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洛姆 -> 《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962） 第二章 共同的基础 在开始详细地讨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学说之前，我想简略地叙述一下这两位思想家所共同具有的基本前提，也就是他们的思想所赖以产生的共同土壤。 我们可以用短短的三句话把它们完美地表达出来。这三句话是：1、我们必须怀疑一切；2、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1]；3、真理会使你获得自由[2]。其中两句出自罗马人之口，另一句则是基督教的名言。 第一句话体现了所谓的“批判精神”，这种精神乃是现代科学的特点。但是，在自然科学中，被怀疑的对象主要是有关感觉、道听途说和传统意见的证明，而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学说中，怀疑特指人对自身及他人所作的思考。这也正是我要在论意识这一章中试图详细说明的。马克思认为，我们对我们自身和他人所作的思考绝大部分都是纯粹的幻想，是“思想体系”。在他看来，我们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以任何特定的社会所发展的思想为模式的，这些特定的社会所发展的思想又取决于该社会的特定结构和作用方式。对一切思想体系、观念和理想持一种谨慎的、怀疑的态度正是马克思的特点。他一向怀疑它们掩盖了经济和社会的利益。马克思的怀疑主义是如此之强烈，以致于他几乎不用诸如自由、真理、正义这些字眼——这倒并不是因为自由、正义、真理对于马克思来说不是最高的价值，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字眼本身全都遭到了滥用这一个事实。 弗洛伊德以同样的“批判精神”进行思考。他的整个精神分析的方法可以说就是“怀疑的艺术”。一些催眠疗法的试验一直给弗洛伊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试验表明，一个处于昏睡状态中的人在何种程度上能够相信显然是不真实的现实。之后，弗洛伊德又发现，那些不处在昏睡状态中的人的大部分思想也是与现实不相符合的；另一方面，大部分实际存在的现实又都是没有被意识到的。在马克思看来，基本的实在（reality）是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弗洛伊德则认为，个体的力比多组织才是基本的实在。但是，两人对充满人们头脑的、并且被人们误以为是构成现实基础的那些陈旧思想、合理化和思想体系均持同样坚定的怀疑态度。 这种对“通常思想”持怀疑主义的态度是与相信真理的解放力量分不开的。马克思希望人类从隶属、异化和经济奴役的锁链中解放出来。马克思运用什么方法呢？马克思的方法不是人们广为相信的暴力。马克思要赢得大多数人的心。在他看来，只有当少数人依靠武力违背大多数人的意愿的时候，才需要运用暴力。马克思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得民心，而不是如何取得国家的权力。在他的“宣传”中，马克思和他的合法继承者们运用了其他一切政治家们——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政治家们——所采取的相反的方法。马克思并不希望运用煽动性的鼓唇弄舌这种方式来影响人们，以期制造出那些由恐惧所维持着的半催眠状态，而是求助于对现实的认识，求助于真理。构成马克思所说的“真理的武器”的思想基础与弗洛伊德是相同的：人靠幻想活着，因为这些幻想使人得以忍受现实生活的痛苦。如果人们能清楚地认识到究竟什么才是幻想，如果人们能从半梦幻状态中清醒过来的话，那么，人们就能恢复自己的理智，意识到自己所特有的力量和权力，并且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改变现实，致使幻想已没有再存在的必要。“虚假的意识”，也即是对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描述，会削弱人的意志。接触现实，对现实作一番恰如其分的说明，则会使人更加坚强起来。因此，马克思相信，他的最重要的武器是真理，亦即揭示种种幻想和意识形态掩盖下的现实。这一点也正说明了马克思宣传的一个唯一的特征：马克思的宣传是为达到某些政治目的而提出的一种激动人心的号召，这一号召的提出是与科学地分析社会和历史的现象紧密相关的。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共产党宣言》。这个宣言以一种简洁的形式体现了对历史、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对阶级关系所作的一次卓越的透亮分析。同时，这个宣言亦是一本政治小册子，是用向工人阶级发出一个热烈而又激动人心的号召作为结语的。政治领导人必须既是一个社会科学家，又是一个作家，这个事实不仅被马克思所证实，恩格斯、培培尔、耶赖斯（Jaures）、罗莎·卢森堡、列宁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许多其他领导人都是身兼作家和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政治的学者。