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洛姆 -> 占有还是生存——一个新社会的精神基础（1976年）
第七章 宗教、性格和社会
在这一章，我想说明的是，社会变迁与社会性格的变化两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的，此外，作为必要的功能的一部分，“信仰”的冲动有助于推动男女们去从根本上变革社会.最后，只有人的心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就是说，人们现在所追求的东西为一个崭新的目标所取代，新社会才可能出现。 社会性格的基础这种观点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即一般个人的性格结构和与其所在的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是相互作用的。我把个人心理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称为社会的性格（Gesellschafs－charakter，早先，1932年，我曾用社会的力必多结构的概念来描述这一现象）。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造就其成员社会的性格，使其想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同时，社会的性格也影响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一般情况下，它起一种凝固剂的作用，赋予社会制度更多的稳定性；在特殊情况下，他也是炸药，会炸毁这种社会制度。 社会的性格和社会的结构之间的关系并非静止不变，因为二者都是无终止的发展过程。其中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引起两者的变化。许多革命家认为，首先必须彻底改变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然后人的精神必然发生变化。换言之，新社会一旦实现，新人就会自然而然的产生出来。但是，他们忽视了一点，即那些新的精英们就象旧时精英人物一样，受同样的性格趋使，从而在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政治制度中重建旧社会的条件。革命所取得的胜利实质是革命的失败，虽然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它为社会—经济的发展铺平道路，但这种发展终究陷入困境而未能达到其目标。法国和俄国大革命就是明显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列宁最初以为，一个人性格上的素质对于其能否成为革命者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这种观点，当时，他清楚地看到斯大林性格上的缺点。他在遗嘱中要求，不要让斯大林作为他的继承人，因为他有性格上的缺陷。 一些人则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他们主张，首先要改变的人是的本性，即人的意识、价值观念及其性格，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个真正的、人道的社会。人类的历史证明，这些主张是不正确的。如果一些精神上的价值观念只停留在口头上，而实际奉行的却是另一套价值准则，那么，纯粹心理上的变化只能局限在个人和小群体范围内，或者说，这些变化全然无用。 社会性格和对“宗教”的需求社会的性格功能是满足社会对某种类型的性格的需要和深植于个人性格之中的种种需求。除此以外，社会的性格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功能，即它必须满足人们自身对宗教的需求。说得清楚一点：我这里所用的“宗教”概念说的不是一定与某种神的概念或偶像联系在一起的体系，或为人承认是一门宗教的体系，而是说任何一个群体所共有的思想和行为的体系，这个体系给个人提供一个取向的框架和笃信的对象。从这种广泛的含义上说，不论过去、现在、甚至于将来，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宗教”是不可想象的。 关于“宗教”的这一定义并没有对其特殊的内涵做出具体说明。笃信的对象可以是动物、树木、用金或木制成的像象、看不见的神、一位圣者或凶暴的领袖；祖先、民族、阶级或政党、金钱或者成功。一种宗教可能促进一个人的破坏性倾向，或者爱的意愿、统治的欲望以及团结精神；宗教可能有利或有碍于一个人灵魂力量的发展。某种信仰的追随者也许会把他们的思想体系看作是与世俗领域有着根本不同的宗教体系，或者自以为没有宗教，而仅仅用实际上的必要性来解释他们所追求的某些所谓此岸的目标，如权力、金钱和成功。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宗教，更主要的是要什么样的宗教？这种宗教是能促进人的发展、尤其是促进人的力量的发挥呢，还是阻碍人的成长？ 某种宗教，只要能成功地成为人的行为的动力，那么它就不仅仅是一系列教条和信念的总和。它深深扎根于个人的特殊的性格结构之中。如果它为某一群体所共同信奉，那就深深扎根于其社会的性格之中。因此，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宗教立场看作是我们性格结构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的生存即意味着我们追求和笃信某种东西，而我们所追求和笃信的则是我们行为的动力。但是，一个人对其真正追求和笃信的是什么往往一无所知，他们把自己“正式的”宗教信仰与其真正的、秘密的宗教信仰混为一谈。比如说，一个人崇拜的是权力，但是他公开信仰的却是爱的宗教，那对权力的信仰则是他秘密的宗教，那么他的正式的宗教信仰，比如说，基督教，只是他的一种意识形态。 宗教信仰的需要是深植于人类的生存条件之上。就象黑猩猩、马和燕子一样，人有其自己的种属。每一种属都是根据其组织构造及生理上一定的特征来划分的。从动物学角度看，关于人类的特征问题，看法上是一致的。我曾建议，从心理上对人类、即人的本性也做出规定。在动物进化中，人类是在动物进化的两种趋向同时发生的时刻才出现的。一种趋向是，本能决定行为的现象不断减少（以前，通常所说的本能是指将学习的经验排除在外的行为冲动，此处的本能不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而是说“有机的驱力”）。关于人的本能天性问题，虽然有许多不同观点，但是，有一点大家的看法却是一致的，即动物进化的程度越高，它就越少受种系发生史上所规定的那些本能的支配。 我们可以把行为受本能支配的程序逐步减低的进程看作是一条连续线，其零端即动物进化的最低形式，受本能支配的程度也最高，随着不断进化，这种本能支配程度降低，到了哺乳动物，达到了一定水平。到了灵长目动物那里，本能支配的程度更低，但是，在较小的，长尾猿之间仍然有着巨大的鸿沟（1929年，R·M·耶基斯和A·V·耶基斯在他们的具有经典意义的研究中曾指明这一点）。到了人类那里，受本能支配的程度降至极低的水平。 在动物进化过程中，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向是脑的发展，特别是新皮质的发展。我们也可以把这理解为一条连续线，一端是最低级的动物种，它们具有最原始的神经结构和较少的神经原。另一端是人类，他们的脑结构更大和更为复杂，特别是他们的新皮质比我们的祖先灵长目动物多三倍，而且有无数的神经联系。 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可以把人类称为一种在受本能支配达到最低限度和脑的发展达到最高程度时出现的一种灵长目动物。最低限度地受本能的支配和脑的最大限度的发展，这两种趋向联系在一起，在生物进化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从动物学角度来看，也是一种全新现象。 人类几乎不再受本能的驱使，不用让本能告诉自己必须怎样去做；另一方面，人类又具有自我意识、理智和想象力，这些新的特质超过了最聪明的灵长目动物的能力，达到了一种工具性思维的程度，因此，人类为了生存下去，需要有一个取向的框架和追求的对象。 