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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革命的前途：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二〇年）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七日在莫斯科举行。在第一，第二两次代表大会之间，革命运动新的浪潮在中欧和东欧高腾起来。虽然由诺斯克领导的政府实行恐怖政策，德国的工人又采取一致行动，并击退了危险的反革命的卡普政变（见第三十五章）。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的两星期，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产生了，当时苏俄的红军在社会主义共和国内清除了武装敌人，那时还包括波兰军队。世界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前途充满了恐惧，豪斯上校对威尔逊总统说；布尔什维主义在各处都占了上风。“匈牙利刚刚屈服。我们是坐在一个露天的火药仓库上面，总有一天，星星之火会将它点着。”
在革命斗争最紧张的时候成立共产国际大大地推进了世界工人运动。共产国际的成立大大地鼓励了各国普通的马克思主义者，许多政党开始倾向于革命的国际。愈来愈多的人认为列宁是世界工人的伟大领袖。在一九一九年三月至一九二〇年三月之间拥护或声言参加共产国际的有下列国家的社会党：意大利、挪威、保加利亚、希腊、瑞典、匈牙利（共产党）、荷兰、瑞士、美国、英国、西班牙、法国以及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劳工联盟[1]。当这些政党和联盟向左推进的时候，其内部不时发生分裂。当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一九二〇年秋开会时，出席大会的有三十五个国家的四十二个党派[2]。
出现了大规模地投奔共产国际的现象。不仅是真正的革命战士，就是许多踌躇不决的机会主义分子，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群众的“左倾”，也陆续加入共产国际。列宁说，在中派的机会主义分子中，加入共产国际已成为时髦的事情了。
青年共产国际的成立
在两次代表大会之中聚集新的革命力量，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组成的青年共产国际也是一个重要的步骤。二十九个代表在非法的情况下在柏林举行青年国际的大会，出席的有十三个国家。大会制定的纲领和共产国际的总路线是一致的，但特别着重青年关于教育、生活与工作的条件和军事训练的要求。虽然青年共产国际在形式上是独立的机构，但它与共产国际保持密切的联系，两个组织在他们的执行委员会中互换代表。青年国际的领袖是威里·孟森柏格，是在这期间向共产主义运动徐徐前进的许多机会主义分子之一。
最初，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运动在十九世纪90年代以体育俱乐部和友好团体的形式在西欧各国出现。第二国际的领袖们起初并不注意他们，但毕竟在一九〇七年，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青年建立了一个国际青年局（见第二十四章），此后他们定期开会。到一九一四年，就有十五个组织，团结了十七万会员。卡尔·李卜克内西是这个青年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正是青年领袖中的大部分人——德曼、唐南伯格、佛兰克等等跟随了第二国际倾倒者的路线，支持战事。虽然如此，青年群众很快地开始反对这个方针，并集合了他们的力量反对战争。一九一五年四月在伯尔尼举行的青年代表会议（见第二十七章）是最早的、反对战争的，还有组织的运动之一。一九一五年十月三日规定了国际青年的节日。但是会议的反战决议采取了和平主义的路线。的确，俄国的青年根据列宁的政策曾要求接受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成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但这个政策遭到了否决。在伯尔尼会议之后，国际局出版了“青年国际”，列宁曾为它写过文章。
在战争和随之而来的伟大的革命斗争中，每个战线上都有青年在积极工作。在德国和匈牙利革命中，他们也是最优秀的战士，并且还有很多烈士。在苏俄，青年—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国内战争的一切战争上，他们都参加了战斗，他们在恢复遭受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中积极地担任了巨大的工作。到一九二〇年底，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已有会员四十万人。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是要建立青年组织使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而不是像在战前第二国际领导下那样只是一个空架子。一九二一年成立了体育运动国际。列宁对于青年工作给予了最密切的关怀。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网络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了主要的报告。他在报告里天才地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列宁描绘出战后资本主义列强中的混乱情况，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想重建并扩大他们的统治。他对这个形势做了总的估计以后，说：“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制度都正在遭受巨大的革命危机。现在各国的革命政党都应该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他们有足够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他们与被剥削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足够的决心和本领利用这个危机来进行成功的、胜利的革命。”[3]当然，列宁那时首先是号召欧洲的工人，但是假如德国和几个中欧的其他国家已推翻了资本主义，就会在世界的基础上产生革命形势。
