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罗姆 -> 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1961）
第五章 异化
离开关于生产性的否定（negation of productivity）的概念，即异化概念，就不可能充分地理解关于能动的、生产的、以其自己的力量把握和包摄客观世界的人的概念。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历史就是人不断发展同时又不断异化的历史。他的社会主义概念就是从异化中解放出来；就是人回归到他自身，就是人的自我实现。
在马克思看来，异化（或“疏远化”）意味着人在他把握世界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自己是发生作用的行动者，而是觉得世界（自然界、别人和他自己）对他来说依然是陌生的。它们作为客体站在他之上，与他相对立，即使它们可能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对象。异化主要是人作为与客体相分离的主体被动地接受地体验世界和他自身。
整个异化概念在旧约的偶像崇拜概念中得到了它在西方思想中的头一个表现[1]。先知们所说的“偶像崇拜”的实质，不是指人们崇拜许多上帝而非一个上帝。“偶像崇拜”的实质在于，偶像是人自己的双手做成的东西，它们是物，而人却向物跪拜，对物尊敬，崇拜他自己创造的东西。人在这样作时便使他自己变形为物。他把自己的生命特质赋与他所创造的物；他不是觉得自己是有创造能力的人，而是只有通过对偶像的崇拜才与他自身相接触。他已经变成为与他自己的生命力相疏远，与他自己的潜在财富相疏远，并且只有通过对凝结在偶像中的生命屈服顺从这种间接的方法，才能与他自身相接触[2]。
[1] 保尔·梯利希（Paul Tillich）在《基督教的人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杜塞尔多夫，1953年，第14页）中强调指出了异化和偶像崇拜之间的关系。梯利希在另一个讲演《新教徒的幻想》中也指出，异化概念其实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中也可以发现。娄维特（Löwith）也指出，马克思所反对的不是上帝，而是偶像（参见《从黑格尔到尼采》，第378页）。
[2] 附带说一句，盲目信仰者的心理也是如此。这种人是空虚的、麻木的、意志沮丧的，可是，为了弥补这种意志沮丧和内心麻木的状态，他选择了一个偶像，这个偶像可能是国家、政党、观念、教会或者上帝。他把这个偶像变成绝对，无条件地对它屈服。在这样作的时候，他的生命获得了意义，他在对所选择的偶像的屈服中找到了振奋。可是，他的振奋不是产生于生产联系（Productive relatedness）的快乐；它是一种强烈的、然而是冷冰冰的、建立在内心麻木的基础之上的振奋，或者，如果希望说得形象一些，它是“燃烧着的冰”。
旧约中叙述了偶像的麻木和空虚：“它们有眼睛，可是看不见；它们有耳朵，可是听不见”，等等。人把自己的力量转移给偶像愈多，他自己就变得愈加贫乏，愈加依赖于偶像，乞求偶像允许他赎回一部分他自己原有的东西。偶像可能是上帝那样的人物，可能是国家、教会、人或者财产。偶像崇拜改变着自己的对象，绝不能说只在那些具有所谓宗教意义的偶像的形式中才能发现偶像崇拜。偶像崇拜总是对某种东西的崇拜，人把自己的创造力置于这种东西之中，然后对它顺从屈服，而不是在他的创造活动中体验到他自身。在许多异化形式中，最常见的是语言中的异化。如果我用一个词表达一种感情，例如，如果我说“我爱你”，这个词就意味着它是存在于我自身之中的一种实在的标志，即我的爱情力量的标志。“爱”这个词意味着它是爱这个事实的标志，可是，这个词一旦被说了出来，它就倾向于僭取它自己的生命，变成一种实在。我就会幻想地认为，这个词的说出是和经验相等的，一旦我说出这个词，我所感觉到的只是这个词所表达的爱的思想。语言的异化表明了异化的全部复杂性。语言是人类的最珍贵的成就之一；为了避免异化而不说话，那是愚蠢的，可是人必须经常注意所说出的词具有危险，即所说出的词具有用它自身代替活生生的经验的危险。对于人的其他一些成就（思想、艺术以及人所创造的任何物体）来说，也是如此。它们都是人的创造；它们是生活中有价值的助手，可是它们之中任何一个也都是陷井，是一种把生命和事物、经验和人工制造物、感情和屈服顺从混淆起来的诱惑。
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思想家们批评了他们那个时代日益严重的、僵化空虚和麻木。生产性（productivity）这个重要概念，在斯宾诺莎以及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是中心概念，在歌德的思想中也是一块基石。歌德说：“神圣之物在活着的东西中是真实的，而不是在死了的东西之中。它处于正在形成和发展的东西之中，而不是处于已经完成和僵化的东西之中。因此，理性在其对于神圣之物的趋向中只是与正在形成着的和活着的东西发生关系，而理智则与已经完成和僵化的东西发生关系，以便加以利用”[3]。
[3] 《歌德与爱克曼的谈话》，1829年2月18日，1894年出版于莱比锡，第4页（英译文是本文作者翻译的）。
我们在席勒和费希特那里，后来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也发现了同样的批评。马克思对于他那个时代所谓“真理没有感情、感情没有真理”[4]的说法作了全面的批评。