如果没有一份关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地图”，如果对于世界和我们在其中所处的位置没有一个构成的、互相关联的图谱，那么人就会混乱不堪，无法有目的的和协调一致地去行动，因为他没有办法确定方向和找到一个固定不变的点，以便将他所获得的所有印象加以整理。我们的世界在我们看来是有意义的，与周围人的一致性赋予我们一种可靠感，使我们觉得自己的思想是正确的。即使我们的地图是错的，也具有其心理上的功能。但是，这决不会是完全错误或完全正确的，而始终是对现象的一种近似的说明，足以使人生活下去。我们的地图只是在这种程度上符合客观实际，即我们的生活实践摆脱了矛盾和非理性的东西。 最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种文化能在没有这样一种取向框架的情况下生存下来。对于个人来说也是这样。人往往否认自己有这样一种世界图象，自以为是根据具体的情况，以其自己的判断为基础来处理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和现象的。可是，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证明，他只认为自己的世界观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种世界观在他看来是唯一合理的，而他一点都没看到，他的所有的观念都是以一个普遍为人所接受的框架为前提的。这种人一旦碰上了另外一种根本不同的人生观，便会称之为“荒谬的”、“不合理的”或“幼稚的”，只有自己的观点才是“合乎逻辑的”。在儿童那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内心深处对这样一种参考框架的需求。到了一定的年龄，孩子们都彻向于用他们所拥有的少量资料，巧妙地为自己制造一个取向框架。 但是，仅仅靠一张地图作为行为的准绳还不够；我们需要有一个目标并能以此为方向。动物没有这个问题，其本能不仅赋予它们一幅世界图象，而且也为它们确立了目标。可是，我们不是受本能支配的，我们又有人脑，我们靠它想象出许多可选择的方向，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完全笃信和追求的对象，它既是我们的一切活动的焦点。同时又是我们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价值观的基础。为了将我们的力量引上一个方向，为了超越我们孤独的生存和摆脱所有的疑虑和不安全感，以及为了满足我们的需求——赋予生活一定的意义，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追求的对象。 社会——经济结构、性格结构以及宗教结构，三者是不可分的。如果宗教的思想体系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性格不相符合，如果这一体系与社会实践相矛盾，那它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而已。我们必须看到隐藏在其后的、真正的宗教结构，虽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结构本身，只有这种宗教性的性格结构中所固有的人的能量成为炸药，并要去摧毁现存的社会—经济条件时，我们才能意识到它。对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性格来说，总有一些例外。同样，在某种宗教性格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也有一些例名。这些人往往都是宗教革命的领袖或新宗教的创立者。 “宗教的”取向是所有“崇高”宗教的体验核心，但是，这些宗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大都败坏了。一个人是怎样有意识地评价其个人取向，并不是决定性的；他可以是一位有“宗教信仰”的人，但自己却不这样认为。或者，他虽然觉得自己是个基督徒，但实际上一点信念都没有。我们无法描述一种宗教的经验的内容，概念性的东西和教会机构除外。所以，当我从体验到的主观取向的意义上使用“宗教”这一概念时总是加上引号，而不是说表现一个人的“虔诚”的概念结构。（关于非有神论宗教的问题，E·布洛赫在《希望原则》一书中曾作了极为深刻和独到的论述。） 西方世界符合基督教精神吗？根据历史书籍和一般的看法，基督教传入欧洲分两个阶段，首先是康斯坦丁大帝统治下的罗马帝国接受了新的信仰；引后，公元八世纪时，北欧的异教徒在“德意志人的使者”卜尼法（672/673-754）和其他人的鼓吹下皈依了基督教。但是，欧洲真的基督教化了吗？ 一般说来，回答总是肯定的。但仔细分析一下就可看出，欧洲皈依基督教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十二至十六世纪的情况充其量只能说是有限的皈依；在这以前和以后的皈依，基本上是皈依一种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对教会的屈服；人们的心并没有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性格结构没有改变。当然，也出现了许多真正的基督教运动，这些都是例外。 在最近的四百年中，欧洲才开始真正的基督教化。在财产、物价和救济穷人问题上，教会努力实行基督教的原则。许多人，其中一部分是持异教邪说的教士和教派，而且往往是在神秘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站了出来，要求重归基督的原则和诅咒私有财产。到了埃克哈特教士那里，神秘主义达到了高潮。在反专制的人道主义运动中，神秘主义起了关键的作用。在这一运动中，许多妇女成了知名的师生和学生，这并非偶然。许多基督教思想家都提出了关于世界宗教，即一种简单的、非教条的基督教思想。甚至连《圣经》里关于上帝的概念也都成了问题。从他们的哲学和理想中可以看出，这些复兴时期的神学的和非神学的人文主义者继承了十三世纪的路线；实际上，在中世纪晚期（“中世纪复兴”）与真正的文艺复兴时期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为了说明在文艺复兴的高潮和末期占统治地位的精神，我引证F·B·阿尔茨《中世纪的精神》（1959纽约）书中的一段话： “就社会而言，中世纪的伟大思想家都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哪怕是最微贱的人，也具有无限的价值。在经济方面，他们说，劳动是人的尊严的源泉，而不是使人退化的原因；不应利用人去做无益于其幸福的事，工资和物价必须以公正为准绳。在政治方面，他们说，国家应该具有道德的职能，法律及其实施都必须以基督教的公正精神为依据，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相互负责的基督上。上帝将国家、财产和家庭委托给它们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必须根据上帝的意愿，继续领导和管理国家，财产和家庭。关于所有民族和国家都是一个共同体的信念塑性是中世纪的理想之一。歌德说：‘在国家之上的是人类’；E·卡维尔在被押上刑场的前夜在自己的作品《效法基督》的空白处写道‘仅仅有爱国主义是不够的’。”
