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实际工人运动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结合

　　工人自己所组织的工人群众组织是在工业革命的和大规模工业的所在地伦敦开始的。事实上它在大工厂普遍化以前即在那里开始。它的开始期可以远溯到十八世纪的下半叶。在那个时候，英国的无产阶级主要是被手工业、制造业和农业的公司雇用。

　　它的主要的组织形式是手工艺人和工匠的协会。这种协会构成半封建公司和近代工会之间的真正的桥梁。它们的狭隘的观点和关注点，它们的地方主义和社团主义，都反映过去。但是它们主要的斗争方式则预示了将来；罢工以及反对罢工破坏者的行动，坚强的团结，企图实现一个为自卫而用的、最低限度的财力支持，以及种种民主的法则和观点，譬如召开会员大会、选举领导人、成立委员会、审核财务等等。

　　英国的词语非常惧怕这些协会和罢工。他们的恐惧又被那个时代的狂暴的政治性质所复杂化，因为那个时代不但发生了不受人民支持的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战争，而且见证了像伦敦通讯协会那样的亲雅可宾派的协会的影响的散布。他们就在1799年通过一个法案，禁止工人的结合。在法国，同样的禁令（制帽业法）早在1791年就已公布，证实了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性。

　　“结合法”的通过虽然阻碍了年青的英国无产阶级的组织，但并没有使它完全停止活动。组织工作被迫转入地下，工人的保卫物质利益的斗争获得更暴力的性质。这个情形在以诺丁汉郡为中心的路德派运动[即十九世纪初以损毁机器等手段反对企业主的工人运动]中第一次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个运动非常有组织，而且几乎完全不受警察、密探和破坏罢工者的渗透。与阶级敌人所散布的神话相反，路德派人员在原则上并不反对机器。

　　他们的活动的目标，并不是要在纺织工业中消减机器，而是要增加工资，反对高生活费用和失业，以及其他要求。他们之发展出使机器无可使用的策略的原因，是工人还要从雇主处租来机器不能使用，是使罢工普遍化的唯一方法。英国资产阶级给“损毁机器者“弄到如此的恐惧，以致通过一个法案，以死刑来处罚这个“罪行”。

　　拿破仑倒台和恢复和平以后，长期的经济衰退打击英国，不但使数以十万计的工人失去工作，而且引起工资降低和饥饿暴动。当这些暴动与普选权的鼓动结合在一起时，资产阶级更加升级它的镇压行动。1819年的一次在曼彻斯特附近的圣彼得广场上举行的大流行，却被滑铁卢战役的战胜者威灵顿公爵淹没在血泊中。这就引起急进的小册子写作者称之为“彼得卢大屠杀”。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次大屠杀是点燃了近代英国劳工运动的火花。

　　从那时候开始，这个运动循着两层轨道发展。一方面，随着经济罢工的增多，地下的与半公开的工会也加倍地发展了。要求废除“结合法”的压力愈来愈大。在提出这个要求的人们中间，包括一些思想比较聪明的雇主，他们知道，如果罢工一定要发生的话，还是与合法的、有权威的工人代表商议比较好，因为这样的商议可以很快地使罢工结束，而不会拖得太久。这个法案终于在1825年取消，工人的组织也就有系统地采纳了工会这个名称。这些工会就很快地取缔了他们的狭隘的地方主义和社团主义的远景。

　　在另方面，由威廉·柯伯特在1815至1819时期所开始发动的争取普选权的运动，虽然在彼得卢的集会以后受到打击，但在1830至1832时期又被一个新运动所复苏了。这时候，它却导致1832年的改革法案的通过。这个法案是由自由派人士所起草来增加城市的代表权。在自由派无法在议会得到进展以后，这个普选权的鼓动就导致第一个群众工会党宪章党的成立。这个运动，从1815至1819年的鼓动中借助群众请愿的策略，作为它的主要斗争武器。它的目的就是收集赞成普选权的人的签名。在1837至1838时期发动的时候，这个运动就以在苏格兰格拉斯哥所举行的十五万人的大集会为其开端。就是宪章运动之所以选这个城市为发源地，是因为早在1819－1820年它就有了六万个主要是矿工的工人为了普选权而发动罢工。这次罢工显示出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成功的结合。

　　工人阶级的自动的和行动的初步尝试也同时在欧洲与美国发生。在美国，手工艺人于1828年在费城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地方性的工人党。在法国，第一个纯粹工人阶级的暴动，红十字区的织布工的暴动，于1831年在法国丝绸工业的中心里昂市发生；工人占领了城市好几天。在德国，大诗人海涅使之流芳百世的西里西亚织布工的暴动于1844年发生。