（即便是斯大林，这个几乎没有文学或科学才能的人，也不得不被迫写些书或者在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以表明他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合法继承人。）但是，事实上，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在这个方面已被弄得面目全非了。既然对苏维埃制度不允许作科学的分析，那么苏联的社会科学家就只能成为这一制度的辩护士，他们只是在涉及生产、分配组织等技术问题时才起到了一个科学家的作用。 马克思认为，真理乃是引起社会变革的一种武器。弗洛伊德则认为，真理是引起个人变革的一种武器；在弗洛伊德的治疗方法中，意觉知觉是主要的代理人。弗洛伊德发现，如果病人能认识到获得对他自己的有意识的思想具有虚假性质的话，如果他能把握在这些思想后面所掩盖着的现实、变无意识为有意识的话，那么，他就能获得摆脱自己的非理性的力量，获得改造自己的力量。“有本我的地方，就必有自我的存在”——这正是弗洛伊德的目的所在。只有依靠通过理性的努力，揭穿假象、获得对现实的认识，弗洛伊德的这个目的才能达到。正是理性和真理使精神分析法在一切治疗方法中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对每一个病人的分析即是研究中的一个新颖的、具有独创性的大胆尝试。当然，这种情况也是确实的，一方面，可以被运用的普遍的理论和原理是存在的；另一方面，可以被运用于每一个别的病人，或者，在运用时对每一个病人都有帮助的任何模式、任何“公式”却是不存在的。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一位政治领导人必须是一位社会科学家，同样，在弗洛伊德看来，一位治疗学家也必须是一位有能力从事研究的科学家。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认为，真理既是改造社会的基本手段，又是改造个人的基本手段；知觉则是医治社会和个人的关键。 马克思认为，“要求丢掉有关现实状况的幻想，也即是要求取消需要幻想的这样一种状况”。关于这一点，弗洛伊德也作了同样的说明。他俩都希望人类从他的幻想的锁链中解放出来，其目的正是为了把他唤醒，使他能像一个自由人那样行动。 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中的第三个共同基本思想便是人道主义。所谓人道主义，它的意思是指每一个人均体现了全部的人性；因此，人所具有的，每个人都具有。马克思继承了以伏尔泰、莱辛、赫尔德、黑格尔和歌德为杰出代表的人道主义传统。弗洛伊德的人道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无意识这个概念中。他认为，所有的人都具有相同的、无意识的冲动，因此，人们一旦敢于深掘无意识这个隐蔽的世界，人们就会相互理解。弗洛伊德察觉到他的病人的无意识的幻想，但他并不感到愤慨、惊奇，也不加以指责。弗洛伊德研究的不仅是意识的整个世界，而且连“那些构成梦的材料”都成了他研究的对象；其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弗洛伊德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其中所有人的普遍本质。 怀疑、真理的力量和人道主义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著作中的指导原则和动力。这一章主要是介绍性地论述他们的思想所赖以产生的共同土壤，然而，如果本章不论及这两个体系所共同具有的另外一个特点的话，那么，这一章至少就是不完整的。这另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都是运用动力学和辩证的方法来研究现实的。有关这一课题的讨论之所以尤为重要，是因为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黑格尔哲学长期以来无人问津，以致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动力学的研究方法也就理所当然地不为人们所理解。让我们从下面几个例子谈起吧，这些例子既属于心理学领域，又属于社会学领域。 让我们设想有一个曾经结过三次婚的男人，他那结婚的程式总是千篇一律的。他爱上了一位漂亮的姑娘，然后同她结了婚，并陶醉在幸福之中。可是好景不长，不久，这个男人便开始抱怨起他的妻子，说她是个泼妇，剥夺了他的自由等等。过了一段吵吵好好的日子以后，他又爱上了另一位姑娘——事实上，这位姑娘很像他的妻子。他离了婚，再和他的第二位“伟大情人”缔结了姻缘。但是，旧调重弹，老戏重演，他又有了新欢，并再次爱上了同一类型的姑娘，然后又闹离婚，并同他第三位“伟大情人”举行了婚礼。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他钟情于第四位姑娘，相信这次是千真万确的，爱情（忘记了过去每一次他自己都是这样认为的），并希望同她结为夫妻。