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 从斯大林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
第九章 法共与国家
本章提要 这一章主要是评论法共在国家问题上理论的发展与变化。
近几年来，法共在国家问题上的观点有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引起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混乱。首先在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法共吕西安·塞韦等人提出要用和平的手段来“解散国家”。曼德尔对此表示不能完全赞同，他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力量对比使无产阶级处于优势，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不流血的条件下完成，但是必须以资产阶级暴力机器被瓦解，人民委员会为广大群众所承认为前提。
法共最近提出在资产阶级国家变成工人国家之间，有一个所谓“双重力量”的过渡时期。这个提法与其它欧洲共产主义者提出的“发达的民主”和“民主国家”有所不同。曼德尔认为，从一种权力向另一种权力过渡需要时间，要给群众一个学习的过程，让他们懂得创建国家的意义和价值。同时资产阶级国家体制也要有一个解体和瘫痪的过程，工人权力也有一个兴起的过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存在着权力的两重性。在此期间，必须加强工人的权力，促使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解体，最后以工人政权取而代之。
曼德尔指出欧共一方面要求在不危害现存的国家权力的前提下“扩大群众的民主权利”；另一方面又要求“加强和扩大议会的权力”，这种两全其美的事，实际上是办不到的。群众民主权利的扩大，势必同资产阶级代议机构发生冲突，而当群众发动到一定阶段，这种冲突就上升为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的结果不是群众起来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就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残暴地镇压人民群众。
曼德尔认为欧洲共产主义者提出“通向社会主义的和平道路”，拒绝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想首先使国家机器在政治上“中立”，然后再根据大多数人的意愿和投票来使国家逐渐“民主化”，从而避免废除私有制和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过程，这不过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式的空想。曼德尔系统地批判了法共在国家问题上一系列错误的主张和观点，指出法共在国家问题上的修正主义理论并没有什么创新，只不过是对改良主义实践和长期的阶级合作的理论概括。
——译者
1971年4月底，法国共产党举办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周”组织了一次讨论会，题目为“公社以后的一百年——法国社会主义革命问题”。[1]弗朗索尼·皮佑以法共政治局的名义在会上发了言。他在归纳马克思和列宁对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民主的经典论述时说：
“能脱离经济和社会的现实，脱离阶级关系泛泛地谈论民主吗？我们认为不能。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一种国家，就其性质来说，都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只有社会主义通过结束人剥削人的现象，才可能创造条件去废除将社会划分成各个对立的阶级，这样才能不断地发扬民主”（第79页）。
这个定义从整体上来说是正确的。但是，这个定义同时又掺进了一些意义相反而又含糊不清的成分。皮佑给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个定义增加了这样一个提法：“我们以法国当前的国家为例，它就是为大垄断资本服务的。”事实上，“大垄断资本”只是阶级的一部分，——尽管占统治地位——，即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法国资产阶级国家为资产阶级效劳，而不仅仅是为大垄断资本效劳。国家在调节资产阶级内部的冲突——尤其是那些法国“大垄断公司”，欧洲范围的跨国公司，美国和日本资本控制的跨国公司、法国“中小型”企业，等等，这些公司之间的冲突——的过程中所持的态度，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这些企业在特定情况下的力量对比是一个重要因素，虽然远不是唯一的因素。
此外，皮佑还在资产阶级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最好是说“工人的国家”或“无产阶级的专政”）之间插进了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期间，工人阶级必须经过一段“管理国家”的见习期。他没有谈到，只有通过一段双重权力的历程才能使这一点得以实现；也没有谈到，由于它的阶级本质所决定，工人阶级虽然完全能够管理工人国家，但却不能管理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
除上述几点保留意见外，我们可以承认，直到1971年，法共在国家问题上，至少就抽象的理论声明而言，还保持着“形式上的正统观念”（就政治实践而言，它从1935年起就滑向了机会主义，而且修正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在1941年到1947年期间）。
而且作为斯大林主义“老卫士”的代表人物皮佑，还不是在这次讨论会中回到“正统观念”的唯一法共党员。吕西安·塞韦也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分析，来论证劳苦大众的异化（其中包括他们在政治上的异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单单是“大垄断资本的统治”）的本质之间的关系，他说：“对这个实际是很简单的问题考虑得越多，就越感到没有其它道路，尤其感到没有什么捷径或想象中的捷径，可以避免生产资料和交换的社会化——传统的改良主义行不通，它设想，在不触动私有制这个主要根源的情况下，至少可以部分地排除异化的影响；然而，在私有制度下，为数众多的个人被剥夺了掌握自己劳动的社会条件的权利，因而也就被剥夺了自己的整个生存条件；无政府主义者也行不通，它把获取一些琐碎的物质利益或异化社会中的某些切身自由权利与真正完全摆脱异化的客观条件，混为一谈；实际上，这就把无政府主义变成了吵闹不休的改良主义变种”（同上书，第30页，黑体是作者标示的）。
六年后的今天，这同一个吕西安·塞韦与让·法布尔和弗朗索尼·安凯尔共同出版了一本专门研究国家问题的书，书中所持的观点与1971年4月讨论会的观点恰恰相反[2]。该书向我们提供了一种既不是资产阶级国家，又不是工人国家的“民主国家”；换句话说，这种国家显然已不再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该书还告诉我们，在消除异化的过程中，工人阶级仅仅通过“在异化社会本身之中取得一些自由权利”，就可以成为掌握自己生活条件的主人，而不用首先消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用废除生产和交换手段的私有制。
从1971年的明显的“正统”观点转变为1977年的明目张胆的修正主义观点，这中间的理论环节是什么，本书不打算去追溯。这个问题，我们建议对此感兴趣的马克思主义者去加以研究，他们将揭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改良主义实践如何能够在阶级斗争中紧紧地交织在一起。事实上，法共在国家问题上的修正主义，并不是从纯理论领域产生的（较之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来源，法共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这种修正主义是对改良主义的实践和长期建立起来的阶级合作所作的事后的理论概括。理论被改头换面来为行动上的机会主义服务，而这种机会主义并不是由于理论上缺乏明晰性，而是由于社会的压力、对现存条件的妥协和无产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工人官僚集团、工人贵族、官方机构的统治势力、以及那些机构逐渐与小资产阶级各社会阶层的融合，等等）。
然而，法共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上由“形式上的正统观念”发展到公开的修正主义，这一发展过程的中间环节之一，还是应该在此着重加以揭示。这就是他们的修正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集》（巴黎，1971年版）第二集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章，详尽地为一种观点辩护，这种观点认为：国家和垄断资本的共存，使得国家越来越承担起为垄断资本克服资本积累矛盾的责任。其结果显然要加深这些垄断资本同资产阶级的非垄断部分及社会上其他部分之间的矛盾。
这一似乎明晰的论点背后，隐藏着理论上的重大修正。西欧现代国家的特定形式，实际上已被认为不再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而是由经济发展的技术和联合的需要决定的。根据这种理论，国家随着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变成了纯“职能性的”、在社会上保持“中立的”，而且可以为其他社会阶级所利用的工具。因此，“发达的民主制度”（它把金融资本剥削压迫下的各阶级和阶层的活力解放出来），通过改变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国家的内容，就可以从根本上逐步地改变国家的形式，同时也可以彻底冲击社会关系”（同上书，第264页）。
换句话说，只要我们在国家机器的首脑机构中换上新的杰出的统治人物，这部机器（连同其税收机构、国有化工业部门和信贷系统在内）的巨大威力，就能多少自动地用来为劳苦大众服务了。当然，直到法共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为止，这种从根本上进行修正的做法还是同公开表示对“正统”观点的信仰夹杂在一起的，正如从前面引用的皮佑和塞韦所说的话中可以看到的那样。
