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洛姆 -> 《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962） 第十一章 一些有关的思想 在有关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学说的各章节中，还有一些观点尚未论述过。这些观点恰恰是本书主题思想的前提或结果。本章将试图论述这些有关的思想。 首先要论述的是“思维”与思维的“对象”之间的联系。心理学和社会学都以人为其研究对象。我可以通过象观察任何别的对象那样去观察人，从而得到许多有关人的知识。我——观察者——与我的“对象”对立（“对象”和“对象性”的词根都是相同的；在德文中，“对象”亦即“对立”），目的是为了观察、描述、衡量和估价这个对象。——然而，如果它始终是一个“对象”的话，我便不可能把它理解为一个有生命的对象。我只有在与人相处的情况下才能认识人，即只有当这个人不再成为一个分裂的对象，而成为我的一部分，或更确切地说，当这个人既是“我”又是“非我”的时候，我才能认识这个人。如果我总是一个远距离的观察家，我看到的只是表面的行为，倘若这种表面的行为正是我想要知道的话，那么，我会因能成为一个观察者而感到满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却不能把握这个人的整体，也不能把握他的全部现实。即便我可以从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来描述他，然而，我却永远不可能理解他。我只有对他采取坦率的态度，同他心心相印，确切地说，我只有同他发生关系，才能认识我的伙伴；看到他也即意味着认识他。 如果我的脑子里装的全是我自己的话，即一个人只知道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欲望或自己的痛苦的话，那么，我又如何可能去认识别人呢？但是，知道自己的形象、欲望和痛苦并不就是成为“那个人本身”。当然为了认识别人，我确实需要自己，假如我自己没有恐惧、悲伤、孤独、希望或爱情的体验的话，我又如何来理解他人的恐惧、悲伤、孤独、希望或爱情呢？假如我不能动用我在同自己的伙伴交往中的不曾动用自己的感情的话，那么，我只能知道许多有关他的情况，却永远也不可能认识他。坦率乃是使我满脑子地想着他、与他融为一体的条件；但是，我需要成为我，否则的话，我又何以可能持这种坦率的态度呢？我需要成为我自己，这个我自己也即是唯一的真实存在的自我，其目的正是为了显示自己，超越对这个唯一实在的自我的幻想。只要我还没有建立起我自身的同一性，只要我还没有彻底脱离开诞生地，摆脱与家庭、种族以及民族的联系——换言之，只要我还没有成为一个人，一个自由人，我就不可能具有这种个性，仅仅体验到自己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是一个短暂的、孤立的实体。 与某事或某物发生关系，参预其中，就意味着与某事或某物有关。假如我是一个参预者，而不是一个远距离的观察者，我便会对某事或某物发生兴趣（兴趣亦即“在里面”）。“在里面”当然不是指在外面。如果“我在其中”，那么，这个世界就成了我所关心的对象了。这一关心也可能是一种毁灭。一个自杀的人对自己的兴趣便是摧毁自己，正象世界上杀人者的兴趣在于毁灭世界一样。而后一种兴趣是病理性的；并不是因为“人的善良本性”，而恰恰是因为生活的特性才使人持有这种兴趣；“在这个世界里面”意味着与自己和一切别的存在的生活和发展有关。 于是，有关的知识，“内在”的知识产生了帮助的欲望；如果就这个词的广义而言，这是指治疗学上的、被定向了的知识。我们可以在佛教思想中找到有关这一知识特性的古典表述。当释迦牟尼看到一个老人、一个病人或一个死者的时候，他不会一直是一个远距离的观察家；他会为之感动而去思考人怎样才能摆脱痛苦这个问题。正式释迦牟尼的关心才拯救了人类，从而发现，如果人能使自己摆脱贪婪和无知的话，人也就能使自己摆脱痛苦。一旦对世界的这种倾向性成为人所热切关心的一个问题的话，那么，对世界所作的思考都有其各自不同的途径，我们以医学为例，能简明扼要地说明这一点。医学上有多少发现不是出于治病救人的愿望？这种愿望同样也是弗洛伊德的所有发现的基础。如果弗洛伊德不是受医治精神错乱者这一愿望所驱使的话，那么，弗洛伊德又如何可能在梦和其他症候的不同假象中发现无意识呢？显然，任意的、毫无兴趣的观察很难产生有意义的知识。理智所提出的一切问题都是由我们的兴趣所决定的。假如兴趣与理性结合，也即是兴趣与认识事物之所以为事物，“使事物成其为事物”的能力相结合，那么，这种兴趣便不是与知识相对立的，而是知识的条件。 我曾经是一个精神分析学家。那时的活动对于我的这一认识有很大的帮助。我被严格地按照弗洛伊德分析一个病人的程序进行过训练，即坐在病人的背后，倾听患者自由联想的述说。实验室试验的方法乃是精神分析这种技术的模式：病人是“对象”，分析学家只是观察病人的联想、梦等，并分析病人所提供的材料。分析学家仅仅是一位远距离的观察家，是一面镜子，而不是一个参预者。我这种方式工作的时间越长，就越感到不满意。首先，在分析工作的时候，我常常感到疲惫不堪、甚至昏昏欲睡；以〔而〕当这一工作结束的时候，我才觉得如释重负。但是，更糟糕的是，我越来越感到我不可能真正地理解病人。诚然，我也学会了怎样去“解释”病人，并且，我非常努力地学会了以这样一种方式去解释病人，亦即使病人的联想和梦正符合我的理论预测。但是，我谈论的仍然只是有关病人的情况，而不是与这位病人的谈话。同时，我也感到，我应该理解的事却没有被我理解。开始，我十分自然地以为，所有这些疑点都是由于我缺乏经验所引起的。但是，这些疑点并没有随着我的经验的增长而减少；相反，却越来越多了。我开始怀疑我所使用的方法。我受到那些和我有着相同经验的人的敦促和鼓励，着手捉摸着寻求一种新的方法。最后，我找到了一种简单的方法；我必须成为一个参预者，而不是一个旁观者；与病人打交道，不能只停留在表面，而是要深入病人的内心世界。