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洛姆 -> 占有还是生存——一个新社会的精神基础（1976年） 附录：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和人的非人道化过程日益增强的情况下，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抽象的、人道主义的社会概念并广为传播，因为提出这些社会概念的人意识到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危机，企图寻求某种摆脱危机的出路。 最近几十年来，在各个不同国家，特别是美国，除资产阶级宣传所吹嘘的公开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理论以外，一些批判地评价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机能的各个方面并试图提出改造社会的某些纲领的理论也开始日益引起广大舆论界的注意。 最充分地表现了现代资产阶级批判的和社会乌托邦的思维的矛盾性、局限性、幻想和迷惑的突出的、特别令人注目的人物，就是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希·弗罗姆（1900-1930）。 埃里希·弗罗姆激烈地批判、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和病态，不倦地为争取人道主义的理想——善良、正义、自由、团结的胜利而战斗，不妥协地谴责人类社会中任何形式的邪恶、侵略性和暴力的表现，他的名字不仅在美国，面且在其他国家广为人知。 埃里希·弗罗姆于1900年生于德国。弗罗姆在海德堡大学接受哲学教育后，专心致志于弗洛伊德学说并选择了精神分析专业。他除了从1925年开始积极从事精神分析实践外，把相当大一部分时间献身于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理论研究。弗罗姆最初是弗洛伊德正统学说的严格追随者和信徒，但是在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哲学的影响下，他渐渐重新批判地评价了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欲念的本性和社会因素在人的个性形成中的作用的观点。他从1929年至1932年在其中扣任研究员的法兰克福（美茵河畔）社会研究所对他的社会石学观点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在这个研究所中形成了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代表人物所代丧的所谓法兰克福社会学派并闻名于世。弗罗姆的社会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的思想探索，反映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同新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综合起来而使之自由化的企图，以及他们寻求“中庸之道”、“第三条道路”的意愿。 在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执政以后，弗罗姆于1933年流亡美国，在那里最终形成了他的新弗洛伊德主义的社会哲学。 对弗洛伊德学说的各种原理批判地重新考察，推动了三十年代在精神分析方面产生新的新弗洛伊德派别，它的代表人物（埃·弗罗姆、瞿尼、萨利温）的特点是重视社会哲学问题。 在所有新弗洛伊德主义代表人物中最著名的人物当然是埃里希·弗罗姆。他是他们中第一个指出正统的弗洛伊德主义无法解决个人和社会的相互作用问题。 他于1941年发表的第一部著作《逃避自由》使他名闻遐迩，在这部著作中他从精神分析学的观点研究了作为社会现象的法西斯主义。正是在这本书中他第一次阐述了他的社会哲学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在以后的所有著作中得到了发挥。弗罗姆在长长的一生中发表了大量著作和文章，它们被译成许多外文并一版再版。 他的很有名的著作如《为自己的人》（1047年），《精神健全的社会》（1955）、《爱的艺术》（1956）、《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1961）、《没有一连串幻想》（1962）、《人的心灵》（1964）、《希望的革命》（1968）、《对人的破坏性的解剖》（1973），其思考和理论探素的主题就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的异化的分析，以及对人的人道化的各种不同方案的设计。 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是《占有还是存在？》（1976），它似乎对多年来关于资产阶级社会所崇拜的人的生存方式的非人道化影响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埃·弗罗姆对消费社会的反人道、人的意识的被操纵、蓄意推行消费以利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榨取利润），都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对消费社会作出了无情的判决，并提出了他的进行变革的乌托邦纲领。 