剖析塞韦及其合作者为他们目前的修正主义辩解的论据，揭露他们的诡辩，指出他们的论证同那些导致古典的社会民主党人在理论上堕落的论证的相似之处，将是有益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指出他们给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带来的灾难性政治后果。
国家机器的性质
在这些论据中，最混乱的莫过于他们所运用的那种论证方式，即把国家——任何国家，尤其是资本主义后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满足一定的物质生产过程的客观需要而履行的许许多多的社会职能，同国家机器作为维护、巩固、保卫以及再产生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的这种职能，相提并论。
分配邮件，保障天然气设备的运转、提供教育、进行防疫注射、修建和保养公路：这些职能对于保证生产力和社会需要的现实运转，都是有效而且必不可少的；无论国家的阶级性质如何，都是如此。今天由资产阶级国家履行的这些职能，明天就可以在不撤换几乎所有执行这些任务的人员的情况下，由工人国家来履行。从来没有一个稍具常识的共产党人，根据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原则，就主张“赶走邮递员、铁路工人和教师”。
当然，我们得马上补充一点：资产阶级指导和控制的教育内容，邮政系统、铁路和公用事业的阶梯式等级结构，公用工程的管理和承揽工程的资本家私利的混杂关系，甚至修筑道路的定线工作（很大程度上受到房地产主和实业家压力的影响，而他们乃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这些方面，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都将经历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在这些领域里，“打碎国家机器”的作法显然是不适宜的，也是不现实的。
可是，当我们从国家行使的物质再生产的职能，转向国家行使的特定的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即阶级统治再生产职能时，打碎国家机器这个问题就具有极其尖锐而重大的意义了。如果认为，将军、法国宪兵司令、警察局长、法国内阁和法国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也象教师、邮递员、铁路工人和社会保险系统的雇员们那样，在为“物质再生产”服务，在为“整个社会”服务，这显然是十足的诡辩。这些显贵们只是为反对绝大多数公民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根本不是为“整个社会”的利益服务。正是他们，代表着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个吮吸“社会机体”的“寄生虫”。正是他们，组成了人所共知的“国家机器”，也就是列宁曾经无数次地强调过的必须由工人阶级打碎的“国家机器”[3]，因为工人阶级根本不可能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914年以来发生的事情，没有一次是旧国家机器为工人阶级的目的服务的。——魏玛共和国的德国国防军的经历，1931年到1936年共和制下的西班牙军队的经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法国军队将领的经历，1969年以来在意大利为对付工人斗争的高涨而采取的“紧急战略”中军队和警察所起的作用，智利的皮诺切特和同伙的经历，这些都绝不是为工人目的服务的；我们仅仅列举这些最突出而又尽人皆知的例子——，这些事例全都表明，这个结论不应当修改。
这个结论不是固执的教条主义的产物。它产生于对国家机器主导人物更新方式的分析；产生于对其等级制结构必然后果的考察；产生于对思想意识的内在特性与履行特定职能的地位之间的必然联系的认识（一个狱吏如果总是组织犯人越狱，就不可能是一个渴望晋升的克尽职守的狱吏；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坚信并且奉行和平主义的参谋长）。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必然会产生这种情形：国家机器的上层人物，即那些代表和具体体现“国家机器”的人们，不管他们的个人出身如何，即使只依据他们的收入和必然进行资本积累的情况来判断，他们已经被吸收并同化于资产阶级。因此，整个看来，他们只会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
塞韦持另外一种看法。他写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目前的国家中，有些东西无疑是要消灭的，这就是大资本的权力。这项任务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命运，取决于这项任务完成得如何。这个过程首先从议会中大多数人的更换和实行“左翼共同纲领”的民主政府的建立开始。然后就得马上着手进行政治和经济结构的重大改革，例如实行国有化。良好的开端必然立刻使垄断资本的统治遭到削弱。此外，必须大力推行民主，以保证符合大多数人的意志和选票的成果不可逆转，使这些成果既成为他们的目标，又成为他们的手段。这就是在法国当前条件下如何进行革命的途径”（《共产党人和国家》，第148—149页）。
这种推理简直是以假定作为论据。因为塞韦及其同伙正是把必须首先去取得的东西，假定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但是，在基本上不触动军队、警察、法国宪兵和内阁各部一根毫毛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在取消“大资本的权利”（即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力）中取得“良好开端”呢？这些统治机构真的能逐渐地、一点一滴地实行“民主化”吗？这种“国家机器”将用各种必要手段，其中包括暴力和非法手段，破坏和阻止任何“使民主化不可逆转”的企图，即打碎资产阶级的阶级权力的企图，这难道是可以避免的吗？这不就是资本主义全部历史的（尤其是工人运动具有了使资本惶恐不安的巨大力量以来的）经验教训吗？塞韦又能举出哪一桩历史实例来证实他的论点呢？每当大多数人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发生不调和的冲突时，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绝不会去尊重“大多数人的意志和选票”的。这就是历史教训，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学说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偷梁换柱地散布相反的观点，就会把工人阶级引入血腥的陷阱。
塞韦及其同伙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这可以从一个简单的句子中反映出来，他们在“打碎国家？”（请注意这个问号）这个暗示性的标题下写道：“吉斯卡尔·德斯坦政权……拼命（！）把警察变成垄断体系中齿轮的一个齿牙。由于他们碰了钉子，所以现在就想尽办法利用宪兵队来达到这一目的，因为宪兵队是部队的一部分，他们受军纪约束。在这种形势下，人民群众以及工人组织和民主组织（目前在有些地方警察团体也参加了）的利益和要求是什么呢？民主政权将赋予警察的唯一（！）使命就是保障自由，确保个人安全和保护财产不受侵犯，尊重人民自己制定的法规和制度。应该办理的事，不是‘镇压’警察，而是对他们实行根本的民主改革，使他们完全为人民和国家服务。这样做也符合警察人员本身的利益”（同上书，第148页）。
吕西安·塞韦忘记了一个细节：我们仍然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因为他本人认为，在“发达的民主”阶段，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应该废除的。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法规”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它保留并认可军队、宪兵和警察中的等级制和盲从的纪律。对这些机构所进行的“深入的民主改革”（如果这个词果真有什么意义的话），必然会向这些机构中的教阶式等级制和盲从的纪律挑战，这样，就必定会促使这些镇压机构，即“国家机器”的逐步瓦解。我们完全同意：这种瓦解方式是基本的和初步的破坏形式，尤其是在葡萄牙的活生生的例子出现之后，就更说明了这一点。让士兵们行使民主权利，天天开会讨论（并在必要时拒绝）接到的命令去吧！让他们以当选的司令官替换任命的司令官吧！如此扩大民主，真可谓妙不可言了！
但是，会有人相信军官们将消极地坐视他们的军队被瓦解吗？通过这样一个革命过程，新的军队会取代旧的军队，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吗？塞韦为何竟不明白，这样做会极大限度地激化政治和社会矛盾呢？如果认为，只要由议会通过几项法律，所有这些一切就会“按法律和秩序”进行，这岂不是太荒唐了吗？[4]
最重要的是：人们怎能看不到，如果不去坚决地打击私有制，不去反复地破坏“财产的保护”（但这却是塞韦及其同伙爽快地赋予他们的“民主警察”的责任），象这样猛烈的革命过程如何能够展开呢？又怎能不看到，革命进程必将迫使每一个警察和士兵做出断然的抉择：要么，支持（或者至少拒绝镇压）来势迅猛的群众（其中包括那些最革命的士兵）的发动和动员；要么，准备镇压（包括进行血腥镇压）这些发动。难道这还不清楚吗？
1975年葡萄牙发生的事件就是最新的证据，证明这种分析是正确的。上述那种进程的结局，并不是国家机器的“民主化”。要么是它被打碎（无产阶级显然愿意竭诚欢迎所有那些在推翻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中站到自己一边来的人，包括军官在内）；要么是国家机器的“完整性”得到恢复，重新强加于被资产阶级秩序维护者镇压下去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和“起义士兵”的身上。
民主权利和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机构
隐藏在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修正背后的第二个根本的混淆，是把群众的民主权利和以议会民主形式出现的资产阶级国家体制混为一谈。