如果欧洲的历史沿着十三世纪的精神路线继续发下去，如果科学的思想逐渐地展开而没有与十三世纪的精神决裂，那么我们今天的处境也许会更为有利。可惜事实并非如此，理性开始蜕变为可被操纵的智能，个人主义也变为利己主义。短时期的基督教化结束了，欧洲又回到异教信仰上去了。不管人的见解有多大不同，对于所有基督教派来说，有一个信念是共同的，即他们相信耶稣是救星，他出于对周围人的爱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是爱的英雄、没有权力的英雄，他不使用暴力，不愿意去统治别人，不要去占有。他是一位重生存的英雄，他奉献给别人一切，与别人同甘共苦。这些品质深深打动了罗马的穷苦人以及一些极为自私的富人。耶稣呼唤人的心灵。从理智上说，耶稣是幼稚的，这是他所能得到的最好评语。对于爱的英雄的信仰赢得了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其中许多人都改变了其生活实践或者自己成为殉道者。 基督教的英雄就是殉道者，因为基督教与犹太教传统一样，其最高目标就是为上帝及周围的人献出生命。非基督教的英雄，如希腊和日耳曼民族的英雄人物，与殉道者截然不同。非基督教英雄的目标是征服、战胜、毁灭和掠夺。他们追求的是荣誉、权力、名望以及成为屠杀技巧最高的人。（圣奥古斯丁把罗马帝国的历史比作一群强盗的历史。）对于非基督教的英雄来说，男人的价值就在于他的体力和获取、保持权力的能力，在战斗获得胜利的时刻，他含笑而死。荷马的《伊利亚特》就是关于这些美化了的征服者和强盗的伟大史诗。如果说，殉道者的特征是重生存、奉献和分享，那么，非基督教英雄的特征是重占有、剥削和强制。（应当承认，非基督教英雄的出现是与父权制对母系社会的胜利联系在一起的。男人对妇女的统治是最初的压迫行为，也是首次运用暴力进行剥削。男人胜利之后，在所有的父权制社会中，这些原则都成为男子性格的基础。） 这两种模式从根本上说是彼此不相容的，那么，我们自己的社会发展至今日，哪一种模式在欧洲起决定性作用呢？倘若看一看我们的内心世界以及绝大多数人和政治领袖的行为，那我们就必须承认，非基督教英雄仍然是我们心目中的榜样、善的象征和价值的尺度。虽然欧洲和北美洲的人们都皈依了基督教，但是他们的历史仍然是征服、贪婪和傲慢的历史。我们的最高价值是：强于别人、压得胜利、奴役和剥削他人。这些价值观正好与我们的“男性”理想相吻合：能够战斗和征服的人才算得上是男人；软弱、不使用暴力的人则不是“男的”。 西方的历史是征服、剥削、暴力和压迫的历史，关于这一点无需再作说明。几乎没有一个历史时期不是这样，也没有一个种族和阶级不是这样。暴力的使用往往达到灭绝种族的地步，如美洲印第安人的遭遇，甚至一些宗教行动，如十字军东征，都无一例外。这种行为，表面上是由经济和政治上的原因引起的；然而，那些奴隶贩子、印度的统治者、屠杀印第安人的郐子手和强迫向中国输入鸦片的英国人，以及对两次世界大战负有责任的人和那些正在为第三次大战扩充军备的人们，过去也好，现在也好，从内心上说，他们都是基督教徒吗？或者说，只有那些首领才是掠夺成性的异教徒，而大多数群众都是基督教徒？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也就倍觉轻松了。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诚然，首领比其追随者更贪婪成性，因为他们想要得到的更多。但是，假如征服他人，战胜他人的愿望不是深植于社会性格之中，他们就无法将其计划付诸实现，现在依然如旧。 我们只需回忆一下，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人们是以怎样的一种狂热投身于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以及看看今天，为了维护“最强国”的威望或者“荣誉”和好处，数百万人甘愿冒全民族自杀的风险。此外，还有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想想人们在观看奥林匹克运动会所带有的那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奥林匹克运动会本来是为和平事业而举办的。奥运会的竞赛为大多数人所喜爱，这本身就是西方异教的一种表现。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为非基督教英雄召开的庆祝会，它尊崇胜利者、最强者和最能表现自我的人。今天，人们仿效古希腊，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并将商业与宣传肮脏地结合在一起，而广大观众对此却视若无睹。在基督教的文化中，人们更感兴趣的是耶稣受难剧，而不是奥林匹克运动会。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奥伯阿梅尔高的耶稣受难剧演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吸引了大批旅游者。 如果说这一切都是事实，那么欧洲和北美洲为何不公开宣布脱离过时了的基督教？原因有种种，比如说，为了防止人们没有纪律而威胁到社会制度，需要有宗教意识形态。其中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那些把耶稣视为伟大的仁爱者、一个自我牺牲的上帝来信奉的人们，通过异化的方式，将其信仰变为一种幻想，好象耶稣是替他们去爱的。这样，耶稣就成了偶像，人们用对他的信仰取代了自己的爱的行动。人们有一种无意识的心理，简单说来就是“基督是为我们而去爱的；我们可以继续按照古希腊英雄的样子去做，但仍然能够得到拯救，因为已经异化了的对基督的‘信仰’可以代替对基督的模仿。”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基督教只是一个廉价的外衣，掩盖着人的占有欲。不过，我还是相信，人的内心深处具有一种爱的要求，如果我们的行为象狼一样，那我们肯定会产生一种有罪感。我们对爱的所谓的信仰，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变得麻木起来，从而感觉不到，因为完全没有爱而产生的那种无意识的有罪感所带来的疼痛。 工业时代的宗教中世纪以后，宗教和哲学的发展演变非常复杂，本书无法详加论述。这种发展演变有一个特点，就是两种原则之间的斗争：一种表现为神学或哲学形式的基督教、超世俗的传统；另一种则是非人的、偶像崇拜的传统，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工业时代和控制论时代的宗教”的发展过程中，这种传统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建立在中世纪晚期传统之上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是中世纪结束之后“宗教”精神的第一次高潮。人的尊严的观念、关于人类是一个整体、一个可以成为普遍的政治、宗教整体的思想，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是人文主义的又一次昌盛时期。C·L·贝克尔指出，启蒙时期的哲学在相当大的程序上是与十三世纪神学家的“基本宗教立场”一致的，他说：“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这些哲学家们的思想基础，那我们处处都会看到，他们不断褒扬的正是中世纪的思想遗产，尽管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作为启蒙哲学产儿的法国大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变革。正象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作家、政治家）所说的那样，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它就象一场宗教革命那样扩展开来”，“如同伊斯兰教或者新教徒的反抗，这场革命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通过传教和宣传而波及四面八方。” 至于十九和二十世纪的激进人道主义，我后面在说明人道主义是如何反对工业时代的异教时还要详尽谈到。但是，为了给这种说明创造一个基础，我们必须先来看看这种新的异教，这种异教是与人道主义同时发展起来的，在今天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它甚至威胁到我们的生存。 路德将母爱的成分革出教门，从而为后来工业时代的宗教发展奠定了第一块基石。这虽然稍微有点儿离题，但我还是要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说明，因为这对于我们如何理解新的宗教以及新的社会性格的发展至为重要。 社会或者是按照男子为中心（父权制），或者是按照女子为中心（母权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以女子为中心原则的核心是一位慈爱的母亲形象，关于这一点，J·J·巴霍芬和L·H·摩尔根都首先做出了说明。母爱的原则就是无条件的爱。母亲之所以爱她的孩子，不是因为孩子给她带来了快乐，而是因为这是她（或另一位妇女）的孩子。所以，孩子不会因为“好的行为”而赢得母爱，因为“恶的行为”而失去母爱。母爱是恩惠和怜悯。（在希伯来语中，“怜悯”（rachamim）是从“子宫”（rechem）一词派生出来的。） 相反，父爱是有条件的。是否能赢得父爱要看孩子是不是能干和表现如何。