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共产国际与殖民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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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共产国际与殖民地世界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列宁起草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是具有最强的政治性。这个强有力的打击直接针对着资本主义最敏感的部分之一——殖民制度。这是世界工人运动开始以来第一次对殖民地广大群众的命运给予极大的注意力。
　　在列宁的演说和决议中指出民族有两种，即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并说，“全世界人口70%左右是属于被压迫民族。……”^[1]“欧洲资本主义汲取自己力量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殖民地和附属国。如果没有控制殖民地的广大的可供剥削的场所，欧洲的资本主义甚至不能维持他们短时期的生存。……如果没有销售过剩的产品和供给日益发展的工业所需原料的广大殖民地，英国的资本主义也许早已垮台了。英国帝国主义使亚洲和非洲几万万居民处于奴隶地位，同时又使本国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统治。……从殖民地所取得的超额利润，是现代资本主义财力的最主要源泉。……”^[2]列宁特别强调超额利润的一部分用来收买工人贵族，使他们不能不支持帝国主义。
　　列宁解释说，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要削弱和粉碎附属国人民的抵抗，常常允许这些国家得到虚假的独立。这种诡计由英国创始以来已成为美国建立遍及世界的帝国的主要办法。这个帝国是由一些形式上有政治独立的国家所组成的。拉丁美洲的某些国家是这种虚假独立的典型例子。在这个著名的决议中，列宁把美国的黑人与爱尔兰入和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一同列为被压迫的民族。
　　压迫国家的整个工人阶级，和推翻帝国主义作为根本废除资本主义的一个条件有着深厚的利害关系。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中说，“粉碎殖民帝国，同时在国内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样将会推翻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3]。因此，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民族亟需携手合作。这是共产国际将要实现的伟大任务。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是被压迫民族进行斗争的关键问题。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在殖民地解放运动中有两种倾向，即改良主义的倾向和民族革命的倾向。它要求殖民地和宗主国的共产党给予附属国人民公正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以积极的支持。这不是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注意不要把这种运动标名为共产主义运动。在欧洲当时的革命危机时期，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是“落后国家的群众不必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可以达到社会主义”。^[4]列宁说，“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5]这事在中国现在已经发生。斯大林特别致力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研究。

卡尔·马克思和被压迫民族

　　第一国际特别是它的两个伟大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已觉察到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政治意义。那时，在资本主义竞争时期，进行积极斗争的主要是欧洲大陆的被征服的民族。第一国际的领袖们这样密切地关注一八六四－一八七六年第一国际时期民族斗争的主要中心意大利、波兰和爱尔兰所发生的事件，就是这个原因。一八五九年意大利人民争取从奥地利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斗争震动了整个工人运动，值得注意的是，组织第一国际的要求乃是抗议镇压一八六三年的波兰起义引起的。第一国际特别支持被压迫的爱尔兰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马克思奠定了今日民族解放斗争的理论基础（见第二章）。马克思在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指出了对爱尔兰人民的剥削对于加强英国资本主义是如何重要，因此英国工人阶级支持爱尔兰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又是如何的迫切。在本书前面几章所提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参加美国黑人在内战中争取解放的英勇斗争，是第一国际的领导在民族解放斗争方面又一个突出的事例。
　　马克思很关心远东国家发生的事件。他指出，一八四八年以后，欧洲资本的力量来源之一是它向亚洲扩张。马克思看到了一八五〇年到六〇年间太平天国的真正意义，他认为事实上这是中国革命的开始。这个伟大的群众运动，不仅反对国内的反动的封建势力，并且反对欧洲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最后为臭名远扬的英国土匪将军“中国通”的戈登率领的军队所击败^[6]。马克思关于这个重要的中国革命运动作了如下的著名的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制度的那装满着炸药的地雷上，并引起早已成熟了的总危机的爆发，这种危机，当它传播到英国国境以外去的时候，就会直接在欧洲大陆上引起政治革命。你看，这将是一幅多么奇妙的图画啊：中国引起西方的震动，而同时西方列强却在英法美军舰帮助之下将在上海、南京以及运河口等处规定秩序”。^[7]
　　马克思也非常敏锐地注意到那时在印度开始发生的革命。关于这个国家，他写得很多，天才地分析了革命运动的发展，杜德群细地描绘过这一点。在马克思关于印度的许多著作中，应当指出他在十九世纪50年代为“纽约论坛报”写的一系列文章。他对于一八五七至一八五九年伟大的印度兵变，给予了特别的注意。他的“资本论”中有许多地方述及资本主义伸入亚洲和其他殖民地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巨大的重要性。恩格斯在一八八二年也展望了印度、波斯、埃及和其他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的前途。
　　马克思说过，“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另一个是改革的使命——即消灭古老的亚细亚式的社会；以及在亚洲奠定西方社会的物质基础”。^[8]在许多革命的因素中，马克思举出政治上的统一，“土著”的军队，自由的报刊，土地私有制的建立，印度知识界的产生，与欧洲的正常而迅速的交通。但同时，马克思非常明白地指出，尽管如此，英国人在印度所做的绝大部分事情将仅仅会为印度人的革命创造物质基础，印度人自己会解放他们自己的。

