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洛姆 -> 占有还是生存——一个新社会的精神基础（1976年） 第二章 重占有和重生存——日常生活的体验 我们的这个社会是一个完全以追求占有和利润为宗旨的社会。因此，重生存的生存方式的例子是极为罕见的，绝大多数人都把以占有为目标的生存看做是一种自然的、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人们特别不易理解重生存的生存方式的特性和占有只是诸种价值取向中的一种。可是，这两个概念仍然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经验之中。无论是对占有还是对生存的概念都不应、也不可能仅仅通过抽象的和纯理性的方法来加以考察。这两个概念在日常生活中都有反映，因而可以具体地来分析。 下面，我从日常生活中找出一些简单的实例，以便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重占有或重生存这一选择。 学习倾向于重占有生存方式的大学生们，在听课的时候只注意教授的话、话与话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其含义，并且要尽可能完整地把一切都记在笔记本上，以便课后将这些笔记背下来去应付考试。但是，所讲的内容并没有成为其思想的一部分，他们的思想领域井没有因此而更为丰富和扩展。他们把自己所听到的东西变成僵死的思想或完整的理论储存起来。学生与讲座的内容彼此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如果说有联系的话，那就是每个学生都成了另一个人所提出的某些论断和观点的所有者（这些论断和观点或者是这个人自己提出的，或者是他从别的来源获得的）。 倾向于重占有生存方式的大学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所学到的东西”牢牢地抓住，或者是记在脑子里，或者是将笔记仔细地保存起来。他们不需创造或生产新的东西。对于这种“占有型的人”来说，任何有关他的课题的新观念和新思想实际上只会令其不安，因为新的东西会使他已经占有的全部信息都成为疑问。在个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如果是重占有倾向占主导地位的话，那么一些不易于记录下来和抓住的思想以及一切发展、变化、不受控制的东西都会使他感到害怕。 以一种重生存的方式处世的大学生们，他们的学习过程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质量。首先，他们去听第一堂课的时候已经不是一张白纸。对于课上所要讲的问题，他们以前就思考过；他们只关心某些问题和难点。也就是说，他们对所要讲的题目已做过分析而且对它感兴趣。 他们不是消极地去接受对人的话和思想，他们听别人讲，但不仅仅是听，他们采取一种积极和建设性的方式去接收和回答。他们所听到的东西会激起自己的思想，产生新的问题、观念和新的观点。这种听的过程是一种生动的过程；学生听到了老师的话，并积极主动地给予回答。他所获得的不只是那些可以扛回家然后背诵下来的知识。每个学生都有所触动和发生了变化：听课之前的他和听课之后的他是不一样的。当然，只有教材富有启发性，才能使人这样学习。对于那些空洞乏味的讲演是无法以这种重生存的方式做出反应的。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不去听，应该集中精力自己去思考。我想简单地谈谈“兴趣”这个词，这个词使用得太多，已经失去了它的光彩。从这个词的词根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本来的含义：拉丁语中的兴趣是inter-esse，意思是说“在两者之间”，或者说“在场”。这种积极的兴趣在中古英语中是用“to list”（形容词是listy，副词是listily）一词来表达的。今天，“to list”这个词只用来描述某种空间上的变化（“a ship lists”＝一艘船倾斜了），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说，这个词的原义只能从具有消极意义的“listless”（冷漠）一词之中看出来。To list的本义是“积极地追求某事”、“真正地对某事感兴趣”。其词根与Lust［注：欲望——译注］一词的词根是一样的。但是，“to list”不是说受某种欲望的驱使，其含义是自由和积极主动的兴趣或追求某物。