列宁指出在欧洲广泛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是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他说，“事实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庇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无法维持了。不但俄国克伦斯基统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就是社会民主党政府领导的德国民主共和国，以及阿尔伯·托玛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态度，也证明了这一点。英国和美国的类似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4]
代表大会根据列宁报告的总的精神，制定了一系列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实际措施，目的在于保证共产国际及其所属的政党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取得胜利。大会全面地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各个主要方面，讨论了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法建立苏维埃的问题，关于议会制度和政治行动的重要策略问题，革命以前、革命时期和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对农民的态度问题，共产党人对待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态度问题，关于青年和妇女运动的提纲，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接受参加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社会民主党的叛变行为，以及列宁的党的革命作用。
在共产国际初创时期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的几个文件可列入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伟大文献之中。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有“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以及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思维病”。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中最重要的之一。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思维病”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思维病”这本著名的小册子，它是在一九二〇年四月写成的，约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三个月。它是为了批判共产国际内所存在的极端左派分子的错误。列宁认为右派的危险是极其严重的，但是为了保持党的力量和团结，必须和那些有着比布尔什维克更“革命”的论点、善于花言巧语的“左派”作斗争，因为归根到底，右派和“左派”机会主义者都是要使无产阶级遭到失败。列宁所写的文件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并在以后国际存在的全部时间内起了重要作用。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一。
“左派”宗派主义者想在革命中走捷径，他们忽视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的基本问题。列宁严厉地批评了“左派”的许多缺点，包括反对参加议会和政治选举，退出改良主义的工会，对政治问题和组织一般地采取生硬和不灵活的态度，在原则上只承认秘密的方法，不善于利用一切合法的机会为党工作等等。
俄国革命以前，在工人运动中有许多“左”派分子，表现为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的非政治倾向，美国的“世界产业工联”[5]的双重工团主义，美国社会劳工党的“没有迫切要求”的立场，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经常不参加工人阶级的群众的发动。在第一国际期间，这种倾向的主要形式表现为巴枯宁派的“左”倾。俄国革命的发展以及战后欧洲革命高潮的到来，大大地加强了这种“左倾”的情绪。所有的政党，包括俄国党在内，都或多或少地破坏了这种情结。例如，美国的两个地下共产党成立将近两年，在他们的纲领上从未提出任何迫切的要求；英国共产主义运动也充满了“左”倾；在许多其他的党派对于“左”倾的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意大利的共产党（波尔地加派），德国的共产主义劳工党，荷兰的“左派”等等，他们都参加了第二次代表大会。
列宁树立了坚定的原则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的伟大典范，他粉碎了这种革命高潮。在他的小册子中，他帮助了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作为讲台以接近群众的必要性；在许多例子中他指出“不妥协的左派分子”——托洛茨基、布哈林及其他——如何在布雷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和约问题上采取一种不灵活的、所谓“革命的”立场，拒绝签订苛刻的条约，几乎毁灭了新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列宁尖锐地批评了英国共产党的宗派主义，他说，他们在选举中的政策应该是与工党合作的政策。这样就为日后成为共产国际策略路径的基础的广泛统一战线纲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列宁猛烈地抨击党内外所存在的一种思想，即认为布尔什维主义仅仅是纯粹俄国的现象。他阐明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国际意义。世界各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本质上是相同的，虽然在某些重要的具体问题上会有不同之处。