　　马克思解释说，“英国资产阶级将要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解放人民大众，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前后两点都是不但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占有。但是英国资产阶级所必定要做的一点，就是为这两个任务创造物质的前提。难道资产阶级在什么时候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在什么时候不能迫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困与耻辱而达到过什么进步吗？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能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所播下的社会新元素成熟的果实的”。^[9]

社会民主党的帝国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许多伟大的革命原则当作第一国际的遗产傅授给工人阶级的后代，但是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袖们却在埋葬它们并设法使工人忘记它们曾经存在过。关于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原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之一。第一国际打开了通向这一伟大斗争的大门；但第二国际却又把它关闭了。
　　从第一国际解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三十八年，即第二国际成长和繁荣的时代，也是世界帝国主义成长和扩张的时代。第一国际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的竞争时代，而第二国际的时代是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时代。在第二国际的兴盛时期资本主义迅速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伸到世界一切角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巨大的垄断组织；主要列强完成了分割世界作为他们的殖民地；远东广大的被压迫民族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开始蓬勃发展。这就是帝国主义时代。
　　第二国际的主要政党和领袖从不反对帝国主义，从不保护欧洲被压迫人民，也不保护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被压迫人民。这并不是单纯的疏忽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因为基本事实是这样，第二国际中占统治地位的修正派的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分子，他们设法把工人运动系之于帝国主义的车轮上。
　　诚然，有时第二国际的个别政党甚至代表大会通过了同情甚至答应支持被压迫人民的决议，但是总的说来，第二国际很少关心这种问题。在第二国际期间，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比利时以及荷兰等国的肚会民主党和工会的领袖们，除少数例外，都支持他们国内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政策，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列宁指出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这些领袖们认识到，他们在所依靠的熟练工人贵族，在实行自己的组织领导和政治领导的时候，从剥削殖民地人民所得的超额利润中，得到了一定的好处。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过，“第二国际也讨论过殖民地问题。在巴塞尔宣言上关于这个问题也说得十分清楚。第二国际的党也表示要本着革命精神进行工作，但是，我们看不到第二国际的党做了什么真正的革命工作，也没有看到它们援助被剥削和被压迫民族举行起义反对压迫民族，我认为，大多数已经退出第二国际而希望加入第三国际的党也是如此。”^[10]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几年中，列宁辛勤地劝导第二国际承认，要使欧洲和世界广大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有民族自决权包括分离权在内。但是在大战以前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从没有支持过这样一个民族自决的政策，甚至对于爱尔兰、波兰、捷克及其他发达的民族也没有支持过，更毋庸说对殖民地的“落后”民族了。斯大林说，“高雅的社会主义者”完全不应该认真地谈那‘保持’‘文明’所‘必须’的殖民地之解放。第二国际的活动家们说到民族自决权的时候，通常不提及国家分立之权，——顶多他们把民族自决权解释为一般自治权。^[11]社会民主党人对于帮助他们本国殖民地的人民有意地没有做过任何事情，他们只是常常在殖民地建立一些可怜的社会民主党，对于殖民地人民日渐展开的斗争却不加以领导，反而用右派社会民主党的典型的卑鄙的手段来证实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是合理的。他们甚至制造“社会主义的殖民主义”的下流理论。他们追随本国资产阶级进行卑鄙的帝国主义冒险，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浴血战争中重分世界，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充分地表示对帝国主义的忠诚。

