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

本章提要　　这一章系统地批评了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
　　曼德尔列举了欧洲共产主义的主要论点，然后从七个不同的侧面对这些主张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欧共战略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考茨基的“消耗战略”。这种战略把资产阶级的统治看成是一个堡垒，想通过包围、迂回逐渐地消耗敌人，最后以极小的代价占领它，从而避免同资产阶级发生普遍的正面对抗。它的错误在于把资产阶级的统治仅仅看成是一个孤立的堡垒，视而不见这种统治实际上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因此，要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就必不可免地要同资产阶级发生全面的正面冲突。
　　与这个战略相适应的，是欧共想通过逐步改革资本主义经济，在不打破正常的经济和生活秩序的情况下取得统治权。曼德尔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批驳了欧共的这一主张，指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束缚群众斗争的手脚，导致对资产阶级的投降并使革命惨遭失败。曼德尔不同意欧共对工人自发斗争的攻击。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把自己的基础建立在工人的自发斗争上，并把这种自发斗争引向全面反对资产阶级的纲领。欧洲共产主义者一贯标榜自己是葛兰西思想的继承人。曼德尔指责他们是欺世盗名，指出葛兰西从未放弃过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取消资产阶级民主的思想，而欧共放弃了这些思想；其次，曼德尔认为葛兰西所处的时代和今天的情况大不相同，今天阶级力量的对比有利于无产阶级。因此，葛兰西的出发点和欧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关于联盟的问题上，欧共认为无产阶级在工业发达的国家只占人口中的少数，因此要特别注意同其它阶层的联盟。曼德尔批判了这种论点，认为在这些国家无产阶级应当包括产业工人、农业雇佣劳动者、职员、低级官员、技术人员以及白领雇员中的大多数，因而它不是社会人口的少数，而是大多数。所以，欧共提出的联盟问题并不是首要问题。欧共强调所谓联盟的问题，说穿了就是要同资产阶级结盟。同时，曼德尔提出，由于无产阶级包括的范围较广，成分复杂，社会主义者有必要捍卫多党制原则，保护无产阶级内部政治上的多元化。曼德尔批判了欧共以国际因素为借口，为自己的战略辩护，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害怕帝国主义进行干涉；同时，由于西欧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些国家的胜利，完全可以抵抗和防止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而且，由于美国近年来在军事上的不断失利，帝国主义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目前并不大，因此无产阶级应当利用当前的时机，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译者

　　欧洲共产主义者把他们的战略，视为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均可采取的共同战略。不错，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当这些党中的绝大多数改变它们的政治方针时，它们之间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这不仅仅局限于西欧，现在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共产党也采取了和它们相同的立场，只举这两个例子就够了。美国、加拿大和西德的共产党看来还未转向越来越流行的欧洲共产主义，但是，如果考虑到这些党相对地来说在国内比较孤立，以及考虑到它们各自国家中阶级斗争的特殊条件，这一点就好理解了。这只是因为，把一个以获取政权为目的的战略提到议事日程上，在中期内对它们来说还是不切实际的。这些党的这种软弱性，自然导致了它们在物质上以及政治上完全依赖于苏共（或者导致了在西德党内出现东德党式的官僚集团）。这一点使得这些党（或至少在目前？）无法在终于产生了欧洲共产主义的那条演变道路上走得太远。然而，仔细分析一下这些党的政治战术，就会发现，它们与欧洲共产主义的相同之处要比人们通常想象的多得多。唯一的主要区别是，这些党在各个方面对苏联官僚集团都持批评态度。

　　欧洲共产主义战略的主要论点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1、没有国民中大多数人的一致同意，在工业化国家中是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

　　2、为了赢得这种同意，必须保留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因为这些制度显然享有大多数国民的支持。

　　3、这些议会制度的特性使得它们的阶级内容可以逐渐被撤换掉；即，它们可以不再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支柱。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不断扩大的结果。这种作用把国家机构变为一个垄断资本和“进步力量联盟”之间——如果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话——可以进行角逐的战场，因而把社会中的主要矛盾转移到国家机构本身中来了。

　　4、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全体资产阶级和孤立的无产阶级之间的正面冲突。这不仅是因为这种对抗肯定会以工人阶级的失败而告终，而且还因为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毁坏，从而使任何向社会主义的“突破”都会大大推迟。

　　5、为了赢得足够的议会多数（在群众压力和群众动员的支持之下），工人运动有能力，也必须争取体制上的改革。体制改革将分阶段从性质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并最终使它发生彻底质变。

　　6、从根本上说，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阶段是反垄断同盟的阶段，或“进步民主力量”的阶段。反垄断同盟首先要削弱垄断资本的力量，然后再消灭它，以使资本主义受到决定性打击。它要采取各种使经济生活民主化的措施、让群众参与国家管理，来使劳动人民在社会中的影响与力量实现质的增长。在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进程中，这个阶段是决定性的过渡阶段。然而，它并不直接涉及这两项任务中的任何一项。

　　7、为了孤立大垄断资本势力，除工人阶级和广大雇员（包括公务员、技术人员以及干部）之外，反垄断同盟还必须包括农民中的大部份人和数量可观的中、小资产阶级。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初级阶段中对财产私有制提出挑战是不适宜的。

　　我们认为，以上这些是对欧洲共产主义基本战略前提的客观概括。附带说一下，克里姆林宫对这些前提基本上表示了赞许[1]。对于它们，我们值得、也需要做出一个综合性回答。在这个回答中，我们必须对先进的工业化国家里阶级斗争演化的主要特征做出分析。在议会民主制度的性质以及国家在当代整个阶级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等方面，这个战略还引起了一些特殊问题，但我们对它们已另外有所论及，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欧洲共产主义战略的历史根源：考茨基的“消耗战略”

　　欧洲共产主义有一个最值得注意的地方，这就是，它几乎说不上是件新发明。1910年，当卡尔·考茨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同罗莎·卢森堡论战时，就首次以明确的形式把它表达了出来。当时，考茨基阐述了德国工人运动（他还引申到所有工业发达国家中的工人运动）夺取政权的两种战略：即所谓进攻战略和“消耗战略”。而他自己坚定地选择了后者。

　　按照这个战略，工人运动不应当试图在一次猛烈攻击中拿下敌人的堡垒，因为这样会孤注一掷，把四十年来局部进展和积蓄力量的成果拿来冒风险。工人运动应该从包围这个堡垒开始，对它釜底抽薪，使敌人不得不经常做代价重大、又总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反击。工人应该分化敌人，使敌人取胜的决心以至斗志逐渐瓦解。这样，最后用很低的代价就可攻下敌人的堡垒，虽然免不了也要放上几枪。[2]

　　追溯欧洲共产主义战略的历史根源并不只是空洞地做学问。相反，这种研究使我们得以用实践经验以及历史教训来反驳欧洲共产主义的鼓吹者们。考茨基的战略遭到了惨败。它没有导致资本主义堡垒的崩溃，而是通过1914年8月4日事件、1918年和1923年革命运动的被镇压、以及1933年拱手让纳粹取得政权这几个著名阶段，使德国工人运动遭到了崩溃。法国和西班牙的共产党后来在1935至1938年间采取了类似的战略，同样导致了流血的失败。在1944至1947年间，法国、意大利和其它一些欧洲小国的共产党又采取了这种战略，这次它们还是失败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特殊条件下，同样的战略也曾被采用过（但是，这个国家有一个组织完善的独立工人运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在人民联盟领导下，这个战略被应用于智利。结果是一场流血失败，即1973年的皮诺切特政变。现在我们至少可以说，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家们看来还不愿意从这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葡萄牙的例子是特别有说服力的。在对苏联官僚集团持不批评态度的同时，从1974年4月到1975年11月，葡共严格地执行了“反垄断同盟”和“进步民主力量”的战略。该党甚至参加了由资产阶级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不是由于共产党的清醒计划，而是由于激进的群众运动的压力，大垄断资本的势力被有效地排除了。可是，资本主义根本未被消灭。在工业生产和国民生产总值中，国有化部门的比重最多只占百分之二十五。资产阶级远没有衰弱下去，反而发起了气势汹汹的和越来越猖狂的反扑。工人阶级远没有迅速地从胜利走向胜利，反而迷失了方向、被迫采取守势，并发生了分裂（虽然并非被击败。现在，葡萄牙工人阶级还有能力再次发动反攻，但这完全不是由于“消耗战略”的“胜利”）。

