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人本主义精神分析之于马克思理论的应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洛姆 -> 论不服从（1981）

　　马克思主义是人本主义（humanism），它的宗旨是将人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不是凭感觉或意识推论得出的人，而是体魄和魂魄兼具的现实的人，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里而非真空中，须生产方能生存。马克思理论关注的正是这种完整的人，包括人的意识，它使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有别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也有别于经济主义论加机械论那一类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马克思的伟大成就在于放开了适用于人的经济和哲学范畴，一改原先涉及人时抽象和异化的表述，将哲学和经济学诉诸具体人身（ad hominem）。马克思学说的出发点是人，他的目标是使人摆脱物质利益的支配控制，使人逃离由协定和契约构成的围住自己的狱墙。如果人们不理解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他们就永远无法理解马克思理论，也无法理解那些号称实践马克思理论的人对此学说所做的篡改。即便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冠以《资本论》的标题，这本书也只是他总体研究中的一个台阶，下一步则是他的哲学历史。对马克思而言，资本的研究是一项批判工具，用来理解大工业社会中人的“有缺陷的”（crippled）状态。假设马克思最终写出一部《资本论》仅为其中一个研究步骤的书，这一鸿篇巨制的名字很可能叫做《论人与社会》。

　　不论作为“青年马克思”，还是作为《资本论》的作者，马克思的著述充满了心理学上的概念，一些比较重要的如“人的本质”、“有缺陷的人”、人的“异化”、人的“意识”、人的“激情奋争”、人的“独立”等等。但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不同，后两者的伦理学是建立在一套系统的心理学基础上的，而马克思的著述几乎不涉及心理学的理论。除了区分恒定的驱动力（如饥渴、性欲）和由社会产生的应变驱动力等个别术语外，我们很难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与心理学有关的阐述，甚至在他的追随者的著作中亦不多见。这并非因为马克思对心理学兴趣不足，或缺乏对心理现象进行分析的能力（从马克思恩格斯通信全集中，我们可以读到他们关于无意识动机的具有深刻见解的大量分析，这些分析即便在富有天赋的精神分析学家看来亦属精妙）；而是因为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动力心理学（dynamic psychology）尚未问世，他无法将此应用于研究人的问题上。马克思于1883年逝世，而弗洛伊德在马克思逝世十多年后才开始发表他的论著。

　　弗洛伊德创立的心理学分支对马克思的分析而言是一种必要的补充，虽然它亦面临许多不同的修正。精神分析首先是一种动力心理学。它要分析的是各种精神力，那种使得人们发生行为、动作、感情、念想等的动力。这些动力不总是昭然若揭，而是需要人们从一些可观察的现象中渐次加以推断，并对它们的矛盾形式和转换形式加以研究。若一种心理学对马克思的学说产生补益，它就必须同时关注这些精神力的演变，即在一个人所参与的社会活动中，人的需求与社会历史现实不断相互作用的一个进化过程。它必须问世甫始就定义成为社会心理学。最终它须发展成为批判心理学，尤其是对人的意识持批判态度。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满足了这些基本条件，但它与马克思学说的关系既没有被多数弗洛伊德学者们领会，亦没有被多数马克思学者们领会。二者未能关联的原因显然出自双方。马克思主义者因袭了忽略心理学的传统，而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只在机械唯物主义的框架下发展他们的理论，这对弗洛伊德伟大发现的进一步深化是一个局限，与“历史唯物主义”也不兼容。

　　其间，新思潮不断涌现。最值一提的是马克思人本主义理论的复苏。许多马克思社会主义者，尤其是一些较小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学者，亦有西方国家的学者，越来越意识到马克思理论需要同关于人的心理学理论结合起来；他们同时亦越来越意识到社会主义必须满足人对建立自我定向和奉献系统的需求，也需要回答人是什么、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何在这类大哉问。这才是伦理道德规范和精神发展的基础，而非那些空泛的话语——诸如“只要为革命（工人国家、历史进步，等等）服务，就是好的”。