[4] 《路易·拿破仑政变记》。
正如保尔·梯利希所说的，从克尔凯郭尔以后的全部存在主义哲学，其实是“一百多年来反对工业社会里使人失去人性的反叛运动”。事实上，非有神论语言中所说的异化概念，就等于有神论语言中所说的“罪孽”、即人背弃他自身，背弃他自身之中的上帝。
黑格尔是创造出异化概念的思想家。在他看来，人的历史同时也就是人的异化（Entfremdung）的历史。他在《历史哲学》中写道：“其实，心所努力追求的就是它的总念的自我实现；可是，它在这样作的时候把那个目的给自己隐藏起来，而且对这种离开它自己本质的异化感到骄傲和满足。”[5]在马克思看来，也和在黑格尔看来一样，异化概念植基于存在和本质的区别之上，植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之上：人的存在与他的本质疏远，人在事实上不是他潜在地是的那个样子，或者，换句话说，人不是他应当成为的那个样子，而他应当成为他可能成为的那个样子。
[5] 《历史哲学》，J·西伯列译，殖民出版社，纽约，1899年。
在马克思看来，异化过程表现在劳动和分工之中。他认为劳动是人和自然的能动关系，是新世界的创造，其中包括人自身的创造（在马克思看来，和手工活动或艺术活动一样，智力活动当然也往往是劳动）。可是，随着私有财产和分工的发展，劳动失去了它作为人的力量的表现这种性质；劳动及其产物僭取了一种与人及其愿望和计划相分离的存在。“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独立力量，是同劳动对立的。劳动产品是固定在对象中的、物化为对象的劳动，是劳动的对象化。”[6]劳动发生了异化，因为它不再是劳动者的本性的一部分，“因此，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遭到精神摧残。因此，劳动者只是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由自在，而在劳动之内则感到爽然若失”[7]。因此，在生产活动中，劳动者与他自己的活动的关系被认作是“劳动者同他自己的活动——某种异己的、不属于他的活动的关系。在这里，活动就是受动；力量就是虚弱；生殖就是去势”[8]。当人这样地与他自身相异化的时候，劳动的产物便变成为“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对象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劳动者同感性的外部世界、同自然物这个与他相敌对的异己世界的关系。”[9]马克思着重指出了两点：一、在劳动过程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过程中，人和其自己的创造力相疏远；二、人自己的劳动对象变成了异化的存在，最后对他实行统治，变成不以他自己为转移的力量。“在那里，是劳动者为生产过程，不是生产过程为劳动者。”[10]
[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
[7] 同上书，第47页。
[8] 同上书，第48页。
[9] 同上。
[10]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99页。
在这点上，普遍地——甚至在社会主义者中间——存在着一种对马克思的误解。有些人相信，马克思所说的主要是对劳动者的经济剥削，劳动者在产品中所得的份额少于他应得的份额，或者产品应归劳动者所有而不应归资本家所有。可是，正如我在上面所指出的，像苏联那样作为一个资本家的国家，对马克思来说丝毫也不比私人资本家更受欢迎。他主要不是关心收入的平等。他所关心的是使人从那种毁灭人的个性、使人变形为物、使人成为物的奴隶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正如克尔凯郭尔关怀个人的得到拯救一样，马克思也是如此；而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是针对收入的分配方法，而是针对它的生产方式、它的毁灭个性以及它使人沦为奴隶。而人之所以沦为奴隶，不是被资本家所奴役，而是人（包括工人和资本家）被他们自己创造的物和环境所奴役。
马克思继续发挥他的思想。在未异化的劳动中，人不仅作为一个个体、而且作为族类的存在实现着他自身。和黑格尔以及启蒙时期的其他许多思想家一样，马克思也认为，每个个体都表现出族类，也就是说，表现出作为整体的人性，人的普遍性：人的发展导致他的全部人性的显露。在劳动过程中，人“不仅像在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化分为二，而且在实践中、在现实中把自己化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剥夺了他所生产的对象，从而也剥夺了他的类的生活、他的现实的、类的对象性，而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那种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人被夺去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
同样地，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的活动贬低为单纯的手段，从而把人的类的生活变成为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因而，人所具有的类的意识由于异化而改变，以致类的生活对他说来成了手段。”[11]
