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杜纳耶夫斯卡娅 -> 《哲学与革命》（1973）

第三章 列宁的认识上的震撼和哲学上的两难[1]



　　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

——列宁，1914年12月


　　依我看，《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一些编辑和撰稿人应该形成一个独特的“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之友协会”。

——列宁，1922年[2]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德国社会民主党投票信任德皇凯萨，这两个事件同时发生，从根本上动摇了列宁一直立足其上并—直以为坚不可摧的哲学基础。1914年8月4日，他把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所有派别都共同信奉的那些概念，打了个粉碎。
　　在8月4日以前，所有的人都同意，物质条件为新社会秩序的创建提供条件；物质条件越进步，无产阶级就越是有充分的准备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群众的政党越强大，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就越成熟，走向革命的道路就越有把握。物质的东西是真实的，物质的东西可以解释理想。相信任何其他的东西，都会被看作是哲学唯心主义、资产阶级辩护士或牧师的蒙昧主义。
　　从8月4日这一天起，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们面临着一个令人震撼的新发展：工人们被动员起来相互残杀，而不是反对他们的共同敌人世界帝国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领袖们就是这一件事的罪魁祸首。这些人被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整个第二国际公认为领袖，而且是当时最大的群众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这一事实使情况变得更加精糕。而且，这件事又是发生在当时技术上最进步的国家。以前关于物质基础与意识层面之间、主观的东西与客观的东西之间、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关系的所有现念，都变得不适应了。面对这种状况，列宁不得不寻找新的哲学。如果黑格尔从来不曾存在过，列宁可能将不得不创造出一个黑格尔来。因为黑格尔辩证法将要为列宁提供重建哲学信念的基础。这并不是说，列宁对自己反对“不加区别的统一体”[3]的立场有任何怀疑，也不是说，他不会放弃最极端、最明确的口号：“自己的同家战败是个较小的灾难”、“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个立场是与当时的其他革命者的立场相冲突的。这些革命者被第二国际的崩溃打击得蒙头转向。他们认为有必要把“为和平的斗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以便把所有未背叛革命国际主义的派别团结起来。）而对列宁来说，需要的不是收拾过去的东西的碎片，而是与第二国际彻底脱离，建立新的第三国际。1914年的一系列事件，并没有使他对自己的布尔什维克政治、及其组织产生任何怀疑。受到质疑的是旧唯物主义，因为它缺乏“向对立面转化”的原则，缺乏“真正的辩证法”。这正是列宁后来在研究黑格尔辩证法时所强调的。
　　其他的革命者不安地东奔西走，没有想到要重新组织自己的思想。而列宁却如饥似渴地寻找新的哲学信念。所以，1914年9月列宁一到伯尔尼就一头扎进图书馆，捧起了黑格尔的著作，特别是他的《逻辑学》，尽管这时战争正处在最激烈的阶段。傢列宁这样的毫不妥协的革命者，在整个世界包括马克思主义运动正在分崩离析的时刻，却一天天地泡在伯尔尼图书馆里，这确实是一个奇怪而不可思议的景象。而且，列宁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4]他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造成了政治上的大分裂，而他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5]，则成了他此后一切严肃著作的哲学基础：从《帝国主义论》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写成的《国家与革命》，从他在革命期间所写的一切著作，到他的《遗嘱》，莫不如此。
　　不同时代之间的沟通，常常会引发令人激动的现象。当一个革命的唯物主义活动家和理论家的思想，与一个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思想交锋，而后者又曾在对2000年西方思想的研究中揭示了革命的辩证法时，情况就是这样。所以，让我们随列宁一起进行一次遭遇黑格尔的历险吧。
　　一开始，列宁小心翼翼地前进，随时提醒自己是在“唯物主义地”解读黑格尔，例如“把上帝和拥护上帝的哲学混蛋打发到阴沟里去”。〔《列宁全集》第38卷，第143页〕然而，与此同时，列宁被自己所获得的认识所震撼：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革命的，而且，先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它的“运用”。列宁写道：

　　谁会相信这〔运动和自己运动〕就是“黑格尔主义”的实质、抽象的和费解的、荒谬的？）黑格尔主义的实质呢？？……普遍运动和变化的思想（《逻辑学》，1813年）还未应用于生命与，社会以前，就被猜测到了。这一思想应用于社会，是先被宣布的（1847年）[6]，应用于人，是后来得到证实的《1859年》。[7]〔《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117页〕

为了准确地把握阅读黑格尔对列宁的影响，我们必须记住，列宁并不知道如今非常著名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阅读》《逻辑学》时，列宁心中所想的一方面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另一方面是他自己与“庸俗唯物主义”的斗争。因此，即使是在他与黑格尔论争、把“存在论”中的“自为存在”一节称为“高深莫测时，他仍然写道：

　　关于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对于历史很重要。并且从个人生活中也可以看到，那里有许多真理。反对庸俗唯物主义。注意。观念的东西与物质的东西的区别也不是无条件的、不是过分的。[8]

列宁在黑格尔思想中发现了理想与物质的关系，这使他看到，辩证法的革命精神不是马克思强加给黑格尔的，而是黑格尔的思想中原来就有的。在读“存在论”的时候，列宁就强调了对立面的统一以其相互转化：“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一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9]分析“本质论”时，他强调的重点首先是自我运动。进而评论矛盾律时，他所强调的主要不是对立面的同一，而是对立面的互相转化。他一方面强调矛盾的尖锐化，另一方面强调总体认识的高度综合性。新经验主义用来吓人的因果性，也被看作不过是整体的一个“环节”而已：

