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洛姆 -> 占有还是生存——一个新社会的精神基础（1976年） 第九章 新社会的主要特征 一门关于人的新科学建立一个新社会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搞清楚阻碍这一尝试的那些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是什么。人们之所以很少做出努力去进行某种必要的变革，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对于这些阻碍的认识是模糊的。“为什么去做那些不可能的事呢？”许多人也许会这样想。“我们最好还是按照现在的航线走下去，好象这条航线能把我们带到地图上所标出的那个安全幸福的地方，一样。”谁无意地采取一种怀疑的态度，但外表上却装出一副乐天的样子，那他的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只有那些尚未放弃希望的人，如果他采取一种现实主义思想方式，丢掉一切幻想和正视存在的问题，那才能获得成功。一个人是否能这样清醒，是区别他是梦想式的还是清醒的“乌托邦主义者”的标志。 在建设一个新社会的过程中，要克服以下几个主要困难： 1.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既能保持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又能避免一种完全集中化的背理方式，即以前的那种法西斯主义形式，或者说，一种更为可能出现的技术统治沦式的“微笑的法西斯主义”； 2.放弃对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复存在的那种“自由市场经济”所抱的幻想，在从整体上制定宏观经济规划的同时，又必须防止高度集中； 3.必须放弃无限的经济增长这一目标，而代之以有选择地增长，同时避免经济灾难的风险； 4.创造相应的劳动条件和树立全新的劳动观念，使物质利益不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有效的动机应该是别种心理上的满足； 5.必须促进科学的进步，同时又能保证这种进步的实际运用不会给人类带来危险； 6.必须创造条件，使人能够感到幸福和快乐以及摆脱那种对最大限度“消遣”的追求； 7.应保证个人生存的基础，同时又不使其依附于官僚机构； 8.应将“个人的创新精神”从经济领域（这种精神在经济领域剩下的也不多了）转移到其他生活领域中去。 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曾有过许多看上去无法克服的困难，同样，上述问题在今天看来也是无法解决的。然而，技术上的困难并非不可逾越，因为当时形成了一种新的科学，它提出了观察和认识自然界的原则并把这看做是控制自然界的先决条件（F·培根《新工具》，1620）。这种形成于十七世纪的“新科学”吸引着工业国家大多数杰出的思想家，时至今日仍然是这样。这种新的科学使人类梦想的许多技术乌托邦成为现实。 但是，三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需要另一种全然不同的科学，这种新科学的奠基人就是意大利历史学家、法学家和哲学家维科（1668-1744）。我们需要一种关于人的人道主义科学，并把这作为重建社会的实用科学和艺术的基础科学。 技术乌托邦，比如说飞行，凭借新的自然科学之力已成为现实。如果我们象对待技术乌托邦那样，也倾注同样多的力量、智慧和热情，那么，关于弥赛亚时代的人的乌托邦——一种联合为一体的新人类，没育经济上的强制、战争和阶级斗争，人们团结与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也能成为现实，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读一读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上，那决不会有潜水艇，同样，如果我们只是阅读先哲们的著述，那也不会建立起一个人道主义的社会。 自然科学所享有的优先地位是否能转让给一种新型的社会科学，谁也说不好。如果能行，那我们可能还有生存的机会，但是前提是，要有许许多多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以及关心人类大事的优秀男女们起来去迎接对人类精神的这种新挑战，并且认识到这一事实，即这次斗争的目的不再是人对自然界的统治，而是人对技术、对非理性的社会力量和制度的统治，因为正是这些东西威胁着我们西方社会——如果说还不是全人类——的生存。 我坚信，未来将取决于那些最有能力的人是否具有这种危机感，并致力于去建立这种崭新的、关于人的人道主义科学，因为只有靠他们全力以赴的努力，上述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才能够获得解决。 我们有一些蓝图，其中的目标都表述得很一般，如“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这已经成了一些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口头禅，这些口号使人忽视了这样的二个事实，即社会主义还从来没有过。象“无产阶级专政”或“少数有知识的精英人物的专政”这样的一些概念和“自由市场经济”或“自由的国家”这些概念一样，都是含糊不清的，往往使人产生误解。从马充思到列宁，以往的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社会都役有一个具体的方案；这是社会主义一个很大的弱点。而新的社会结构将是重生存这种生存方式的基础，假如没有许多具体的设计方案、模式、专门的研究和实验，把什么是必要的与什么是可能的两者联系起来，那这种新的社会结构将不会出现。具体的意思是说，除了全面长远的规划以外，一定要有关于头几步应该怎样走的设想和方案。关键的是那些制定这些方案的人的意志和人道主义精神；再者，人一旦有了某种设想，同时又知道实现这一设想的具体步骤，那他们就会有足够的勇气，就会去掉恐惧心理而代之以热情。 假如经济和政治是从属于人的发展的，那么，新社会的模式必然是以满足一个没有异化的、重生存的个人的需求为基准的。也就是说，人既不被迫生活在一种受屈辱的贫困之中（这是世界上大多数人仍然面临的一个问题），也不会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的规律（这种规律要求生产和消费的不断增长）而不得不成为一群消费者，今天，在工业国家中，那些有购买力的阶层就是这样的一些消费者。如果人想白由地生存和不再通过病态的消费来维持工业生产，那就要从根本上变革我们的经济体系。我们必须结束目前这种状况，能再以病态的人为代价来换取健康的经济。我们的任务是，为健康的人建立起一种健康的经济。 为达此目标，关键的第一步是把生产建立在“健康的消费”基础之上。 有一种传统的说法：“生产是为了消费，而不是为了利润”。