共产党人反对帝国主义

　　共产党人在列宁的领导之下，恢复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总的革命原则，并且考虑到新的帝国时代的要求，以新的眼光在实际活动中运用伟大的先进理论家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列宁是最伟大的反对帝国主义者，从他的最早的活动开始，就主张给被压迫民族自决权。他的“最有能力的学生”斯大林继承了他的事业。
　　具有反帝斗争一切特点的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大大地影响了在迅速觉醒中的中东和远东的人民。今后直接发生影响的许多事件中，有一九〇六年的波斯民族革命，一九〇八年的土耳其民族革命，一九一一年的中国民族革命，并刺激了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
　　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更深刻地震动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民族革命情绪。当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废除沙皇时代强迫在中国和其他殖民地所订的治外法权和租界时，被压迫人民把它看作一个强有力的朋友。这种新的态度反映在苏俄与土耳其、阿富汗、印度、中国的密切的政治关系的发展上面。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对列宁感到特别亲切，他是苏俄的朋友。
　　苏联国内约有五十个原来受压迫的民族，约占总体人口的40%。苏俄对待国内被压迫民族的人道主义的态度对于在被压迫民族中取得威信具有重大意义。斯大林在发展民族问题的理论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说，“沙皇制度对这些民族的政策，地主和资产阶级对这些民族的政策，就在于杀死它们中间任何国家性的萌芽，摧残它们的文化，压制它们的语言，使它们永处于愚昧无知之中，最后，尽可能地使它们俄罗斯化。”^[12]
　　列宁称沙皇俄罗斯是各民族的监狱。与这种残酷的压迫政策成为强烈的对比，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立即给予俄国各民族以民族自决权，并包括分离权在内。我们会看到它们中的一些包括芬兰在内实行了分离权，而成为独立国家，但是原来沙皇帝国的大部分民族都留在苏俄的版图里，他们在各方面享受完全的平等。最初，许多苏维埃国家是一个松弛的联盟，但到一九二二年，它们自愿联合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有的苏维埃国家团结一致，和睦相处。苏维埃政府从开始以来就有系统地发展这些过去是落后民族的文化、工业，使社会进步，并取得很大的成绩。苏维埃的民族政策使他们越过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这些民族一般的发展，特别是过去的游牧民族的发展是我们时代突出的政治现象之一，引起了亚洲所有被帝国主义奴役的人民良好的反响。
　　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从一九一九年五月开始，这是中国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具有苏联和中国革命力量密切合作的气氛。在酝酿中的印度解放斗争在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也出现了很大的高潮。基末尔领导的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的土耳其革命也是在俄国革命影响下发生的，没有苏维埃力量的积极支持，它是不能成功的。今天反动的土耳其政府倒希望全世界能够忘却这件事。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在阿富汗、朝鲜、埃及、伊拉克、蒙古等发生的革命大都是受了俄国革命深刻的影响。这些区域的发动主要是反对那时几乎统治着全部近东、中东和远东的英国帝国主义。
　　由列宁起草经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和列宁的政党与苏俄在这些问题上的全部历史是相一致的。它在理论上和具体纲领上把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一般问题提到更高的水平。它特别阐明了殖民地人民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国际斗争中的巨大作用，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与世界上广大的殖民地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密切合作的必要性。出席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有印度、土耳其、波斯、中国、朝鲜和亚洲的苏维埃共和国各民族的代表。美国代表约翰·里德代表美国的黑人发言。
　　在这次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以后，于一九二〇年九月在俄国巴库举行了一次广泛的殖民地人民的政治会议。出席的有三十七个民族。这会被称为东方民族代表大会。在一八九一个代表中，土耳其二三五人，波斯一九二人，亚美尼亚一五七人，格鲁吉亚一〇〇人，并且还有许多中国人、印度人及其他民族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三个重要的决议，这些决议概括了对待殖民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列宁主义总路线。设立了一个四七人（包括二〇个民族）的委员会，出版了一个刊物“东方民族”^[13]。莫斯科东方大学在一九二一年设立，为殖民地人民训练了成千成万的政治领袖。一九二二年一月东方劳动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14]。
　　各殖民地国家建立共产党的过程开始了。共产党成立时期如下；以色列一九一九年，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一九二〇年，中国一九二一年，日本一九二二年，马来西亚一九二六年，越南和菲律宾一九三〇年，印度一九三三年，缅甸一九四一年。共产党在许多中东国家里也组织起来了，但他们大都处在非法的条件下。在所有这些国家里，积极地展开了建立和发展工会的工作。同时，在拉丁美洲的半殖民地国家里，共产国际也鼓舞了共产党的建立。在殖民地世界中这样紧张的工作在作为世界工人政治组织的第二国际的时代是不可能的。这是为了要在全世界破除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共产国际所领导的更广泛更深入的运动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第三国际实在是一个世界组织，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口号在工作，这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 “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二一〇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2]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党的出版局，莫斯科一九三四年版，第四九六页。

^[3]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党的出版局，莫斯科一九四九年版，第四九七页。

^[4] 同上，第四九八页。

^[5] “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二一三——二一四页。

^[6] “大英百科全书”，第一〇卷，第五二五页。

^[7]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四八页，人民出版社版。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第三六二——三六三页。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三三三页，莫斯科中文版。

^[10] “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二一四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11] 斯大林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第一六〇页，人民出版社版。

^[12] 斯大林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第三九四页，人民出版社版。

^[13] 卡耳著“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第三卷，第二六〇—二六八页。

^[14] 史威林格和兰格著“红旗在日本”，第四——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