议会并不是劳苦大众经过斗争而“强加”给资产阶级的制度。它完全是产生于资产阶级的一种制度，资产阶级最初是利用它来监督资产阶级交付的税款的使用情况的。资产阶级之所以历来反对普选权，坚持要把选举议会代表的权利限制在资本所有者手里的原因就在这里[5]。其它所有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也都产生于资产阶级的需要，而且也都是保护所有者的利益的（当然，他们反对半封建的专制主义，但也反对被剥夺了财产的群众）。
另一方面，普选权是工人运动对付负隅顽抗的资产阶级的一种强制办法（也有少数例外的情况，德国就是最明显的例子）[6]。结社自由、游行自由、不受限制的出版自由和不受约束的罢工权利，也都是对付资产阶级的强制办法。资产阶级企图限制基本的民主权利，把它限制在与保护私有制的职能不发生冲突的范围以内。只是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兴起，才扩大了这些权利的范围，也就是说，部分地（而不是全部）消除了这些限制。
但是，在与资产阶级制度的基本体系相一致的范围内，普选权和民主权利的扩大又具有两重必然的结果：一是从工人收入中榨取的财政款项日益加大（在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他们已经交付了大部分的非直接税，但是现在还要交纳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直接税）；二是议会管辖范围以外的国家行政部门的权力和势力不断扩大。这些行政机构是资产阶级制度的主要维护者。工人运动的代表加入议会的人数越多，议会在整个国家机器中所起的作用就越小。
当然，这并不是说，工人阶级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应当对资产阶级国家采取的特定形式不闻不问，对国家中群众民主权利的扩大程度漠不关心。同镇压性较强的国家形式（军事的或者波拿巴主义式的专政，法西斯式的专政）相比，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民主形式有利于工人斗争和工人组织更自由和更健全地发展，有利于工人运动更大规模地兴起，有利于经验的积累和接受教育的可能性的增加，而教育有助于阶级觉悟的提高。颇为矛盾的是，即使肯定反对选举幻想的斗争是必要的，也应承认：如果革命的先锋队在群众中分布广泛，很有影响，而且富于政治舞台的经验，那么持久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环境，归根到底也有利于取得比较明显的成果。这些幻想有助于加强革命先锋队对于独裁统治下的广大群众的影响，这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在帝国统治下，共和制度显得美好极了！
欧洲无产阶级经历了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这个惨痛的经历，给欧洲无产阶级留下了真正的创伤，而且显然在群众眼里恢复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声誉（这种统治形式在1929—1939年期间本来已经有点声名狼藉了）。资产阶级主要的思想攻势之一，就是声嘶力竭地向人们灌输这些骗人的理论：没有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就没有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没有自由企业，也就没有政治自由。国际上的社会民主党大肆宣扬这种欺人之谈，西德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更是一马当先。欧洲共产主义各党现在也纷纷加入了这一新的神圣同盟。
要揭露这种勾当的欺骗性，并非难事。如果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机构真是为巩固和扩大民主权利而设立的“天然的”和“特制的”机构，为什么资产阶级世界不要求在各级国家机构中普遍实行选举原则呢？为什么他们不要求选举律师、军官和国家各部的领导人员呢？为什么不把工作权利和全体公民有保障的最低限度的生存权利写进宪法中去呢？难道这不是“民主的”吗？或者宁可说，是不是因为这样做不符合资产阶级国家保障资本家所有制，保证资本的稳定性以及剩余价值生产的职能呢？
为什么不把根据投票人的意志对当选官员进行撤换的原则与普遍选举所有的行政“头头”的原则结合起来呢？是不是因为这样做破坏了“技术性权限”呢？众议员和参议员的权限又是什么呢？不是说，他们不只是决定某一个领域的问题而是要决定数以百计的专门领域的问题吗？
以此类推，为什么他们不要求实行巴黎公社使用的、马克思和列宁维护的原则[7]，把高级官员、军队司令、部长和议员的薪水普遍限制在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上呢？或者说，是不是因为实行这一原则就会杜绝按资产阶级的方式选拔国家高级官员的过程（通过消除个人升官发财的竞争），杜绝这些人员通过资本累积自然而然地融入到资产阶级行列的途径呢？
无论是共同纲领，还是法共自己的纲领（乔治·马歇：《适用于法国的社会主义》或《民主的挑战》）以及塞韦、法布尔和安凯尔的论述[8]，都没有提到进行任何真正的民主革命变革。这绝非偶然。上述的纲领和论述都不主张侵害现存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机构，而这种机构正体现并且保证了它的资产阶级特性。换句话说，他们全都接受这种国家机构对群众民主权利的根本性限制；虽然他们也建议扩大某些民主权利——这些权利显然不会使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最根本部分受到损害。
我们的观点与他们截然相反。我们坚持巩固和发展群众的民主权利，并使这种权利发生质的变化。然而，我们知道，沿着这个方向每前进一步，都会与资产阶级的国家发生冲突，不管这个国家是不是议会民主国家，都是如此。扩大民主权利的进程，与维护资产阶级国家的势力之间的冲突，是必不可免的。这种冲突，构成了双重权力时期的真正内容，也就是革命形势本身的真正内容。从教育和政治的观点看，这一过程的作用，将会使资产阶级国家的合法性在群众心目中日益受到破坏，因为群众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了建立更高的民主形式的实践经验，得到了在资产阶级民主下得不到的各种权利和自由。只有这样，才可以树立起一种新的、更高级的民主制度的合法地位，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即工人委员会。如果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后一种合法地位不能取代前一种合法地位，那么，资产阶级国家就不会真正被推翻，也就不会有工业发达国家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
从实际上和制度上来看，这样一种冲突将导致工人和人民的权力机关的建立；这种权力机关将体现一种新的国家，新的阶级权力，而这样的权力机关是不可能与资产阶级的权力机关相同的。这些机关不仅保障扩大群众的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工作权利，确保他们整个生存条件的社会保险权利，即保障他们起码的生活水平，男女之间的真正平等，移民工人和本地工人之间的真正平等，等等），还要能够并且必须保障扩大群众的政治和个人的权利与自由。
如果这些机关不能保障群众的权利，即使劳苦大众有了一定水平的经验和觉悟，社会主义事业也不可能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成功。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支持多党制，支持各种思想、政治和文化流派自由表现的原因[9]。我们同欧洲共产主义者之间在这条原则上并没有分歧，分歧之点在于，我们认为，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机器与劳苦大众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利和自由的扩大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爆炸性的矛盾。一旦群众运动达到了爆发的程度，这种矛盾就将变得不可调和，这就迫使人们做出明确的选择：要么，废除和打碎国家机器；要么，以暴力制止和压制群众的自由和行动（如1975年葡萄牙革命爆发时，马里奥·苏亚雷斯、梅洛·安图内斯及其同伙就把这种群众的自由和行动称为“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
间接民主和直接民主
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欧洲共产主义的国家理论中的另一个明显的矛盾。欧洲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和思想家侈谈“扩大群众的民主权利”和“让群众逐步地参与管理国营企业和国家”[10]。他们甚至准备——至少是在法国，因为那里的自治倾向最强烈——部分地“吸收”群众自治的思想。群众自治对于官僚政治的致命危险是一种普遍适用的消毒剂，工人们也日益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点[11]。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这里面还潜伏着一个最终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是间接民主的代议机构和直接民主的形式和机构之间的冲突。
议会，即使是经过普选产生的议会，它本身仍然是间接的代议民主机构，因而也就是对劳苦大众和人民管理自己事务的能力极不信任的表现。那些为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唱赞歌的人（包括社会民主党人、斯大林主义者和欧洲共产主义者）说，根据投票人的意志而经常更换的议会，总是受廉价的许诺和蛊惑人心的宣传所支配。如果我们把掩饰这种言论的面纱揭开，真相立刻大白：“让人们依据口头上的虚假的竞选‘纲领’和诺言去选举议员吧。但在选举之后，就请不要干扰这些先生们、女士们，让他们以‘个人的责任感’去进行‘管理’，而不要使他们受到‘市井小民经常不断的压力’。换句话说也就是，听任他们欺骗投票人，背弃他们的诺言，让他们去为维护资产阶级秩序而立法”。整个事情到头来并不是那么美妙。
群众的直接发动和直接行动越多，群众动员越广泛，那么，群众的自我组织和直接民主的主动性就会在各个领域中越充分地表现出来——从工人管理工厂，到组织“人民市场”；从接管公共服务行业到建立文化机构和“非官方”的托儿所。但是，直接民主扩大的范围越大，与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冲突也就越大，越不可调和。这并不单纯是与镇压机器本身和“国家机器”的最高机构发生冲突的问题，因为间接民主的代议机构拼命地维护它对“统治权”的垄断，维护它的最终决定权以及由它赋予的政府的“权威”，反对由动员起来的群众行使的新的大多数人的权威和新的人民大众的统治权。