　　因此，原因和结果只是各种事件的世界性普遍联系的相互依存，（普遍）联系和相互联结的环节，只是物质发展这一链条上的环节。注意。世界联系的全面性和包罗万象的性质，这个联系只是片面地、断续地、不完全地由因果性表现出来。[10]

在本质论的最后一节，列宁与机械唯物主义和不彻底的经验主义实行了决裂。因为它们过分强调用科学因果性的范畴解释精神与物质关系，甚至把这种关系当作“铁的经济规律”。它们不断地把“本质”与“现象”对照起来，似乎这样就穷尽了问题的总体。现在对列宁来说，关键的问题是黑格尔的“环节”概念，或者认识和历史的过程中的各种内在的和外在的阶段。

　　这段话的实质是这样：现象世界和自在世界是人对自“然的认识的各环节人（认识的）阶段、变化或深化。[11]

列宁还不断地与自己进行论战。显然，当这个活动家，这个党人，这个唯物主义者在为自己对辩证法的新评价作出结论时，经历着“绝对的否定”。就在他无悄地批判黑格尔的“神秘主义和空洞的无聊游戏“的同时，他仍然不厌其烦地强调辩证法的深刻性和“天才的观念”。[12]通过重新体验列宁在发现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时的震撼[13]，我们成了注入辩证法生命血脉的见证。这既是一种现实的转变，又是一种思想的转变。当列宁读到“概念论”的时候，他便与自己的哲学过去实行了决裂。他指出了黑格尔所表现出来的唯物主义因素：

　　黑格尔力求——有时甚至极力和竭尽全力——把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纳入逻辑的范畴，说这种活动是“推理”，说主体（人）在“推理”的逻辑的“式”中起着某一“项”的作用等等，——这不只是牵强附会，不只是游戏。这里有非常深刻的、纯粹唯物主义的内容。要倒过来说：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不同的逻辑的式，以便这些式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这点应注意。[14]

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显示了一个活着的思想，它一方面与自己论战，另一方面与黑格尔论战。他不断地建议自己“回到”黑格尔，“整理出”这些观念、历史、科学、马克思的《资本论》、各种流行的理论，等等，并旦跳越到了“概念”。他把概念表述为：“注意，自由=主观性、（‘或者’〉目的、意识、追求。注意。”[15]正因为如此，对于读者来说，《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也是一种令人振奋的经验。
　　列宁在他的时代，把哲学与革命的关系表露得异常清楚。我们的时代的挑战也因此而变得越来越清晰。哲学的僵化和解放辩证法的窒息已日益暴露出来。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俄国哲学家们对列宁是不能饶恕的。他们长期以来不断暗地里对列宁《哲学笔记》进行批判。列宁1914年在哲学上脱离他1908年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阐发的庸俗唯物主义哲学理论，转向一种阐扬思想自我运动的全新出发点。而俄国理论家们对此极力地加以混淆和否定。甚至在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也同样如此。例如，列宁写道：“换句话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16]科学技术史研究所主任B·M·凯德洛夫院士，把列宁对“唯心主义”的新评价归结为庸俗的语义分析：

　　这里最重要的是“换句话说”这个词，意思是“换一种说法”、“或者说”，后面跟着一个冒号。它的意义只能是指前面评论黑格尔观点的一段话……如果考虑到“换句话说”和后面的冒号，那么事情就变得非常清楚了，在这段话中，列宁不过是简要地提出别人的观点，而不是他自己的观点。[17]

凯德洛夫教授热衷于否定列宁1914年《哲学笔记》与《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有根本上的冲突，这使他堕落到了卑劣的还原论的地步，以至于除了把他自己的语义分析强加给列宁之外，再没有任何方法来“捍卫”列宁了。他说，“对于黑格尔把创造世界的能力陚予观念或思想的观点，哪怕是朝这个方向的最微小的滑动，列宁都在范畴上加以驳斥并尖刻地嘲笑。”[18]做了这惟一的批驳之后，凯德洛夫便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已经把列宁开辟的新的哲学战线封闭了。
　　然而，作为—个具体的天才，列宁自己指出了新的哲学战线是如何在他面前展开的。1915年1月5日，列宁在给《格拉纳特百科辞典》编辑部的信中，询问“辩证法一节是否还来得及作若干修改？……最近一个半月以来我研究的正是这个问题，我想，如果时间允许，我可以再作一些补充。”[19]列宁于1914年9月开始写作《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论马克思”一文的写作时间是1914年7—11月。而《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直到1914年12月17日才完成。他给《格拉纳特百科辞典》编辑部的信显示出，他对自己关于辩证法的分析并不满意。克鲁普斯卡娅在《回忆列宁》中指出，列宁在写作“论马克思”之后继续研究黑格尔。但是，关于列宁究竞何时完成了他的哲学突玻，列宁自己给出了最可靠的证据。这不仅是在列宁的信件中，而且是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本身中。
　　列宁在读“概念论”第一节时曾抱怨：“这部著作的这些部分应当叫做引起头痛的最好办法！”但随后不久，他就强调：“注意。黑格尔对推理的分析（E. —B. —A. ，即单一、特殊、普遍，E. —B. —A. ，等等），令人想起马克思在第1章中模仿黑格尔。〔《列宁全集》第38卷，第148页〕后来列宁又继续对马克思《资本论》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密切关系评论说：

　　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20]