这样说还不够允分，因为这句话没有说明这种消费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即谁来决定哪些需求是健康的，哪些是病态约。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国家不应去强迫公民去消费那些在它看来是最好的东西，即使那些东西事实上也是最好的。通过官僚机构的控制来强行节制消费，只会使人变得更加追求消费。只有在越来越多的人们愿意改变其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情况下，才会形成合理的消费。但是，必须给人们树立一种更有吸引力的消费形式，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愿意去改变习惯了的东西.这不会在一夜之间就变为现实，而是一个渐进的教育过程，在这方面.政府必须担负起重要的责任。 国家的任务是，针对病态的消费规定一系列关于健康消费的规范。从理论上说，制定这些标准是可能的。美国的联邦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就是一个很好肠例子。该局在各专业学者做了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鉴定报告，确定哪些食品和药物是有害的。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类似的方法，通过一些由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神学家以及社会上有影响的团体和消费者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对其他一些商品和服务的价值进行研究。但是，与联邦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用于研究的费用相比，旨在确定哪些东西对人的生存来说是有利的和哪些是有害的研究项目所需费用要多得多，迄今为止，我们对人的需求的特性几乎还没有进行过研究。这项基础研究将是关于人的新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知道：哪些需求是来自我们的有机体。哪些需求是文化进步造成的；哪些需求是个人成长的丧现。哪些需求是工业生产强加给人和非自然形成的；哪些需求具有“积极作用”，哪些具有“消极作用”；哪些需求是由疾病引起的，哪些是精神健康的表现。 与联邦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现行做法不同的是，我所说的这种人道主义专家委员会所做出的决定不具有法律效力，而只是一些方针政策，提供给公众去讨论。健康食品的重要性已经为大多人所认识；而专家委员会的研究成果将有助于社会去认识另外一些需求，知道其中哪些是健康的，哪些是病态的。 人们将会看到，大多数消费形式都有消极作用；人们需要速度，需要新，这只能通过消费来满足，而这只是内心的不安和自我逃避的一种表现。人们将会认识到，不断地寻求下一件要做的事和追求最新技术上的小玩意儿，只是为厂避免与自己和他人接近的一种手段。 政府可以提供财政上的补贴，生产那些人们希望得到的产品和服务（直至这些产品的生产能自负盈亏）的办法来促进教育的进程。一场大规模宣扬健康消费的启蒙运动配合政府的这些行动。可以预期，通过坚定的鼓励健康的消费形式，将会改变人的消费行为。即使不采用现今经济中通常采用的那种近似于洗脑的宣传方法（而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我们仍然可以说，这一启蒙宣传运动的作用比起商业广告的作用来不会逊色。这种期望并非不现实。 选择性消费（和选择性生产）的思想原则是：什么东西有益于人的幸福？有人反对这种思想，他们反复强调的理由是：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消费者得列的正是他所想得到的东西，因此“选扦性”生产是没有必要的。这种论点的出发点是，消费者只愿意要对自己有益的东西（如果涉及到毒品和香烟问题，那谁也不会这样说了）。这种论点完全忽视了一个重要方面。即消费者的愿望也是生产厂商制造的。 虽然在下同的商耘和公司之间存在着竞争。但是，总的说来，广告会刺激消费的增长。从根本上说，所有的公司都是互相 支持的，因为它们的广告业务会普遗地刺激人的购买欲，如果说购买者还拥有某种特权.那就是他可以在不同的竞争厂家间进行选择。为了证明购买者的意愿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这一点，人们往往以福特公司生产的“埃德塞尔”（Edsd）牌轿车的失败为例。但是，这一失败并没有改变这一攀实，即关于“埃德塞尔”的广告也是推销汽车的宣传.这种宣传使别的牌子的汽车获得好处。此外，工业生产部门还通过不生产某种产品来影响人的爱好，因为一种产品可能对消费者有利，但是钱赚得不多。 只有当我们有力地限制大企业股东们和经营者的权利，使他们不能仅仅从赢利多少和扩张的利益出发来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健康合理的消费才是可能的。 我们可以通过立法来进行这种变革，而不用去改变西方民主国家的宪法。（现在已经有了一系列法规维护公共福利和限制封产所有权。）关键是权力、对生产方向的决定权，而不是资本占有权本身。一旦广告丧失其暗示作用，那么从长期上说，决定生产什么的将是消费者的需求。现有的企业必须改造它们的生产设备，以便能满足新的需求。如果企业没有这个能力，那么政府必须提供必需的资金，用于生产消费者所需要的新产品和服务。 所有这些变革只有一步一步地进行，并且赢得大多数人的同意。最后，我们将会有一种既不同于现今西方资本主义，也不同于苏联式的集小型国家资本主义和瑞典全面福利官僚主义的崭新的经济体制。 当然，大康采恩从一开始就会运用它的巨大力量将这终新的倾向扼杀于萌芽状态，只有当要求建立健康合理的消费形式已经成为一种压倒性的普遍意愿时，才能粉碎工业界的这种抵抗。也可以建立一些具有战斗精神的消费者组织，运用“消费者罢买”，这一武器来显示消费者的力量，这也是一种有效的办法。比如说，美国20%的汽车消费者决定，个人不再购买小桥车，因为与运行良好的公共交通系统相比，私人小轿车不经济，污染环境，对人的心理健康也有害，总之是一种毒品，它使人产生一种虚假的强大感，引起人的嫉妒心理和有利于个人自我逃避。虽然只有经济问题专家才能计算出来，汽车工业的消费者举行这样一次罢买行动将有多么危险（对石油工业来说当然也是这样），但是，这样一场罢买行动会给建立在汽车工业基础之上的国民经济带来严重问题，这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谁也不愿意看到美国经济陷入这样的困垅，但是这可以成为一种威慑的手段，如果能使人们相信这一点（比如说，在四周时间里不用汽车），那消费者的手中就有了一个有力的杠杆，他们可以强行对整个生产体系进行改造。消费者罢买的最大好处是不需要政府介入，也很难去对付这种罢买（除非政府强迫人们去买他们不想要的产品），而且这也不需要等到51%的选民同意时通过政府采取措施来进行这种变革。