　　这个战略为什么会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呢？回答这个问题，就会触及欧洲共产主义战略的致命弱点，触及欧洲共产主义者对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阶级关系及其含意的分析中的重大缺陷，以及触及欧洲共产主义者对资产阶级统治关系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是不会被逐步消灭的——的缺乏认识。

　　考茨基所用的那个比喻，代表了一种关于资产阶级统治关系的非常机械和错误的观点。它把资产阶级的统治说成是一个堡垒，这个堡垒处于所谓社会实体之外。它还认为工人运动有能力逐渐地、平静地使这个社会实体中与资产阶级统治异体、并反对它的力量团结起来。然而，这个观点完全背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

　　只要资产阶级还掌握着政治和经济上的统治权，工人们就要在物质上依赖于统治阶级，他们的生活和行动就要受这个依赖的限制。他们的工作，收入及生活水准，都由经济机构的最终分析所决定，而这些机构服从的是资产阶级所追求的目的：获取剩余价值和积累资本。同样，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不仅包括镇压工具，而且还包括思想控制工具。这种政治统治对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和政治行为绝非不过问，而是时刻向其中渗透（当然，渗透的程度有所不同，这要依政治形势和阶级斗争的变化而定），小资产阶级群众在政治上所受的渗透就更不用说了。

　　在这些条件下，认为工人阶级可以逐渐集结起社会中所有的进步力量，来对“资本主义堡垒”实行长期的，甚至是永久的包围，这只是痴心妄想。正是在按照想象正包围着它的社会实体之内，资产阶级在它的“堡垒”周围控制着无数的机枪掩体。这些防御设施使任何长期的集结和包围成为绝不可能的事。它们可以被拆除，但这只有在特定时机到来时才做得到，即在各种情况出现巧合，使得敌人使用它们的能力短暂地削弱甚至完全丧失的时候才做得到，但是这个时刻绝不会延续很长。它被称做“革命危机”，这是因为，任何解除资产阶级防御的企图，都会使社会和经济的职能机构解体，并引起局势的极度紧张。这样，非但远远不能进行平静、安稳的包围，而且恰恰招致了欧洲共产主义战略首先要力图避免的事，即阶级力量之间无情的正面较量。只有不去碰那些机枪掩体，这种力量较量才能避免。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进行包围，甚至谈不上集结起包围所需要的主要力量。

资产阶级统治的危机和经济危机

　　同资产阶级政治统治位于社会本身之外这个错误观点紧密联系的，还有另一个观点。这个观点认为，不但不必引起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全面对抗，而且甚至不必从根本上破坏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无产阶级就可以逐渐夺取“统治权”[3]。这样，就要有一个前提，即经济是独立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利益而运转的。这又是在白日做梦！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有在生产资料所有者能够利用这些资料来实现所预期的利润时，经济才能正常运转。当利润率下降时，以及当所实现的利润比所预期的要少时，对资本家们来说，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就会下降，如果把新积累的资本用于生产投资，便不能保证立即收益。

　　这样，投资、生产和就业便会在一段时间内下降。此时，一次危机会接踵而来，这主要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不老实”，也不是由于他们想策划反对左派政府的“阴谋”（虽然这些因素确实起了一定作用），而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必然联系。如果希望资本家们在利润率下降时还去增加投资和刺激经济增长，那只是幻想；无论强迫他们违背他们的个人利益还是他们的阶级利益，都是办不到的。

　　任何一系列涉及劳动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真正改革，以至任何对资产阶级统治机器（“垄断资本”的统治机器）的全面攻击，都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因而，它们不可避免地会破坏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结构。此时，资本主义式的反应——投资的停止、经济平衡的破坏、资本的流失、以及通货膨胀的加速——就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了。这种反应反过来又会招致群众生活水平的下降，而这个下降只会使阶级斗争尖锐化和加深社会危机。如果这个下降发生在群众觉得力量对比已变得对他们有利，并觉得资本主义已被削弱的时候，情况就更是如此。

　　这样，就会触发一场真正的经济和社会的大动荡。在这场大动荡中，认为可以长期地和平静地对资产阶级统治堡垒进行“包围”的观点就彻底变得荒谬透顶了。如果包围者们此时不迅速地和坚决地采取行动，他们就有被埋在堡垒残骸底下的危险。

　　追溯欧洲共产主义者们所采取的“消耗战略”这个乌托邦式幻想的根源，可以看到，这个战略不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结构上的特征。这种生产关系不可能被一步一步地改变。它或按其本身的必然联系运转，或完全停止运转。它不能只是部份运转，就象一个女人不能只怀着部份胎儿一样。“混合经济”的概念只是一个幻想，或者只是一个故意宣传来欺骗群众的神话。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国有化的部份并不是“社会主义之岛”，它只是用来资助私人资本和帮助其获得更多剩余价值的工具。

　　因此，当资产阶级社会正被一场深刻的社会一经济危机所动摇时，只有两条出路能够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

　　一条路是重新恢复所有能使资本主义获得满意的剩余价值的条件。这意味着使利润率大幅度上升，而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取消社会改革、实行紧缩正常、为资本家们削减就业人数和使工人提高劳动量开绿灯。这条出路无疑能够实现资本主义的“正常化”，但它和“进步民主力量”、“瓦解垄断资本统治”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相反，这条出路只会以出卖工人阶级为代价，来加强垄断资本的力量以及它们对整个社会的控制。

　　另一条出路，是实现所有能使生产按照社会化和计划化经济的规律恢复起来的条件，这要求无产阶级夺取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镇压任何有能力阻碍这个社会主义“正常化”的资产阶级势力。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它不能容忍对私有财产的任何尊重以及对资产阶级法权的任何屈从。同样，不管是避免全面攻击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步民主力量”还是“反垄断同盟”，都同它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第一条出路是曾被社会民主党右翼（“作为医治资本主义痼疾的临床医生”）所提倡的，当社会民主党人掌握政权时（如赫尔穆特·斯密特及威尔逊一卡拉汉之流）他们便把它付诸实践。第二条出路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象过去考茨基和人民阵线的纲领一样，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纲领脚踩两只船，这是根本不现实的。如果完全按其本身的必然联系发展的话，这个战略纲领会径直导致在实践中采取第一条出路，除非群众自己能冲破它的束缚。这个战略纲领所高谈阔论的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证明只是一股烟幕，在其背后真正实现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和大资本势力的巩固。

资产阶级统治的危机和社会危机

　　如果我们从社会—政治方面阶级力量对比的演变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同样能明显地看出“消耗战略”的不现实性。无论采取任何“瓦解垄断资本统治”的纲领，都要在思想上做好大大变动这些力量对比的准备。还好，欧洲共产主义的纲领和过去类似的纲领一样，通常只是在这种变动已经到来时才出现。此时，这个纲领在客观上成为转移工人们斗争方向的手段，它使他们的斗争目标不与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相违背。

