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杜纳耶夫斯卡娅 -> 《哲学与革命》（1973）

第二章 思想的新大陆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及其与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可分割性


A．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
B．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当时和现在
C．作为拜物教的商品的历险


只有成为自由的对象的，才可以一称为理念。

——黑格尔，1796年


先生，我知道你对我〔关于没参与外县奴隶起义密谋〕的话有怀疑。但你就不能绝一想，促使我和其他人涉入这种活动的难道不正是同一个理念〔自由〕吗？

——耐特·特内尔*


自由对人来说是如此本质，以至于反对它的人也承认，尽管他们反对它的实现……这个问题现在第一次获得了逻辑上的重要性“……问题在于，出版自由是某些人的特权，还是人类精神的特权。

——马克思，1842年



* 耐特·特内尔是1831年美国黑人奴隶起义的领袖。——中译者


　　黑人向度的问题，在许多人看来是六十年代的现象。但是，早在1831年，它在美国就以最伟大的奴隶起义的形式出现了。这也正是黑格尔逝世的那一年。诚然，弗吉尼亚州南安普顿一个奴隶起义领袖，在走上绞架之前写的《耐特·特内尔自白书》[1]，与住在柏林的最伟大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著作以及他的逝世毫无关系。而且，即使有谁硬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那么这与住在特利尔的名叫卡尔·马克思的十三岁男孩也扯不上任何瓜葛。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短短十年以后，那个少年长成了青年，成了黑格尔左派分子，并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不仅规划着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新世界，而且直接地投身于“实践的批判，即革命”的活动。这种革命倾向如此强烈，竞然使两个相距天壤的世界，哲学与现实、德国与美国、理论与革命结合起来，一起标志着一片思想新大陆的诞生。这一思想新大陆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亦即马克思的解放哲学。
　　马克思的“转向外界”、“投身世界”的哲学，意昧着与资产阶级社会进行决裂，而倾听来自下层的声音。这一点可以从他对1844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第一个反应中看出：

　　德国贫困者的智慧与贫困的德国智慧正好成反比……带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西里西亚起义，在法国和英国的起义结束的地方开始。[2]

成熟马克思生命的后四十年，全部奉献给了推翻现存阶级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斗争。他的影响不仅是在德国，而且遍及整个欧洲和美国。美国的黑人向度与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已经一体化了。
　　从一开始，马克思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中，就深刻地挖掘了它的思想根源和现实根源。这一批判标志着哲学领域的一场革命，而且它同时又是一种革命的哲学。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短暂的所谓费尔巴哈阶段[3]，马克思也把自己的历史理论称为“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把二者结合的真理。……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4]这里的关键词是“历史“，不管哲学“语言”如何变化，这个概念始终没有改变过。
　　把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发现称为“辩证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而是别人。[5]对于马克思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人不是单纯的客体，而是主体，他不仅被历史所规定，而且是历史的创造者。世界历史活动是劳动的自我发展，是阶级斗争。“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我们将会看到，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贮藏室里被发掘出来之前，风起云涌的社会革命和1917年10月的历史向度已经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路程。不仅如此，尽管世界上存在不少自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政权，但迄今为止尚无一部真正完整的马克思著作全集。[6]更糟糕的是，马克思主义遭到了各种各样的歪曲。据我们所知，早至1895年，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第一个修正主次者爱德华·伯恩施坦，就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改造为进化论社会主义，并主张“拆除辩证法的脚手架”。[7]如今也是同样，共产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了“黑格尔辩证法”。与这种对“黑格尔遗产”的攻击相呼应，他们试图把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时间推后[8]，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推到五十年代，推到五十年代末，因为这时马克思已经“成熟”了，成了”科学的经济学家”。这不仅公然忽视了《1844年手稿》，而且公然忽视了《共产党宣言》（写于1847年）这座无可辩驳的历史的、政治的、革命的里程碑，以及第一次提出不断革命概念的《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而且，我们当然最好不要提马克思的历史杰作《路易·波拿巴特的雾月十八日》，因为这部书的第一个词就是“黑格尔”！
　　简而言之，存亡攸关的问题不仅是哲学，而且是实在；辩证法不仅是思想的辩证法，而且是历史的辩证法；不仅是昨天的辩证法，而且是今天的辩证法。辩证法的命脉就是历史运动的连续性。从总体上来考察马克思的工作，不仅能够“改正历史的记录”，而且可以说明今天的实在。因此，我们打箅追溯整个发展过程，从1844—1848年历史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涎生开始；经过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枇判草稿》的时期，这部著作证明马克思不仅是一个科学的经济学家，而且分析了从前资本主义的东方一直到产业工人与机器的斗争的整个解放运动；直到马克思最伟大的理论的、辩证法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的著作《资本论》的撰写工作。《资本论》是在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年）和巴黎公社（1871年）的影响下修改完成的。这个时期，马克思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而且是国际活动家和组织者。马克思在1870年6月27日给库格曼博士的信中说的话，他后来曾无数次地以不同的方式加以重申：

　　朗格[9]先生同样感到很惊奇，在毕希纳、朗格、杜林博士、费希纳等人早已把可怜虫黑格尔埋葬了以后，恩格斯和我以及其他一些人竟还严肃地对待死狗黑格尔。朗格极其【原为写为“及其”——校对者注】天真地说，我在经验的材料中“以罕见的自由运动着”。他根本没有想到，这种“材料中的自由运动”只不过是对一种处理材料的方法——即辩证方法，——的描述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572页〕


A．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


时间是人类发展之所。

——马克思



　　1844年是关键的一年。这一年马克思住在巴黎，潜心于研究法国革命和英国政治经济学。[10]马克思会见了一些工人社会主义者，以及怀有其他各种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普鲁东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这期间他还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于前一年秋天，那时他已经与资产阶级社会决裂，并被从普鲁士驱逐出境）。这篇论文中，马克思第一次指出，无产阶级“决意摧毁现存的秩序”，并且有能力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在这一年写下的大量著作中，这篇论文不仅批判了黑格尔，而且批判了黑格尔的批判者，其中包括“唯物主义者”。例如，在写下了“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2页〕，之后不久，他就离开了无神论，离开了哲学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并且向“党”提出了挑战：

　　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之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德国的实践的政党〔中文全集这里的译文是“实践派”——中译者〕要求否定哲学是正当的。〔该派的错误在于认为〕……只要扭过头去，背朝着它，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你们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可能消灭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459页〕

马克思决定要面对这个挑战，并做出他所谓“我的正面阐述”。这就是极其重要的1844年手稿，这部手稿注定要经历几乎一个世纪的周折，才被发现并发表出来。如果您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被遗忘了近一个世纪。[11]我们至令不清楚，恩格斯是否看过这部手稿。[12]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不管马克思在1844年那个命运攸关的夏天做了些什么工作，当恩格斯“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重新会见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唯物主义观点〕整理出来，并且用几乎像我上面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13]
　　1844年手稿中的三箱核心论文：“异化劳动”、“私有财产与共产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批判”，标志着人类活动哲学的诞生。它是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注定以马克思主义之名流传于世。从“异化劳动”、“私有财产与共产主义”等经济学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马克思不仅是把头足倒置的黑格尔“重新颠倒过来”，或者更准确地说，不仅是扬弃了黑格尔。马克思还扬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粗陋的、无思想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只是私有财产的逻辑表述”，并且“完全否定了人的个性”。不管是古典政治经济学，还是粗陋的共产主义，都不能理解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的矛盾——异化劳动。它们也看不到“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是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3页。以下出自同一卷的引文只注明页码。——中译者〕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深深扎根于黑格尔的异化理论之中，但马克思对劳动的分析绝不是黑格尔对意识的分析的翻版，更不是费尔巴哈的分析的翻版。马克思还一再地提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因为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然而，不管是黑格尔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都不把劳动看作主体：
　　国民经济学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但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当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谈的是人以外的东西。而当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谈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100—102页〕
　　然而，古典政治经济学所看不到的通过阶级斗争的解决方案，并不排除观念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一种能动的力量，是机械的和沉思的唯物主义所没有看到的。在马克思成为实现斗争活动家（无论是劳工运动、妇女运动[14]还是直接的革命）之前很久，就已完成了与费尔巴哈在哲学上的决裂。在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决裂的同一篇文章里，他称赞费尔巴哈解除了黑格尔抽象概念的神秘性，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功绩、费尔巴哈还批判“哲学家〔黑格尔〕，他本身也是异化的人的抽象形象”。〔161页〕事实上，这是一种双重的决裂，甚至是一种三重的决裂，即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决裂、与黑格尔主义的决裂以及与“旧”唯物主义的决裂。马克思开辟了一片思想新大陆，一种人类活动的哲学。马克思最初称自己的新世界观不是任何形式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而是一种人道主义：“我们在这里看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把二者结合的真理。我们同时也看到，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167页〕
　　马克思也没有把科学家排除在批判的范围之外。他把科学家称作“抽象的唯物主义者”，因为他们不能理解，“以为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128页〕马克思好像实际地看到了当今自称为共产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他对这种共产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我们必须特别地避免建立一个与个人对立的作为抽象的社会。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122页〕粗陋唯物主义的“假冒的普遍性”不能理解，“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因为这种关系的秘密在男人对妇女的关系上……”〔119页〕
　　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视觉、昕觉、嗅觉、味觉、思维、直观、感觉、思里、活动、爱等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123—124页〕
　　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一种必然，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131页〕
　　马克思把人道主义哲学与共产主义对立起来的提法，不是出现在“经济学”论文中，而是出现在“黑格尔辩证法批判”中。这个事实，最清楚地表明了哲学与经济学的一体化。马克思反对费尔巴哈对“否定之否定”的批判，反对把否定之否定仅仅看作一种神秘化，看作是回归宗教的借口。他极力强调“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因累”，即“作为客观运动的扬弃”和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绝对否定。正是在这个地方，马克思提出了人道主义哲学与共产主义的对立。在谈到绝对否定时，马克思写道：

　　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只有通过扬弃这种中介，——但这种中介是一个必要的前提，——从自身开始的积极的人道主义才能产生。〔174-175页〕

正统共产主义者所恐惧的，他们时至今日仍然作为自己的主要敌人的，就是仍在起作用的绝对否定性。因为它不仅否定私人资本主义，而且否定自称为共产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对这一“扬弃”的克服，黑格尔称之为绝对否定，而马克思则认为它是创造真正的人类世界——“从自身开始的积极的人道主义”——的惟一途径。
　　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远见卓识。第二个否定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的结合，将在共产主义之后出现。这个结合被提出来之后的一百年来，一直是一个令人忧虑不安的实在，所以斯大林从战胜其他派别之后的第一天起，就感到有必要“消除”否定之否定。他的办法很简单，即不把否定之否定列入“辩证法诸原则”之中。[1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论文继续创造历史。[16]这些论文对赫鲁晓夫的威胁比对斯大林的威胁更大，因为东欧已经把“否定之否定”以反共革命的方式表现出来了，而共产主义者自己则把青年马克思著作中那些论述变成了具体的东西。论战的焦点还是在于要把受到“黑格尔主义”玷污的“青年马克思”与“成熟的经济学家”分歼。
　　看来，第二个否定本身带着永无终止的无情战斗。难怪“科学的唯物主义”给青年马克思贴上“前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并旦否认1844年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时间。初看起来，共产主义的这种否认似乎有点滑稽，因为马克思在这些论文中对黑格尔的批判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激烈。而且，唯物主义历史观诞生于1844年的事实，也早已由马克思本人证实了：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17]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8]

