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埃里希·弗洛姆 -> 《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962） 第一章 我的一些个人经历 如果一个人要问自己，他是怎样对那些注定要在他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思想领域发生兴趣的话，那么，他就会发现，要回答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并非是件容易的事情。或许，他天生对某些问题就有一种爱好；或许，他是受了某些老师的影响，受了当时各种思想或个人经历的影响，才走上了他以后所感兴趣的道路的——然而，又有谁知道，在这些因素中究竟是哪些因素决定了他的人生道路呢？说实在的，如果有人想要确切地知道在所有这些因素中那些较重要的因素的话，那么，没有一部详细的史料性自传恐怕是不可能找到问题答案的。 但是，我并不打算把此书写成一部史料性的自传，而是想写成一本有关精神发展的自传。因此，在这本书中，我要选择自己青年时代的一些经历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是这些经历才使我以后对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学说以及对这两种学说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兴趣。 如果我想知道我是怎样对有关人们之所以要这样行动的问题发生极大兴趣的话，那么，下述情况也许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我是一个独生子，我的父亲性情急躁、喜怒无常，我的母亲则情绪低落、郁郁寡欢，这些便足以使我对奇特而又神秘的人类行为的原因发生兴趣。至今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在我大约十二岁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件事使我的思想远远超出了我先前所思考的范围；十年以后，它才使我对弗洛伊德发生了兴趣。 这件事情的经过原是这样的：我认识一位年轻的女子，她是我们家的朋友。她的芳龄大约二十五岁，既漂亮，又富有魅力；除此之外，她还是一个画家，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画家。我还记得听人说起过，她订婚不久就解除了婚约；我记得，她几乎总是陪伴着她那位丧偶的父亲。在我的记忆中，她的父亲是一个索然寡味、其貌不扬的老人。当时我的确就是这样认为的（由于妒忌，我的判断也许带有某些偏见）。然而，有一天，我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她的父亲去逝了，不久她也自杀了，并且留下了遗嘱，遗嘱上说她希望同她的父亲合葬在一起。 我从未听说过恋母情结，也未曾听说过女儿和父亲之间的乱伦的固恋。但是，这件事却深深地触动了我。我非常喜欢这位妙龄女郎；我讨厌那位其貌不扬的父亲。在这以前，我也根本不知道人还会自杀。于是，一种想法便在心中油然而生：“这一切又是何以可能的呢？”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怎么可能如此爱恋着她的父亲，以致她宁愿和她的父亲合葬在一起，也不愿意活着享受人生和绘画的乐趣呢？ 当然，我没有找到任何答案。我被“何以可能”这个问题难住了。可是，当我渐渐地熟悉了弗洛伊德学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似乎在弗洛伊德的学说中找到了有关在我开始成熟为青年的这段令人困惑而又害怕的经历中的答案。 我对马克思学说的兴趣却是由另一番完全不同的经历所引起的。我生长在一个笃信犹太教的家庭，旧约的故事扣响了我的心弦，它比我所接触到的任何事物都更使我激动。然而，并不是所有这些故事都能打动我的；我讨厌，或者说，我不太喜欢希伯来人征服迦南人的历史；我认为，末底改或以斯帖的故事没有任何价值；同样，我也并不欣赏所罗门的雅歌。但是，亚当和夏娃不服从上帝的故事，阿伯拉罕恳求上帝解救罪恶之地的居民们的故事，约拿出使尼尼微的故事，以及圣经中的其他许多故事，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诚然，最感动我的还是那些预言家如以赛亚、阿摩司、何西阿的著作，但是，我并不为他们的告诫或预示灾难的来临所感动；他们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是使我难以忘怀的：到那个时候，各族人民“将把剑铸成犁头，把矛铸成枝钩刀，而不再大动干戈，相互残杀，更不会再发动任何战争”；到那个时候，四海之内皆兄弟，“大地到处都充满了上帝的智慧，就像大海装满了圣水一样”。各民族之间普遍友好地和平共处的图景，深深地打动了我这个十二、三岁少年的心。也许这样一个生活环境便成了我之所以对和平国际主义思想发生兴趣的直接原因：我是一个犹太人的儿子，在基督教的环境中长大，并耳闻目睹了一些规模不大的反闪族主义的事件，更重要的是，我发现了双方都有一种陌生的、宗派小集团的感情。我讨厌宗派小集团。或许这都是因为我是一个性情孤僻、娇生惯养的孩子，竭力想要克服这种孤独感。因此，在这个世界上还会有什么东西比这种有关普遍和平及兄弟般情谊的预言更能使我兴奋和激动呢？ 此外，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发生的话，也许所有这些亲身经历都不会如此深刻地、持久地影响我。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不是别的任何事情决定了我成长的道路。一九一四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我只有十四岁。最初感受到的只是战争的骚动、胜利的喜悦和我所认识的一些士兵的不幸阵亡。我对这次战争的问题漠不关心，也不为战争的残酷无情所震动。但不久这一切全变了。是我的老师们的一些经历使我发生了这种变化。战争前两年，我的一位拉丁文老师在课堂说过，他最喜爱的格言是：“如果你希望和平，你就应该准备战争”。因此，当战争爆发的时候，这位老师显得格外高兴。我想，他并不是真心实意地主张和平的，一个似乎一向如此真诚地关心维持和平的人怎么可能在现在一遇到战争就如此欣喜若狂呢？