　　对其统治情况的任何恶化，资产阶级都必然会做出反应。其反应有经济方面的，也有政治方面的。对于经济方面的反应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政治反应的惯用手段也是人所共知的：采取“紧张战略”（使用暴力和恐怖主义），在施行这个战略时，极右翼集团（如Cagoule and the ‘synarchie’,SAC and company, ‘Guerrillas of Christ the King’,the Spinolists）[4]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主要是镇压机器，但也还有别的机器——进行密切的合作；利用“红色威胁”这个幽灵，使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政治觉悟不高的各阶层极度麻醉；使议会制度逐渐瘫痪；公开破坏行政管理；如果需要的话，就作政变的准备。

　　当工人阶级的斗志正在高涨、力量正在发展、有团结起来的强烈愿望、并感觉敌人正处于守势（欧洲共产主义战略必然会全力使人们坚信这种感觉）的时候，他们几乎肯定要对资产阶级的这些反应进行回击。这既是为了保卫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就业、以及过去和现在所取得的斗争成果，也是为了捍卫改良主义领导人所说的唯一“现实”道路，即“通过合法及和平的途径来瓦解大资本势力”的纲领。这样，当大资本所有者开始变本加厉地进行公开破坏和非法活动的时候，工人们将起来反击他们。因而，欧洲共产主义战略在群众心目中获得最大信誉的历史性阶段，恰恰是由于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及局势的紧张，资本和劳动间的正面较量被无情地提到日程上来的阶段。

　　欧洲共产主义战略的根本目标，正是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对抗。然而，这个战略对于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在实际上是无可奈何的。尽管艾伯特一诺斯科、奥托鲍威尔、普列托、多列士、阿连德以及马里奥·苏亚雷斯做出了军队是“爱国的”、“民主的”、和它们“置身于阶级斗争之外”以及“尊重宪法”的保证，他们却从未防止住卡普、冯·巴本、莫拉—佛朗哥、戴高乐、皮诺切特以及埃亚内斯所发动的军事政变。改良主义者们，从未能够粉碎资本家们通过玩弄欺骗手段、诡计花招、以及对工人斗争进行种种限制所实行的反工人和反革命的计划，他们甚至从未能够使资本家们有所收敛。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对无产阶级所作所为产生影响的能力却要实在得多。既然欧洲共产主义者们的所有努力都集中于避免正面对抗，这只会有两个结果。或者是他们失败了，即欧洲共产主义者所掌握的领导权逐渐转移到群众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对抗终究会发生；或者是他们得逞了，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斗争在资产阶级力量的总动员面前被分化和窒息，使得无产阶级力量削弱、士气衰落，在资产阶级的反扑下必然失败。不管出现哪个结果，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纲领都无法实现。

　　在整个欧洲共产主义战略之后，同样也在考茨基的“消耗战略”之后，隐藏着一个关于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政治——实际上是整个政治——的玩弄权术的和官僚主义的观点。把这一点指出来很重要。这个观点把阶级斗争缩减到只剩下其政治斗争的一面、或毋宁说只剩下其议会政治斗争的一面。它把阶级之间的关系缩减到只剩下政党之间的关系，或毋宁说只剩下政党领导集团之间的关系。这个观点打算让一小撮“头头”仅仅凭着选举结果，来代表成百万人民错综复杂的社会利益，并忠实地把它们表达出来。社会中的各个阶段——它们是由成百万人组成的，而在大国中是由成千万人组成的——被认为应该在它们无所不知的指挥官们面前立正站好，按照他们的命令前进或后退，就象是一群提线木偶，听凭一架控制着它们每一个动作的机器来调度[5]。

两个被滥用的概念：“经济主义”和“合作主义”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人的组织程度、阶级觉悟和斗志一旦超出一定界限，这架机器就失灵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而对于无视最基本的社会—经济方面的阶级斗争、无视群众的自发热情、无视在无数次人民斗争的胜利和失败中所积累起来的历史教训的这样一种政治观点的鼓吹者们来说，这是很不幸的。虽然劳动人民没有能力自发地制订和实现一个周密计划，来夺取政权或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在阶级矛盾已经尖锐化的革命前夕，他们却绝对有能力自发地、本能地，或半自觉地采取行动，既保卫自己的眼前利益，又回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阴谋。二十世纪中工业发达国家里所发生的所有革命危机，都证明了这种能力。劳动人民有能力不依靠他们的“指挥官”们的命令和指引而行动，在必要时，他们甚至可以反抗这些命令。如果在群众里有一支人数和影响不断增长，反对改良主义纲领及工人运动官僚机构的犹豫动摇态度的先锋队的话，他们就更有能力这样做了，尽管这支先锋队的人数还非常少，也不要紧。这支先锋队必须教育群众、有条不紊地把他们组织起来，以便可以用正确的政治方法和政治语言来进行一场革命斗争。它必须使群众避免各种宗派主义和孤立，成功地采取可行的联合攻势。

　　同样，在工厂、车间、各居民区以及地区之中，在各受压迫的阶层（如妇女、青年、少数民族）和对社会问题较敏感的阶层（如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家们）中，各种矛盾和原始的、自发的阶级斗争的激化也会产生日积月累的影响。这种激化会席卷整个社会，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敌对阶级之间出现正面较量推波助澜。

　　阶级斗争的这个客观趋势——虽然它所导致的结果会因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之间的力量对比而大不相同，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却既不符合前者委曲求全的温和意图，又不符合后者把革命推向前进的意图。——使所有那些产生了各种欧洲共产主义式战略纲领的阶段带有革命前夕的特征。正是这种阶段所带有的革命前夕的特征，使得那些不惜任何代价避免阶级较量的纲领成为乌托邦。

　　当阶级斗争达到白热化时，委曲求全者们就黔驴技穷了。这时，他们便威胁着要成为镇压的主要支持者，甚至成为其组织者。因而，人们真正要做的选择如下：或是通过一系列斗争和自发组织，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做好进行这次对抗的准备，这样，工人阶级在进入对抗时就会有最大的取胜机会；或者以避免“冒险”为借口，扼制、削弱和瓦解无产阶级的运动和斗志，破坏其自信心、社会主义热情和反资本主义信念。这后一个选择，使得无产阶级不得不在敌人所强加的条件下进行斗争，并且冒更大的失败危险。

　　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合作政策的欧洲共产主义辩护士们，煽动性地滥用两个概念——“经济主义”和“合作主义”。在这里，我们很有必要来揭露这种行径。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中，“经济主义”和“合作主义”这两个概念都有其特定的含义。“经济主义”指的是，在无产阶级中或多或少自发地出现的，把工人斗争限制于只保卫无产阶级物质利益的倾向。“合作主义”是工会运动中的一种倾向，它使工人斗争只限于保卫各自行业的（或充其量只限于保卫各自工业部门的）狭隘物质利益，如果有必要的话，这种斗争还要反对全体工人或其它部门和行业的工人的利益。

　　有人根据令人不能接受的推论，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们的物质利益必须从属于总的政治利益，而企图把对保卫这些物质利益的指责说成是反对“经济主义”。我们找不到任何例子，在其中马克思或列宁以某种“更重要的政治纲领”为借口，来反对工人们为争取本阶级的经济一类要求而举行的罢工。“经济主义”和“合作主义”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已经被彻底歪曲了，欧洲共产主义者们用它们来指工人阶级为反对老板们的进攻、保卫自己的经济成果而进行的斗争。他们的借口是，这种“不合情理的”立场会“颠覆”“国民经济”，换句话说，会破坏资本主义利润。如果马克思和列宁知道，这种资产阶级观点被加到了他们头上，他们在坟墓中也会辗转反侧的。因为这种指责的理论基础是，工人运动和大资本之间有着“共同利益”……来保护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

