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洛姆 -> 《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962） 第十章 两种学说的命运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思想退化为意识形态；纯粹的语词取代了人类的现实；这并不是一个例外，而是一条规律。官僚主义操纵着这些语词，从而成功地控制着人民，获得了权力和影响。结果往往是这样的：一方面，意识形态仍旧运用那些表达原始思想的语词；另一方面，却又有效地表达了这些思想的相反含义。伟大的宗教和哲学思想中的结局就是如此：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学说也不例外。 什么是弗洛伊德的原来的体系呢？ 首先是彻底的思想。“彻底的”这个词的本来意义是指寻根究底，——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既然这个根基是人，因而也就是探究人的本性和本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乃是一种批判的思想；首先是对现存精神病学的思想的批判。这些思想把意识当作精神病的基本论据。但是，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是一种批判的思想，这是就其更广的意义而言的。它的思想攻击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许多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驳斥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性欲不是理性和科学研究的一个主题，同时也揭示了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观念的虚假性以及儿童的“纯洁性”和“清白无辜”的伤感思想。然而，正如我们以前所指出过的，对这样一种观点的攻击是最为重要的，即任何超越意识的精神内容乃是不存在的。弗洛伊德的体系是对现存思想和偏见的一种挑战；它开辟了思想领域内的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是与自然科学和艺术的新进展保持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也可被称为是一场革命运动，尽管弗洛伊德除了对社会的某些方面展开批判之外，他既没有超越现存的社会秩序，也没有思考过新的社会和政治的可能性。 在弗洛伊德的学说提出的第一个三十年中，这一激进的、批判运动的情况究竟怎样呢？ 首先要说明的是，到目前为止，精神分析学说特别在欧洲那些笃信新教的国家以及在美国都获得了极大成功，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这一学说则普遍遭到许多“严肃的”精神病医生和公众的冷嘲热讽。精神分析学说不断获得最［注：“最”字疑多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成功的原因有许多，这正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论述的。事实上，在精神分析学说提出的最早二十年中，这一学说曾受到人们的奚落，以后却在精神病这个领域内逐渐受到重视，为许多社会科学家所接受，并在许多文学家中间广为流行。例如，托马斯·曼便是这些文学家中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然而，精神分析学说不仅得到学院和知识界人士的承认，而且也得到了公众舆论的承认；精神分析学家顿时觉得，对于前来求医的所有患者真有点应接不暇；实际上，从经济和名誉的角度来看，精神分析这个职业已成了报酬最高的职业之一。 但是，与这一成功的发展相应的并不是精神分析学说在理论和治疗方面有许多重大的发现。可以这么推测，精神分析学说的成功实际上也加速了这一学说的退化。总的来说，精神分析学说失去了原来激进、批判和挑战的特点。大约在本世纪初，弗洛伊德学说——尽管并不全都是正确的——向现存的习俗和思想提出了挑战；这一学说必然是以一种批判的精神吸引着人们，并成为批判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批判运动出现在西方社会知识、政治和艺术生活的各个领域。然而，到了一九三〇年，社会的风气变了（在某种程度上是受了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但主要是由于一个消费社会的出现，这个社会鼓励所有领域内的消费和欲望的满足）。性欲不再成为禁忌，自由地谈论乱伦的欲望和性行为的反常不再使城市中产阶级感到震惊。所有这些谈论的话题失去了其被禁忌的特点，并作为最新的、但不那么特别令人兴奋的“科学的”结果被人们所接受。而在一九一〇年期间，这些话题连一个极为普通的“体面的”人想都不敢去想。