从那以后，我很难相信备战能维持和平这一原则，尽管鼓吹这一原则的人比我的拉丁文老师更善良、更真诚。 在那些日子里，使我感到同样震惊的是，整个德国都在疯狂地仇恨英国。突然间英国人成了廉价的雇佣兵，他们既残酷，又无耻，企图杀害我们无辜的、忠实可靠的德国英雄。就在那举国上下歇斯底里大发作的过程中，有一件事至今仍使我记忆犹新。一次上英语课的时候，老师布置给我们的暑期作业是背熟英国国歌。这一作业是在暑假以前布置的，当时还处在和平时期。开学后，我们这些男同学对那位老师说，我们拒绝学习现在成了我们头号敌人的国歌。这一拒绝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调皮捣蛋的缘故，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受到了“仇恨英国”这一论调的影响。那位老师站在教室前面，冷笑一声，并用平静的口吻回答了我们提出的抗议：“别自欺欺人了；英国永远不会打败仗的！”这是在疯狂的仇恨中，一个理智健全的、现实的人所发出的声音——这是一位令人尊敬和钦佩的老师的声音。这一切对于我来说依然历历在目。老师所说的那句话以及他那种心平气和、合情合理的说话方式启发了我，同时也粉碎了仇恨和民族自豪感的疯狂模式；它使我感到惊异，使我陷入了沉思：“这一切又是何以可能的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疑团也越来越多。我的一些叔伯、表兄、老同学在战争中阵亡了；将军们关于胜利的预言结果被证明是错误的——不久，我便懂得了，所谓“战略撤退”和“胜利防御”都只不过是模棱两可的欺人之谈罢了。此外，德国新闻界一开始就把这次战争说成是邻国强加给德国人民的，因为这些邻国妒忌德国，并想压制德国，以便达到消灭一个成功竞争者的目的。同时，这次战争也被说成是一场为争取自由的斗争：德国不是也反对过俄国的沙皇——一位奴役和压迫的化身吗？ 当时，这一切似乎都是令人信服的，因为没有人持任何反对意见。但是，我却开始怀疑起自己曾经相信过的这些说法了。首先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代表们在德意志帝国国会投票反对战争预算，批评德国政府的官方立场。人们秘密传阅着一本名为《我控诉》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论述了战争罪行的问题——我依旧记得，这本小册子主要是从西方同盟国的立场出发探讨这个问题的。该小册子指出，帝国政府决不是这次战争的无辜的牺牲品。它同奥匈政府一样，对这次战争负主要的责任。 战争在继续着。战线从瑞士边境向北延伸到了波罗的海。在同士兵们的交谈中，人们就会了解到他们的生活：他们不时地被困在战壕里和防空洞里，不时又要冒着敌人猛烈进攻的炮火，一次又一次地试图突围，但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败。年复一年。各国健壮的士兵，就象笼中的动物那样生活着；他们用步枪、手榴弹、机枪和刺刀互相残杀；就在这场大屠杀继续进行的时候，有人却在假惺惺地保证用最快的速度赢得战争的胜利，声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并装腔作势地反对穷凶极恶的敌人，主张和平，宣布和平的条件。 这一状况持续得越久，我的变化也就越大——很快地我便由一个孩子成长为一个男子汉了。我愈加迫切地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一切又是何以可能的呢？”千百万人怎么可能继续在战壕里，或被人杀害、或去杀害其他国家的无辜的人民，从而造成父母、妻子、朋友们的极大痛苦呢？他们究竟是为什么而战？当每一个人都说，他不希望战争的时候，战争又是何以可能发生的呢？如果双方都宣称，他们不需要征服别国，只希望维护自己国家的财产和领土的完整，那么，战争又怎么可能继续进行下去呢？正如下列事实所揭示的那样，如果双方都想征服别人，为自己的政治军事领导人赢得荣誉的话，那么，成千上万的人又怎么可能仅仅为了双方的某些领土，为了某些领导人的虚荣心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呢？战争究竟是一场无情的意外事故的一种结果，或是某些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一种结果呢？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有着自己的规律可循，这些规律是可以认识的——甚至还是可以预测的——假如人们把握了这些规律的本质的话。 一九一八年，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正是一个陷入重重困惑之中的青年人，这一切都使我感到不可思议：我不明白战争是怎样发生的，我希望理解大众行为中那些非理性的因素，我强烈地渴望和平和国际间的友好往来。此外，我也越来越深深地怀疑一切官方的意识形态和声明，坚信“我们必须怀疑一切”这个论断的正确性。 我已阐明了青年时代哪些经历为自己热衷于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学说创造了条件，这些有关个人和社会现象的问题使我深感棘手。我急切地要求获得这些问题的答案。正是在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体系中，我找到了答案。然而，这两个体系间的不同之处也引起了我的极大注意，我很想解决这些矛盾。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获得的知识越多，我就愈加怀疑这两个体系中的某些论断。我的主要的兴趣也就变得更明确了。我要认识支配个人生活的规律和社会的规律，也就是人在其社会生存中的规律。我也试图找出弗洛伊德学说中那些仍然闪烁着真理光辉的思想和那些需要修正的论断。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我也是这么做的。在理解和批评这两位思想家后，我最终达到了一种综合。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能只依靠理论思维。这倒并不是因为我轻视纯理论的思考（这得取决于思维者本人），而是因为我坚信，将经验观察与理论结合起来具有更大的价值（现代社会科学的最大弊病是只顾经验观察，不注意理论思维）。