　　而另一方面，精神分析阵营里对作为弗洛伊德学说支柱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批评呼声也日益增多，导致了一场对精神分析学重要的重新评估，特别是对性欲（libido）理论的重新评估。因为马克思和精神分析学说双双都在向前发展，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结合双方理论的认识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他们应该认识到使用一种动力心理学、批判心理学、社会主导心理学来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应该认识到，马克思的理论是以人为中心的，如果它既不想脱离人类现实，但又不引入心理学的要素，是无法作为理论维持下去的。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会提出一些已经引起讨论，或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者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2]

　　首先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社会性格”（social character），即某种群体（比如民族或阶级）共同拥有的性格基体，这个基体有效地决定了其成员的行为和思维。社会性格是从弗洛伊德的性格概念中特别发展出来的，弗氏性格概念的中心是性格的动力本质。弗洛伊德将性格看作追求满足各式各样的性欲冲动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呈现，也可说是精神能量的呈现——导向实现某些特定目标的、出自某些特定渊源的精神能量。在他的口欲期、肛门期、性器期的性格概念中，弗洛伊德推出了一套人类性格的新模型，将人的行为解释成独特的激情奋争的结果。弗氏假定这些激情奋争的方向和强度是孩提时代在“引发性欲的区域”（口唇、肛门、性器）中发生相关体验的结果，除了体质上的因素外，父母的行为是导致这种性欲发展的主要原因。

　　社会性格的概念指代一个群体共有的性格结构的基体。它假定形成社会性格的最根本因素是生活实践，即由生产模式及其相应的社会层理构成。社会性格是精神能量的一种非常特殊的结构，它可在任何一个既定社会塑造，目的是对这个既定社会的功能有所助益。每个普通人想做和应该做的工作保持一致，这样社会就得以利用人的能量按其目的正常运作。在社会进程中，人的能量只有一部分作为简单的体力能量体现（如劳动者的耕田或筑路），而另一部分则通过精神能量的特殊形式体现。一个靠攻击和掠夺其他部落为生的原始社会成员必须拥有一种斗士的性格，对战争、杀戮、抢劫表现亢奋。而平和的、从事农耕的部落成员则反对暴力，所以他们更倾向于互助合作。封建社会只有在它的成员努力做到对权势百依百顺、对上级官宦尊崇有加时才会运作良好。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渴望工作、遵纪守时、以挣钱为要务，以通过生产和交换获得利润为生活主旨，只有在这种情形下，社会才能兴盛。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需要人们乐于积蓄，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则需要人们热衷花钱和消费。社会性格是这样一种形式，它塑造人的能量，使之在社会进程中作为一种生产力发挥作用。

　　社会性格通过该社会一切可动用的影响手段来不断强化，这些手段包括教育系统、宗教、文学、歌曲、玩笑、习俗，尤其是父母培养孩子的方法。这最后一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个人的性格结构在人们五至六岁的孩提时代很大程度上已经成型。而传统精神分析学家认为父母的影响本质上不是一种个人的或偶然的行为。父母是主要的社会动因（agents of society），既通过他们自身的性格又通过他们的教育方法起作用；各对父母的作用之间只有很小的差异，这些差异通常不会减少他们在创造一个共同向往的社会性格基体过程中的影响力。

　　在任何既定社会，通过生活实践塑造社会性格这种概念的形成有一个条件，即对弗洛伊德性欲理论的修正；性欲理论是弗氏性欲概念的基础，它又以机械论概念为基础：人像一部机器，性欲是其除了自我保护驱动机制以外的能量来源，由“快乐原则”调节，将过盛的性欲张力降至正常水平。我对弗氏这一概念一直试图提出不同的见解，指出（《为自己的人》）首先作为一种社会化存在的人，其种种努力都是为了满足与周围事物一致的“同化”需求和与周围人一致的“社会化”需求而展开的，而他所在的社会结构又决定了占据他主要激情的“同化”与“社会化”的种种形式。这个概念上，人的性格形成乃出自他的奋斗激情——以他人与自然为目标，以及与世界关联的需求。