　　在欧洲大地峡最工业化的国家比得时，珍得纺织厂的工人早在1810－1815年就企图组织工会。1830年革命以后，珍得的工人向议会到头请愿书，要求普选权、结社自由、完全的新闻自由和设立遗产税。他们得到布鲁塞尔和里格的工人的支持。在1836年，在约可布·卡兹的主动之下，第一个工人政治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卡兹是第一本工人问答手册的作者。这本书无疑地影响共产党宣言的两们年青作者。共产党宣言也是在布鲁塞尔写的。

　　最后，我们应该提起蒲鲁东派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派系中的兴起。与圣西门派、傅立叶派和欧文派不同，这一派人的起源完全是工阶级。蒲鲁东与魏特林一样也是一个自修出来的工人。在历史上出现得比他的伟大的先驱者迟些，他也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试图把古典德国哲学和英国政治经济学中所得到的教训与社会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但是，他是在不充份的、吸收得很差的知识基础上，以明显地缺乏科学的成熟性来从事这个工作。最后分析起来，这反映了法国手工艺和无产阶级前身的特殊的社会环境。

　　他所看到的问题是，怎样使工人/工匠从金钱（资本）的主宰下解放出来，但不要去废除商品生产和竞争：一个典型的工匠/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虽然普鲁东有时会有点道理被人称为工人自我管理的思想的始祖，他的系统也十分清楚地包含“市场社会主义”所特有的一些毫无前途的解决方法。我们现在正在1970年以后的南斯拉夫看见这种解决方法所产生的经济后果。从他的毫无前途的经济建议中所产生的政治与社会的风险也在那里明显地显露出来，那就是把工人阶级分裂为互相竞争的小团体，他们的收入要看每个小团体在市场上的表现的风险。

　　虽然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分歧，所有这些工人/直接生产者的自动的行动和组织的初步尝试却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些共同的特征使他们成为近代劳工运动的真正的创始者。因此，近代劳工运动，不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诞生，而且是独立于他们的活动，或者，是独立于任何知识份子的鼓动家或（空想的）“理论家”的活动。它是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遭受的剥削和贫穷的直接产物，也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直接的产物。

　　事实上，如果引起工人阶级的斗争的“责任”一定要放置在甚么人物的门前，这个人物就是雇主阶级，那个利用它的资本和它的国家向工资劳动者发动的每日的、永久的、无情的阶级斗争的雇主（资本家）阶级。

　　以上所提的工资劳动者的初步行动与组织的伟大功绩，就是他们争取到阶级独立，认识到工人需要自己组织起来，而且不管老板大或小，都要与老板分开，来保卫他们自己的利益，因为工人自己的利益是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包括后者的最急进的政治派别在内的利益不同的。这就能够使数以千计的工人达到阶级觉悟。与工人们的本身存在和初步的尝试抵抗的分离化和无组织的情况比较起来，当工人的初步阶级觉悟变成巨大和永久性的时候，它必被认为是巨大的跃进。

　　最后一点是，这些工人阶级的集体性行动和永久性组织的初步尝试，描划出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一直到今日还在使用的主要的阶级斗争的形式：罢工以及保卫他们成功的组织形式（成立互助和抵抗基金、罢工纠察队、反对破坏罢工者的宣传和行动、集体团结的教育等等群众示威游行；群众会议与集会；群众流传的出版物（在英国，工人阶级的首批政治宣传家之一、大宪章运动先驱者，威廉·柯柏特，在1816年印发了二十万份包括他的报纸“政治登记报”的特刊）；为争取普选权和民主权利普遍化而进行的请愿和鼓动等等。

　　然而，工资劳动者独立阶级行动和组织的初步尝试包括以下的弱点：

　　（a）他们的活动与组织没有连续性。甚至于第一个工会也没有维持很久。唯一的例外是向个高技能行业的手工艺工会，因为这些人事实上独占了这些技术的市场，所以要以社团主义的方法，来反对其他工人打入，特别是要排斥妇女工人打进永久性的、需要技能的工作。许多工会在经济繁荣期发展得很快，但在危机与失业众多时期就无影无踪了。在另方面，工人斗争在危机期比较强烈，在经济上升期则比较缓和。除了时间上没有连续性以外，这些组织在地理上也是支离破碎，常常是地方性或地区性的。只有宪章运动以工人阶级的真正的全国性的运动出现。

　　（b）他们的活动与组织只牵涉到极少数人，整个无产阶级的极小部份。因此，在要求和行动的形式上都反映了每个团体的独特性，而不是反映整个阶级的共同的东西。

　　（c）他们的要求一般地反映了工人的真正利益，但是经常是眼前或中期的利益。当他们试图描划出“最高纲领”，也即描述废除人剥削人的社会的方案时，他们一般是用空洞与不合适的语言来进行这种描述。他们所应用的观念，不是从空想社会主义者那处借来，就是从最富于批评性的后李嘉图派经济学家那里借来，有时候甚至于从假充内行的人那里借来。