从好几个方面来看，精神分析学并没有向社会提出挑战，而是与社会保持一致，这不仅仅在这种显而易见的意义上来说是如此，即自从弗洛伊德的《一种幻想的未来》和《文明及其不满》发表以来，精神分析学家们几乎毫无例外地不再对社会展开批判；相反，绝大多数精神分析学家们代表了城市中产阶级的态度，倾向于把任何违背这一态度的精神病患者或视为左派或视为右派。在城市中产阶级中，几乎没有任何精神病分析学家具有超出那些习俗的严肃的政治、哲学或宗教兴趣。正是这个事实指出了精神分析学衰落的另一个方面：精神分析学成了政治和宗教方面的激进主义的一个替代物，而没有成为一种激进的运动。那些坚持精神分析学的人们，出于某种原因，并不对严肃的政治或宗教问题感兴趣，因此，这些人的生活失去了他们的前辈们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意义。然而，既然人需要某种哲学来使他的生活有意义，精神分析学正是为这种人准备的；它意味着给人们提供一种包罗万象的生命哲学，尽管弗洛伊德明确地否认了这个目的。许多用精神分析法治疗过的人都相信，弗洛伊德通过运用俄底浦斯情结、畏惧阉割等概念解开了一切生活之谜；如果整个世界也能用精神分析法来治疗的话，或者说，至少是全世界所有的领导人都能用精神分析法来治疗的话，那么就不存在任何严肃的政治问题需要人们去解决的了。 现代的个人同他的祖父比较起来，显得更为孤立、更感到孤独，然而，现代人却在精神分析学中找到一种解决的方法。他是一群有点古怪的狂热崇拜者中的一员；他是一个新加入者，已经参加了分析的仪式，现在则知道了一切值得知道的秘密，并因而成为这一崇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后，他发现人们赞同地聆听他的讲话而没有指责他，他感到满足。这一因素在那个谁也不听谁的社会显得特别重要。人们在互相谈话的同时却并不互相听取对方的意见，除了表面上有礼貌地“倾听”别人的说话外。另外，精神分析学家的地位被那些用精神分析法（移情）治疗过的人抬高了；精神分析学家变成了一位英雄，他在生活方面的作用和一个宗教世界中的牧师或某些政治体系中的大小领袖一样重要。除此之外，精神分析学家还强调早期儿童的经历是以后发展的原因这一论点也减轻了许多人应承担的责任。他们认为，一个病人所必须做的是不停地谈话，直到他回忆起童年的痛苦为止——以后便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幸福。许多人相信，“通过谈话就能成功地获得幸福”这种说法，忘记了在生活中不经过努力，不敢于冒险，不常常遭受某种痛苦是不可能获得任何成就的。付给精神分析学家的报酬、每周在长椅上进行五小时的谈话、抵抗时所产生的某种痛苦都被视为是与努力和大胆的行为相同的，但是，这些毕竟不是十分相似的，在中上阶级的人看来，金钱和时间都不能代表严肃的牺牲，这是千真万确的。 患者需要什么？如果他具有诸如心理原发性的头疼或洗手强迫症的严重症状，或者，如果他因性无能而感到痛苦的话，那么，他就希望医治带有这些症状的疾病。这正是促使弗洛伊德的许多病人前来求助于分析法的动力。一般地说来，用精神分析法来医治这些症状是不难的，低估一下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患者被治好了。越来越多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任何“症状”的人都来了。他们患有大约一个世纪以前被法国人称为“时代的疾病”；他们感到一种普遍的不幸，不满意自己的工作、缺少婚姻的幸福，用圣经上的一句话来说，即“他们富有却缺少欢乐”。这种新型的病人从精神分析的过程中得到的只是安慰，尽管精神分析过程是不成功的；他们通过和某人的谈话，或 “属于”某一群崇拜者，或掌握了一门“哲学”而感到满足。治疗的目的通常是为了帮助病人更好地适应现存的状况，适应被人们常常称之为的“现实”；精神健康往往就是对现存状况的适应，换句话说，个人不幸的一种精神状态被还原成普遍的不幸。在这类精神分析学中，这种现实问题，即人的孤独和异化，人对生活缺少一种浓厚的兴趣是不需要被触及到的。 你若不提及当代工业社会中心理学的功能这个问题的话，至少你就不可能谈论当代许多精神分析学家所具有的“适应”这一目的。这是一个需要人们无冲突地适应一种复杂的、等级森严的组织体系的社会。这个社会产生了一种俯首帖耳的人，一种没有良心或信念的人，这种人引以自豪的是成为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尽管这是在一架庞大、庄重的机器上的一个小零件。他不能有疑问，不能批判地思考，不能有任何激情和兴趣，因为这会妨碍这一组织机构的和谐功能。但是，人并不能变成一样东西，不能不提问题。因此，尽管保证了“工作的安全”，提供了“老年人的抚恤金”，对属于一个庞大的、“众所周知”的组织感到满意，人们并不会就此安分守己，感到幸福的。这时，心理学家们起了作用。他通过试验，已经消除了更多的具有冒险和反叛精神的那种类型的人，并未那些至今仍不能与那种有组织的生活保持和谐的人减轻了痛苦，使他们能“表达自己”，能有人听他们的谈话而感到满足。最后——也即最重要的，是使他们清楚地认识到，缺少这种适应性就会成为精神病，从而帮助他们摆脱那些有碍于全面适应的倾向。