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洛姆 -> 《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962） 第四章 人的进化 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一样，认为可以用进化的术语来揭示人的发展。弗洛伊德在他关于个体的发展的学说中指出，性能量本身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经历了由诞生到青春期的一次进化。力比多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首先主要表现为婴儿的吮吸和咬的动作，然后表现为生殖器官。在每个个体的历史中，力比多既是相同的，又是不同的；在个体进化的过程中，力比多的潜能是相同的，其表现形式则是变化的。 弗洛伊德所描绘的有关人类发展的图景在另一些方面却又不同于个体的发展。他认为，原始人能使自己的一切本能以及那些恶的本能得到充分的满足，那些恶的本能乃是原始性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这个能使自己的本能得到充分满足的原始人并不是文化与文明的创造者。只有人才开始创造文明。不过弗洛伊德未能阐明人之所以能创造文明的各种原因。在他看来，正是人具有这一创造能力，才迫使人放弃了使自己的本能得到直接和彻底满足的要求；被压抑的本能才转变成非性欲的精神力量和心理能量，正是这一力量成了文明的奠基石。（弗洛伊德用“升华”这个化学上的术语来说明由性欲向非性欲能量的转变。）文明发展得越快，人就越升华，他的原始力比多冲动也就愈加遭到压抑。在某种意义上说，人变得越聪明，越有文化修养，他就越没有原始人那样幸福，而且更容易患神经上的疾病，这是由于对本能过分压抑的结果。因此，人逐渐地对他所创造的文明感到不满意。如果仅从文明的产物而言，历史的发展一方面是一种积极的现象，另一方面也蕴含着不断出现不满和不断导致神经病的可能性。弗洛伊德的历史学说的另一个方面则与“恋母情结”有关。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弗洛伊德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说，即从原始社会走向文明史的关键一步就在于儿子反对父亲，并企图谋杀他所憎恨的父亲。然后儿子缔结了契约，不允许在竞争者之间再出现谋杀的行为，从而确立了道德标准，并在契约的基础上创立了一种社会制度。弗洛伊德认为，这也同样是儿童的成长过程。男孩在五、六岁的时期特别妒忌他的父亲，他只是由于害怕阉割而压抑了杀害父亲的愿望。为了摆脱自己已经意识到的恐惧，他使乱伦的禁忌内在化，并立定宗旨，使自己的“良心”发展成了超我。从此，除了父亲所提出的原始禁忌以外，又出现了社会以及其他权威所颁布的禁忌的命令。 马克思的目的倒不在于描绘个体进化的轮廓，他只是关心历史中的人的发展。 马克思认为，历史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是由不断出现的矛盾所规定的。正是生产力的发展与旧的社会政治形态之间的冲突（例如，蒸汽机和先前社会的生产组织之间的冲突），导致了社会经济的变革。但是，新的稳定性又再次遭到进一步发展的生产力威胁。（例如，从蒸汽机到石油，电和原子能的使用），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的生产力，新的社会形态便应运而生了。随着生产力和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冲突而出现的则是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冲突。立足于旧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封建阶级与小生产者和小商人所组成的、新兴的中产阶级发生了冲突：过不了多久，这一新兴的中产阶级发现自己不仅与庞大的垄断企业的领导人产生了矛盾（这些领导人企图压制早期小型的企业），而且也与工人阶级发生了冲突。 历史的发展也包含着人的精神进化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的发展乃是马克思进化理论中的主要思想。在早期的历史中，人完全依赖于自然界。只有在进化的过程中，人才使自己越来越独立于自然界，并通过劳动来支配改造自然界，人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也改造了人自身。人对自然界的依赖限制了人的自由和思考的能力。人在许多方面如同一个孩子。他慢慢地长大，只有当他全面地把握了自然界，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时候，人才能发挥他所有的理智和情感的能力。在马克思看来就是在这一社会中，每一个成年人都能发挥自己的一切才能。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体现在《资本论》的这段话中：“这些古老的社会生产机体比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机体简单明了得多，但它们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它们存在的条件是：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这种实际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 [1]。 人是一个物种（类），只有在劳动过程中，人才慢慢地从大自然中解放出来，并且，在这一解放的过程中，发挥了自己的理智和情感的能力而渐渐地成熟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和自由的人。当人已全面地、合理地控制了自然的时候，当社会已消除了阶级冲突这一特征，“前历史”便宣告结束，一部真正的人类史便宣告出现了，在这一历史中，自由的人是有计划、有组织地与大自然进行交往的，整个社会生活的目标或目的不是劳动和生产，而是人的力量自身最后体现。马克思认为，这才是自由的王国，只有在这个王国中，人才与自己的同胞们、与自然界彻底地溶为一体。 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关于历史问题的分歧是相当明确的。马克思始终坚信人类的进步和完善，这一信念植根于从预言家经过基督教、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各个时期的西方思想传统之中。而弗洛伊德，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弗洛伊德则是一个怀疑论者。他认为，人类的进化问题实质上是一场悲剧。不管人要干什么，必然以失败而告终；如果人还能还原成为一个原始人的话，那么，人就会得到快乐，但却失去了智慧；如果人继续是更为复杂的文明的建设者的活，那么，人将变得更加聪明，但却更为不幸，更为病态。在弗洛伊德看来，进化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赐福，社会干的坏事和好事一样多。马克思则认为，历史总是朝着人的自我实现这个方向前进的；不管任何特定的社会能产生什么样的罪恶，社会总是人的自我创造和发展的条件。一个“善的社会”也就是善者们的社会，即全面发展的、健全的并富有创造性的个人的社会。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96—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