我发现，我能逐渐认识到病人的各种情况，这些情况正是我以前所没有观察到的。我开始理解病人，而不只是解释病人所说的一切。在整个分析过程中，我再也不感到精疲力尽了。同时，我也体会到，在全力以赴地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任何人都可能是完全客观的。这里“客观”意指对病人之所以成为其病人的认识，而不是我要他成为这样的病人，但是，人只有不贪图个人的利益，既不需要得到病人的钦佩或顺从，甚至也不需要病人的“痊愈”，才能具有这种客观性。如果有人以为，我现在所说的与我以前所说的，即帮助的愿望可以促进人的思想自相矛盾的话，那么，我就必须强调指出，事实上这两者是不矛盾的。假如出于真心实意地帮助别人这一愿望，我就不会计较个人的得失，也不会因为病人的病情没有好转而损伤自己的自尊心，更不会因为病人的康复而吹嘘“自己的”成就。 心理学的情况同样也适用于社会学，如果我对社会漠不关心，那么我对社会所作的思考也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这只是一种盲目的摸索，尽管所收集的“数据”和令人难忘的统计数字掩盖了这种盲目性。一旦我要研究人的时候，我又如何可能将我所关心的个人（这个个人乃是社会的一部分）与我所关心的社会分割开来呢？——社会引起我极大的痛苦，我要减轻这种痛苦，正是这种愿望才使我起来帮助人们成为真正的人。在研究人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不同的问题：人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一个完整的人，人能成为怎样一个人？正是这一思考使马克思作出了伟大的发现。这些发现，象其他科学的发现一样，并不全是正确的；事实上，科学的历史乃是各种错误的历史。 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学说，都说明了这一点。一种新的发现并不必然是真理的最终表述，关键在于这种新的发现是富有成效的，它能引导人们做出更大的发现，此外在真理的发现中，人由于进一步的觉醒而影响后人，改变了自己。 人们通常是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术语来说明事物及其知识之间的关系的。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那样，我们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还要改造世界。事实上，无改造之目的的理论说明它仍旧是空洞的；不作任何理论说明的改造则是盲目的。解释和改造、理论与实践，并不是可以被结合起来的两个独立因素，而是两个互相关联的因素，即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发生联系的：实践丰富了知识，并以知识为指导；一旦理论与实践不再分割开来的时候，两者都能改变各自的性质。 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的问题还包括另外一个方面，即理智与性格之间的关系。诚然，每一个人天生就达到了一定的智力水平，这个人或成为白痴或成为天才并不取决于各种心理因素。然而，白痴与天才毕竟是些例外；我印象最深的则是广大人民的愚昧和无知，这些人既不是白痴，又不是天才。我所说的智力的贫乏并不是由各种智力测验来衡量的，而是指没有能力来认识不易察觉的各种现象的原因，没有能力把握同一现象中的各种矛盾，把不同的、并不是显而易见的有关联的因素联系起来。为什么人们看不到在个人和社会事务中那些最为明显的事实，反而去依恋于那些无休止地重复、却从不被人怀疑的陈腐思想呢？除了天赋能力外，理智大都是独立、勇气和生命力的一种功能；愚昧无知相应地即是屈服、恐惧和内在死亡的一种结果。如果将那些至今仍未被认为是有关联的各种因素联系起来的能力看成是理智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的话，那么，那些坚持陈旧思想和习俗的人就不敢承认这种联系；那种害怕差异的人也不敢承认这些思想和习俗的虚假性，因此，这就极大地妨碍了他们对现实的认识。皇帝的新装这个故事中的小男孩看到了赤身裸体的皇帝，事实上他根本不可能比成年人更聪明，但是，他却比成年人更少一些盲从的欲望。此外，任何一个新的发现都是一种冒险，各种冒险不仅需要某种内在安全的程度，而且也需要一种活力和欢乐，我们只可能从那些人身上找到这种活力和欢乐，这些人认为，生活不只是消除紧张和避免痛苦。为了逐渐消灭这种普遍的愚昧无知，我们需要的并不是更多的“智力”，而是需要一种不同性格的人，即独立的、敢于冒险和热爱生活的人。 我认为，在结束有关智力这个问题的讨论之前，还必须论及该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即知识化与误用语词的危险。被运用的语词并不意指该语词所表述的对象；语词成了空洞的外壳，人们就象学习一门外语那样来学习某些哲学、宗教和政治思想。事实上，需要避免的最大危险之一是语词与事实的混淆；语词的物化妨碍了对现实的理解。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一切领域中——也许，主要是从宗教、政治和哲学中就能观察到。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信仰上帝；但是，从一切观察来看，无论是通过科学地有组织的观察，还是通过随意的观察，我们似乎都能清楚地看到，对上帝的信仰几乎并不产生什么行动的后果和生活的行为。许多人关心的只是健康、金钱和“教育”（后者是社会成果的一部分），根本不关心因为思考到上帝而产生的那些问题。我们都是饥饿的消费者和自豪的生产者，并确切地显示出我们所指责的“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的一切特征。