心理学家们运用了从苏格拉底到弗洛伊德的那些“公正”的语言，成为工业社会中的牧师，并通过使个人成为一个完全被调整过的、顺从的人来帮助社会达到它的目的。 我们从一个在工业社会中心理学的作用谈到精神分析学说及其衰亡的特殊问题时，还必须指出另外一个因素，即精神分析运动本身的官僚主义因素。弗洛伊德在对待自己体系的纯洁性的态度方面，有点独裁。这是千真万确的，但也必须考虑到，弗洛伊德发展了一个最原始的体系，这一体系遭到来自一切方面的猛烈攻击。要使这一体系不受其公开的敌人的反对是容易的，但是，要使这一体系不遭到那些坚持这一体系的人的攻击则会困难得多。那些人一方面有意识地与弗洛伊德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又经不住这一诱惑，亦即使这一体系更适合社会，因而也使这一体系成为虚假的学说。弗洛伊德为了保持自己学说的纯洁性和激进性，指令一个由七人组成的秘密班子密切注视精神分析学的发展。但是，这个班子不久就具备了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官僚主义的典型特征。这些成员之间充满了强烈的嫉妒心。以琼斯为一方，以弗兰西和雅克为另一方，只是众所周知的。关于这一点，这事实为这些竞争者们提供了有力的说明，即琼斯自这两个人都死了以后，在他所写的弗洛伊德的传记中指出，这两个竞争者在临死前都得了精神错乱症，这种状况显然是与事实相反的。[1] 这一运动越向前发展，该运动的领导人则越官僚。到目前为止，许多新成员都参加了这个运动并试图控制着这个运动，它不再提防那些由于缺乏勇气，试图拒绝接受弗洛伊德学说的人。相反，正如前面所说的，官方的精神分析学说已失去了其激进的特点，官僚政治的目的通常是消灭和排挤更多的激进的精神分析学家。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也即是对这一运动及其成员们的控制，事实也确实如此。一些不完全赞同这种教条的老的成员们则被排除在外或被迫辞职，另一些人则遭到伦敦当局的批评，原因是他们在聆听官僚主义的一位正统代表发言的时候面部显示出一种厌倦的表情。精神分析学家们（事实上，而不是形式上）被禁止在那群不是官方组织成员的分析家所召开的科学会议上进行演讲。精神分析运动的官僚主义化的结果便是使科学创造性相应地减少，这是并不令人感到惊奇的。精神分析学家们迟早总会与官僚政治保持紧密的联系，并在其职责范围以外，继续干自己的工作。精神分析学方面的许多新思想就是由这些分析家们来表达的。 马克思学说在其产生后的一百多年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这里，我们必须从当初的状况说起，即基本上是指十九世纪中叶至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运动一样，都是彻底的，人道主义的——“彻底的”这个词的本来含义是我们先前所说的追根寻源的意思，这些根就是人：人道主义意指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的全面发展是一切社会努力的目的与准则。使人摆脱那种阻碍人的全面发展的经济状况的神秘束缚乃是马克思整个学说和努力的目标，在最早的五十或六十年内的社会主义是西方世界最重要的、真正的精神运动，当然这不是用神学的语言来体现的。 这一运动又怎么样了呢？它成功了，获得了权力，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它屈服于自己的反对者——资本主义的精神。这一发展并不太令人感到吃惊。资本主义的成就超出了早期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技术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发展并没有导致工人们的不断贫困化，反而使工人们得益于这些进步。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这种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无疑是以殖民地的人民为代价的。此外，这又是社会主义党和工会组织为享有更多社会产品而斗争的结果。但是，不管这些不同的因素的作用如何，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工人和他们的领导人被资本主义的精神所俘虏；他们开始按照资本主义的原则来解释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道主义社会，一个以全面发展人的个性为宗旨的社会，而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却认为，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改善经济和社会政治状况的一场运动；他们认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化，加之福利国家的原则，乃是衡量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充足准则。