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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 革命的发动: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代表聚集在莫斯科过去的沙皇皇宫的大殿内举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当时的国际形势是资本主义的攻势在发展中,正在向战斗的工人进行冲击。资产阶级在出卖革命利益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帮助之下,扼杀了德国和匈牙利工人的革命发动,虽然在俄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现在又开始在许多国家采取反革命的措施。
在一九一九年初,法国有一系列的铁路工人、金属工人及其他工人的大罢工,但结果是对工人不利[1]。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美国工人在许多工业部门中进行了大的防御性的罢工是美国工人运动历史上最大的罢工,因刚普尔斯领导的叛变和懦弱,这个总的斗争使职工会丧失了一百多万会员[2]。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前夕,英国工人,由于威廉斯、何吉斯、汤姆士的类似的错误领导,在他们殷切期望的著名的三业同盟中遭受严重的失败[3]。工业同盟是由矿工、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组成的,在十年前发生的一次大规模的罢工运动中出现的,大约包括二百万工人。一九二一年发生了一,一五〇,〇〇〇年煤矿工人罢工,他们因为无法得到解决的办法,请求三业同盟予以支持。在广大群众的压力下,领袖们无可奈何地择定四月十二日总罢工。后延期至十五日,所谓“黑色的星期五”,而在含糊的诺言的调解下解散了罢工。结果使英国工人阶级遭受严重的失败。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诞生
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像所有东欧和中欧的工人一样,战后处在革命高潮的状态中。他们很快地就建立起自己的劳工总联盟,拥有会员二百万人,这是史无前例的。一九二〇年中,金属工人要求资本家增加工资35%,资本家不肯表示让步。九月工人们想用武力强迫老板满足增加工资的要求,并试图破坏资本家的同盟歇业,便占领了意大利全部的金属工厂,进行巨大的罢工表示抗议。红旗在工厂上飘扬。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利,他们在占领的工厂里制造自卫所需要的枪支。
资本家惊慌失措,吉沃利迪政府几乎在瘫痪中。意大利濒临革命的边缘,如果共产党的领导表现了更多的坚决性和组织性,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但是领导整个运动的社会党中,却有右派分子和中派动摇分子居其要津。虽然党已经采取反战的正确立场,并拥护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二十一条”,但是它拒绝把机会主义的领导清除出去。结果,它在最严重的危机中失败了,是塞拉第[4]、屠拉梯、达拉贡纳的领导使得它失败的。他们的办法很像在德国一九一九年革命的日子里工会领袖列金等所采取的叛卖政策。尽管左派要求夺取政权,但他们却把斗争限于“经济的水平”,把伟大的革命运动用工资上微不足道的提高和少数其他的对工会的让步出卖了,把工厂又还给资本家的手中[5]。
结果是惨重的失败,工人的士气大为沮丧。同时,在前社会党人墨索里尼(一八八三——一九四五)的领导下,老板们又建立起恐吓工人的匪党。罢工被出卖,造成这些匪徒以破坏工人运动的机会。墨索里尼在资本家积极帮助和政府完全纵容之下,于一九二二年十月,终于“进军罗马”(坐在一辆花车上),取得了政权。虽然进行了英勇的保卫斗争,意大利的工人运动很快被摧残了。法西斯主义产生了,对于世界工人运动是最严重的灾难[6]。
一九二一年初,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前夕,德国发生了遭到厄运的革命斗争,即所谓的三月发动。这是对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三日卡普反革命叛乱的回答,当时冯·勒特维支将军领导国卫军突然推翻了魏玛政府,使保皇党的卡普掌握了大权。工人们以德国历史上声势最为浩大的总罢工来回答这件事。叛乱分子失败了。四天以后卡普放弃大权。这是工人掌握德国政权的良机,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控制厄森、刻姆尼斯和鲁尔盆地的大部分,达三星期之久[7]。但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再一次拒绝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在得到了一纸空文的允诺之后,又忠实地向资本家屈服。
对卡普的罢工取得胜利,在工人身上留下了战斗的情绪。革命斗争正在继续。结果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发生了主要由共产党和左派独立派分子领导的数十万工人的暴动。但在右派泄会党刽子手的屠刀下,这次暴动在血泊中淹没了。它至少是冒险的行为,党领导做这件事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保罗·李维在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被害后成为党的领袖。他谴责并破坏这次斗争,使形势更为恶化,因此他被开除出党。三月发动的影响弥漫了整个共产国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第二半国际的成立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前夕的另一件重大事件是一九二一年二月在维也纳成立社会党国际工人联盟,以弗列德里克·爱德勒为总书记。这个组织,在政治上站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一般通称为第二半国际。它在政治上是一个中派组织[8]。
维也纳国际忠实于考茨基的“字面上的而不是切合实际的”原则,在右面反对第二国际领袖的粗暴的反革命工作,在左面反对第三国际的革命行动。因此它必须取得中间路线。但是实际上,正如中派分子一贯所处的情况,维也纳国际只是掩盖了第二国际右派机会主义分子。它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它所附属的党派一样,是树立一道城墙,阻碍“左倾”的工人从第二国际的控制下移向共产国际的领导。在革命时期,它是资本主义制度主要的支柱。