使埃·弗罗姆享有盛名并得到美国和全世界广大进步奥论承认的，不仅是他的学术著作，而且是他在报刊上和公开讲台上对资本主义的无人性和非理性主义的激烈批判，以及他反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真诚拥护和平和普遍欲军。 弗罗姆从自己的理论活动的最初阶段起就力求阐明“心理因素在社会过程中作为积极力量所起的作用”，解答与此有关的心理因素、经济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的相互作用这个更一般的问题，以及它们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他试图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解释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想要揭示社会发展心理机制。弗罗姆深信这些问题只有在人类生存的哲学人类学概念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因而他建立起成为他的社会哲学理论的基本核心的人的抽象心理学模式。 应当指出，弗罗姆对人的本质的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是后来他的实质上是社会改良主义的“集体的”、“民主的社会上义”概念依以发展起来的思想基础和哲学基础。要理解和正确评价埃，弗罗姆的社会哲学观点就不可能不详细分析它们作为出发点的方法论前提。 弗罗姆认为，人的意识的产生割断了人同自然的夭然联系，破坏了人同自然的永恒和谐并造成了成为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的存在全义矛盾。一方面，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受它的物理规律和生物学规律的支配，另一方面，人由于其有理性超越自然并作为自我意识的主体同自然对立。弗罗姆说：“人的自我意识使人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异己分子，产生了孤独和恐惧的感觉”，人不能回到人类出现以前同自然的和谐状态，他必须寻求在发展自己理性的、真正人的才能的基础上同自然统一。这种不断寻求日益完警的同自然界、他人和自身的统一的形式的必要性，是一切决定感情、思想和入的多种多样行为的心理力量的泉源。 弗罗姆在把人同自然之问的矛盾绝对化时，提出摆脱矛盾的基本心理需求，这些需求被他看作一种永恒的、不变的、在起源上超历史的、表现为人类的“我”的意图的动机。 人性的心理需求被弗罗姆构想出来并且实际上被看作是人从一出世就存在的天生需求。而且在他看来，这些需求不仅表现为人类历史的积极动力，而且表现为它的目的，其实质在于在遥远的将来在人的本质充分发展和实现的基础上建立起人同自然界、同他人和自己的新的和谐。按弗罗姆的说法，人的存在就是内在潜力的某种既定的总体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潜力一部分发挥了，而另一部分还没有被激发出来。在他看来，全部历史就是令人痛苦的人的港生的悲剧，即他看作是人性本身蕴藏的潜力的连续不断的、逐渐的展求。他认为，全部这些潜力的发挥是每个人的生命和全部人类历史的真谛。在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人的本质都没有得到实现。社会存在的这种或那种历史形式阻碍它实现。过去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作为人性要求和社会中实现这些要求的可能性不相符的历史出现在人类面前。 马克思的哲学对弗罗姆的社会哲学观点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他甚至企图依靠马克思哲学改造弗洛伊德的社会学说。弗罗姆在强调马克思社会哲学思想对自己理论活动的影响的意义时，自己承认“没有马克思……我的思维就会失去一个最重要的动因”。但是，可惜弗罗姆在其一系列最重要的原理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不正确的理解和解释。弗罗姆的弗洛伊德主义的思想方法论的立场预先决定了他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和相应的人类学解释。 典型弗洛伊德主义的旧遗产妨碍弗罗姆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真正意义，后者永远结束了对抽象的人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崇拜，而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 为了更好地理解弗罗姆对子人和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历史过程的发展的观点，必须分析他的一个重要概念——“社会性格”概念。 弗罗姆认为，任何一个社会的个体，尽管有个人心理差异，却始终有某种心理特性上共同的东西，而且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该社会的典型代表。“同文化的大多数成员所具有的性格结构的核心，与同文化的人们的彼此相异的个人性格是不同的”，弗罗姆把前者称为“社会性格”。 “人首先是社会存在物”这个经常重复的说法可能形成一种印象：弗罗姆采取彻底唯物主义的立场。 实际上，按弗罗姆的观点，“社会性格”只有在某个社会表现了仍然不变的入的本性时才是该社会的产物。不是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形成人的需求，而是相反，人的需求的人类学本性决定了人的生存方式。