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爱玛·戈德曼 -> 《我在俄国的两年（我对俄国的幻灭）》（1923）
第12章 幻象之下
我听了两个星期的可怕故事，他们像暴风雨一样向我袭来。这到底是我一生都相信的、渴望的、并努力让别人加入的革命，还是一个虚幻的——一个来嘲笑我的可怕的怪物？六个月来，我每天遇到的共产党人——自我牺牲、勤奋工作、充满崇高理想的男男女女，他们这样的人难道要被指认为背叛者吗？季诺维也夫、拉狄克、佐林、拉维奇，以及我认识的许多其他人——他们能以理想的名义撒谎、诽谤、折磨、杀人吗？但是，佐林不是告诉我，俄罗斯已经废除了死刑吗？然而，在我到达后不久，我得知，在新法令生效的前夕，有数百人被枪杀，事实上，契卡的枪杀从未停止过。
我的朋友们在谈到契卡的酷刑时并没有夸大其词，我也从其他渠道了解到。关于彼格勒监狱的可怕环境的投诉已变得如此之多，连莫斯科都知道了这种情况。一名契卡检查员前来调查。囚犯们不敢说话，他们得到了豁免权。但检查员刚离开，就有一个囚犯，一个对契卡的暴行直言不讳的小男孩，被拖出了牢房，遭到了残酷的殴打。
为什么佐林要撒谎？他肯定知道我不会在黑暗中呆那么久。那么，列宁不是也用了同样的方法吗？他向我保证：“我们的监狱里没有无政府主义者是因他们的思想而入狱。”然而，就在此时，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以及俄国其他许多城市的监狱里挤满了无数无政府主义者。1920年5月，他们中的几十人在彼得格勒被捕，其中有两个17岁和19岁的女孩。这些囚犯中没有人被指控从事反革命活动：用列宁的话说，他们是“有思想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发表了一份五一宣言，呼吁关注社会主义共和国工厂中令人震惊的条件。两个年轻女孩散发了反对当时刚刚生效的“劳动手册”的传单，她们被逮捕了。
布尔什维克对外宣传，劳动手册是共产主义的伟大成就之一。据称，它将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平等并消灭寄生虫。事实上，劳动手册却像沙皇政权下发给妓女的黄票。它记录着人们的每一步，没有它，人们寸步难行。它将持有者与他的工作、他居住的城市和他居住的房间联系在一起。它记录了一个人的政治信仰和党派归属，以及被捕的次数。简而言之，这是一张黄票。甚至一些共产党人也对这种有辱人格的创新感到不满。抗议它的无政府主义者被契卡逮捕。当主管此事的共产党人被找来时，他们重复了列宁的话。有思想的无政府主义者就在我们的监狱里。
共产党人头顶的光环逐渐暗淡。所有这些人似乎都相信，只要初衷是好的，那么就可以不择手段。我想起了拉狄克在第三国际成立一周年时的发言，当时他向听众讲述了共产主义在美国的”奇妙散播"。"他感叹道："美国的监狱里有五万名共产党员"。莫莉·斯蒂默，一个18岁的女孩，和她的男性同伴，都是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的共产主义活动而被从美国驱逐出境"。我当时认为，拉狄克的消息是错误的。但奇怪的是，他在做出这样的断言之前，没有确定这些事实。他们是不诚实的，是对莫莉·斯蒂默和她的无政府主义同志的侮辱，加重了他们在美国财阀那所遭受的不公对待。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的所见所闻足以让我对共产主义者的心理以及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方法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我对他们的行径不再感到惊讶：对马赫诺的出卖、契卡的残暴、佐林的谎言，诸如此类。我已经意识到，共产党人隐隐约约地信仰耶稣会的公式，即只要目的是好的，手段就可以被忽视。事实上，他们以这个公式为荣。任何关于人的生命价值、性格品质、作为新社会秩序基础的革命的正义性的重要性的建议，都被斥为”资产阶级的感情用事"，在革命的计划中没有任何地位。对布尔什维克来说，要实现的目标是共产主义国家，或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凡是能推动这一目标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和革命的。因此，列宁、拉狄克和佐林们是相当一致的。他们痴迷于自己无懈可击的信条，为之全力以赴，他们可以同时成为英雄和小人。他们可以每天工作20小时，以鲱鱼和茶为生，并下令屠杀无辜的男女。偶尔他们会通过假装“自己糊涂了”来掩盖他们的杀戮，毕竟只要目的是好的，执行的过程出现什么不都是都无关紧要的吗？他们可以使用酷刑，大搞宗教裁判所，可以撒谎和诽谤，并称自己为理想主义者。总之，他们可以让自己和别人相信，从革命的角度来看，一切都是合法和正确的；任何其他政策都是软弱的、感性的，或者是对革命的背叛。