事实上，20%的少数就足以进行某些变革了。消费者的罢买可以有效地将不同政治阵营中的人和某些纲领口号统一起来.不管是保守派、自由抓还是“左冲的人道主义者都会加入到罢买者行列中来，因为他们仔一个共同的动机，即要求一种健康合理的和人道的消费方式。举行这种罢买的第一步是先让消费者组织的代表（这些代表应该是彻底的人道主义者）与大工业界（和政府）就所要进行的改革进行谈判，原则上讲。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应该与.工会在举行罢工时所采用的方法一样：问题在于要使消费者觉悟到：1.他们对消费行为所持的反对态度多少还是不自觉的；2.一旦形成一种人道主义的消费者运动，他们所具有的潜在力量。这种运动将会体现一种真正的民主；个人直接影响社会进程，并以一种非异化的积极方式来改变社会发展的方向。而且在这一全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个人的经验，而不是政治口号。 只要大康采恩仍象今天这样力量那么强大，那么消费者运动组织得再好也不行。如果不能打破跨国公司对政府的控制（这种控制日益增强）和对大众的操纵（通过洗脑来进行思想控制），那么，我们仅有的一些民主也注定会成为技术毛上的法西斯主义——一个到处都是黄养良好、但不思考的机器人的社会——的牺牲品，人们所担心的那种“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社会。美国有通过颁布反托拉斯法来限制大企业的传统。强有力的公共舆论能够使人们本着反托拉斯法的精神来对待现存这些超级工业集团，使其变为较小的生产单位。 为了建立起一个重生存的社会，所有社会成员都必须积极履行其经济和政治职能。这就是说，只有通过全面地实现工业生产和政治上的参与民主，我们才能摆脱重占有的生存方式。 这是一切彻底的人道主义者的共同信念。工业民主能意思是说，大工业组织或其他什么组织的每一位成员在该组织的生活中能起积极作用，每位成员都全面了解情况和参与决策。参与决策可先从较低的层次开始，比如说，关于自己的劳动过程、保健和安全措施等问题（在瑞典和美国的一些企业中已经成功地实行了这种办法），然后可以逐渐向较高的层次发展，参与关于全企业性问题的决策。重要的一点是工人和职员必须自己代表自己，而不是让企业以外某些参一与决策委员会中的工会代表来代表自己。 工业民主还有一个含义，即企业不仅是一种经济组织和技术组织，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组织，每位成员都积极参与和关心该组织的生活和运转过程。实现政治民主也应采取同样原则。如果民主制度从一种“旁观者竹民主”变为一种积极的“参与民主”，那它就不怕任何专制力量的威胁。因为在“参与民主”的情祝下，共同休的事就象个人的事」一样重要，或者说，共同体的共同利益是每个公民自己所关心的事.如果人们参与共同体的事务，那他们就会觉得生活更加有趣和激励人。实际上，我们可以称真正的政治民主是！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中，生活特别有趣。与“人民民主制”和“集中民主制”不同，参与民主制不是官僚主义的，在这种参与的气氛中，不会有领袖人物的突出地位。 为参与民主制制定实施办法可能比起草十八世纪的民士宪祛要困难得多。为了建立参与民主制，必须有新的章祛和实施细则，这需许多有才能的人付出巨大的努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有许多设想，作为其中的一种可能，我想再提一下二十多年前我在《健康的社会》（1955）一书中所提出的设想：建立成千上万的面对面群体［注：面对面群体，社会学用语，指人与人之间有直接联系、直接交往的群体。——译注］，每一群体500人左右。这些群休是永久性的咨询和决策机构，它们就一切有关经济、外交、医疗卫生、教育以及有关幸福地生存的基本问题做出决定。这些群体必须掌握一切重要的信息（信息的种类问题下面再详谈）；对子这些信息他们要交换意见（不受外界的影响），并就各个专门问题进行投票表决（按照现在的技术水平，所投的票一天就能处理完毕）。所有这些面对面群体构成所谓的“下院”，它们所做出的决定和其他政治机构所做出决定对于立法将会起决定性的作用。 “民众的态度可以通过民意调查的方法在短时间内就了解到，何必要这些劳民伤财的方案呢？”一些人会这样问。这种疑问涉及到在表达意见方面最麻烦的一个问题。民意调查所依据的那些“民意”究竞是什么呢？被漏查者既没有足够的信息，又没有机会讨论和批判姚地去思考。此外，他妈也知道自己说的不算数，不会有什么作用。这种民意只是在某一时刻某一个人的有意识的想法，它不会告诉我们某一些潜在的倾向，一旦情况发生变化，这些潜在的倾向会使人得出完全相反的意见来。被询问者的心理与一位参加政治选举的选比的心理差不多，选民十分清楚，在他帮助一位候选人当上议员之后，他对今后会发生什么不再有任何影响。从某些方面说，与民意测验相比，政治选举所处的状况更为不利，因为竞选技术其有半供眠的作用，从而削弱了人的思考能力。竞选变成厂一出闹剧，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具体的问题，而是竞选人的愿望和雄心大志。选民也可以加入这出闹剧之中去，他们把选票投给自己最喜欢的候选人。虽然相当多的人采取了一种不参与的态度，但是大多数人仍为这种古罗马式的角斗场面所吸引，不过，进行角斗的不是斗士，而是政治家。 一种真正信念的形成，至少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足够的信息和知道自己的决定是有效力的。软弱无能的旁观者的意见没有表达出他们的信念，而是一种游戏，就象在不同牌子的白兰地和香烟中优先选择一种一样，这些意见没有约束力和价值。因此说，在民意测验和选举中，人们所表达出来的意见并没有反映出人的判断力的最高水平，而是停留在最低的水平上。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证明人的判断力潜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人们个人所做出的决定往往比他们在政治问题上所做出的要聪明得多，比如说，在涉及到私事（特别是有关买卖的事，J·A·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纽约，1962）一书中曾指出这一点，或作为陪审团成员的时候，就是这样。陪审团的成员都是些普通公民，他们常常要对一些非常复杂和难办的案件做出判断。但是，他们知道所有重要的情况和有机会充分交换看法，并且清楚，他们的判断将决定被告的命运。结果是，他们的判断，大体上说，显示出他们具有高度的洞察力和客观性。相反，不了解情况和处于半催眠状态下的、软弱无力的旁观者，则无法认真严肃地表达他们的信念。假如没有足够的信息.没有机会去商讨以及不能使自己的决定发挥效用，那么在一个民主制度中所表达出来的民意，就象体育比赛中观众的喝采一样，并没有什么重要性。 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要求经济和政治权力最大限度地分散。 