对他来说，社会性格无非是人的本性对社会结构的动态适应的结果。 这种适应的种类，从而连同社会性格的类型，都随着社会结构的类型的不同而不同。弗罗姆在分析人类社会的历史时认定存在以下几种类型的社会性格：感受的、获取的、囤积的和商品销售的。作为每个类裂的基础的是各个个体借以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独特的心理机制——受愚狂的、施虐狂的、破坏的和顺应的。弗罗姆把这些机制也称作个休对剥夺情况——表现为人在该社会结构中没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本质——的防卫性反应。在受虐狂和施虐狂的情况下，人甘愿从属于或反之控制着某物或某人而获得了对自身的统一性的幻想。人面临存在主义问题时的缺乏信心、无能为力和孤立无援这种感觉可以通过破坏行动，通过蝎力消灭、摧毁在他之外的、作为他内心恐惧情绪的外部原因的一切东西来补偿。破坏倾向的对象最终可能是人本身。顺应就是人把自己融化在群众中，人群中从而放弃他自己的‘我’照弗罗姆的意见，这些解决人类生存的可能方式是普遍的，但是人对这种或那种方式的最优选择则完全决定子社会的类型。社会条件永远使该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所具有的某一类性格形成优势和统治。例如，商品销售的性格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特征。 因为上述每个性格取向只是个体适应（社会性适应）社会的特殊工具，只是个体对人性的潜力在其中无法实现的社会条件的独特反应，所以上述每个性格取向从原则上不解决人类生存问题，根据弗罗姆的意见，它不是创造性的。 在弗罗姆看来，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唯一正确而合理的方式是爱和在爱的基础上的性格的有效取向。爱就是同世界、同他人的保全了“个体的整体性、个性”的结合，而且在其中人获得自己的真正的“我”。 在《占有还是存在？》一书中，弗罗姆把性格的有效取向同重存在的价值取向联系起来，这种取向也决定人类生存-存在的相应类型。作为这种人类生存方式的必要前提的是人具有独立性、自由和批判思维。 弗罗姆深信，所有人都能够具有性格的有效取向，因为对这种取向的需要来源于人性本身。但是可借它被重占有的取向、性格的商品销售取向所压倒，因为后者在资本主义杜会是普遍的。 弗罗姆在考察重占有和重存在的价值取向在日常生活中，在人类活动各个不同领域中的表现时，通过性格的两种取向——商品销售的取向和有效的取向的冲突，两种人类生存方式——重占有和重存在——的矛盾，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现实。重要的是指出，从弗罗姆的观点看声，互相矛盾的取向双方都有深刻的人类学基础。对人的本质的问题采取超历史、超阶级的考察方法，注定了无论是个人的社会历史类型学，还是埃·弗罗姆所构想的人类生存方式都有公式化的片面性，过分偏重心理和抽象性。 弗罗姆的历史发展理论随着“杜会性格”这个概念的提出获得最终完成。他对历史过程的全部观点，一方面基于人性的概念，通过这个概念解释人类历史的前进变化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基于“社会性格”的概念，他企图通过它揭示某一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的功能发挥。在历史的一端是由该社会类型形成的“社会性格”，在历史的另一端是“人性，它反过来决定人在其中存在的社会条件”。由此可见，根据弗罗姆的观点，历史的变化是由人性的基本需求和每个具体社会满足这些需求的方式之间的矛盾引起的。 如果按照弗罗姆的观点，“社会性格”是社会大多数成员所具有的，而且它的功能在于巩固该社会，那么什么力量能改变而且现在在改变这些社会条件呢？对这个问题必须作出回答，而弗罗姆没有把心理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仅仅限于“社会性格分的适应或分解的功能．因而不得不为了说明它在不顺应的、有效的方面的作用，义诉诸幻珍同样一些抽象心理的本性的需求。 在分析社会性格这个概念时，还应该注意到它的一个从弗罗姆看来在社会中履行的重要功能。他认为“它必须满足人们自身对宗教的需求”。弗罗姆没有把宗教概念同它的传统使用联系起来——传统上仅仅把它使用于那些以神或者一般地以任何形式的超自然的东西为中心的宗教体系。他把宗教理解为“任何一个……给个人提供一个取向的框架和笃信的对象的思想和行为的体系”。在对宗教实质作如此扩大的解释，即它实际上成为任何社会的不可分离的表征的情况下，抹煞了歪曲反映世界的宗教和确切反映世界的科学之间的特有差别。对宗教的扩大解释使弗罗姆把传统宗教、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任何哲学看作同类现象。他尖锐地批判传统的墓督教是膜拜偶像，是以意识形态形式反映私有者的价值和掌权者的利益，并被利用来维护和保持现存社会制度。他只接受其中劝他看来有助于确立人道主义的爱的宗教的东西，而在爱的宗教中，最本质的并深深扎根于人本身的宗教需求得到充分的和完全适合的演足。他企图也从这种立场研究马克思主义，力求把它看作从他的观点看并非最好的世俗化宗教的变种。 弗罗姆说，任何社会从本质上都是宗教的；每个人，不管他意识与否，都有宗教信仰。这种说法，不管他的意图如何，是以宗教无法从人的生活中排除，字：教是永恒的这一点为前提的。甚至弗罗姆把宗教分为专横的和人道的，有神论的和非神论的，把偶像、神置于一些宗教的中心，而把人置于另一些宗教的中心，这也很少在实质上改变他的论证任何社会都存在宗教的典型资产阶级立场。 弗罗姆既然认为，“对取句的体系和笃信的对象”的最基本的、实质上是宗教的“需求”植根于人的生存的存在主义条件．