产生这种真正冲突的基本原因在于：在间接的代议民主制度下，“公民”——包括挣工资的公民——是分散的、互不联系的个人，他们不仅容易屈服于资产阶级思想的种种压力，而且更主要的是容易屈服于劳动和消费的形式的压力；因为那种劳动和消费的形式是由资本决定的，主宰着他们的全部生存条件。这样的“公民”不能担当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甚至连配角也不能担任，而只能拿着导具，跑跑龙套而已。
相反，一旦群众自己的组织活动起来，一旦各个直接民主机构建立起来，“公民们”——而且主要是那些挣工资的公民——就不再处于分散状态，互不联系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减少。他通过大家的力量，意识到了个人的力量；通过参加制定集体决议，而消除了个人的偏见。他不只是满足于仅仅把一张小纸片投进选票箱，而且还要参与决议的制定，参与这些决议的实施，检查这些决议的实施情况，看它们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意志。他不再是跑龙套的人，而是政治舞台上的真正角色，并且是主角。
这是在民主方面迈出的一大步，凡是真正相信民主这个词的真实内容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那些持否定态度的人直率地声称，他们认为，“权力真正掌握在人民手里”是想入非非的事情，而且是一种威胁。他们的“民主”无非是把权力的外壳给人民，而不是权力的实体）。显然，这一步是把形式上的民主转化为权力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的真正的民主。它与强调以及加强代议机构的权力是不相容的，这一点已经反复地为我们所经历过的欧洲和其它地方的革命时期（从巴黎公社、俄国革命到葡萄牙革命）的实践所证实[12]。
欧洲共产主义者进退维谷。他们一方面主张必须“扩大群众的民主权利”，另一方面又要求“加强和扩大议会的权力和威信”，企图使水火相融。这实际上是不可能办到的。欧洲共产主义者既然承认“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进步”作用，也必然会象社会民主党人在1914年8月4日以后所采取的作法一样，一旦社会紧张局势和阶级矛盾引起了人民斗志的高涨，并因而引起了资本家的国家与群众的自由和行动这两者之间真正不可调和的冲突时，他们就会最终选择支持资本家的国家，而反对群众的自由和行动。
到目前为止，意大利共产党是沿着这条路线走得最远的。1977年夏天，意共同其它五个“合法政党”——其中包括基督教民主党，它是代表大资本利益的主要政党——达成的纲领性协议中，有一整条是维护“公共法律和秩序”的；这一条协议给了资产阶级警察极为广泛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意大利警察现在可以借口进行预防性拘留，监禁被怀疑的人；所以在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直接审讯在押人员；甚至不持搜查证就可任意搜查被宣称为“窝藏颠覆分子”的人的住宅；他们还可以随意在电话线路上搭线，窃听别人的电话。这显然是在限制而不是扩大民主自由。意共由于倾心于“维护议会”[13]，从而改变了对公民复决投票权的态度。现在意共正竭力限制而不是扩大群众参加复决投票权，因为这种权利“会损害”议会的权威（这可能会出现人民的多数票和议会的多数票相对立的情况，如对离婚法进行公民复决投票的情况就是这样）。
不仅如此。意共领导人也没有忽略从他们转向“历史性妥协”的行动中引出全部的修正主义思想结论。既然马克思主义者若不“赞成”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镇压机器，也就不能去“赞成”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因此，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镇压机器的阶级性质必须加以否认。1977年3月，意共主要领导人之一——布法利尼对中央委员会说：“工人和人民的运动必须同打算维护民主秩序的力量进行合作，必须从道义上公开支持他们。警察向来就不是我们的敌人，虽然那时他们被用来维护阶级特权，并与我们发生冲突。但是，今天的形势完全变了，完全翻过来了。今天，警察被用来维护民主秩序，对付匪徒的攻击，这些匪徒是民主秩序的敌人，使法国抵抗运动中诞生的共和国的敌人（《新法兰西》周刊，1977年4月1日）。
布法利尼不再说警察总是维护一种社会—经济秩序，既维护一个阶级的统治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了。他忘记了意大利的阶级统治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意大利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且忘记了，自魏玛共和国的社会民主党人首开先例以来，历史上已出现过无数个——而且是自杀性的——保留“民主”警察的实例，那些警察都被认为是超乎各阶级之上的，维护“民主秩序”的警察。（普鲁士内政部长兼警察总长塞韦林格曾经统治一支“民主”警察将近十五年之久，直到1932年7月冯·巴本政变期间，他才被一小撮人——一名陆军中尉和十名士兵——赶下了台。在十五年间，这支警察根本没有做过任何“维护民主”的事情。）
欧洲共产主义的“左”派
欧洲共产主义主要领导人和理论家的学说上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并且那些说法与历史教训也显然相违反，这样就使得那些拥护欧洲共产主义的知识界的辩护士们感到有必要与他们那些明显的诡辩保持一定距离。这里我们举两个例子。一个是金属企业工人协会领导人布鲁诺·特兰亭，另一个是前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费尔南多·克劳丁，他们可以被看作是欧洲共产主义的“左”派的典型代表人物[14]。
我们已经看到特兰亭是如何起劲地阐述欧洲共产主义关于经济政策的策略，如何力图把这种政策说成不是为了使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合理化，而是旨在稍微改变一下意大利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他对国家问题的看法也没有两样，他说：“我认为，我们还得多多考虑一下多元化问题和权力的辩证法，从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权的角度来考虑。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在考虑过渡社会的委员会的力量时，就要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它们仍然是自治性的和钳制性的权力，这就是说，它们还不是制度化了的权力。我认为，我们应该重新考虑葛兰西对这些委员会的公众性质和工会以及政党的非公众性质所做的区分，并且应对这种区分进一步加以阐述。这些委员会可能成为第二种权力，或者象阿德勒所说[15]的那样，是社会主义民主制的真正的第二议会。就它作为一支监督力量，一支钳制性的监督力量而言，这支力量补充了其它的民主机构，其中包括经过选举的机构的作用”（《意大利共产党：欧洲共产主义的渊源》，第134页）。
特兰亭接着写道：“国家权力在地区一级的分散化，以及国家的正式机构（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议会）同具有正式性的直接的民主体制（工人委员会、地区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公共事业用户委员会、邻里委员会、学校和大学委员会）之间冲突的增加，据我看，都会在过渡时期成为工人运动改造国家的新的开端”（同上书，第135页）。
特兰亭公开承认他的观点与麦克斯·阿德勒的观点相似，即与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相似，阿德勒竭力要让苏维埃和资产阶级民主“结合”，要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结合”，这个观点曾经遭到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无情嘲笑。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姑且不谈。我们也姑且不谈这一事实，即“国家的正式机构”中，只列举了一些选举出来的代议制机关，而一整套的国家常设机构——警察、宪兵队、军队、高级官员和不可罢免的法官——好像偶然（是不是偶然的呢？）被忽略掉了。混乱之处在于，特兰亭偷偷地从一个问题转向了另一个问题：一方面是，在资产阶级国家正在瓦解（即革命前夕的形势）的局面下，萌芽中的直接民主制的委员会对资产阶级权力如何起钳制作用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在存在着“社会主义民主”（即工人国家）的局面下，这同一些委员会如何起到“共同管理”的作用问题（这个问题大有文章可做，但不是本书的主题）。如何从一种作用转到另一种作用，特兰亭对此秘而不宣，而这正是全部争议的关键问题。
在社会主义民主体制下，在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之外，是否还需要保存一个普选产生的议会的问题，我们可以冷静地加以讨论。一旦资产阶级的经济权力和国家机器被打碎，这将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什么原则上争论的问题了[16]。但是，还有一个令人极为关注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工人运动的生死存亡，这就是能否“通过和平途径”从资产阶级国家过渡到工人国家（“社会主义民主”），即从资产阶级的阶级权力过渡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权力，而不破坏和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尤其是不破坏资产阶级的镇压机器。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特兰亭竟一言不发。这就是人们之所以不相信他的所有那些关于工人委员会的高谈阔论的原因。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会“容忍”工人委员会吗？工人委员会能与资产阶级和平共处吗？能与冯·西克特、冯·施莱赫尔、巴多里奥、莫拉、佛朗哥、贝当、萨兰、斯皮诺拉、埃亚内斯以及皮诺切特这样一些天真无邪的羔羊似的先生们分享残羹剩饭吗？
