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洛姆 -> 论不服从（1981）
第五章 以人为重
当中世纪撕开一道大大的口子之后，西方人似乎终于踏上了实现其最伟大梦想和精锐抱负的发轫之程。他们将自己从一个极权的教会势力那里解放出来，同时也摆脱了传统的思想束缚和地球上只开拓了一半版图的地缘限制。他们发现了自然和个人。他们意识到了自身的力量，意识到了驾驭自然和传统既定环境的能力。他们相信自己能够造就一种综合体系，使自己新获的力量感和理性与人道主义精神传统的精神价值观共生息，使先知理念（人类的历史进程中终将实现的普世和平与公正）与希腊传统（理论思辨）共生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的几个世纪中，他们建立起一套新的科学体系，从而释放了史无前例的生产力，完成了向物质世界的全面转化。他们还建立了各种政治体系，这些体系似乎能保证个人的自由和创造发展；他们大量减少工作时间以保证充分享受休闲的乐趣，这种生活对于其父辈祖辈来说简直如同天方夜谭。
然而我们今日身处何方？
世界分成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两大阵营各自相信他们掌握着通向积聚了世代人类希望的钥匙；两个阵营都认为，尽管他们不得不同时存在，但他们的制度是水火不相容的。
这种说法有道理吗？难道他们不是处于同一进程中——都在并入一种“工业化新封建主义”，并入各类工业化社会——这些社会由庞大的、强有力的官僚机构引领并操纵，在这些社会中，个人成为饱食终日、娱乐终日的自动机器，丧失了个性、独立和人性？我们不得不屈从于这样一个事实——人类能够掌握自然，将物质生产提高到空前的程度，但代价是放弃生活于一个团结和正义的新世界这样的希望；而且这样的理想终将在一个徒有其表的技术“进步”概念中荡然无存。
除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管理化的工业体制，难道就没有其他出路了么？我们难道不能建立一个工业社会，生活于其中的个人保持积极负责的成员地位，主动地控制环境而不是被动地由环境控制？经济财富和人类完善难道真的不可兼得？
这两大阵营不但在经济和政治上相互较量，他们同时还被一种相互设防的恐惧弄得惶惶不可终日：害怕对方可能率先发动核战，就算不能使整个文明覆灭，也可能使双方同归于尽。的确，人创造了原子弹，这个结果成为人类智力的非凡业绩之一。但是他们丧失了对自己创造物的掌控能力。原子弹变成了主宰，自己一手制造的东西反过来变成了最危险的敌人。
事到如今还有转圜的时间吗？我们能否成功逆转这一进程去控制局面，而不是听凭形势控制我们？我们能否克服骨子里的野蛮，克服一味使用武力、暴行、屠戮，去试图解决那些靠这些手段永远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能否弥合非凡的智力成就和落后的情感道德之间的这道鸿沟？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更为深入地检视西方人目前的处境。
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这种大工业组织模式的成功有目共睹且势不可挡。新的生产力——蒸汽、电力、石油、核能——和新的工作组织形式——集中计划、官僚管理、不断细化的劳动分工、产业自动化——这两者的共同作用在大多数发达的工业国家中创造了物质的财富，使他们大部分人口在上个世纪过的那种极端贫困的生活得以彻底改观。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工作时长也从每周七十小时降至四十小时；随着自动化程度的不断上升，人们每日的工作时间有望进一步缩短，从而使他们获得过去未敢梦想过的大量闲暇。基础教育普及到每一个孩子；高等教育占了总人口中的相当比重。因为人们有了更多的消遣时间，电影、广播、电视、运动和各种业余爱好都成了休闲的重头戏。
诚然，开天辟地以来，生活在西方社会的大部分人——很快将会是生活在西方社会的所有人——似乎第一次不再为缺衣少食的物质窘境而挣扎，转而主要考虑如何生活得更好。祖祖辈辈最温馨的梦想似乎已经触手可及，西方社会似乎已经找到了什么是“美好生活”的答案。
就在北美和西欧的大部分民众分享着这一愿景时，越来越多敏锐的有识之士看到了迷人画面中的瑕疵。他们首先注意到，即便在全球最富裕的国家——美国，也约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并未加入大部分民众眼中美好生活的行列，而相当数量的公民并未达到维持体面生存所需的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标准。他们进一步注意到，全球三分之二以上人口——那些几百年来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对象的人口——的生活标准，仅为我们的二十分之一至十分之一不等，这些人的寿命只有美国人平均寿命的一半。