也就暴露了他不理解宗教的社会本性，实际上把宗教自然化。按照弗罗姆的意见，作为人的天性的结果的宗教需求，在各种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是按不同方式实现的，而且他认为这取决于这个或那个社会形成了哪种类型的社会性格。 弗罗姆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并确定其中存在商品销售型社会性格时，认为基本的宗教需求的实现，导致社会中所谓“控制论宗教”的建立和传播，而这种佘教的崇拜对象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物。在资本主义现实的条件下，宗教需求得不到完全适应的满足，而正是这一点弗罗姆认为是“推动男女们去进行根本的社会变革”的必要心理力量的泉探。他认为，只有当人的心灵发生了深刻变化，也就是目前流行的崇拜对象由一个崭新的对象所取代，宗教意识重新建立的时候，新社会才有可能建立起来。无论在“控制论宗教”中对物的崇拜，还是在传统的基督教中对上帝权威的宗教崇拜都没有使人在其周围世界中获得正确而有效的取向，没有给他提供真正的、不奴役他的崇拜对象。需要有新的宗教，而为了这一点，弗罗姆认为必须帮助人意识到，只有以人为中心的爱的宗教才能最终改变他的社会性格和他的生存方式：从弗罗姆观点看来，重要的不仅是人意识到他身上潜在的人性需求，而且是正确理解这些需求应当用什么方式来满足，弗罗姆把自己的立场称作“非神论的神秘主：义”。 弗罗姆提出作为个性的某种待定的心理功能结构的社会性格的问题本身以及企图阐明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性格的各种不同社会心理取向的作用，这无疑引起一定的兴趣并得到社会心理学家的注意；但是决不能同意，具体的社会仅仅形成这种其功能在于巩固和稳定现存社会制度的唯一的社会性格。同样地决不能接受池的另一个出发前提，即改变社会制度这种有效的、创造性功能完全属于超历史的“人的本性”。弗罗姆最大的错误在于，他对社会化，即个体整体化为社会的全部过程的解释太简单，把它仅仅归结为将人的行为的类型统一化、标准化，把它看作一种过程，其天然结果是保守的、内容统一的社会性格。弗罗姆没有能够理解社会化过程的辩证法。 弗罗姆在指明社会性格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时，认为开辟社会前景的是埃克哈特、马克思、施魏策尔这样一些彻底的人道主义预言家，一些具有以人性的人道主义准则、重存在的取向为生活原则的有效性格的人物。他们似乎体现了整个人类的人道主义良心，他们的历史作用归结为对人们进行道德教育，而这在弗罗姆看来是一场使人确立真正的存在条件的真正革命的主要条件。 弗罗姆错误地把全部历史发展仅仅归结为杰出人物、入道主义者、预言家的行动。认为他们的使命是向世界和人类昭告最后的真理——人类事业的目的及其实现的途径。如果谈的是揭示历史的真正动力问题，那么，首先应当“往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 弗罗姆在考察人性同处于一定具体历史资料上的文化相互作用的性质时，把他的理论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并描绘了一幅人性非人道化的动人而阴暗的图画。 弗罗姆详细地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完全以占有为取向的生存方式，指出它同人性的人道主义要求是不相容的。 他经常把他的以人性概念为中心的社会哲学理论称为“规范人道主义”的理论。按照他的意见，人性的要求及其实现的真正条件的意义，使得有可能准确地决定人以及使人的自然本质得以实现的社会应当是什么样。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我们所分析的书中如此坚持必须建立“一种关于人的人道主义科学作为社会重建的实用科学和艺术的基础科学”，同时认为这门关于人的新科学必须对人的需求的本性进行基础的研究，并确定“哪些需求是来自我们的有机体；哪些需求是文化进步造成的，哪些盆求是个人成长的表现；哪些需求是工业生产强加给人和非自然形成的，哪些需求具有‘积极作用’，哪些具有‘消极作用’，哪些需求是由疾病引起的，哪些是精神健康的表现”。正因如此，他把白已的人性的概念看作可以从“正常”和“病理学”的角度评价个人和整个社会的普遍标准。他坚定不移地相信，崇拜重占有的取向、阻碍人性的需求的实现和重存在的取向的确立的社会是病态的社会，而且不可避免地产生“精神分裂病样的”、“神经官能病的”、同自己本质相异化的个性。 “异化”的概念同重占有或重存在的价值取向一样是弗罗姆的独特的方法论手段，他运用它来分析并描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性格和人的生存方式。应当指出，弗罗姆援用这个概念以及利用它来分析心理现象这一事实本身无疑都是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结果。 完全以消费为取向，把消费作为主要的生活迫求的资本主义社会浸透了买卖的动机。全部生活集中于生产、销售和消费商品的人，自己也变成了商品。人在“人格市场”上作为他力求畅销的物的某些质的总和出现，无论在人格市场还是在商品市场，起作用的是同一个决定价值的原则。在这两个场合，价值都由它们的交换价值决定。“一个人能否成功，主要还是看他在市场上是否畅销，看他在竞争下能否获胜，看他的‘装潢’是否吸引人，看他是否‘开朗’、‘规矩’、‘能进取’、‘可靠’、‘有雄心’。”人对生活的态度变成冷漠的、表面的、纯机械的，对他人的态度变成抽象理性的，没有任何深情的眷恋。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感到自己不是本身能力的积极承担者，而是内容贫乏的“物”,感到自己依附于在他之外的、他投射自己全部生命本质于其中的力量。