“To list”一词是十四世纪中叶《未知的迷雾》一书的作者（佚名）所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之一。在人们的语言当中，这个词只是作为一个贬义词保留下来这个事实，对理解十三世纪到二十世纪社会精神状况的变迁具有典型意义。 记忆人可以采取一种重占有的方式或重生存的方式来记忆。这两种记忆力的形式的区别主要在于人们所采取的那种联系的方式。如果一个人的记忆是重占有的，那他的大脑皮层的神经联系完全是机械性的，比如说，通过多次的同时运用而使两句话联系起来。或者这种联系是建立在纯粹的逻辑关系上的，比如说相对的两个词、近似的概念，或者根据时间、空间、规模、颜色，或者按照一定思想体系的属性来建立这种联系。 重生存的记忆是一种积极的行动，借此来唤起对话语、思想、外貌、图象和音乐的回想。在想要记忆的那个单个的事实和与此相关联的许多其他事实之间也建立起了联系。这样建立起来的联系不是机械的，也不是纯逻辑上的，而是生动的。通过思维（或感觉）的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将概念互相联系起来。当一个人想要找到一个正确的词的时候，这种创造性的活动便开始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把“疼痛”一词或“阿斯匹林”一词与“头痛”联系起来，那我还没有脱离逻辑和习俗的轨道。相反，如果我把“紧张”和“生气”与“头痛”联系起来，那么也就将有关的事实与可能的原因联系起来了，我之所以想起这些原因是因为我研究过这些现象。对于这种生动的记忆来说，一个最发人深思的例子便是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自由联想”。 如果一个人对存储本身就没有兴趣的话，那他就会发现，为了让记忆功能正常地运转，他需要有一个强烈的、直接的兴趣。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在性命攸关的紧急情况下必须要会说某一句话，而人们会突然想起一些一向以为是忘了的外语语句。我也可以谈谈自己的经验：虽然我的记忆从来就不特别好，但是，只要我眼前浮现出我所分析过的病人和将注意力集中在其全部个性上，那我就马上就能回忆起他向我讲述的梦，不管我是在四周前还是在五年前看过这位病人。而五分钟之前让我一下子想起他的梦还是不可能的。 重生存的生存方式也包括记忆在内，即唤起对曾经看到和听到过的东西的回想，使其浮现在脑海里。每个人都可以采取这种创造性的方式来记忆，只要他努力去回想自己所见到过的面孔和景物的外貌。面孔和景物不会马上浮现在眼前，必须要重新创造它和唤起它。这不是一件易事。前提是，我曾经以足够的注意力观察过这张面孔和景物，这样，记忆才是清晰的。当一个人完全成功地进行这种记忆的时候，那么，我所回忆的那个人和他的面孔就会活生生地呈现在我的面前，那景物浮现在我的眼前就好象真的一样。 采取一种重占有的方式来回忆一张面孔或一种景物，其回忆的方式就象大多数人在观看照片时所采取的那种方式。这是一种典型的重占有的回忆方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照片是他们记忆的基础，为的是能够再认出一个人或一处景物。他们对照片的反应往往是：“对，这就是他”或“对，这就是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照片是一种异化的记忆。 异化的记忆还有一种形式，就是把我所想要记下来的一切都写下来。只要把它写在纸上我就占有了这个信息，我从不尝试把它记在脑子里。我对我的占有很自信，除非我将这些记录丢失了，那也就将应该记忆的东西都丢了。我的记忆能力与我相脱离，因为我的信息库（笔记）取而代之，成为我的外化的一部分。 现代人所要记住的数据非常之多，没有参考书和不做笔记是不可能的。但是，记忆被取代的倾向越来越严重，似乎已经超出了合理的界限。记录使得我们记忆力降低，从我们自身上就可以充分地看到这种景象。但我仍然要举几个例子，这也许是有益的。 比如说，商店里人售货员，现在对一个两位数或三位数的加法运算几乎都不是用心算，而是借助计算机。学校中也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说老师发现，与那些相信自己能力的学生相比，把每句话都认真记下来的学生很可能对所学的东西理解得不够，记忆下来的也较少。而前者起码是抓住了主要的东西并将其记下来了。音乐家们知道，有这样一些乐师，让他们按照现成的乐谱去演奏是再容易不过的了，然而，在没有总谱的情况下让他们记住音乐则比较困难。