我们前面已经看到，马克思的终身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版的序言中写道：“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重新会见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整理出来，……”
　　在关于“青年”马克思和“成熟的”马克思的论争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解放哲学的问题。这种解放哲学，不会仅仅因为对抗性的现实采取了国去财产的形式，而不是私有财产的形式，就容忍对它的妥协。有一位学者，通过追溯异化、物化这些基本哲学范畴，指出了马克思所有著作连续性。[19]但是在笔者看来，马克思在成为所谓“科学的经济学家”时，绝没有放弃他的人道主义观点，而最好的证据恰恰是生成过程本身，是他在1844年手稿中创造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但这种创造不仅是在哲学范畴中进行的，甚至不仅是在异化和物化这类基本范畴中进行的。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任何一个哲学范畴不同时是经济范畴，也没有任何一个经济范畴不同时是哲学范畴。以后我们会看到，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中，还是在《资本论》中，情况都是如此。这里，我们有必要来看一看，历史唯物主义是如何在“黑格尔辩证法批到”中诞生的，并且看看这篇“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论文如何同时又是“经济学”的。
　　尽管马克思赞赏费尔巴哈的“真正的发现”，但他对费尔巴哈的哲学缺陷也了然于心：

　　费尔巴哈把否定之否定仅仅看作哲学与自身的矛盾，看作在否定神学（超验性等等）之后又肯定神学的哲学……由于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和惟一的活动，……所以他只是为那种历史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158-159页〕

马克思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看到的是现实的历史运动。这就是为什么他坚持说，黑格尔所发现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源泉”。[20]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划情了界限，[21]并指出了黑格尔的积极因素。随后，他立即展开了对黑格尔的批判。他不仅是从费尔巴哈的立场出发，而且是从青年马克思自己原创性的独特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首先指出，黑格尔的错误在于，他没有看到“物化”的非人道方式：

　　在这里，不是人类的本质以非人的方式同自身对立的对象化，而是人的本质以不同于抽象思维的方式并同抽象思维对立的对象化，被当作异化的被设定的和应该扬弃的本质。〔161页〕

批判了黑格尔的最强有力的观点……异化理论之后，马克思指出了黑格尔哲学的最大的优点：“它的彻底的否定的和批判的性质，……”但是，这一点并不能使黑格尔免除把对象只当作思想和思想运动来占有的哲学所闹有的致命缺陷。因为：

　　非批判的实证主又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现有经验在哲学上的分解和恢复——已经以一种潜在的方式，作为萌芽、潜能和秘密存在着了。〔162页〕

因此，马克思继续写进：尽管现象上的成就，即“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使黑格尔能够“抓住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63页〕，尽管有“作为客观运动的扬弃”这个“积极的因素”，抽象思想的局限性仍然不可避免地使他把扬弃归结为单纯的现象：

　　因此，在扬弃宗教之后，在承认宗教是自我异化的产物之后，他又在作为宗教的宗教中找到自身的确证。……一个认识到自己在法、政治等等中过着异化生活的人，就是在这种异化生活过着自己的其正的、人的生活。〔171—172页〕

这里，马克思戳穿了“他的原则的谎言”：“因此，理性在作为非理性的非理性中也就是在自己身边。“〔172页〕事实上，马克思这时所说的是，在哲学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整体分裂中，哲学世界的异化被“扬弃了”，而现实世界中的异化则覆盖了整个生活，这种分裂如此顽固不化，以至于哲学世界丧失了实践，实存没有进入本质的世界。结果，黑格尔的“绝对”不仅远没有实现理论与实在的统一，反而促使黑格尔与现实妥协。那个美好理性世界的他者，即抽象的理性主义，是真实的现存世界的总体非理性。
　　马克思说，“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黑格尔为什么把思维同主体分离开来”。〔178页脚注〕但手稿在作出这个说明之前中断了。然而，当马克思在黑格尔的基地上就黑格尔的概念与黑格尔论战的过程中，他指出，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立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167页〕变成“主体”时，当以人为中心的、“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的哲学和人道主义终走向了“从自身出发的积极的人道主义”时，事情是多么的不同。
在这篇论文的开头，马克思赞誉费尔巴哈“超越了旧唯物主义”。但在捍卫黑格尔时他乂批判费尔巴哈，并提出“积极的人道主义”的诞生是共产主义之后第二个否定的结果。这其实只是事情的现象。这里的马克思已经与青年黑格尔派决裂了，他激烈地反对黑格尔的抽象，因为这种抽象遮盖了他的异化历史中任何能透入光线的孔洞。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把扬弃降低为与非理性世界的妥协。他说，黑格尔的主要概念“他者”，即吸收客现性的概念，是“他的原则的谎言”。〔172页〕这里，马克思通过对现实世界的分析，与黑格尔划清了界限，最后把他“颠倒过来“，重新用足立在地上。在这一点上，也只有在这一点上，即在哲学“本身”的岔路口上，马克思才转而称赞黑格尔的“在异化的范围内表现出来的关于通过扬弃对象性本质的异化来占有对象性本质的见解”。〔174页〕接下来他对共产主义进行了清箅。他称赞共产主义扬弃私有制，但他强调指出，只有在“扬弃了这个中介“〔174页〕之后，真正的人的社会才会出现。
　　这篇论文是一箱”否定性的严酷、苦难、坚忍和劳动”的作品。虽然我们与作者一样“痛苦”，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已完成的结论，而是创造性的活动，但我们发现自己是在见证马克思辩证法的诞生，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
　　我们之所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尤其是其中的“黑格尔辩证法批判”一文上花费这么多时间，是因为在这些论文的本质中，不仅包含费发展为《共产党宣言》以及现实中彻底震搣了欧洲的1848年革命的那些观点，而且包含着马克思用了整整二十五年时间来发展的全部观点。很显然，任何单独的一年，都不可以被指定为唯物史观这样划时代的伟大发现的“创作时间”。同样，任何人都不能说，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解放的辩证法（暂且不谈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规律，它的“运动规律”），是从马克思的头脑中一下子产半出来的。不管是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是1867年的《资本论》，都是一样。马克思在1872—1875年《资本论》法文版中对此做过说明。[22]
　　我们的意思不是说，马克思在1844年把想说的一切都说出来了。事实恰恰相反。即使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甚至在《共产党宣言》中，也同样不能这样讲。《德意志意识形态》被“公认”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陈述，而《共产党宣言》在18站年革命的前夜勇敢地向整个资产阶级世界提出了挑战，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声：“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正因为这个历史阶级的宣言没有“忘记”个人，没有忘记“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它对历史作经济解释的理论绝没有离开现实的斗争半步。“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且，它进一步把自己与一切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倾向划清了界限。《共产党宣言》中的所有观点，以及许许多多新的观点，都将与基本的客观运动一起经历不断的自我发展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刻发现了思想的新大陆的马克思，将来不会再回到黑格尔的辩证法上来。
　　这里我们所强调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则中的观点，诸如人类生存的客观物质状况、与一切“客观”的精神发展相对立的劳动的自我发展、劳动者的自我发展、与任何“永恒真理”对立的历史过程、通过矛盾的发展、反对任何维持事物现状的机械的、抽象的、思辨的或者单纯经验的连续性，等等，对于“成熟”的马克思与对于青年马克思一样不可缺少。实际上，马克思在1857—1858年写的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笔记，即我们下面将要论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中，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多地具有“黑格尔的特色”。


B．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当时和现在


　　群众的剩余劳动以不再是社会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就会崩溃，生产的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也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那时，财富的尺度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卷，第218—222页）




　　人们可以找出很多“理由”，来说明为什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埋没了几乎一个世纪没有发表。但这些理由中，没有一条适用于发表得更晚的1857—1858年笔记。这些笔记如今以《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而闻名世界。[23]这些手稿的作者已不是所谓的“前马克思主义者”、受“黑格尔唯心主义”污染的青年马克思了。而且，这部著作被拖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才发表，罪责也无法推给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因为至少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手稿已经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手中。这个机构的领导人梁赞诺夫[24]当时曾自豪地宣称，他们将是出版第一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中心。但说到底，它是《资本论》这部公认的马克思最伟大著作的草稿。
　　《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的作者，是写作了《共产党宣言》的革命活动家，早已摆脱了“黑格尔主义”，摆脱了“唯心主义”，他是“成熟的”马克思，是“科学的经济学家”，同时又是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者”。他曾这样解释准备出版这部著作的工作之所以一再拖延的原因：

　　第一，它是十五年的……研究成果。第二，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观点。因此，我必须对党负责，不让这东西受……低沉的呆板的笔调所损害。[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46页〕

1934一1941年《草稿》终于出版，却像死胎一样无声无息。直到1953年它才得以再版。问题不仅出在共产主义世界。尽管西方共产主义的现实群体表象使“马克思学”[26]的严肃学术研究对它发生了兴趣，但这种研究局限于青年马克思，而且这绝不是偶然的。“西方”仍然无法从它的意识形态迷梦中觉醒。而且，只是经过了又一次革命——这一次是中国革命——才产生了新的出版冲动。最初是与我们的时代关系密切的“前资本主义形态”部分，然后是全部手稿的出版，同样与自动化技术革命密切相关。这时，秘密暴露了：以往人们说，当马克思成了“经济学家”时，当他既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又是革命的参加者时，他放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在《草稿》发表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一旦马克思“发现了”阶级斗争并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他就不再需要黑格尔的辩证法了。因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不管是社会民主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是这样教导的。《草稿》的发表揭穿了这个谎言。但是，尽管调子变了，但对辩证法的经验主义敌意并没有改变。一位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把对《草稿》的忽视归咎于当今的学者们研习“黑格尔主义”的种种困难。[27]
　　毋庸质疑，马克思的其他任何著作，包括青年马克思的“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论文，都没有这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笔记有更多的黑格尔主义。这些笔记本身是对整个人类发展（不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轮廓的清扫。而这正是为职业历史学家们困惑的，正如经济学令经济学家困惑一样。经济学家无法了解，经济学是一场与历史的赢不了的赛跑。同样，历史学家也无法理解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所说的：

