾及灭顶，则勿谓言之不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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