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罗姆 -> 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1961）
第六章 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
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从他关于人的概念中推导出来的。现在已经很清楚，按照这个概念，社会主义不是一个把个人严密地编组起来、象机器一样自动化的社会，不管在这个社会里收入是否平等，也不管他们是否吃得和穿得好。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个个人从属于国家、从属于机器、从属于官僚政治的社会。即使作为一个“抽象的资本家”的国家是雇主，即使“社会全部资本都已经结合在一个资本家或一个资本家公司手中”[1]，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事实上，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十分清楚地指出的那样，“这样的共产主义不是人的发展的目的”。那么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什么呢？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89-690页。
显然，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去创造出一种生产的形式和社会的组织，在这种形式和组织中，人能从他的生产中、从他的劳动中、从他的伙伴中、从他自身和从自然中，克服异化；在这种形式和组织中，人能复归他自身并以他自己的力量掌握世界，从而跟世界相统一。正如保罗·梯利希所指出的，对于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就是：“一场在社会的现实中反对毁灭爱的抵抗运动”[2]。
[2] 梯利希（Paul Tillich）：《新教的瞩望》，1952年版，第6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末尾极其清楚地表述了社会主义的目的：“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3]。
[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926-927页。
马克思在这里表述了社会主义的一切本质因素。首先，人是以一种联合的方式而不是一种竞争的方式来进行生产的；人是以一种合理的非异化的方式来进行生产的，这意味着他使生产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不让生产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这显然是跟那种让人受官僚操纵的社会主义的概念不相容的，即使在那种社会里，官僚统治着整个国家经济，而不仅仅是统治着一个大公司。这意味着个人积极地参与制定计划和实行计划；简言之，这意味着实现政治民主和生产民主。马克思期望通过这样一种新的非异化的社会形式，人将成为独立自主的，而不再被生产和消费的异化的模式弄得残缺不全；在这种社会里，人将真正成为他的生活的主人和创造者，因而他能开始使得生活本身成为他的主要活动，而不是以生产谋生手段为主要活动。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决不是那样一种生活的圆满完成，而是保证那样一种生活的圆满完成的条件。当人已经建成了一种合理的、非异化的社会形式的时候，人就有机会开始发展属于生活的目的的东西：“发展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的能力，开始真正的自由王国”。马克思是一个每年都要通读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的全部著作的人，是一个用人类思想的一切最伟大的著作来丰富自己的一生的人，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竟被歪曲为是以吃得好和穿得好的“福利”国家或“工人”国家为目的。在马克思看来，当人不仅从经济的贫困的锁链中解放出来而且从由异化造成的精神的贫困中解放出来之时，人就已经在历史的进程中创造了一种将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文化。马克思的这个看法是建立在他对人的信念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他对在历史中已经发展起来的人的本质所固有的、实在的潜力的信念的基础之上的。他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人的自由和创造性的条件，而不是把它看作构成人的生活的目的本身。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不是从人们通过使自己的能力对象化而创造出来的对象世界中逃脱出来或抽取出来，或丧失对象世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不是贫困地复归到一种非自然的、原始的简朴中去。宁愿说，它是作为某种实在的东西的人的本性的第一次真正的出现，真正的实现。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允许人得以通过克服自己的异化而实现自己的本质的社会。社会主义无非就是为真正自由的、理性的、积极向上的和独立的人创造条件；社会主义就是实现这位预言家的目标：摧毁偶像。
只是由于斯大林假借马克思的名义散播了弥天大谎，以及由于西方世界对马克思极其无知，才使马克思被视为自由的敌人。对于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自由，但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具有比现存民主所设想的自由远为彻底的意义，这种自由是在独立意义上的自由，其基础是人立足于自己，使用自己的力量，并通过生产使自己跟世界发生关系。马克思说：“自由是人的本质，这是如此明显，以致甚至它的反对者都认识到这一点，……没有一个人向自由开战，他至多只是反对其他人的自由。因此每一种自由始终只是一个时候作为一种特权，而在另一个时候作为一种普遍的权力而存在的。”[4]
