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人历程

　　马克思主义是它的时代的产物。但是它既不是自发的、也不是自动的产物。为了社会科学的转变、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进化、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前身的实践与组织被无产阶级革命组织所取代，以及众工人政党中的工人阶级政治独立等事情能够在那个时代发生，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两个人的作用是有决定性的。

　　当然，他们之所以能够起作用，是因为“历史需要他们”，那就是因为他们的活动适合许多人（主要是无产阶级、但是也包括他们时代的其他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所感觉到的需要。对他们的工作的需求也可由其他人企图在同一方向前进的事实来证实。在那个时代，企图进行那种合成正在流传中。但是，这些合成与取代的实现方式、它们的内容与动力，在很大程度上还要靠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创始人的独特人格来形成。正与大多数的情况一样，“历史的必要性”是要通过特殊的人格才能造成。这些特殊的人格虽不能改变它的基本过程，但在某一程度上可以把他们个人的痕迹和特征分给它。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是无产阶级。前者是一个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儿子。他于1818年出生；他的父亲是莱茵普鲁士的特利尔城一位有影响力的自由派律师。他虽然是一个犹太旧家庭的后裔，但为了个人方便，而不是为个人的信仰，改信邪教。马克思，通过他的母亲及他的妻子珍妮·威斯法伦，起先是与大资产阶级，不是与劳动的阶级有关连的。很明显地，他之所以向共产主义进化，并不是由他自己的眼前的经验，或者由他自己的剥夺的生产条件所决定的（他的困苦生活发生于投身初生的无产阶级的斗争以后，主要是在1850年代和1860年代第二次在伦敦流放的年代；他的物质生活在1870年代有所好转）。它主要是他的知识劳动和道德冲力的后果。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出身差不多与马克思一样。他于1820年出生于一个以鲁尔区的巴门城为基地的资产阶级纺织工业家的家庭。他的大半生是担任他的家庭在英国所拥有的纺织厂的经理而度过的。他一生的生活过得很舒服，而在他于1895年去世时留下了一大笔财产。他走向共产主义，基本上也是由知识与道德的考虑推动的。

　　但是，这两个思想家的进化和对社会的逐渐增大的了解，并不是与在他们周围所展开的真正冲突完全脱节地求知努力的结果。不但是他们的科学动机，还有他们的道德动机，通通来自他们眼前所展开的、而且对他们有深远影响的社会情势——工人贫穷、工人反叛、政治斗争的情势。他们的科学与道德的动机也是决心的结果。这个决心就是面对着一般人民的苦难与特别的“社会问题”的时候，不要采取纯粹解释的、因此是最安静与被动的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地决定要行动，要把他们的活动与他们的信念相一致，而且要走向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那种实践，不但要变成认识论的标准（归根究底，只有实践才能证实理论的真理性），而且要成为道德的义务。

　　事实上，他们对劳工运动承担义务和参与，就变成为他们能够完成对历史的最重要贡献的先决条件：工人的真正的解放运动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进展的愈来愈大的融合。

　　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人历程，是围绕着一系列周期地使他们定向和再定向遭遇的参与的。

　　这些遭遇，再加上他们的批判性的科学分析——那就是对他们时代的主要社会科学的发现作批判地考察——的结果，不但决定了他们所保卫的理论和政治的立场，而且也决定了他们日后从新黑格尔主义到小资产阶级政治急进主义，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从发展不完全的共产主义，到他们成熟年代的科学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进化。

　　（a）无产阶级的状况和工人的贫困的遭遇。马克思的这个遭遇发生在刚从大学毕业而开始从事他的新闻记者生涯（他起先担任莱茵报编辑，然后任该报的总编辑）的那一年（1842年）。对于恩格斯而言，发生得更明显，因为他刚到英国就面对着英国工人的生活情况。这个经验导致他写了这两个年青思想家的第一本主要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45年）。

　　（b）无产阶级的抵抗和组织的遭遇。这个遭遇主要发生在马克思于1846年和1847年第一次在巴黎和以后在布鲁塞尔流放的时候。这个遭遇是通过与巴黎和珍得的工人协会的接触，以及最重要的是通过与巴黎、伦敦和布鲁塞尔的正义同盟的人接触。在恩格斯的情况，它是通过与曼彻斯特区的宪章运动工会运动的团体，以及零星地与鲁尔区的正义同盟的工人团体接触；整个经验发生在1844至1847年之间。还有，这两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深深地受到当时的工人起义，特别是1844年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反叛的影响。

　　（c）1848-1850年革命的第一手经验。这个经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与积极地在参加那个革命的发展以及与快速地注意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等国家的革命发展而得出的。事实上，只是在他们密切地注意1848年6月的巴黎无产阶级暴动和得出德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角色的总结以后，他们才能够在1850年，以不断革命的逻辑为基础，发展出夺取政权的战略。