父亲最爱与其最相似的孩子，也就是说父亲愿意将财产遗留给他。一个人可以失去父爱，但通过悔过和再次屈服又可重新获得父爱。父爱意即法和赏罚。 一方面是女性的、母亲般的，一方面是男性的、父亲般的；从这两个原理中我们可以看出，每一个人身上都包含着男性和女性这两种因素。这说明，每一个人不仅需要恩惠，而且需要法律。看来，人类最深层的意愿即是这种两极的合一（慈母和严父，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恩惠和法律、感情和思维、本性和理智），在这两极合一的状态下，两极不具有对抗的性质，而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说，不宗法制社会里这种两极合一没有完全得以实现，那么在罗马天主教会里却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圣母玛丽亚，教会像似无所不爱的母亲，作为慈母般的人物，教皇和神甫是那种慈母般的、无条件的、宽恕一切的爱的化身；另一方面则是严父般的、一套严格组织起来的等级制度，教皇作为首脑执掌一切。在生产过程中，就与自然界的关系而言，我们亦可看出这种母爱因素。例如，农夫的耕作和手工师傅的劳动都不是敌视自然界的，不是对自然界的掠夺侵略。他们的劳作是与自然界的一种合作，而不是对自然界的强迫，他们按照自然规律去转换、改造。 路德在北欧建立了一种等级森严、家长式的基督教，其社会基础是城市中产阶级和世俗王公贵族。这一新的社会性格的本质特征是对家长式的权威的屈服。为了获得爱和承认，唯一的办法就是劳动。 在这种虚伪的基督教表面之后，隐蔽着一种新的宗教——工业时代的宗教，其根源在现代的社会性格之中，但又不被视为一种宗教。工业时代的宗教与真正的基督教是不相容的，它将人降低为经济和人自己所制造的机器的奴仆地位。 工业时代的宗教建立在一种新的社会性格基础上。这种社会性格的核心因素是：对强暴的男性权威的恐惧和屈服于这一权威，养成了一种不服从即是罪恶的心理；以及由于自私自利和相互间的对抗占了上风，人与人之间团结的纽带断裂了。在工业时代的宗教信条中，“神圣”的是劳动、财产、利润和强力，尽管这些信条在一定界限内促进了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的发展。变基督教为一种纯粹家长式的、强权式的宗教，从而使工业时代的宗教披上了基督教的外衣。 “商品销售性格”和“控制论崇拜”从早期资本主义以二十世纪后半叶，社会性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理解现今社会性格和社会中那种信而不宣的宗教的关键。形成于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末，至少在中等阶级中一直占主导地位的那种服从权威、强制的、囤结的性格，逐渐与商品销售性格（Marketing-Charater）融合起来或被后一种社会性格所取代。（我在《为自己的人》（1947）一书中对不同性格取向的混合曾作了深入分析。） 我之所以选择“商品销售性格”这一用语，是因为个人把自身体验为一种商品，他并没有体验到自身的价值，或自己的“使用价值”，而是把自己体验为一种“交换价值”。人成了“人格市场”上的商品，其价值标准如同商品市场上一样。唯一的区别是，这边待价而估的是“人格”，那边是货物。对于两者来说，重要的都是交换价值，而“使用价值”只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充足的先决条件。 作为成功的先决条件，专业和人的素质与人格之间区配关系可以这样或那样，但是起决定作用的总是人格的因素。一个人能否成功，主要还是看他在市场上好卖还是不好卖，看他是否能在竞争中获胜，看他的“装潢”是否有吸引力，是否“开朗”、“规矩”、“能进取”、“可靠”、“有雄心”，以及背景如何，来自哪一家俱乐部，是否认识“关键”的人物，等等。 从某种程度上说，哪种个性类型更受人欢迎，要看他所从事的职业是什么。不论是股票经纪人、推销商、秘书、铁路职员、大学教授还是饭店经理，不同的职业要求他们有相应的性格，不论其个性有多大并异，他们必须都满足一个条件，即其个性必须受人欢迎。 这样，一个人怎样对待自己也受到这种状况的影响，仅仅有本事去完成某项工作是不够的。为了获得成功，他必须在与其他人的竞争中有出色表演。如果说，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而去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本领，那么他的自我价值感与其能力是相匹配的，也就是说与一个人的使用价值相称。可是，一个人的成功主要是看他的人格是否畅销，因此，一个人总是把自己体验为一种商品，说得更确切些，既视自己为销售商，同时又视自己为待售的商品。人关心的不是其自身的生活和幸福，而是他的销路。 商品销售性格的最高目的就是全面适应，以便在人格市场的各种条件下都能成为抢手货。这种类型的不具有自我（ 如同十九世纪的人），他没有自己的支点和稳定的属性。因为他不断改变其自我，他的原则是：“你愿意我怎样，我便怎样。” 具有商品销售性格结构的人所追求的就是不断运动和尽可能以最高效率去做一切，除此以外，别无他求。如果问他，为什么一切都要办得这么快和有效率，那得到的只是理论解释，如：“为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或“为了公司的发展”，而不会得到真正的回答。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走这条路而不是那条路，他们对于这样一些哲学和宗教性的问题（至少是有意识地）不感兴趣。他们的自我是伟大的、不断变化着的，他们从没有一个真正的自己、一个核心以及一种对自我的体验。现代社会的“认同危机”说到底就是因为其成员都变成了没有自我感的工具，他们的自我认同建立在对大康采恩（或其他庞大的官僚机构）的从属感之上。没有真正的自我，也就没有自我认同感。 商品销售性格既不爱，也不恨。爱和恨这些“过了时”的情感与这种性格结构不相符合，这种性格结构几乎只是在理智的层次上运转，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情感都是避免之列，因为这些情感与商品销售性格的宗旨——销售和交换相抵触，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性格的宗旨就是按照“在机器”逻辑（L·芒福德语）运转，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只是这架机器的部件，他所关心的只有一点，即正常地运转，而是否正常又是以他们能否升迁为标志。 具有商品销售性格的人与他人，与自己都没有多深的联系，实际上，他对任何事情都不甚关心，这并不是因为他自私自利，而是由于他与别人与自己的关系淡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尽管知道核技术和生态平衡的破坏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对这样的一些倾向仍无动于衷。他们对自身所面临的危险似乎毫不惧怕，也许称得上是勇敢和忘我。但是，考虑到他们对自己的子孙后代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又怎能说他们是勇敢和忘我的呢？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轻率态度说明了他们丧失了情感联系，甚至对与其“最亲近的人”来说也是这样。事实是，具有商品销售性格的人与任何人、其中包括他自己，都没有紧密的联系。 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是，今天人们虽然乐意购买和消费，但是他们对自己购得的物却不那么感兴趣。从商品销售性格这一现象中我们可以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由于他不具有建立普遍联系的能力，所以，对物他也抱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对他来说，要重的大概是某些物品能给他带来面子和舒适，而物品本身并不重要。物是可任意交换的，朋友、情人亦然，因为在情感上对这些人和物没有深入的联系。具有商品销售性格的人的目的是，在任何状态上都要最佳的运转，这使他的整个反应方式是理智的、非感情的。理性，即我们所说的理解，是人类所特有的天赋。但是，作为达到具体目标的一种工具的那种可使用的智能，不仅动物有，我们人也有。