列宁在得出这一结论之前很久就首先感到有必要与普列汉诺夫划清界限，后来突然又感到必须甚至与自已的哲学过去划清界限。三条要义一个紧接着一个：

　　普列汉诺夫对康德主义（以及一般不可知论）进行批判，从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多于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2，马克思主义者们（在20世纪初）对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迸行批判，按照费尔巴哈的方式（和按照毕希纳的方弍）多于按照黑格尔的方式。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21]

列宁的后继者们，否认列宁的批评中也包括自己。但他们必须解释，列宁在前两条要义旁边加的“关于批判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等等的问题”这条边注是什么意思呢？这难道不正是指他自己批判马赫主义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吗？当然，问题不在于仅仅是为点名而点名，更没有必要去琢磨这些要义中是否包含任何夸张的成分。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2卷，任何人写的东西也比不上列宁的深刻。而且，列宁的意思也并不是说，任何学习《资本论》的人，都必须先啃完两大本的《逻辑学》。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列宁与旧观点的决裂。这种决裂在“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这句话中表达得最鲜明。这句话显示出，与《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照相式的反映论相比，列宁的思想向前迈进了多么大的一步。凯德洛夫院士陷入了语言学还原论。遗憾的是，“西方”对列宁与自己的哲学过去（即认为认识的作用仅仅是“反映”客观的、物质的东西）的决裂昕而不闻。这种先天的耳聋症，造成了一种理智的无能，使他们无法对付共产主义者对列宁哲学遗产的阉割。[22]
　　当然，列宁并没有改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根基，也没有改变他关于阶级意识的革命观点。列宁从黑格尔那里获得的是一种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统一的全新理解。这种新的理解，渗透到列宁1915年以后关于哲学、政治、经济和组织的所有著作中。列宁总是强调具体的东西。他把黑格尔对“非现实性”的评论翮译成：“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3页〕
　　我们看到，列宁在得出对唯心主义的新看法时，并没有飞上抽象的天空。问题很简单，在列宁对黑格尔的新理解中，“绝对理念”这个概念不再有邪恶的含义了。这并不是说，列宁从一个革命的唯物主义者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也不是他接受了任何黑格尔的神的概念，或某种自我展现的“世界精神”的概念。而是因为列宁看到，虽然黑格尔谈论的仅仅是思想实体，但“纯粹思想”的运动并不仅仅是反映实在。这两者的辩证法都是一个过程，而绝对是“绝对的否定”。黑格尔称第二个否定为“转折点”。[23]由于列宁把握了这第二个否定，他对黑格尔的数字游戏提出了质疑。黑格尔在“简单的东西”和“绝对的东西了之间加以对照，以说明辩证法是三分法还是四分法。列宁评论说：“我不明白这种差别，绝对的东西不是等于更具体的东西吗？“〔《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8页〕所以，列宁把绝对和相对都解释为发展的“环节”。
　　当列宁读完了《逻辑学》时，他已不再对绝对理念“过渡到自然界”这样的概念感到不安了。相反，他认为黑格尔这样做“与唯物主义近在咫尺”。〔《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202页〕列宁写道：

　　妙就妙在：关于“绝对观念”的整整一章，几乎没有一句话讲到神（差不多只有一次偶然漏出了“神的”“概念”），此外——注意这一点——几乎没有专门把唯心主义包括在内，而是把辩证的方法作为自己主要的对象。黑格尔逻辑学的总结和概要、最高成就和实质，就是辩证的方法，——这是绝妙的。还有一点：在黑格尔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矛盾”，然而是事实！〔同上，第202—203页〕

当列宁转而研读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时，他并没有感受到读《逻辑学》时的激动。但是，他与普列汉诺夫的决裂，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

　　注意。探讨：普列汉诺夫关于哲学（辨证法）大约写了近1000页（别尔托夫+反对波格丹诺夫+反对康德主义者+基本问题等等、等等）其中关于大逻辑，关于它的思想（即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本身）却没有说什么！！[24]