如果最后这位姑娘要求我们对她同这个男人结成美满姻缘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这个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的话，我们将对她说些什么呢？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有好几个。第一个方法是纯行为主义的方法，即从过去的行为推断出将来的行为。这个推论是这样的：因为他已经三次抛弃了他的妻子，第四次他肯定也会这样做的，因此，同他结婚确实是太危险了。这个方法既是经验的，又是理智的，关于这一点，已有许多的说明。然而，这位姑娘的母亲可能会觉得，运用这个方法很难对她女儿提出的论点作出回答。这个论点是：他以同样的方式行动了三次，这倒是千真万确的，但是，不能由此就得出这个结论说这次他一定又会依然故我。这个相反的论点指出，或许，他已经浪子回头了——的确，谁能够肯定一个人会一成不变呢？或许，别的女人都不是他深深爱的那种女性。而她——最后这位姑娘，确实与他情投意合。这位母亲是没有令人信服的论据来反驳这个论点的。事实上，一旦母亲看到这个男人，并注意到他是多么欣喜若狂地和她女儿相处在一起，并且十分真诚地向她女儿表白自己的爱情，那么，这位母亲甚至也会改变她的主意，赞同她女儿的观点。 这位母亲和她的女儿所运用的方法都不是动力学的方法，她们或根据过去的行为，或根据现在的言行，作了一次预言，但是，她们无法证明，她们的预言并不是猜测。 与此相反，动力学的方法是什么呢？这个方法主要是透过过去或现在行为的表面，从中了解产生过去那种行为模式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如果这些力量依然存在的话，那么，可以断定，第四次婚姻的结果与前几次就会没有什么不同的。另一方面，如果产生这种行为的基本力量发生了变化，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这一点，即可能会出现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尽管过去的行为是不可否认的。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些力量是什么呢？它们既不是神秘莫测的，又不是抽象思辨所虚构的。如果我们用一种正确的方法去研究人的行为的话，这些力量是可以从经验上来认识的。例如，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尚未和他的母亲脱离关系的男人，是一个非常自恋的人：他深深地怀疑自己的男子汉气概，同时他又是一个正在生长发育的小伙子，老是需要别人赞美他，羡慕他，因此，一旦他发现了一个能满足他的这些需要的女人，他就想得到她，但是，当他一得到这个女人以后就开始讨厌她了；因为他需要重新去证明自己的魅力，所以，他必须寻求另一个女人，以便再次满足他的这种需要。与此同时，他确实又依赖于女人，害怕女人；因而任何长时期地与女人亲近都会使他受限制和受束缚。我们这回所说的这些起作用的力量，便是他的自恋、依赖性和自我怀疑；正是这些力量产生了这种需要，导致了我们业已描述过的这类行为。正如我所说的，这些力量决不是抽象思辨的结果。我们可以通过许多方式，即通过对梦的分析，通过自由联想、幻想，通过注意他的面部表情，动作和说话方式等观察到这些力量。这些力量通常不是直接地被人看到的，而是被推导出来的。此外，我们也只有在这些力量所存在的并具有一定意义的理论参考系统中，才可能发现这些力量。最重要的是，这些力量不但是没有被意识到的，而且也是与这个人所进行的有意识的思维相矛盾的。这个人真诚相信他将永远爱这位姑娘，相信他是独立的、坚强的、有自信心的。因此，普通的人就会自然想到：如果一个男人确实感到他爱一个女人，那么，我们怎样根据诸如“恋母情结”、“自恋”等等这些神秘的存在来预言，过不了多久，他会抛弃这个女人呢？难道一个人的耳朵和眼睛并不比这种推论所作出的判断更为正确吗？ 马克思社会学中的问题也恰恰是这样的。这里最好的说明便是下面一个例子。德国已发动过两次战争，一次是在一九一四年，另一次是在一九三九年。在这两次战争中，德国几乎可以战胜它的西方邻国，打败俄国。但是由于美国的强大势力，德国在获得最初的成功以后，两次都失败了；德国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不过两次都得到了迅速的复兴。第一次战争结束后的五至十年中，德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实力都达到了相当于战前的水平。第二次战争的失败较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战争所遭受的损失更大。自第二次战争失败至今已有十五余年。十五年后的今天，德国再次成为欧洲（仅次于苏联）具有最强大的工业和军事力量的国家。虽然德国丧失了往日的大片领土，但它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繁荣昌盛。今日的德国是一个民主的政体，它拥有一支小型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它声明，德国决不会使用暴力重新占领失去了的土地，尽管德国并没有放弃对这些领土的要求。苏联和西方国家中的一些小集团则用怀疑的眼光看待这个新型的德国，同时，又害怕这个国家。因为德国已经先后两次向它的邻国发起过进攻，虽然两次都失败了，但德国还是重新武装了起来，“新型”德国的将军们仍旧是那些在希特勒手下干过事的人，可以预料，为了重新收复已丧失的领土，德国将发起第三次进攻，这次进攻的目标则是苏联。