有识之士们蓦然发现我们的制度其实被很多不合理的矛盾现象裹挟着。我们有数以几百万计、海外有数以几亿计的人口食不果腹，但我们却限制农业生产，而且每年支出几亿美元来贮藏我们的剩余。我们生活丰裕，但没有令人愉悦之物。我们的财富变多，但自由变少。我们越消费，就越空虚。我们拥有更多的核武器，却感到更少保障。我们接受了更多教育，但思维判断力和信念力却每况愈下。我们越来越信仰宗教，同时又越来越依赖物质。我们口口声声提倡美国传统，这本该是完全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传统，但又管那些力图将此传统应用于当代社会的人叫做“非美人士”（un-American）。
无论如何，就算我们和大多数人一样自我安慰地假设，也许要不了几代人，整个西方社会乃至全世界都会走向经济富裕，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如果我们继续前进在这条工业化系统的道路上，人类会变得怎样，又会最终走向何方？
我们这个系统成功地解决了一些经济的问题，但这些因素在引领我们解决人的问题时却屡试屡败。为了理解这一现象，有必要解析一下富有二十世纪特色资本主义的一些典型性质。
资本的高度集中致使超大型企业形成，管理这些企业的是层级森严的官僚制度。数目惊人的工人聚在一起工作，他们构成一部巨型生产机器的一部分；而这部机器一旦运转，就必须运转得畅顺，没有摩擦、没有停顿。产业工人和职员变成机器上的一颗颗螺丝钉，他们的功能和活动由他们置身其中的整个组织结构来决定。在大企业，生产资料的法定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分离的，业主已经不再重要。大企业由官僚气十足的管理层营运，这些管理部门虽然法律意义上不拥有这家企业，但社会意义上实然。现在的职业经理人不具备老一辈企业主的品质——个人主动性、胆识、冒险精神，却沾染了一身的官僚习气——缺乏个性、缺乏激情、缺乏想象力、患得患失。他们既管物又管人，可是他们将与人的关系和与物的关系变成了同一种关系。管理层虽然没有法定所有权，但他们实际上把持着企业；这些人事实上既没有对股东负责，也没有对企业中的员工负责。听上去大公司掌握着最重要的生产行业，但真相是这些大公司被他们的最高层雇员操纵于股掌之中。这些庞大的公司企业控制了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控制了政治和国家的命运，但其建制恰与民主程序南辕北辙：由跪倒在权力面前的人来代表毫无制约的权力。
除了工业上的官僚，我们人口中的大多数还受到另一些官僚势力的管辖。首先是来自政府的官僚势力（包括军队的官僚势力），它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影响和指导着几百万人的生活。而且工业官僚、军队官僚和政府官僚几方面在行动上，尤其是人事上，越来越交织渗透。随着不断扩张的巨型企业的出现，工会也发展成为一台大官僚机器，个人几乎没有表达意见的余地。许多工会领导人本身就是企业管理官僚阶层成员，与企业领导人同声同气。
这些官僚人员均无计划、无远见，这是官僚管理的本质使然。当人被转化为物品并像物品一样被管辖，其管理者们本身也变成了物品；而物品是没有意志、没有远见、没有计划的。
由于对民众实行了官僚化的管理，民主程序也蜕变为某种仪式。无论是一个大公司的股东大会、一次政治选举，还是一次工会集会，无论是作出决策的当下，还是参与决策的形成过程，都几乎看不到个人在其中的影响力。特别在政治领域，选举更是越来越弱化为公民对两组候选的职业政客之一表示偏好的投票；个人充其量只能说这种“被管理”得到其同意而已。而让民众表达同意的手法却充满了诱导和操纵，结果最基本的决策——那些关乎和平与战争的外交政策——便由小集团制定了，而这些小集团普通民众几乎都没有听说过。
民主的政治理念，正如美国的开国之父们构想的那样，并不纯粹是政治理念。它们根植于一片精神传统的土壤，从先知式的对救世主的信念而来，从福音书而来，从人道主义而来，从十八世纪启蒙主义的先哲而来。所有这些理念和运动都围绕着一个希望，那就是使人在发展进程中将自己从贫穷、愚昧、不公的环境下解放出来，建立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相处都呈现和谐、安宁、天下大同的社会。西方思想最突出的元素，就是人们一直相信历史进程有一个目的，相信人能在历史进程中日臻完善。这就是美国传统赖以生存的土壤，也是美国人汲取力量和生机的源泉。然则这一人类和社会自我完善的理念现在实践得如何？现在这一理念已经退化成了一个扁平的“进步”概念，其视野局限于生产越来越精美的物品，而不再代表那个处处洋溢着活力和创造力的人的今生。如今我们的诸多政治观念已经远离了它们的精神本源。它们变成一种权宜之计，衡量它们的标准也只是能不能帮助我们将生活水平提得更高和使政治管理更有效而已。如果没有了人们发自内心的支持和渴望作为基础，政治观念就徒剩一具空壳，权宜之计一声令下便可被弃如敝屣。