列宁开始研究《逻辑学》吋，头脑中当然不是一片空白。不言而喻，他关于不懂得全部《逻辑学》就不可能理解《资本论》第一章的警句，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
　　当然，即使当列宁在哲学上追随普列汉诺夫（他从未理解“辩证法本身”）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实践着的辩证论者。当然，沙皇俄国的现实矛盾，使列宁的头脑对接受全部这些新的辩证观点有充分的准备。这里所不同的是范围，是普遍性，是国际主义。这时候，列宁所关怀的已不仅是俄国，而是整个国际性的帝国主义问题，是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自身发展问题，说到底，是作为对立面转化的辩证法问题，是哲学与革命的关系的意义问题。事实上，当列宁第一次提出，理想转化为现实“是深刻的：对于历史很重要”时，他才只读到“存在论”。然而，对于包括恩格斯[25]在内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存在意味着商品交换，而对列宁来说，它意味着不要让机械唯物主义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竖立起不可逾越的障碍。我们不用害怕列宁这里对唯心主义的新评价是“十足的黑格尔主义”，或者是唯意志论。读者的哲学历险，从做列宁的运动着的思想的见证人开始。列宁的运动着的思想，在辩证法的每一个层次上，不管是存在论，还是本质论，都发现了许多新的方面。实际上，我们看到，在本质论的领域，列宁所大加赞扬的不是本质与现象的对照，而是自我运动、自我活动、自我发展。列宁强调的不是本质与现象的对照，而是两者都是总体的“环节”。
　　列宁没有在本质论上停步，这不是因为他比恩格斯“聪明”，而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对期。由于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来自于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向对立面转化的辩证原则和对革命内部的反革命的识别成了问题的核心；作为自我运动、自我活动、自我发展的辩证法的独特性就在于，不仅要“运用”它来反对叛徒和改良主义者，而且必须用它来批评革命者中间那些把主观与客现看作两个完全分离的世界的人。而且，由于绝对否定是和向对立面转化的辩证运动共同起作用的，所以它对任何现存社会都是最大的威胁。这一点，也只有这一点，可以解释俄国理论家们为何力图使列宁对辩证法的论述干枯萎缩，而不是去发展它。
　　与俄国理论家们的庸俗唯物主义相比之下，列宁对辩证法的新赞扬是如此强烈，他甚至把前面提到的”牧师的蒙昧主义”和“无实花”，也加以扩展，看作“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树上的一朵无实花”。〔《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1页〕
　　最后这段引文出自列宁惟一的一篇专门论述辩证法的文章。其他的论述都是列宁摘引黑格尔著作时加的边注。虽然《谈谈辩证法问题》[26]这篇文章似乎不是为发表而写的，但迄今为止它至少没有被当作单纯的“笔记”看待。这是我们所见到的列宁在1914—1915年的关键时期所写的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评论的最后结论。列宁并没有打算发表他的《哲学笔记》，这里面包含着他在哲学上的两难。由于列宁似乎一如既往地继续进行他的经济研究、政治评论和组织工作，而且由于派别斗争一直持续不断，列宁的后继者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来面对这种最令人困扰、总体上矛盾的双重观点：一方面是著名的庸俗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另一方面是不断地提及辩证法，历史的辩证法、革命的辩证法、与民族问题和世界革命有关的自我规定的辩证法、历史与理论的辩证关系、实践与理论的辩证关系、甚至还有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与理论、与群众自我活动（特别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活动）之间关系的辩证法，等等。人们可能会问，一个“哲学上的自然主义者”，长期以来甚至把“马赫主义者”都接受到布尔什维克中来，只要他们脤从“布尔什维克的纪律”，现在怎么会对他所谓的“辩证法本身”如此着迷？这个“辩证法本身”，将变成列宁的哲学的惟一基础吗？这一切怎么可以想象呢？
　　但是，更重要的事实是，列宁不仅与革命的叛徒斗争，而且还与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罗莎·卢森堡、“荷兰人”（潘涅库克、罗兰-萑斯特、果特等人）、以及国外的布尔什维克进行斗争。而且，这些斗争必须在一个以前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已取得“原则上”一致意见的主题上展开。这个主题就是民族自决的问题。此外，争论是从关于帝国主义的经济问题开始的，而列宁刚刚才为布哈林论帝国主义的著作撰写了导言。为什么他马上又要开始写作自己的著作？实际上，那些认为列宁只懂“经济学”，是“具体的哲学家”的哲学家们，自己根本没有想到要去掌握列宁关于这些“具体问题”——帝国主义、民族自决等等——的方法论。[27]我们现在需要转到这些问题上，进一步说明列宁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新的辩证把握。列宁不仅把《资本论》当作经济学，而且当作逻辑来把握，并且把这部著作定义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和对于概述资本主义历史的那些概念的分析。”[28]经验主义者自己没有任何方法，也无法了解别人的方法。他们至今认为所有对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都千篇一律。所以，他们认为在这一时期进行的关于民族自决问题的争论“只是政治上的”争论。事实上，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29]（紧接着《哲学笔记》之后写的）所指出的第一件事就是，它绝不仅限于对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经济研究，而且还包括论述战争本身和民族问题的文章的纲要，以及论“马克主义与国家”（后来扩展成了《国家与革命》）的纲要。
　　即使我们只看“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即1916年发表的《帝国主义：一个通俗的纲要》，列宁著作中的方法论与布哈林著作中的方法论恰好是对立的两极。例如，列宁反对布哈林关干资本主义直线增长，或者在量的方面成比例增长的概念，列宁的著作紧紧抓住辩证的原则——向对立面的转化。追溯主体的自我运动，而不楚“客观的”物质增长，关键之点在于人们可以看到向对立曲的转化的同时性，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的资本主义转化，以及劳动者的一部分向工人贵族转化。最重要的是，人们可以认清这不过是“第一个否定”。通过这一矛盾的发展，迫使人们寻求“第二个否定”，或者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到群众的“更低和更深”的层次去寻找新的革命阶层。
　　因此，列宁主张，在资本主义达到了较高的组织阶段，即垄断阶段（这个阶段自我扩张为帝国主义）的时候，在新的民族革命力量出现的时候，这种新力量同时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菌种”来活动。[30]列宁在帝国主义阶段看到了提出民族自决口号的紧迫性，布哈林却反对这个口号，认为它是“不可能实现的”和“反动的”。布哈林要求的只是径直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热衷于抽象的革命，而不努力为发展革命力量做具体工作的倾向，黑格尔称之为“子弹出膛一样”向绝对的跳跃，政治家称之为“极左路线”，列宁则称之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主义”。[31]
　　表面上看，这顶帽子扣在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头上，似乎绝对不可思议。然而，由于列宁不断地用它来反对布哈林、反对所有的革命者，包括“荷兰人”（列宁同时称他们是“最好的革命者和国际社会民主党入中最具有国际主义品质的要索”），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这场论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列宁曾斥责斯大林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要求把他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撒下来。[32]但在列宁与斯大林的最后论战之前很久，他与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已经变得毫不妥协了。他的观点是，自决权不仅是一个“原则”（这一点所有布尔什维克都同意），而且是“历史的辩证法”，是一种将成为社会主义的催化剂的革命力量：

