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人都会同意，‘如何制造原子弹’，这个问题里不包含价值判断，但如果说‘要不要制造原子弹’，这个问题里也没有价值判断，他们都不会同意。两者最重要的不同可能在这里：设计原子弹的人，他的科学方向是清楚的，但设计文化而让这文化里包含原子弹制造的人，他的方向却是不清楚的，我们可以精确地预测物理发明的成功或失败，但不能同样精确地预测文化发明。由于这个原因，对于文化发明（如该不该制造原子弹）我们才诉诸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猜测。就是在这层意义上，我们说，价值判断接取科学未竟的任务。当我们能够设计出一些社会交互限制，或者，甚至于带着物理科技学那种信念设计出全球的整个文化，价值的问题就不会再产生。”

　　“平常我们只注意到主人控制奴隶，屋主控制雇工，却忽视了他们的相互影响，而且由于只从单方面着想，便把控制认做是剥削，至少认为只有一方面获得利益；但事实上控制是相互性的，奴隶完全控制主人，像主人完全控制奴隶一样，因为主人惩罚奴隶的技术是由奴隶的行为来决定的——因为他们屈服于这种惩罚。这并不是说剥削是没有意义的，也不是说我们不应当问‘何人得益’？只是，如果那样问就超出了社会插曲范围以外，而涉及到某些长远的效用，但这却与价值判断问题显然相关。任何可以改变社会文化的行为，如果我们对它加以分析，都会发现到有价值判断的问题存在。”

　　“有两个理由让我们把‘意图’的概念从侵犯的定义中除去。第一、意图包含着一种目的论，它是一种有意的行为，指向一个未来的目标，而这与本书中所采用的行为学研究法不相合。第二，更重要的是把‘意图’一词用到行为事件上有困难的地方。意图是一种个人自己心里的事，可能说得出来，也可能说不出来，可能用语言正确地表达，也可能不。一个有机体感受外在的影响力，有日积月累的历史，我们可能以为意图就是从这个历史中产生的。一种侵犯性的反应如果有系统地被某种固定的结果所加强——譬如说，在他侵犯的时候，对方一定会逃跑——则这种侵犯反应的一再发生，我们就可以说里面包含着一种‘想使对方逃跑的意图。’但是，在分析行为的时候，这种推论是多余的；直接去考察侵犯反应的历史和造成这种侵犯的环境两者间的关系，更有效果。总括来说，在分析侵犯行为时，意图是不必要的，碍手碍脚的；是什么样的结果才使得侵犯反应一再发生，一再加强？这才是研究的重点。换句话说，加强侵犯行为的是什么样的力量？它们的性质是什么？种类是什么？这是研究的重点。”

　　“一个普遍的紧张现象是神经质的笑。40个受实验的人有14个表现出神经质的大笑或微笑。这种笑，当然很不是时候。有3个人爆笑得失去控制，以致实验不得不暂停。一个46岁的百科全书推销员，由于自己这种没料到的、失去控制的行为十分困窘。实验以后，这些人痛苦地告诉实验人员，他们不是喜欢虐待别人的人，他们的笑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电击别人。”

　　第一个发现是在这个情况下强烈的服从倾向。被实验的人幼年时都受到教育，不可违背某人的意志而去伤害他，因为这是不道德的。但是，26个人却放弃了这个信条，而服从没有特权去命令他的人。……第二个出人意料的结果是他们特殊的紧张。本来我们预期他们会依照良心的决定，直截了当地拒绝或继续。事实却完全不同，他们有强烈的情绪紧张反应。有一个观察者说：
　　“我看到一个成熟的，神态自若的商人走进实验室，他微笑着，充满自信。20分钟以后，他变成了一个扭曲的，口吃的可怜人，很快的走向神经崩溃的边缘。他不断地拉耳垂，搓手。有一次他用拳头按着额头，小声说：‘老天，让我们停止吧！’但他却仍旧按照实验人员的每一句话做下去，服从到底。”

　　“我们并不是要制造实际的美国监狱，而是要制造一个环境，在作用上可以代表一个美国监狱。伦理、道德和实用方面的考虑，都给我们的实验立下界限。我们不能要求接受实验的人延长期限或遵从期限，我们不能用威胁，也不能允许使用严厉的体罚，我们不能允许同性恋或种族主义蔓延，也不能把狱中的其他特别现象加强。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所制造的环境相当真实，可以让参加实验的人深刻地扮演他们的角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设计了一些与实验监狱生活产生相等作用的东西，使参加实验的角色心理上的反应跟实际在监狱中相等，譬如说，权力感与无能感，控制感与被压迫感，地位感与卑微感，虐待感和男人本色（machismo）感与去势感。”