他变成他自己创造出来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的俘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生活充满了经常不断的恐怖、无能为力、惊惶不安、没有信心、戴罪受过的感觉。 这就是弗罗姆鲜明地描绘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悲剧的凄惨图景的概括，这里他无情地从内部暴露了有名的普遍幸福的社会并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幸福的秘密。 弗罗姆以痛苦的遗憾心情得出结论说．现在资本主义社会造就了它所需要的个性类型。这就是“组织的人”、“机器化的人”、“消费人”、具有“商品销售性格”的人。埃·弗罗姆正确地注意到对人类最大的危险，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大批大批地生产出具有异化、商品销售性格，天赋“操纵智能”型的人，他们甚至对能够给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矜孙后代的生命造成威胁的情况——核灾难和生态灾难的可能性——无动于衷和漠不关心。 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弗罗姆的人性概以新质的形式出现。人性对他来说不仅是人类历史的动力和日的，而且是依以对现存的社会现实的性质进行评价的规范标准。弗罗姆没有看到，就在社会内部——在这里．从他的观点来看，满足人的需求的“非人的”方式被看作社会实践的制度——就有使人可以对这个社会进行评价的标准。他却认为只有在这个社会之外的标准才是唯一客观的标准。 弗罗姆的最大错误就是，他把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普遍性看作是异化被解释为人类生存的某种超历史的，存在主义的尺度的充分根据。弗罗姆在对异化概念进行深入心理分析并作了过于扩大的解释时，也就使它脱离了现实的世界的基础。 马克思把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看作异化的原因，与他相反，弗罗姆把人同自然的人类学矛盾、人类生存的存在主义条件看作异化的原因。 对他来说，异化就是人类生存的某种“天然的”、“天性的”特征。按照他的意见，异化不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某种特定阶段才出现，而是从人类社会一产生，从人同自然断绝了天然联系起就存在了。因此，从他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的罪恶不在于它本身产生异化，而仅仅在于创造了异化的新的反人道的形式。 如果说弗罗姆在他的书的批判部分，在揭露资本主义对人的致命后果时信心十足，那么在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现实原因和制定使人真正摆脱异己力量的支配的纲领的部分就暴露他无能为力、束手无策和六神无主。 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变为心理上健康的社会，其途径优是改变构成社会的每个个体的价值立场和意识，按照他的意见，要达到这一点必须对人进行道德的再教育以便用人的行为的“有效的取向”取代“商品销售的取向斤，从而改变社会性格，而不必触动资本主义的基础——生产资料私有制。只要人意识到自己本性的内在价值并依照它而行动，异化，重占有的取向立刻就消失。医治的意义就在于对人进行道德教育、唤醒人的“人道主义的良心”、改变人的意识的取向。弗罗姆认为，要医治资本主义社会，必须广泛宣传“人道主义精神分析”、“新的世界意识”.“新伦理”、“规范人道主义”等思想，宣传“新的关于人的人道主义科学”的思想。弗罗姆认为，“只有人的心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社会才能出现”。可见，他提出的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纲领——其使命是“避免一场精神上和经济上的灾难”——其前提是根本地、大范围地改变人的性格的价值取向和立场。但是产生了一个问题：人们怎么能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内不先改变决定他们的人的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就能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重占有的价值取向，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呢？ 因此，作为形成新入的最重要的前提，弗罗姆提出了根本改变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要求。 弗罗姆同意罗马俱乐部的代表人物梅萨罗维奇和佩斯特尔等人的观点，认为应当把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同必须注意全球性问题的伦理方面，同在人际关系、与自然的关系上建立崭新的、真正人道主义的伦理学、改变人的内在本质联系起来。同时弗罗姆批评这些作者没有认真地深刻地分析那些应该成为确立“新伦理学”的原则的先决条件的社会变化和政治变化。 弗罗姆提出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彻底的“社会重建’的纲领，自认为克服上述方法的局限性。