　　弱小民族作为反抗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一个独立因素没有多大力量，但它们起着一种酵素和菌种的作用，帮助反对帝国主义的真正力量走上舞台，即帮助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走上舞台，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33]

辩证法这个小词之所以不断地出现，还因为列宁又遇到了一个老对手“经济主义”。经济主义永远不能理解群众的革命斗争。当经济主义1902年第一次出现在俄国时，所有的革命者都与它进行斗争。作为一个敌人，经济主义是易于辨认的，因为它公开地试图约束工人活动，把工人活动限制在经济斗争的范围之内。他们的基本观点是，既然资本主义“不可避免”，“那么”政治斗争应该留给资产阶级自由派。但是，当时是1914年，他们处在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中，而革命者却不支持殖民地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斗争，理由是自决“不可能实现”，“因此”，就像布哈林所说的那样，是“空想的和反动的”，只会“转移”“世界革命”斗争的方向。
　　这种超国际主义只是证明，世界大战已经“压制了理性”，甚至把革命者的眼睛也蒙蔽了，使他们看不到“一切民族压迫都会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抵抗……”[34]甚至伟大的爱尔兰起义，也没有改变这些国际主义者的抽象革命论。他们的眼光只看到“帝国主义经济”，却看不到群众的自我动员。列宁与他们斗争，把他们的思想称作“帝国主义的经济主义“，不是因为他们不“为”革命，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是非辩证的，所以看不到帝国主义压迫本身造成了一种新的革命力量，看不到这种力量将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发挥酵素的作用。
　　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35]自从黑格尔从法国大革命的群众行动中提炼出这个辩证法，并由此使形而上学革命化了以来，它已经经历了许多伟大的历险。在黑格尔那里是哲学中的革命，在马克思这里变成了革命的哲学，变成了一种全新的解放理论。解放运动从1848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开始，在1871年巴黎公社中达到顶点。列宁在第二国际崩渍的历史时刻，重新发现了自我活动的辩证法、主体与实体的辩证法，同时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的反革命现象，以及理藏在民族运动中的新的革命力量。这些新的革命力量不仅出现在欧洲，而且出现在全世界。列宁对帝国主义经济的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剥削压榨了非洲和亚洲的五亿多人民。这一认识成了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新的理论出发点，并且在1920年的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以《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的形式发表。即使是在世界大战的屠杀最残酷的时刻，列宁仍然特立独行，拒绝向抽象的国际主义后退半步。1916年，当无产阶级仍在互相残杀时，复活节起义爆发了，并向世人证明了列宁关于民族自决的立场的正确性。
　　1914-1915年，列宁回过头来研究“资产阶级哲学家”黑格尔。不管当时他的动机是什么，可以肯定，他不是为了寻找革命的动力。然而，当1916年爱尔兰群众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时，对于理解这一行动的意义，黑格尔的辩证法显然比他与布尔什维克同志们进行的关于民族问题的争论更有用。[36]
　　1917年，反对民族自决的观点本应收场了。但來实上它只是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这一次布哈林主张，由于俄国现在是工人国家，所以不能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族主义意味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站在一起，“因此”是一种倒退。他只承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他会支持民族自决，例如在“霍屯督族人、布什曼人、印地安人”的问题上。对此列宁的答复是：

　　听他列举这些民族，我在想，布哈林同志怎么忘记了一个小事，即忘记了巴什克尔人？我国没有布什曼人，我也没有听说过霍屯督族人要求建立自治共和国。但是我们有巴什克尔人，吉尔吉斯人……对于任何一个生活在前俄罗斯帝国版图之内的民族，我们都不能否认这一点。[37]