对于这样一个判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领导人和广大公众的舆论认为，这些猜疑都是毫无根据的，实际上，都是纯粹的想象。难道德国不是一个新型的、民主的国家？难道德国的领导人未曾声明过他们要求和平？难道一支如此小型的德国军队（十二个师）就能对任何人造成一种威胁？如果我们仅仅只听德国政府的言论（甚至相信他们说的都是真话），并且只看到目前德国的力量，那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见解似乎确实是相当令人信服的。如果有人反驳说，德国人一定会再次发起进攻，因为他们以前曾这样行动过，那么，这个人的论据便是非常充分的，除非他能证明德国已翻然悔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这个例子同上述心理学中的例子一样，人们只有开始着手分析在德国昌盛的后面所隐藏的那些力量，才能避免作出任何猜测。 德国是西方庞大工业体系中的后来居上者，一八七一年以后，德国才开始令人触目的崛起。一八九五年，德国的钢产量已经达到英国的水平，到了一九一四年，德国便远远超过了英国和法国。德国具有一套最有效的工业机构（主要是由勤劳、朴实、受过教育的工人阶级所维持着），但德国缺乏足够的原料，它几乎没有什么新的殖民地、为了尽可能全面地发掘它的经济潜力，德国不得不向外扩张，征服欧洲和非洲那些原料丰富的领土。同时，普鲁士的传统也为德国造就了这样一个军官阶层，长期以来，这个阶层的人具有纪律严明，忠于并献身于军队的传统。工业潜力及其内在固有的扩张倾向与军人阶层的能力和勃勃野心相结合便构成了德国于一九一四年进行第一次战争冒险的动因。然而，在贝思曼-霍尔韦格统治下的德国政府并不要求战争，把政府推向战争的正是军队。在战争爆发后的三个月，德国政府才同意由德国重工业和大银行界的代表们向政府提出的战争要求。这些战争目的与“全德同盟”所要求的大致相同。自九十年代以来，“全德同盟”成为如下这些工业集团的政治先锋：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的煤铁资源，非洲的殖民地（特别是加丹加）以及东方的某些地区。虽然德国在战争中失败了，但是掌权的仍然是那些实业家的军官们，尽管在一个短时期内，他们的权力似乎遭到革命的威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国重新获得了一九一四年以前就有的优势。但是，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六百万人的失业威胁着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获得将近一半人口的选票，加上纳粹分子又以他们所谓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宣言为纲，从而团结了千百万人。实业家、银行家和将军们接受希特勒的建议：瓦解左翼各党派和工会组织，树立起一种民族主义的精神，同时建立一支崭新的、强大的军队。希特勒得到的回报是，他被允许执行他的种族纲领。诚然，对于这个纲领希特勒在工业和军事上的同盟者们并不十分赞同他，但他们也并不太反对它。唯一对这些实业家们和军队造成一种威胁的纳粹力量，由于一九三四年对其领导人的大规模屠杀而被摧毁了。希特勒的目的乃在于执行一九一四年鲁登道夫曾提出过的纲领。这一次，将军们更不愿意策划战争。但是，由于得到西方政府同情者们的支持，希特勒才使他的将军们相信他的卓越才华和军事计划的正确性，从而赢得了他们对一九三九年战争的支持。这次战争的目的与一九一四年威廉皇帝所发动的战争目的是相同的。一九三八年以前，西方一直是同情希特勒的，也并不反对他的种族迫害和政治迫害，但是，当希特勒不再谨慎行事，迫使英国和法国卷入战争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自那时起，反对希特勒的战争显然就成了一次反对独裁的战争。另一方面，这次战争也像一九一四年的战争那样，成了一次反对攻击西方列强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战争。 德国被打败以后，它便利用这样一种传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反对纳粹独裁的战争，它清除了那些最引人注目的、露骨的、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并且付给犹太人和以色列政府一笔相当数目的金钱作为赔偿），宣布新的德国完全不同于威廉皇帝和希特勒的德国。但是，现实中的基本状况并没有改变。今日德国的工业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工业一样强大，只是德国的领土缩小了许多。容克贵族集团在普鲁士东部失去了他们的经济基地。但是，德国的军人阶层仍然依旧故我，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三九年德国所具有的扩张主义势力，至今还存在，而使这一次还为扬言要收复“被侵占的”领土这种感情上的动力提供了一个更为有力的证明。