　　对“经济主义”和“合作主义”毫无意义的攻击，是针对着无产阶级中斗争性最强的阶层的。还应当指出，这种攻击的根源在于，机械地把斗争区分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这种区分在极大程度上带有古典改良主义的特征。从一定意义上讲，它只是古典改良主义者们同样观点的消极翻版。而马克思主义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它先把自己的基础建立在无产阶级保卫其眼前物质利益的自发倾向上，然后，再设法确保这种倾向能导致全面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

欧洲共产主义是葛兰西遗训的执行者吗？

　　欧洲共产主义的领导者们，尤其是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者们，时常提起二十年代意共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葛兰西，拿他作为欧洲共产主义战略的真正鼻祖[6]。对于仍然把自己称作共产主义者的人们来说，宣布忠于葛兰西，显然要比宣布忠于考茨基舒服得多。

　　但是，如果把葛兰西的全部言行分析一遍，就可以看出，乞灵于这位伟大的意大利革命家的遗训，来为欧洲共产主义领导者们所坚持的新改良主义方针辩护，不过是欺世盗名。虽然我们必须承认，从1919年《新秩序》的创立到写下他的《狱中笔记》[7]之间，葛兰西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但从未有任何根据，可以说葛兰西放弃过这样一个信念，即社会主义革命意味着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取消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并代之以民主自由选举的工人委员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是葛兰西从1917年俄国革命、1918—1919年德国革命以及1919—1920年意大利革命危机的经验中所吸取的教训。而最主要的，这是在对资产阶级社会中唯一真正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本质进行分析之后，以及在对无产阶级自我解放运动的兴起和胜利所需要的组织条件、思想条件进行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

　　必须承认，葛兰西在狱中所形成的领导权思想是很含混的。但是，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思想是以对欧洲共产主义信条有利的方式被解释的，它基本上所针对的，仍然是被称之为“革命危机”的阶段之前的准备阶段。绝对不能把这个思想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混为一谈，它绝不是要否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性，也绝不意味着，革命危机可以用任何方式避免。在葛兰西所谈论的领导权思想中，丝毫找不到那种以几乎察觉不到的方式，一步步地“逐渐夺取一些权力”的观点。而这种观点正是欧洲共产主义战略及其社会民主党前辈所特有的。

　　葛兰西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积极贡献，在于他强调指出，在进行阶级统治时，思想上的领导权和行政上的强迫是互相补充的，只依靠暴力或只依靠被压迫者的“同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生存下去。当然，葛兰西只是发展了已经由马克思形成的观点。马克思特别强调，资产阶级国家在思想上和行政上的统治，来源于资本和工资劳动之间的关系。

　　在这里，我们不必多谈领导权思想所固有的真正含混之处[8]。这个思想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告诫人们，在一个已经进入历史上衰败阶段的生产方式中，任何一个革命阶段的兴起，都要伴随着一系列变化。在正面进攻统治阶级的政权并把它推翻之前，这些变化会逐步削弱它的统治机器。资产阶级在封建和半封建社会中兴起时曾是这样，现在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兴起时也是这样。

　　这些变化包括：革命阶级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被系统地阐述出来，以反对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各种意识形态，以至各“社会的中间阶层”逐渐分化，成为现有秩序的保卫者或反对者，革命的主要力量或同路人；在革命阶级中，以及在全体人民中，越来越多的人逐渐从占优势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以摧毁现存秩序为目标，革命阶级逐步组织起来；促成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自动地再生产的“价值观”日益失去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在统治阶级内部，特别是在它的青年一代中，出现分化和不断增长的“意识危机”。所有这些变化，可以最恰当地用社会关系总危机这个概念来概括，这些社会关系便是某一生产方式的体现。这个总危机，是在革命危机本身到来之前出现的危机。

　　然而，革命的资产阶级在半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革命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不管掌握政权与否，前者在本质上都是一个有产者阶级；而后者在夺取政权之前，则是一个被剥夺、被剥削和被压迫的阶级。由于这个区别，资产阶级革命的准备方式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方式也是截然不同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准备者已经是经济的实际主人；可是至少在剥夺资产阶级之前，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者在经济上还不能独立，还在受剥削。

　　因此，如果指望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能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获得资产阶级在半封建社会中所获得的那种“领导权”——葛兰西无疑正相信这一点[9]——是完全不现实的。例如，单单凭着它手中的资本的力量，资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之前可以掌握几乎全部的通讯手段。而在无产阶级剥夺资产阶级和夺取政权之前，如果指望它能够获得出版界（更不用说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了）的思想领导权，则是荒谬的。专制君主政权无法有效地阻止资产阶级科学和意识形态在教育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这主要是因为资产阶级科学和意识形态以及自然科学、技术、制造业和大工业的迅速发展是不可分割的。而如果相信资产阶级国家中的教育体系可以让马克思主义占据统治地位，那就无异于相信一个神话。

　　对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取得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上统治地位的途径，我们可以这样明确地表达：除非直接进攻资产阶级统治的两个基础，即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私人占有以及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否则无产阶级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发展便无法越雷池一步。

　　我们还必须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人运动的力量和阵地的“原始积累”会产生它自己的否定。因为，一旦这种“原始积累”的目标发生变化，变得不是全力以赴地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与阶级敌人做全球对抗做准备，它便会使不断官僚化的大工人组织也发生转化，使它们从与这个社会作斗争的力量变成与这个社会一体化的力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结束以后，社会民主党首先发生了这种情况。自从第三国际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特别是向欧洲共产主义的演变开始以来，这种情况又再次发生在许多共产党的身上。

　　这种情况的发生不能归因于背叛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人所耍的“阴谋”（虽然不能完全忽视个人腐化所起的作用），而要归因于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必然联系。在这个社会中，一笔数量不大的货币只是交换的手段，只是用来获得生活必需品和消费品的工具。而在另一方面，一笔数量很大的货币却不可避免地要变为资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加社会剩余价值的分配。而那些庞大的工人组织必然拥有大量的货币。这些货币所带来的压力、诱惑和吸引力是巨大的。除非用不断地进行教育和理论上、政治上的训练、投身于反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以及准备革命政治纲领的办法来对付它们，否则它们是无法抗拒的。

　　庞大的工人政党议会党团、以及众多的由工人政党组成的市议会的市长们，对于“健康的公共资金”，即资产阶级国家的偿付能力，有着直接利益。要是没有这件东西，他们就有被赶出政府机构的危险，他们的生计甚至都会被剥夺。他们使强大的工会把其手中日益充足的基金用于投资，其中还包括它们的罢工基金。（在古典的德国工人运动中，这被叫做“体制弊病”。）不经常求助于银行信贷，工人合作社就无法生存下去。工人大学为了扩充设施，便不得不向政府当局要求越来越多的资助。

　　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健康的”公共资金、不动产投资（更不要说股票投资了）、银行信贷和政府补贴（甚至那些由工人政党管理的市议会或所谓的左派政府所颁发的补贴）都越来越和资本结下不解之缘，这种资本除非被剥夺，否则便控制着整个经济。工人运动官僚机构中的保守主义，以及随之日益增长的反对革命的倾向，便是由于“局部的战利品”——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人运动力量的积累——的无情辩证法而产生的后果。[10]从以上的分析来看，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政治上的改良主义，都只不过是这个辩证法在思想上和战略上必然导致的后果，尽管它们也会反过来加强这个过程中的“一体化”倾向。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实现工人运动的“力量的原始积累”时，只有把这些局部的战利品看作并描述为暂时的成果，而不是决定性的成果；只有不断教育无产阶级，使他们不妥协地反对并敌视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并全面对其不满，只有通过工人运动的每日实践来巩固这种教育，并主要是依靠议会外的斗争和群众运动来巩固，才能减少不断和资产阶级社会一体化的危险。