这种可被使用的智能如果不通过理性加以控制，将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这种可被使用的智能会走上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智能受理性控制的程度越低，也就越发危险。 这种纯科学的、异化的智能可能给一个人的个性造成悲剧性后果，达尔文看得十分清楚。他在自传中写道，三十岁以前，他对音乐、诗歌和绘画艺术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对这些东西趣味全无。他说：“我的精神好象变成了机器，专门用大量的事实制造出一些普遍性的规律……。丧失了这些爱好就等于失去了幸福，也可以说是对智能的一种损害，也许是对道德品质的一种损害，因为我们本性的感情方面受到了削弱。” 达尔文所说的这种趋势自他那时起发展得越来越快，理智与心灵几乎完全分离了。有趣的是，在最精密和最革命的一些科学领域（如理论物理学），大多数著名学者都是例外，他们的理智没有枯萎。这些学者大都对哲学和宗教问题有较深入的研究。（如爱因斯坦、玻尔、西拉德、海森堡和薛定谔。） 一方面是纯理性的、可使用的思维能力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则丧失了感情生活。因为感情生活得不到维护和没有感情生活，最佳运转的行为方式不是促进而是阻碍感情生活，所以，感情生活枯萎了，仅仅停留在幼儿发展阶段的水平上。结果是，具有商品销售性格的人在感情问题上表现得特别幼稚。他们常常感到为一些“有感情的人”所吸引，但是由于其自身在这方面的幼稚性，竟然无法辨别这是真情实感呢还是逢场作戏。在精神和宗教生活的领域，那么多的骗子之所以能成功，这也许是其中原因之一。这也许能够说明，为什么表现出强烈情感的政治家能够吸引具有商品销售性格的人，而具有这些性格的人却不能辨别哪个人是真正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哪个人只是公共关系的产物，其表达出来的宗教情感只是假象。 “商品销售性格”并不是描述这种类型人的唯一名称。也可以用马克思的概念，称之为异化的性格。这种类型的人，与其工作、自身、周围的人以及自然界的关系都是一种异化了的关系。用精神病的术语来说，这种人的性格是精神分裂症样人格。但是，这一概念有时会使人误解，因为一个精神分裂症样人格的人是与其他患者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他会卓有成效地工作和获得成功，因为他完全摆脱了那种在“正常的”环境里因为自己是精神分裂症样人格而产生的忧郁感。M·麦科比1976年写了一本书，名叫《竞赛的人们：新的公司领导人》。在这部著作里，他对属于经营最佳之列的两家美国康采恩中的250名经理人员和工程师做了深入研究。书中许多材料都能证明我所说的那种控制论型人物以及纯理性思维占主导地位而情感发展水平低下现象的存在。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麦科比所访问调查的这些经理人员都是或将是美国社会的领导人物，那么他书中所得出的结论具有重大社会意义。 麦科比对分组的每个成员做三至二十次个人谈话，他所列出的数据勾画出这种类型人的相貌。 其中两点最值得注意： 1、对理解缺乏浓厚的兴趣； 2、大多数人对其本职工作兴趣不是稳定不变，或者，他们工作只是为了保障自己的经济来源。详见下表： 对科学有浓厚兴趣、有理解的意愿、有活力的工作情绪：0%
此外，麦科比还提出了一个所谓“爱的量尺”，与上表形成鲜明对比。精力集中、主动、对自己的成绩感到骄傲、工匠技艺意识强、但对事物的本性没有较深的科学兴趣：22% 工作本身刺激个人兴趣，兴趣不长久：58% 工作能力适中、精力不集中、对本职工作感兴趣主要是为了经济收入和生活有保障：18% 被动、工作能力低、涣散：2% 对工作和现实反感：0% 有爱的情感、对生活抱乐观、肯定的态度、创造性、活泼积极：0%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可参阅I·米伦（Millan）所著《墨西哥的经营管理人员》，即将出版。有责任感、热心肠、温情体贴，但爱的能力不强：5% 对他人的兴趣一般，可能产生爱的情感：40% 对周围人的兴趣是礼俗性的，为人老实、角色意识强：41% 消极、没有爱的情感，对他人不感兴趣：13% 敌视生活，冷酷无情：1% 在被询问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毫无保留地划入有爱的能力这一类里，虽然5%的人有温情和体贴人。其他人则对周围的人无大兴趣，或者这种兴趣只是习俗上的，或者是完全敌视生活和否定一切。一方面是纯理智占主导地位，一方面是情感的低水平发展，一幅多么可怕的图画啊！ 商品销售性格的“控制论崇拜”与这种性格的全部结构相符合。在这种不可知论和基督教表面后所隐藏着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非基督教信仰，即使这些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点。这种非基督教宗教很难说是什么内容，因为我们只能根据人们的所做所为和好恶来推断它的存在，而不是以某种有意识的思想或教会的信条为依据。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人将自己变成了上帝，因为人现在在技术上已经具有对世界进行“再创造”的能力，并用这个再造的世界取代传统宗教中上帝开创的世界。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表述：我们把机器奉为圣明，我们也由于自己是操纵这些机器的人而把自己与上帝等同起来。我们究竟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这并不重要。关键的问题在于，人无视其在很大程度上是无能这种状态，而幻想凭借科技进步的力量自己无所不能。 如果说，我们日益陷入一种孤立的状态之中，对世界在情感上作出反应的能力越来越弱，以及日益感到无法避免那种灾难性结局的降临，那么，这种新宗教的危害也就照然若揭。我们不再是技术的主义，而成了技术的奴隶。一度曾起过积极作用的技术向我们展现出另一副嘴脸，技术就象印度教里的迦梨女神，是毁灭之神，不分男女老幼都将成为贡献给他的牺牲品。一方面，人们对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仍抱有希望，然而，崇拜控制论的人类却对这样的事实视而不见，即他们已经把毁灭的女神奉为自己的偶像。 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论点，其中有两点最为重要：1、那些大国（其中也有一些较小的国家）仍然不断制造毁灭力越来越大的核武器，而且这些国家无法就唯一合理的解决方案达成一致：消除所有核武器和为制造核武器提供材料的核反应堆；2、实际上并没有采取任何防止生态危机的措施。简而言之，我们对保证人类的生存什么都没有做。 人道主义的反抗社会性格的非人化发展，工业时代宗教的传播以及人对控制论的崇拜，所以这些都导致一种反抗运动，一种新人道主义的形成。这种新人道主义的思想来源是中世纪晚期至启蒙运动形成的基督教和哲学人道主义。这种反抗不仅表现为一种有神论的、基督教的形式，而且也通过一些泛神论或者无神论的、哲学的表述反映出来。这一反抗来自两个不同方面：一方面是政治上保守的浪漫主义者，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社会主义者（其中包括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就批判工业制度及其给人所造成的危害这一点而言，右派与左派是一致的。在表述这一类问题时，德国天主教思想家弗朗茨·冯·巴德尔（1765-1841）、英国保守派政治家本杰明·迪斯雷利（1804-1881）以及马克思使用的语言都是一样的。 这两大阵营的区别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阻止人变为物。右翼的浪漫主义者认为，唯一的出路在于扼制那种势不可挡的工业进步，恢复以前（在不同形式上加以改变的）社会制度。 左翼的反抗可称之为彻底的人道主义，尽管这种主义有时使用有神论的概念，有时使用非有神论的概念。社会主义者认为，经济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我们不应回到过去的社会制度形式上去，拯救人类的办法在于向前走，去建设一个新社会，消除人的异化、机器对人的奴役，将人从非人化的命运中解放出来。这种社会主义既继承了中世纪的宗教传统，又接受了文艺复兴以后发展起来的科学思维方式，同时又有政治行动上的坚定性。它如同是某种群众性的“宗教”运动，虽然使用的是一些无神论的概念，但是和佛教一样，都是让人从利己欲和种种贪欲中解脱出来。 新康德主义哲学家H·柯亨（1842-1918）、E·布洛赫（1885-1977）以及过去几十年一系列其他理论家都对此做了研究。正象他们所确认的那样，社会主义只是宗教救世学说的世俗化。为了证明这一论点，我们最好引证古代犹太哲学家迈穆尼德斯（1135-1204）在其《法典》中关于什么叫弥赛亚时代的一段说明： “那些智者和先知们所向往的弥赛亚时代不是说让以色列人主宰整个世界、统治异教徒和高于诸民族之上，也不是为了有吃、有喝、有快乐。其愿望是，以色列人自由地遵循其法典和智慧，既无人去运用它，也无人去破坏它。这样，幸福的生活就会来到世界。