　　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绝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成熟的马克思，以这种方式对待一切历史，粉碎了历史学家的拜物教。他追溯历史的运动，并从而揭示出人是“变易的绝对运动”[28]的一部分，是历史的创造者。人们之所以不能把握《草稿》，与“黑格尔主义”没什么关系，而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有绝大的关系。因为马克思“拒绝”变成教义或戒条，不管这种教义或戒条是经济学的还是历史学的，是哲学的还是社会学的。
　　不幸的是，即使那些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不耻于学习黑格尔的辩证法，把《草稿》看作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个最有决定性的环节”，也不能如实地阐释马克思的思想。相反，他们引证《草稿》中的只言片语，来炫耀自己对当代现实的分析。而这种做法恰恰完全违背了他们自己的主张，即任何人如果不吸收《草稿》，就不可能理解哲学与经济是多么紧密地结合的一起。[29]由于第三世界的出现，由于自动机这个怪物迅速崛起并支配了技术进度的国家，我们在当今的现实中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对立。所以，我们必须研究一下《草稿》中关键性的两节广前资本主义的各种形态”和论机器。[30]

　　1.“社会形态的各个发展时代”


　　当马克思告诉恩格斯，他经过十多年的研究，终于整理出了自己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时，他对抱怨《手稿》“像泡菜胡萝卜一样，毫无章法”。他在1858年1月14日的信中写道：“我已经推翮了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润学说。完全由于俩然的机会，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50页〕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帮了忙”，只适用于他在1859年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发表的两章。[31]而这两章中，只有第二章“货币”是从《草稿》中来的，而更重要的第一章“商品”，则是在行将付印时才第一次撰写出来。但这一次马克思仍然不满意。
　　1857年的金融危机，曾使马克思产生了把《手稿》的一部分整理出版的冲动。这次危机也曾使他期望出现革命性的发展，但革命没有出现。换一种方式说，对马克思来说，真正至关重要的是革命的理论准备。马克思把《手稿》改写成《资本论》，并且在这部伟大的理论里程碑的法文第二版（1873—1875年）出版时才终于感到满意，这期间不仅需要又一个十年的理论工作，而且还需要十年的罢工和起义，需要第一个国际工人协会的诞生和美国南北战争，以及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事件一巴黎公社。
　　然而，我们这一节付论的重点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沉寂的十年。对马克思来说，从来不存在“运用”黑格尔辩证法的问题。对马克思来说，任何时候问题都在于从主体本身凸显出了什么样的辩证法运动。1858年4月2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32]，非常明确地在这个问题上批评了拉萨尔：

　　但使他遣憾的是，他会看到：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的水平，这是一回事，而把一种抽象的、现成的逻辑体系运用到关于这一体系的模糊现念上，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264页〕

这里的问题是一个总体上的矛盾现象：黑格尔辩证法既不充分，同时又不可缺少。《草稿》是观察这个过程的最好的实验室。
　　马克思为自己写的1857—1858年笔记是一系列的专论，由三个极不均衡的“章”组成。第一章是一篇43页的未完成的导言。考茨基1903年发表了这篇导言。第二章是105页的“论货币”，改写后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部分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像《逻辑学》一样，每个主题后面都有一些与其他理论家进行论战的“注释”。所有这些“注释”加起来有至少四卷的篇幅，被移到《资本论》全书之后，作为《剩余价值理论》。《草稿》的第三章亦即最后一章是“论资本”，有512贞。按照手稿中所附的提要和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通信，这，章的论述范围涵概六个部分：“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不仅如此。正如导言所指出的，它还要分析“上层建筑”，不是作为“副现象”，而是作为希腊艺术的普遴主义。从许多方面来看，这部初稿提供的观念比精确而富有逻辑性的《资本论》更具总体性。它展现了一个世纪以来极其宏伟的世界历史景象。在这个世纪中，整个有教养的世界都认为，物质力量的扩张是一切解放的条件、活动和目的。这部初稿不仅是对现存社会的分折，而且是关于以人类不断扩展的力量为基础的新社会的概念。它的“毫无章法”？？以及它的历史的扫除[33]，都使马克思在讨论作为异化劳动的“自由”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时，便于提出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形态的问题，并离开主題去探讨它们。在提出雇佣工人如何变成自由劳动者的问题时，马克思写道：

　　可见，首要的是，劳动者同他的天然的实验场即土地相脱离，从而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以及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体。（p.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1页〕[34]

这段话出自这部著作中论述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部分的第一个段落。第三世界的诞生，待别是共产主义中国的涎生，使这一部分变得非常著名。在这一部分中，现在变成了历史中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交结点。马克思认为，人“不是力求停留在过去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同上，486页〕
　　在马克思的所有观点中，再没有比他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更多地被人误解了[35]好像“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永远停滞不前的，而资本主义生产则永不停止地“进步”，甚至可以一直进入“社会主义”。实际上，马克思并不认为东方生产方式中除了“落后性”之外什么都没有。1847年，马克思在写作《共产党宣言》时对东方知之甚少，因此，他赞扬资产阶级革命摧毀了“蒙昧主义的中国长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他以极大的轻蔑和义愤撰义，强烈反对西方社会强加给中国的鸦片战争。他赞扬伟大的太平天国起义。1853年6月14日，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撰文分析太平天国起义：

　　中国的连缔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10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这些往外输出“秩序”，企图扶持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的列强恐怕是忘记了：仇视外国人，把他们逐出国境，……只是在满洲鞑靼人征服这个国家以后才形成一种政治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09-115页〕

在古代中国，人口不流动，国家官僚制度抵制一切变化，以便奴役它的人民。马克思对这种停滞性和官僚主义当然要进行无情的鞭挞。但他绝不是“为了”独特的日耳曼封建王朝这样做的。在所有这些发展阶段中，马克思所感兴趣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达到爆发点的时期，即“社会革命的时代”。
　　同时，马克思把工人被剥夺了一切品质只剩下劳动的时代看作“解体的时期”。劳苦的人民被从土地上驱赶到工厂里时，绝不是历史上的什么黄金时代，劳动者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对此进行抵抗：

　　〔他们的惟一活路，或是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或是行乞、流浪和怆劫。他们最初力图走后一条路，但是被绞架、耻辱柱和鞭子从这一条路上赶到通往劳动市场的狭路上去；由此可见，政府，例如亨力七世、亨力八世等等的政府，〔是作为历史上解体过程的条件而出现的，〕是作为资本存在条件的创造者而出现的——这以为历史所证明。（11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10页。方括号内的文字是引用者略掉的。——中译者）

很显然，“新社会”（此处是资本主义的诞生）并不是劳动者的黄金时代。事实恰恰相反。在马克思的所有著作中，这一点从来都是毫无疑问的。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之间的时期，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态度的变化，绝不是什么“背叛”，而是马克思的知识和理论的现实进步。
　　在《草稿》中，马克思强调，“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上卷，第480页〕，它把农业与制造业结合起来，因而是一个“自我满足的统一体”，对贸易和个人发展要求甚少。马克思一再强调，这些“自我管制的村落”，把农业与手工业结合起来，从而变得自我满足〔同上，第484页〕，尽管看上去不令人讨厌，却一直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基础。我们看到，使这种“最高的统一体”，即“父亲”、“专制君主”得以产生的，不仅是“东方专制主义”〔同上，第473页〕，而且还有公社的原始性。正是这种原始性，使它成为一种封闭的社会，从而使“作为国家的”社区和作为“最高的地主”的国家，得以“通过国家支配的灌溉系统实现权力的集中”。〔同上，474页〕此外，缺少私有财产，以及国家有权支配公社的剩余劳动，使这种统治长盛不衰。
　　马克思的观点是，“人的个体化〔孤立化〕只是历史过程的结果。最初人表现为属的存在物〔种属群〕、部落体、群居动物……”（p. 9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7页。方括号内文字是中文《全集》的译法。〕
　　所有这些深刻的见解，可以说都是马克思在从事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工作之余，离开主题当作插述写出来的。这些见解可以成为一种关于不发达国家的理论的基础。但是共产主义者却只是扭曲它们，用以支持某种政治路线，而制定这条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既不是马克思的理论，也与世界革命无关。那些职业反共分子，只不过提出了像卡尔·魏特福袼那样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一种与马克思理论绝对对立的理论，然后就可以责备马克思“背叛”了自己原来的观点。

　　2．自动机”与工人


　　我们看到，马克思在“科学”理论的“成熟”期1857—1858年写下的经济学笔记，不仅与作为“哲学家”的青年马克思的著作没有重大分歧，事实上，它与马克思在认识论上的转变之前写的任何著作有同样多的“黑格尔主义”。毫无疑问，正如马克思所说，重读黑格尔《逻辑学》完全是偶然的。但是，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对交换过程、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进行的细致严谨的分析，则不仅仅是一种“卖弄”。事实恰恰相反。在1858年1月14日那封谈到“《逻辑学》帮了我很大的忙”的信中，马克思还写道：

　　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种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50页〕

然而，在经济领域内，限制了辩证发展的不是神秘主义，而是课题本身。就是说，如果不是主体（无产阶级）本身改造或重新创造了辩证法，使它从实践中产生出来，前进的运动就不存在。在“论机器”这一节中，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清楚。正如第三世界的诞生是促使马克思写作“前资本主义社会”一节的动因一样，技术先进的国家自动化生产的发展促使马克思把注意力集中到机器上来。然而，这两节是不可比的。这不仅是因为主题不同，而且是因为马克思从未修改过论前资本主义史的那一节，但对机器一节的修改却从未停止过，事实上，从1857—1858年写作这些笔记时起，1861—1863年重写，1867年和1872—1875年出版《资本论》，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日子，他一直不断地写下更多的笔记。
　　此外，所有这些“重写”都不是因为搜集到了新的“事实”，更不是因为有了新的思想“公式”。重写是与工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行动相联系的，这些行动与沉寂的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形成鲜明对照。因此，关于机器问题的最后结论不是在《草稿》中，而是在《资本论》中。这并不是因为马克思在《草稿》中的分析有什么“错误”，而只是因为那些分析不够具体。不仅真理总是具体的，而且辩证法的特性、主体（无产阶级）的特性，也是不可化约的。简单而深刻的真理是，在骚动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现实的阶级斗争自然地处在最激烈的阶段。
　　因此，与《资本论》强调机器是工人必须克服的“怪物”的做法不同，《草稿》中更多的是强调机器为资本的解体提供了物质基础，并且是生产中站在工人身旁的“立法者”。《资本论》对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对资本纪律进行的抵制做了生动的描述；而《草稿》却仍然强调解决冲突和矛盾的物质条件。资本的“一般”矛盾和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还没有像我们在生产中的阶级斗争中所看到的那样，与“工人群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虽然马克思任何时候都没有把不断扩张的物质力量看作是解放的条件、活动和目的，但简单的事实是，马克思在《草稿》中确实展开了论述机器“本身”的章节，并在这之后在这部著作整体结构上实现了突破。事实上，当马克思把《草稿》改写为《资本论》时，他与理论概念本身实行了决裂。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论机器的一节时[36]，我们必须把当代的问题放在心中。这是很重要的，因为随着自动机的诞生，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突然开始对马克思在草稿中对“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的价值关系的最新发展阶段”的分析进行新的歪曲。马克思在这里讨论了当生产不再以价值为基础时“自动机”的后果问题。目前对待技术的态度，似乎认为技术“吸收了”无产阶级。所以，我们绝对有必要在这个章节中追溯一下马克思的思想过程。
　　马克思在1863年1月2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正在对机器这一节作些补充”：