[4] 转引自杜那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和自由》，纽约，1958年英文版，第19页。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为人的需要服务的社会。但是，很多人会问：难道现代资本主义不正是那样的吗？我们的大公司难道不是竭力设法为人的需要服务吗？那些大的广告公司不就是一些侦察队吗？它们竭尽努力，从全面概观到动机分析，力图找出人的需要是什么。的确，如果我们不理解马克思对人的真正的需要和人的虚假的需要之间所作的区分，就不能理解这种社会主义的概念。
正如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从整个人的概念中推导出来的一样，人的真正的需要也是植根于人的本性的；只有依据于对人的本性的认识，以及依据于认识到真正的人的需要是植根于人的本性的，才能区分真正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人的真正的需要是指那些对于实现人的本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我所真正爱的东西的存在被我看作为一种必然性、一种需要，没有它们，我的本质就不能实现，不能满足，不能完善。”[5]只有依据一种具体的人的本性的概念，马克思才能区分人的真正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纯粹主观地看，虚假的需要也被当作象真正的需要一样迫切、一样现实；从纯粹主观的观点来看，就不可能有这种区分真假的标准。（用现代的术语来说，人们可以分清精神病态的需要和理性的〔健康的〕需要）。[6]人往往只意识到他的虚假的需要，而不意识到他的真正的需要。社会的分析学家的任务正是要唤醒人们认识到什么是梦幻的虚假的需要，什么是人的真正的需要。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目的就是要认识和实现人的真正的需要，而只有当生产为人服务，资本家不再创造和利用人的虚假的需要时，才能达到这一目的。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一卷，第184页。
[6] 参见弗洛姆《自为的人》，纽约，1947年英文版。
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正象一切存在主义的哲学一样，是对人的异化的一种抗议。如果正如赫克斯利（Aldous Huxley）所说的那样，“我们现在的经济的、社会的和国际的安排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筑在有组织的爱的丧失的基础上的”[7]，那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就正是对那种爱的丧失的一种抗议，就是对人剥削人的抗议，就是对人以牺牲今天的和尤其是后代的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而滥用自然、浪费我们的自然资源的抗议。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非异化的人是社会主义的目标，这种非异化的人并不“统治”自然，而是跟自然合而为一，是跟对象息息相关、脉脉相通的，以致对象对于他来说成为生命。
[7] 赫克斯利：《持久的哲学》，纽约，1944年英文版，第93页。
这不等于是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就是实现一切过去的最伟大的人本主义的宗教所共有的那些最深刻的宗教的夙愿吗？的确，如果我们懂得马克思象黑格尔和许多其他的哲学家一样，不是用神学的语言而是用哲学的语言来表达他对人的灵魂的关心的话，那么事情正是这样的。
马克思向宗教开战，正是因为宗教是异化的，宗教并不能满足人的真正的需要。马克思向上帝开战，实际上就是向那个称之为上帝的偶像开战。当马克思还是一个年青人的时候，就已经以下面一段话作为他的学位论文的箴言：“那些鄙视大众之神的人并不是不信神的，但是那些把大众的意见归属于神的人却是不信神的”。马克思的无神论是理性的神秘主义的最高的发展形式，他比起大多数谴责马克思为“不信神”的保卫上帝和宗教的卫道士来更接近于神秘主义大师艾克哈特或禅宗佛教。
不谈一下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和社会主义哲学跟旧约全书中先知所预言的关于弥赛亚（救世主）降临的希望、以及跟希腊和罗马的思想中的人本主义的宗教根源之间的联系，简直就不能谈论马克思对宗教的态度。弥赛亚的希望的确是西方思想中所独有的特征，旧约全书的先知不仅象老子和佛陀一样是精神领袖，而且他们也是政治领袖。他们教导人应该如何行事，并把必须加以抉择的道路指给人看。大多数旧约全书的先知都认为历史是有意图的，人在这个历史的过程中使自己得以完善，而且人最终将创造一个和平和正义的社会制度。但是，在这些先知看来，和平和正义的概念导源于整个旧约全书中的人的概念。人在他意识到自己之前，即在人成其为人之前，生活在跟自然的统一中（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人的第一个自由的行动（就是有能力说“不”）使他张开自己的眼睛，并看到自己作为一个陌生人生活在一个充满着跟自然相冲突、充满着男人与男人之间和男人与女人之间相冲突的世界上。历史的过程就是人发展自己所特有的人的性质即人的爱和理智的能力的过程。一旦人实现了完全的人性，人就能恢复所失去的人与自然间的统一。然而，这个新的统一跟历史开始之前的前意识的统一不同。它是人跟自己、跟自然、跟他的伙伴之间的一种浑然一体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是以人在历史的过程中造就了自己为基础的。在旧约全书中，上帝是在历史中显示自己（“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并且人是在历史中，而不是在超越历史的状态中得到拯救。这意味着人的精神的目的不可分割地跟改造社会相联系；从根本上说，政治的领域跟伦理价值的领域和人的自我实现的领域不可分离。
有关的思想也出现在希腊（以及用希腊语的国家）和罗马的思想中。从斯多亚派哲学的开创者芝诺到塞涅卡和西塞罗，关于自然法的概念和人类平等的概念对人的心智起着有力的影响，这些概念连同先知的传统，构成了基督教的思想基础。