　　但是，广大群众的不满日益增长，他们所采取的日常行动——这种不满的行动对维持反资本主义意识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单单靠演说、报纸文章或训练学校（尽管这些也很重要）是培养不出这个意识的。——显然会助长阶级之间出现正面冲突的趋势。[11]

　　这样，“争取领导权的斗争”或是导致改良主义式的投降，使工人运动官僚机构不断和资产阶级国家一体化，越来越支持其政策，甚至在革命危机到来时完全站到其立场上去；或是加强在议会外进行群众运动和群众斗争的发展趋向，即自觉地和系统地为这个革命危机做准备的发展趋向。不管导致哪种情况，革命危机都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前一种情况会在客观上导致工人们的失败，而后一种情况则会导致无产阶级的胜利。以德国工人运动为例，这便是在艾伯特—诺斯克和罗莎·卢森堡之间进行的选择[12]。相形之下，考茨基的欧洲共产主义信徒们永远无法实现他们的“领导权”纲领。

　　诚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考茨基、罗莎·卢森堡论战的直接影响下，葛兰西本人在（策略上的）运动战战略和阵地战战略之间采取了中间立场。[13]可是，虽然他认为“阵地战战略”在一定时期内是不可避免的，但他指的并不是工人运动已经强有力的时候——象考茨基和贝林格所指的那样——而是相反，指的是力量对比还很不利的时候，这是因为，当时还谈不上夺取政权的问题。这样，葛兰西的立场和欧洲共产主义的立场之间的区别就一下子明显了。此外，葛兰西用来给“领导权”下定义的公式也进一步说明了这个区别：国家就是专政加领导权。[14]

　　葛兰西对这两个战略和资产阶级社会体制之间的关系所做的概括，在纯军事方面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所否定了。在政治方面，认为千百万雇佣劳动者进行的阶级斗争可以长期打“阵地战”的观点，比“消耗战略”的观点还要不现实。这个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危机中，群众可以长期保持高度的纪律性、牺牲精神和阶级觉悟，尽管他们的生活水平不会因这些努力而提高，反而甚至有可能严重下降。这个幻想把阶级觉悟降低为一个单纯的政治—思想的标准，完全忽视了使它形成和提高所需要的条件。

　　我们绝对不是在鼓吹“经济主义”。但是，如果相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拿指挥官们所发明的某个战略当借口，使无产阶级大军的生活水平不断地严重下降，而又不使无产阶级大军的士气因此而低落，那就是无视所有关于群众情绪的教训，无视所有关于资产阶级制度下阶级斗争的教训。

　　为葛兰西——也为考茨基！——说句公道话，我们必须指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个矛盾，因为他们懂得，自发的群众高潮在某些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15]他们还意识到，由于“指挥官们”无法把这种自发性导向“积极”的目标，——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他们会不可避免地退到另一个极端，即走向反动，甚至有时会是穷凶极恶的反动。历史只是证实了他们的预感。从这种意义上讲，欧洲共产主义的领导者们也大大低于考茨基的水平，更不要说葛兰西的水平了。

同盟问题

　　在为欧洲共产主义战略所进行的辩护中，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人甚至会轻率地补充说，中小资产阶级——的同盟问题是个很主要的理由[16]。如果没有这个同盟的话，任何消除资本统治的可能性都会被看做是乌托邦。在提到智利的例子时，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戏剧性地断言：问题在于，人们是否能以百分之三十七、百分之五十或百分之六十五的票数来进行统治（但愿能够如此）[17]！

　　我们姑且不谈，在这个“历史性妥协”中，将由谁来以百分之六十五的票数进行统治。从人民联盟政府、戴高乐—多列士和德·加斯皮理—陶里亚蒂联合政府的经验中，我们那些博学的战略家们显然没有吸取到任何教训。多列士和陶里亚蒂门施行工资冻结、宣称“罢工是托拉斯的武器”、号召工人们“生产第一”以“重建国民经济”，即重建所谓“反法西斯的民主秩序”(甚至在那个时候！）的经济。一旦做完这些事，他们在资产阶级眼中便无用了，第二天早上，他们便被从联合政府中踢了出来。事实证明，他们帮助恢复的制度恰恰是托拉斯的制度，而不是神话般的“反法西斯的民主秩序”的制度。我们也无需对下面这一事实多费唇舌，即在分析高度工业化国家中社会—政治力量对比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这一哗众取宠的提法——这样提无论怎样说都是不全面的，并有些虚伪[18]——竟是来自一股坚决强调“各国特殊情况”的潮流。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家们企图把西方无产阶级的力量，说成只是社会中少数人的力量。这个企图完全是以对无产阶级的定义所进行的修正为基础的。这个定义在马克思以及所有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著作中都可找到，即，无产阶级就是雇佣劳动者阶级[19]。

　　如果我们坚持这个定义，我们就会把无产阶级看作是由所有那些既不享有生产资料，又不享有生活资料（这意思是说，他们没有足够的货币——交换手段——以便在无需出卖劳动力的情况下享有生活资料），而被迫不断出卖劳动力的人所组成的整体。因此，不能把无产阶级缩减为“生产工人”或“体力劳动者”，甚或只是“产业工人”。

　　正如列宁卓越地所阐明的那样，产业工人组成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绝不是它的全部力量。无产阶级还包括农业雇佣劳动者和领取薪水的职员（其中包括商业职员和银行职员）。所有低级官员也属于无产阶级，他们微薄的薪水无法变为资本，因而当他们被行政当局解雇时，便没有了任何保障。广泛地讲，除最高阶层外[20]，无产阶级还包括所有白领职员、技术人员、以及所有雇佣劳动者中的“新阶层”。

　　这不是一个纯理论的定义，在讨论它时，不能不涉及阶级斗争的现实。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新中产阶级”的逐步无产阶级化已被实践清楚地证实了，他们逐渐工会化、他们的工会不断和产业工人工会占统治地位的大工联一体化、逐渐采取传统的工会行动（发动群众提出各种要求，组织罢工、罢工纠察队和占领性罢工等等），逐渐接受要求把生产资料收归社会使用的（即反对私有财产）明确的反资本主义方案，在各自的国家中，他们甚至开始演化为工会运动中最激进的一翼。

　　但是，只要尊重事实、坚持经典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所下的定义，欧洲共产主义者们对西欧“阶级同盟”的“决定性”和“极端重要性”所做的辩解便全部崩溃了。因为，由我们所下定义的无产阶级远远不是少数，它是一个代表着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中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九十工作人口的社会阶层。在这种情况下，与雇佣劳动者本身的团结行动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比起来，同盟问题——这个问题当然还很重要，特别是和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以及法国的劳苦农民大众的同盟，以及和其它国家里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的温和阶层的同盟——就变成第二位的了。对于工业化国家中真正的、既不是空想又不是煽动性的社会主义革命战略来说，雇佣劳动者本身团结行动的问题才是关键问题。

　　有人会回答说，这只不过是字眼之争。如果把“无产阶级化了的新中产阶级”包括进无产阶级，那只是把同盟问题从无产阶级外部移到了它的内部。但是，无产阶级概念的这种延伸，显然意味着无产阶级内部的各种特殊利益、政治感情和觉悟程度之间会有很大区别，这种区别比原来在专称为产业工人阶级中所出现的要大得多，所以，依然明显地存在着同盟问题。