德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这一次他们必须一开始就同美国结成联盟，而不是把西方最强大的力量视为一个潜在的敌人，这一次他们必须与整个西欧国家一道加入一个共同体，并利用这个好时机成为新的欧洲联盟的主要力量。因为德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已拥有最强大的实力。在德国的领导下这个新型的欧洲将同昔日的德国一样，变成扩张主义者；它急于要收复往日的德国领土，这就势必对和平造成一种更大的威胁。关于我说的这一点，并不意指德国要求发起战争，当然更不是说德国要求发起一场热核战争。我想要说的是，新的德国并不希望通过战争来达到它的目的，而是希望通过一种已被获得的、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所造成的威慑来达到它的目的。[3] 但是，这种算盘很可能导致战争，因为当德国越来越强大的时候，苏联集团决不会袖手旁观，无动于衷——而像弱小的英国和法国在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三九年所做的那样。当时英国和法国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这里需要再次指出的一点是，正是这些存在着的经济、社会和感情上的力量，发挥了作用，使二十五年内爆发了两次战争，并且似乎还在制造另一次战争。当然这并不是说任何人都希望战争，而是这些仍在人们背后起作用的力量，会促使人们发起战争。只有对这些力量进行分析，才能使我们认识过去，预测未来——而不是把着眼点局限于对现时当前存在的现象进行观察。 弗洛伊德和马克思都有其先行者，但他俩都是第一次以一种科学认识的精神研究这一课题的。他们各自对社会和个人进行了研究，正如生理学对活细胞、理论物理学对原子进行研究一样。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结构，这个结构具有各种不同的、矛盾着的，然而却又是可以被认识的力量。对这些力量的认识能使人们了解过去，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能预测未来——这种预测并不是指将来必然会发生的事件，而是指人们在有限的选择范围内所必须作出的抉择。 弗洛伊德则发现，人作为一个精神实体，是许多力的一种结构，其中有好些力还是矛盾着的，且充满着能量。科学的任务就是要认识这些力量的本质、强度和方向，以便了解过去，预先对未来作出选择。只有当这些力的给定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人才有可能发生变化。此外，真正的变化是指给定结构中的能量的变化，这一变化不仅需要对这些力以及这些力的运动所遵循的规律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而且也需要作巨大的努力和具有坚强的意志。 总之，人道主义和人性的思想乃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思想赖以产生的共同土壤。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犹太基督教和希腊-罗马的传统。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这一传统又以崭新的一页载入了欧洲史册，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得到发扬光大。文艺复兴时期人道主义的理想即是对完整的、全面的人的阐明：这种完整的、全面的人，被看成是大自然发展中的最高精华。弗洛伊德反对社会的习惯势力，捍卫人的自然欲望的权力，他那有关理性控制这些欲望，并使这些欲望升华的理想，都是人道主义思想传统的一部分。而马克思则反对这样一种社会秩序，在这一社会秩序中，人由于隶属于经济而遭到摧残，马克思关于全面阐明完整的、尚未异化的人的理想也正是这一传统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一部分。由于弗洛伊德的机械唯物主义哲学把人的本质需要主要说成是性欲的需要。因而，弗洛伊德的视野就受到限制。马克思的眼界则要开阔得多，那是因为马克思目睹了不完美的阶级社会的后果，从而认识到，一旦这个社会成为一个完全是人的社会，人才有可能得到发展并成为一个完善的人。弗洛伊德是一个自由主义改革者；马克思则是一位激进的革命家。虽然他们有所不同，但对于解放人类，他们都有着共同的、毫不动摇的决心；对于作为解放工具的真理，他们都有着共同的、坚定的信仰，并且，他们还共同坚信，这一解放的条件就存在于人类砸碎幻想锁链的能力之中。 [1] 罗马喜剧作家德伦西（Terentius）语。 [2] 这是马克思所喜爱的两句格言，曾被马克思提到过。见：埃里希·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纽约，1961年。 [3] 阿登纳在1952年3月6日的广播讲话中指出：“一旦西方强大起来，必将会出现和平谈判的一个真正的起点，谈判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和平解放苏联地区，而且也是为了解放铁幕统治下的东欧以及整个被奴役的欧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