　　社会性格的概念回应了马克思理论中未能彻底解释的一些重要问题。

　　为什么一个社会能够成功俘获大多数成员的忠心——即便这些成员已经饱受体制之苦，即便理性已经告诉他们效忠这个社会最终会戕害自身？作为人类，他们为什么不能看清他们的真正利益，而被那些由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影响力和洗脑运动炮制出来的虚假利益所迷惑？为什么他们对阶级状况的意识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意识不像马克思所期望的那样发生应有作用？问题的答案就藏在社会性格的现象中。一个社会一旦成功塑造了普通百姓的性格结构，让一个人爱上其不得不做的事，人就会对社会强加的条件无怨无悔。正如易卜生笔下的一个人物所言，“他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因为他只想那些他能做的事。”毋庸置疑，一种社会性格如果说只会满足于逆来顺受，它就是一种有缺陷的性格。但不论是否有缺陷，一个社会需要唯唯诺诺的人来使其运作的话，这种性格就完全达到了目的。

　　社会性格的概念也可以用来解释一个社会物质基础与其“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人们惯常将马克思主义所谓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仅仅解释为经济基础的反映。但这种解释是不正确的。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实质阐述得其实并不充分。动力心理学理论使我们看到社会培养了社会性格，反过来社会性格则倾向于产生和维护能与之相适应的并有益于其成长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但我们不能仅仅看到经济基础在形成社会性格中起作用，而社会性格又创造了某些思想体系；我们还要看到这些思想体系一旦确立，便会对社会性格产生影响，并间接地影响社会的经济结构。我在此强调的是：社会性格是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普遍的理想观念之间的一项居中的介质。这个中介具有双向调节的作用，既以经济基础构建理想观念，又以理想观念构建经济基础。下图简示了这一概念：

　　社会性格的概念得以解释人类的能量如何像其他原材料那样，被一个社会用来满足其需要和实现其目的。说到底，人是最柔韧的自然力之一。人能够被用来满足几乎任何目的；能够被调教得会仇恨或会合作，会俯首帖耳或会特立独行，会安于磨难或会享受幸福。

　　这一切都言之成理，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另一个真理：人只有在充分施展各项能力时，才能解决生存问题。一个社会在人身上造成的缺陷越大，人就越不健康，即使在意识层面人对自己的命运可能无可挑剔，但是在无意识的层面，他是不满的；这种不满酝酿着某种要素，使其倾向于并最终改变造成缺陷的社会模式。如果不能这么做，人所处的那个有着特殊病原的社会就会逐步消亡。当新的生产力与社会组织的旧有模式发生矛盾时，会触发社会变迁和革命，但不限于此；当非人道的社会环境和人类不可改变的各项需求发生矛盾时，同样会触发社会变迁和革命。人可以接受加诸其身的几乎任何事，但仍有一个临界点。人为自由而战的历史最有力地证明了这一原理。

　　社会性格的概念不仅是一个引发普遍观察的理论上的概念，它在经验主义的各种研究——旨在找出一个既定社会或社会阶级中不同类型的社会性格的发生情况——亦体现出它的作用和重要性。假定“农民性格”被定义为个人主义的、善于囤积贮藏的、顽固的、难以在合作中被取悦的、极少时间观念和守时概念的，这一各种特征的综合体绝非简单加总，而是一个充满能量的结构。如果有外力企图改变这一结构，便会遭到激烈的抵抗，形式由强硬的暴力到沉默的蓄意阻挠都可能；即便赋予他们经济上的好处亦不容易产生改变效果。这一综合特征的存在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生产模式，这种生产模式在农民的生活中已经延续了数千年。另一个例子是式微的下层中产阶级，不论是使希特勒上台的下中层，还是美国南部贫困的白人。这个阶级缺乏文化上任何正面的激励机制，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怨天尤人，他们被前行的社会洪流遗落在后，他们对那些破坏了自己一度拥有的自豪形象的人们充满仇恨，于是滋生出了一种向往死亡（恋尸）的、对血和土产生强烈病态固恋的，以及强烈族群自恋（后者表现为狂热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混合性格综合体。^[3]最后一个例子：产业工人的性格结构包含准时、遵守制度、具备团队合作精神等要素，这些是一个产业工人有效行使其功能的最起码的综合素质。（其他一些差异，如依赖或独立、兴趣或冷漠、主动或被动，在目前的结构中都忽略未计，虽然它们对现在乃至将来的工人性格构成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社会性格概念最重要的应用，在于将马克思展望的一个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性格和十九世纪的旨在占有资产和财富的资本主义社会性格区别开来，并和二十世纪（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社会性格区别开来，最后这种社会性格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里，已史无前例地普遍成为一种消费人（homo consumens）。