这段话告诉我们，历史的目的是使人能够献身于研究智慧和认识上帝，而不是让人追求权力和奢侈。在弥赛亚的时代，世界充满着和平，物质财富涌流；在那个世界里没有妒忌。这一描述与马克思对历史目的的理解十分相似，他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七篇第四十八章中写道：在那个时代，既没有饥饿，也没有战争，既没有妒忌，也没有争吵。大地上的物产丰富涌流，一切人都欢快和富足，整个世界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即认识上帝。这样，以色列人就会变为伟大的智者，去认识那些隐而不见的事物，尽人之所能地去认识其造物主。就象以赛亚书中（11，9）所说的那样：‘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象水充满洋海一般。’”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逢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象迈穆尼德斯一样，一反基督教和其他犹太教救世学说的做法，马克思并没有提出一个末世论的最终拯救方案。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人虽然尽可能地去控制必然王国，然而，“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目的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迈穆尼德斯的信念是：“整个世纪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即认识上帝”。这与马克思所说的“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的发展”是相吻合的。重占有或重生存，这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就是马克思关于新人思想的核心。马克思从经济的范畴到心理学的范畴和人类学的范畴，都始终围绕着这两种生存方式。正象我们在说明《旧约》和《新约》以及埃克哈特教士的著述时所看到的那样，马克思提出的这些范畴也都是“宗教般地”严肃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和片面，以致于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占有这一种感觉所代替。人的本质必须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这样它才能从自身生育出它的内在的丰富性。”（关于占有这个范畴，见《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论文） 马克思用一句话概括了他对于生存和占有这两个范畴的理解，他写道：“你的生存越微不足道，你表现你的生命越少，那你占有的也就越多，你的生命异化的程度也就越大。国民经济学家把从乐那里夺去的那一部分生命和人性，全用货币和财富补偿给你。”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那种“占有”感，也就是埃克哈特教士所说的“恋我”、对物的欲望以及与此相关的自私自利心理。马克思说的是重占有这样一种生存的方式，而不是说占有的财富本身，更不是非异化的私有财产。目的既不是财富和奢侈，也不是贫困，这两者在马克思看来都是罪恶。目的是“生育”，而消除这两种罪恶是“生育”，即解放内在的精神财富的先决条件。 那么，这种生育的行为是什么呢？生育就是针对每一对象积极地、毫无异化地去展现我们的能力。马克思继续写道：“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占有对象。对人的现实性的占有……”。这种据为己有的形式是一种重生存的生存方式，而不是重占有的生存方式。马克思在谈到这种没有异化的活动的形式时说：“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你同人和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与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如果你在谈恋爱，但没有引起对方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引起对方的爱，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 但是不久，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就被曲解了，这也许是因为他早活了一百年而未能见到今天的情况吧。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坚信，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已经枯竭，因此，革命即将到来。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峰时期，他们提出了崭新的理论，而未能预见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会持续比一百年更久的时间，它的发展能力才会枯竭，最终的危机才会爆发。在资本主义力量发展的高峰时期提出的一种反资本主义思想被弄得面目全非和使之浸透了资本主义精神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获得成功。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事实也是如此，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及其死敌——苏联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变社会主义思想为一种单纯的经济思想，以为最大限度的消费和利用大机器生产即社会主义的目的。赫鲁晓夫“土豆加牛肉式共产主义”论以一种简单的、大众化的形式道出这种思想真谛：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让全体人口都有同样的消费享受，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这种享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被置于小资产阶级的物质主义基础之上。出于理论的需要，人们引用马克思早期著作（在别的场合，这些著作则被视为“青年”马克思的“唯心主义”迷误）中的一些话，就象引证西方国家福音教派教会的教条一样。 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峰时期，也曾受到时代的影响，作为一个生长在那个时代中的人，他必然也接受了资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中的某些思想观念。比如说，从其个性和著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出他的某种权威倾向，与其说这是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不如说这是受资产阶级父权主义精神的影响。