列宁特别揭穿那些拒绝在群众性的改良主义工会中工作并坚持要创立新的和“完善”的双重工会的“左”派分子，例如美国的“世界产业工联”，在过去十五年中，对工人运动遗害无穷。列宁说，“毫无疑义，龚帕斯、韩德逊、茹奥之辈以及列金之流的先生们是非常感谢这样一些‘左的’革命家的，因为他们像德国的‘原则上的’反对派（上帝保佑我们摆脱这种“原则”吧！）或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某些革命者一样，鼓吹退出反动工会，拒绝在那里面进行工作。”[6]这种双重政策使群众性的工会置于反动领袖的手中，听凭处理。
正如列宁所预见，左派这个总倾向的最明显的表现——“不妥协”的政策，即没有当前的要求，没有选举的政治行动，不参加改良主义的工会等等，都迅速地被肃清了，并且列宁这本伟大的著作在这方面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到今天，“左的”宗派主义的巧妙形式——一般参加群众伟大的阶级斗争各方面的工作不够积极——如果不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部共产党也是许多共产党的严重的障碍，因此必须经常地予以斗争。
“二十一个条件”
二十一个“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是第二届代表大会另一个重要的文件，这是为了防止当时想要参加共产国际的右派分子而写的。这种中派分子的党派中有英国独立工党，意大利社会党，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他们都有代表出席。正如列宁所指出，这种分子是革命运动最严重的危险，德国和匈牙利的工人付出惨痛的代价后得到了这个经验。参加共产国际的条件划清左派与中派间工人阶级早已需要划清的界限。在一定的条件下与中派合作是一件事；但吸收中派分子参加到革命政党的领导地位中来是另一件事。
列宁所写的二十一个条件规定了列宁主义的新型政党的基本原理。简而言之，这些条件提出，党要完全掌握党的报刊并进行有力的宜傅；把改良主义者从党的领导岗位上赶走；在任何条件下维持党的机构；在农民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工作；揭露“社会爱国主义”和改良主义，谴责本国的帝国主义，在改良主义的职工会中进行工作；必须与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作斗争；党严格掌握议会党团；组织上的民主集中制，定期重新登记党员；保卫苏联免于帝国主义的进攻；起草共产党的党纲，接受并实行共产国际的决议，这些党派须重新定名为共产党；在党报上刊登共产国际的材料。党要根据二十一个条件来考虑和行动：党的领导委员会要在新的基础上改组，拒绝接受二十一个条件的领导者都要驱逐出去。如屠拉梯、毛低尼、考茨基、希尔奎特、朗格、麦克唐纳这些中派机会主义分子，在“条件”的条文内特别帮助要把这些人开除出党。
列宁看见动摇者和机会主义分子都在场，为了要保卫二十一条，他特别坚持地指出；布尔什维主义不是像他们所误认为的纯粹是俄国的，而是考虑到各国的特殊条件，具有普遍性。企图把布尔什维主义贬低成是纯粹俄国的，不适用于其他地方，这是机会主义者的目的之一，在共产国际的早期必须反对这种观点。
首先为了打击中派和右派的“二十一个条件”，“在那时存在的紧张的革命形势中，为共产主义运动制定了国内和国际范围的工作原则……这些‘条件’是指导原则，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死规则。各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都有很大的不同。例如，美国两个共产党从来没有正式采纳过‘二十一个条件’”[7]。
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前后，那时几乎要加入国际周围的党派广泛地展开了关于参加共产国际是否适当的讨论，特别是关于“二十一个条件”。一九二〇年六月，英国独立工党投票反对参加。同年十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哈勒开会，以二三六票对一五六票通过参加共产国际。德国的右派分子拒绝遵守这个决定，结果党内造成分裂，较大部分的党员约三十万人参加了重新组织的共产党。法国社会党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开都尔会议时，以三二〇八票对一二二〇票通过参加，但是右派又分裂出去，组织了一个新的社会党。一九二一年初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接受了“二十一个条件”，通过参加共产国际。意大利社会党也通过加入共产国际，但塞拉第和其他中派领袖拒绝骗逐改良主义的领导官员。在意大利大罢工中工人遭到卑鄙的叛卖以后，一九二一年一月党分裂了，共产党就在这时产生。一九二〇年，美国社会党通过参加共产国际，但它的申请被拒绝了。社会劳工党对“二十一个条件”颇感失望，在一九二二年决定不参加。[8]
这时，共产国际的主要力量在俄国、德国、意大利、法国。它也有西欧、近东和远东、拉丁美洲等专门地区的工作委员会。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是“共产国际”，以好几种文字出版[9]。
[1] 杜德著“两个国际”，第三六页。
[2] 特拉岑柏格编“美国劳工年鉴”，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第三九〇页。
[3] “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一九九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4] 同上，第二〇三页。
[5] 这个组织也叫做“世界工业工联”。——俄译本编者
[6] “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三六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7] 福斯特著“美国共产党史”，第一七九——一八〇页，一九五二年纽约版。
[8] 哈斯著“社会劳工党与各国际”，第一四一页，一九四九年纽约版。
[9] 特拉岑柏格编“美国劳工年鉴”，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第三九〇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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