由于现今资本主义内在的发展逻辑，工业康采恩和政府的规模都会日益膨胀，最后变成一个龙大的官僚机器，实行自上而下的集中管理。建立人道主义社会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阻止这种集中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实行全面的分散管理。这样说是有许多理由的。一旦社会变成了L·芒福德所说的那种巨人的机器，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由一个，扣心控制，那么从长远的观点看，法西斯主义的到来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因为：1.人变成了绵羊，丧失了批判思考的能力，觉得自己软弱无力，而且是消极被功的，那人也必然要去寻找一位伟人，他“知道”应该去做什么和通晓其他普通人所不知道的一切；2.每个能接近这架巨大机器的人都能使它转动起来，只要正确地按一下电钮就行了。正如一辆小轿车，这架大机器也是自动运转的。人坐在方向盘前只需正确地使用踏板、驾驶、制动和注意其他的…些简单的细节就行了。汽车和机器里有的是许多小齿轮，而在这架巨大的机器里则是层层官僚机构，即使一位智能低下的人，也可以轻松地领导整个国家机器，只要他掌了权。 政府的任务不应全由国家《国家本身就是巨大的聚集体》来承担，而应交给较小的行政区域去完成，那里的人们彼此相识，能够做出相应的判断，因而能积极参与决策，去解决他们的区域性问题。工业生产上的分权应使得一个企业中小的部门拥有更多的职权，并变大康采恩为小的生产单位。 只有用人道主义的管理来取代官僚主义的管理，人才能积极负责地参与决策。 大多数人仍然认为，每一大的行政管理机器必然是“官僚主义”的，也就是说，必然采取一种异化的管理形式。这些人还没有认识到官僚主义精神的窒息作用，没有看到它已经蔓延到日常生活领域，甚至在医生与病人、丈夫与妻子之间也有，虽然不那么明显。我们可以把官僚主义理解为一种方法，采用这种方法：1.对待人就象对待物一样；2.从数量而不是从质量的免度来处理事务，因为这样容易计量，控制和费用低。官僚主义的程序是由统计数字来控制的，官僚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办事是以根据统计数字制定的僵死的规章为准，而不是出于对站在他们面前的人的自发的反应。他们的决定往往是根据统计上最常出现的情况做出，而不肯5%或10%的少数人因此而受到损害。 这些官僚们，个人不愿承担责任，而总到规章中去寻找避风港。使他们感到安全和骄傲的是他们对法律的忠实，而不是对人道信念的忠实。 纳粹德国战犯A·艾希曼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他使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丧失生命并不是因为他恨犹太人。他不恨也不爱任何人：他只是尽“自己的职责”。为了尽职责，他使这些犹太人丧生，问样，为了尽职责，他也曾组织过大批犹太人离开德国的工作。对他来讲，重要的是按规章办事。只有当他违反了这些规章时，他才会产生一种罪责感。在法庭上他说（不利自己的供述），他只有过两次罪责感，一次是因为小时旷课，一次是因为违反防空命令没进防空工事。这并不意味着，在艾希曼和其他许多官僚身上没有施虐狂的因素（即从控制其他的生物中获得满足）。但是与一个官僚的主要特征相比，这种施虐狂的特征还是次要的。官僚的主要特征是：缺乏对别人的同情心，崇拜规章制度。 我不是说所有的官僚都是艾希曼。第一，虽然许多人在官僚机构供职，但是他们并不是性格学中所说的那种官僚。第二，一个人不会对一切都采取一种官僚主义态度，他还有人的一面。但是，在官僚中肯定有不少象艾希曼那样的人，区别仅仅是他们不必送成千上万的人去死。如果一个医院的官僚拒绝接收一位重病人入院，因为医院明文规定要有厌生的介绍，病人方可住院，那在这一点上，他无异于艾希曼。一些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也是这样，他们宁肯看着一位接受救济的人饿死，也不愿去违反官僚机构的某些规定。这种官僚主义的态度不仅在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很普遍，而且医生、护士、教师、教授也有官僚主义，甚至文夫对妻子、父母对子女也椰采取一种官僚主义的态度。 一旦人被降低到一个数字编号的地位，那么一位真正的官僚就会于出十分惨无人道的事来。。这并不是由于他性格上的残忍，而是因为在他与他所管灼人之间已不存在什么人的关系。虽然官僚不象施虐狂省那样惹人厌恶.但是官僚却更危险，因为他们从不会感到在良心与职六之间有什么冲突，他价的良心就是履行职责。对于他们来说，怜悯和同情是不存在的。今天，在一些老字号的公司和象社会救济机构、医院和监狱这样一些大的组织机构里（在这些机构里工作的职员对那些穷苦和软弱可欺的人行使巨大的权力），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老派的、冷漠无情的官僚。但是.在现代的工业生产部门供职的官僚并非是不和蔼的，在他们的身上，施虐狂的倾向并不明显，尽管有权力去控制别人使他们感到高兴。但是，就是在他们身上.我们也能看到那种典型的官僚主.处忠诚，对他们来讲就是对整个系统的忠诚：他们坚信这一系统。他们以公司为家，公司的规章制度是不可违犯的，因为这些规章制度是那么“合理”。 在参与民主制度里，没有新旧官僚的位里。因为官僚主义的精神与个人积极参与决策的原则是不相容的。未来的社会科学家必须提出一些非官僚主义的新管理方法，其主要特征是从人和具体情况出发，而不是照僵死的规定办事。如果使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员有充分余地自发地作出反应，并且不把经济性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那么大规模的非官僚主义行政管理还是可能的。 能否成功地建设起一个更生存的社会还取决于其他一些措施。下面提出一些设想，我不认为这些设想都是我首先提出来的。相反，人道主义的著作家们早在他们的书中以不同形式提出了这样一些设想，这使我感到鼓舞。 在商业广告和政治宣传中禁止使用一切洗脑的方法。 洗脑的方法之所以危险，因为这种方法诱使我们去买那些在健全理智情况下我们既不需要也不想买的东西.促使我们去选那些在健全理智情况下我们既不需.要也不想选的政治代表，但是，我们的理钩不健全，因为有人已经用类似催眠术的宣传方法对我们做过处理。使用这种方法的危害性越来越大，为此，我们必须禁止使用各种形式类似催眠术的宣传方法去为商品和政治家做宣传。 在商业广告和政治宣传中使用的那些类似催眠术的方法，严重危害人的精神和心理睡康，特别是损害了人清醒、批判的思维能力和情感上的独立性。从潜移默化的影响到这样一些具有半催眠作用的技术手段，例如：不断重复和通过唤起人的性欲来破坏人合理思维的能力（“我是琳达，快来与我寻欢作乐！”——（在衣服上的广告），我们使用这些暗示的方法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而吸毒瘾给人们身心带来的损害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相信，通过深入研究会证明这一点。