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洛姆 -> 《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962） 第五章 人的动机 促使人以某种方式行动、迫使人向某个方向努力的动力究竟是什么？ 看来，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最大：在他们俩人的理论体系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的主要动机是想得到物质的满足，是想使用和占有越来越多的物质，也就是说，对物质的东西的渴求乃是人的根本动力。弗洛伊德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正是人的性欲才构成了行为的最有力的动机。这两种学说看来是相互矛盾的：一方认为人的动机就是对财产的渴求，另一方则认为性欲的满足才是人的动机。然而，这一说法毕竟是一种过分简单的曲解。我们以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为例。弗洛伊德认为，人是受各种矛盾所驱使的，同样也受这样一个矛盾所驱使：一方面人力求获得性的快乐，另一方面，人又要为生存、为控制他周围的环境而奋斗。这一矛盾在弗洛伊德提出超我这个因素以后变得更为复杂。所谓超我也就是父亲权威的体现以及以父亲为代表的那套伦理规范，它与上述提到过的各种欲望是相冲突的。因此，在弗洛伊德看来，人不只是为了性欲的满足，而且也是受各种相互冲突的力量所驱使的[1]。 有关马克思动机理论的老一套的说法乃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它比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歪曲更为严重。这种歪曲最初是由于对“唯物主义”这个术语的误解所造成的。由于被运用的场合不同，“唯物主义”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唯心主义”，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在说明人的态度时，“唯物主义者”主要地是指满足于物质追求的那种人，“唯心主义者”则指受一种思想，也即是受一种精神的或道德的动机所驱使的那种人。但是，作为哲学术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含义又有所不同。“唯物主义”必须用来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马克思本人从未使用过这个术语）。唯心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哲学观点：即认为思想是基本的实在，我们通过感官所看到的世界是不实在的。十九世纪末所盛行的唯物主义认为，真实的存在是物质，而不是思想，与这种机械唯物主义相反（这种机械唯物主义也是弗洛伊德的思想基础），马克思并不注意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把一切现象都理解为现实的人类活动的结果。马克思写道：“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2]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说明了我们必须从我们所见到的现实的人出发来研究人，而不是从有关自身的思想和人对世界的看法出发来研究人。人试图通过这个世界来解释自身。那么，人们又是如何把马克思学说中的唯物主义者和唯物主义哲学这两个概念混淆起来的呢？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进一步探讨马克思所谓的“经济学说史”。但是，有人歪曲了这一概念，认为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说史”意指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行为是由经济的动机所决定的；换言之，人们所理解的“经济因素”，乃是指一种主观的心理动机，即经济利益的动机。但是，马克思从未这样说过。历史唯物主义根本不是一门心理学的理论，它的基本原则是：人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人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正是这种生活的实践才决定了人的思维方式和人类社会的社会政治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并不是指一种精神上的动力，而是指生产方式；不是指一种主观的心理因素，而是指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因素。人的生活实践造就了人本身，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并不是什么新的发现。孟德斯鸠已经用“制度造就人本身”这句话阐明了这个思想；罗伯特·欧文也以同样的方法作了说明。但是，马克思详细地分析了这些制度，或者更确切地说，马克思把这些制度本身看作是一个特定的社会所特有的整个生产体系的一部分。这才是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新颖之处。不同的经济状况能够产生不同的心理动机，某种经济制度可能会像早期资本主义那样产生禁欲主义的倾向；另一种经济制度可能会像十九世纪资本主义那样产生挥霍浪费和不断增加消费的强烈欲望。在马克思的体系中，只存在着一个类似心理学的前提：人在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研究之前，必须首先解决吃、穿、住的问题。因此，直接能维持生存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一个特定社会的经济发展的程度，乃是社会政治制度，以至艺术和宗教得以发展的基础。在历史的每一个时期内，生产方式决定了人的生活习惯，而这种普遍的生活习惯则形成了人本身。但这并不是说，生产或消费的欲望就是人的主要动机。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才使“占有”和“使用”的欲望成为人的最主要的欲望。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也恰恰集中体现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认为，一个受占有和使用欲望支配的人是一个被扭曲的人。人的主要目的不是利润和私有财产，而是自由地运用人的权力，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就是要使人成为全面发展的人，这种人并不在于他拥有许多财产，而在于他得到了全面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马克思由于他所说的这些“唯物主义”的目的，而遭到了资本主义代言人的攻击，这确实是严重歪曲人的能力并使之合理化的最为典型的例子之一。资本主义的代言人反对社会主义，认为追求利润的动机——资本主义就是以这种动机为基础的——乃是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唯一有效动机，社会主义之所以不能行之有效，其原因就在于它没有把这种利润动机看成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这种说法既是不真实的，又是矛盾的。如果有人以为，苏联共产主义也采纳了资本家的意见，苏联的管理人员、工人和农民也把追求利润的动机当作现行苏联经济的最重要的刺激因素的话，那么，这一切就变得更为复杂、更充满了矛盾。然而，无论是在有关人的动机的理论说明中，还是在实践中，苏联的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是相同的，两者都违背了马克思学说的宗旨。[3] [1] 我只是顺便地提一下，弗洛伊德在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理论时，再次用矛盾这个术语来表明，“生本能”和“死本能”之间的矛盾乃是人本身固有的两种不断冲突的力量，正是这两种力量构成了人的行为动机。 [2]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0页。 [3] 塔克错误地认为，马克思把财富积累的强制性看成是自由创造的自我活动变为异化劳动的关键。造成这一错误观点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塔克误译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那句话，“贪欲以及贪欲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是国民经济学所开动的仅有的两个飞轮”。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政治经济学所启动的仅有飞轮是贪欲”，而不是塔克的译文所说的那样，“贪欲是促使政治经济学运动的仅有飞轮”，塔克颠倒了主谓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