如果我们在向上帝的宣誓中还有什么需要认真考虑的话，那便是承认这个事实：即上帝已成了一个偶像。这种偶像并不是象我们的祖先所崇拜的、由木头或石头做成的一种偶像，而是一种语词、习惯用语、教义的偶像。我们时刻都在违背这个命令，即不允许利用上帝的虚名，这也就是说，我们总是利用上帝这个空名，而没有把它作为一种无法表达的经验的结结巴巴的表述。我们听人说他们信仰上帝，才把这些人说成是有“宗教信仰”的。难道要说明这一点还有什么困难之处吗？除了人们所说的这些以外，还有什么现实存在于其中吗？ 显然，我这里所说的一种经验应当是语词中所包含的现实。这种经验是什么呢？那就是承认自己是整个人类的一部分，承认人是按照一系列的价值观生活的，其中对爱情、正义、真理的全面体验乃是生活的最终目的，一切都是从属于这个目的的；这意味着对发展人的爱情和理性权利的不断追求，以便达到与世界的一种新的和谐；它也意味着对人性的追求，从而认识自己与一切存在物的同一性，丢掉对一种孤立的、不可摧毁的自我幻想。这并不是把凯撒混同于上帝。在凯撒的王国内，一个人可以比另一个人拥有更大的权力，更富有才能、智慧和成就。但是，在宗教的领域内，没有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优越，也没有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低下。我们都是人——圣人和罪犯，英雄和懦夫。要获得这样一种真正的经验，即不再将“凯撒”和“上帝”混为一谈，乃是隐藏在语词中的现实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这些语词表明，“将凯撒的东西交给凯撒，将上帝的东西交给上帝”。 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区别涉及到宗教经验的另一个最有意义的方面，那就是对权力的态度。凯撒的领域是权力的领域。在我们的物质生存中，我们都顺从于权力。任何一个有手枪的人都能杀死我们或监禁我们；任何一个控制我们生活资料的人都能使我们饿死或迫使我们按照他的意旨办事。为了生存，我们必须屈服或斗争——假如有一个机会的话——然而，通常是没有任何机会的。正因为权力决定着生和死、自由和奴役，它不仅影响着我们的肉体，而且还影响着我们的精神。一个拥有至高无上势力的人是受到尊敬和崇拜的。尽管他奴役着我们，但他仍被认为是全知全能、至善至美的，因为我们宁可“自觉自愿”地顺从“善良”和“聪明”的人，而不愿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无能为力地拒绝对那些邪恶的人的服从。只要我们赞美权力，我们就会接收凯撒的价值观念；如果我们把上帝与权力联系起来的话，我们就会犯将上帝变成凯撒的亵渎罪。然而，这也正是几千年来人们所干的。真正的精神经验认识到权力这些事实——但是，它从未把权力赞美成智慧或善良的化身。那位预言家的话正是这种经验的至理名言：“上帝既不是依靠威力，也不是依靠权力，而是依靠我的精神来说话的。” 宗教的演化是与人的自我意识和个性的发展紧密相关的，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人似乎也发展了孤独以及与别人分离的经验，结果便产生了巨大的痛苦。正是为了克服这种痛苦，人才产生了与世界相统一，而不再成为孤独者这一强烈的欲望。千百万年来，人试图回到他出生的地方，再次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人愿意再次与动物、大树生活在一起；他希望摆脱成为一个人的负担，希望回避对自己、对世界的意识。他崇拜树木与河流，把自己与动物视为同一，并通过象动物那样地行动和感觉来达到这种同一性。他因谈论酒类饮料、谈论药物或因为他是一个性欲狂而成为人。最终他使自己成为偶像，并为之倾注了自己所有的一切，牺牲了自己的孩子与家畜，其目的则是为了感觉到自己是这个偶像中的一部分，并在这种共生的现象中感到强大和力量，但是，在历史这个阶段，在最近的四千年中，人作出了一种决定性的转折。他认识到，通过人性的毁灭，他是永远也不可能找到这种统一性的；他永远也返回不到无知的乐园；永远不可能通过倒退的途径来解决作为一个人的问题，解决既超越自然、又在自然之中的问题。他承认，只有通过这种途径，即不断地前进，从而全面地发展人的理性和爱情，使人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并找到同人和自然的一种新的和谐，感觉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犹如生活在自己的家里一样，人才能解决自身的问题。 这种新的见解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至五百年之间出现在世界的许多不同的地方。中国的老子、印度的释迦牟尼、埃及的依克纳顿、巴勒斯坦的摩西，以及希腊的哲学家们，都提出了这一见解。在这些不同的发现之中，经验可能不会是完全相同的；事实上，没有两个人的经验恰恰是相同的。然而，这些经验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人们只是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将它们阐述出来。老子和释迦牟尼根本就没有说过上帝；老子说过“道”，释迦牟尼说过“涅磐”和启蒙。希腊哲学家们则说过一个原则、一种作为始基的实体或一个不动的推动者。另一方面，埃及人和希伯来人却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由于他们具有中央集权的传统，各个小国拥有一个强有力的皇上，他们想象出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想象出天国和人间的主宰。