[1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页。
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马克思认为劳动的异化在全部历史中一直存在着，在资本主义社会则达到它的顶峰，工人阶级是异化得最厉害的阶级。这个假设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之上：工人没有参与劳动的指挥，而是作为他所使用的机器的一部分被“雇佣”，从而被变形为依附于资本的物。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表现为劳动者的解放这样一种政治的形式，而且这里问题不仅在于劳动者的解放，因为劳动者的解放包含着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劳动者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性的关系不过是这种关系各种变形和结果罢了。”[12]
[12] 同上书，第55页。
必须再一次强调指出，马克思的目的不是仅限于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是通过恢复一切人的未异化的、从而是自由的能动性，使人获得解放，并达到那样一个社会，在那里，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人不再是“畸形的”[13]，变成了充分发展的人。马克思关于异化了的劳动产品的概念，在《资本论》里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即他所谓“商品拜物教”中，得到了表现。资本主义生产把人的关系变形为物自身的性质，这种变形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中商品的性质。“在物质财富不是为劳动者的发展需要而存在，反而是劳动者为现存价值的增殖需要而存在的生产方式内，也不能再是别样。像人在宗教上是受他自己的头的产物支配一样，在资本主义生产内，他是受他自己的手的产物支配。”[14]“机器适应着人的软弱性，以便把软弱的人变成机器。”[15]
[13]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435页。
[14] 同上书，第781页。
[15]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页。
人在机器生产中的劳动异化比在手工制造业和手工业中的异化强烈得多。“在手工制造业和手工业，是劳动者利用工具；在工厂，则是劳动者服侍机器。在前者，劳动手段的运动，是由他出发；在后者，他就必须追随在机器运动后面。在手工制造业，劳动者是一个活机构的构成部分。在工厂，则有个死机构独立于劳动者之外，把劳动者当作活的附属物来合并。”[16]看一看异化概念在著述《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中是怎样地占居中心地位，后来在撰写《资本论》的“老年”马克思的思想中又是怎样地继续占居中心地位，这对于理解马克思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除了业已举出的例证之外，下面引证的两段话——一段引自《经济学—哲学手稿》，另一段引自《资本论》——一定能够十分清楚地说明这种连续性。
[16]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513页。
“这一事实不过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独立力量，是同劳动对立的。劳动产品是固定在对象中的、物化为对象的劳动，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学以之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劳动者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为对象所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17]
[1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这样地写道：“……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增进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切方法，是以个别劳动者为牺牲来实行的，生产发展的一切手段，都转化为对于生产者的支配手段和剥削手段，把劳动者残废为一个部分的人，把他贬为机器的附属物，破坏劳动的内容，使其成为苦工，并比例于科学当作独立力量被合并于劳动过程的程度，从他那里，夺去劳动过程的灵性力。”[18]
[18]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812-813页。
此外，对于私有财产（当然不是作为使用对象的财产，而是作为能够雇佣劳动的资本）的作用，青年马克思从它的异化机能中已经清楚地看出来了。他写道：“私有财产是外化了的劳动，即劳动者同自然界和自己本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归结。