但是弗罗姆的这个乍一看来十分彻底的思想，实际上是自由资产阶级观点的激进主义。弗罗姆无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和研究社会现象的阶级原则，天真地相信，不必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进行根本改造就有可能改变资本主义。 为了实现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按弗罗姆的意见，必须动员人类最优秀的思想家作出智力上的努力来建立完全符合非异化的，重存在的个体的需求的“新社会的模式”。只有在建立起这种社会的模式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的、长期的计划工作，以及制定并实现那些使资本主义社会“健康化”的社会的、政洽的、文化的措施的短期计划。在“社会重建”的纲领中，弗罗姆提出以下措施：（l）必须重新确定生产的“健康消费”的取向；（2）在扩大和加深参与的工业民主和政治民主的基础上．提高公民的社会积极性；（3）在工业和政治上实行最大限度的分散；（4）以人道主义的管理方法取代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5）拒绝在工业广告和政治宣传中使用的一切“洗脑”方法；（6）消除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鸿沟；（7）实行社会的每个成员有保证的年收入；（8）解放妇女；（9）建立文化问题最高委员会；（10）监督科学成果的实际应用。 弗罗姆认为，重新确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健康消费”的取向，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第一，通过纯粹教育措施和相应的宣传来改变消费结构，第二，实行限制大企业的殷东和经理仅仅根据利润和扩大生产的利益决定产品性质的权利的政策。他深信，通过“立法……而不用去改变西方民主国家的宪法”，就能逐渐限制垄断的权力。为此只要比如开展消费者的积极运动就够了，而这一运动将利用“消费者罢工”的威胁作为自己的武器，因此也就成为整个生产体系中实现转变的强大杠杆。 弗罗姆认为，全体公民追求健康消费，就能够粉碎企业集团的反抗，同时弗罗姆并不能彻底摆脱对这样做的可能性纳怀疑。 弗罗姆问道：是否存在着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和建立新社会的任何现实机会呢？他清楚地分析了并估计了一切令人鼓舞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数量越来越多的人们不断意识到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不能令人满意，必须对它进行根本改造，树立新的伦理学、对自然的新关系，在人们之间建立团结合作。但是同时弗罗姆看到大企业集团专横霸道、资本主义社会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居民群众漠不关心和束手无策、该社会的政治首领庸碌无能、核战争的威胁不断增大和全面的生态问题出现，他不得不痛苦地认定，“对人．对社会进行必要的变革的可能性仍然很小”。 但是，弗罗姆认为历史地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和改变人的可能性和前途问题是生命饮关的问题，他坚持认为，任何“合理的机会”，不管它怎么小，都必定变为“实在的可能性”。与那些对资本主义社会和整个人类的发展前途持悲观看法的资产阶级学者不同，弗罗姆满怀乐观情绪，他认为，人道主义思想的诱人力量是对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抱有希望和信心的根据。弗罗姆深信，只有以崇拜“存在国度”的崭新的、彻底人道主义精神取代崇拜“上帝天国”的传统基督教，取代崇拜“进步同度”的控制论宗教，建立起“一种溉没有宗教、也没有教条和教会制度的人道主义‘信仰’”，新社会才能建立起来。 弗罗姆的超阶级的人道主义因此获得了独特宗教的外貌，而这种宗教应当构成人们——不管他们的社会阶级身分——的世界观的基础。 弗罗姆对改变资本主义的天直信念，积极宣传不通过生产关系的根本的、革命的变革而使资本主义逐渐人道化的思想，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说明一个意识到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必要性，但不知道进行这种改造的现实途径和手段的资产阶级学者的迷误。 弗罗姆靠道听途说来了解苏联，并重复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谰言，不深入事情的本质，竟把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相提并论，抹煞了它们间的差别。 弗罗姆断言，苏联和西方社会制度面临着工业化和建立经济上高度发达的、集中的、以唯物主义和唯理论为方针的社会的同样问题，认为它们组织生产的原则和形式是同样的，这样，他就暴露了对两个在质上对立的社会制度的社会经济本质不理解。 在本书中，读者一定会碰到弗罗姆的相当奇怪的、散见于各页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的非难和指控。他这样做好象是顺便地信笔一挥，井不打算对某个意见提供任何沦据。他的非难有些是天真的，有些是错误的，有些则是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传统指责。 