希伯来人反对偶像崇拜，他们禁止创造上帝的任何形象；他们最伟大的哲学家迈莫尼德在一千年以后宣称，甚至提及上帝的一个肯定的属性也是不许可的。但是，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上帝这个思维概念乃是一种形式，它阐明了那些不可表述的东西，从而成为西方世界中有关宗教经验的主要概念。十八和十九世纪中的许多人都反对这一思维概念，同时也反对国王和皇帝。在启蒙哲学和新型的人道主义中，奠定宗教传统基础的经验是用无神论的术语来表达的——即用有关人的概念，而不是用上帝的概念来表达的。这是一个有关人的全面发展、使人成为一种目的，而不是一种手段，为人的精神发展创造社会条件的问题。马克思、傅立叶、克鲁泡特金、欧文、乔勒斯、罗莎·卢森堡和高尔基的社会主义乃是过去一百年中最重要的、真正的宗教运动。自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开始以来，人道主义传统的崩溃几乎彻底摧垮了这一无神论的“宗教”运动。尼采说，上帝死了；一九一四年以后所发生的一切情况表明：人死了。几乎只有少数几个人和一些小团体继承了人道主义的传统精神；甘地、爱因斯坦和斯魏泽便是我们时代人道主义的最伟大的代表人物。 在政治这一意识形态领域内，语言的拜物教和宗教一样危险。语词是与说这些语词的人的行为和全部个性联系在一起的。它只能在行为和性格的全部内容中才有意义；除非在这些因素中具有统一性，否则的话，语词则是用来为欺骗别人和欺骗自己服务的；这些语词并不具有显示的功能，相反，具有隐蔽的功能。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历史时期，这一切乃是为许多人所理解的。不少社会主义领导人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以前用国际主义与和平的语言来说话，一天以后便参加了战争。四年以后，这些领导人又利用“社会主义正在大踏步地前进”这一口号，来阻止德国革命后任何有效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墨索里尼摇身一变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头目；但是，直到他背叛的那天，墨索里尼的言论和那些别的社会主义者并没有什么两样。希特勒把他的制度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其目的乃是为德国重工业以及对东方和西方的扩张服务的；斯大林称他的体系为“社会主义”，这一体系是为迅速建设一个工业化的俄国服务的，然而，这种社会主义却完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那就是人的一切价值。斯大林的朋友和敌人都用言论代替了现实。我们同样也能称弗朗哥和其他独裁者为“自由世界的代表者”。 语词的拜物教是反对承认现实的，而人对现实的研究，人不断地接近现实则标志着人的发展。人对现实的研究同时也是人对幻想的否定。释迦牟尼、摩西、希腊的哲学家们、伟大的艺术家们、伟大的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们，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具有这样的一种强烈的欲望，即渴望突破感觉和“常识”骗人的“虚幻境界”，以便达到对人类和自然的认识，对精神和物质现实的认识。这正是他们的共同之处。虽然他们所研究的领域不同，方法不同，但是，毫无疑问，他们的动力和目的都是相同的。人类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得归因于那些丢掉幻想和寻求现实的人。 对现实的探究和对幻想的揭示不仅产生了认识和知识，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也改变了人。人的眼睛是睁开的，人是醒着的，他看到了世界之所以为世界，并学会了如何运用和发展自己的理智和有效的力量，以便与现实相符合。只有那些眼镜睁开的人才是现实主义者。今天，在艺术和科学领域中，许多富有创造性的男人和女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同一立场上，这绝不是偶然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需要国际间的了解、非工业化国家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解放，需要结束战争和军备竞赛，相信人是能够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选择生，而不是死。然而，“现实主义者”指责我们文明的这些领导人“多愁善感”、“软弱”和“不现实”。与一切历史的证明相反，现实主义的代言人宣称，只有一场更为激烈的军备竞赛才能维护和平；他们打着一张毁灭平衡的王牌，按照这张王牌，六千万死难的美国人是被“承认的”，还有一亿人是“不被承认的”。他们谈到保护全体人民的防空计划，他们也捏造出许多想象的证据，以便避免陈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核战争期间，以及在一切类似的战争中，我们各大城市的全体居民在几秒钟和几个小时内会被消灭，他们都死于防空洞内外。这些“现实主义者们”并不知道，正是他们才是最不现实的。过去，人类社会的各个不同部门都是互相独立的，因此，当一种文明社会中的“现实主义者”要摧毁这个社会时，其他别的文明社会仍可以继续繁荣昌盛起来。今天，人与人之间是如此这般地互相纠缠在一起，以致于一群疯狂的“现实主义者”也能够终止千百万代人的英勇的努力。 很难知道一个在一九〇〇年出生的人在何种程度上能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那些一九一四年、或一九二九年、一九四五年以后出生的人。