个人受到管控和操纵之处不止在生产领域，还在那个据称是最能体现个人自由选择的消费领域。不论消费的是食品、衣物、烟酒，还是电影或电视节目，商家都会启用一种强有力的诱导机制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不断培养消费者对新商品的嗜好，二是将这些嗜好引向产业中利润最高的领域。资本在消费品产业的大规模投入以及几家巨头企业间的激烈竞争注定不能听凭消费行为自由发挥，商家也不会给消费者买多少和买什么的自由选择机会。必须不断刺激消费者的食欲，并使得消费者的口味在商家的操控、调节、预测之中。人只剩“消费者”这个身份，一味地吮吸，一味地希望消耗更多“更好”的东西。
就在我们的经济体制丰富了一个人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却使其作为人的那部分生活日渐贫乏。尽管所有宣传口号都在营造一个信仰上帝、关心理想和精神诉求的西方世界，但我们的体制却培养了一种物质的文化和物质的人。在工作时间，这个人作为生产队伍的一员受着企业的管辖，但在业余时间，人仍受着某种操纵力影响去做一个完美的消费者，别人说喜欢什么就喜欢什么，而且还把这误认为是自己原本的品位。人被一些标语、建议和不真实的声音反复冲击，直至丧失了最后残存的一点真实意识。孩提时代，人的成长环境就不鼓励去追求真实的信念。人的头脑因此也少有批判性思维，甚至少有真实的感受。如此一来，唯一使其避免不可忍受的孤独和失落的办法，就是别人做什么自己也跟着做什么。人无法作为一个主动的担当者去体验自身的能量和内心的富足，只能作为一个积弱的“物体”，靠的是身外的力量，即其投入的生活物质所产生的力量。人从自身异化出来，拜倒在自己双手生产的物品脚下。人向自己制造的东西、国家政权以及亲自选出的领袖人物们鞠躬致敬。人自己的行为渐渐变成一股异化的力量，原应成为这股力量的主宰，现却遭遇它的监管和反制。历史上，我们制造的物品从未像今天这样整合在一起，裹挟着我们身外的客观力量来战胜我们的掌控、打败我们的预期、彻底改写我们的计算结果；这股合力成了决定我们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人造产品、机器、国家都一一成为现代人的膜拜对象，而这些膜拜对象又以一种异化的形式代表了人自己的生命力。
马克思说得一点不错，他认识到“所有身体的和心智的感觉之处都被所有这些异化的自我感觉所占据，被‘拥有’的感觉所占据。私有财产把我们变得如此愚蠢和低能，以至于物品必须等到我们拥有了它们的时候才属于我们；也就是说，非得等到它们以资本的形式为我们所有，被我们吃、被我们喝，一句话，被我们消耗，才作数。但无论拥有多少财富，我们仍然难逃困厄，盖因我们虽然有很多，却仍是渺小的”。
普通人最终失去了安全感，他们孤独、压抑，虽然吃穿不愁，却无快乐可言。生命对人并无意义；人朦胧地觉得生命的意义无法从那个唯一的“消费者”身份中去找寻。人很难忍受既不快乐又无意义的生活，但事实是这个体系给人提供了无数逃避的途径——从电视节目到镇定剂——让其忘却正在失去生命中越来越多最可贵的东西。尽管所有宣传口号都说得头头是道，事实是我们正在快速地进入一个由官僚体系管辖的社会，这个体系管辖着的是大众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人性消泯、精神颓废。我们制造出像人的机器，又制造出像机器的人。半个世纪前，社会主义制度遭到最严重的诟病，即它导向统一的形式，官僚化管理、中央集权、无灵魂生活的唯物主义——现在这一切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上演了。我们大谈自由和民主，然而越来越多的人不敢承担自由的责任，反倒更乐得处于一种像肚子填饱的机器人那样的奴役状态；他们对民主也没有信心，觉得还不如省点儿心让政治专家去作决定。
我们利用收音机、电视机和报纸创造了一种广布的传媒系统。然而民众被传媒系统误导或灌输，并不能如实了解政治和社会现状。我们的舆情具有相当程度的趋同性，若考虑到此一结果产生于恐惧和政治压力，这就很容易理解了。但其实我们的体制原本正是建立在人们拥有否决权，以及人们偏向多元表达意见的基础上的，现在却变得所有人都“自愿地”举双手赞成。
意义含混、内容空泛的表述成了自由企业制国家的通则，而它们的反对者也采取同样的策略。后者称为“人民民主”，前者称多数独裁者为“热爱自由的民众”——如果他们结成政治同盟的话。至于五千万美国人罹受核武器攻击的可能性，却被轻描淡写为“不惜一战”；而有人还用“一决胜负”来形容他们的胜利。其实任何头脑清楚的人都知道在核战的大屠杀中，谁都不会成为赢家。
教育，不论是初级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达到了一个峰值。但人们即便是受到了更多的教育，他们的理性、判断力和信念却反而不如从前。他们充其量提高了智力水平，但他们的理性，即他们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到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真正的支撑力所在——的能力却每况愈下。思考日益脱离感受；人们对待盘踞在头顶上核战争威胁阴云的容忍，说明已经到了必须质问现代人的精神是否仍然健全的时候了。