在广告中，特别是在电视商业广告中，这种暗示方法泛滥成灾.只能起到愚民作用。它每时每刻都在窒息着个人的理性和现实感.在电视机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高速公路旁的广告牌以及政党候选人喋喋不休的政治宣传，等等。这些暗示法的特殊效果就是使人处于一种半睡半醒的朦胧状态，并使人丧失现实感。一旦清除大众暗示这一毒品，将会在消费者身＿L看到一种与吸毒者停止吸毒后所产生的脱有症状极为相似的全身反应。 必须消除富国与穷国之间的鸿沟。 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一鸿沟如果继续加深将会导致一场灾难。穷国不再把工业国对它们的经济剥削看做是理所当然的。苏联以同样的殖民主义方式对其卫星国进行剥削，同时，它又支持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反杭，并以此作为反对西方的政治武器。石油价格的提高只是一个开端，它象征着发展中国家要求废除现行经济制度的愿望，因为这种经济制度迫使他们低价出售自己国家的原料，高价买入工业国家的产品。同样，越南战争也是西方国家对殖民地人民实行政治和军事统治时代宣告结束的象征。 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去消除富国与穷国之间的鸿沟，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或者传染病将会蔓延到自人世界中来，或者穷国的人们由于饥饿而陷入绝望，而在工业国家一些同情分子的支持下到处进行恐怖活动，也许会使用核武器或生化武器，这将在白人世界引起混乱。 我们只有消除饥饿和控制疾病才能避免这场灾难，所以，工业国家的援助是必不可少的。富国所提供的这些援助不应以获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好处为条件：也就是说，富国的人们必须抛弃那种要把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原则搬到非洲和亚洲去的观点。当然，哪些经济援助的方法是最行之有效的，还要由经济问题专家来回答。 但是，经济问题专家不仅要有专业知识，也要有人的心灵，并以此为动力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只有这种经济问题专家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我们必须坚决削弱重占有的取向，代之以团结和负责（不仅仅是怜悯）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聘请那样一些专家并听从他们的意见。我们不仅要对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负责，而且也要对子孙后代负责。一味地掠夺自然资源、污染我们的地球和不断扩充核军备，这是我们利己主义的最突出表现。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将是一个被惊夺得不象样子的星球。人们的内心会发生变化吗？谁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人类起码应该知道一点：如果人不改变自己的内心，那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冲突将无法控制。 应该采取保证每人每年有最低收入的办法来消灭现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一系列弊端。 每个人，不管他劳动还是不劳动，都无条件地享有能吃饱和有住所的权利。他不应得到比维持生存所需要的东西更多的生活资料，但也不能低于这个水平。我的建议就是以这一信念为出发点。这在今天看起来好象是一种新思想，实际上，这一规范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基督教学说里是这样规定的，在许多“原始的”部落里也是这样做的：每个人都享有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生存权利，不管他是否履行“他对社会应尽的义务”。我们承认家畜有这种权利，而不承认周围的人有这种权利。我在《健康的社会》（1955）一书中已经提出过这一建议。1935年还曾专门就这个题目举行过一次学术研讨会。 如果有了这样的一项法律.那么个人的白由就会得到极大的扩展。曾在经济上依赖于他人的人（如依赖父母、丈夫、老板）就不会再因害怕忍饥挨饿而不得不受他人的压榨。那些有天赋，想去建立一种崭新生活方式的.人们也有机会这样去做，只要他们乐意过一般比较贫穷的生活。现代福利国家差不多已经接受（意为还“没有真正地”接受）这一基本原则。人们象以住样仍然由官僚机构“管理”和控制，并因此而感到屈辱。有保证的收入意味着，人不需要为得到一处简单的住所和最低数量的食品而出具“贫穷证明”。因此，也不需要那种浪费的和无视人的尊严的主管福利工作的官僚机构。 有保证的年度最低收入意味着真正的独立和自由。所以，那些建立在剥削和统治基础之上的社会系统和各种形式的独裁政体都不会接受这一原则。在苏联，许多关于免费的建议（比如说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免费供应牛奶）从一开始就遭到反对，这对苏联体制来说是很典型的现象。免费医疗是一个例外，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因为条件是人必须生病，否则便不能享受免费。如果把维持一个遍及全国各地的社会救济官僚机构网每年所需的费用、治疗人体疾患和精神疾病的费用以及反对吸毒、犯罪所需的费用算在一起，那么可以说，保证每人每年最低收入所需的费用比当前我们用于社会福利的开支要少得多。当然，有些人认为，“人生性就是懒惰的”，对他们来说，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危险的。这种老生常谈实际上没有什么事实根据。他们拒绝放弃想要统治弱者和孤立无援的人的那种权力意识，而这一口号的目的，就是使这种做法合理化。 要将妇女从父权统治下解放出来。 将妇.女从父权统治下解放出来是建立一个人道主义社会的基本前提、六千年前左右，在世界上一些不同地方开始出现男人压迫女人的现象，当时，农产：品的剩余使雇佣和剥削别人的劳动力成为可能，并为军队的组建和强大的城市国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从那时起，不仅欧洲和近东的文化社会，而且地球上几乎所有的民族都被“联合起来的男人们”所征服，女人们成了被征服者。人类的男性部分对女性部分的胜利，其原因在于男人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 两种性别之间的斗争同阶级斗争一样古老。