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革命活动组织的无产阶级改造

　　空想社会主义以后的进化，受到了三个主要人物的影响：德国人威廉·魏特林，法国人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和奥格斯特·布朗基。这三个人开拓了由无产阶级前身的慈善事业和宣传到真正的行动的转变。蒲鲁东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直接继承人；魏特林与它虽有连续性，但是比较接近于从法国和美国革命中生长出来的革命传统。这三个人中，布朗基最接近革命的传统。

　　十八世纪的两个伟大的革命产生了一个小资产阶级（雅可宾派）和无产阶级前身的极左派。这个极左派可以美国的山姆·亚当姆斯和汤姆斯·潘恩和法国的格拉古·巴比夫为主要代表人物，这一派构想了一种革命组织，能在巩固主要革命成果以后帮助延长政治活动。

　　潘恩及他的追随者的鼓动，导致汤姆斯·哈地所领导的“伦敦通讯替”以及英伦三岛其他地方的许多协合成立，其中最主要的有爱尔兰的华尔夫·董恩所领导的“联合爱尔兰人”。伦敦通讯会完全是合法的，联合爱尔兰人和伦敦以外的其他团体则是秘密组织的会社。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争取政治的民主（伦敦通讯会争取普选权；联合爱尔兰人则争取普选权和民族解放）。他们的经济要求虽然对劳动人民有利，但没有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改革。

　　对照起来，对于“平等派密谋组织”的领导人巴比夫及他的同志们而言，要点是革命的夺取政权，并不只是争取民主自由，还有，他们定出了一些集体主义的目标。这些目标趋向于满足人口中最穷、最受剥削的层份的经济和社会的要求，特别是无产阶级前身（半无产阶级）和初生的无产阶级的经济和社会要求。然而，真正地说来，这些革命组织不是工资劳动者的自我组织。

　　巴比夫派企图在1797年的热月派的反革命行动正在热烈地展开的时候发动政变来夺取政权。他们被镇压力量击碎。巴比夫本人被处死刑。平等派组织的一位生存者波那洛地组织“四季会”来保存巴比夫的革命原则和计划的连续性。这个同盟于1830年代初在波旁王朝崩溃的时候在巴黎出现；布朗基成为它的无异议的领导人。

　　布朗基是十九世纪的最伟大的法国革命家。他以无可支援的坚定、勇敢、诚实和信念，体现法国的，特别是巴黎的无产阶级渴求和行动。他重复地试图发动一连串的政变来夺取政权，每次都事败被捕——他在监狱中度过了二十年——但是始终保持他的地下组织的连续性。巴黎公社在1871年起义的时候，他在梯也尔反革命政府所控制的领土的监狱中。每个人，包括马克思在内，认为他是公社的自然的领导人。他的追随者在公社中以威伦为首形成一个少数派。这个以巴黎为基地的政府向梯也尔建议，要求他释放布朗基来交换公社的所有俘虏，包括巴称大主教。但是梯也尔拒绝了这个建议，证明法国资产阶级是多么惧怕这位伟大革命家的组织和领导能力和他的政治天才对内战的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布朗基派终于在1880年代和1890年代与马克思主义派合并，作为在法国创立一个社会主义工人群众党的过程的一部分。

　　与布朗基不同，德国人魏特林是一个自学的工人。他之得出共产主义和革命的结论，不但基于研究，而且基于他自己的无产阶级的经验。在那个进修，一些德国的手工艺工匠习惯于在欧洲旅行，而且把这种旅行作为使他们取代他们的国家的第一代无产阶级的地域的社团观点的生活方式。1834年，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布朗基的四季会的影响下）在巴黎组织了一个秘密会社叫“被遗弃者同盟”。1838年从这个同盟采纳一个以“人类的现状和理想境界”为题目的空想共产主义纲领。