　　（d）从1847年到马克思第二次流放到伦敦的最初几年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共产主义同盟——的活生生经验。这次的经验不但使这两位朋友对无产阶级组织有更具体的了解，而且准备、武装了他们来处理在1860年代、1870年代以及较后埋藏所面对的政治/组织问题。

　　（e）1863至1873年之间的国际工人协会的经验，特别是要英国工会参与它的努力。这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第一次真正遭遇到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以及在政治与思想上非常多样化的工人环境，也就是第一次遭遇到工人阶级内部的多元化与工人民主的问题。

　　（f）从1860年代、特别是从1870年代开始，人种学和自然科学的新进展（主要是通过达尔文和摩尔根）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精炼了他们的历史唯物论观念。

　　（g）巴黎公社的经验，这也许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经验。这个经验大大地帮助他们清楚了解国家的理论/政治的问题，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目标的主要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及其形式。

　　（h）主要是恩格斯所面对从1875年至1895年在许多国家所建立起来的群众工人党的多样生长和统一的潜在性经验，以及这个经验所提出的许多战略和策略问题。

　　虽然，对于马克思主义这两个创始人而言，许多这些遭遇是有结果的、甚至振奋人心的，虽然这些遭遇与经验使他们能够试验、精炼他们的许多政治观念与理论假设，但是，真理是，在很多情况中，这个进步是通过他们有时候不太情愿地参与的观念和人物的冲突才得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派系活动”的第一面，被人谴责为他们的个人缺陷、“权威主义”、甚至于他们的“知识的恐怖主义”的反映。

　　在现实中，所有的历史都证实，观念和组织，只能通过因面对着新事件和新问题而分化的团体与观念的冲突，才会有进展。相信这个过程会通过其他的途径而发生，就等于相信有关的人物和社会利益是完全不会分化的，或者等于相信这些人物中的某些人是永不犯错，而且他们的一贯正确性对所有其他人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两个假设都是荒谬的，所以在政治上，特别是在工人政治上，倾向斗争的派系斗争是必然会发生的。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进化有最大冲击的冲突和破裂，依年代次序的排列，有以下几次：

　　（a）与沉思的、基本上是自由派的“年青黑格尔派”以及摩西斯·赫斯的冲突。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1845时期与他们决裂。在理论上，这个决裂是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而表达出来。这两篇东西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出生证明书。它对德国哲学和法国社会历史学有广泛的、批评的吸收，但对于英国政治经济学的进展却只有局部的吸收。

　　（b）蒲鲁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和与魏特林的不太成熟的共产主义的冲突。这个冲突发生在1846至1848那向年中。它导致《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1848年）的写成。它也与共产主义同盟内部的比较不激烈的澄清运动结合在一起。这个澄清运动超越了1848年的革命而延续至1850年代的初期。

　　（c）与后李嘉图派的英国政治经济学主要代表人荷期庚、锐夫史东和格雷的——有时在吸收批评性知识的外衣这下、有时在“内部对话”的外衣之下的——冲突。这个冲突导致马克思写成他的主要的经济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和《剩余价值论》。这几本书是马克思从1857年至他去世这二十年间写的。

　　（d）与巴枯宁及他在第一国际内部的支持者的冲突（1865至1873）。这个冲突在巴黎公社失败后还继续了一段时期。

　　（e）与德国社会民主主义之内的各种右倾思想（最初与拉萨尔派，以后与改良主义渐进主义的第一批代表人）的冲突。这个冲突1875年的哥达统一大会开始，直至马克思去世，而且在他去世后还被恩格斯一个人在1880年代所继续，直到他在1895年去世。这个冲突的主要产物是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1875）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1879年）。

　　这些冲突按年代次序的排列，似乎是马恩的主要著作的年代表。只有他们的政治著作（譬如《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他们的报刊文章和《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以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没有包括在这个年表之内。

　　除了恩格斯晚年的美国之旅以外，这两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实际经验纯粹是欧洲的。他们的思想也深深受到了欧洲独特的社会与知识的历史影响。因此，他们时常被指责是“欧洲中心主义”，甚至是德国特殊主义。这些指责在现实中是没有根据的。

　　马克思主义当然是资产阶级社会矛盾成熟的产物。资产阶级社会无疑地首先出现在欧洲。在这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在亚洲、中南美洲或非洲发展起来，因为在十九世纪的大部份时间，这些地方只经历了原始形式的资本主义发展。