　　消费人的主要目标首先不是拥有物质，而是消费越来越多的物质，以此弥补内心的空虚、怠钝、孤独、焦虑。在一个以巨型企业和庞大的工业、政府和工会官僚政治为特征的社会，失去对工作环境控制能力的个人感到的是无奈、孤立、厌倦、烦躁。与此同时，有着盈利需求的大型消费产业通过媒体广告将其变成了一个饕餮之徒，一个对消费贪得无厌的人，把一切都视作消费品，从烟、酒到性生活、电影、电视、旅行，甚至连教育、书籍、讲座都不能幸免。人为的新式需求不断涌现，人的品位已经受到操纵。消费人性格更极端的表现形式是一类著名的精神病理学现象。在抑郁症或焦虑症的病例中，不难发现患者以暴饮暴食、疯狂购物、酗酒等行为来代偿隐匿在深处的内心压抑和焦虑。弗洛伊德将对消费抱有强烈欲望的某种极端形式称为“口欲接受性格”，这种形式在今天的大工业社会里正在成为占主要地位的精神力。消费人被幸福的幻觉笼罩，在无意识里则深陷无聊和倦怠不能自拔。对机器的控制能力越强，对作为人类的自己的控制能力就越弱；消费得越多，就越像一个奴隶，被产业系统制造和操纵的日益膨胀的需求缚住手脚。消费人将刺激和兴奋误作愉悦和幸福，将物质舒适误作生机活力，满足贪求无度的欲望成了生活的意义，为满足欲望而奋斗变为一门新的宗教。消费的自由成了人类自由的核心。

　　这一消费精神与马克思展望的社会主义社会精神背道而驰。马克思清楚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危险。他的目标是这样一个社会：人不追求有很大一笔财富，或用很大一笔财富，但人本身就是很大一笔财富。他要将人从物欲的锁链中解脱出来，这样人可以时刻保持清醒、保持活跃、保持敏感，而不会成为贪欲的奴隶。“生产过多有用之物，”马克思写道，“导致产生过多无用之人。”他要消除极端贫困，因为贫困妨碍人的全面成长；他还要消除极端富裕，因为人会变成贪欲的囚徒。他的目标不是消费的最大化，而是消费的最优化。最优化消费保证人能满足其真正需求，那是使其过上更为完整而丰满的生活的手段。

　　资本主义精神以满足物欲为目标，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它们的计划经济，应该可以抑制人的物欲，但历史上的讽刺事件之一，恰是前者正在战胜后者。这一过程自有其逻辑。在欧洲一些相对贫穷的国家中，虽然共产主义思想取得胜利，但是资本主义的物质成功地对这些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社会主义的胜利变成了在社会主义的精神框架内与资本主义采取一样的手法来进行成功的竞争。社会主义处于一种濒危的境地，即它们正在倒退为一种机制，其主要目标就是使贫穷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实现工业化；他们追求的是一个发展经济生产的社会，而非发展人的社会。这种发展观由苏联共产主义社会进一步坐实：他们接受的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一种粗糙版本，却效法资本主义国家所为，与以马克思为最伟大代表人物之一的人本主义精神传统渐行渐远。

　　毋庸讳言，社会主义国家尚未解决满足其人口合理的物质需求的问题（即便在美国，亦有百分之四十人口的生活达不到“富足”程度）。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而言，头等大事是要随时警惕最优化消费目标轻易滑向最大化消费目标的危险。社会主义理论家的任务是研究人类需求的本质，找出划分两类不同需求的标准：一类是满足人们处于思维活跃、感官灵敏状态的真正的需求；另一类则是资本主义打造的人为的需求，后者倾向削弱人的意志，使人更容易倦怠，被自己的物质欲念束缚。

　　我在此强调的不是限制生产，而是说当个人消费的最优化需求得以实现之后，应该将更多的生产手段投向社会消费的层面，如学校、图书馆、剧场、公园、医院、公共交通，等等。高度工业化国家不断增长的个人消费意味着竞争、贪婪、嫉妒这些意念不单由扩大私有财产引发，也由毫无节制的私人消费引发。社会主义理论家必须着眼于这样的事实，即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旨在建立一个工业社会，其生产模式的服务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培养全能人，而不是培养消费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适宜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工业社会。