对于布哈林来说，所有的问题，从民族自决问题到国家资本主义问题，都是“理论”问题。他可能没有受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毒害，但是他为斯大林制造了理论前提，而斯大林则把历史车轮直接转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直到最后一刻，列宁才与斯大林彻底决裂，后来证明这已经太迟了。列宁在与布哈林论战时，在理论上拒绝离开辩证法这个词，拒绝离开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和抽象到具体的运动。列宁以一种新的具体普遍性——“每一个人”，把被机械论者分开的主体与客体重新结合起来。
　　抽象革命论是方法论上的敌人。布哈林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是与他的工人国家经济发展理论相对应的。这个理论认为，从“无组织”的竞争的资本主义到“有组织”的垄断的资本主义，是一种连续的发展，是一条直线。在世界范围内，它仍然是“无政府的”，受“世界市场的盲目规律”支配。无政府状态以“对抗的各个阶级”为补充。只有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可以把“有组织的生产”扩展到整个世界。布哈林对革命的信念，并没有阻止他把劳动者当作对象而不是主体来对待。
　　为了理解这两个布尔什维克领抽之间的分歧，我们有必要再来认真地考察一下列宁称为“辩证法本身”的东西。因为，这一分歧使列宁在《遗嘱》中断言，布哈林从未真正地理解辩证法。只要对列宁关于《逻辑学》的三个部分的笔记做一种纯粹数量上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列宁重新把握辩证法的最关键概念，其支撑点在干辩证法在“概念论”中的展开。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有71页是关于“概念论”的，而序言和导言有13页，“存在论”22页，“本质论”35页。而且，他与自己的哲学过去的决裂，也是在概念论部分实现的。他连续写下了几条要义，不仅反对普列汉诺夫，而且反对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他们在分析《资本论》之前没有研究过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现在，对于整体来说，对于分开的各个部分来说，对于每一个个别范畴来说，关键的问题就是“第二次否定”这个概念。黑格尔把“第二次否定”定义为“概念运动的转折点”。列宁注意到，这一点不仅是“辩证法的精华”，而且是“真理的标准（概念与实在的统一）”。〔参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7页〕
　　黑格尔的结论是：“概念与实在之间对立的扬弃，以及成为真理的那个统一，都惟一地依靠这种主观性。”[38]对于列宁来说，这个结论成了其他一切所环绕的轴心。换句话说，当列宁读到《逻辑学》结尾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恐惧这种主观性了，不再以为主观性只能意味着“小资产阶级主观主义”或“唯心主义”了。他写道：“注意这点：最丰富的是最具体的和最主现的”。〔（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0页〕
　　我们看到，当列宁读到向“概念论”的过渡时，他对黑格尔把概念定义为“主现性的或自由的王国”表示赞赏。他把这个定义重新表述为：“注意。自由等于主观性、（“或者”）目的、意识、追求。注意”。〔《列宁全集》第38卷，第138页〕一句话，列宁此时已坚信，能说明精神与物质关系的不是因果性范畴。相反，自由、主观性、概念（“或者”自由创造力、概念的自我规定、群众的自我活动、自我思想的理念，亦即继续革命）才是人们借以获得对真实世界的认识，并进而证明认识的客观性的范畴。例如，在第二篇“客观性”中，列宁提酲注意“黑格尔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胚芽”、“黑格尔和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的范畴和人的实践”。读到第三篇“理念”时，列宁的语言更加放纵，好像认识是世界的“创造者“。这不是因为他心中真的有这样的幻想，而是因为他正体验着一种认识上新震撼的惊喜，他认识到“概念论”把一部真实的人类历史描述出来。列宁在概念与人之间加了一个等号：“概念（=人）”，后面又中断引述黑格尔的话，提醒注意一个事实，即黑格尔本人曾用“主体”一词代替“概念”。“主体〔这里突然代替“概念”〕在其自在自为的存在中，即在作为规定的主体中所具有的对自身的确信，就是对自己的现实性和世界的非现实性的确信。”[39]列宁把黑格尔的这段话翻译为：“这就是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列宁把“概念论”的核心范畴普遍性、特殊性、个别性，与马克思《资本论》“特别是第一章”的方法论联系起来。[40]列宁的全部枧点是，关于“概念论”我们需要紧紧抓住的是作为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绝对中介的运动。正如在“存在论”中抓住量度，在“本质论”中抓住现实的（即阶级的）矛盾一祥。
　　这就是说，当资本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时，我们要义无反顾地为自决权而斗争；当资产阶级国家在国家经济组织中达到了它的最高组织形式时，我们要义无反顾地为摧毁国家机器而斗争。最重要的是，当革命的初步爆发席卷历史舞台时，我们需要一种新的与个人自由相一致的具体普遍性。
　　从《哲学笔记》之后发表的那些政治论著来看，革命的理论准备似乎是很清楚的。但是布尔什维克中间的论争显示出，这些论述背后的哲学基础实际上并没有被人们理解。列宁强调辩证法，并且不断地表明他的倌念，即理论家必须把辩证法带到群众中去。一旦全体群众而不仅是几个选出来的哲学家掌握了辩证法，理论与实践就达到了统一，不仅是在认识（绝对理念）中的统一，而且是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力量的发展”[41]，或者像列宁所具体化了的那样，生产和国家由无产阶级中的“每一个人”来掌管。列宁主张，《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编辑人员应该把自己看作“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之友”，并且应该刊登黑格尔著作的摘要。我们将会看到，当列宁撰写他的《遗嘱》的时候，回顾与布哈林的理论斗争，他感到有必要把辩证法这个小词写进《遗嘱》当他躺在临终的病床上时，令他无法释怀的是俄国的现实，是他揭发出来的共产主义者们的“当老板的热情”，是“共产主义的谎言”。[42]
　　尽管布哈林在革命中起了不小的作用，但他的革命概念是极其抽象的，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可以纳入这个概念之下。例如，他受到一种摆脱不了的驱策，总是设法预防自我运动。他之所以把劳动者当作对象，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由于他把劳动者看作对象，所以他对劳动者的最高的评价是他们可以变成一个“聚集体”。在谈到人的时候，他谈论的是“人机器”。[43]
　　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如此深陷于阶级社会哲学家的基本异化之中，把人与物等同起来，这个现象是列宁写作《遗嘱》时心中的一块沉重的石头。由于列宁完全不同意布哈林的表达方法，所以，即使同意布哈林的某些具体观点，他仍然感到有必要对这些观点加以批判。例如，关于俄国革命的主要成就，即摧毀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他们之间显然没有任何分歧。但是，当布哈林把生产关系归结为“技术关系”，从而把它变成了抽象时，列宁看出布哈林显然完全不懂得辩证法。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写道：“既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解体是真实的，从理论上又证明它们的恢复是不可能的……”列宁引述这点话时批评说：“不可能性只能在实践中得到证明。作者没有辩证地提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列宁全集》1990年中文版，第60卷，下，第286页〕
　　夺取政权以后，最难处理的关系恰恰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因为，不仅是在民族问题上，而且特别是在与工人群众的关系问题上，掌权的布尔什维克与劳动人民之间已经产生了一条鸿沟。而且，党无疑是在退化。“以为我们不会退化，那是一种幻想。“列宁最害怕突然冒出来的“当老板的热情”会占据统治地位。除非他们实践新的具体普遍性，即“每一个人”，否则他们就会遭到毀灭：