但是，两性之间的斗争形式更为复杂，因为男人不仅把女人当作劳动力，而且也当作母亲、爱人和到她们那里去寻求安慰。两性之间的斗争虽然常常公开和激烈地表现出来，但在更多的情况下是采取一种隐蔽的形式。妇女不得不届服干男人的强权，但是她们也使用自己的武器反击。她们能使男人变得荒唐可笑，这就是女人最锐利的武器。人类的一半去压迫人类的另一半，这给双方都造成了危害，今天依然如此，男人的性格特征是胜利者式的，而女人的性格特征则是失败者式的。时至今日，在两种性别之间还没有建立起一种真正的、男人完全摆脱男人优越感和女人完全摆脱女人自卑感的男女关系，就是对那些反对男人占统治地位的人来说同样是这样。弗洛伊德从未对男人优越于女人的观念提出过怀疑，他的结论是；女人之所以有软弱感是由于她们为自己没有阴茎而感到痛苦的缘故，男人之所以有不安全感，是由于他们总是害怕自己被阉割的缘故。实际上，这些现象只是两性斗争的表现，并不在于生物学和解剖学上所说的那种男女区别本身。 许多迹象表明，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和某一种族压迫另外一些弱小种族的情景十分近似。比如说，一百年前美国南部黑人的处境和一百年前妇女的处境与他（她）们今天的处境相比几乎都没有什么变化。人们常常把黑人和女人比喻成孩子，称她（他）们是感情用事和幼稚的；有人断言，她（他）们没有现实感，所以遇事不能让她（他）们来傲出决定.她（他）们虽然没有责任撼，但是却有吸引力。弗洛伊德还补充了一条：女人不象男人那样有良心（超我），但却比男人更自恋。 现存这种父权制度和对非工业国家、孩子和青年的统治的核心本质就是对弱者施以强权。妇女解放运动的不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一运动触及到作为现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基石的强权原则。前提是，妇女所要求的解放不是分享男人对他人（比如说对殖民地人民）的统治权。如果妇女运动把自己视为“反强权”的代表，那么妇女对一个新社会的建立将会起到决定性作用。 妇女们向着自身解放已经迈出了头几步。未来的历史学也许说，二十世纪最富有革命意义的事件就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和男人统治的投落。但是，妇女争取解放的斗争才刚刚开始，不应过高估计男人的反抗。以往，男人与妇女的全部关系（其中包括性关系）都是建立在男人的优越感之上。现在。许多妇女不再相信男人比女人优越的神话，他们对此开始感到不快和害怕。 青年一代的反权威观念与妇女运动有着密切联系。这种发展趋势在六十年代末曾达到项峰。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当时反对“现存体制”的造反者由于种种原因又都重新适应了社会环境的要求。但是，现今的青年不象以前那样愿意屈从父母和权威，看起来，可以肯定地说，旧时对于权威的那种“敬畏”，观念己经一去不复返了。 人们不但将自己从权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同时也摆脱了性生活是罪恶这一；观念的束缚；性问题己经不是一个禁区，性生活已经不再被看做是一种罪恶。从某些方面说，性革命还是立下了一定功劳，不管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多么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人不再害怕触及性问题.这不会再让人产生一种罪恶感从而不得不屈服于某种压力。 应该成立一个最高文化咨询委员会，其任务是向政府、政治家和公民就所需了解的一切事情提供咨询。 这个委员会应由本国知识界和艺术界的代表人物组成，参加这一委员会的男女们必须诚实、正直。比如说，他（她）们将决定，新扩编联邦食品和甄品管理局的人员构成，并负寅挑选主持普及情报工作的人。 对于谁是知识界和文化界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总会有一个普遍统一的看法。我认为，为这样一个委员会物色出真正的人选是完全办得到的。关键的是，在这个委员会里要有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见持不同看法的人的代表，比如说，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领域的“激进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的代表。困难的不是物色委员会的成员，而是挑选的办法，因为这既不能通过普选产生，也不能由政府来任命。当然会有其他一些挑选形式，比如说，先选出三至四人的核心成员，然后再逐渐扩大，整个委员会应由50—100人组成。这一文化委员会应有充分的活动资金，以便能够委托有关人员对不同的社会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应该建立一个能有效传播客观信息的情报系统。 情报，使公众能够充分地了解情况，是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制度的重要前提。为了保证所谓的“国家安全”而对公众隐瞄情况或有慧去作歪曲报导的傲法应该废止。就算不存在这种非法截留情报的做法，事实是，普通的公民现在根本就没有掌握真正和必要的信息。对清洁工人来说是这样.而且大多数议员、政府成员、高级将领和经济界领导人对情况都缺乏了解，他们通过各个政府部门和大众媒介所了解到的情况都是不真实的。遗憾的是，大多数负贵人的智能充其量也只是操作性的，他们没有通过表面现象去把握内在原因的能力，因而也无法对事态的未来发展做出正确判断，姑且不谈他们的自私自利和腐败，“水门事件”和“洛克希德事件”充分地暴露了这一面。但是话又说问来，靠一些正直聪明的官僚也无法解决我们这个正走向一场灾难的世界所面临的问题。 除了一些“大”报纸以外，所提供的有关政治、经济和杜会情况的报导是很有限的。所谓的“大报”在提供情报方面虽然做得更好，但是在歪曲报导方面也不逊色，比如说，他们并不公正地进行报译；通过加上大标题来表示他们的倾向（这些大标题往往与内容不符）；在好象是采取一种明智和负蜜的态度写成的社论里表示他们的倾向。报纸、新闻刊物、电视台和无线电广播电台以事件为原材料，加工生产出它们的产品——新闻。新闻是可以买卖的，而新闻传播媒介决定哪些事件要加工成新闻。公民所得到的情报都是剪裁过的、浮浅的。他几乎无法再对这些材料进行深入的研究和了解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只要新闻的出督仍然具有商业性质，那么就无法阻止报斑杂志登载一些好卖的、不得罪广告商的新闻（当然，就其肆无忌惮的程度而言，各报刊之间还是有所区别）。 如果我们想建立一种了解情况和有做出决定能力的公众社会，那么必须采取别的办法来解决情报的传递问题。作为一种可能，我想是否可以这样：最高文化委员会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收集和传播情报，用以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并为参.