　　有一些经验主义的方法可以帮助进行社会性格的研究。这类研究的目的，是探明不同类型的性格综合体在一个总人口内和其在各个阶级中的发生情况，在综合体内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深度，以及那些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新的或对立的因素。所有这些变量使人能对现存性格结构的力度、演变进程，以及促其变异的手段等等得到一种深入内在的见识。这种见识对从农业向工业转型的国家来说无疑十分重要，对探讨从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环境——即异化的环境——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环境转型的工人问题来说，同样十分重要。再者，这些研究可以作为政治行动的各种指引。我只要了解民意调查中群众所确定的政治“舆论”，就能判断他们在近期可能如何行动。如果我想了解诸如种族主义、主战或主和思维等精神力的强度（此刻未必在意识层面彰显），社会性格研究就能见微知著地看出这种潜在支持的程度和方向；这些精神力足以操控社会进程，并只有在某个时期之后才得以彰显。^[4]

　　限于篇幅，本文不克详尽讨论如何获得上述性格数据的各种方法。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避免犯这样的错误：将某些意识形态（经过了合理化）误作（通常是无意识的）内心现实的表达。其中一种被证明是十分可取的方法叫做开放式自由回答问卷调查，它的答案可以透露答卷人未措意的或无意识的想法。在回答“谁是您钦佩的历史人物？”问题时，我们就可以比较这样两组答案：一组是“亚历山大大帝、尼禄、马克思和列宁”，另一组是“苏格拉底、巴斯德、马克思和列宁”。据此我们推断给出第一组答案者尊崇的是强权政治和绝对控制的人，而给出第二组答案者尊崇那些为生活本身目的而奋斗。造福于人类的人。通过采用宽泛的投射问卷调查，即有可能勾勒出关于某人性格结构的一幅八九不离十的画面。^[5]其他投射测试（projective tests）包括对感兴趣的笑话、歌曲、故事及其他可观察的行为进行分析（对精神分析观察而言，不起眼的“小动作”尤为重要），这些测试数据均有助于获得正确的结果。在方法上，研究的主要重点应放在生产模式及其相应的阶级层理，放在最具深远影响力的性格特征及其形成的综合体，以及这两组数据之间的关系上。应用阶级层理的取样，调查人数不必达到一千人，就可以看出整个族别或大型社会阶级的概貌。

　　分析的社会心理学另一重要方面是弗洛伊德称为“无意识”的概念。但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无意识主要关注的是个体的压抑机制，而结合马克思理论的社会心理学学者最关心的问题应该是“社会无意识”。这一概念指的是在各种大型群体中常见的内心现实受到压抑的情况。每一个社会都想方设法不让它的成员，或某个特定阶级的成员，觉察到某些冲动，因为在他们进入意识层面时，这些冲动足以导致“危险的”社会思潮或行为。这时社会必然启动有效的审查机制，但审查印出来的文字或说出来的话为时已晚，应该防思想之患于未然，亦即是说，要对危险的意识进行抑制。当然，社会无意识的内容因社会结构形式不同而大异其趣：冒进、反叛、依赖、孤独、忧愁、厌倦，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受压抑的冲动必须一直保持在压抑状态，并以否定的，或者肯定其反面的意识形态取而代之。在当今大工业社会里，意识形态教育那个倦怠的、烦躁的、苦恼的人，让其觉得自己是幸福的，生活充满乐趣。其他社会里，意识形态则教育那个被剥夺了思想和言论自由的人，让其觉得几乎已经处于最完美的自由状态，即使当时只有其领导才能以所谓的自由名义说话。某些体制压抑人们热爱生活，却培植人们钟情财富。另一些体制压抑人们对异化的意识，而宣扬“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异化”的说教。