　　但是，虽然马克思主义在欧洲诞生，它在开头就有一个国际性的、甚至遍布全世界的尺度。这个尺度使它依靠其他大陆上发生的一切事情。资本主义对中南美洲、亚洲和非洲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的暴烈的、分裂的、破坏性的和非人的冲击，要比它对欧洲西部、南部、中部和东部的冲击，更要坏。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有朝气的科学家和热情的人道主义者，以致不会不注意到这点，不会不对它发生反感，不会不奋起反对这些可恶的罪行。

　　因此，对“第三世界”的感觉，对它的落后和必然反叛的感觉，在他们年青时候的著作中仅仅占了一个小位置以后，就很快地融合到他们的著作中。我们只要加快起他们的坚决支持英印军中的印度兵和中国的太平天国以及美国黑奴的解放，就足以反驳欧洲中心主义的指挥。他们也以同样的精神把法、西、英的侵略墨西哥的远征军打上了“国际史上最怪异的任务”的烙印（23/11/1861，马恩全集英文版，第15卷366页）。他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人种学、非欧洲文化与社会的特殊性、及对俄罗斯村落社会的愈来愈深入的调查，在他们的生命的最后二十年的学术工作中占了逐渐增大的位置，而且在他们的著作——包括《资本论》——中留下了愈来愈明显的印记。

　　同样地，这两个朋友的国际资源和坚决的国际主义活动，也证明了把指责他们为德国民族主义斥为不折不扣的诽谤，是有理的。在思想平面上，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不但是从德国收集来，而且是从英国和法国收集来的。在实践平面上，他们参加了不少政治活动，取得了不少经验。这些经验和活动，不但发生在德国，而且在法国、比利时、英国和奥匈帝国所统治的几个国家。它们也牵涉到波兰、爱尔兰、匈牙利、西班牙、瑞士，甚至美国和俄国。至于他们的组织，它从开头就不是德国，而是国际的。共产主义同盟是如此。国际工人协会也是如此。1885年以后的国际社会民主党更是如此，导致第二国际的创立。在他们支持者开始组织的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督促他们形容他们的具体社会构成，吸收当地的斗争传统，以及把他们的纲领翻译成现有的工人和急进组织的语言；这就是他们从1848至1885年所写的致美国人的信中的消息。

　　他们的政治生活的最大成功之一，以及他们的真正的、理所当然地自豪的泉源之一，就是他们的德国同志，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所采取的反对德国在1871年兼并阿尔萨斯、洛林和第一次凡尔塞和约的立场。在此事发生以后，当英国工会领导国际工人协会反对英国政府在美国内战中采取亲南部同盟的政策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也是同样的。使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根据它自己的阶级利益和从他们那里来的几个大原则（“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得到自由，只要它还是压迫另一个民族”），来得出它自己的外交政策，那就是他们的政治生活的经常抱负目标。

　　马克思和恩格斯无可否认他们的时代的产物。由于他们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经验还十分片断的，所以他们还不能在主观上超越这些片断经验对他们的限制。他们并不是一贯正确的。他们不能了解每样事情，解释每样事情，预测每样事情，虽然他们无可否认地了解、解释和预测到主要的事情。他们也有错的地方：

　　恩格斯在1848-1849时期说，小群的斯拉夫民族是不能构成国家的、甚至小小的独立国家的“没有历史的民族”。他的说法是错的，因为历史证明它们并不是如此。马克思也错了，他在1845年赞成美国并吞加利福尼亚和其他墨西哥领土，而且说墨西哥人“很懒”，不能好好的开发这些地方的自然资源。他这种做法也呈现种族主义的偏见。

　　在这两个例子中，对历史唯物论的深思熟虑的应用，就有可能解释在1845至1855时期的不同演员的特殊行为，而得出与马恩两人所得出的、非常不同的结论。它就会把主要是由尼多·瓦勒兹所领导的第二次墨西哥革命，解释为马恩两人所暗指墨美之战以后的革命。它就会把一个新生的反沙皇的、民主的捷克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的左派立即解释为强烈的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恩格斯认为这个结果是不可能发生的。在这两个例子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还不够马克思主义。他们应该运用阶级标准来解释在外表上非常混乱的政治现象，如捷克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的农民和知识份子在1848年革命中的突然大转变，和墨西哥农民在美国佬征服以前的外表上的被动性。

　　同样地，虽然他们对妇女在阶级社会中所受的双重压迫有明锐的了解，而且把压迫的起源推进到那个社会的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不能对妇女的解放作全面的了解。妇女的解放运动只在二十世纪才渐渐地兴起。

　　即使有了这些缺点，马恩两人的理论与实际的活动的结算表还是非常惊人。他们对社会科学进展和对无产阶级与人类解放的个人贡献，可以把他们放置在人类成就的高峰。没有他们，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历史就会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