　　作为人的每一个公民必须作为裁判者来行动，并且参与国家的政府管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把劳苦大众中的每一个人吸收到国家政府中来。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但是，少数人，一个党，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44]

关于工人国家向其对立面转化，即向国家资本主义社会转化，或者斯大林篡夺权力的客观现实过程，这里不拟做详细分析。关于斯大林的“理论”修正，与我们的主题有关的是他关于哲学“党性”的邪恶概念。他和他的后继者把这个概念说成是列宁的思想。幸运的是，有一部关于苏联哲学与科学的最全面、最具有学术性的着作，揭穿了共产主义的和西方的意识形态论者关于列宁的“哲学的党性”的神话：

　　为了作出这种解释，人们对下面这个事实视而不见：在所有的原始资料中，包括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本身，都找不到任何暗示，支持〔伯特兰·〕沃尔弗和苏联学者们强加在列宁身上的东西。这些资料显示，在写作那本书时确实抱有某种政治目的，但这不是要把哲学问题和政治问题扯在一起，像俄国马完思主义者所论证的那样，相反，他力图把这两者分开……[45]

《哲学笔记》中，看不到任何党性，就连过去的“唯心主义的党”和“唯物主义的党”的概念也杳无踪影。我们所关心的不是哲学党性的荒唐神话，而是列宁哲学遗产的两重性。列宁从未公开宣称自己在哲学上与普列汉诺夫断绝关系，或者与自己的哲学过去决裂。相反，列宁号召苏联青年学习“普列汉诺夫的一切哲学著作……”并且重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我们这里不必在那些过于简单化的解释上多费笔艰，例如一位前老布尔什维克写道：“然而，列宁仍然没有勇气公开承认，他已经把自己1908年时期的哲学的某些非常重要的部分当作无用的东西抛弃了。”[46]
　　列宁《哲学笔记》“隐而不发”的原因既简单又复杂，但与所谓的缺乏勇气毫不相干。列宁的悲剧是在别的地方，与革命和反革命时期的进退涨落存很深的关系。从1914—1917年，从1917—1923年，这两个时间区限都太短了。俄国十月革命太大胆，而其他地方又有太多的革命流产和失败。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的许多具体问题太紧迫了，客观上的、主观上的、还有列宁所说的文化上的落后性。因此，问题在于“阶段化”。什么时候学习什么？首先人们要读普列汉诺夫，然后读《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但是，列宁自己却继续研究黑格尔，即使是在饥荒较严重的时候也不例外。[47]列宁读了伊利茵论黑格尔的著作深受触动，[48]尽管这位作者是个宗教信徒，同时又是苏维埃国家的敌人，列宁还是经过干预把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
　　列宁的哲学遗产具有两重性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如何也解释不了，人们为什么要借口《哲学笔记》是“草草记下的”，“从未想到要发表”，而不去把握这些笔记，并旦认为，断言列宁愿意走这一条路线而不是另一条路线只是“无聊的揣测”。没有人能向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解释，为什么普列汉诺夫潜心研究唯物主义，最终走向了十七、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而列宁“为自己草草记下的笔记”却引导他专注于辩证法，专注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他要向新创办的哲学机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编辑们提出明确旳公共任务，要求他们建立一个“巩固的哲学基础”。他把这些任务阐述如下：

　　（1）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组织系统的研究，即研究马克思在他所写的《资本论》及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2）根椐马克思怎样运用他唯物地理解了的黑格尔辩证法的例子，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从各个方面来阐明这个辩证法，在杂志上登载黑格尔主要著作的摘要……（3）依我看，《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一些编辑和撰槁人应该形成一个独特的“黑格尔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之友协会”。[49]

这是1922年，是列宁的理智活动最丰富的一年，一直延伸到1923年的头几个月。这一年也是他与最商领导层进行最后一次大的争论的一年。最重要的是，这一场论争反对的是斯大林对待格鲁吉亚人的残酷、粗鲁、不忠实的行为，就是说，这一次的斗争又是围绕民族问题展开的。列宁说：“剥去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外皮，你会发现里面是一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50]布哈林在民族问题上还是持同样的立场，这也不是偶然的。
　　列宁极度痛苦地躺在病床上，不仅是肉体上极度痛苦，而且是对工人国家过早地官僚化及其“向资本主义倒退”的倾向感到极度痛苦。他在《遗嘱》中对领导层中的同志进行了评估。与我们这里的论题有关的是他对布哈林的评价：

　　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而且可以合理地认为他是全党最受欢迎的人。但是在把他的理论观点看作是完全马克思主义时要加上极大的疑问，因为在他的理论观点中有一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未学会辩证法，而且我认为，他从来没有充分地理解辩证法）。[51]