费尔南多·克劳丁的分析和论证无疑是更为简洁明了的。他知道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承认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合法地位，要么支持激烈的反对资产阶级的群众运动。他懂得对群众运动是镇压还是捍卫这一选择的严重后果，即使是——实际上，尤其是——当运动已代表着全国绝大多数人的意志时，也是如此。他说：“强大的意大利共产党今天正处在十字路口上。目前，有不少人认为：意共的民主道路的最后结果大概会象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所起的作用那样——仅仅采取与基督教民主党合作的办法，来控制危机，再度使衰老的资本主义机器合理化。唯一不同的是：如果在意大利这样的国家要起到这样一种作用，那么，诺斯克式的镇压就一定会降临到工人运动头上。这就很有可能使党的组织彻底分裂。我们认为，这不是最可能出现的后果。意大利工人运动具有丰富的斗争历史，并一再表现出它的战斗性和创造性。已有迹象表明，他们正在同威胁工人运动和意大利民主制度的危险作英勇斗争。意大利共产党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同群众和工人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对来自工人运动的压力是十分敏感的……为了成功地结束危机，今天迫切需要拟定一项政策，借以联合一切力量，彻底改造国家；这样做就必然会向目前代表垄断资本的统治集团做最后摊牌……如果要完成这一伟大的任务，意大利的这个主要左翼政党就迫切需要制定一个新的战略。必须在极端主义的冒险和“历史性妥协”的冒险之间，为意大利社会进行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的一项现实主义政策找到立足之地。危机的紧迫性不允许对此作长期拖延”（《欧洲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伦敦，1978年，第118—119页，黑体是作者标示的）。
人们至少可以说，这一论证的开头和结论完全是相互矛盾的。难道“必然地会向目前代表垄断资本的统治集团做最后摊牌”，不也就是说，必然要同它的国家机器发生对抗吗？你怎么能够以“通往社会主义的和平途径”，甚至以“历史性妥协”的幻想麻痹群众的斗志，来有效地准备这一对抗呢？然而，如果说结束“历史性妥协的冒险”是必然的（甚至寄希望于意共领导人“在群众的压力下”去结束这一冒险），岂不是恰恰会引起“彻底的分裂”吗？关于这个问题，克劳丁一开始就提到过，可是后来他又打了折扣，说这未必可能，他忘却了为数众多的意共干部已经同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和维护资产阶级国家的机构一体化了，这恰好就是“历史性妥协”所造成的。
我们再说一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欧洲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不在于必须摒弃盲动主义的观点，即在大多数公民反对（在西欧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下，也就是违反无产阶级大多数人的意志）的情况下，也可以夺取政权的观点。分歧也不在于必须尊重群众在言论和行动方面的民主权利（再说一遍，在西欧的具体情况下，就是要充分尊重政治、思想和文化上的多元化）。“通往社会主义的和平途径”的观点和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与社会主义革命必备的民主性质毫不相干。这些观点的作用是向人们灌输这样一种幻想：“中立的”国家机器自己会仁慈地顺应大多数选民的意愿，逐步地实现“民主化”，不须经过一次炸毁，就可以使自己由维护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工具转变为消灭私有制和废除资本主义的工具。我们把这种憧憬看作是乌托邦式的幻想而加以摒弃。至少可以说，历史的裁决将有利于我们的论点，而不利于欧洲共产主义者的论点。
真正的过渡时期：双重权力
这是不是说，我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降低到只搞暴动，是不是说实际上只能在“暴动”或“选举”这两者之间进行取舍呢？如果那样做，就是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讽刺。暴动只是革命程序中最后的一个举动。如果力量对比处于有利的形势，暴动就可以在实际上不流血的情况下完成，不过其前提是：资产阶级的武装机构首先在道义上和政治上被瓦解；工人和人民委员会的合法地位得到包括士兵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承认。
在我们看来，从资产阶级的“正式”的国家权力一下子过渡到新的工人的国家权力，是难以想象的。从一种权力过渡到另一种权力需要时间，尤其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机构在大多数工人眼里还享有巨大的威信和合法地位的国家里，更是如此。群众必须经过一个见习期，学习新的、更高形式的民主。要他们懂得他们正在创建之中的新的国家机构的意义和价值，这也需要时间。同时，资产阶级政权的机构——尤其是武装机构——必须经历一个解体和逐步瘫痪的过程，不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工人的权力机构要普遍地建立起来，也是不可思议的。
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上，资产阶级制度的解体和工人权力的建立，交织出现在一个过程之中；这个时期就叫做双重权力阶段。这是介于稳定的资产阶级国家权力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真正的“过渡时期”。我们提出的双重权力阶段的概念与欧洲共产主义者的“发达的民主”和“民主阶段”的概念是相互对立的[17]。
我们再说一遍，这样的对立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在战略上（和分析上）的根本分歧。
对我们来说，双重权力是阶级斗争激化的表现：是对抗着的国家（或前国家）机器之间在特定领土上争夺实际的权力和大多数公民支持的斗争。
比如，1936年7月，西班牙的将军们发动政变时，加泰罗尼亚（规模小一些的还有利凡特、安达卢西亚、马德里、阿斯图里亚斯、阿拉贡和巴斯克地区）的工人们不仅在军事上打败了当地的法西斯叛乱者，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而且他们还武装了自己，组织了工人民兵，占领了工厂、火车站以及发电站和电话设施——占领了所有“实际权力”的神经中枢。他们在自己的领导下重新开始生产，无数的委员会遍及了共和国的领土，至少是在战胜了这些将军们的区域性胜利之后的最初几个月中，由这些委员会管理着广大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广大的工人承认了这些委员会的合法性。在为期几周的时间内，这些委员会不断地行使着地区一级的全部权力。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它们是与政府以及资产阶级国家的其它机构（其中包括资产阶级正规军的残余部分）并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存在着双重权力。工人不能自发地统一这些委员会，一切政党（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又都拒绝促成统一，这成了当时的致命性问题。结果，这些委员会被西班牙共和国内部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再次吞并、同化，最终被消灭。
今天，欧洲共产主义者正在做着美梦，他们想在不发生任何全面的阶级对抗，甚至不使阶级斗争加剧的情况下，使社会经济制度发生质的变化（从资本主义转化到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希望对人民运动加以操纵、调和以及全面的控制，以此来实现这种幻想。我们认为，如果社会主义在开始阶段就要代替资本主义，那么就一定在大多数公民和占压倒多数的无产阶级的赞同下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要废除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只有经过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和普遍建立群众自己的组织，才能办得到。这就是双重权力阶段的真实含义。与此相反，欧洲共产主义者言必谈“发达民主制”的“民主国家”，认为民主国家必定会“摧毁垄断资本的权力”。然而，他们却只字不提民主国家的阶级性以及镇压机器在民主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18]。
尼科斯·波兰札斯认为，在西方重新出现革命危机并造成双重权力的局面，是极不可能的（他忘记了，这样一种局面对1917年的俄国革命来说，根本不是独特现象；后来这种局面又在1918—1919年的德国，1920年的意大利北部，1936—1937年的西班牙，尤其是在1972—1973年的智利和1975年的葡萄牙多次出现过）。
因此，他说：“至于谈到破裂问题，你们所说的力量检验的时机只会存在于国家和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组织，即集中化了的基层人民权力的组织之间……我同意，这种破裂是必然的。但是，要是说力量的检验，只能以真正革命的方式发生在国家和独立于国家以外的组织（？）这两个方面之间……而独立于国家以外的组织指的又是基层的、集中成为第二种权力的运动，即群众的权力……这一观点终究还是没有论证清楚。
“……打碎国家机器的革命行动，不一定必须表现为同整个国家本身相对抗的对立国家的集中化形式，它可以通过国家来进行，我认为，这是目前将出现的唯一途径……基层的人民权力机关，即直接民主机构，是一些可能在国家机器内部引起分化的因素。它可以通过人民的运动使国家机器中的很大一部分发生分化。这一部分同人民的运动联合在一起，将共同反抗由统治阶级支持的国家机器中的反动的和反对革命的那一部分”（《国际》第四卷，第一期，第5页）。
这些观点在许多方面存在着需要回答的问题。首先是在经验方面：在无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中，本世纪以来的全部革命历史证明：劳苦大众在革命的形势下成立自己的组织，这是一件自发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趋势。革命者是不是应该鼓励和促成这些组织的集中呢？如果不这样做，不论革命在兴起阶段取得多么大的胜利（和虚幻的成果），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的复辟都是必不可免的。这是惨痛的教训。1936—1937年的加泰罗尼亚，1970—1973年的智利和1975年的葡萄牙的教训尤其惨痛。