因此，私有财产这一概念，是通过分析而从外化了的劳动，亦即外在化了的人、异化了的劳动、异化了的生命、异化了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的。”[19]
[19]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页。
不仅物的世界变成人的统治者，人所创造的社会政治环境也变成了他的主人。“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并抹煞我们的打算的物质力量，这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20]异化了的人相信他已经成为自然界的主人，然而却变成物和环境的奴隶，变成世界的软弱无力的附属品，而这个世界同时却又是他自己的力量的集中表现。
[20]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第37页。
在马克思看来，在劳动过程中对劳动产品和环境的异化，是与对人自身、对人的同胞以及对自然界的异化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人从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的本质异化出去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从人那里的异化。当人与自己本身相对立的时候，那么其他人也与他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自己的劳动产品和自己本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同样适用于人对其他人、对其他人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关系。
总之，人从他的类的本质异化出去，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从其他人异化出去，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从人的本质异化出去。”[21]异化了的人不仅同其他人异化；他还在自己的自然品质和精神品质方面跟人类的本质、跟自己的族类存在异化。跟人类的本质异化，导致存在的自我中心主义，马克思把这种自我中心主义描述为人的人类本质变成了“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把人自己的身体从人那里异化出去，就象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把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异化出去一样。”[22]
[2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52页。
[22] 同上书，第51页。
马克思的概念在这里和康德关于人必须永远是自在目的而决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的原理相接近了。可是，马克思扩大了这一原理，他说人的人类本质一定不能变成达到个人存在的手段。马克思的观点和共产党人的极权主义之间的对立几乎不能比这表述得更加清楚了。马克思说，人的人性甚至不能变成达到他的个人存在的手段；那它就更不能被看作是实现国家、阶级或者民族的目的的手段了。
异化导致一切价值的贬低。由于人使经济及其价值——“发财、劳动和节约、朴素”[23]成为生活的最高目的，人便不能发展真正的道德价值，“良心、德行等等的富有；但是，如果我根本不存在，我又怎么能成为有德行的人呢？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又怎么会有纯洁的良心呢？”[24]在异化的状态下，生活的各个领域——经济领域和道德领域——是互不依赖的，“……每一个领域都把异化了的本质活动的特殊范围固定起来，并且每一个领域都同另一种异化保持着格格不入的关系。”[25]
[23] 同上书，第90页。
[24] 同上。
[25] 同上。
马克思看出在异化的世界里人的需要将变成什么，他确实十分清楚地预见到这个过程的完成，像只有今日才能看清的那样。在社会主义的前景下，主要的重要意义应当归诸于“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生产的某种新的方式和产生的某种新的对象，”归诸于“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显现和人的存在的新的充实”[26]；而在异化了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欲望不是人的潜在力量的表现，这就是说，它们不是人的欲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牺牲，把他置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促使他进行新花样的享乐，从而使他陷于经济上的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其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自己本身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的量的增长，压制人的异己本质的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个新的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随着人作为人越来越贫穷，人越来越需要货币，以便占有这个敌对的本质，而他的货币的力量却恰恰与产品的量成反比例地下降，也就是说，他的贫穷随着货币的力量的增长而日益增长。