他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反对“空想社会主义”，也是以古典经济学家们的思想模式为楷模的。古典经济学家们宣称，经济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而不受人的意志制约。马克思也想证明，社会主义是按照经济规律必然发生发展的。结果，他的某些表述，往往被误解为是一种决定论的东西，因为这些表述对人的意志和想象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评价过低。无意中对于资本主义的精神所做的这些妥协，对马克思理论体系的畸型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以致于这一理论体系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变得模糊不清。 如果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急剧增长和开始走向没落的今天提出他的思想，那他的思想真正要旨会有更大的影响，甚至取得胜利，如果这种假设可以成立。然而事实是，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词都变得暗淡无光。不管怎么说，每一个愿意以马克思思想为宗旨的社会党和共产党必须相信一点，即苏联的政体决不是社会主义的体系；社会主义与一个官僚主义的、以物为中心和以消费为导向的社会系统是格格不入的，与物质主义和简化的单一合理性是不相容的，而后两者恰恰是苏联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主要特征。 一些真正彻底的人道主义思想往往来自那些并不认同、甚至否定马克思思想的团体和个人，而且其中不少人以前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成员。社会主义的蜕化变质就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这里，我们不可能对自马克思以来所有彻底的人道主义者的思想一一加以说明，但是下面我将简要说明其中一些人的主要思想，他们是：美国作家H·D·梭罗、美国哲学家R·W·爱默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A·施魏策尔，联邦德国哲学家E·布洛赫、美国社会改革家I·伊里奇以及南斯拉夫一些聚集在《实践》杂志周围的哲学家，其中有M·马尔科维奇、G·佩特罗维奇、斯托扬诺维奇、R·苏佩克、P·弗兰尼茨基、英国国民经济学家E·F·舒马赫、联邦德国政治家E·埃普勒，还有十九、二十世纪在欧洲和美国成立的一些宗教团体和激进的人道主义组织，如集体合作社（基布兹）、胡特尔兄弟会以及法国的“劳动共同体”，等等，有数百个之多。 这些激进的人道主义者的思想观点虽然不尽相同，有时甚至互相矛盾，但是他们在以下几点四是一致的： 1、生产必须为人的真正需求、而不是经济的需要服务； 2、应该建立起一种新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其基础是合作而不是剥削； 3、用团结来取代相互间的对抗； 4、一切社会活动的最高目的是人的幸福和消除人的痛苦； 5、不应追求最大限度的消费，主张有利于人们幸福的合理消费； 6、鼓励个人积极参予社会生活。（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者的一些立场观点请参阅E·弗罗姆主编《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者》，1965，纽约） 施魏策尔从一种激进的立场出发，他认为，西方的文化直接受到一场危机的威胁。他在《文化的毁灭与重建》一文中写道：“显而易见，文化正处在一个自我毁灭的过程之中。我们仅存的文化也不那么稳定牢靠。它之所以尚能维持，没有毁之一旦，是因为还没有碰到毁灭性压力的缘故。然而，我们的文化危如垒卵，再有一次大的冲击就会毁灭，……现代人的文化能力低下，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限制和蔑视他们，损害了他们的心灵。” 施魏策尔称现代人是不自由、涣散和不完全的，有“陷入一种无人性状态”的危险。他写道：“社会有其自己形成的一套组织，从而在人的精神生活中变为一种未知的力量，这种强力对人的束缚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使人几乎完全丧失了精神上的自我……。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中世纪。由于某种普遍意志行为，思想自由已不复存在，因为许多人不是作为自由的个人去思考，而是一切都以对某一共同体的从属性为指导，……我们出卖了思考的独立性，也必然失去对真理的信念。我们的精神生活混乱不堪。过度组织我们的公共事务，导致了这种无思想的空虚。” 在施魏策尔看来，工业社会不仅缺少自由，而且“事情也管得太多了”。“两、三代人以来，我们许多人仅仅是作为劳动者而活着，而不是作为人”。人的本体枯萎了，让这样的父母去教育子女，下一代人的发展就缺少一个关键因素。 “以后，一个人不得不去超负荷地工作，他日益需要一种外在的消遗……。绝对地什么都不做，转移对自身的注意和忘却成为他身体上的需要。”所以，施魏策尔主张缩短劳动时间，反对过度的消费和奢侈。
施魏策尔的结论是：当前的文化和社会制度正导致一场灾难，而灾难将会带来新的复兴，一种“比文艺复兴更为伟大的复兴”；我们必须改造自己，使自己具有新的观念和新的心态，否则我们将走向灭亡。在这一复兴中，至为紧要的是“积极性这一原则”，“这一原则使我们能够合理地去思考”，是“人在创造历史的进程中唯一合理和实际可行的原则”。施魏策尔最后表达了他的信念：“只有当我们决心成为一个思考着的人的时候，这种变革才会到来。”就象多米尼克派的僧侣埃克哈特教士那样，作为一位福音派教会的神学家，施魏策尔强调人在精神上不应生活在利己主义的小圈子里而脱离世界的事情，人的任务是积极地去生活，从而对社会精神的完善做出贡献。“如果说，在我们现代人中间尚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人具有完整的、人的、道德的情操，那决不是因为他们不断将自己个人的德行作为祖国祭坛上牺牲，而是因为他们与集体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成为推动这一集体目臻完善的力量。” 施魏策尔是位神学家，也是位哲学家，他提出“对生命的敬畏”这一思想是其伦理学的基础，他本人也因此而闻名于世。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忽视了另外一点，即施魏策尔还是对工业社会持最激烈批判态度的人之一，他揭露了关于工业社会的进步和普遍幸福的虚伪神话。他认识到，工业社会的实践使人的社会没落。早在本世纪初，他就看到了人的这些弱点和人的依附性，认识到强迫性劳动的破坏作用以及缩短劳动时间和缩减消费的优越性。他指出复兴集体生活的必要性，并本着团结精神和对生命的敬畏之情来组织人们的集体生活。 关于施魏策尔的思想，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他并不是基督教思辨的乐观主义的拥护者，而是一位思辨的怀疑论者。这也是他对佛教思想有着强烈兴趣的原因之一，按照佛教的思想，生命的意义并不是由一个更高的本质所赋予和保证的。他得出结论说：“如果我们按照世纪的本来面目去看待世界，那我们就不可能赋予世界以某种意义，使我们人和人类的宗旨和目的具有意义。”（见《文化与伦理学》一文）因此说，唯一有着充实意义的生活方式就是积极地介入这个世界的生活；这里说的不是积极性本身，而是特指那种为我们世界的人首想和做出奉献的积极活动。这就是施魏策尔的著作和他的实践所告诉我们的东西。他在给E·R·雅各比教授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敢说，爱的伦理宗教是能够站得住的，而无需信仰一个与其相应，指引我们这个世界行进的上帝人格。” 