波兰札斯指责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把无产阶级革命视为在资产阶级国家之外进行的“绝对外在”的过程，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十分重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解体，因为在这个解体过程中，由于群众自己的组织机构的出现，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中的一些部门将整个整个地脱离资产阶级的中央权力机构，而归于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权力机构之下。人们只须设想一下，供电系统和银行系统的雇员或者电视网的工人、技术人员和新闻工作者自己的组织在革命过程中可能做出的贡献，就可以理解我们所说的“国家内部”的社会主义斗争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假如银行、发电站和电视台不再听从政府的指示，而是按总罢工委员会、甚至按中央工人委员会的意图工作，以此决定他们的日常活动，那么，百分之八十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就会瘫痪，这时，很大一部分权力就已经落到无产阶级的手中了。
上述的设想只有具备了以下的条件才能成为现实：这些委员会已形成为一支对立的权力；资产阶级权力的中央机构正在崩溃；有关的公共服务行业的员工拒绝承认能再生产出资本主义权力的现行等级制度、法律、规章和程序。不经过这个过程，就不会有“破裂的危机”，充其量只不过是由“左翼中坚力量”取代资产阶级国家最高层的“右翼中坚力量”而已。
从分析上来说，波兰札斯很快就抛弃了葛兰西在1919—1920年间有关工人阶级的性质与无产阶级政权特点之间的社会学上的（即组织结构上的）联系的有益教导。无产阶级就其社会性质讲，会不会完全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阶级的阶级利益，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且通过分散的公民选举出来的“代议制议会”行使真正的国家权力；对于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他没有给予答复。为什么在所有存在革命形势的情况下，当挣工资的群众拥有充分行动自由时，他们就总是自发地组成委员会或理事会；这方面的深刻的社会原因，波兰札斯根本没有加以考察。他也根本没有去考察这种行动自由和委员会的组织形式之间的联系。我们直截了当地说：任何分裂和阻止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工人和人民的组织机构集中化的企图，都只能意味着限制和镇压群众的行动自由。也就是说，这种做法虽然是与“通往社会主义的民主途径”不相容的。当然，这种企图也可能会以列宁和托洛茨基所说的“民主的反革命”的形式出现，如同在魏玛共和国、西班牙涅格林政府和葡萄牙的苏亚雷斯政府统治下所出现的情况那样。在那些无产阶级在实际人口中占大多数的国家里，民主的社会主义革命正意味着：最高的政治权力机关不应存在于群众自己的组织之外，而应融合到群众自己的组织之中。但是，波兰札斯却很少谈到这种“外在之物”。
最后，从实践上来看，双重权力局面的出现，无疑要发生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内部的分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同意波兰札斯强调的这一观点：革命形势意味着新的权力的出现和旧权力内部斗争的“结合”。但是，波兰札斯除了没有指出这种内部斗争只是出现双重权力局面的副产品（葡萄牙的例子很明显）这一点之外，他提出问题的方法也回避了实际上必须做出的选择。究竟是单纯为“重新组织”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使之“民主化”）的问题呢，还是促使这个国家解体的过程呢？如果只是欣然满足于以“民主的”将军“取代”那些“反动的”将军，而不触动军队的结构以及传统的等级制度、纪律等等，能设想这是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吗？问题不在于革命是否要“通过”军队来进行。革命理所当然地要“通过”军队来进行；否则，革命的胜利便无从谈起。问题在于，不管旧军队中的军官站到人民一边的人数的多寡（当然是越多越好），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就一定要破坏资产阶级军队的结构，而由武装起来的人民和选举出来的指挥员取代它。
我们再重述一遍：这是一个重大的实际问题。如果为了争取军队（虚幻的）“中立”而拒不反对军队中的等级结构，只是消极地许诺重建军队的“纪律”，或者压制士兵建立自己的合理组织的意图，那么，不仅不能避开这种力量的检验，而且是将这种力量的检验置于最不利的力量对比之下去进行，只能在军队中“走过场”式地进行一些极初步的、极不充分的“阶级斗争”。与此相反，如果尽力使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在国家机器内部”——包括军队在内——开展起来，就可以促进旧机构的解体，最后被革命运动和群众自己的组织产生出来的新机构取代。在这方面，智利的例子是最能说明问题的。葡萄牙的结局也很清楚。我们前面有两条道路，必须做出选择，中间道路是不存在的，这正是因为，国家也象生产方式一样，是一个完整的结构。所以不可能是“一点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上一点无产阶级的东西”，不象食物那样可以把一点鱼肉和一点鸡肉加在一起。
恩格斯的著名导言
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曾提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神圣经典”，为的是不使我们的分析沾上那种令人望而生畏的教条腔调。但是，如果人们象我们一样确信这些经典著作——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全——科学地、系统地概括了一百五十年的世界上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引用这些材料就大有用途。
1895年恩格斯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48—1850》一书写了一篇导言，这篇导言在1917—1920年革命爆发前后的年月里，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争论中起了很大作用。改良主义者曾经大肆利用恩格斯的论述来维护选举至上的策略，认为该策略可以使力量逐步积累起来，导致资本主义“不可抗拒”地走向灭亡，并把依靠起义的主张说成是“过时的”。目前欧洲共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也经常利用这个导言，来为他们的“通往社会主义的和平、民主和选举的道路”[19]辩护，这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这种做法，正象以前伯恩施坦、艾伯特和谢德曼曾借助这个导言来反对卢森堡、列宁、托洛茨基及其同伴一样。
现在，几乎没有几个共产主义斗士能够回想起——这正是西欧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特点，尽管这种教育的传播无疑是十分广泛的——，当时老社会民主党人竭力把恩格斯说成是一个不惜任何代价的合法主义战略鼓吹者的作法，乃是一个精心炮制的骗局，正象他们的欧洲共产主义继承人今天所作的那样。
德国社会民主党1895年发表的导言是经过压缩和删改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为了避免法律上的追究。尽管伯恩施坦和考茨基掌握着恩格斯的手稿，但从来没有全文发表过。直到1930年，这个导言的全文才由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学院首次发表[20]。
恩格斯激烈地抗议对这个导言进行强制性的删节（不是指删节未经他同意，而是指李卜克内西在《前进报》上所作的不择手段的引用）。那些抗议的言辞，使人们可以准确无误地了解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实质的真实想法，他说：“李卜克内西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致保·拉法格》1895年4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人民出版社，第436页）。
恩格斯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位领导人查理·费舍的表示抗议的信，也同样是有说服力的，他写道：“然而我不能容忍你们之誓忠于绝对守法，任何情况下都守法，甚至对那些已被其编制者违反的法律也要守法，简言之，即忠于右脸挨了耳光再把左脸送过去的政策。不错，《前进报》上有时人们以过去宣传革命的那种劲头否定革命，而且他们可能以后又来宣传……。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力（强加给它的）……你们想把暂时的变成永久的，把相对的变成具有绝对意义的策略。我不会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以免使自己永远蒙受耻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人民出版社，第401—402页）。
值得指出的是，《新时代》发表的经过删节的恩格斯的文章，在删掉的话中，有两处大大减弱了原文对起义行动所持的表面上的反对态度。在德文版《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第523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人民出版社，第607页——译者注）上，我们发现“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这句话被删掉了。在521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人民出版社，第604—605页——译者注）上，有一段话说：“这样，即使在巷战的典型时代，街垒也与其说是在物质上，不如说是在道义上起作用。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它能坚持到这个目的实现的时候，斗争就获得胜利；如果坚持不到，斗争就遭受失败”。在这段话后边的一句话，被《新时代》从恩格斯手稿上删去了，这句话是：“这就是在考察将来可能发生的巷战的胜利机会时也应该注意的一个主要点”（黑体是作者标示的）[21]。