　　我们不要去理会认为无产阶级从前的成份要比现在纯粹的看法。它没有丝毫事实根据。相反，许多事实证明，在全体雇佣劳动者中，收入、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的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有缩小的趋势，而不是扩大。但这还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欧洲共产主义的鼓吹者们所要竭力证实的是，雇佣劳动者中的某些成份，对于维护生产资料私有制有着切身利益[21]。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而且，做这个论证，还会和我们已经指出的事实相抵触，即，在西欧，已有越来越多的政府雇员工会、职员（包括银行职员）工会和技术人员工会明确地宣布，支持把生产资料收归社会所有。

　　欧洲共产主义战略的鼓吹者们，把与中间阶层结盟的政策同与资产阶级政党结盟的政策混为一谈，他们这又是在混淆视听。正是这些资产阶级政党，在系统地压制和践踏中间阶层的利益。同它们结成同盟所导致的实际结果，只会是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政党是为大资本服务的，它们总是实行对于中间阶层来说是灾难性的经济政策。中间阶层因而经常被迫转向右翼，或转向极右。这样一个生拉硬扯的同盟在政治上的意义甚至更加凶险。人民阵线式的政策不是设法争取劳苦的中间阶层，使他们支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纲领，——就是为实现无产阶级对国家中所有劳苦阶层的政治领导权而斗争——而是巩固资产阶级对中间阶层的政治领导权，同时在工人阶级中播下分裂的种子。

　　把“同盟政策”的胜利，说成和尊重私有财产及资产阶级秩序是一致的，就不可避免地要放弃工人们的团结行动。不能想象，只要有某一个资产阶级中的政治派别做代表来参加“左翼集团”，整个无产阶级就会让它的阶级利益和集团利益——不管是长远的还是眼前的——全都从属于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意大利的历史性妥协中，这个矛盾以荒唐的形式出现。在“反垄断同盟”的借口下，欧洲共产主义者们提出和天主教民主党结成联盟。天民党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并恰恰是大垄断资本家们的党。）因此，“同盟”政策意味着无产阶级中两派之间不可避免的分裂，其中一派是无产阶级中最有觉悟和最富于斗争性的，他们逐渐接受了自治和阶级独立的理论，并把它付诸实践；另一派则是无产阶级中最落后的，他们仍然完全处于改良主义战略的摆布之下。

　　除“领导权”外，欧洲共产主义者们还有另一个神奇的概念，即著名的“一致同意”。如果我们从这个概念的角度来进行探讨，得出的结论同样糟糕。在一个分裂为敌对阶级的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毫无取得“一致同意”的可能，更不要说是在一个由于整个经济及政治局势，阶级斗争已经激化的阶段中了。资产阶级没有“一致同意”过渡到社会主义，他们也不可能这样做；同样，无产阶级绝不会“一致同意”保护资本主义利润、实行紧缩政策、以及维护永久的结构性失业、即“一致同意”保护私有制。只要还保障民主权利，欧洲共产主义者们使资产阶级“一致同意”社会主义纲领的希望就是在自欺，也是在欺骗工人阶级。如果欧洲共产主义者相信，在保护“国民经济”（national economy）和“民主秩序”的借口下，可以使无产阶级“一致同意”保护利润，他们到头来将挨上当头一棒。

　　因此，徒劳地寻求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一致同意”，实际上就成了企图维护社会现状（借口是，不能诉诸少数人的暴力行动，这还是古典的社会民主党人用过了的口号）。在实践中，这种徒劳的寻求会变为在思想上——甚至越来越在肉体上——对一些工人的镇压，因为这些工人拒绝在“民主秩序”的祭坛上牺牲他们的阶级利益[22]。这样所导致的后果谈不上是什么“一致同意”，更谈不上是社会关系的“缓和”，其唯一的后果只不过是把同盟者换了。全体工人阶级的同盟并没有出现，所出现的倒是一个和资产阶级结成的，与最富有战斗性的那部份工人阶级为敌的同盟。艾伯特—诺斯克在1918—1919年就是这样做的，其后果是举世皆知的。

　　在所有关于“同盟政策”和“一致同意”的胡言乱语中，只有一个地方还有点儿道理。这就是，随着无产阶级和雇佣劳动者人数的猛增，以及随着越来越多具有各种各样社会和政治背景的阶层加入进来，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之中和胜利之后，组织起来的工人运动中确实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政治分歧。如果在雇佣劳动者群众中没有最低限度的“一致同意”的话，任何社会主义纲领都无法在目前的西方实现[23]。这样一个纲领要求工人运动名副其实地团结行动，结成联合阵线。它要求在今日的工人组织中，以及在明日的工人国家中，热忱地捍卫社会主义民主。因此，在高度工业化国家中，任何现实的和有效的社会主义革命战略，都必须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捍卫多党制原则，以及把真正广泛的民主权利，做为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在捍卫这些多元论原则时，必须以阶级政治为基础。这种捍卫必须成为社会革命纲领的一部份。它必须吸取以前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全部经验，以及它们后来的盛衰中的全部经验。它必须以深刻的反官僚主义情绪为基础——幸运的是，在西方工人阶级中，这种情绪现在已经根深蒂固。这种做法不能容忍阶级合作的战略。阶级合作的战略是在“同盟政策”和“寻求一致”的借口下，分裂和窒息正在兴起的工人斗争，甚至狠狠地压制工人运动中的，尤其是大的工会运动中的政治多元化（自由参加派别活动的权利）。

　　近来，在葡萄牙的革命以及西班牙和其它地方的群众高潮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工人联合行动的最系统、最一贯和最热情的捍卫者。这并不是偶然的。真正的工人联合行动，会导致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赢得最大信誉的，恰恰是被“逐渐改造”社会的改良主义纲领所反对的革命纲领。这是因为，没有一项坚定的团结政策，就无法逐渐使仍处于改良主义影响下的大多数劳动人民相信，革命纲领是可行的，也是可取的。

　　在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任何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战略，都应以发展占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团结性、觉悟和反资本主义热情为主要目的。如果以同中间阶层结盟为借口，牺牲这个目的去和资产阶级结成同盟，那就无异于自杀。

国际环境

　　我们留到最后讨论的，是欧洲共产主义者们预备用来为他们的新改良主义战略辩解的主要理由：国际环境。他们宣称，由于冷战，在西欧做任何推翻资本主义的尝试，都不得不冒美帝国主义立即发动核战争的危险。尽管局势随着“缓和”有所好转，但是还远不足以改变这种情况。在别无他路可走时，帝国主义可以接受社会—经济局势的逐渐变化，因而人们可以免除一场大灾难。但是，社会主义革命本身依然会极大地增加战争的威胁。在这些条件下，只有欧洲共产主义战略，才是西欧社会主义的唯一现实的战略。这是因为，它不是可耻地不负责任地去冒风险，而是把世界政治角逐中两个“超级大国”的力量，以及整个国际环境都考虑了进去[24]。

　　实际上，这个辩解是在两个方面展开的。这两个方面经常被武断地拉到一起，甚至混淆起来[25]。有时，“国际环境”主要指的是经济环境，那就是，如果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甚或整个西欧实现“经济上的闭关自守”或退出世界市场，就会产生使群众生活水平灾难性地恶化的危险。更加拙劣的是，有时“国际环境”竟被说成是欧洲大陆上的北约军队，以及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干预的危险。

　　让我们先讨论经济方面的辩解。这个辩解非常肤浅，其特点是在推理上根本站不住脚。人们可以想象，不管在哪一个欧洲国家中，尤其是在一个重要国家中，如果帝国主义失去其经济控制，它都会做出强烈反应——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在这种情况下，不管转变是“逐渐的”还是“突然的”，反应都会出现。这个反应是针对着转变本身的，而不是针对着它的形式或它的速度的。谁会真正相信，一个身体还健康的人会乖乖地听任别人截去他的左臂，只要保证使用麻药？