当然，我是有目的的选择这几个日期的。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我年仅十四岁。任何一个与我同龄的人，都会对十九世纪的稳固和安全的世界有一定的感受。确切地说，一个出身在中产阶级家庭的少爷，拥有一切生活必需品和相当数量的奢侈品，他当然比一个出身在穷苦家庭的人更感到战前生活的舒适。但是，对于广大人民来说，特别是对工人阶级来说，上个世纪末与本世纪初的生存状况较五十年前有了更大的改进，因此，他们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对一九一四年以后出生的人来说，要认识这次世界大战在何种程度上摧毁了西方文明的基础，是很困难的。这次战争的爆发是违背每一个人的意愿的，但是却得到了绝大多数参战者的默许，特别是得到每一个国家具有特殊利益的集团的默许，这些集团施加足够的压力使战争成为可能。从整体上来说，欧洲人几乎有一百多年未参加各种主要的、毁灭性的战争。德法战争也已结束了五十年之久，因此，欧洲人总认为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强大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似乎全力以赴阻止战争。反对战争的和平运动乃是一种潜在的力量。各国政府，无论是沙皇政府，德国威廉皇帝，还是法国和英国政府，似乎都在致力于阻止战争，但是，战争还是爆发了。欧洲似乎突然地失去了理性和礼仪。那些社会主义领导人，在几个月前还亲自保证国际间的团结，现在却用最恶毒的民族语言，进行互相攻击。互相了解、互相尊重的国家突然疯狂地仇恨起来。在德国人的眼里，英国〔人〕都是一些胆小怕事的商人；德国人在他们的敌人的眼里，则成了卑鄙的匈奴；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也成了腐朽没落的音乐；德语中的英语外来语也被废除了。不仅如此，那些反对杀害公民的道德原则也被取消了。双方炸毁不设防的城市，杀害妇女和儿童；主要是由于航空飞行尚未得到发展，才限制了这些空袭的范围和程度。但是，士兵的命运同样也是与人道主义的一切要求背道而驰的。双方成千上万的人被迫袭击敌人的战壕，并在袭击过程中丧命。尽管事实证明，这种战术是无济于事的。然而，或许最糟糕的是，这种屠杀是建立在一个谎言的基础上的。被说服了的德国人认为，他们在为自由而战，因此是在打击西方的敌人。当战争冷却下来的时候，特别是一九一六年以后，出现了和平的可能性，而双方却拒绝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因为双方都想获得领土——这场战争正是为了这些领土才不顾一切代价发动起来的。千百万人一度承认了这种伟大的欺骗性。他们通过叛乱反对那些迫使他们继续进行屠杀的人，这一反叛成功地发生在俄国和德国，偶尔也发生在法国，但都被将军们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以后的情况又怎样呢？人们对进步与和平所持的信念被粉碎了，那些公认为安全的道德原则也被违背了，不可思议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但是，希望且〔并〕没有消失。就在人们向野蛮化迈进第一步以后，人们在头脑中再次充满了希望。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并没有比希望的原则更能表明西方历史的特点，这一原则已统治了西方历史整整两千年了。 正如我以前所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这个希望成为泡影，却没有能根除这个希望。人们集中起自己的力量，试图完成一九一四年被中断的任务。许多人相信，国际同盟能迎来和平与理性的一个新时代的黎明；其他的人则相信，俄国革命将结束沙皇的统治，建立起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除此之外，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们相信，他们的制度将沿着经济进步这条道路向前发展。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期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打破了残存下来的这些希望。资本主义制度表明，资本主义没有能力为众多的人民消除痛苦、解决失业问题。在德国，人民允许希特勒掌握权力，从而建立了一个已被废除了的非理性主义的、残无人道的集团。在俄国，自斯大林将革命转变成一个保守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后，斯大林创立了一个恐怖的制度，其野蛮残酷性比纳粹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发生这一切的时候，一场一触即发的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始于一九一四年的野蛮化为斯大林和纳粹体系所继续，并导致了目前的一切后果。德国人是通过空袭华沙，阿姆斯特丹和考文垂发起战争的。西方同盟国继而通过袭击科隆、汉堡、莱比锡、东京，最后在广岛和长崎扔下了两颗原子弹，从而拉开了战争的序幕。在几小时、甚至几分钟内，成千上万个男人、妇女和儿童被杀害于一个城市之内。干这一切简直不需要任何迟疑、或怜悯。对人的生命无差别的毁灭成了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合法的手段。野蛮化的进程起着一定的作用，每一方都使另一方更野蛮，其遵循的逻辑是：“如果他不人道，我也必须（并且也能做到）没有人道”。 战争结束了。