弗罗姆认为，社会主义理论中最薄弱的地方，就是马克思和列宁没有提供任何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计划。实际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最强的方面正在于，它使人们在社会发展的每个新阶段都能够制定经过全面考虑的具体行动纲领，这种纲领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宏伟的人道主义目标跟现实的可能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设计某种空想的、脱离实际的规划，从来是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 弗罗姆的下面的议论看来相当幼稚，在苏联似乎顽固地拒绝任何一项关于给不同阶层居民提供有关基本商品和服务（例如免费公共交通或免费牛奶）的社会帮助的建议。 弗罗姆完全不公正地断言，现在更经常地提出真正彻底的、在他看来是人道主义的主张的是从来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或者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敌人，而不是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弗罗姆举出以下主张作为例子，认为它们的表述和提出的优先权属于西方各种不同的人道主义者：（1）生产应当是人们的现实需要而不是经济制度的要求；（2）在人们和自然之间应当建立基于合作而不是基于剥削的新的相互关系；（3）相互对抗应当让位于相互团结；（4）一切社会改造的目的是共同福利；（5）应当追求的不是最大限度的消费，而是促进人们幸福的合理消费；（6）个体应当是社会生活的积极参加者，而不是消极参加者。 每一个不抱偏见的人只要把所有这些主张同苏联共产党人的纲领加以对照，就足以相信对苏联人来说，所有这些人道主义主张早已从愿望的领域过渡到活生生的现实领域，变成了现实生活中的事实。很难怀疑弗罗姆是多多少少蓄意歪曲事情的本质。这类错误的说法多半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列宁阶段，对苏联共产党的纲领、理论性文件和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过程无知的结果。但是甚至无知也不能成为以争取建立人类的人道主义理想为自己终生目标的学者的辩护理由。 弗罗姆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证据就是，他责难苏联共产党人，似乎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概念，宣布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消费，最大限度地利用技术。当弗罗姆说到“社会主义是同官僚主义的、以消费为取向的社会制度不相容呼的时候，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当他认为我们社会的主安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无限地消费时，他就大错了。他毫无根据地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消极现象推广到社会主义社会。 弗罗姆在批评资本主义这个消费社会的普遍贪得无厌精神和物质主义时，也企图用这一点责难苏联，说它在十分注意经济发展和建立居民的高水平生活的问题时，似乎变成了对技术的强大威力和无限权力的偶像崇拜的牺牲品，夸大了物质丰裕的意义并忽视了人的真正的精神需要。这类理论论断的政治意义和意识形态意义正是适合资产阶级反共思想家的意图，他们宣传所谓的“统一的工业化社会”的思想，企图把劳动群众思想搞糊涂并在他们面前败坏共产主义思想的声誉。 由于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和现在发生的社会过程和变化无知，弗罗姆提出他的“集体的”、“民主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理想来与现实的社会主义对立。 根据弗罗姆的意见，二十世纪的政治革命——把生产资料公有化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同资本主义形式一样的工业化的生产组织形式，因而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他依据这一点认为这场革命是役有根据的，从而也暴露了他对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内容的十足无知。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完成的深刻的政治变革，使我们建立了真正民主的、最人道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化——对弗罗姆来说不过是“标准口号”——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从来不是目的本身。在对社会进行社会的革命的改造的过程中实现的时异化的克服，在否定、废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阶段并不是完成了，而是要求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崭新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十月革命是在人的生活的一切领域进行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改选的开端。