这些摘录确凿无疑地表明，年迈的恩格斯在他逝世的前夕，也决没有排除诉诸暴力，而且也根本没有为通往社会主义的和平的、合法的、渐进的和选举的道路辩护。他仍然一如既往，是一名真正的革命者。参考一下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前后写的其它文章，对于掌握他的真实思想是很有益的。
比如，恩格斯为马克思论述巴黎公社的著作《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这篇导言是为1891年3月18日纪念巴黎公社二十周年写的。导言的结论部分毫不含糊地写道：“公社一开始就得承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一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国制下也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
“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人民出版社，第227页，228—229页）。
在1893年11月3日给卡尔·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谈到了总罢工问题，其中有下面几句带有预言性的话（托洛茨基曾正确地指出这些话所具有的历史性的重要意义）：“你自己说街垒已经过时了（如果有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二成为社会主义的并找到出动理由的话，街垒可以成为必要的），而政治性罢工如果不是威胁一下而很快取得胜利……，那就必然会弄得很难堪，或者最后直接导致街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第160页）。
人们可以看出，恩格斯的观点是如何首尾一贯，而且在今天看来，又是如何恰如其分。如果不破坏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能放弃使用暴力，尤其是当敌人企图用暴力阻止群众充分动员自己的力量，而无产阶级必须给以反抗的时候，更不能放弃。阶级之间的任何面对面的对抗，都可能导致军队内部的瓦解，因此一定要创造适当的条件，使士兵倒向劳动群众一边。现在，我们再来谈一下欧洲共产主义者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争论的中心问题：群众自卫的必要性和瓦解资产阶级军队的必要性。
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欧洲共产主义的一些正式的代表人物大言不惭地举出智利的例子，以此来证明他们的战略战术是正确的。他们认为，智利的经验证明：与资产阶级军队对抗的任何企图，都必然导致工人阶级的失败。据认为，阿连德之所以被推翻，是由于他的过激以及受到来自“极左的不法挑衅”的影响，由于他没有尽快地同基督教民主党和军队达成妥协。
这样来阐述人民联盟的情况，就完全歪曲了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事实是：阿连德采取了一项即使不是与欧洲共产主义者的政策相同，也可以说是与其相似的政策。必然的结果就是：当阶级斗争真正激发起来以后，无产阶级的先进部分从左的方面包围了他的政府，并且脱离了人民联盟的控制。如果左翼政府掌了权，并且实行欧洲共产主义所奉行的政策，那么西南欧洲也会出现这种情况。阿连德的基本方针是尊重资产阶级立法机构和代议制机构，承认宪法和议会，向基督教民主党妥协，并且他还郑重其事地宣布他要保持军队的完整性和它的结构，因为军队是“民主的”，而且是愿意尊重宪法的。
有一个问题被忘得一干二净：正是在阿连德政府执政期间，智利军队得以在工厂搜查武器，从而得到了在工厂“重建秩序”的权利，智利军队还逮捕和拷打那些因向合法政府告发他们的长官的暴动计划而犯了“罪”的水兵和士兵，从而获得了在他们自己的部队中“重建秩序”的权利。正是阿连德本人让军队的司令官们——包括皮诺切特在内——参加了他的内阁，就象西班牙暴乱之后不久，马丁内斯·巴里奥邀请该次暴乱的军事和政治上的头目之一莫拉将军加入“全国联合共和政府”的情况一样。欧洲共产主义者正在准备仿效这一自取灭亡的政策；如果西欧的工人们允许他们这样做，工人就会遭殃。
这里还有一份最能证明智利的真正经验教训的材料，这份材料出自智利共产党的主要理论家和第二位政治领导人博洛迪亚·泰特尔鲍姆之手，这就使欧洲共产主义的干部们不能怀疑其来源的可靠性。泰特尔鲍姆在1977年1月号的《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的西班牙文版（布拉格出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智利人民联盟政府千日的回顾》——说来也怪，这篇文章在同一期的法文版上却不见了，尽管通常各版本所安排的内容都是统一的。对于这篇文章，本来我们可以大段大段地引用，但是我们只选录了三段特别能说明问题的话。第一段，泰特尔鲍姆论述了“通往社会主义的和平的和选举的道路”，他说：“依我们看，归根结蒂，智利事件证明：在一定的环境下，作为范围广大而又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的结果，通过一个艰苦的过程，使力量积聚起来，使那些与社会变革利益攸关的各阶层联合起来；这样确有可能通过选票箱取得一些成果，这些成果虽然大大超过单纯选举上的胜利，但还远远不是实权的取得……。把智利革命过程中的某些斗争形式夸大为基本形式，在实际上，寄希望于一条单一的绝对化道路……这似乎是错误的。虽然以和平的方式进行革命的确是有可能的，而且它反映出智利人民运动的愿望，但是还必须重视敌人方面相反的反应，因为敌人总是准备以各种必要的手段阻止革命的进行”（黑体是作者标示的）。
在第二段话中，泰特尔鲍姆论述了在“反垄断联盟”和“发达的民主制”下的国家的社会性质。他说：“萨尔瓦多·阿连德虽然取得了共和国总统的职位，但这既不能自然而然地改变国家的阶级性质，也不能改变武装力量、政策和公共行政机构的性质。为此，就有必要坚持这一点：以和平手段（！）争取的任何一个进程上的主要目标，都必须保障使军事力量的对比有利于革命的发展。这实际上是一个关键问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有必要建立一套处于有组织的人民压力之下的国家机器，，这样的压力可能使它越来越多地为人民效劳。更重要的是，必须建立群众参加的有效的民主制度，夺取他们权力结构中的反动部门，使之转到工人一边来，转到社会上的进步阶层一边来。”
这种语言既含糊又暧昧，是虚伪的中间立场论调。尽管它小心谨慎地对改良主义作了浮光掠影的批评，但在任何一点上都可能重新陷入过去的错误。反映在改变军事力量对比上的和平手段；促使部分权力脱离“反动派”的所谓压力（只讲“压力”就够了吗？）；“越来越多地”为人民效劳的反动国家权力：这些都是含混不清的词句。但是，对于那些深感内疚而真心想听一听这些意见的人来说，教训是清楚的，这就是：必须把权力从资产阶级镇压机器的控制下夺过来，把它转变成群众的直接民主的形式，即转变成工人和人民的权力机关。其余的话不过是一些陈词滥调，只不过是用以掩盖一种导致灾难的行径的烟幕而已。
在最后的一段话中，泰特尔鲍姆论述了人民联盟对待军队的态度，他说：“智利人民运动的主要缺点之一在于：这个问题（军队问题）是在排除政党……以及群众本身参加的情况下，错误而且卑劣地以个人的方式来处理的。那些虽然不打算履行职责的军队和警察的头子，都被留在了指挥岗位上……我们确信，我们共产党确是由于在军事政策和对武装力量政策上的失策和缺点，而吃了缺乏历史经验的苦头……相信军队会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这只不过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当然，在一定形势下，为了阻止法西斯势力的反动政变计划的实现，在武装力量的外部和内部展开斗争，由此而出现的中立阶段则是另一码事……军队成员的阶级出身，是一桩很重要的事情，然而，说到底，部队成员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工人和贫苦农民子弟，这一特点，只有在革命的紧急关头的激励之下，在军营建立了组织并且开展工作以后，才能充分表现出来，才能坚定而公开地发挥他们的作用（黑体是作者标示的）。
这些雄辩的结论，因为是出自一个恰恰以相反方式行动的领袖和工党之口，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直到1973年9月，他们还一直在鼓吹军队的“统一”、“政治中立”以及所谓的尊重宪法；因此，他们拒绝在军队中开展任何工作，而在他们想极为有限而又谨慎地开始进行这种工作时，又把革命的战士说成是“反动的特洛伊木马”。[23]
泰特尔鲍姆虽然羞羞答答地反对欧洲共产主义（他是不是正在变为一个“左翼”欧洲共产主义者呢？），然而他表现出明显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因为我们看到，他对今天智利共产党实行比人民联盟时期更右的方针这一事实，竟然保持缄默。他在作自我批评的同时提出的唯一行动方针，就是要求智利党和基督教民主党实行联合，即搞意大利式的“历史性妥协”。这种做法肯定不容许在军营中开展工作，以破坏反动军官集团的权威。
任何混淆国家机器阶级性质的做法，都会导致工人阶级成千上万人的牺牲，以致于丧失他们的全部的公民权利和经济利益。人们怎能对这样一个从惨痛经历的有力证词中引出的沉重教训置若罔闻呢？请西欧的和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们、请共产主义的战士们仔细考虑一下泰特尔鲍姆的话，请记住：医病不如防病，与其作马后炮式的自我批评，不如事先杜绝欧洲皮诺切特式的胜利。
西欧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与——1929—1933年的情况则不同——工人斗志的增长同时出现，在一些国家里还伴随着人民在政治上的激进化；这几种因素合在一起，已在当前创超出一个十分有利的局面，它将有利于工人将自卫的斗争（反对降低生活水平，反对剥夺他们已得到的成果）转变为革命前夕的冲击和革命的爆发。然而，只有无产阶级和各种群众运动的先锋队，能够防止使这些斗争转化为资产阶级建立各种形式的阶级合作和议会联盟，防止把资本主义制度从危机中再次拯救出来。假如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必须完全看清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而且坚定不移地向着由工人实现人民执政的目标前进。
[1]这次讨论会的论文集于1971年由巴黎社会出版社出版。——作者注
[2] 法布尔、安凯尔和塞韦：《共产党人和国家》，巴黎，1977年。——作者注
[3]详见：卡尔·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列宁：《国家与革命》。——作者注