　　况且，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对于以前的“渐变”企图，国际资本所做出的经济反应是强烈的。（其中两个最醒目的例子，是对智利的人民联盟和对1936年法国人民阵线政府所做的反应。）在这些事例中，“逐渐论”非但没有防止住敌人做出反应，甚至未使这些反应受到妨碍。相反，它只是使敌人赢得了时间，以便从容不迫地准备反击和报复。“渐变”只是对资本势力有利，对无产阶级则毫无好处。

　　由于国际资本势力做出经济反应，一场在西欧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就注定要失败、或者不得不在土崩瓦解和一事无成地倒退到独裁政治（即投降）之间做出痛苦抉择？不，这样的看法绝没有任何依据。西欧不是古巴或柬埔寨。它具有巨大的工业、经济、技术潜力，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人阶级和技术知识分子。而且，从资本主义观点来看，它仅次于美国，是世界上第二大市场。只举一个例子，对于西德资本来说，对一个由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组成的社会主义区域实行任何“封锁”，都意味着丧失百分之二十五的出口。在现今的世界上，西德资本能从哪块地方立刻弥补这一损失？谁会真正相信，它会自动地和毫不犹豫地采取这种自杀行动？

　　一个或几个西欧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旦胜利，就注定要被孤立，以至被国际资本扼杀，这个推测是站不住脚的。今天的世界再也不是1919年的世界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再也不是掌握决定性经济武器的唯一力量了。除了他们，现在还有官僚化的工人国家。此外，还有在半殖民地国家掌权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他们总是在窥测时机，以求增加他们所分得的那杯羹。另外还有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中——首先是其它西欧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在这些国家中，共同市场已经不可避免地决定了阶级斗争的某种国际化，虽然和迅速得多的资本国际化比起来，它的速度还差得远。

　　甚至在十月革命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公开（但是有限）武装干涉政策也只能持续短短的两三年。最后它不得不承认，这次革命彻底胜利了。国际团结在这中间起了重要作用[26]。今天的国际力量对比，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有利得多，难道对这一点还有什么疑问吗？我们没有理由去推测，国际团结和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无法使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瘫痪。

　　西南欧的工人运动必须做好准备，来进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式的经济和财政谈判。这次，我们的主要王牌将会是电视，这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18年所没有的。对将来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的工人政府来说，最有利的投资——实际上是第一有利的投资——是设立世界上最强大的电视广播网，它有很多中转站，使德国、英国、荷兰、瑞典、奥地利和丹麦的家庭每天晚上都能收看它的节目。它应该不断敲打这些国家中的千百万工会会员，问他们：你们能够因为我们正在实行你们的纲领，实行你们组织的纲领，而让我们挨饿吗？你们愿意牺牲自己的就业和生活水平，来使私有制赢得更大胜利吗？难道你们同意，应该用民主的手段剥夺我们的权利，不让我们选择一条通向自治的和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吗？或者，也许你们愿意和我们同心协力，来建设一个没有失业和饥饿的世界，建设一个工人最终获得了自由、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的世界呢？

　　但是，我们现在就要动手，在各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之间加强工人们的联系、在各国之间增加各工业部门工会代表的会面、以及巩固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采取工会联合行动的初步协议，来准备上述这项政策。对于保证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西欧站住脚来说，这项政策是唯一的现实前景。在为它做准备时，任何“支持法国农产品”的政策、对保护主义的鼓励和对外籍工人权益的漠不关心，在最严格意义上讲都是自杀性的。

　　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在上述条件下，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享有广阔的回旋余地，来避免任何短期或中期的孤立，只要它的领导人能表现出政治上的勇敢、决心和能力，来向敌人营垒发动反攻，在一场明显获得了全国大多数人口，以及大多数工人支持的社会实验有可能受到破坏和封锁时，来使这种破坏和封锁成为其它欧洲国家中争论和政治斗争的焦点。“为了欧洲社会主义联邦！”“为了一个欧洲和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发展计划！”任何一场在西欧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都能把这些口号做为秘密武器。它们不仅是政治宣传和鼓动的可怕武器，而且还是非常有效的经济武器。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引用一个最温和的法国社会民主党人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针对欧洲共产主义者散布的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导致经济恐慌的观点，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联合左翼领导下的法国将不得不放松这些约束。它的经济实力、在基础和实用研究中的革新能力、发达的农业、以及在欧洲市场中的地位，都赋予它雄厚的实力，来与对手进行谈判。虽然现在的政府把国际资本的意志看得高于一切，但是如果采取不同的工业政策，我们将增加我们自决的程度，因而在决定自己的行为和在国际事务中所起得作用时具有更大的自由。因此，我们必须大胆地设想一个反攻战略，来抵制撤退的诱惑。这场反攻无法，也绝对不能被限制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它必须扩展为意识形态上的斗争……这样一个反攻政策同社会主义的长远理想是一致的。如果国际主义者了解过去的挫折，就会发现，这项政策后面所隐藏的思想在今天也是适用的。工人们打破国界的团结，既源于一个普遍的精神，又是出于所迫。不这样做，我们如何对付得了跨国公司的挑战？我们又如何才能设法解决国际分工所带来的问题？”（让—皮埃尔·考特，《外交世界》杂志，1977年9月）如果这段话对于“左翼法国”来说是千真万确的，那么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国来说，难道不是千百倍的正确吗？

　　这个问题还有其军事上的一面。在这方面，欧洲共产主义者们的辩解的诚意——如果不是它的逻辑性——同样值得怀疑。欧洲共产主义者们说，帝国主义将不会容忍“力量对比的突然变化”。可是，帝国主义难道不是对力量对比的任何变化，不管是突然的还是逐渐的，都要做出反应吗？有什么根据说，社会主义革命在法国的胜利所给予帝国主义的打击，将超过苏军在多弹头核导弹方面的迎头赶上、或苏联在电子工业中的重大进展所给予帝国主义的打击呢？我们那些严肃的批评者们拿“不负责任的冒险主义”来责备我们，但是，从未听到过他们要求苏联停止加强军备，或停止大力发展工业技术。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问题的实质。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欧洲当然也不例外——当革命出现任何进展时，帝国主义都必然会做出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反应，正如当苏联或“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取得重大发展时，这些反应也是不可避免的一样。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还要看这些反应采取什么形式，要看帝国主义最可能做出的反应是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象在越南那样，动用五十万大军和五千架飞机），还是甚至发动一场核战争。

　　可是，这不只是根据帝国主义的意志或军事力量而定。这还要看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以及美国国内的政治和社会情况而定。绝大多数的观察家会承认，由于越南革命使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失败而造成的局势，对美国来说，在短期或中期内在西欧或非洲重复越南式的冒险，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这种冒险可能会在美国国内造成严重的社会—政治紧张局势，因而使帝国主义的生存面临更大的危险。如果帝国主义针对一场在欧洲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发动核战争，它自己所面临的危险就会更大。

　　当然，这种局势只是暂时的。如果美国国内的社会—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它也会随之改变。而这种变化是有可能发生的。当共产主义的幽灵在西欧重新出现时，美帝国主义者甚至可以系统地人为造成这种变化。但是，他们要花不少时间，才能把美国的“沉默的多数”再次动员起来。谁能够说，这“沉默的多数”会对这种愚蠢的举动始终保持沉默呢？谁能够说，如果西欧出现了有一张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不会引起美国本身无产阶级的觉悟的极大提高呢？

　　时机是最主要的，我们必须抓住它。在考虑西欧的革命战略时，决不能忽视这点：这场革命在目前短期内享有极其有利的国际环境。从1917年以来，这场革命第一次有机会幸免它的国际敌人立即进行的军事干涉。