　　有些问题我在第一次整理时忽略了。为了把这一切弄清楚，我把我关于工艺学的笔记（摘录〉全部重读了一遍，并且去听为工人开设的实习（纯粹是实验）课。……我懂得数学定理，但是属于直观的最简单的实际技术问题，我理解起来却十分困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17页〕

在写这封信的前四天，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他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他不明白“走锭精纺机怎样改变了纺纱过程，……纺纱工人的动力职能表现在那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13页〕
　　在提出这些问题几个月前，马克思曾不断地向恩格斯提出一些关于“你们工厂工人的分类”之类的问题。当时他的目的是要揭示出亚当·斯密在劳动分工问题上观点的错误，因为亚当·斯密认为，像竞争、“独立性”、“平等”这些在社会上通行的东西，在工厂里也同样适用。马克思要说明，决定工厂里的劳动分工的不是竞争，而是资本家的权威，他的“专制的计划”，亦即资本本身的等级结构。然而，抱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马克思不断惊奇地发现，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在他们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总是倾向于把即与的东西当作正确地东西来接受。1862年6月18日他写信给恩格斯：

　　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这是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使人想起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久那里面把市民社会描写为“精神动物的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52页〕

在《资本论》中论机器的一节中，马克思阐述了同样的思想：

　　那种排除历史及其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37]

“历史及其过程”促使马克思决定在《资本论》中增加关于缩短工作时间的全新的一节，也是“历史及其过程”使马克思得出了关于技术的新概念：

　　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38]

资本主义过去是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榨取无偿劳动时间，现在变得可以在同样的劳动日之内榨取剩余劳动。机器的发展使这种成绩得以实现。机器迫使工人按照它的速率艰苦地劳动，试图把工人变成它的附属物。但这种努力并不成功，相反却使工人的抵抗更为强烈。马克思像猎鹰一样密切地注视着工人的每一次罢工。具体、具体、再具体，这就是马克思在追踪工人斗争所报的严谨态度的写照。马克思把这种斗争与其对立面——资本的集中和中心化以及机器的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自动机是通过传动机由一个中央自动机推动的工作机的有组织的体系。因此它变成了“客观的”，而“劳动者则变成了现存的物质生产条件的单纯附属物”。[39]而且，需要进行监视的主要不是机器，而是工人对机器的“标准的动作”和“兵营式的纪律”的抵抗。[40]
　　我们今天的时代，已经大不同于马克思在《草稿》中描述机器的那个时代。《草稿》是局限性的证明，但同时它也证明辩证法是不可缺少的。局限性的产生不是因为“作为方法的”辩证法有什么缺陷，更不需要以什么“结构主义”来代替它，不管这种结构主义是一般的还是特殊的。相反，局限性就在于辩证法不是一种“应用”科学。它需要自发地在主体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并加以再创造。在这一点上，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有一种真正的扬弃，即在保留的同时超越。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即超越又保留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然而，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主体即无产阶级起来行动之前，在欧洲的罢工和起义、美国的南北战争和黑人向度出现之前，辩证的分析必然地停留在知识分子的水平上，与即将在群众运动中愤然崛起的无产阶级相隔绝。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一种全新的眼光者待一切，并毅然决定把《资本论》“推倒重来”。
　　在“机器与现代工业”这一章的整整十节中，马克思一刻也没有忽略内在的辩证法，即主体与客体的本质关系。这种辩证决不可避免地发展为绝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经济学家认为，对抗不会出现了，因为它们不能从机器“本身”中产生出来。当马克思对这些经济学家进行激烈批判时，我们对这样，种观点感到惊愕不已：机器比资本更加具有压迫性、更加飞扬践扈、更加具有剥削性、充满矛盾和邪恶。担是，我们这时绝然想不到黑格尔，而只是想到这种新的世界图景。然而，此后不久马克思本人却领着我们回到了黑格尔那里。马克思嘲笑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因为他试图把大卫·李嘉图的以作为价值源泉的劳动为基础的利润理论“附加”在老拿骚的“节欲报酬论”上面。马克思写道：“他对于黑格尔的‘矛盾’，一切辩证法的源泉，虽然十分生疏，但对各种平庸的矛盾却很内行。”[41]
　　马克思之所以把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时间，投入到他称为“沉闷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中，只是因为这门科学在经过马克思重建的形式中，有助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运动规律。所谓重建的科学，不仅是说马克思的原创性的发现使这门科学的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且是说这些原始的经济学范畴已经如此深刻地植根于哲学之中，以至于产生了一个经济学、哲学与革命的新的统一体。马克思发现，历史理性内在于人民所怀抱的希望之中，而且，活着的人，通过把求解放的理论与为自由的斗争结合起来，使哲学有了意义。同样正确的是，马克思把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称为使历史的真正主体——人——获得解放的时代，亦即人类的史前时代，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在人没有获得自由之前，人的与生俱来的才智，被阶级社会所窒息，特别是被价值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窒息，真正的人类历史就不可能开始。在《单稿》中，我们也不能不感受到，扬弃了剩余价值取向的机器生产之后，未来的壮丽而统一的图景：

　　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岜不正是人的创迨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恽，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人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过去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于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第46卷，上，486页〕

如果我们不了解马克思的工作，不了解他之所以舍弃开拓性的原创理论，不仅是出于经济学方面的考虑，而且是考虑人类的整体发展，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读懂《草稿》。我们好像可以听到马克思思维的脚步，而《草稿》的每一个部分的彻底的辩证法本质都是不能忽略的，因为这是它的整体的要点和实质。没有这种辩证法本质，马克思的“经济学”将丧失它的命脉：即一种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革命的哲学。
　　黑格尔辩证法是一个熔炉，在这个熔炉里，唯物主义转变为追求自由的世界历史哲学。这个转变甚至伴随着作为人类自身解放之“主体”的无产阶级。人类的解放将结束一切阶级社会，把人类的史前发展变成人的所有潜能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中的充分发挥。
　　《草稿》令人无可怀疑地证明，成熟的马克思与青年马克思一样，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包括他自已的辩证法的源泉。事实上，在这里黑格尔的绝对并没有被归结为有神论，而是像《精神现象学》中的否定一样，从其创造性的方面被看作是“变易的绝对运动”。这个事实表明，马克思通过回到黑格尔向前迈进了巨大的一步。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社会实行了彻底的决裂。但他与黑格尔哲学的决裂与此有所不同。为了倾听新的声音，即来自下层群众的声音，他与黑格尔的决裂是必要的，他由此而发现了思想的新大陆，即历史唯物主义。可是一旦他实现了这一使命，开始具体地把古典政治经济学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辩证的方法就变得更加必不可少，成为一个从现实中产生出来的前所未有的崭新开端。因为马克思的“经济学”是人类活动的哲学，是阶级斗争和工人实现自身解放的自我发展。
　　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中，马克思追溯着永存的历史精神，即内在于现在之中、内在于他的时代之中的未来。对马克思来说，“唯物主义”，或用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语言来说，物质生产条件，意味着现实人类社，会存在的生产和再生产。历史绝不是“无生命的事实集合”，只有那些被马克思称为“机械唯物主义者”和“抽象的经验主义者”的人，才这样认为。运动着、改变着现实并重现塑造历史的是群众。在这些富有创造性的群众的影响下，包括美国南北战争中的黑人向度的影响，以及后来“震撼云天”的巴黎群众的影响，马克思完成了他的经济学研究，其宪成形态是1867—1883年的《资本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在《草稿》上打上了一个惊叹号。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处在过去与未来的交叉路口上。技术不是单纯的“技术本身”，而是与这样一种可能性联系在一起：从“古代的生产方式”，不经过资本主义但经过工业化，走向社会主义。那么，作为革命者的人，既是思想者又是行动者的人，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是什么？从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并不把《草稿》仅仅看作《资本论》的原材料。马克思就斯拉夫公社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亚变种的问题与纳尔罗德尼奇的通信，以及在他留给我们的最后作品之一，都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在1882年俄文版《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这个问题作出了预言式的回答：

　　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屣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6页〕


C．作为拜物教的商品的历险


　　瓦格纳先生还忘记了，对我来说，对象既不是“价值”，也不是“交换价值”，而是商品……
　　其次，这个对我的《资本论》一窍不通的 vir obscurus〔蠢汉〕忽略了，就在分析商品的时侯，我并不限于商品所表现的二重形式，而是立刻迸一步论证了商品的这种二重存在体现着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
　　在硏究价值时，涉及的是资产阶级关系，而不是把这个价值理论应用于……“社会国家”。

——马克思，1883年[42]


　　要义：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

——列宁，1914年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0—151页〕


　　马克思把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共同内容概括为它们的最一般的思想表现，所以他的抽象只是用思想形式反映出已存在于事物中的内容。……劳动同产品的关系，无论在商品生产以前或以后，部不用价值形式来表现。

——恩格斯致考茨基，1884年9月20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09—210页）




　　现在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展示过去，这不仅是因为人有事后认识的便利，而且是因为历史往往以最异乎寻常的方式重复自身。例如，斯大林在世界性大屠杀正在进行的时候，突然以貌似学者的态度[43]关注起《资本论》的“教学”来了。这场大屠杀蹂躏着俄国，消耗着它的人力。它在现实中赤裸裸地把一切事物都拜物教化了，并把劳动者降低为单纯的物。[44]那些急不可耐地要得出结论的人，希望马克思去掉最困难的开端，即《资本论》第一章对商品的分析，马克思拒绝向这些人让步。但斯大林却恰恰相反，他要求与马克思最伟大的著作的辩证结构决裂，命令俄国的《资本论》“教学”跳过第一章。马克思扩展了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创造了一个新的、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范畴——“商品拜物教”。极有讽刺意味的是，莫斯科的理论家们利用马克思“在科学上开辟新道路”的事实，作为他们脱离马克思的方法论的借口，作为不按马克思《资本论》原貌，特别是不按第一章的原貌进行讲授的借口。他们不仅宣布按照原著讲授是“十足的学究气”，而且还指责这样做违背“历史原则”。
　　对于马克思来说，由于历史与现实的辩证发展是一致的，所以他可以从资本主义财富的“元素”开始，从低级的商品开始。以这种方式，他可以揭示出，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的表象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偶像，这一偶像如此地具有历史性，以至于俘虏了所有意识形态论者，包括发现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的古典经济学家。而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家们却相反，他们把“历史原则”归结为在历史的开端上社区之间劳动产品的交换。好像这就是商品交换。他们由此得出了一个荒唐的结论：既然商品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存在，那么，它在资本主义以后仍将存在，而且，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通过抽掉劳动产品价值形式的特殊的资本主义阶级性质，俄国修正主义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惊人的颠倒铺平了道路。他们把马克思关于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动力的分析完全颠倒了。在此之前，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这一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起作用的。后来，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家已承认价值规律在俄国仍然起作用，但这并不妨碍俄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这一惊人的理论宣言的发布时机选在1943年，正是俄国发现了美国的流水生产线系统的时间。这是向俄国群众发出的一个预先警告，不要因为他们的英雄主义正在战胜纳悴，就指望自己的劳动状况和生活水平有任何变化。相反，工人们被告知，他们的劳动将更加艰苦，而学生们则被告知，按照马克思原著的形态学习《资本论》第一章，是“十足的学究气”。
　　这当然不是《资本论》的辩证结构第二次遭到践踏。从改良主义诞生之日起，爱德华·伯恩施坦就主张，“运动”必须摆脱“辩证法的脚手架”。但这却是共产主义者第—次胆敢把手伸向马克思的最伟大的理论著作。
　　让我们记住，具有关键意义的第一章，即“商品”，在所有关键的历史时刻都会重新获得生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以及俄国革命之后的西欧革命时期，列宁认识到，马克思在讨论价值形式对黑格尔的逻辑范畴^普遢、特殊和个别的“卖弄”，具有非常严肃的性质。列宁并且得出结论说，不举握“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资本论》的第一章。1919—1922年乔治·卢卡奇写道：