[4]勒内·安德里厄早在1968年写过一本书，由于书中暗示了戴高乐政府和法国1968年5月运动的首脑人物之间的“共谋”，而令人生厌。他在书中写道：“只有议会迷才会相信一旦在议会中赢得选票的半数以上，就可以进行革命，我们已经强调过，尽管通过普选可以使那些自以为是社会主义者的政党获得多数选票，但是，只要国家的命运仍然由资产阶级寡头把持着，普选就不能使这些党得到实权。的确，组织政府并不一定要掌握实权。但毕竟需要结束事实上的资产阶级专政，即结束垄断资本老板的统治，因为他们掌握着国家和经济的全部操纵杆。他们可以阻碍生产的进行，组织资本外流，破坏法郎，还可以利用行政机构中的高级官员、军队、警察和高级军官从事破坏活动”（《共产党人和革命》，巴黎，1968年，第248页）。——作者注
[5]那些最富有代表性和彻底性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都反对普选权，他们把普选权看成是对自由（即资本的自由）的威胁。例如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费希特、康德、杜尔阁等人尤其是这样。甚至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激进的“平等派”也持这种观点。（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莱奥·科夫勒：《论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哈雷/萨勒河，1948年，第444—445页，445到446页，462页。）——作者注
[6]格兰·特尔博恩（《新左派评论》第103期）回顾了普选权在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最晚时间：那仅仅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作者注
[7]这里只举一个例子，这就是卡尔·马克思的《法西斯内战》。——作者注
[8]详见《共产党人和国家》的第二编第二章（从第153页起）。——作者注
[9] 关于这个内容，请参见《国际新闻通讯》（新10期，1977年7月7日出版）上刊登的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的纲领草案《社会主义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作者注
[10] 详见《共产党人和国家》，第164—166页。——作者注
[11] “这样就会逐渐地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同国家的关系。部分的社会自治形式，在目前或者在短时期内就可能作到。这些形式将是运动的一部分，我们认为，这个活动向前推进就会导致普遍的全国性的自治……从今天的情况和可预见到的进程来看，这将预示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所说的国家的消亡”（《共产党人和国家》，第167页）。——作者注
[12] 我们并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经过长期的革命过程以后，如果群众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革命组织的决定性的政治影响得以扩大，改良主义政党发生分裂危机；这样就可能促使议会中的大多数人的和直接民主机构的大多数人的意志一致起来，这种可能性未必能实现，但不是绝无可能。如果真能实现就好了。但是，即使革命纲领虽然得到绝大多数公民的支持，若是把实现这个纲领的希望主要寄托于持久地获得稳定的多数议席，在我们看来，这也是不能容忍的，而且也是与无产阶级的利益相违背的。——作者注
[13] 从下面引用的一句话中，可以看出意共领导人对议会迷信到了何种程度：载有这句话的书的作者原是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的“左翼分子”，现在加入了意共，并且参加了意共的议会选举委员会。该作者对目前担任众议院议长的共产党人彼特罗·英格拉奥大肆喝采，赞扬他“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又重新系起领带来了”（《什么样的议会？》，都灵，1977，第68页和第43页）。——作者注
[14] 让·爱伦斯坦年轻时倾向于欧洲共产主义的“左派”，他说：“问题并不在于相信资产阶级不发动内战，而是在于要捆住它的手脚，不让它发动内战”（《法国革命问题》，第189页）。的确是这样。但是不解除它的武装，也就是说不解除、不瓦解它的军队，不武装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哪里谈得上真正捆住它的手脚呢？——作者注
[15] 参见：麦克斯·阿德勒：《政治或者社会民主》，柏林，1926年；《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国家学说》，维也纳，1922年。作者在这两本书中直率地赞成破坏镇压性的国家机器的思想，即马克思所坚持的观点（第275—280页）。而欧洲共产主义者，甚至其“左派”人物，却站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右翼，足见他们在理论上的贫乏。——作者注
[16] 参见尼科斯·波兰札斯在《国际》（第四卷，第一期，第5页）上发表的《国家与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一文中提出的，在工人国家制度下保存普选产生的代议制议会的理由。——作者注
[17] 克劳丁清楚地看到了“选举道路”和表现为与资产阶级政党联合的“反垄断联盟”的矛盾与危险。他说：“[这种策略] 把群众的行动和社会斗争的一切形式都服从于同资产阶级的一个或若干个部分建立联盟的追求（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非垄断”资产阶级占资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而且剥削着很大一部分工人阶级），惟恐这种斗争会使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自治的和统一的组织得到发展，惟恐因此而危及到共产党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导作用”（《欧洲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第108页）。
下面，他说得就更清楚了，他说：“我们想提出的是：基于已经提到的种种理由，我们认为，“两个阶段”的战略倾向于将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分开——共产党极其惯于这样做——，并且着重搞政治斗争，在政治斗争中又着重于竞选活动，因为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和斗争可能会干扰同“非垄断资产阶级”的联盟（同上书，第109页）。——作者注
[18] 关于这个问题，法布尔、安凯尔和塞韦的书中也只不过是讲了一些空话，而缺乏任何确切的含义。比如，书中说：“司法系统、警察和军队的职能当然是很清楚的了”。“至于军队……它坚决执行国家防务的职能，而把其它的职能排除在外”。“为了保障公共利益以及公民的利益，应该从根本上恢复（！）行政机关，恢复它行使职能的规章和手段”（同上书，第176页、177页、179页）。这样，作者们就爽快地把国家的阶级性，确切地说，也就是阶级斗争本身一笔勾销了。——作者注
[19] 参见：圣地亚哥·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中文版206—215页。法布尔、安凯尔和塞韦：《共产党人与国家》，第44—45页。——作者注
[20] 关于这个事实，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645页；恩格斯的导言全文，请看同一卷的第509—527页。——作者注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人民出版社，第605页。——作者注
[22] 在恩格斯的原稿中，“社会民主党的庸人”被圈掉，换上了“德国的庸人”，从手迹上看，这几个字不是恩格斯的。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和五十年代，由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学院以及由欧洲各共产党控制的出版公司出版的这个导言的版本中都采用了“社会民主党的庸人”一词。但是，在六十年代出版的马恩全集中，“德国庸人”一词又出现了，而未做任何说明。——作者注
[23]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1972年12月）曾经访问过智利共产党的总书记路易斯·科尔巴兰。我们在这里仅引用这个访问记中的几段话，这几段话证明，智利共产党的政治方针和对前景的展望遭到了可悲的失败。当时泰特尔鲍姆也持这种看法。
“全国大多数人对反动派，尤其是法西斯集团想要强加给我们的动乱和内战十分反感。这就是说，虽然“民主同盟”中的反对派在重新组合，但并不是所有的参加者都想推翻政府。如果反对派中的人数比较有限（？）、但危险性颇大的那一部分人搞骚动的话，人数更多的另一部分人仍然会留在宪法结构之内”。
“智利激进左派运动组织和其它极左集团（反动报刊正在大肆宣扬他们）的政治活动，格外不利于人民联盟政府。他们奉行正面攻击资产阶级和全体反对派的政策、占领工厂和中、小农场、以武器进行挑衅和虚张声势的冒险活动，坚持搞武装对抗是必由之路的观点，不择手段地利用人民运动中的某些缺点，这些做法都有利于整个反动派，尤其是阴谋分子”。
“遵照宪法规定，军队不参与政治。当然，军队首先是人；作为人，是否穿军装。都是社会的人。革命过程使阶级斗争激化，并且影响到全体人民。因此，如果以为武装部队始终不会受到我们时代的影响，那将是一种错觉。智利社会所具有的多种多样的阶级和政治态度，在武装部队中都有反映和表现。但是，不管有多少差别，他们还是感到是由某些准则而统一在一起的，这些准则是：尊重宪法和法律，服从合法的立宪政府。假如，象前将军维奥（他在1969年底为了阻止人民联盟的胜利，曾经反对过前政府）那样贪图权力的军事首领登上政治舞台的可能性不能排除，那么，目前的形势就不可能继续持久下去。但是，从我国的情况看，变革不但可能通过严格地遵循其它国家的革命所走过的典型道路来实现，而且，如果使军官们理解他们在一个人民希望建立的社会中的作用，如果以这样的方式来促进演变，那么变革就可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黑体是作者标示的）。——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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