出现了一线新的希望，联合国的成立便是这一线希望的一个象征。但是，战争结束后不久，这种野蛮化仍在继续。摧毁一切的武器变得更有力量；现在，双方可以在一天内至少能消灭对方国家的一半人口（包括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然而，考虑这种大规模摧毁的可能性已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双方许多人都在力求阻止这种最后的疯狂行为；一部分男人和女人继承了科学、人道主义和希望的传统。但是，成千上万的人仍然屈从于野蛮化的过程，更多的人对此则无动于衷，逃避到日常琐事中去。 不幸的是，希望的落空、野蛮化程度的加剧并不是一九一四年以来西方文明所遭遇的唯一罪恶。西方文明的堕落的另一个原因，恰恰同西方文明的伟大成就有关。工业革命使物质生产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它为西方绝大多数人提供的生活标准乃是一百年前许多观察家们所不可想象的。但是，真正的、合法的需求的满足已经变为一种有力量的冲动，即“商品饥饿者”的产生与满足。正如被压抑的个人通常出于一种被迫的欲望去买东西，或在别的情况下，去吃点什么。现代人也具有贪婪地占有和使用新物品的欲望，并理智地认为，这种贪婪欲乃是自己所向往的一种更美好的生活体现。他认为，他所买的这些东西即使不能直接地丰富他的生活，也能帮助他节省时间。但是，他并不知道，他节省这些时间是为了什么，他用自己工资收入的一部分花费在消磨他自以为是节省下来的时间上。 我们可以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中，如美国，十分清楚的看到这一现象。但是，一切别的国家的发展趋势也是如此，这是相当明确的。高生产和高消费处处都成了最终目的。消费的数字成为进步的标准。这一标准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也适用于苏联。事实上，这两种体制之间的竞争似乎是围绕这样一个问题，即何者能生产出更高水平的消费品，而不是创造出一种更美好的生活。结果，在工业化的国家里，人本身越来越成为一个贪婪的、被动的消费者。物品不是用来为人服务，相反，人却成了物品的奴仆，成了一个生产者和消费者。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工业体系也产生了非常不幸的后果。自本世纪初以来，生产方法已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大企业中的生产与分配雇佣了成千上万的工人、职员、工程师、售货员等等。他们受一个有组织的、专制的官僚机构所操纵，每一个人都成了这架大机器中的一个或大或小的零件。他生活在成为一个人的幻想中——与此同时，他却成了一件物品。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人们越来越缺少一种冒险的精神，缺少个人主义、缺少作出决定和担风险的愿望。这一目标是安全的，即想成为这架强有力的、庞大机器中的一部分，受这架机器的保护，并在与这架机器的共同联系中感到强大起来。对青年一代的一切研究与观察同样也说明了这一点：青年人倾向于寻求安全的工作，他们不太在乎高薪金，却关心是否能得到满意的退休金；他们都倾向于早婚，以求迅速摆脱父母亲家庭的住地，进入婚姻生活的安全地带；对于陈腐的思想以及公众舆论的同一权威和普遍被接受的感情方式，他们都采取服从的态度。 我们从反对那些标志着上个世纪特点的教会、国家和家庭权威的斗争出发，绕了一整圈又回到了一种新的服从；不过，这不是一种对某些独裁者的服从，而是对组织机构的服从。“一个顺从的人”并不意识到他所服从的一切；他相信，他只是遵从那些合理的、实用的事物。确实如此，在顺从的臣民社会里，不管他们的意识形态如何，不服从的言论与行为几乎都没有了。然而，必须记住的是，不服从的能力与服从的能力同样都是一种伟大的德行。在希伯来人和希腊人的神话中，人类的历史就是以一种不服从的行为为开端的。生活在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仍然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母亲子宫里的胚胎。只有当他们敢于叛逆的时候，他们才睁开了眼睛；把各自的被对方认作为陌生人，把外在的一切看作是陌生的、敌对的世界。他们的反叛行为破坏了与自然界的原始关系，从而使自已成为一个人。不服从乃是自由的最初的行为，是人类历史的开端。普罗米修斯偷窃了上帝的火，他是另一个不愿屈服的叛逆者。他说，“我宁愿被束缚在这块岩石上，也不愿意成为上帝的忠顺奴仆”。普罗米修斯所偷窃出来的火乃是赠送给人类的礼物，从而奠定了文明的基础。正象亚当和夏娃那样，普罗米修斯也因其反叛的行为而受到惩罚；然而，他也象亚当和夏娃一样，使人类的进化成为可能。人类通过不顺从的行为继续向前发展着，这不只是说，由于人敢于向以人的良心或信仰的名义出现的权力说个“不”字，人的精神发展才是可能的，而且，这也说明了人的理智的发展同样也依赖于不顺从的能力，不屈服于那些试图窒息新思想的权威，不屈服于长期建立起来的，把变化视为胡闹的舆论的权威。 如果说不顺从的能力形成了人类历史开端的话，那么，顺从就可能会引起人类历史的终结。我并不是在象征性地或充满诗意地说话。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即人类将在今后的十年至十五年内毁灭自身以及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在这一判断中不存在任何理性或感觉。但事实是，从技术上来讲，我们正生活在原子时代，从感情上来讲，绝大多数人，包括许多有权势的人，仍然生活在石器时代。如果人类自杀了，这必然就是因为人们服从了那些命令他们去按死亡纽〔钮〕的人，因为人们服从了对恐惧、仇恨和贪婪的渴求；服从了有关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荣誉这些陈词滥调。