它从根本上改造了人们的经济关系，把实现人类的人道主义理想置于实践的基础上。苏联共产党人的现阶段的社会政策的实质在于，为个人的和谐发展，为最充分地发挥全休公民的创造能力创造最佳条件。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公布了长期的、具有真正人道毛义内容的纲领，这一纲领涉及人的生活的一切领域——从劳动和生活、健康和休息的条件到社会-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 弗罗姆拒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革命改造，主张采取非暴力革命，即通过意识的改变、重新确定取向，“思想和心灵的整体化革命”，而这一革命的实质在子。人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不是真正的，重占有的生活取向逐渐由重存在的取向所代替，使人能够实现其天赋本质的全部丰富的内在潜力，确立同他人、同周围整个世界的真正人道主义的关系。 弗罗姆怀有许多存人道主义情绪的资产阶级学者所特有的幻想，他们认为，“只要把某些观念从头脑中挤出去，就可以把产生这些观念的那些关系在世界上消灭掉……”。 由新弗洛伊德主义社会哲学的纯抽象的、脱离生活的构件建造起来的建筑被戴上了改造资本主义的社会纲领的桂冠，但这个纲领是乌托邦的纲领。弗罗姆提出的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矛盾的方法太含糊、抽象，根本不是实际解决当代现实的迫切问题的方法。 但是不能不指出弗罗姆的社会哲学理论的一定的肯定意义。他的理论由于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反人道的、合理化官僚主义的制度，准确地说明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性质，提出了人道主义的主张并对实现这些主张的可能性抱有信心，也就吸引了各种不同社会集团的大量的人到自记一边，并促进他们的批判思维的产生和白我意识的增长。 不能不承认弗罗姆在唤起世界舆论对当代最迫切、级重要的问题，即防止核战争问题的注意。他对资本主义继续军事化、大垄断组织和军事官僚政治专横霸道，对加紧备战、制造破坏力越来越大的新式武器、毫无节制地滥用自然资源、毒化和污染环境等深深感到不安。还使他感到大安的是，自我保存的本能有所衰退，资本主义国家各居民阶层对星球命运、对他们将给自己子孙后代留下什么样的地球漠不关心。 弗罗姆懂得：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目前人类的主要的、关键的问题，保证和平是使人类梦寐以求的一切人道主义理想顺利实现的必要前提。 弗罗姆站在世界进步力量一边，这些力量今天积极主张消除核战争、裁减军备、地球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团结起来，主张广泛的国际合作、社会平等、珍借自然、为人的全面的、创造性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创造有利条件。 弗罗姆完全正确地对美国政府和政治首领在人类面临核战争威胁和各国人民可能毁灭的条件下没有作出任何真正的实际的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这种情况表示深切的忧虑。他在指责人们无所作为时企图使他们看清，美国政治首领使他们对这些人失去警惕性：他们精巧地制造一种假象：似乎他们在防止世界性灾难方面采取了有力行动。 弗罗姆的小资产世界观具有探刻的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无情地进行社会批判，热切地希望铲除和消灭资本书义社会所产生的一切罪恶，另一方面在预言消灭这种罪恶的途径和手段上徒劳无益地说教和充满乌托邦，蔑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所总结的和确定的有关社会发展的革命实践经验，并企图通过抽象的人道主义的论断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质。 这本弗罗姆的论著使人们有可能直接了解二十世纪资产阶级的著名人道主义者之一的社会哲学，了解他的探索和迷误。同时这本书并不提供关于他的整个社会哲学观点体系的全部概念，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片断的，而且是面向那些已经熟悉弗罗姆以前发表的其他著作的读者的。但是熟悉这本书对于读者无疑仍是有益的，因为这使他们能够直接地确信资产阶级社会批判理论的矛盾性和局限性、资产阶级社会乌托邦的徒劳无益，也同样确信资产阶级的批判意识的悲剧，而这种意识是埃·弗罗姆那样的头脑清醒、怀着人道主义思想、却无法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幻想的俘虏中挣脱出来的资产阶级学者所固有的。 也要想到，尽管埃·弗罗姆的思想理论立场是复杂而矛盾的，读者仍能感到他不赞成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强烈的批判性和尖锐性以及他的创造性追求的一般人道主义热情。 哲学博士 B.H.多布连科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