人，本应是自己所制造的机器的主人，现在却变成了机器的奴仆。但人生下来不是为了变成一件东西的；即便人享受着各种消费的满足，其生命力却不能长期处于一种闲置的状态。我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重新成为机器的主人，将生产作为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目的。生产是为了人的发展，否则受到压制的生命能量就会变得混乱无序，以破坏的形式呈现出来。不愿死于无聊的人就会摧毁生命。
我们能否造就一种社会和经济组织模式，使之为人的这种处境负起责任？如上所述，我们的产业系统，它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它所培养的人的关系，正是人类目前处境的始作俑者。这并非说它有意要如此设计，亦并非个人的邪念为之，而是因为这个社会结构使得普通人在生活实践中已经被塑造了这种性格。
毋庸置疑，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采用的系统和十九世纪相比判若云泥——它们的差异如此之大，恐怕难以归为同一种名称。资金在巨型企业中的天量聚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进一步分离，强大工会的存在，国家对农业和部分工业的补贴，“福利国家”的因素，价格控制因素和一种受引导的市场因素，以及其他诸多特征，将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和以往的资本主义从根本上区分开来。但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词语，新老资本主义是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基本要素的。它们都相信给每个人带来最好的结果是个人主义和以自我为本位的行为，而不是团结友爱。它们认为社会生活应该由市场这种客观机制来调节，而非人的意志、眼光、筹划等。资本主义将物（资本）置于生命（劳动力）之上。财产，而非行动，构成权力的来源。当代资本主义为人的拓展设置了额外的障碍。它要求工人、职员、工程师、消费者组成一个天衣无缝的工作团队，因为官僚机构领导的大企业需要这样的组织和与之相适应的“组织人”。我们的系统必须培养那些能满足系统需要的人；这些人数量庞大，彼此顺利合作；这些人会消费得越来越多；这些人的品位有着统一的标准，并且很容易被预测到，也很容易跟着潮流走。这个系统需要的人，既要有自由感和独立感，不受权威或良心原则制约，又要自觉自愿地跟着命令做合乎期望的事，在社会机器中平滑运作。这些人不靠武力指挥，不靠领袖引导，不靠目标激励——除了那种促使其成功，促使其一刻不停运作的目标。指导生产依赖的是资本投入必须获得利润的原则，而不是依赖以人们的实际需要进行生产的原则。现在任何东西，广播、电视、书籍、医药，无一不服从利润原则；人们则被操控着进行某些常常是毒害精神的消费，有时这种毒害还殃及身体。
我们的社会不克履行以精神传统为本的人类抱负，其最直接的后果是难以面对我们时代的两个有燃眉之急的实际问题：一是和平问题，二是西方的富有和世界上三分之二人口的贫穷之间的平衡问题。
现代人之异化带来的诸多后果使其解决上述问题变得愈发艰难。因为人的拜物行为，因为人丧失了对自身的和对同类的生命的敬畏，人不但置道义于不顾，甚至在威胁到其生存时，竟还置理性于不顾。核军备很可能导致全球覆灭，这是最清楚不过的；即便核战未打起来，那种恐怖的、疑虑的、兵营化的核竞赛气氛，也都是自由和民主的生存大敌。同样最清楚不过的，是贫富国家之间的经济鸿沟将引发暴力冲突和独裁。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却只有些半心半意且毫无成效的试探。我们似乎真的可以这么认为，诸神要使这些人灭绝，因此蒙住了这些人的眼。
以上我们涉及的只是资本主义的记录，社会主义的记录又如何？社会主义的意图是什么，那些曾有机会欲臻此意图的国家究竟实现了什么？