虽然基督教，特别是自保罗以后，倾向于把救赎这个历史的概念改造成一个寄托于“来世的”、纯粹宗教的概念，虽然教会成了“善良社会”的替代物，但是这种改造远非完成。早期的教会对现存的国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中世纪后期的基督教的思想，从神圣的和自然的法的角度对世俗的政权和国家作了批判。这种观点强调社会和国家决不能背离植根于启示和理性（这个词在经院哲学的意义上是理智）之中的宗教的价值。此外，在宗教改革以前的基督教各宗派中，以及在宗教改革以后很多基督教团体和直到现在的教友会的思想中，关于救世主的思想甚至以更加彻底的形式表达出来。
然而，在宗教改革以后，救世的思想的主流不再以宗教的思想表达出来，而是以哲学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思想表达出来。它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的乌托邦的思想中以某种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在那里，新的世界不是在遥远的将来，而是在远处某个地方。它也表现在启蒙运动的哲学家的思想中以及法国和英国革命时期的哲学家的思想中。它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概念中得到最新和最完善的表达。不管旧约全书的思想是否通过诸如摩西·赫斯（Moses Hess）那样的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有过直接的影响，毫无疑问，先知的救世的传统通过启蒙哲学家的思想，尤其是通过导源于斯宾诺莎、歌德和黑格尔的思想，对马克思有过间接的影响。先知的传统、十三世纪基督教的思想、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和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所共同的东西就是国家（社会）和精神的价值不能互相分离的观念，就是政治和道德的价值不可分的观念。这个观念曾受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的概念（马基雅弗利）的攻击，也被现代国家的现世主义所反对。看来，每当西方人处于巨大的物质方面的胜利的影响之下，无限制地致力于他所获得的新的力量，并沉醉于这些新的力量的时候，就忘记了自己。这些社会的名流迷恋于追求权力、奢侈和控制人，而群众就跟着仿效他们。这种情况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那时兴起了新的科学，地理的大发现，还出现了北部意大利的繁荣的城邦国家；这种情况在第一次和现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爆发性的发展中再次发生。
但是这样的发展由于另外的一个因素的出现而变得复杂化了。如果国家或社会是被用来实现某种精神上的价值的话，那么就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某个最高的权威命令人（并且迫使人）按照一定的方式去思想和行动，某种客观上有效的价值融和到社会主义生活中去就容易产生独裁主义。中世纪的精神上的权威是天主教教会。新教反对这种权威，首先是为了获得更大的个人的独立性，然而结果却只是使君王的国家成了人的身体和灵魂的无可争议的和专断的统治者。反叛君王的权威的斗争以民族的名义发生，在一段时间内这种民族国家被指望为是自由的代表。但是过了不久，这种民族国家就只顾保护拥有资本的人的物质利益，保障他们能够剥削大多数人的劳动。某些社会阶级又起来反抗这种新的独裁主义，要求获得免于世俗的权威干扰的个人的自由。这样，自由主义的主张就改变了，自由主义从要求保护自由发展到另一方面要求国家和社会不插手过问实现自由。这就是说，自由主义必须不仅坚持与国家和教会分开，而且还必须否定国家的职能是帮助实现某种精神上的和道德上的价值；这些价值被认为完全属于个人的事情。
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等人的形式中，恢复了作为实现人的精神上的需要的条件的那种“善良社会”的思想。社会主义是反权威的，既反对教会的权威，又反对国家的权威，因而社会主义又旨在使国家最终消亡，建立一个由自愿合作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社会主义的目的是重建社会，使之成为人真正复归自己的基础，而不让那些使人的心智受到限制和变得贫乏的权威的势力产生出来。
因此，马克思等人的社会主义继承了先知的救世主义、基督教的千年王国派的理论、十三世纪的托马斯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乌托邦主义和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的传统。它是作为精神上的实现阶段的先知的基督教的社会思想和个人自由的思想的综合。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反对教会，因为教会限制人的心智；它反对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把社会和道德价值分开。它反对斯大林主义和赫鲁晓夫主义，因为它们是独裁主义，因为它们忽视人的价值。
社会主义就是消除人的自我异化，就是复归作为真正的人的人。“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它知道它就是这种解答。”[8]对于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它允许人复归到人自身，允许存在与本质之间的同一，允许克服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分裂和对抗，允许对自然的人性化；它意味着这样的一个世界，在那里，人不再是许多陌生人中的一个陌生人，而是在他自己的世界上；在那里，他是自由自在的，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
[8]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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