苏联领导人侈谈革命，而在“自由世界”中的我们却大谈自由。但是，在苏联，这些领导人则明目张胆地通过暴力来阻止不服从的行为——而在自由世界中，我们则暗地里通过更微妙的说服方法来制止这种不服从行为。当然，差别还是存在的，这种差别明确地表现在这一点上，即在苏联，对不顺从的行为的赞扬几乎是被禁止的，而在美国则并不遭到禁止。不过，我相信，我们正陷于被转变成为彻底的顺民的危险之中；这意味着，我们最终都要被归于政治的极权主义中，除非我们重新获得不服从的能力和学会如何怀疑的能力。 现存状况的另一个方面是人道主义的经验复兴的问题。我在本书的一开始就已简略地提到过这个问题，现在我想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论述这个问题。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进化显然就是从氏族和城邦这些小的组织发展到城邦、国家，再发展到全球国家和全球文化，就象希腊、罗马、伊斯兰和现代西方的文明一样。然而，就人类的经验而言，这种本质的差别并不是一看就明白的。这个原始部落的成员与外在部落的成员有着明显的差别。这个部落的成员是受道德法律支配的，没有这些法律，部落也就不存在了。但是，这些法律并不适用于“陌生人”。当这些部落渐渐扩大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成为“陌生入”，而成为“世人”了。且不管这些数量上的差异如何，世人和陌生人之间的本质差别还是存在的。一个陌生人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不可被彻底理解的野蛮人。 早在人类从社会和经济方面成为一个世界之前，人类最杰出的思想家们就已观察到了一种新的人类的经验，那就是一个人的经验。释迦牟尼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因为存在着文化和种族方面的差异，人都有相同的结构，相同的问题和相同的答案。《旧约》把人视为一，即都是一个上帝的仿制品；预言家们想象着那一天，即各国人民“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进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争。”[1]预言家们也想象着到了那一天，就不存在任何“有希望获胜的国家”，“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向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要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是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是我的产业，都有福了。”[2] 基督教创立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人类的儿子也就是上帝的儿子——即上帝本身。不过，并不是这个人或那个人，而是大写的人。罗马教会是一个天主教教会，其原因恰恰在于它是一个超国家的，普遍的教会。古希腊和罗马人的思维已从犹太基督教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达到一个人和自然规律的概念，这一概念是植根于人的权力中，而不是植根于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必要性中。安提戈涅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目的正是为了捍卫普遍的人类的（自然的）法则。塞隆具有一种普遍的共同体的想法。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不是用神学的语言，而是用人道主义的语言丰富进一步［注：疑为“进一步丰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发展了希腊以及犹太基督教的传统。康德提出了一项对一切人都有效的道德原则并略述了永久和平的可能性。席勒一七八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写道：“国家只不过是人类力量的一种结果，只不过是我们思维的产物，然而，人就是这一力量的源泉，就是思维的创造者。”在《唐·卡洛斯》一书中，玻莎说道：“作为整个人类的代表，他的心是为全人类而跳动的；他的爱己奉献给了世界及其未来的后代。” 这种人道主义的最完整、最深刻的表述体现在歌德的思想中。歌德笔下的伊芙琴尼亚和古时的安提戈涅一样，用一种仁慈的语调说话。当残暴的国王问她：
她回答说：
歌德在一七九〇年写道：“当每一个人都在忙于建立新祖国的时候，处处都是他们的祖国，处处又都不是他们的祖国，这种人毫无偏见地思考问题，并能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 但是，尽管西方文化最伟大的代表人物具有这些思想，历史还是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民族主义扼杀了人道主义。国家及其主权成了个人所要服从的新的偶像。 然而，世界同时也在发生变化。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通过航空、无线电等等的通讯联系已震撼了全球，一百年前却只能震动一个洲或一个国家。一个统一的世界正处在诞生的过程中，这并不是因为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存在着兄弟般的友好的关系，而是因为导弹在几小时之内就能给世界任何地方带来死亡和毁灭。