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不论是马克思的形式还是诸多其他形式，均欲通过创造物质基础去实现人人同享尊严的生活。它要让工作指挥资本，而不是资本指挥工作。对于社会主义而言，工作和资本不仅是两个经济范畴，它们代表的是两种原则：资本代表物质财富积累原则，关乎“有”什么；而工作代表人的能力和生命力，关乎“是”什么、“成为”什么。社会主义者发现在资本主义中，物资指挥生命，“有”高于“是”，过去指挥现在，他们于是想要将这种关系扭转过来。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人的解放，让人重新凭着不被异化的、健全的人格，与同类和与自然都分别建立一种全新的、深厚的、非外力诱发的关系。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使人打破束缚的桎梏，摒弃幻想和不切实际之见，将自己转化成能够创造性地运用自身情感力和思想力的人。社会主义培养人的独立，使人有自己的主见；它相信人只有“对自己的生存状况负责，只有他在处理与外部世界的每一项关系——无论这关系是看、听、嗅、尝味、触、思想、意愿、爱欲，简言之，只有他肯定和展示了个人特征的所有组成部分”（马克思语），才能真正站稳脚跟。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这些社会主义者颇不同意马克思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经常重申的一套耳熟能详的说辞，即最大程度获取物质的愿望是人类最基本的驱动力。他们相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使人将物质利益作为最强动力，社会主义则应该允许那些非物质动力各显神通，将人从物质利益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曾有人一方面谴责社会主义所谓的“唯物主义”，一方面又以唯有“利益驱动”方可促人竭尽所能的论调来批评社会主义，这些言论不失为人类自相矛盾能力的一个悲哀的注释。）
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人的个体性，而非一致性；它让人摆脱经济制约，不再将物质利益作为生活的主要关注点；它提倡所有人精诚团结的体验，反对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操纵和控制。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将每个人本身作为生活的最终目的，人永远不应将自己变成另一个人的工具。社会主义创立的是这样一个社会，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位公民都积极负责地参与制定每一项决策；每个公民都能参与，因为其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件物品，因为人有自己的信念而不是合成的意见。
对社会主义而言，不唯穷困是一件坏事，富裕也是。物质的贫乏使人无从过上人道丰足的生活。而物质财富，有如权力，又能对人造成腐蚀。财富会破坏人们原本生活中固有的分寸感和限度观念；它使人制造出一种虚幻和几近疯狂的感觉，认为人是众人中的“唯一”，不受其他人过的那种普通生活的制约。社会主义需要的物质舒适是为了生活的真正目的所用，它不主张个人财富的积聚，以免对社会和对个人造成危害。事实上，社会主义之于资本主义的对立正是这个原则的对立。资本主义的逻辑是物质财富多多益善，社会主义认为多多益善的应该是人的生产力和生命力以及人的幸福感；他们追求物质舒适是以帮助人实现前述目标为限度的。
社会主义希望最终废除国家机器，这样需要管理的只是物资而不是人民。它要实现的理想是无阶级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重新获得自由和主动权。十九世纪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初在欧洲和美国存在的社会主义思潮，是这两地最有意义的人道主义的精神运动。
但是社会主义的实践究竟如何？
在它想取而代之的资本主义精神面前，社会主义还是缴械投降了。它原本应该被理解为一个解放人的运动，但它的许多追随者，连同它的反对者，都仅仅将它看作一个提高工人阶级经济生活水平的运动。社会主义的各种以人为本的目标被置之脑后，或成了有名无实的应景之作；它和资本主义如出一辙，将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经济增长的目标上。正如民主理想失去了它的精神支柱，社会主义理想也失去了它最厚重的根基——那种有如先知对救世主信仰般的对和平、正义和人类博爱的信仰。
于是社会主义成了工人们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取得地位的一件工具，它未能超越资本主义结构。社会主义不但未能改变资本主义，反而被资本主义的精髓渗透。1914年，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们宣布放弃国际联合；与他们曾经作为纲领的国际主义及和平理念相对立，他们选择各自维护自己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利益；是时，社会主义已经遭遇了彻底的挫折。