（我要感谢M．布德莫尔博士告诉我这一情况。）托斯卡尼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一个重生存的音乐家；他的记忆力也特别好。 在墨西哥我也曾观察到这样一种情况，即文盲和很少写字的人的记忆力，比工业国家中精于阅读和书写的公民的记忆力要好得多。还有许多这样的事实，足以说明，阅读和书写的艺术可能不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总是一件好事，如果用这种艺术去读那些会使人丧失其体验能力和想象力的东西的话，那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交谈在人与人的交谈之中，这两种生存方式的区别会很快地显示出来。我们以两个男人之间进行的一种典型的交谈为例，在交谈中A有自己的观点x，B的观点是Y。他们彼此都或多或少地了解对方的观点。他们认同自己的观点，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为捍卫自己的立场提出更好、更有说服力的论据来。谁也不想去改变自己的主张，或者是只期望对方这样做。他们惟恐放弃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也是他们的占有物，放弃也就意味着损失。 如果谈话不是一场辩论，那情况也不一样。我们大概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要去会见一位名人或一位个人气质非常好的人；或者去见一个人，我们期望从他那里得到一份好的工作或爱和赞扬。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都变得紧张不安，并为这样重要的会见做准备。他们总在考虑哪些问题会使那个人感兴趣，他们预先计划好怎样开始这场谈话，一些人甚至单方面地列出谈话的提纲。某些人大概也会鼓足勇气，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他以前所获得的成功、他的风度（或者说他唬住别人的能力，如果这能给他带来更大的成功）、他的社会地位，他的关系，他的外表和衣着。一句话，他心里在估价着自身的价值，并以此为根据，在谈话中亮出他的商品。如果他做得很巧妙，那他的确会赢得许多人的注意，但这不完全是因为他的表演，更主要的是由于大多数人缺乏判断力。如果手法不太高明，那他不会引起别人的兴趣，而会显得那么笨拙、做作和令人乏味。 而不做任何准备、不夸耀自己、所做出的反应都是自发的和创造性的人，他的举止行为与前一种人是截然不同的。这样的人忘记了自身，忘记了他的知识和地位；他的自我不是其发展的障碍；恰恰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完全可以适应别人和别人的思想观念。他创造新的思想观念，因为他无意去抓住什么东西不放。 “重占有的人”依赖于他所有的东西，而“重生存的人”则相信他的存在这一事实，相信自己是活生生的人，相信只要敢想敢干和敢于做出回答，那就会产生新的东西。在谈话中，他生动活泼，因为他不必因为心怀恐惧地去吹嘘自己所占有的东西而将自己窒息。他的这种生动活泼的气质具有感染力，另一方会因此而克服自己的自我中心心理。这样的交谈就不再是一种商品（信息、知识、地位）的交换，而成为一种对话，至于谁对谁不对也不起什么作用了。他们这一对开始一起跳舞，他们不会带着胜利感或者失败感而分开，因为胜负感不会带来任何东西，他们心中充满着欢乐。（在进行心理分析治疗时，一个至为重要的因素就是治疗医生要具有能使人振奋的素质，假如治疗时的气氛沉闷、死板和枯燥乏味，那再详尽的分析和解释也没有用。） 阅读交谈的道理同样适用于阅读，阅读是或者说应该是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当然，对于阅读来说（对谈话来说也是一样）重要的是我在读“什么”（或我与谁谈话）。如果去读一种毫无艺术性的廉价小说，那无异于白日做梦。对小说所做出的反应也决不会是创造性的。读这种小说就象观看无关紧要的电视节目，或者象吃炸土豆片，人们可以一边看节目一边心不在焉地将炸土豆片吃下去。在读巴尔扎克的小说时，读者能够采取一种创造性的态度，会在内心产生共鸣，也就是说以一种重生存的方式去读。然而，大概多数读者在读这种好书时也采取一种消费者式的态度，也就是说，以一种重占有的方式来读。因为这部小说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想要了解故事的情节，想知道主人公是死了还是活着，以及书中描写的那位姑娘是否被诱骗了。