　　人们常说，黑格尔《逻辑学》中谈论“存在”、“无”、“变易”的著名的一章包含着他的整个哲学，这种说法并非全无道理。但我们同样有理由说，谈论商品的拜物教性质的一韋中，包含着整个历史唯物主义……[45]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被“发现”，从神学家到萨特，所有的人都在谈论马克思的问题。在第三世界嵋起、中国与苏联发生冲突的时期，群众与哲学家各自朝相反的方向运动。法国共产党的主要理论家在理论上回到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历史诞生地。伯恩施坦是第一个提出要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清除“辩证的脚手架”的人。[46]
　　在这种情况下，在各种危机时期、革命时期和反革命时期，辩证法不断地重新出现，不是因为哲学家的努力使然，而是因为群众不断地在崭新的、真实的、历史的“其体普遍性“中，以他们的行动一再把它创造出来。群众的行动就是他们的“认识”方式。或者说，在马克思看来是这样。巴黎公社之后，马克思发表了历史分析性的宣言《法兰西内战》。此后他开始准备《资本论》的第二版，并对“商品拜物教”一节做了重大的修改。
　　有一件事是不容质疑的，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一致认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的十年，亦即美国南北战争与黑人向度[47]、争取缩短劳动时间的斗争、第一工人协会的建立、以及马克思生前经历的最伟大的革命——巴黎公社的时期，是马克思一生中最富有成果的十年。
　　我之所以重复这个以前已经强调过的事实，原因在于，尽管某些人极力想要肢解马克思，试图把“科学经济学家”与“组织者”分开，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与“新的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的阐释者分开，但有所的人都同意，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是马克思的“成熟期”。而且，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也都不怀疑，这是马克思与黑格尔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决裂之后的时期。
　　然而，最关键的但谁都没有真正抓住的问题是，马克思不仅仅扬弃了黑格尔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斯密、李嘉图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他还与理论的概念本身进行了决裂。马克思已不再继续与其他理论家进行辩论了，不管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还是社会主义的。马克思把所有“剩余价值理论”都放到单另成篇的《资本论》第四卷中去了。马克思自己编辑和再编辑的第一卷，证明他从理论的历史转到了生产关系的历史，而生产中的阶级斗争变成了理论。对这些阶级斗争的分析，绝不仅仅是关于劳动者的恶劣境况的悲惨故事，而是马克思的解放哲学的具体化。马克思认为，“夸夸其谈地罗列‘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只能有助于把对工人的剥削合理化，有助于掩盖生产方式本身把工人变成了单纯的物这一事实，掩盖在异化劳动中，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对工人的支配实际上是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48]
　　随着关于理论的概念的革命，产生了理论本身的苹命。例如，马克思原初的经济学范畴——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作为活动的劳动和作为商品的劳动力、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不仅导致了对价值（生产作为商品的产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的重新“解读”，并且使价值理论与剩余价值（无偿劳动时间）理论成了不可分割的。他看到，一方面是资本的积累，而另一方面不仅是苦难的积累，而且还造就了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马克思达到了他的目标：“揭示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
　　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就是它通过不断深化的矛盾，通过阶级斗争，通过经济危机（这些经济危机也产生出在全新的起点上重建社会的“新力量与新激情”），不断走向崩溃的规律。那么，为什么马克思（1875—1875）还要回到资本积累的最后一部分，阐述资本最终集中在“单一资本家或资本主义企业手中”的问题，回到第一章“商品”上去，待别是其中的“拜物教”一节，而且告诉新的读者《资本论》法文版“在原版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甚至对懂德语的读者也有参考价值”？
　　马克思早就对自己的哲学意识进行了“清算”，而且最终在大多数作品中放弃了1844年大量使用、1857—1858年（“成熟期”）仍然出现的黑格尔“语言”。问题的关键不是像阿尔都塞提出的那样：如果说他（马克思）在《草稿》中仍然需要“卖弄”黑格尔的术语，“我们今天还霈要学习他吗？[49]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仅仅是一种“卖弄”吗？
　　对马克思来说，扬弃不是末世学的东西，更不是kokettieren〔卖弄〕的问题。相反，它是历史的、辩证的。正如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上与唯心主义实行了决裂一祥，群众的活动，在其创造性的最高点上，即在巴黎公社中，通过展现“实现经济解放的政治形式”，与国家拜物教实行了决裂。因此；不是黑格尔，不是李嘉图，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是马克思而且惟有马克思，能够一劳永逸地把拜物教从商品中抽出来。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马克思要创造诸如劳动的“物化”、商品拜物教的持续存在等术语呢？
　　实际上，马克思本人对此已经说得够明白了。但人们必须懂得如何去昕，有足够的耐心追随上升到具体的过程，并最后在生活中达到从劳动活动中得出的新的哲学范畴。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僻吿说：

　　万事开头难，毎门科学部是如此。所以，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以货币形式为其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迸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经接近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并且，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50]

但是，在“抽象力”从人类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并用于这一发展过程之前，积累起来的经验材料庞大得惊入。这些材料不是分布在两千年中，而是集中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以来的一个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发现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又无法者透它的价值形式。孜孜不倦地在一个地方挖掘，即挖掘使商品获得“客观性的表象”的生产过程，这是一件令人惊叹的成就。其意义绝不“低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或者说，就这一点而言它的意义不在马克思所分析的其他绘疥規律之下，例如资本的集中和中心化的规律，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的绝对规律”，失业大军，等等。后者直到大萧条的时期，才受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关注。《资本论》第一章最后一节“商品拜物教及其秘密”中的许多变化，证明了马克思的天才。首先，、马克思追踪来自下层的运动；其次，他在一场现实的革命一巴黎公社中，在它涎生的时候历史地把握住了它。
　　马克思《资本论》中商品一章的开始方式，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同一章大致相同。后者没有单独论述拜物教的一节，只是提醒人们注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索形式。”[51]但是，他在指出商品是对立面的统一，即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统一之后，立即提醒人们注意，商品的这种两重性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矛盾的表现形态，即劳动本身的两重性的表现形态：“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两重性质，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52]实际上，只有当我们跟着马克思进入“生产的物质过程“本身，并在这个过程中看到，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如何把无数具体劳动降低为抽象的堆积时，我们才看到劳动者的作用。马克思向我们揭示了，劳动是商品中的两重性的基础，使我们可以从劳动产品被拿出来销售的时刻开始，通过货币这种最发达的价值形式来考察价值形式，甚至考察以物易物的交易。
　　列宁读到《逻辑学》的结尾时，第一次抓住了这里所运用的方法的意义，尽管他是由于懂得《资本论》才较好地理解了《逻辑学》的。他在笔记中写道：

　　这一个商品和另一个商品交换的个别行为，作为一种简单的价值形式来说，其中已经以尚未展开的形式包含着资本主义的一切主要矛盾，——即使是最简单的概括，即使是概念（判断、推理等等）的最初的和最苘单的形成，已经意味着人在认识世界的日益深刻的客观联系。这里必须探求黑格尔逻辑学的真实含义、意义和作用。要注意这点。[53]

通过对所有价值形式的步步深入的开掘。马克思终于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揭穿了商品拜物教，但他自己并不以此为满足。马克思在这一节的开头写道：

　　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商品就它是使用价值来说，……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但是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变成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54]

使劳动产品采取了商品形式的妖术，不仅在于产品与它的生产者相异化，而且在于它与形式本身相异化。“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与商品生产分不开的。”[55]问题在于，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在劳动产品离开劳动者之前，人的活动本身已变得与人相异化了，所以，不管他生产什么，也不管这一产品如何与他相异化，它都将带有一种绝对的对立，即人所具有的具体能力与他生产这个产品所付出的与他的具体能力完全无关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对立。必须下地狱的是劳动者，这个地狱就是工厂。劳动者必须忍受物质生产过程，必须受工厂时钟的支配。劳动者被变成了机器的附属物，而机器则成了主人。“正如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将军或银行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人本身则扮演极卑微的角色一样，人类劳动在这里也是这样。”[56]一切人类关系都被物化了，变成了物。

　　“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不是因为交换行为是非人格的。相反，是“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使得“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在人们面前表现为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57]

　　当然，商品的神秘性质不是产生于使用价值。“可是，劳动产品一采取商品形式就有的谜一般的性质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来源于这种形式本身”。[58]所有的人都被这种谜一般的性质欺骗了。例如，作出“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这个划时代发现的斯密和李嘉图，不仅没有把他们的理论贯彻到底，得出应有的逻辑结论，即劳动因此也是一切剩余价值的源泉，反而自己也成了价值形式的俘虏。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不仅仅是因为价值摄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

　　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迸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59]

　　一句话，古典经济学家碰到了他们的历史藩篱。
　　在这一节中，马克思揭示出，人与人的关系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表象这种形式实际上是多么“荒谬”。但在分析中马克思一再强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似乎是最自然不过的了：

　　这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60]