　　“没有一个狱卒迟到过，有好几次还自愿加班，没有加班费，毫不抱怨。
　　囚犯和狱卒的严重的病理学反应，证明了社会力量对人的影响，但每个人的反应并不完全相同，各人对这个新的经历有不同的应变方式，也有不同的适应程度。囚犯里有半数能够忍受压迫，狱卒们也不是个个采取仇恨态度。有些狱卒粗暴，但有分寸（照规矩扮演），有些则超出了，发明残忍和折磨人的办法，少数几个是消极的，很少采用压迫囚犯的方法。”

　　“在假释委员会应征的时候，有一件最让人注意的事。作者问五个准备要假释的人，如果释放他们，愿不愿意放弃做囚犯所赚的钱，其中三个竟然愿意。但他们参加这项实验原来是为了赚钱；现在竟然愿意完全放弃，不是让人吃惊吗？更让人吃惊的，当我们说要执事人员讨论之后再做决定时，囚犯们竟安安静静地站起来，任凭狱卒一个个把他们送回个人的囚室。假如他们认为自己只是为了钱才来参加实验，他们现在马上可以走开，因为他们既然放弃了那些钱，而又显然厌恶监狱的环境，还有什么理由再留下去呢？但是，环境所造成的控制力如此强大，监狱的情况如此逼真，以致他们不能了解，留在监狱的原因和动机已经不存在了，因此他们静静地回到自己的囚室，等候监禁他们的人去开会，决定要不要给他们‘假释’。”

　　非政治性的中产阶级犯人（只占集中营的一小部分），最不能忍受开始遭受的打击。他们完全不能了解是怎么回事。他们现在比以前更紧紧抓住让他们觉得自尊的一些东西。即使在受侮辱的时候，他们还是向禁卫军表示，他们从来没有反对过纳粹。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这样遵守法律的人会遭受迫害。即使是现在，受着这样不公正的囚禁，他们还是不敢反对压迫他们的人，甚至连想也不敢想，但如果他们心里敢有反抗的念头，反而会使他们产生自尊感，这自尊感却是他们非常渴望的。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恳求，有的甚至卑躬屈膝。他们认为法律和警察是没有人可以责备的，因此不管盖世太堡对他们做什么，他们只能接受。他们唯一反对的是他们变成了迫害的对象，但迫害的行为本身是对的，因为那是权威人士执行的。他们认为迫害“他们”，是“弄错了”对象。禁卫军愚弄他们，同时享受因此而产生的优越感。这群犯人特别渴切的是他们的中产阶级地位一定要受到一点尊敬。最让他们难堪的是他们受到“像普通犯人”一样的待遇。
　　他们的行为显示出来，没有政治信念的德国中产阶段是多么没有自己的立场，他们找不出依据来反对国家社会主义。他们没有自己的哲学、道德立场，也没有政治立场或社会立场，不能卫护他们人格的完整，或给他们内在的力量，让他们可以低挡纳粹。当他们猝然陷在囚禁的状态下，他们几乎找不到内在的力量在做依靠。他们的自尊只是来自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的职业，或者是一家之主的地位，或别的类似外在因素……
　　这些人几乎个个都失去了中产阶级所珍视的特点，不再举止有度，也丧失了自尊感。他们变成了不中用的东西，把他们那一群中原有的可卑态度发展到过分的程度：卑下，喜欢口角，自哀自怜。有许多人沮丧得不能自持，抱怨不休。另一些变成了骗子，偷拿别的囚犯的东西。（在监狱里，偷禁卫军的东西或欺骗他们，大家认为是荣誉，但偷盗或欺骗别的囚犯，却是可耻的）他们似乎不再能遵循他们原先的行为准则，而模仿起别的囚犯们在监狱里发生的行为。有些更走上了罪犯们在监狱里的行为。只有极少数采取了政治犯的行为模式，这样的模式虽然不见得很好，却是囚犯的种种行为模式里最好的一种。还有少数人攀附上层阶级的囚犯，尽量效仿他们的行为。更有许多像奴隶一样对禁卫军屈服，有些人甚至做奸细（除了这少数几个以外，只有罪犯做这种事）。可是这也对他们没有好处，因为盖世太保固然喜欢密报，却轻视这些出卖同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