在这种情况下，小说好象只是前奏，它使读者兴奋，而悲惨或幸福的结局才是高潮。当他知道了结局之后，也就占有了这个故事，这好象就是他的亲身经历。但是，他从中并没有获得知识。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没有因此而深化，对自己也没有什么新的认识，因为他只注意小说中的人物了。 在读哲学或历史方面的书籍时也有这样不同的两种态度。读者们在读有关哲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时采取的那种方式方法，或者说有什么坏习惯，都是教育的结果。学校努力将一定数量的“文化财产”传授给学生。然后，在学业结束时给学生出具一张书面证明，证明他占有了文化财产中的极小的一部分。因此，学校教给学生读书的方法，都是为了使他们能够复述作者的主要思想。学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认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以及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在上大学之前的初级和高级中等学校里，不同的教育程度主要是根据教给学生多少东西来划分的，而这种教学量又是与学生将来可能占有多少物质财产联系在一起的。谁能够最准确地重复一位哲学家所说的话，那他就是被视为是优秀的学生，他就象是博物馆中知识渊博的向导。可是，除了他所占有的这些知识之外，他什么也没有学到。他没有学会向这些哲学家提出疑问和与他们交谈；没有意识到哲学家自我矛盾的地方以及他们避而不谈某些问题和题目；他没有学会去区别作者的哪些观点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必然的，因为这些观点和看法在当时还是“合理的”，以及哪些观点是作者的新贡献；他体会不到作者什么时候是用他的纯理智来说话，什么时候又注入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此外，他也发现不了这位作者所说的是确实可靠的呢还只是夸夸其谈，等等。 相反，采取一种重生存态度的读者则坚信，即使是一本被捧上了天的书也可能是毫无价值的。有时，他也许会比自以为是的作者本人更了解那本书。 行使权威从行使权威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出重占有和重生存这两种生存方式的不同。关键是要看一个人有权威还是他是权威。几乎每一个人在其生活的某一阶段中都行使过权威。当他教育孩子的时候，不管他愿意与否，都必须行使权威，以便保护孩子使其免受危险并告诉他在某种处境中应该怎样做这些最起码的常识。在一个重男轻女的父权的社会里，大多数男人也对妇女行使权威。在我们这样一个官僚机构重叠、等级森严地组织起来的社会里，大多数成员都行使权威，只有社会的最低层例外，他们只配听任权威的摆布。 那么权威对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为了能弄懂这一点，我们必须看到，权威这一概念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合理的”和“不合理的”权威。合理的权威有利于人的发展，人相信这种权威和依靠这种权威。不合理的权威是建立在强权之上的，是用来剥削受其压迫的人的。（我曾对这种区别做了说明，见《逃避自由》，1941，纽约。） 在原始社会里，在狩猎者和采集人那里，为完成这两种任务，一个其能力得到普遍承认的人来行使权威。这种能力以哪些素质为基础呢？这在很大程度上视具体的情况而定。一般说来，主要应该具备以下一些素质：经验、智慧、大度、灵巧、人格和勇敢。在许多部落中，没有永久的权威，只是在需要的情况下才出现权威，或者对不同的事有不同的权威，如战争、宗教仪式和调解争执。随着作为权威的基础的那些品质的消失或减弱，权威也就没有了。在一些灵长目动物那里，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一种极为近似的权威形式。在它们中间，某一个动物之所以具备这种能力，不一定是因为它身强力壮，而往往是由于它的经验和“智慧”。（J．M．R．德尔加多曾挖空心思地对猴子进行了一次实验，他证明了一旦占统治地位的动物丧失了使其拥有行使权威能力的那些素质，哪怕只是暂时的，那它也就失去了权威。） 建立在生存之中的权威，不是以能满足一定社会职能要求的能力为其基础，而是建立在一个高度实现自我和完整协调的人的人格之上。