社会主义被误解为一个纯粹的经济运动，人们认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目的是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这种误解同时发生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右翼和左翼人士身上。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改良派领袖认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提升工人的经济地位，他们认为最根本的措施是将一些大企业收归国有。直到最近，许多人才慢慢意识到将企业收归国有本身并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工人们不论受私营企业任命的官僚机构管辖，还是受公营企业任命的官僚机构管辖，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
苏联共产党领袖同样用纯粹的经济方式来解释社会主义。但生活在一个与西欧相比欠发达的国家，且缺乏民主的传统，苏联领导人采用的是集权的手法强制进行快速资本积累，以走完西欧十九世纪的发展历程。苏联发展出一种新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事实证明这种模式在经济上是成功的，但在人道上起了破坏的作用。他们建立了由官僚主义制度管理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阶级之间的壁垒——不论在经济收入上还是在拥有权力强迫他人服从的意义上——与当今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其深度和强度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自定义为社会主义制度，因为他们将全部经济都进行了国有化，但是在现实中，他们的制度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理念——肯定人的个性，使之充分发展——是一种否定。他们的民众为资本的快速积累不得不做出难以忍受的牺牲；为了赢得这些民众的支持，他们必须将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一系列思想体系，以这种方式维持与被统治民众之间的勉强合作。
到目前而言，自由企业制度是优于其他制度的，因为它保存了政治自由，这是现代人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有了政治自由，人的尊严和个性得到尊重，才将我们和人道主义最基本的精神传统联系了起来。政治自由使得批评和建言成为可能，人们可以提出有助益的社会变革建议，这在苏联那样的国家是行不通的。但我们可以预料的是，一旦苏联的经济发展达到了西欧和美国目前的水平，亦是说，一旦他们能满足民众过上舒适生活的要求，他们就不再需要集权，而是转向使用和现在西方同样的操控手段：暗示和利诱。这一发展将带来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和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大汇合。这两个制度的基础都是工业化，都以不断增长的经济效益和经济财富为目的。两种社会都在管理阶层和职业政客的控制下运行。他们骨子里持的是唯物主义观点，尽管表面上西方社会将基督教思想挂在嘴上，东方社会则尊崇凡俗的救世主。他们以一种集权的系统，以巨型工厂、群众政治集会等方式将民众组织起来。两种制度中，如果他们各自沿着既往的路径往下走的话，社会上有创造活力的、会思考的、有感觉的人就会不知所踪，取而代之的是大众人、异化人，是一些衣食无忧、娱乐至死、跟着官僚指挥棒转的机器人，而官僚们也和大众人一样没有人生目标。物质排在万事之首，人则如行尸走肉；人只会空谈自由和个性，实际上什么都不是。
我们今天身处何方？
资本主义以及某种庸俗化的、扭曲的社会主义使人濒临变身非人机器的危险。人站在全面的自我毁灭的边缘，眼看就要失却心智。人类只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意识到自己的患难，从而形成一种生活的新视野——实现人类的自由、尊严、创意、理性、公正、团结，才能将我们自己从几乎肯定的衰败、丧失自由或毁灭中拯救出来。我们并不是只能在自由企业管理系统和共产主义管理系统这两者之间作选择。我们还有第三种方案，这就是民主的、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humanistic socialism）；它秉承社会主义的原始理念，提供了一种新型的、真正的人类社会的卓识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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