在成立大会上出席的有十三个国家的社会党代表。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英国独立工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残余分子,瑞士社会民主党,俄国孟什维克。主要的代表有英国约翰生、辛威尔、华海德;法国福尔、期格;德国克里斯本、希法亭、菜指布尔、罗森弗尔德;俄国马尔托夫;瑞士格拉伯、格里姆、黑格勒、莱因哈德;澳大利亚爱德勒、鲍厄。
第二届国际果然通过了调子激烈的纲领,它甚至承认在一定的条件下,工人将武装暴动以夺取政权。它也赞成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兵委员会(苏维埃)。但是它表明了自己的原则,却小心地规避了对俄国革命的公开拥护,而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对它好像是毒物。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类型的激烈纲领为了取悦于欧洲的具有革命头脑的工人是必需的。然而它的实质是这样的贫乏,两年以后第二半国际就合并于(应读为投降)第二国际了。
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纲领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描绘出革命的远景,同时认识到战后的革命运动产生某些松弛现象。自从一九一九年起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英国等国家的工人从失败中取得的经验中不能得出别的结论。总之有了巨大的革命高潮,俄国工人在此高潮中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取得了自己的政权,文件说,但是,“这个有力的革命浪潮并没有扫清国际资本主义,甚至没有扫清欧洲的资本主义秩序……战后第一阶段的革命运动……大抵已告结束”[9]。在大会上,列宁这样地总结了当前的形势:“我们所预料的国际革命正在向前发展,但是,这种前进运动并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直线地进展。……现在必须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作充分的准备,并深刻地研究它的具体发展情况。”[10]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家在稳定资本主义制度上已经成功了。相反地,战争和战后的革命斗争已给这个制度甚至带来了更多的混乱和内部矛盾。在战争中发生的主要事情之一就是在牺牲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下,美国惊人地强大起来,其次是日本。“资本主义欧洲在世界经济上已完全失去了它的统治地位。”[11]文件指出,准备已经开始,列强之间新的战争的安排已在形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清晰的预见,在二十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证实了这可怕的预言。
大会非常清楚地指出,资产阶级在社会民主党的帮助之下,不仅当时得以在大部分欧洲保全资本主义制度,并已发展到对工人阶级进行反攻。这个分析也在以后的年代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增长而极为清楚地被证实了。这条可怕的毒蛇已经在意大利抬起头来,但其发展的一切后果尚不明显,因法西斯还没有能够掌握政权。
代表大会从它的总的形势分析中所得出的结论是把各阶层团结起来准备应付即将来临的剧烈斗争的时刻已经到来。主要的口号是:“到群众中去!”大会讨论实现这个口号的方法时,非常重视组织和群众工作的问题,党的组织和实践的问题,在职工会中、在合作中工作的问题,在妇女和青年中工作的问题。对于最近的革命斗争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和自我批评,特别是在德国的三月发动和在意大利占据工厂的事件。
围绕着急迫的、局部的经济和政治要求来发展群众斗争的必要性,得到大会密切地关注。把这种要求视为改良主义是错误的,大会提出了警告。代表大会并为在这种斗争中与其他工人团体组织统一战线的策略打下了基础,共产党在自己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一直坚持这种策略。
代表着世界工人阶级的最高成就和堡垒的苏维埃共和国可以报告它在一九二〇年末扑灭主要的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力量上所取得的辉煌的进展。在代表大会的前夕,它镇压了海军要塞喀琅施塔得所发生的叛乱,这是无政府主义者所组织的孤注一掷的叛乱。大会称赞了苏维埃政府在制定新经济政策时所执行的总路线。苏俄在七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内战之后,经济上已疲乏不堪。它原来的工业与农业充其量也不过是衰弱的和落后的,在战争蹂躏、经济封锁和反革命破坏之下已濒于破产。当它将进入恢复时期,它又被另一个重大的灾难,即伏尔加河流域的严重饥荒所袭击。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工人们组织了国际性的运动来救济俄国的灾区。以拥有美国救济总署的胡佛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不这样,他们想以粮食作为工具来颠覆被包裹的苏维埃共和国。
若干组织问题
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主要的共产党及其党员的大约数字如下:俄国七十万,捷克斯洛伐克三十万,德国三十万,法国十万。其他所有的重要国家几乎都有较小的共产党存在。大会的目的是根据列宁的新型政党的组织原则来加强各国的党,以准备工人阶级下一个步骤的革命攻势(见第二十章)。
第一国际建立了一个传统,就是要有一个有组织的国际领导,具有明确的纲领和可行的革命纪律的措施。第二国际却将它破坏,正如同它破坏了许多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特点一样,并推行空洞的官僚主义的国际领导制度,即党的行动纲领大半决定于政党本身。第三国际重新建立并强调有组织的国际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以总的政治纲领和明确的领导作为基础。
共产国际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它的领导是以民主方式产生的,它的执行委员会经常在两代表大会之间开会,是以代表组成的。有人控告共产国际充满了苏维埃代表,他们一意孤行,这是典型的反共谎言。这次在三十一个执委中,俄国党的代表一共才只有六人。俄国党是共产国际的领导政党;然而这并不是由于机械的多数,而是由于它是伟大的俄国革命的成功的领导者,它有无限的威信。