有一次，当我对柔弱的妇女被赶到街上铲雪的野蛮方式提出批评，坚持认为即使她们属于资产阶级，她们也是人，应该考虑到身体健康，一位共产党员对我说。“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你，一个老革命家，却如此多愁善感”。一些共产党员对安吉丽卡·巴拉巴诺娃也是这种态度，因为她总是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他们提供关心和帮助。简而言之，我发现布尔什维克是社会主义的清教徒，他们真诚地相信只有他们受命于天，要拯救人类。我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因为我对他们革命的批判态度变得逐渐紧张。
有一件事对我来说变得非常清楚。我不能加入苏维埃政府；我不能接受任何会把我置于共产主义国家机器控制之下的工作。教育委员会是如此彻底地被那台机器所控制，以至于除了例行公事之外，根本无法指望其他工作。事实上，除非你是一名共产党员，否则你几乎一无所获。我一直渴望加入卢那察尔斯基，我认为他是身居高位的共产主义者中最有修养、最不教条的一个。但我确信，卢那察尔斯基本人是机器中一个无助的齿轮，他的最大努力不断受到限制和制约。我也认识到了很多关于学校管理和儿童待遇方面普遍存在的贿赂和贪污制度的东西。有些学校条件很好，孩子们吃得好，穿得好，享受音乐会、戏剧、舞蹈和其他娱乐活动。但是，大多数学校的孩子们却浑身污秽，无人照看。负责“高级学校”的人在采购他们所需的东西方面没有任何困难，往往是供大于求。但是，普通学校的看护人员每周都会浪费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在获得最基本的必需品之前，他们会因为无休止的等待而感到灰心丧气。
起初我把这种情况归咎于食物和材料的匮乏。我经常听到有人说，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干预要负主要责任。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事实。如果俄国不是如此饥饿，管理不善和贪污腐败就不会有如此致命的结果。但是，除了普遍存在的物资匮乏之外，还有共产主义宣传的主导观念。甚至孩子们也必须为这个目的服务。保养得很好的学校是为了展示，为访问俄国的外国使团和代表们服务。所有的东西都被挥霍在这些展示性的学校上，而其他学校则被牺牲掉了。
我记得，5月份彼得格勒的《真理报》上一篇文章震惊了彼得堡的每一个人，这篇文章披露了学校令人震惊的状况。共青团的一个委员会调查了一些学校。他们发现孩子们很脏，身上到处都是寄生虫，睡在肮脏的床垫上，吃着可怜的食物，被关在黑暗的房间里过夜，被迫不吃晚饭，甚至被打。学校里的官员和雇员的数量如此之多，简直不亚于犯罪。例如，在一所学校里，125名儿童竟然有138名官员与之相配。在另一所学校，40名官员竟负责25个孩子。所有这些寄生虫都在从不幸的孩子们的嘴里夺取面包。
佐林夫妇曾多次向我谈起负责彼得堡教育部门的妇女莉莉娜。他们说，她是一位出色的工作者，尽职尽责，能干。我在一些场合听过她的演讲，但印象不深：她看起来很傲慢，很自满，是个典型的好孩子。但是，在与她交谈之前，我不会形成一个意见。在学校披露的消息公布后，我决定去见莉莉娜。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谈她负责的学校，谈一般的教育，谈有缺陷的孩子的问题和他们的待遇。她轻描淡写地提到了她的学校中的弊端，声称“年轻的同志们夸大了这些缺陷”。她补充说，无论如何，有罪的人已经被赶出了学校。
与其他许多负责任的共产党人一样，莉莉娜对她的工作非常虔诚，并为之付出了全部时间和精力。当然，她不可能亲自监督一切；在她看来，表演学校是最重要的，她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这些学校上。其他学校则由她的众多助手负责，这些助手是否适合这项工作，主要是根据他们的政治作用来判断的。我们的谈话使我更加确信，我不可能参与布尔什维克教育委员会的工作。
卫生委员会提供的真正的服务机会也很少——服务不应偏袒做秀用的医院或因为病人的政治观念而偏心。不幸的是，这种双重对待甚至在病室里也普遍存在。像所有的共产主义机构一样，卫生委员会由政治委员佩尔武欣医生领导。他很想得到我的帮助，提议让我负责工厂、药房或地区护理工作——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提议，对我有强烈的吸引力。我和佩尔武欣医生开了几次会，但没有取得实际效果。
每当我去他的部门时，我发现一群男人和女人在等待，无休止地等待。他们是医生和护士，是知识分子——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在各个医疗部门工作，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都被浪费在政治委员佩尔武欣医生的等候室里。他们是一群可怜的人，萎靡不振，垂头丧气，这些男人和女人，曾经是俄罗斯的花朵。难道我也要加入这支悲惨的队伍，屈服于政治的枷锁？除非我确信，这套枷锁对革命进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我不会同意它。我觉得，我必须首先获得非党派性质的工作，这种工作可以使我研究俄国的情况，并与人民、工人和农民直接接触。只有这样，我才能从我所陷入的怀疑和精神痛苦的混乱中找到自己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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