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的原则基本上与资本主义的原则是相同的：最大的经济效益，规模巨大的官僚工业机构以及在这个既官僚有具有经济收效大的体系中个人的绝对服从。 西方和东方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者基本上都对社会主义作了资本主义的解释 。但是，按照他们各自的经济和政治立场，他们采取了不同的解决办法。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初期，西方领导人开始与资本主义和平相处。两个阵营中的领导人并没有忠实于他们和平与国际主义的基本信念，他们各自支持自己的政府，并宣称他们是为了自由而支持战争的，因为他们能为分别参加反对德国皇帝和沙皇的斗争而感到莫大的幸运。德国帝国制度的崩溃乃是远远超出合理地思考范围的一次失败了的战争延续的结果。这些领导人为了击败革命同将军们一起组成了一个秘密的同盟。他们首先允许国防建设，允许各种秘密的、半秘密的、半军事化的组织发展起来，这些组织成了纳粹权力的基础——实际上，这些组织在纳粹和民族主义右翼势力的不断发展的力量和压迫面前彻底投降了。法国的社会主义领导人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他们促使在高莫奈领导下的法国社会主义党公开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在英国以及斯堪的那维亚国家，情况就有些不同了。在这些国家，社会主义者或暂时地、或多少持久地赢得了大多数人，并利用他们的力量建造了一个福利国家。一种高度发展的社会安全体系，特别是一种社会健康服务的体系，使这一制度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一制度是由十九世纪的欧洲保守派开始制定的（即英国的和德国的俾斯麦）。在美国则是由三十年代罗斯福当政期间开始执行的。另外，英国劳工党使某些重点工业社会化，认为生产资料的这一社会化乃是真正社会主义的奠基石。但是，他们一方面满足工人们的经济要求，另一方面，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却不再正视人类状况发生了一种根本的变化。他们在选举中一次次地失败了，并试图通过放弃一切激进的目的来弥补他们的损失。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德国。在那里，社会民主党不仅放弃了所有的社会主义目标，而且也接受了民族主义和重新武装的原则，以致于社会民主政策与他们的反对者的政策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苏联发生的情况与西方的发展显然是对立的，但也有某些相同之处。与西方欧洲国家不同，苏联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全面工业化的国家，尽管现存的工业是高度发展的；苏联人口的四分之三是农民，绝大多数又都是贫苦的农民。沙皇的管理是腐败无能的，除此之外，一九一四年的战争使俄国人民流尽了鲜血，却未能获得胜利。由克伦斯基和其他人领导的一九一七年的第一次战争也失败了，主要原因是领导人不愿意结束战争。因此，列宁面临着在一个不具备经济条件的国家里夺取政权的任务。按照马克思的思想，经济状况乃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必要条件。列宁合乎逻辑地将自己的一切希望寄托于西欧，特别寄希望在德国爆发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这些希望并没能得到实现，布尔什维克革命正面临着这一难以解决的任务。到了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情况就非常明确了，德国革命的希望已完全落空，与此同时，列宁病情严重，并于一九二四年与世长辞了，他留下了一个必须解决的最终的难题。 斯大林打着马克思和列宁的旗帜，实际上却全力以赴地在俄国建立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斯大林组织了由一种新的管理官僚领导的国家工业垄断，运用了一种集中化的、官僚主义的非试验性的方法。这一方法在西方国家中却得到了并非全面的、迅猛的发展。为了使全体农民具有现代工业所必须的劳动纪律，此外，为了使全体人民接受消费品，这种消费是用来建设基本的工业资本迅速积累所必需的，斯大林采取了两种手段，一是暴力和恐怖——尽管由于斯大林本人严重的疑心病和对个人权力的无限追求——恐怖已远远超出了上述经济目的所必需的范围，事实上，在许多方面削弱了他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地位。斯大林运用的另一种手段与资本主义国家内所运用的手段相仿：按工作的质量和数量有刺激地不断增加收入。这种刺激乃是用来提高工人、管理人员和农民们工作效力的最重要的手段。