[1] “除非工人阶级，以及全体劳动人民，把议会从一个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工具转变成为劳动人民利益服务的代表，否则革命就不会成功……今天，欧洲以及世界其它地方的一些共产党所提出的纲领，诸如深入改造社会的经济体制、建立民主联盟的国家政权、成立左翼政府、或者建立反垄断的民主政体等，都是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它们都是互相联系着的不同阶段，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不同方式”（见1977年3月1日《真理报》）。——作者注

[2] 见卡尔·考茨基：《现在怎么办？》载于1910年4月8日和15日的《新时代报》（年合订本第28册，第2卷）。我们应该注意到，当敌人企图剥夺无产阶级成立组织的自由时，或当敌人已被大大削弱，以至用很小代价便可将其推翻时，考茨基的消耗战略都主张转而采取进攻战略，以及着手夺取政权。——作者注

[3] 在《政权的夺取》一书中，吉尔·马利莱用至今为止最连贯和最成熟的方式阐释了“消耗战略”，这大大超出了考茨基和欧洲共产主义者们的非常泛泛的理论，——作者注

[4] Cagoule and the ‘synarchie’，法国的蒙面党人和共同政体；SAC and Company，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一伙；‘Guerrillas of Christ the King’，基督王别动队；the Spinolists，葡萄牙的斯皮诺拉分子。——译者注

[5] 必须承认，考茨基生前在他的战略考虑中把“无组织的”群众自发性包括了进去：“组织越庞大，全国千百万民众中加入它的人越多，它的机构就越笨重，当突然发生的意外事件在全国人民中引起极大骚动，并刺激他们立即行动起来时，它就越难以随机应变。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的自发行动便重新具备了条件，有些时候，整个政府制度会因此而被摧毁。在这点上，战争造成了最肥沃的土壤……但是，甚至一次规模巨大、使所有社会生活瘫痪的罢工，也会在一夜之间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因此，无产阶级组织的发展根本无法永远消除出现——甚至随时出现——群众自发行动的可能性；它只能在正常情况下限制这种可能性。对全民投票的作用来说，也是如此。”（见卡尔·考茨基：《群众运动》，载于1911年10月27日《新时代报》，年合订本第30册，1卷，110页。）在1910—1911年间，考茨基还没有成为一个纯粹的改良主义者。他当时仍是一个温和派，思想还不断在改良主义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间摇摆不定，包括他对群众罢工的看法也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观点比贝林格、马歇和卡里略们的观点还要先进些，而不是更落后。——作者注

[6] 见圣地亚哥·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第60页；让·法布尔、弗朗索瓦·安克尔、吕西安·塞韦：《共产主义者与国家》，第69—73页，巴黎社会出版社，1977年；以及《意大利共产党：论欧洲共产主义的起源》（此书是由亨利·韦伯整理的英格拉奥·波特罗的一些谈话。）巴黎，1977年版，第165，172页。——作者注

[7] 在这里，我们主要是指《狱中笔记》这部书（埃脑迪出版公司1964年版），尤其指第四卷：《评马基雅弗利》。——作者注

[8] 请看贝利·安德森对葛兰西的分析，《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自相矛盾》，《新左派评论》半月刊，第100期。——作者注

[9] “在一个社会集团夺取政权之前，它可以成为——甚至必须成为——领导集团（这是夺取政权的主要条件之一）。”（见安·葛兰西：《狱中笔记》，杰拉塔纳出版社，都灵1975年版，第2010页。）——作者注

[10] 请看埃内斯特·曼德尔著《论官僚集团》，伦敦1974年版。——作者注

[11] 考茨基和葛兰西对此也有预感。但是，他们在和罗莎·卢森堡无理纠缠时太冲动了，以至经常忽略了问题的这个方面。——作者注

[12] 罗莎·卢森堡的一大功绩在于，她第一个懂得和阐述了下面这一事实。为了能以革命方式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工人阶级必须掌握在议会之外进行群众斗争的系统经验。“在敌人企图剥夺我们的普遍选举权（或结社的自由，或罢工的权利）时”，斗争经验只限于选举活动和工资斗争的群众将“团结一致，起来行动”，以革命方式进行战斗，这种构思只是当今的欧洲共产主义者和往日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所共有的又一个幻想。——作者注

[13] 见前书，第65—68页。——作者注

[14] 请看葛兰西著《狱中笔记选》，劳伦斯—威沙特出版社，伦敦，1971年，第239页。还请看这本《狱中笔记选》中的这段警句：“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战争的形势，除非他们已经在敌人面前占了压倒优势。”（66页）——作者注

[15] 见葛兰西著《狱中笔记选》，199页。还请看本章第三节注（见第89页）中所引的考茨基的话。——作者注

[16] 尤其是乔治·阿门多拉的这段话：“而最主要的，是存在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层，它们的存在不容忽视，因为他们的态度要看左派和右派之间政治斗争孰胜孰败而定。（《意共：欧洲共产主义的渊源》，第92页。黑体是作者标示的。）——作者注

[17] 见恩里科·贝林格的文章，《由智利事件联想到意大利》，《再生》周刊，1973年9月28日，10月5日和10月9日。——作者注

[18] 事实上，在1972年智利的市级选举中，人民联盟赢得了绝对多数的选票，——作者注

[19] 在由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起草、又经列宁自己谨慎地修订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中，我们看到以下几个提法：“只占有自己的劳动力，只有靠出卖它才能生存的无产者”（普列汉诺夫的第一个草案）；“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成为雇佣劳动者。”（列宁的第二个草案）；“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的人（无产者）”（起草委员会的草案，该委员会原来在“生产资料”后面加上了“流通手段”，而列宁建议将其删除）。对这三个提法列宁都没有表示反对，他显然认为它们全是正确的和恰当的。——作者注

[20] 一旦这些最高阶层的人的工资高得可以使他们积累足够的资本来食利，他们便无需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了。不但如此，而且一般说来，甚至当他们继续以薪水为生时，这种人也通常拥有资本，因而保护生产资料私有制符合他们的利益。——作者注

[21] 乔治·阿门多拉坚决地采取了反对贝林格煽动行为的立场，他勇敢地宣称：“在意大利，主要的障碍不光是这些外部条件；它还在于，大多数意大利人民还不相信，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必要的。”（《意共：论欧洲共产主义的渊源》，第202页）。显然，他没有表示支持这个主张。——作者注

[22] 尽管是宣言派的领导人，但却很靠近共产党的卢奇奥·马格里明确承认：“在1976年10月，不顾意共的消极态度甚至敌意，工人们自发地对安德雷奥蒂计划的抵制，以及这次抵制行动在政治上的成熟性，表明如果不公开实行镇压政策，就不可能维持资本主义的稳定。”（《意共：论欧洲共产主义的渊源》，第202页。）——作者注

[23] 尽管葡萄牙社会党在银行职员中拥有领导权，但在1975年的葡萄牙革命中，这些职员还是完全能够被争取过来，变得乐于自己组织起来，采取直接反对资本主义的行动，并把这种行动同产业工人阶级的行动联合起来。——作者注

[24] 见圣地亚哥·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第83页、第138—139页；阿门多拉，同前书，第74页。而与他们相反，法布尔、安克尔和塞韦（同前书，第200页）写到：“对帝国主义来说，在今天的世界上，尤其是在法国，进行一场公开的——军事的、政治的、甚至经济的——外国干涉所要冒的风险越来越大了”。——作者注

[25] 可参考圣地亚哥·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第134—138页。——作者注

[26] 关于这个问题，特别请看由维克多·弗伊编纂的《十月革命与欧洲工人运动》这本集子，巴黎1976年出版。但遗憾的是，这本集子中竟没有一篇关于英国团结运动的报道，而从战略角度来看，这次运动是特别重要的。——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