　　还有一种方法解释无意识现象，即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说的，当人产生幻觉，以为自己在自由地作出决定时，其实是各种强制力量形成一个整体作用在人的背后作祟；或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经济人，在冥冥中支配其提出的目标。”对斯密而言，这只看不见的手还算是一只善意的手，对马克思而言（弗洛伊德亦同）这只手则极其危险，必须去除它的伪装，以解除它的效力。意识是一个社会现象，马克思认为很大程度上意识是虚假的，它不过是压抑的影响力在起作用。^[6]无意识与意识一样，也是一个社会现象，取决于“社会滤网”的筛选——大部分真实的人类体验从无意识到意识的上升途中被过滤了。这一“社会滤网”主要包括语言、逻辑和社会禁忌；它被各种意识形态（经过了合理化）打扮起来，使人主观上感到自己所体验的是真实的。但在现实中，这些意识形态只是经由社会生产出、并在社会上共同分享的虚幻意境。这种对意识以及压抑机制的解释可以通过经验主义观察来证明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论断是确当的。

　　这些讨论的结果引出弗洛伊德教义主导和马克思教义主导的精神分析的理论上的另一差异。弗洛伊德认为实际产生压抑的原因——受压抑的最重要内容为乱伦的欲望——是出于对阉割的恐惧。我的看法与此相反，我认为在个人与社会层面上，人最深的恐惧是与他的同伴彻底隔绝、被同伴完全排斥。与之相比，甚至死亡的恐惧都要来得容易承受。社会拿这种放逐来进行威胁，让人强制接受它的压抑指令。如果你拒绝否认某些压抑体验的存在，你就受到孤立而失去归属感，你无法发生关联，你会濒临精神错乱的边缘。（精神错乱的特征其实是一种完完全全不能和外部世界发生关联的病态。）

　　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推断在人的背后起指导作用的是经济势力及其政治代表物。精神分析研究表明这一概念失之狭隘。社会是由人构成的，无论最原始的社会还是最进步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具备某种激情奋争的潜能。这种人类潜能作为一个整体，是由每一个富有特色的既定社会的经济和各种社会合力塑造而成的。这些社会集成力量产生一种特定的社会无意识，亦在压抑的因素和某些既定的个人需求之间引发特定的冲突，而那些既定的个人需求正是一个精神健全者正常发挥其功能的关键，如某种程度的自由、激励、生活的兴趣、幸福等等。如前所述，革命的产生其实不仅表达了新的生产力的诉求，也表达了人性中受到压抑的成分的诉求，只有在两者结合的条件下，革命方能成功。压抑，无论由个人情况造成还是社会环境造成，都使一个人扭曲，使其分裂，丧失完整的人性。意识代表了由某个既定社会决定的“社会人”；无意识则代表了我们中的普通人，那些善恶兼备的完整的人，证明了泰伦斯（Terence）的名言：“我相信：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I believe that nothing human is alien to me.”）（巧的是马克思亦偏爱此语。）

　　具有深度的心理学还为一个问题提供了某种思路，这就是人性的本质，它在马克思理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但马克思本人并未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一方面，特别是在1844年之后，马克思不想用形而上学的、离开历史事实的方法去阐述这个问题——几千年来许多统治者使用着“人的本质”的概念，每一个统治者都力图证明他们的规章和法律针对的是亘古不变的“人性”。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反对一种相对论的观点，把人之降世看作一张白纸，每种文化都可以描摹它的文本。如果这是真实的，又何以解释这种普遍现象，即一个既定社会倘若用强力迫使它的成员按既定形式生存，其间人必定会不停反抗？但假设马克思心目中没有一个能够使“缺陷”成为可能的“人性的原型”，那他在《资本论》中运用“有缺陷的人”的概念时又基于什么？对于人的本质，一个基于心理学分析的论断是，从古往今来一以贯之的实体的意义上说，“人的本质”是不存在的。我认为，答案可以向这样的事实去寻求，即人的本质正存在于“囿于自然”和“超越自然”这样一对矛盾中：一方面人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出于自身意志，离开这个世界又违背其意志，时间和地点都是偶然的；另一方面人超越自然不是凭本能的赋予，而是凭其具有意识这样的事实——对自己的认识、对其他人的认识、对过去的认识、对现在的认识。人，这个“自然的怪胎”，若非找到一种新的统一形式来解决矛盾，就会感到无法忍受的孤独。人的生存之道的这种根本对立促使其去寻求一个化解矛盾的方案，去寻求那个其一面世就受到生活拷问的答案。关于如何实现统一的问题，有几个可以确定但不完美的选择。人可以倒退回动物的状态，放弃属于人的功能（如理性和爱），变成奴隶或奴隶主，将自己物化，通过这些方法都能统一上述矛盾；但人也有另一个方法，即将所特有的能力发挥到这样一种程度，俾其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不仅是一个挣脱锁链的自由人，而且是一个把尽情发挥所有潜力当作人生目标的自由人，一个将生存之道系于自身创造力的自由人——由是达成自己和其他同类的新的统一，以及和自然的新的统一。人的“进步动力”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应其解决生存矛盾之需求所驱策，这种矛盾在人类发展的每个新阶段都会反复出现。这种矛盾，或者说人的各种不同的、相反的可能性，构成了人的本质。