无论人们对其他社会形式怎么评论，它们有一种资本主义所没有的优点。在其他剥削社会形式中，阶级关系没有任何神秘之处。没有一个奴隶会认为自己与主人是平等的。但是，资本主义的关系却是颠倒的，交换媒介具有物一样的外表，以至于劳动与资本看上去好像是平等的。
　　把马克思通俗化的人说，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看不到平等交换中产生的不平等，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阶级斗争”。如果多情仅仅是这样的话，马克思在最初与资产阶级社会决裂时就应该停止他的分析，而不必经过整整二十年坚韧不拔的努力，深入挖捆思想与生产之间、各种经济范畴“本身”之间最深刻的内在联系，并最终抽象出“特殊的”的价值形式。如果只是要证明剥削的存在，马克思的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理论、资本积累和利润率下降的理论、危机与失业的“绝对一般规律”，等等，早已富富有余了。
　　马克思指出，人类思想2000年来对价值形式的探讨没有得出什么结果。这不完全是一种讽刺。最伟大的古代思想家亚理士多德弄不懂，如此不同的使用价值，例如椅子和衣服，如何能够互相交换？它们的公分母究竞是什么？而这个问题如今任何一个小学生都能回答。这进一步证明，阶级的藩篱远比阶级斗争的“知识”复杂得多。马克思所要说的东西恰恰相反。在奴隶制中，阶级的存在再明显不过了，但由于所有的劳动都是由奴隶进行的，所以亚理士多德不可能把劳动看作均衡器、校平尺和源泉。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创造了把无数具体劳动还原为单一抽象的可能性，因而这些劳动的惟一特性在于它们都是人类的劳动。这样一来，劳动物化为一件物品而采取的形式便成了一个偶像，懵逼了政治经济学的新科学的眼睛，使它看不到人类关系已经被还原为“人与人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61]
　　这就是马克思所发掘出来的东西。这是一个简单而又遮入眼目的事实：在资本主义下，人的关系表现为物，因为“这是它们的真实存在”。[62]在我们的物化的世界里，事情不可能不如此。
　　对这一异化的最有力的证据是活劳动也采取了商品的形式。马克思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写的一篇文槁中指出：特点不在于商品（即劳动力）是可出售的，而在于劳动力以商品的形式出现。”[63]
　　然而，表象的堕落不仅是一种显示。这种堕落是本质的腐败，同时也是必然的表现形式的腐败。它是这种历史的（过渡性的）商品生产方式的总计和实质，是它的整体生活和精神。这是它的真面目。由于这是它的真面目，所以一件商品不仅仅是一个财富元索，也不仅仅是对立面的合成物，即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合成物。它的价值形式的作用不仅“掩盖”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由于机器统治了人，它进一步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意识形态论者的宗教。

　　只有当建立在物质生产基础之上的社会生活，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64]

只有自由地联合起来的人能够摧毁拜物教。因为只有他们能够从内部认识这种拜物教，在生产过程之内认识它。因此，只有他们具有现实的力量，和对现实的正确认识。主体颠倒为客体的活动，不是发生在交换过程中，而是发生在生产过程中。错误的客观性概念，是在社会本身之中产生的。正如我们所见，“偶像的魔力”不会在其源头耗尽。相反，人类关系的物化是一种威力强大的东西，它支配了整个社会，包括资本本身，并且支配了整个时代。
　　貌似简单的商品，以最普通的东西的面目通行于世。然而，它是一种鸦片，把一切意识都还原为错误的意识，即使是“纯粹”的科学，也无法穿透它而达到对实在的真知。经过把“纯粹”的观念还原为单纯的意识形态，作为偶像的商品变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金犊。[65]人们处在一种幻想之中，以为自己这样做绝没有任何不妥之处。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精神”。
　　在资产阶级那里被当作偶像来崇拜的东西，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变成了一道闪光，一道照亮了整个资本主义的闪光。它照亮了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思想。毫无疑问，没有黑格尔的辩证法，现象到概念的这种转换就不可能发生。但是，这是一种扬弃了的辩证法，是辩证法的内核，是内在的辩证法。这是黑格尔所无法达到，不仅因为黑格尔“生活”在思想的王国，而且因为尽管他看到了现实世界，但他是作为哲学家来看的，是作为二个站在这个世界之外的人来看的。只有马克思可以看到这种辩证法，即从运作着的资本主义及其掘墓人的活动的具体材料中浮现出来的辩证法。
　　从物质生产中的变化出发，而不是从所谓的精神迸步出发，来观察历史的现实过程，这不仅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而且也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生产及其思想退化的分析。这种分析还揭示出，无产阶级作为自由地联合起来的人，正在创造对价值生产进行扬弃的开端，同时创造着思想上的新开端。马克思从未把直接的行动与作为其基础的哲学分开。存在与意识都将被改造。只有那些实用主义者，只有马克思所说的“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才把生活看作一堆无生命的事实。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只有把事实与观念不可分割地结合起来，把行动与批判（批判对世界的其他哲学解释）结合起来，把哲学与革命结合起来，才是摧毁资本主义条件下囚禁人们思想的虚幻偶像的唯一途径。
　　正统马克思主义崩溃之后，列宁才看到《资本论》与《逻辑学》之间的内在关系。同样，经过了对资本主义的痴迷之后，一个深刻的基督教哲学家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追求的东西有了准确的把握：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中对这一普遍问题〔两重性、冲突〕做了一个现象学的分析。马克思展示了我们所生产的一切东西的商品性。他从商品中揭示了我们整个物理世‘界的基本的本体论结构，揭示了它的“商品形式”。它标志着人与自身的异化，以及物的世界与人的异化。[66]

另一方面，随着共产主义转化为国家资本主义，俄国的理论家们开始感到马克思似乎在工业生产的一切产品形式上打上了该隐的记号。他们觉得自己必须以某种方式摆脱马克思的商品概念（恩格斯把这个概念叫做“特殊标志”〉，然后才能抛弃马克思关于价值规律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的观点。如果他们能够把辩证法与“历史”分开，指出商品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存在，那么，在资本主义时期和在资本主义之后就……；如果，如果，如果，……[67]
　　我们看到，马克思的辩证法绝不仅仅是把黑格尔辩证法“运用”于经济资料。不管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承认，黑格尔辩证法使马克思能够“在物质中自由运动”，但如果马克思没有扬弃黑格尔的辩证法，并同时扬弃“抽象的唯物主义”，扬弃历史编纂家视历史为无生命事实集合的做法，他就不可能揭开商品拜物教的秘密。
　　换句话说，我们看到，对马克思来说，扬弃不是末世学的，而是历史性的，[68]所以，马克思的伟大发现本身（历史唯物主义）“成长”为一个新的向度，它是从重新塑造着历史的人、群众和阶级中产生的，也只能从这里产生。正是这一点，标志着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独特性。它既是扎根于阶级的，又是人道主义的。正是这种辩证法使马克思能够从巴黎公社社员的“威震云天”的实践中，看到了商品拜物教的滑除，看到了“自由结合的劳动者”的全新的社会关系。
　　列宁在他的时代把这一独特性表述在《国家与革命》中。这种新观点的理论源泉不仅来自马克思，而且来自向黑格尔的复归。没有黑格尔，就不可能达到对辩证法的充分理解。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反复强调，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源泉”。
　　这句话不是在1844年说的，也不是在1857—1858—1859年说的。这一点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1844年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新的世界哲学，作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统一的新的入道主义。1857—1858—1859年他创造了一些新的经济范畴，用这些范畴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并合理地运用了辩证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源泉，这显然是马克思自己的结论。《资本论》不仅是马克思最伟大的著作，而且是他最有原创性的著作。这部著作就内容而言，与黑格尔的著作有天壤之别。写作《资本论》时，马克思已经完全站在他的思想新大陆上了。他不仅是站在最初的发现上，而且是处在他的充分发展了的最有创造性的阶段上。这时的马克思，不仅是一个个人天才和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是群众行动以及他们最伟大的创举^巴黎公社的历史“记录者”。即使在这个顶点上，马克思仍然发现了黑格尔的通过绝对否定（扬弃之点，既超越又保留）的理性的、辩证的自我发展，认识到了无产阶级的创造性之点，它最终揭示出作为商品的劳动产品（包括作为商品的劳动本身，即劳动力）的形式中内在固有的商品拜物教。黑格尔的物性变成物化。而它的绝对对立面是“自由地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就像在巴黎公社中那样。
　　在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时代、列宁时代的所有事实、概念和现实历史发展，都没有能够阻止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更不要提穷途末路的托洛茨基分子）歪曲马充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关于这种关系，他们的说法不外乎两种。有些人说，马克思甚至在作为青年黑格尔派左翼成员时，就已经与黑格尔“彻底断绝了关系”，转向了“真正的经济科学”。另一种说法承认马克思与黑裕尔的关系比这长一些，但是强调这种关系仅限于“方法”领域。而且，即使在方法领域，马克思也把辩证法转变成了“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诚然，马克思必须先与黑格尔的绝对决裂，然后才能发现唯物主义历史现。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马克思要回到黑格尔。简单地说这是为了“把黑格尔颠倒过来”，也不能澄清这种持续而深刻的有机联系。让我们来看看在黑格尔的绝对的问埋上的“正面证据”。毫无疑问，在这个问题上的决裂是有决定意义的。
　　第二种说法是不得已的，因为事情很清楚，当马克思完成了对生产过程的分析，转而在资本的积累中分析它的“结果”时，“绝对”这个词变得至关重要了。正是在这里，绝对一分为二了。第一个绝对是“现代工业中技术的必要性与它的社会性质的绝对矛盾”。[69]
　　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机制已安排好，不让资本的绝对增长伴有劳动总需求的相应增加”[70]，马克思在这里指出，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一般规律导致了： ‘

　　社会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这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侓。……因此，不管劳动者得到的拫酬是低还是高，劳动者的处境的恶化与资本的积累成正比。[71]

现在，毫无疑问，黑格尔的绝对永远是“综合的”，是历史与哲学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而马克思的绝对则永远是总体的分裂〔diremption〕，是绝对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不管是技术基础与社会性质之伺的矛盾，还是资本积累与苦难、失业这两极之间的矛盾，或者是死劳动与活劳动的矛盾，都是如此。
　　黑格尔的绝对永远是高峰；马克思的绝对则永远是崩溃，正如“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的本质就是崩溃一样。黑格尔的绝对似乎是可以在现存框架之内达到的；而马克思的绝对则要求把现存社会从根本上摧毁。“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72]旧制度的解体是一种总体的解体。“否定之否定”容许新东西的极其微弱的光亮，即重新建设新社会的“新激情和新力量？，但是这里不存在任何未来的蓝图。我们达到了无产阶级革命，但却就此为止。不管这是因为马克思没能完成《资本论》，还是因为批判必须由像《法兰西内战》那样具体的历史奢作来补充，这“点所证明的恰恰是人们试图用它来证明的东西的反面。它只是证明了马克思不追求抽象，对他来说，“真理是具体的”，证明了马充思所关怀的惟一的社会历史形态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绝对就是它的崩溃。《资本论》的逻辑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一面是掌握在“单一资本家手上”[73]的集中了的资本，另一面是无产阶级的起义。但是，马克思对商品形式的展开，与黑格尔的普遍一特殊一个别的三段论相关，或者一般地讲，与黑格尔的概念论有关；同样，“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就是黑格尔绝对理念，是在一个非常具体、非常特殊、非常过渡性的社会历史秩序中具体化了的绝对理念。
　　俄国共产主义者以为，他们下令从《资本论》的教学中删掉第一章就可以逃避国家资本主义之名。多么痴迷的妄想！他们的所作所为得到的惟一，就是使人们注意到一个事实：第一章的第一句话就指明，资本主义以它所持有、的形式直接“表现为‘一个庞大的商品堆积’”。这一章的第二节集中论述商品的实质，而最后一节则集中论述商品拜物教。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是从作为“细胞”和形式的商品现象开始的。这个形式迷惑了人们的眼睛，使人们把活劳动当作物来接受，而这种劳动是被剥削的、“物化”了的劳动，被捣碎而成了可出卖的商品——劳动力。等级化了的国家知识分子，后来对“作为技术的客观基础”的“自然规律”津津乐道，[74]但是他们的一切努力只能证明一点：共产主义者做的是任何一个私人资本家都没有做过的异想天开的美梦：工厂自动化地运行，而不需要“人的难以驾驭的双手”！