与民主制度中面对面群体进行面对面的讨论捉供一个基础。这些情报不仅要包括一切重要的事实和数字，而且也包括所有政治决策领域最重要的选择方案。特别要注意的是，在一切有争议的问题上，多数人和少数人的意见都要公开，并将这些意见告知每一个公民，特别是告知居民团休。最高文化委员会的任务是监督这一新的新闻报导者队伍的工作。当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在传播客观的信息方面也将扮演重要角色。 基础科学研究独立，不受工业上和军事上的需要的束缚。 一方面，限制人的任何求知欲望会阻碍人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实际应用所有的科研成果却是十分危险的。许多观察家们指出，遗传学、脑外科和心理药物等方面的许多发现都有被滥用的危险，对一科研成果的滥用能给人和将会给人带来严重危害，如果人们出于工业生产和军事上的需要，仍然按照各自的意愿毫无限制地利用这些新的理论发现，那么滥用科学的危害就是无法避免的。理论认识的实际应用不应以利润和军事用途为标准。为了确实做到这一点，应建立一个科技成果控制委员会，由它来颁发实际运用科学发现的许可证。这一委员会，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必须是独立的，不受工业部门、政府和军事机构的束缚。最高文化委员会的任务是任命科技成果控制委员会的成员和监督它的工作。 如果说实现上述设想远非易事，那要将下而的这一设想变为现实，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几乎是.无法克服的，但是，这也是建立一个新社会的先决条件： 建立一个新社会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是消减核军备。 我们的经济病症之一，就是离不开庞大的军备工业。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是它仍然不得不压缩在医疗卫生、社会福利和教育方面的开支，以便满足军费开支的需要。一个因为制造自杀用的武器而使自己变得贫穷不堪的国家是不可能承担社会实验费用的。在军事官僚机构的权力日益增长、因而使人们充满恐惧和产生服从心理的气氛中，任何个人的精神和建设性活动都没有希望。 大康采恩的权力、广大民众的软弱和冷漠的态度，几乎所有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都是那样无能、核战争的危险、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且不说气候异常变化的现象，这足以导致世界上广大地区发生饥荒），看到这一切，我们不禁要间：我们还有一线希望得到拯救吗了每个商人都会给予否定的回答.如果中彩的机会只有2%的话，谁会将自己的全部财产孤注一掷呢？如果没有较大成功的希望，谁肯大笔投资呢？但是，现在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哪怕是“一线希望”，也要变这种希望为“现实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生命既不是赌博，也不是做买卖，因而，在判断获得拯救的现实可能性时，必须采用别的标准，比如说，按照医疗上的标准。在一个病人生存希望极小的情况下，没有一位有责任心的医生会说：“我们别再抢救了”，或只给一些止痛剂。相反，他会竭尽全力去抢救病人的生命。当然，一个有病的社会也有同样的权利。 用赌博和做买卖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社会获得拯救的希望，是商业世界精神的一种典裂表现。现在流行一种技术论的观点，称如果我们忙着工作和消遗而忽视了情感的发展也不是什么大错，技术法西斯主义到头来也许井不是坏事，这种观点并不十分明智。技术法西斯主义必然会导致一场灾难。从长远的观点看，非人化了的人无法维持一个有生存能力的社会，从短时期上说，他不可避免地要去动用核武器和生化武器，而这无异于自杀。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令人鼓舞的因素。首先，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就是纯粹出于经济上的原因，也必须要树立新的伦理观和以一种新的态度来对待自然界人必须团结、合作，否则西方世界将要毁灭。撤开其中的感情和道德方面不谈，这是对理性的呼吁，会影响不少人的思想，我们不能低估这种形响。过去，各国人民的行为总是违背自己生存的利益和生存的欲望，因为他们的领导人总是告诉他们说，他们还没有处在“生或死”的选择关头。 另外一个令人鼓舞的因素是，人们对目前的社会制度越来越不满意。越来越多的人尝到了尘世的苦闷，不管他们怎样千方百计地压抑这种感觉，仍然感到抑郁。孤独时觉得无聊，与他人在一起时又感到空虚.人们感到自己是软弱无力的，感到生活没有意义。许多人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另一些人则不那么清楚，当别人告诉他们时才意识到。 在人类历史上，只有极少数上层人物才能过上一种无种消遣的生活，而这些人又没有因此而丧失其全部理智，因为他们是权力的占有者，必须保持手中权力，他们的思想和行动都是以此为出发点。今天，中间阶层的人们虽然没有什么经济、政治权力，所担负的责任也不大，但是他们也。都过着这种毫无意义的消费生活。在西方世界，大部分人都知道做一个幸福的消费者的好处。但是，在能享受这一幸福的人们中间，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不满。他们开始懂得，占有很多财富井不意味着幸福：传统的伦理学说经受了检验，再次为经验所证实。 只有那些无法享受到中间阶层奢侈生活的人们，比如说，西方的下层民众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多数人，仍然抱有这种旧时的幻想——“通过消费而获得幸福厅。实际上，凡是在市民阶级这一梦想没有实现的地方，对于这种幸福的期望也就特别强烈。 有人提出许多论点来反对消除人的占有欲和嫉妒心，其中一个主要论点认为，占有欲和嫉妒心是人的本性。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占有欲和嫉妒心并不是生来就那么强烈，只有在一种普遍的压力下，不得不去做狼群中的一只狠时，占有欲和嫉妒心才会如此强烈。一旦社会环境和普遍遵循的价值尺度发生变化，那么人从利己过渡到利他是很容易的。 这样，就又回到我们的前提上来，即重生存的取向是人本性中一种强大的潜能。只有少数人是完全按照重占有的生存方式生活的，同样，按照重生存的生存方式生活的也是少数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或者前一种取向占上风，或者后一种取向占上风，这要看社会结构有利于哪一种取向而定。在一个重生存的社会里，重占有的倾向会被“饿死”而重生存的倾向则得到充分的“养料”。 