共产国际对于问题进行充分而自由地讨论,然后严格地执行决议。虽然如此,这种执行基本上还是自愿的;了解和完全接受决议是以这些党都是完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建立的。在各国的党中,包括俄国在内,有时也有少数人,常常不同意党的路径的某些方面,但是还得执行。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有各种的意见不同的派别出现,如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宗派主义者的共产主义派,右派机会主义者的李维派(也是德国的),还有中派拉萨里一马非分子,意大利致命的塞拉第路线的支持者。在大会上思想斗争是在两条战线上进行的,中派和左派的宗派主义倾向都加以反对。
妇女工作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时,举行了第二次国际妇女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是在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举行的)。这次会议是在主题明确的基础上举行的。第二国际在妇女中做了一定的工作,但从来没有真正努力来开展此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妇女问题上都是科学的先驱者。倍倍尔在十九世纪80年代所写的一本名著“妇女与社会主义”,已销到第五十版。但在这个问题上,各个社会民主党并未表现做出了相应的努力。第一国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到一八七五年在德国制定哥达纲领时,倍倍尔建议列入妇女选举权一条,结果以六十二票对五十五票遭否决,其中反对者之一是威廉·李卜克内西。当时妇女参政权在美国已积极地提倡了三十年,伟大的黑人领袖弗列德利克·陶格拉斯是一八四八年在纽约辛尼加瀑布举行的关于妇女权利的大会上主要的倡导者之一。
第二国际的政党并不积极支持妇女投票权,直到一八九一年采纳考茨基的爱尔特纲领。甚至在此以后,虽然蔡特金和其他人非常努力,但第二国际在妇女问题上相对来说,仍显得毫无生气。甚至在以后的年代中,第二国际的政党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掌握了政权,他们仍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来根本改善妇女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地位。
与右派这种迟缓的态度相反,左派经常维护妇女在经济上、政治上、法律上、社会上的权利,列宁的著作可以作为范例。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使妇女在经济方面、在政治生活方面的地位立即得到改善。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每方面都为妇女开放。今天在苏联,全国各地方苏维埃共有委员一百五十万人,其中妇女占五十万人,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共一千三百多人,其中妇女二百八十人。女科学家共六万人。妇女成为苏维埃生活中各方面的领袖。后来取得革命胜利的人民中国和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对于妇女的自由和幸福也有同样的深刻的关切。
因此,在共产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妇女问题已经给予注意;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举行了妇女代表会议;而和共产国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召开的妇女代表会议,听取了在列宁直接的领导下就妇女问题拟定的提纲。这个文件指出争取妇女是革命权利的决定性的条件。当它提到妇女的特殊要求时,它否认有某种特定的妇女问题,而认为妇女的基本利益与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是相同的。它阐明了在苏维埃国家的妇女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中,以及广大的殖民地妇女中的工作总纲。这个总纲包括了各方面妇女利盆的全貌。
共产国际的妇女工作是由久经锻炼的革命战士克拉拉·蔡特金领导。她领导国际妇女书记处,它的中心设在莫斯科。区域性的组织已建立起来,在各国党中设立相应的妇女委员会。任何地方的无产阶级在斗争时,往往在最前线发现女共产党员。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也注意了合作社运动,制定了这方面的行动纲领。这个文件谴责了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幻想,以为合作社可以在政治上中立,同时也谴责乌托邦思想(在这方面引起了一个世代的混乱),即合作运动的发展意味着社会主义的逐渐发展。共产国际的纲领号召合作社与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和职工会是一个整体。大会设立合作部,指导附属的政党也设立同样的工作部门。总之,大会再度拥护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成立宣言中所表示的态度,即合作社是工人阶级斗争的一个有价值的武器,但它们本身并不能使工人获得解放。
[1] 勒弗朗克著“法国工会运动史”,第三〇四——三一八页。
[2] 福斯特著“美国共产党史”,第一九八——二〇一页。
[3] 克鲁克著“总罢工”,第二三三——二八二页
[4] 塞拉第到一九二二年才与屠拉梯机会主义者分裂,那时已在墨索里尼进入罗马的前夕,工人运动已受到损失。
[5] 戴洛罗著“意大利的工会运动”,第一〇九——一一二页,一九五〇年罗马版。
[6] 福斯特著“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的革命危机”,第三二——四九页。
[7] 罗尔文著“工人与国际主义”,第二一三页。
[8] 特拉岑柏格编“美国劳工年鉴”,一九二二——一九二二年,第三八二—三八七页。
[9] “论交与决议”,第六页。
[10] “列宁全集”,第三二卷,第四六七——四六八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11] “论文与决议”,第十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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