　　（d）虽然工人在经济斗争和组织了第一个真正的工会方面取得几乎完全的阶级独立，但是在政治斗争和组织方面则并不如此。无产阶级民主与小资产阶级民主的分离是一个极端复杂、不连续、不规则的过程，相继的上上下下、多重的变态和向多阶级组织跌陷的可能性。

　　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国的例子。政治上最活跃的工人，首先支持小资产阶级的赞同普选权的鼓动，然后支持自由派的辉格党的争取改革法案的斗争，然后组成他们自己的、以宪章运动为外貌的独立政党，最后，则于1850年代开始和在以后的长时间内，又倒回依赖自由党的政策。

　　在德国，同样的情况也差不多延续了二十年。第一个永久性的独立工人党才于1863年被拉萨尔为了争取普选权而建立起来；这个党在1875年与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马克思主义”党合并。

　　在法国和比利时，永久性的独立工人党要过更久的时间才建立起来。在美国、阿根廷、墨西哥及其他一些工会运动有生气勃勃的传统的国家里，这个无产阶级觉悟的第二阶段到现在尚未达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中，为了克服这些弱点，作了巨大的努力。到结果，至少在好几个国家内（十九世纪的除了美国之外的所有工业化国家），他们在基本上是成功的。他们的努力可以被描述为逐渐地把无产阶级朝向独立行动和组织的真正的运动与易于为广大的群众理解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成就（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方面）结合起来：

　　（a）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参加的斗争，就是让工人接受永久性的工会组织作为争取本身的解放而斗争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组织形式。这就导致他们反对以下许多倾向的教派及义的影响：普鲁东派，后李嘉图派，拉萨尔派，一些教条主义的合作社派和共产主义货币以后某些无政府主义/自由意志论的倾向。

　　（b）马恩两人使以下的原则得到接受：工人阶级的独立政治组织（独立政党）以及这个政党尽可能在每个国家参加不断发展中的、包括选举在内的但不局限于选举的合法的政治斗争的原则。虽然他们的角色是刺激工会普遍化的斗争，他们还是扩张独立政治组织而斗争的主要推动力量，虽然在德国成功地在这方面采取主动的人物还是拉萨尔。

　　（c）他尽量使工人运动在超越工会和政治的障碍、超越民族、种族和边界以及超越性别的分歧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之在1863年成立，代表了他们在这方面的初步成果。除了当时的英国工会以外，这个国际团聚了在德国、瑞士、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等国家的第一批工人阶级政党和核心，以及在美国（主要是德国移民）、波兰、俄罗斯、乌拉圭、阿根廷、古巴、墨西哥等等国家的社会主义团体或通讯员。这个指导无产阶级的统一具体化的企图是建基在民主的、多元化的组织观念上。没有这个组织观念，就不可能有前途。

　　（d）他们以清楚的、明确的、长远的目标来武装它。这些目标就成为十九世纪末的极大多数的工人阶级组织的共同遗产：主要的生产和交换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创立无产阶级社会；建基在无产阶级自我组织上的工人民主（“工人阶级的解放将会由工人阶级自己来达成”）。

　　（e）他们设立了一个这个目标能被实现的、清楚的、简单的前景，一个在二十世纪初受到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所接受的远景：把更多、更广大的工人群众组织成工会和正常（以及合作社、健康保险协会等等）；通过宣传、鼓动和群众行动稳重地、更有效地教育这些群众；把最多种多样的问题（民主的、民族的、经济的、反战的要求等等）作为发动愈来愈广大的、愈来愈一般化的斗争的出发点，把这些斗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和内部危机结合起来，直至这些动员的大浪潮触发了夺取政权的斗争，造成真正的社会革命（所有制与生产关系的彻底的转变）。

　　（f）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法则和内部矛盾傻子科学的、理论的分析，作为整个远景的理论基础，解释了为甚么在长期来说，革命前夕和革命的危机在那个制度中必然会发生。

　　（g）同样地，他们也使工人为了眼前的改进（改革）所作的斗争与急进地改变社会的斗争结合在一起，成为可能。因此，工人阶级（为了眼前的目标）所进行的实际行动和组织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的统一，愈来愈会变成为现实。这给工人阶级不同平常的信心；它就几乎无可抗拒地有了从一个成功进展到下一个成功的感觉。工人运动在1890年代至1920年代（在西班牙、法国和美国在1930年代达到高潮）蓬勃的发展，就是这个自信心的反映。

　　回顾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那个统一为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第一次惊人的扩张提供了基础，但是它还不够保证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然而，它对于创造如此的胜利所需要的条件是不可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