事实上，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的管理人员都相信，“利润动机”乃是进步的唯一有效动机，这是苏联体系所乐意接受的，特别是当这位管理人员反对工会在管理中的阻碍作用的时候。[2] 直到斯大林逝世的时候为止，苏联已为日益增加的消费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同时，它也培养了全体人民具有严格工业劳动的纪律，从而结束了恐怖，建立起了一个警察国家。这个国家不允许有任何批判这个体制的意见发表，甚至不允许有稍不符合政治活动的言论的发表；另一方面，它又使普通的公民摆脱这种恐怖感，即因早期表达批判的思想而遭被捕，或者是由于遭到自己的一个敌人的指责而感到害怕。 斯大林的名声扫地最终表现在一九六一年秋共产党的大会上，被这次大会所接受的共产党新纲领乃是苏联由斯大林向赫鲁晓夫阶段过渡的最后标志。这一阶段具有各种不同因素的特征。经济上，它是一个彻底集权化了的国家资本主义，从而使当代工业主义的垄断原则达到其发展的最终阶段；这个社会也是一个福利国家，它关心全体人民的基本的社会需要和经济需要；政治上，它是一个警察国家，它限制言论自由和政治活动的自由，并制订了各种清规戒律，防止公民们采取任意的整顿措施。公民们知道什么是他们可以做的，什么是他们不能做的，这样，他在这些有限的范围内活动的话，那么，他就不必感到害怕了。赫鲁晓夫的体系在文化和心理学方面主张一种卡尔文的伦理学和一种严密的、以祖国、工作、家庭和职责为核心的道德——这种道德更接近于彼塔姆或莎拉查尔的思想，而不是马克思的思想。今日的苏联是一个保守的“占有”国，在许多方面比“资本主义”更反动，而在私人企业的利益不妨碍政府总的政治和经济计划这个基本方面却比“资本主义”进步。 苏联的体系仍然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发表过的革命社会主义思想当作意识形态灌输给群众。但是，这些思想并没有失去其有效性，这种状况与西方的情况相同。在西方，基督教的思想仍然为人们所利用。不过这主要是被当作意识形态来使用的，也就是说，这些思想存在于承认这些思想的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和行动中，却没有任何一种有效的基础。 先前所述的心理分析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都是以宣告它们的失败这个悲剧性的论断为终结的。但是，一方面，就已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官僚主义机构而言，这一论断是正确的；另一方面，这个论断却不重视更有希望的各个方面。 精神分析学的激进主义并没有被官僚主义所扼杀，精神分析学的思想也未被官僚主义所窒息。尽管一些精神分析学家的观点各有不同，他们却在试图寻找新的办法，创造新的概念。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过程的卓越发现便是他们的思想来源，不过，这些精神分析学还运用了新的治疗经验，并利用了生物学和医学方面的进步成就，以及由哲学和理论物理学所提出的新思维方法。事实上，他们的一些观点非常接近弗洛伊德的思想，而在所有这些不同思潮中的共同的主要因素则体现在这一事实中，即他们都使自己摆脱精神分析学上的官僚主义思想的控制，并在创造性地发展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治疗方法方面，充分利用了这一自由。 社会主义是一场具有更伟大的历史意义的运动，精神分析学是无法同这场运动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既没有被它的敌人所摧垮，也没有被它或右或左的“代表人物”所摧垮。全世界有各种激进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所组成的小型团体，他们阐明并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试图对发展一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作出贡献，这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既不同于苏联的共产主义，又不同于资本主义。阐明马克思的这一精神的呼声仍然是微弱的，被隔离的，但从中也显露出了一线希望，即如果人类能够避免一场极其疯狂的核战争的话，那么，一场新的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必将会实现西方和东方的人道主义原则和目标。 [1]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见弗洛姆：《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的使命》（纽约，1959年） [2] 关于这些论点的详细分析见弗洛姆的《让人占居优势》（纽约，1961年）第46-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