——因此，对货币的需要是国民经济学所产生的真正需要，并且是它所产生的唯一需要。——货币的量越来越成为它的唯一强有力的属性，正象货币把任何存在物归结为它的抽象一样，它也在自己本身的运动中把自己本身归结为量的存在物。无度和过度成了货币的真正尺度。
[26] 同上书，第51页。
甚至从主观方面来说，这也部分地表现在下述情况上，即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成为对不近人情的、过于讲究的违反自然的和想入非非的欲望的精心安排的和总是考虑周到的迎合。私有制不能把粗野的需要变为人的需要。它的理想主义不过是幻想、奇想、怪想；没有一个宦官象工业的宦官即生产者那样低声低气地向自己的君主献媚，并且象他们那样用卑鄙的手段来刺激君主的麻痹了的享乐能力，以便赢得君主的恩宠；工业的宦官即生产者力图用狡猾的手段来骗取银币，从自己的按基督教教义说来应受敬爱的邻人的口袋里诱取黄金鸟（每一个产品都是人们想用来从别人那里诱骗他的命根子即金钱的诱饵；每一个现实的或可能的需要都是把苍蝇诱向粘竿的弱点；对社会的、人的本质的普遍盘剥，正象人的每一个缺陷一样，是把人同天国联结起来的一个纽带，是使人的心能够接近僧侣的一个方面；每一个急难都是一个机会，使人能够趁机做出倍显殷勤的面孔来接近自己的邻人并且向他说：亲爱的朋友，我给你所需要的东西，而你是知道 conditio sine quanon［必不可缺的条件］的，你也知道你应当用什么样的墨水给我书写卖身契；我使你受用，我也要从你身上捞一把），——为了这个目的，工业的宦官投合消费者的卑鄙下流的意念，充当消费者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皮条匠，激起他的病态欲望，窥伺他的每一个弱点，以便然后为这种亲切的服务要求报酬。”[27]这种已经这样地变成为屈服于他的异化了的欲望的人，是“精神上和肉体上非人化了的存在物……是具有自我意识和自我活动的商品”[28]。这种商品化了的人只知道一种使他自己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这就是占有和消耗（使用）外部世界。他异化得愈厉害，这种占有和使用的感情便更多地代替他和世界的关系。“你存在得越少，你表现自己的生命越少，你就有得越多，你的外化了的生命就越大，你的异化了的本质也积累得越多。”[28]
[26] 同上书，第85-86页。
[27] 同上书，第59页。
[28] 同上书，第88页。
历史在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中只作了一个更正。马克思相信，工人阶级是最异化的阶级，因此从异化中解放出来必然要从工人阶级的解放开始。马克思的确没有预见到异化已经变成为大多数人的命运，特别是那部分人数愈来愈多的居民的命运，这部分人主要不是与机器打交道，而是与符号和人打交道。说起来，职员、商人和行政官吏在今天的异化程度，甚至超过熟练的手工劳动者的异化程度。手工劳动者的发生作用仍然依赖于技巧、忠实可靠等等个人品质的表现，他在交易中并没有被强迫出卖他的“人格”、他的微笑、他的见解。而那些同符号打交道的人之所以被雇佣，不仅是由于他们的技能，还由于某种品质，这些品质使他们成为易于被处理和操纵的、“有吸引力的人格容器”。他们是真正的“有组织的人”——甚过于熟练的劳动者——他们的偶像就是公司。但是，从消费方面来看，在手工劳动者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之间是没有差别的。他们全都渴望物，渴望占有和使用新的物。他们是被动的承受者，是被用以满足自己的综合需要的物所束缚和弄得虚弱的消费者。他们不是生产地和世界发生关系，把握它的全部实在，并在此过程中与它溶合为一；他们崇拜物以及产生物的机器，——在这个异化了的世界中，他们觉得自己是异乡人，感到十分孤独。尽管马克思对官吏的作用有所低估，但是他的一般评述在今天来说仍是适用的。“生产不仅把人当作商品、当作人类商品、当作具有商品的规定的人来生产；它适应着这个规定把人当作精神上和肉体上非人化了的存在物来生产。——劳动者和资本家的不道德、退化、愚钝。——这个生产的产品是具有自我意识和自我活动的商品，……人类商品”[29]。
[29] 同上书，第59页。
我们自己创造出的物和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我们的主人，这是马克思所未能预见到的；可是没有什么比下述事实更加突出地证明他的预见了：在今天，全人类都成了它自己创造出的核武器的囚犯，成了同样是它自己创造出的政治制度的囚犯。心惊胆跳的人类正焦急地盼望知道是否它能从自己所创造的物的力量中拯救出来，从它所任命的官吏的盲目行动中拯救出来。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