重生存的生存方式不管怎样受到压抑，渔是它总是存在的。就象《圣经》中所说的那样，“没有扫岁就不会有保罗”，保罗在未被感化之前并不是圣徒。用重生存的生存方式来取代重占有的生存方式是让天平倾向另一端，是通过社会的变革褒扬新的东西和贬抑旧的东西。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与l日人有天坡之别的新人，关键在于方向的改变。向着新的方向一步一步迈进，如果方向正确，那迈出的每一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个令人鼓舞的因索跟人的高度异化联系在一起，高度异化是大多数人（包括政治土的当权派）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听起来似平是矛盾的。在前面曾经谈到“商品销售性格”，说到占有的欲望和囤积的欲澳在形式上发生了某些变化，现在人们追求的不是囤积，而是正常运转，把自己作为商品来交换，为了适应市场需要没有固定的自我。这种异化的商品销售性格比圈积的性格更易于改变，因为具有囤积性格的人总是死死抱住其财产特别是他的自我不放。 一百年前，当时人口的大多数都是“独立的个体经营者”，当时社会改革的最大队力就是少、们害怕失去自己的财产和经济上的独立性。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工人阶级是唯一依附于他人的庞大阶级，用马克思的话说，是异化程度最高的一个黔级。现在，绝大多数人都是靠工资（薪金）来维持生活，几乎所有就业者都处于一种雇佣关系之上。根据美国1970年人口统计数字，在16岁以上的全部就业人口中，只有7.82%的人是“独立的个体经营者”。今天，那种传统的囤积型性格的主要代表是工人，所以，比起更为异化的中间阶层来说，他们更不愿意变革，至少在美国是这样。 这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虽然社会主义要求解放所有阶级，也就是说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但是这一主义在工人那里，即在从事手工劳动的工人那里得到最直接的拥护。今天，从百分比数字来看，工人所占的比重比一百年前耍小的多了。为了能够执掌政权，社会民主党人不得不大力争取中阁阶层的支持，为达此目的，社会党不得不删去其党纲中关于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而代之以自由主义的社会改革方案。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由于把工人视为实行人道主义社会变革的杠杠而引起其他各个阶层的反对，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财产和特权被工人夺走并据为己有。 今天，一个新社会的远景对那些饱受异化之苦、处于依附性雇佣关系之中及其财产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的人们更有吸引力，换言之，向往一个新社会的是人口中的大多数，而不仅仅是其中的少数。 新社会不会危及任何人的财产和收入，其宗旨是提高穷人的生活水乎。高级行政管理人员的薪金不会减少。但是，只要一个新的体系还能正常运转，他们是不愿意扮演上一个时代遗老的角色的。 再说，关于一个新社会的理想是胯政党的，不是某个党派专有。许多保守主义者尚未放弃他们的宗教、道德的价值观（E.埃普勒就自称是一位“价值观保守主义者”），许多自由派和左派人士也都如此。每一个政党都声称自己是真正的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唯一代表，这只是在利用选民。在所有政党的背后，实际上只有两大阵营，即关心人类前途的阵营和不关心人类前途的阵誉如果属于第一个阵营的人们都能摆脱党派门户之见和认识到他们的目标是共同的，那么实行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就会大得多.在人们对是否忠实于一个党派的问题和对党派提出的口号越来越不感兴趣的今天，就更加如此。今天，人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些个人，他们有钾慧、有信念并且有勇气按照他们的信念去行动。 上述这些因素虽然是令人鼓舞的，但是，对人、对社会进行必要的变革的可能性仍然很小。我们唯一的希望是，一个新社会的前景会具有吸引力和焕发人的情神。从长远观点看，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改革方案而不从根本.七变革整个体系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样一些方案不会象一种强大的动机那样具有推动力。“乌托邦”式的目标比今关的政治家们所奉行的“现实主义”更现实。只有当陈腐的动机——利润、强权为新鲜的动机——生存，分享和理解所取代，只有当商品销售性格被一种创造性的、爱的性格所取代，只有当对控制论的崇拜为一种崭新的、彻底的人道主义精神所取代，新社会和新人才会变为现实。 实际上，关键的问题在于，那些没有真正皈依有神论宗教的人能否建立起一种既没有宗教、也没有教条和教会制度的人道主义信仰，从佛到马克思，一切非种论的“宗教”运动都是这种人道主义信仰的先驱。“自私自利的物质主义，或者接受基督教关于神的概念”，我们并不是要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这种人道主义信仰的精神体现在社会生活本身当中，表现在诸如劳动、闲暇和人与人的关系这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无需r一种独立于社会生活之外的宗教。我们要求树立起一种崭新的、非有神论的和非制度化的信仰（那些信仰传统的宗教并真正体验到该宗教的人道主义精髓的人例外），并不是对现存宗教的攻击。这仅仅是对罗马关主教会的呼吁（从罗马教会的官僚主义开始），呼吁他们自己皈依福音精神。这也不是说，“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非社会主义化”，而是说，用真正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来取代其官僚主义的假社会全义。 中世纪末期的文化之所以繁荣昌盛，是因为对上帝天国的憧憬激励着人们。近代社会之所以繁荣昌盛，是因为世俗的进步国度的憧憬鼓舞着人们，到了我们这个世纪，对进步的憧憬蜕变成为对巴别通天塔的憧憬，这座塔已经开始倒塌了，最终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被埋葬在一片瓦砾之中。如果说，上帝的天国是正题，尘世进步的国度是反题，那么，将中世纪晚期宗教信仰的精髓与文艺复兴以来个性和科学思维的发展相结合则是一个新的合题，也是我们想要摆脱当前这种混乱状态的唯一选择。这个合题就是生存的国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