[1] Appendix to John H. Clarke, ed. William Styon’s Nat Turner, Ten Black Writers Respond ( Boston: Beacon Press, 1968 ). See also American Civilization on Trial. Black Masses as Vanguard（Detroit: News & Letters, 1970）．

[2] 我引用的是福兰茨·梅林的《马克思传》中的译文。（Karl Marx, 1918，Trans. by Edward Fitzgerald, New York: Covici, Friede, 1935）我是想提醒读者注意，直至1918年这部传记发隶时。不仅改良主义者，革命者也把青年马克思看作哲学家和革命者，而不是分析资本主义“铁的”经济规律的“科学家”。

[3] 在非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尼古拉·罗伯科维茨（Nicholas Lobkowicz）是少数对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有深刻理解的人之一。他认为这种影响“远不像一般认为的那么大”。见他均《理论与实践：从亚理士多德到马克思的概念史》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Theory and Practice：A History of Concept from Aristotle to Marx, Notre Dame, Ind. :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7）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167页。

[5] “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是恩格斯提出来的。而普列汉诺夫则创造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提法。（参见Samuel H. Baron’s Plekhanov,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马克思本人则宁肯使用一些虽然较长但更准确的用语，例如“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物质基础”、“辩证方法”等等．或者干脆简单地用“革命的”来表述。在早期的论文中，它称自己的哲学为“人道主义”，后来称为“共产主义”，更晚时称之为“国际主义”。但“革命的”这个术语一直使用。为了用一个较短的术语来表述马克思所谓的“物质基础”、“辩证方法”、“历史及其过程”等意思，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一语来表述马克思的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6] 《时代文学增刊》1968年5月9日呼吁人们注意，现在不仅没有一部完整的马克思著作全集，而且已出版的多卷本著作集在学术上也是纰漏百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急于出版一部完整的全集。

[7] 1922年，当社会民主党人和“学者们”仍然坚持说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仅仅是一种“卖弄”时，乔治·卢卡奇在其著名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序言中正确地指出：这些人“没有注意到，一大批具有核心意义并被不断使用的范畴，直接来自黑格尔的《逻辑学》。我们只须指出直接性与间接性之间的区分，指出它在黑格尔那里的根源，以及它对马克思理论的实质上的和方法论上的重要性。”（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Merlin Press, !917, p. xliv．）

[8] 在试图推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产生时问的人中，路易斯·阿尔都塞是最巧言诡辩、自命不凡的一个。他的《保卫马克思》一书的正确标题应该是《反对马克思》。他在这本书中求助于伪精神分析学，恶毒攻击马克思的“黑格尔辩证法批判”是“清算他的〔马克思的〕‘错乱了的意识’所不可缺少的大‘宣泄’”。（For Marx, Louis Althusser, 1965, trans. by Ben Brewster, London: Penguin, 1969. P. 35）在《读〈资本论〉》（这部书的正确标遁应该是《怎样不读〈资本论〉》）中，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的琐细分析，超出了他为知识分子而写的那些学术性著作的界限。在长达340页的《读〈资本论〉》中，他特地指出其中短短的4页，让“工人们”阅读，并且建议工人们不要从第一章开始读《资本论》。为了强调这个建议的重要性，他还补充说：“我把这个建议看作是刻不容缓的。”在一则长篇脚注中，我们可以看清这个建议的紧迫性究竟在那里。在这条脚注中，这位解构主义哲学家把马克思所独有的、原创性的、科学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归结为一个“术语学”问题。“第一卷中的某些难题，特别是第一章第一都分的某些段落中的术语问题，以及‘拜物教’理论，是他的黑格尔遗产的残余，是对这一遗产的‘卖弄’，马克思承认这是他的弱点之一。"（How to Read Marx’s Capital, published in l'Humanite, April 21, 1969）严谨细腻的科学家阿尔都塞没有告诉读者，他的所作所为是在重复斯大林1943年下令做的事情，即不许模仿《资本论》的辩证结构，《资本论》的教学不应从第一章开始，等等，这恐怕不是偶然的疏忽。过了二十六年，阿尔都塞对俄国批发的修正主义所能增补的“新”东西只有一点，这就是狂妄地把马克思的整个商品拜物教理论说成是“黑格尔遗产”。

[9] 弗里德里希·阿尔伯持·朗格《劳工问题：它对今天和未来的意义》（1865年）。

[10] A. 列昂铁夫列出了马克思在1844年研究过的政治经济学家名单：斯密、李嘉图、让·巴普提斯·塞伊、西斯蒙弟、布莱特、佩奎尔、斯卡贝克、詹姆斯·密尔、麦考罗赫……等等。（Marx’s Capital, P. 10）罗伯科维茨曾估计，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手稿》和《神圣的家族》时，曾读了大约10，000页政治经济学著作。甚至像约瑟夫·A·熊比特这样的“纯粹的”经济学家也毫不怀疑，“对历史的经济解释诞生于1844年”。（《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看〈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 Sociology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rny, July 1949．〕）不管怎么说，马克思自己认为他的《1844年手稿》是为《国民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做准备的。1845年2月，他曾与德国出版商莱斯克联系过该书的出版事宜。

[11] 美国学术界许多人试图让青年马克思再次被遗忘。其中唐纳德·克拉克·霍杰斯教授（Donald Clark Hodges）提出了最为露骨的庸俗唯物主义。他写道：“在1844年的手稿中，异化包含着异化者与被异化者之间的特殊经济交易。”这种露骨的庸俗唯物主义在一份哲学刊物上发表后居然无人挑战。真是美国马克思研究学术圈的悲哀。虽然霍杰斯教授表现出一种假左派的立场，认为马克思“超越了”“人们说他具有的〔！〕人道主义”。后来他居然堕落到“左派”麦卡锡主义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去了。他把美国马克思研究的复兴与“苏联相应的经济、政治发展”搅在一起，说什么从“一种奴隶制的操作中，从马克思的废纸篓里产生了一种人道主义的幻想……与学术界一拍即合。”（The Young Marx——A Reappraisal,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ngy Research, Vol. XXVII, December 1966, pp. 216—229）关于马克思研究的实际发展，可参阅我在一本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国际论文集中发表的论文：《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当代》，特别是第10条脚注。（Socialist Humanism, edited by Enrich Fromm, New York: Doubleday, 1965）

[12] 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恩格斯对马克思迟迟不能完成他们当时称为“国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感到焦急。他在1845年1月20日写信给马克思说：“你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还是尽快把它写完吧，即使你自己还感到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恩格斯所关心的是实践方面的问题。他们当时正在与一些工人团体接触。恩格斯希望把马克思的观点告诉他们。而马克思却把写作这本书的计划完全放在了一边，因为正如他在1846年8月1日给他的出版商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我认为，在发表我的正面阐述以前，先发表一部论战性的著作，是很重要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8页、473页〕这里马克思所说的论战性著作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书后来“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见《〈政治经济学家批判〉序言》。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0页）

[13] 见恩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写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l卷，第409页〕 。

[14] 见本书第六章。

[15]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的文章曾多次再版。它最早被设录在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中。

[16] 共产主义者、存在主义者和天主教人道主义者之闻的三角论战，当然不可能有东欧的实现革命那样大的冲击力。一这些，革命迫使俄国人对“修正主义”发起攻击。最早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论文进行理论攻击的是K·A·卡尔普辛。（见《哲学问题》杂志1955年第3期）。

[17] 马克思的这一批判终于有了英译本：《卡尔·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约瑟夫·奥梅利（Joseph O’Malley）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很好的导言。其中包括一个文献方面的注释。（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18]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19] 见埃琳·费彻尔的《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Iring Fetseher，“TheYoung and the Old Marx”．in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Marx and Western World , edited by Nicholas Lobkowwicz, London and Notre Damn, Ind. : University o fNotre Damn Press, 1967）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54页，脚注41。

[21]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均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页〕

[22] 1875年4月28日，马克思在致法国读者的跋文中写道：“在担负校正工作后，我就感到作为依据的原本应当作一些修改，有些论述要简化，另一些要加以完善，一些补充的历史材料和统计资料要加进去，一些批判性评注要增加，等等。……它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甚至对懂德语的读者也参考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9页〕

[23] 《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会为马克思的900页的1857—1858年笔记加的标题。尽管这些手稿在1920年代就被粱赞诺夫发现，但这些“经济学”专著直到1939—1941年才在莫斯科仅以德文发表。它是马克思为自己而不是为发表的目的写作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这部著作的转播变得十分困难。它至今仍没有一个完整的英译本。1964年。手稿中自成一体的篇章“经济社会形态的各个发展时代”在英国发表，题目是《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Eric J. Hobsbowm, translated by Jack Cohen；New York：International, 1965）。最近又出现了另一个节选本《草稿》（The Grundriss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David Mclellan，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24] 粱赞诺夫是一位品格高尚的革命学者。在恶名昭著充满诬陷的1936—1938年莫斯科审判之前很久，他就成了斯大林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25] 参见马克思1859年2月1日给魏德迈的信。马克思在信中宣布了出版的决定，并补充说：“我希望为我们的党赢得一个科学上的胜利。”这段话曾被A．列昂铁夫引用过。他是在1943年帮助斯大林修正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使其适用于“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极其聪明地用这句话证明马克思赞同共产主义政党！他写道：“这句话准确地表述了马虎思对待自己的著作的态度。他把自己的理论著作看作是完成对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一共产党曲最重大晦义务。（Marx’s Capital,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46, p. 100）事实上。众所周知，这样的政党不仅在1859年不存在，而且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拒绝与流亡者的“党派”争吵发生任何关系，相反常常到大英博物馆去。在1864年帮助建立第一个国际工人协会之前，他始终没有再次出来担任“党的”工作。见《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中“历史转折点上的工人与知识分子：1848—1861”和“战争和《资本论》遭到的攻击”两部分。（参见Part II，“”Workers and Intellectual at a Turning Point in History: 1848—1861, ”pp. 69—77，and“The War and the Assault on Marx’s Capital，”pp．237—39，in Marxism and Freedom）

[26] 参见Iring Fetseher’s summation of the work of“Marxismusstudien Rediscovery of a Native Son, ”Survey,July-September 1960.