从这种人的身上散发出一种权威性的力量，他不必去恐吓、贿赂和发布命令；他是一个高度发展的个人，他通过自身的存在——不止是靠他的言行——告诉周围的人，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些重生存的伟大先哲们都是这样的一些权威，而且在教育程度不一的各层次人们中间和不同的文化圈里也都能找到这样一些权威，只是完美的程度不那么高而已。这也是教育的核心问题。如果父母本人发展的程度更高而且安于他们自己的中心地位，那也就不会有权威教育还是放任自由的教育之争了。孩子很乐意有这种活的、自在的权威，因为他需要；孩子反对某些人们强迫他或忽视他的存在，因为这些人自己还没有做到的事却要求正在成长发育的孩子去做。 随着建立在等级制度之上的社会的形成，社会比起狩猎者和采集人的时代也变得更为复杂，规模更大。建立在能力之上的权威逐渐为建立在社会地位之上的权威所取代。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的权威就是无能的，而是说能力已经不是权威的主要因素。对君主制的权威来说，基因遗传上的幸运比能力更为重要，一个无恶不作的罪犯靠其阴谋或谋杀也可以成为权威；在现代民主制中，我们也常常看到，一些权威是因为他相片形象好和在选举中花费了许多钱才建立起来的。从以上的情况中可以看出，权威与能力之间己经没有、或者说几乎没有关系了。即便在某种程度上权威是建立在能力之上的，那也会产生严重的问题。首先，一位领导人在某一方面有能力，而在另一方面则不行。比如说，一位国家领导人在打仗时很能干，可在和平时期则很无能。又比如说，一位政治家在其上升的初期是诚实和勇敢的，但由于权力的诱惑则慢慢丧失了这些特性。年纪和身体机能上的障碍也会消弱他的能力。最后，我们还应该看到，对于一个小部落的成员来说，判断权威人物的行为是比较容易的，而对我们这个系统中的成千上万的人来说，这就比较困难，因为许多人只是根据公共关系专家们设计的、被巧妙地处理过的形象来了解他们的候选人的。 赋予一个人行使权威能力的那些品质特征的丧失有很多原因，我们姑且不去论它，在大多数规模较大的等级社会里，权威都发生了异化。实际的或想象中的行使权威的那种本来的能力被制服和称号所取代。当权威穿上应该穿的制服并有了相应的称号，那么，行使权威的实际能力以及作为这一能力的基础的那些素质也都为外在的标志所取代。比如说，国王这个称号就是这种权威的象征，一个国王可能是愚蠢和阴险毒辣的，也就是说完全不配是一个权威人物，可他却有权威。只要他有这个称号，那人们就以为他也具备一个有行使权威能力的人所应有的那些素质。即使皇帝赤裸着身体，人们也都以为他穿着华丽的服装。 人们把制服和称号看做是一个权威应具有的那些素质，也不都怨他们自己。权威的持有者和那些从中获得好处的人肯定会想办法使人们相信这种假象和麻痹他们现实的、即批判的思维能力。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了解宣传的方法，正是这些种种形式的宣传毁灭了人批判的判断力并使其丧失理性；人们听任那些愚弄人的陈词滥调的摆布而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和判断力。人们由于相信了这种假象而看不到现实。 知识“我有知识”和“我知道”这两种表达方式反映出在知识的领域里重占有和重生存这两种生存方式的区别。有知识是说获取可供使用的知识（信息）和把这些知识据为己有；而“我知道”是说他的知识是功能上的需要，是其创造性思考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想一想象佛那样的思想家和象耶稣那样的预言家以及埃克哈特教士、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所说过的话，那我们就能进一步加深对重生存者知识的特性的理解。在这些哲人看来，知的起点就是认识给所谓健康人的理智所造成的假象；这不仅仅是说，我们关于实在的现实的图象与“实际的真实情况”不相符，而主要意思是说，大多数人都是半醒半睡的，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认为是真的和当然的东西大都是错觉，这是由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对我们潜移默化的影响造成的。因此，下一步的知就是打破这些假象和消除这些假象。知意味着由表及里地去找出事物的根本原因和“观看”赤裸裸的现实。知不是对真理的占有，而是穿透表面现象批判地、积极地去接近真理。 