在佛、埃克哈特、马克思和施魏策尔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共同的东西，即他们都要求人们抛弃重占有的价值取向，他们都反对专制，他们都主张人完全的独立性，他们都具有一种思辨的怀疑精神和“无神的”宗教严肃性，他们也都要求人们本着博爱和团结的精神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这些导师自己往往没有意识到上述这些要素，比如说埃克哈特教士就没有意识到他的那种没有神的神论，而马克思也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对于信念的严肃态度。对于这些问题做出解释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对埃克哈特和马克思来说尤其是这样。我在本书无法对这种非有神论的、能动的爱的宗教做出适当说明，正是这种宗教使得这些导师们建树起一种新的虔诚，而这种新的虔诚又是新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我想再写一本书，专门谈这种非有神论的虔诚问题，并进一步深入分析这些思想家的思想。 还有一些学者，他们虽然称不上是彻底的人道主义者，因为他们仍然没有超越我们时代所特有的那种机械的、非个性化的观念和态度（如提出调查报告的两位罗马俱乐部成员），但是，他们也认识到了，为避免一场经济灾难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人的心态是唯一选择。罗马俱乐部的成员M·D·梅萨罗维奇和E·佩斯特尔在《人类处于转折点》一书中，要求人们树立一种“新的世界意识……，利用物质资源的新的伦理观……，对自然界的新的态度，即建立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而不是征服自然界……，对子孙后代的认同感……。在地球上，人在其生活中第一次面临这样的要求，即他不应去做他所能做的一切；人应该制止住其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至少改变现今这种发展方向；地球上未来的人们要求与穷人分享其财富，这样做不是为了行善，而是必须这样。从现在开始，人应该关心整个世界的有机成长。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难道难说不吗？”两位作者的结论是：人类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心态，那“注定要走向灭亡”。 他们的研究存在着一些不足，在我看来，主要的缺点是他们忽视了阻碍变革的政治、社会和心理因素。仅仅为这种必然的转变一般地指出一个方向还是不行的，同时应该对使所有这些建议和方案破产的各种实际阻力进行严肃认真的研究。（但愿罗马俱乐部着手于社会和政治变革问题的研究，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实现他们所说的那些目标的先决条件。）不管怎么说，试图就全球经济需求和资源问题做出总的说明，这还是第一次，两位作者也首次提出必然改变人的伦理观念的要求，然而这不是以道德信念普依据，而是通过合理的经济分析得出的结论。这一点我在本书的导言中谈过了。 这些年来，在联邦德国和美国出版的许多书籍都提出了同样或者类似的一些要求，比如说，经济应服从全体国民的需要；一方面是纯粹的生存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人的幸福。（我读了三十五种有关之方面问题的专著，但是书店里的这类书至少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大多数作者都一致同意，物质消费的不断提高并不一定就是幸福；必要的社会变革必须与人的性格和精神的转变同时并举，如果我们继续浪费地球上的资源和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基础，那用不了一百年，灾难就会到来。下面，我简要地介绍几位这种新人道主义生态学的杰出代表人物。 英国经济理论家E·F·舒马赫在其《小的是美好的》（1973）一书中指出，我们的失败是我们的成功所造成的后果，我们必须服从于人的真正的需要。“把经济理解为生活的内容是一种死症……，因为无限的增长与有限的世界不相称。经济不应成为生活的内容，人类所有伟大导师都是这样说的；而今天的现实告诉我们，经济不能成为生活的内容。 如果让我们进一步描述这种死症，那可以说，这种死症就象饮酒和吸毒，几乎也成了一种瘾。不管这种瘾是通过一种利己主义形式还是利他主义形式表现出来，不管这种瘾是通过低级的物质享受来满足还是通过较高级的艺术、文化和学术上的享受来满足，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毒品就是毒品，即使是外面包上一层银纸……如果忽视了精神文化，人的内心生活的文化，那么自私自利就会成为主导人的力量，而象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建立在利己主义基础之上的体系比一个博爱的社会体系更有利于这种心态。” 舒马赫提出了关于适用于非工业化国家需要的小机器的构想，从而使他的原则变为现实。（特别要指出的是，他的读者一年比一年多，而且这并不是靠图书广告，而是借读者的口头宣传之力） P·埃利希和A·埃利希是两位美国作家，他们的思想与舒马赫很相似。1970年，他们出版的本一书，名叫《人口、资源、环境——人类生态学问题》，在这本书中，作者根据“当前的世界形势”，提出了这样一些论点。 1、根据今天的技术水平和人的行为方式，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现今的人口太多了。 2、阻碍人类问题解决的主要因素是绝对巨大的人口数字和人口增长的规模。 3、人利用传统的方法生产食物的能力已经接近极限。当前，食品的获得和分配存在着很大困难，从而使约占世界总人口半数的人吃不饱或营养不良；每年有一千万至二千万人死于饥饿。 4、人们试图提高食品的产量，从而加速了对环境的污染，结果反而降低了地球提供食物的能力。对环境的毁坏是否已经到了无法逆转的程度，现在尚不清楚。我们这个星球维持人类生存的能力可能在不断受到损害。造成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原因是科技上的“光辉成就”，如汽车、杀虫剂和无机氮肥。 5、有理由提出这样的设想，即人口的增长会增大某种致命的瘟疫在全世界范围蔓延和爆发一场热核战争的或然性。通过这两种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的办法来“解决”人口问题是不足取的，在某种情况下，这会摧毁人类文明，甚至灭绝人类。 6、没有什么技术上的灵丹妙药能够使人类摆脱这种人口、食物和环境危机。但是，在诸如消除环境污染、信息传递和节制生育的领域里，适当地使用技术会给我们解决问题提供巨大的帮助。唯一真正的解决办法就是迅速从根本上改变人的基本观念，特别是在生育、经济增长、科技、环境和如何解决冲突问题上的一些观念。 E·埃普勒1975年出版了他的《终结还是转折》一书，也是这一领域的一部重要新作。在这部著作中，埃普勒所得出的一些结论与舒马赫所得出的差不多，只是在表述上不象舒马赫那样彻底。他的观点之所以特别有意义，因为他是联邦德国巴符州社会民主党的主席，而且是一位虔诚的新教徒。我在《健康的社会》（1955）和《希望的革命》（1968）两本书里也提出了与埃普勒观点近似的信念和主张。 在苏联集团的国家里，限制生产的思想始终是一个禁区。但是，在最近一段时间，一些作家也起来主张无增长的经济。从民主德国移居联邦德国的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者W·哈里希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种经济平衡，这既可以保证平等，又可以避免给生物圈造成无法补偿的损害。1972年，苏联的著名自然科学家、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举办了一次以“人与自然”为题的会议。会议讨论了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受到与会者的称赞和重视。与会者承认这些研究成果的优点，同时对一些具体的数字和结论提出不同看法。 所有这些要求重组社会的努力和尝试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即人道主义。L·芒福德在《五角大楼的权力》（1970）和以前的著作中，从人类学和历史的角度对问题做了论述，他的这些论述是这种人道主义在今天最为重要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