世界之所以成为一个统一的世界，那是就世界作为一个潜在的战场而言的，并非就它是一个世界公民的新体系而言。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但是，在当代人的思想感情中，人仍然生活在一个民族的国家，人首先要忠诚于主权国家，而不是整个人类。这种无政府主义只能导致灾难的发生。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宗教战争中，宗教战争之后，宗教的容忍和共存成了欧洲人生活中被普遍承认的一项原则。 如果这个统一的世界不希望摧毁自身的话，它需要一种新型的人——这种人能超越自己国家的局限性，并认识到每一个人都是世人，而不是一个野蛮的人。这种人感觉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象生活在自己的家里一样。 为什么要达到这一阶段是如此之困难呢？人的生命开始于子宫内。甚至人在诞生以后，也仍然是母亲的一部分，正象原始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那样。人开始逐渐地意识到自己是与其他人分离的，然而，他被自己过去的安全所深深地吸引着，他害怕自己完全地成为一个人。母亲、部落、家庭——他们都是“亲近的”人。陌生人，一个具有不同血缘关系，具有不同风俗、食物、语言的人。被认为是危险的人。 这种对待“陌生人”的态度与对待自己的态度是不可分的。只要我经验到任何一个同类与自己有着本质的区别，只要他仍然是一个陌生人，我对我自己来说也就是一个陌生人。当我完全认识到我自己的时候，我就会承认，我和任问一个人都是相同的，我是一个孩子，一个罪犯，一个圣人，一个充满了希望和失望的人，一个能感到欢乐和悲伤的人。我发现，只有思维的概念，习惯和肤色的不同，人的基质都是相同的。我发现，每一个人都是我自己，我在发现我的同类中也发现了我自己，反之亦然。在这一经验中，我懂得了究竟什么才是人生，我懂得了这个统一的人。 直到现在这个统一的人还是一种奢侈品，因为这个统一的世界尚未出现。如果这个统一的世界存在的话，那么，这个统一的人就必然会出现。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这一进步可以与由崇拜多神到一神乃至发展为不崇拜任何一个神这一伟大的革命相提并论。这种思想正是这种进步的特点，即人不应该再为偶像服务，不管这些偶像是自然界，还是人自己的产物。然而，人永远也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人在不断地改变偶像的名称，并继续为这些偶像服务。但是，人发生了变化。他在认识自己的这个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而在认识自然这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人发展了自己的理性并接近于成为一个完人的边缘。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人也发展了这种摧毁的力量，在向建立一种新的人性迈出最后一步之前，人也可能会摧毁文明。 当然我们具有丰富的遗产，等待着这个目标的实现。但是，与十八、十九世纪的人不同，他们对进步的持久性具有坚定不移的信念，而我们则看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我们可能会产生野蛮主义或导致我们全体的毁灭，而不是进步。社会主义和野蛮主义之间的选择成了今天令人担心受怕的现实问题，向野蛮主义发展的力量似乎较反对野蛮主义的力量更强大。经营管理的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将世界从野蛮主义中拯救出来，只有人道主义的复兴，一个崭新的西方出现才能拯救世界。这是一个崭新的西方，使用新的技术力量是为人类服务的，而不是相反。这是一个新型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类发展的准则控制着经济，而不是盲目的、无政府主义的经济利益控制着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过程。 在这场为复兴人道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思想乃是重要的指路明灯。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本质有一个较为深刻的认识。他较弗洛伊德更独立于当时社会和政治的意识形态。弗洛伊德对人的思维过程、印象、感情等有一个较为深刻的认识，尽管他不能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原则。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给了我们智力的工具，以便冲破合理化和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深刻认识个人和社会现实的实质。 尽管在他们各自的理论中都有不足之处，但他们已经揭开了掩盖在人类现实之上的神秘的面纱；他们为建立一门新的人的科学奠定了基础；如果说人的时代已经来到了的话——用爱默生的话来说，当事物不再控制人类，人类掌握权力的时候——那么，人们便迫切需要这门新的科学。 [1] 《旧约》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十九章。 [2] 《旧约》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十九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