这种穿透具有一种创造性，希伯来语的jadoa一词就有这个含义。jadoa的意思是说男人在性交时的爱和知识。佛是大彻大悟的，他要求人们要醒悟，要摆脱那种认为对物的占有会带来幸福的幻想。预言家们也呼吁人们要醒悟过来和认识到，他们的偶像只不过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和幻想而已。耶稣说：“真理将使你们自由！”埃克哈特教士也曾多次谈到他的认识观，在谈到对上帝的认识时，他说：“认识不补充任何思想，认识往往是取代，是摆脱，它跑上前去用手去触摸上帝，去看他赤裸的样子，并只求把握生存中的他。”（“赤裸”和“赤裸裸的”是埃克哈特教士和他的同代人、《未知的迷雾》的作者最爱用的字眼。）马克思认为，人需要打破幻想，即要创造条件，从而使人不必产生什么幻想。弗洛伊德的“自我认识”概念的思想基础是，只有摧毁幻想（“合理化”），才能发现没有意识到的现实。对于所有的这些思想家来说，核心的一点就是拯救人，他们对为社会所承认的思维模式提出了怀疑。在他们看来，知的目的并不是人相信“绝对真理”的可靠性，而是人类理性自己证实自己的活动。对于从事认识活动的人来说，知与不知是一样的，因为两者都是认识过程的一部分，尽管这种不知与懒于思考的人愚昧无知是不同的。重生存的生存方式的最高目的是更为深化的知，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则要占有更多的知识。 我们的教育系统致力于把知识作为财产来配备给人们，使之与他们未来可能拥有的财产品社会地位相称。他们得到的最起码的知识是正常工作所需要的信息量。此外，每个人还都或多或少得到一些“奢侈的知识”，这是为了提高其自我价值感和适应他将来可能拥有的社会地位的要求。学校就是专门生产这种知识包裹的工厂，虽然它们通常宣称，学校是让学生接触人类精神所取得的最优秀的成果的地方。许多高等学府也附和这一说法，从而助长这种幻想。从印度的哲学和艺术到存在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这形形色色的东西就象是一个巨大的自助冷餐台，每个大学生都从中挑选出一点什么；为了不限制他的主动性和自由，人们并不要求他选择一个题目，甚至不要求他读完一本书。（参阅I．伊利奇对我们的教育系统所做的彻底批判。） 信仰无论是从宗教、还是从政治或者个人的意义上说，信仰这一概念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这要看是从重占有还是重生存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概念。 在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中，信仰只是对一些没有合理证明的答案的占有。这种占有的财产是由别人发明的一些说法、表述构成的，这些说法和表述之所以为人所接受，因为人们屈从于这些别人——往往是某种官僚机构。由于官僚机构实际上（或想象中）所拥有的权力，信仰会给人一种可靠感。信仰是一张入场券，有了它也就为自己购置了从属某一大的群体的身份，从而他也就摆脱了一项困难的任务：独立地思考和做出决定。这样，他就成为这种公正信仰的“幸福的占有者”（beati possdentes）。以重占有的方式去信仰，可以获得一种可靠感。这种信仰断言，它所宣布的东西是终极的，不可动摇的知识，是可信赖的，因为宣布和保护这种信仰的人所拥有的权力看上去是不可动摇的。如果说，只要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就能获得可靠感的话，那又有谁不愿意这样做呢？ 上帝本来是我们内心所能体验到的那种至高无上的价值的象征，然而，在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中却成了一尊偶像，按照先知们的说法，偶像不过是人的创造物，人把自己的力量投射到偶像的身上从而削弱了自己。也就是说，他屈服在自己所创造的物的脚下，由于这种屈服，他自己的体验都以某种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我可以占有偶像，因为它是一件物品，但是由于我的屈从，偶像同时也占有了我。 一旦上帝变成一尊偶像，那么他的那些所谓品质特征与人的经验也就很少能联系上了，就象异化的政治理论教条与人的经验关系不大一样。偶像作为仁慈的上帝被人称颂，但是，所有残忍的罪行都是以他的名义犯下的；同样，对于人的团结精神所抱有的那种异化的信仰也从未对那些最不人道的行为提出过怀疑。