　　这个秘密会社，在布朗基派的1839年的密谋失败以后，放弃了它的空洞的为政权而斗争的方案，而在欧文和卡贝的影响下转向到以建立共产主义合作社和聚居地为目标。但是，正如巴比夫主义的运动在法国所做的一样，这个同盟也在德国保持了地下革命组织的传统。到了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式参加的进修，正义同盟已改名为共产主义同盟。（他们在1846年初在布鲁塞尔所成立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已经在开始就与正义同盟联络）。

　　革命的布朗基派、巴比夫派和德国组织，代表了从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到十九和二十世纪的革命无产阶级行动的锁链上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他们的主要成就是：

　　（1）认识到需要以政治行动来夺取政权。这个认识是从他们对于从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历史上所有的革命中所得到的主要教训的了解中得出。这些教训并没有被所有人汲取。它们既没有被相信社会主义的人所广泛地了解，也没有被新的工人阶级所接受。恰好相反，在这两个圈子里，对政治的冷漠非常普遍，其原因，一方面是对传统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行动产生怀疑和厌恶（“工人总是上政客和政治的当”），另方面则是控的革命的清醒的、但不完全的总结。是的，就工人阶级而论，这些革命只导致以一群剥削者代替另一群，并没有导致真正的解放。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走向自我组织的工人因此就得出政治行动的骗人的、无用的，而且所有的努力应该集中在经济解放的结论。他们认为组织的形式应该与那个目标一致。

　　与上述的看法大大地不同，巴比夫、布朗基和魏特林则不同程度地了解到，政治权力在巩固对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前身所强加的剥削，扮演主要的角色。那就是为甚么，为了推翻资产阶级国家，他们提倡一种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形式的政治行动。他们使组织形式适应所定的目标。

　　（2）提倡革命先锋组织。从敏锐地认识到资产阶级镇压机构的权力与效率以及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潜力开始，巴比夫、布朗基和魏特林只有一个目的明确的、坚实的、有纪律的革命份子的核心才能克服这个强大的敌人。他们相信，法国革命中的“第四等级”的失败以及1830年革命的后果的主要教训，并不是所谓要失败的人民革命的无用性，而是劳动阶级在没有坚强和组织的情况下起义反对富人必然会遭到失败。他们坚信，在这样一个为它的历史任务做出充份准备的少数人的领导下，劳动阶级才能在将来的革命斗争中得到胜利。在这个意义上，巴比夫以及特别是布朗基，明显地是列宁主义的“职业革命家”的观念的先驱。

　　（3）保卫革命的传统和连续性。当热月反动、执政府和帝国紧接着1789至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的成就时，法国和欧洲的人民群众和进步知识份子就表示出极大的失望。这个现象在某些方面可以比拟于1848到1850年的革命失败后所产生的幻灭、怀疑和“再度私有化”。以后，当人民认识到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苏联所展开的热月反动的程度和意义时，那个现象也有发生。在更后的时期，当人民对欧洲要起革命的希望在1975至76年退潮时，也有那个现象发生。当时一些热烈支持革命的最出名的知识份子，如德国哲学家康德和英国诗人华茨华斯，变成为反对革命的反动份子。但是，也有例外，譬如英国的雪莱一直支持革命。

　　这个反动思潮在参加政治活动的急进民主派和参加工会活动的工人中间，一般地引起了同合法的和改良的（渐进的）行动和组织的观念。

　　面对着这个向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适应和投降的浪潮，无产阶级前身和无产阶级的第一批革命核心，对十八世纪的革命传统进行了那时候的革命家所能采取的最广泛的批判以后，决定继续支持这个传统。这个连续性就使新的、纯粹无产阶级的传统和观念更容易地1848年的革命的基础上崛起。

　　但是，巴比夫、布朗基和魏特林虽有优点，他们的革命方案的缺点也应该加以注意：

　　（a）他们把夺取政权的斗争想像为主要地是从社会以及甚至于下层阶级的非常少的少数人中发放出来。这就使计划中的革命行动必需具有暴力的、阴谋的性质。在这个性质中，“政变的技术”比名正言顺的群众性的政治行动重要得多。因为一小群的阴谋家一举消灭像法国和普鲁士那样强大的镇压机构的能力是有限的，这个斗争就具有盲动和空想的特性。