因此，我总是以观察到的事实作为我理论思维的基础，只要观察到的事实能提供正确依据的话，我便力求修正自己的理论。 我的心理学理论就是这样形成的。我曾经获得一个很好的观察场所。三十多年来，我一直是一位开业的精神病医生，仔细地研究了我用精神分析法治疗的病人的行为、自由联想和梦。无论是在这本书中，还是在我的其他著作中，没有一个关于人的精神方面的结论不是建立在这一精神分析工作对人的行为所作的批判性的观察基础上的。我对社会行为的研究也是如此。当然我没能象在精神分析的实践中那样成为一个积极的社会活动的参加者。自十一、二岁以来，我一直热衷于政治（小时候，我曾同父亲商店里的一位社会主义者谈论过政治）。但是，我知道，我并不具备适合于从事政治活动的气质。因此，我始终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时至今日，我才加入了美国社会主义党， 并积极参与和平运动。其原因并不在于我改变了对自己能力的看法，而是因为我已经认识到，我的责任不是被动地置身于这样一个似乎正在走向自我选择的灾难世界。另外，我急于要补充的是，还有比责任更重要的原因。我们的世界变得越不健全和非人性化，每个人就越感到需要团结起来，需要和共同肩负着人类使命的男女战斗在一起。我当然也感觉到了这种需要，而且很感激那些鞭策和鼓励我的伙伴们，我为能和他们在一起共事感到万分的荣幸。虽然我没能积极地参加政治活动，但我的社会学思想并不全都是建立在书本基础上的。的确，如果没有马克思，或者就一个更小的范围而言，如果没有社会学领域内其他开拓者的话，我的思想也就失去了至关重要的动力。除此之外，我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正是一个永不过时的社会实验室。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和俄国革命、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的胜利、纳粹主义在德国的逐步胜利、被引向歧途的俄国革命的失败、西班牙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军备竞赛——所有这一切都为我提供了一个经验观察的场所，使我形成了一些假说，并对这些假说进行了证实或否证。由于我一方面热衷于了解政治事件，另一方面又总是意识到，自己并不具备积极参与这些事件的气质，才使我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客观性，尽管一些政治科学家们认为缺乏热情并不是客观性的一个必要条件。 综上所述，我已经让读者了解到了我个人的一些经历和想法，正是这些经历和想法使我在二十岁一接触到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学说时，便迫不及待地研究起来。在以下各章中，我不打算再论及我个人的成长过程，而是想谈谈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思想及其理论概念，谈谈这两种学说之间的矛盾以及我自己为认识和解决这些矛盾而提出的有关综合的想法。 但是，在我论述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体系之前，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都是现时代的设计师。他们三个人对现实的基本秩序充满了信心，并一致认为，在自然界的产物——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中不仅是发现秘密，而且探索自然界的模式与设计也是我们的基本态度。因此，他们各人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了研究，他们的著作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具有最高的艺术性，最高地体现了人类渴求理解、渴求知识的需要。在这本书中，我要论述的仅仅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只要一提起他们俩人的名字，我就很容易会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即认为他们是旗鼓相当和具有同样历史意义的两个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是我一开始就想阐明的。马克思是一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物，就这点而言，弗洛伊德是不能与马克思相提并论的。关于这个事实，我们无需再作任何解释。然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在几乎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土地上传播的是一种被歪曲和被贬低了的“马克思主义”。尽管如此，这一事实也不能低估马克思的独特历史意义。此外，在我看来，马克思所思考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弗洛伊德。马克思将启蒙运动时期的人道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的精神遗产同经济的、社会的实际状况联系起来，从而为一门有关人和社会的新型科学奠定了基础。这门科学既是经验科学，同时又具有西方人道主义传统的精神。尽管这一人道主义的精神遭到了许多挂着马克思招牌的理论体系的否定和歪曲，但是，我相信，西方人道主义的复兴一定会恢复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中的突出地位。这一点也正是我在此书中所要揭示的。然而，在阐明这一点的同时，如果因为弗洛伊德未能达到马克思的高度而忽视了弗洛伊德的重要地位的话，那也是一种十分幼稚的想法。弗洛伊德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他所发现的无意识过程以及性格特征的动力学本质，都是对人的科学的独特贡献，因为它业已改变了未来关于人的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