在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中，信仰是所有那些希望有可靠感和寻找生活意义的人们的支柱，因为他们没有勇气自己去探索。 在重生存的方式中，信仰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现象。没有信仰，人能够生活吗？婴儿难道不相信母亲的乳房吗？我们所有的人不是都相信周围的人、最亲近的人和我们自己吗？如果不相信我们生活规范的有效性，那我们能生存吗？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就会一事无成，就会变得绝望和内心深处充满恐惧。 对重生存的生存方式来说，信仰主要不是对一定的观念的信仰（虽然这种信仰也会成为一种观念），而是一种内在的价值取向，一种态度。与其说有信仰，不如说在信仰中生活。神学中有fides quae creditur（信教即是信仰）和fides qua creditur（信教作为信仰）之分，这近似于把信仰分为作为内容的信仰和作为行动的信仰。一个人可以相信自己和其他的人，有宗教信仰的人可以相信上帝。《旧约》中所说的上帝首先是对人能够占有的那些偶像和神祗的否定。上帝的概念虽然是模仿东方的国王概念构成，但是从一开始它就是超验的。上帝不能有名字，也不能有画像。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一直试图使上帝彻底地非偶像化，或者更正确地说，是通过禁止对上帝的性格特性做任何描述来防止偶像化的危险。此外，基督教的神秘主义作家——从伪狄奥尼修斯·阿雷奥帕吉塔的神秘主义著作到《未知的迷雾》的无名作者和教士埃克哈特——也有一种激进的尝试，其结果是把上帝的概念变为“唯一”（The One）、抽象的“神格”（The Godhead）、即“无”（No thing）的概念，这种尝试所遵循的都是在《吠陀经》和新柏拉图主义思想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观念。对上帝的这种信仰，即人们内心中对自我的神圣般的性格特征的体验；这种信仰是一个持续的、积极的自我创造过程，或者象埃克哈特教士所说的那样，基督将永远诞生在我们中间。 对自己、他人和整个人类以及人使自己真正成为人的能力的信念都含有一种可靠感，但是这种可靠感是以我自己的经验、而不是以对规定我应该相信什么的那个权威的屈服为基础的。这便是一种真理的可靠性，虽然我不能提出不容怀疑的证据来证明它，但是却能以我主观的经验为根据而相信它。（希伯来语中的信仰叫emuna，意愿就是“可靠性”、“肯定性”；“阿门”就是“肯定的”、“可靠的”、“确实的”的意思）假如我确信一个人人格的协调性，我不能总是去“验证”这一点直至他死。从实证主义的观点看来，一个人直至他去世时为止都保持着其人格的协调性这一事实，并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如果他活得更长一些，那他的人格的协调性也可能会被破坏。我的这种确信是基于我对另一个人的彻底的了解，基于我对爱和这种协调性的经验。能否具有这样一种知，要看一个人在多大的程度上能让其自我保持不介入的态度和能否认识对象本人的实际状况及其内在力量的结构，以及能否既把他视为具有个性的个人同时又是整个人类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什么是能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和将做些什么。当然，我并不是说人们可以预知一个人未来的全部行为，我是说一个人的行为的基本路径是可以从其性格特点上看出来的，比如说性格的协调性如何和责任感怎样。这种信任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因而也是合理的，然而这些事实又不是用通常的实证主义心理学方法可以确认和“证明”的。我只能借助于积极主动地生活着的我把这些事实“记录”下来。 爱爱也有两种含义，一种是重生存的爱，一种是重占有的爱。 人能占有爱情吗？如果可以的话，那爱情就是一种物，一种质料，是可以为人所有和占有的东西。真实的情况是：世界上并没有象“爱情”这样一种物。“爱情”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也许是一位女神或为人所不知的本质，尽管谁也没有见过这位女神。实际上只存在着爱的行动。爱是种创造性的活动，这包括注意某人（或某事）、认识他、关心他、承认他以及喜欢他，这也许是一个人，或一颗树、一张图画、一种观念。这就是说，唤起他（她或它）的生活和增强他（她）的生命力，这就是一个人更新和成长的过程。 