　　总而言之，这篇文章权作引玉之砖，将一种辩证及人本导向的精神分析法作为一个重要观点介入马克思学说。我相信马克思主义需要上述定义的心理学理论，精神分析也需要结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如此综合将使这两个研究领域相得益彰。

^[2] 可惜尝试将修正的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问题联系应用的作者太少，我将不得不主要引用自己从1930年以来所写的文章，重点参见：《基督教义分析》（The Dogma of Christ）（纽约：霍尔特，莱茵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1963）；《精神分析性格学及其与社会心理学的相关性》（Psychoanalytic Characterology and Its Relevance for Social Psychology）选自《精神分析的危机》（The Crisis of Psychoanalysis）（纽约：霍尔特，莱茵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1970）；《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纽约：霍尔特，莱茵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1941）；《健全的社会》（The Sane Society）（纽约：霍尔特，莱茵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1955）；《马克思论人》（Marx’s Concept of Man）（纽约：弗雷德里克·安格出版社，1961）；《在幻想锁链的彼岸》（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纽约：袖珍丛书出版社，教义系列，R.N.安申编辑，1962）；这些文字开宗明义讨论了马克思理论和弗洛伊德理论的关系。持精神分析加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其他作者还有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他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作者，虽然他的理论和我的理论鲜有相通之处。萨特也尝试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人本主义分析，但他进行得不顺畅，这是因为他缺乏临床经验；总体来看，尽管萨特运用了一些才华横溢的辞藻，他对心理学的研究仍失之表浅。

^[3] 参见弗洛姆的《人心：它的善恶天性》（The Heart of Man, Its Genius for Good and Evil）（纽约：哈珀和罗出版社：宗教观点系列，R.N.安申编辑，1964）中关于本观点的详细讨论。

^[4] 以资说明的例子是德国中下层阶级中潜伏的破坏力，只有在希特勒上台给了它机会时才全面爆发。

^[5] 这一方法首次应用于1931年我和E.夏切特尔博士，P.拉扎菲尔德博士，以及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院（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Frankfurt University）其他人一起合作的调查中，之后又与哥伦比亚大学的人员合作。调查的目的是探明在德国的工人和雇员中支持独裁主义者和反对独裁主义者的性格情况。调查显示的结果与之后的历史发展事实非常接近。同样的方法再次应用于墨西哥一个小村庄的社会心理研究项目，该研究由精神病学研究基金会（Foundations Fund for Research in Psychiatry）提供基金，在我的指导下进行，并得到西尔多博士、洛拉·施瓦兹博士和迈克尔·麦考比博士的协助。路易·麦奎蒂博士使用电子计算器的统计方法，对数十万个单项数据进行处理，使具有典型相关性特征组成的各种综合现象一目了然。参见E.弗洛姆《第三帝国前夕的德国工人和职员：一项社会心理调查》（Deutsche Arbeiterund Angestellteam Vorabenddes Dritten Reiches：Einesozialpsychologische Untersuchung），W.博恩斯编辑（斯图加特：德意志出版社，1980）；以及E.弗洛姆和M.麦考比合著的《一个墨西哥村庄的社会性格：一项社会精神分析研究》（Social Character in a Mexican Village：A Sociopsychoanalytic Study）（英格伍德·克里夫斯：普伦斯蒂·霍尔出版社，1970）。

^[6] 有意思的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German Ideology）中亦使用了“压抑”（Verdrängung）这个词。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在《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Leninism and Marxism”）一文中提到无意识（历史进程逻辑）的出现早于意识（人类主观逻辑），该文收录在最近以英语出版的《俄国革命和列宁主义或马克思主义？》（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Leninism or Marxism?）（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