　　（b）适宜于这种政治活动的革命组织必需是秘密的和精英的。这样的革命组织的造势条件会成为如此的严格，以致很少人能长期忍受。小型的组织又会反过来加强活动的盲动性，而且会忽视了与广大的、自发的群众运动联系在一起，忽视了经济的阶级斗争等等。

　　（c）主要地以秘密组织和暴动为主的革命斗争会导致这些革命家对于革命胜利后所产生的国家具有精英在主义与专制主义的观念。这样的新国家将会替人民服务，将会为人民谋利益，但是它的权力就不会直接由人民来行使。（关于后一点，魏特林因为比布朗基更无产阶级，所以比较小心留意。）在这里，与劳动者的真正解放运动的联系并没有、或者并没有充份地建立起来。

　　（d）这一个系统的革命家（特别是布朗基），只以空洞的词藻或者（魏特林）只以空想的词藻，来对革命所要达到的社会、经济目标下定义，因为他们缺乏经济方面的足够资料和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不能合适地分析资本主义的性质和矛盾。在这一点，巴比夫、布朗基和魏特林甚至于都达不到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大多数勇敢的后李嘉图派经济学的水平。

　　最后分析起来，无产阶级前身和无产阶级的第一批革命核心份子的这些弱点和缺陷，可由他们的社会性质和他们所成长的环境来解释。他们的组织是从前工业的、手工艺的和制造业的无产阶级中出来的，所以还不能够归纳甚至有时候不能了解实在的工业无产阶级的第一次群众斗争和组织的经验。事实上，他们如此努力地把十八世纪的几次大革命的小资产阶级雅可宾派的传统与工业无产阶级前身的组织经验结合起来，以致没有从工业无产阶级的本身的第一次革命经验中得出结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有系统地替换这些不合适的地方，而且阐述他们自己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和行动的观念。从1848到1850年的革命的教训中，他们发展了独特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

　　（a）革命的政治行动——那就是夺取政权的斗争——主要是广大的工资劳动者及其直接盟友，特别是无产阶级本身的活动的产物。工资劳动者的经济潜力是决定性的（“当他们的较强大的手臂施展威力时，所有的轮子都要停止转动”）；他们的数量增加到成为国民人口的多数，就被认为是革命得到持久的胜利的主要先决条件之一。

　　（b）为了这个理由，合法的政治组织——无产阶级之组成独立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的政党——就被认为是对革命的胜利非常主要的。秘密会社的组织被废弃，除非是在特别高压的情况下，而且，甚至于在那种情况下，秘密组织只限于保持连续性，并不是作为夺取政权的工具。盲动主义是坚决地受谴责的。

　　（c）无产阶级的自我组织，这个立即准备实施政权、夺取政权和真正地实施政权的无产阶级自我组织，是被他们作为优先的事而提出来。精英主义和专制主义，随着过分的国家“工具”的观念被排斥。有鉴于巴比夫和布朗基赞成雅可宾式的强大国家，马恩两人在1848—1850的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影响之下提倡国家机器的击碎和以无产阶级专政——布朗基原先提出的观念——作为一个从诞生就开始消亡的国家的观念。

　　（d）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政治解放（政治革命）与经济及社会的解放紧密地结合起来。早在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他们已经把夺取政权的革命政纲与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的转变联系起来。这些转变的目的是要让生产者，不但可以使自己从无产阶级条件的锁链中释放出来，而且可以享受行使政权和发展个人的能力所需的物质条件。如果没有实现这些社会与经济的条件，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的到来仍然是一个空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取代第一批工业无产阶级前身核心的革命观念的能力，不但来自对资产阶级社会动力和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的更广大的革命经验和更深的了解。那就是说对历史唯物论的进展有更大的经验和更深的了解。它也符合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因为它所表达的就是无产阶级本身的独特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