以一种重占有的生存方式所体验到的爱则是对“爱”的对象的限制、束缚和控制。这种爱情只会扼杀和窒息人以及使人变得麻木，它只会毁灭而不是促进人的生命力。人们把这或把那称做是爱情，实际上大都是对这一字眼的滥用，目的是掩盖没有爱的事实。究竟有多少父母是爱他们的孩子的，实在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父母对孩子的残暴行为、对孩子身心的折磨，从无视他们的存在到纯粹占有他们的欲望直至对子女的那种施虐狂；这两千年来，在我们西方的历史上有多少这方面的记载，实在令人毛骨悚然，以至于人们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慈爱的父母只是例外。 对于婚姻来说也是这样。不管婚姻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还是象传统婚姻那样，建立在习俗的基础上，真正相爱的夫妇似乎也是极少数。为了在社会上达到某种目的、传统、双方的经济利益、共同照料子女、相互间的依赖性、或者说相互间的恐惧以及互相仇恨，这都是人们有意识地体验到的“爱”，直到有一天，夫妇中的一方或双方都发现他们根本不相爱而且从来就没有爱过。今天的人们在这方面有了某种进步，他们变得冷静和现实了，许多人不再把性关系与爱情混为一谈，也不把一种友好的、但有保留的协力关系视为爱的等价物。这种新观念使人变得更为诚实和坦率，同时人们也更为频繁地更换自己的伴侣。这种新观念并没有必然地导致相爱的人增多了，新伴侣可能象老伴侣一样，彼此一点也不相爱。 从一些彼此相爱的夫妇的生活史中，我们往往会看到他们之间关系的一种发展变化：从“爱上了”始，到幻想去“占有”爱情止。（在《爱的艺术》一书中我曾指出，“坠入情网”这个概念自身就是矛盾的。因为爱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人可以怀着爱的情感去行动，但不能“坠入”其中，因为这就成了一种被动的行为了.）在求爱的时期，一方与另一方的关系还不肯定；爱着的人们都在试图去赢得对方。他们生动活泼、富有吸引力和令人感兴趣，甚至可以说是美的，因为生气会美化一个人的面孔。这时，谁也没有占有谁，每个人都将其精力集中于生存，也就是说，去奉献和激励他人。 结婚后情况往往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婚约赋予双方占有对方的身体、感情和注意力的专利权。不用再去争取别的什么人了，因为爱情变成了人的占有物，变成了一份财产。 双方慢慢地不再努力要求自己象以前那样可爱了，也不再去激发他们自己的爱。他们开始感到无聊，人也渐渐失去了美的光彩。他们失望了，而且不知怎么办。他们难道都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吗？这是不是一开始就是错的？一般情况下，他们都是企图去改变对方，每人又都觉得自己受了欺骗。他们没能看到，他们已经不是相爱时的他们了，在爱是能为人所占有的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他们不再去爱了。他们停留在这一水平上，不是去相爱，而是去占有他们共同拥有的东西：钱、社会地位、一所住宅和子女。一些以爱情为起始的婚姻成了一个友好的占有者共同体，一个由两个自私的人组成的实体：“家庭”。还有一些夫妇，双方一直想再唤起以前的那种情感，他或者她寄希望于一个新的伴侣，幻想新的伴侣将满足自己的这种要求。他们除了爱情什么都不想要。可是对他们来说，爱情不是他们生存的一种表现，而只是一尊偶像，一位女神，他们要拜倒在她的脚下。这注定要失败，因为“爱情是自由之子”（一首古老的法国歌曲就是这样唱的），而爱神的崇拜者最终将陷入一种被动性之中，他们会感到乏味而将尚存的一些吸引力也都遗失殆尽。 这种论点并不否定，对于两个相爱的人来说，婚姻可能是一条最好的道路。问题不在于婚姻本身，而在于夫妇双方那种重占有的性格结构，说到底，在于我们社会。 现在，许多人主张现代形式的共同生活，如集体婚姻、交换伴侣、集体性生活，等等。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为了回避他们在爱情上所遇到的困难。他们不是去真正地爱一个人，而是通过尽量多地更换伴侣和不断寻求新的刺激的办法来抵抗枯燥无味的婚姻生活。（参阅E．弗罗姆《人的破坏性剖析》（1973）一书第十章，刺激可分为“简单刺激”和“积极的刺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