[27] 霍布斯鲍姆（Hobstmwm）赞赏马克思的“精彩的分折”。但他极力坚持，马克思的历史运动的不可打破的内在逻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见他为马克思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写的导言。后文中出自这本书的引文之只在引文后注明页码。

[28] 《草稿》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土。第486页，以下引自46卷的引文只注明上卷或下卷以及页码。——中译者注

[29]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以共产主义来粉饰自己的国家资本主义王朝的共产主义者。和认为技术先进的国家造成单面的人的共产主义批判者，都对《草稿》中论机器的那一部分抓住不放。（特别值得一阅的是爱德华·李宾斯基的《马克思的遗产：自动化的社会后果》，还可参阅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单面的人》

[30] 从《手稿》的这一部分（即“活劳动与物化劳动的交换”和“资本与利润；机器的作用”）引用的原文，采用我自己的英译。

[31] 1910年在美国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这篇导言变成了附录。序言中对这种做法作出了解释：“我删去了一篇一般性的导言，因为…………愿意跟我走的读者，必须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

[32] 我对所有通信的引文都注明日期，而不是版本出处。这样会使读者更容易查找。

[33] 马克思是这样说的：。……经济学索牢牢抓住表现为原料和劳动工具的资本的抽象．以便把资本说成是生产的必要要素。……甚至社会主义者也说，我们需要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家。资本被看作纯粹的物，而不是被看作生产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61—262页〕

[34] 注明页码的引文出自《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未注明页码的引文直接出自《草稿》。见本书注131。〔中译本尽可能对所有引文都注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出处。由于所用版本多有变化。这项工作相当困难，因此个别地方未能查到《全集》出处，请读者原谅。——中译者〕

[35] 魏特福格（Wittfogel）教授创造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普遍之物”。即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他不以这一创造的愿始性质为满足，在马克思“背叛”自己早先这些观点之前，他曾试田把这一创造归于马克思。
　　另一方面，乔治·李塞姆（George Lictheim）在追溯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发展方面作出过重要工作，并指出了这一理论贡献的原创性（Marx and the Asiatic Modes of Production，St．Anthony’s Papers。Vol．XIV．1963），但他本人却被日耳曼人即欧洲人对文明的独特贡献所遮蔽，试图诋毁马克思在日报上发表的论述东方的文章。
　　例如。他称赞马克思《草稿》中的这一部分是“卓越的”，但同时又对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赞扬“中国革命”的论文加以诋毁，好像写这些论文仅仅是为了新闻效果。那么，为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直接提到了太平天国起义呢？（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曾以书的形式出版，题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美国报章文选》。（The American Journalism of Marx and Engels, New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0）

[36] 读者如果愿意追溯马克思在重新组织《资本论》的结构时作出的改动。可以参考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二卷写的序言，其中有一份按照实际页码编制的清单。还可参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第五章最后一节、第七章和第八章。

[3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10页，脚注89。

[3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77页。

[3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23页。

[4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64页。

[4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54页，脚注41。

[42] 遗憾的是，马克思留下的最后文字，至今没有译成英文。这也是我为什么尽量多引述的原因。这段话是马克思在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加的边注。根据梁赞诺夫编辑的《马克思文库》第五卷《莫斯科，1930年》译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43] 当俄国理论杂志《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于1943年7—8期发表《论经济学的教学》一文时，既没有署斯大林的名字，也没有署任何真实作者的名字。这篇文章所做的修正，变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版本。而且，他们在“讲授”的时候，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从来没有过其他不同的版本。然而，到第一本教科书《政治经济学》写出来，又用了十年的时问。到现在为止，不仅俄国是这样．中国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是这样，就连托洛茨基派也是这样。（参阅我为恩内斯特·曼德尔的《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一书写的书评。〔Review of Ernest Mandel’s Marxis tEconomic Theory，News & Letters，May and June—July 1970〕）

[44] 南斯拉夫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通过追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异化的意识形态生，活”得出结论说：“当然，人们在口头上天天在讲辩证法是行动的指南。但这神行动指南无非是对过去的各种政治观点和政治决策加以事后合理化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主义没有全部拒绝辩证法。而只是拒绝了它的主要原则——否定之否定。”辩证法词句的运用造成了一种假象，好像方法上有一种连续性。而且，这种形式化的、退化的辩证法之所以需要，是为了证明社会主义中现存的一切．都是必然如此的，就是说，是合理的。

[45] 见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中的。物化和无产阶级的意识”。有人评论说，虽然卢卡奇在投降斯大林主义整整三十年之后，转变立场参加了1956年匈牙利革命，但他在1967年又决定为自己这部独创性的著作写一篇新的序言。这篇序言收回了许多他早年的哲学观点。不仅如此，卢卡奇还重申了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但他的这部著作本身，在鼓励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继续努力把黑格尔辩证法和马克思辩证法结合起来方面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我们在这里不便讨论他的斯大林化过程中这个最具悲剧性的方面，以及这一悲剧如何影响他最终返回到一部严肃曲哲学著作《社会存在本体论》。（参阅我的论文《卢卡奇哲学的各个向度》〔Lukacs’ Philosophic Dimensions, News & Letters, Febrary, March 1973〕）

[46] 不仅修正主义者是这样．就连一些与马克思的思想有分歧的革命者，也不能正视他们背离了马克思的理论的事实。相反却突然对马克思的“纤巧烦琐”的风格进行攻击。见罗莎·卢森堡就马克思的积累理论写给考茨基的信。（Letters fromPrison）

[47] 见马克思1862年8月7日写给恩格斯的信：“我完全不同意你对美国南北战争的意见。我并不认为一切都完了。……只要有一个黑人组成的团，就会使南部大伤脑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272—273页]〕

[48]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最初的结尾，至今没有英译本。所以，我把它翻译出来．并存放在底特律的韦恩州立大学劳工史档案馆的“杜娜叶夫斯卡娅文库”中（1940—1969）。懂德文或俄文的读者，可以查阅莫斯科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二卷和第七卷。

[49]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For Marx, p. 197n）。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7—8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7页。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5页。

[53]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149—150页。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7—88页。恩格斯在读校样时问马克思，是否可以“把这里用辩证法获得的东西，从历史上稍微详细地加以证实”。马克思在1867年6月22日的信中回答说：“至于说到价值形武的阐述，那么我是既接受了你的建议，又没有接受你的建议，因为我想在这方面也采取辩证的态度。就是说，第一，我写了一个附录。……我要在序言中告诉那些不懂辩证法的读者，他们可以跳过x—y页而去读附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11页〕在《资本论》第二版中，他把这些内容直接收入第一章之中。“因为这个问题对整部著作实在太有决定意义了”。

[5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9页。这里的一条脚注在英文版中被删掉了。这条脚注不仅本身很重要，而且还表现出马克思是多么仔细地倾听来自工人起义方面的一切声音。在沉寂的上世纪五十年代，马克思听不到任何来自欧洲的声音，便开始关注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他在这条脚注中写道：“我们想起来了，当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像静止的时候，中国和桌子开始跳起舞来，以激励别人。”

[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7页。

[57] 《马克思恩椿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9页。

[58] 《马克思恩椿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8页。

[5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98页，脚注。

[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93页。

[6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90页。

[6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9页。

[6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页。

[6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97页。

[65] 金犊是古代以色列人崇拜的偶像。——中译者。

[66] 见卡尔·罗维斯的《从黑格尔到尼采：十九世纪的思想革命》。（From Hegel to Nietzche：The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P．154）我手中没有德文原版，所以我不知道“mercantile”和“merchandise”在罗维斯先生的原文中用的是什么词。但是。令我感到十分惊奇的是，美国的翻译者对马克思的术语如此不熟悉，以至于把他最著名的术语“commodity fetishism” 〔商品拜物教〕译为“mercantile fetishism”或“merchandise fetishism”。’

[67] 共产主义者以为，只要宣称自动化是千年福音，只要工人服从机器的命令，只要没有私有财产，从而使异化在自身中自行“克服”。他们就可以从历史中消除辩证法。1957年1月经济委员会建立以来，李品斯基教授一直是这个机构的领导人。他在六十年代已经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了。他写道：“剩余时间在人自身的人格里创造了一种特殊类型的不变资本。”（“原文如此！这位教授的活动绝不仅限于专业方面的著书立说，他还参与制定强迫工人服从的计划。有趣的是。他的理论竟然是以《草稿》中的有关论述为依据的。
　　他对马克思自动工厂概念的修正过分专注以致心迷，把《资本论》第三卷贬低为不过是一些“笔记”（原文如此！），因为这些手稿马克思生前从未发表过。他只是忘了补充一点，这些由恩格斯整理发表的手稿是写于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而被称为《草稿》的那些笔记则是更早时期的作品。而且，马克思重写了的也正是这些手稿，不仅包括后来经恩格斯编辑成为《资本论》第三卷的部分，而且包括马克思本人整理并曾经以三个不同版本发表的第一卷。这三个版本都由马克思本人精心修改。而最后一版被公认为马克思最伟大的著作，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对此都不否认。在这一版中。马克思对自动工厂以及被它开动起来的不变资本做了反复的描述，称它为“有灵性的成倍增长的多产的怪物”、把人转变为“机器的附属物”。不管是在俄国还是在美国、波兰或中国，都是如此。

[68] 1858年4月11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他发现黑格尔的辩证法对于从价值抽象的优越地位追溯经济学的经验资料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是一种抽象，但它是历史的抽象，它只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00页〕而到了1863年，当马克思以“生产过程的结果”一节完成了《资本论》的草稿时，他又回到了异化及其扬弃的问题上来：“这是他的劳动的异化过程。在这里，工人从一开始就比资本家站得更高，因为后者的立足点站在异化的过程之中，并在其中找到抽象的满足。而工人则一开始就是这个过程的牺牲品，他们起而反抗这个过程，并且感知它。“

[6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34页。

[7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702页。

[7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707页。〔译文有出入。——中译者〕

[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32页。

[7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31页。马克思预见到，这一极端的发展是资本的集中和中心化规律的“逻辑”结果。但马克思不是当作一个预言提出来的，而只是想指出即便是这样，也不能消灭价值规律。相反，无论是这种极端的集中，还是殖民化过程的任意扩张，都不能使资本主义免于崩溃。殖民化的后果只能是“一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这种分工适合于现代工业中心的发展，而把地球的某一部分变成主要是农业生产基地，向主要是工业基地的其他部分提供资料。”

[74] 见A·阿弗里津的“作为一门科学和教学分支的技术史”，载《技术与文化》1961年冬。（A. Avoriklne, History of Technology as a Science and as Branch of Teaching, Technology and Culture, Winter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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