显然，在列宁看来，“理解辩证法”已经成了一种素质考验。用来描述党内主要理论家时，它绝不是一个抽象。显然，“不理解辩证法”变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作为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元首，列宁目睹着官僚主义化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出现，目睹着布尔什维克和非布尔什维克都被行政心理浸透并因此呼吁工会的国家化，而主要理论家的观点是非辩证的，因此不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看到，这一切都在继续发展，继续造成各种冋题。总的来说，这些倾向窒息而不是解放群众的创造力。可以说正是感受到了这种危险，才促使列宁对领导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们作出如此苛严的评断。
　　黑格尔说，当真理的“时代到来”时，它将强行为自己开辟道路，这是真理的本质。他应该再补充一点，“尽管有时这只能以隐晦的形式实现”。但是，他当时不可能知道，国家资本主义时代可以分泌出多少泡沫，使真理即使是浮上表面也难以被看清。“东方”与“西方”无需密谋，就会采取一致行动来防止群众看到列宁的《哲学笔记》，然后再把它弄得“超出”工人们的理解能力。在我们的自动化国家资本主义时代，把黑格尔哲学看作“有教养者”的私人领地，让它对未入门者永远是“不知所云的胡言乱语”，这是行政心理的本质。虽然，在“东方”有教养者向他们的国家的奠基者鞠躬致敬，而在“西方”他们由于列宁不是职业哲学家而对他嘲笑和轻蔑，但是站在两个极端的人们都发现，把黑格尔和马克思分开、把黑格尔和列宁分开，对他们来说是最有利的，尽管历史已经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了。列宁一逝世，两边就设好了可怕的双重陷阱：一边是一个理论的空白，领袖们早已等着用各种替代物去填补；另一边是资本主义的新的国家主义生命线。



[1] 这一章内容的一个较早的版本曾发表在《目的》杂志上，并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发表在布达佩斯的《实践》杂志上。（Telos Journal, Spirng, 1971. Praxis, Budapest, No. 5—6/1970）

[2] 《列宁全集》第33卷，204—205页。

[3] 这个提法出现在列宁给克伦泰的一封信中：“你强调说：‘我们必须提出一个能把所有人团结起来的口号!’我要坦白地告诉你，目前我最害怕的东西就是不加区别的统一体，我敢肯定，这种统一体是最危险的，是对无产阶级最为有害的。”转引自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列宁》第二卷。（Memories of Lenin，Vo, II, P. 160. by N. K. Krupskaya, New York: International，1930 〔!〕）

[4] 实际上，列宁在伯尔尼图书馆研究了两年时间。他的黑格尔研究在1915年完成，然后又为他的《帝国主义论》搜集材料。 -

[5] 我将使用我自己的译文。我的译文曾作为附录B收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8年第一版中。引文后的页码指该书页码。而脚注申注明其在莫斯科版《列宁全集》第38卷的出处。〔由于中译本《马克思主义与自由》是按1988年第四版译出，不再收入附录A和附录B，故本书不再注明该版本的出处。——中译者〕

[6] 指《共产党宣言》。

[7] 指《物种的起源》。

[8] 《列宁全集》第38卷，第97页。

[9] 《列宁全集》第38卷，第90页。

[10]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34页。

[11]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28页。

[12] 这里列宁的原文是用英文写的。

[13] “因为全世界的天才人物，都是手握着手的。所以任何一个认识的震颤，都会传遍整个圈子。”——赫尔曼·梅维尔。

[14]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60页。

[15]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38页。

[16]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2页。

[17] B．M．Kedrov, “On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Lenin’s Philosophic Notebooks”, Soviet Studiesin Philosophy, Summer 1970．

[18] 同上。

[19] 《列宁全集》第36卷，313页。

[20]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90页。

[21]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0—151页。

[22] 大卫·乔拉夫斯基教授感觉到，列宁对黑格尔《逻辑学》的评注“诱人地暗示了他的思想中的新转折”。（见《苏联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Soviet Marxism and Natural Science, by David Joravsk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20）他深刻地揭示出，斯大林把所谓的列宁在哲学领域的“党性”变成了纯粹斯大林主义的“盘石论”。但是。乔拉夫斯基教授把对列宁《哲学笔记》的严肃分析排除在自己的著作之外，这样就敞开了一扇大门，让少数学者继续沿着这样的思路写作，好像从列宁到斯大林是一条直线，而不是相反，是向对立面的转化。

[23] 《逻辑学》（中文版）下卷，第543页。

[24]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6页。

[25] 在1891年11月？日和1892年2月4日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两封信中，谈到了黑格尔的从存在到本质的发展的“巧妙的双关语”（恩格斯语）的问题，并且谈到了马克思从商品向资本的发展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70、203页〕列宁对恩格斯的批评是这样的：“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对于辩证法的这一方面，通常（例如在普列汉诺夫那里）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对立面的同一被当作实例的总和……〔‘例如种子’；‘例如原始共产主义’。恩格斯也这样做过。但这是‘为了通俗化’……）”〔《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5页〕

[26] 这篇文章在1927年作为对《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补遗”（原文如此!）发表，并错误地注明“写于1912—1914年之问”

[27] 参见我1951年对托洛茨基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析的回答“工人的起义与知识分子的计划”。（《杜娜叶夫斯卡娅文选》）

[28]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90页。

[29] 列宁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笔记一直没有被发现。但是，《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显示出，他在准备论帝国主义的小册子的、时候，曾经读过《精神现象学》。与已经发表的小册子不同，列宁的哲学笔记有739页之多。

[30] Collected Works, Vol. 19, P. 303. 这一卷中包含关于民族自决问题的主要著作。

[31] 见甘金和费舍的《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大战》（Bolsheviks and the World War, by Garlkin and Fisher），此书也引甩了布哈林的论著。特别是第219—223页。但是。最近的、也是最好的关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关于反对民族沙文主义的论战的讨论，是在毛合·列文的《列宁最后的斗争》（‘Lenin’s last Struggle, byMoshe Lewin．）中。

[32] 列宁的《遗嘱》由托洛茨基于1935年发表，题为《列宁的被压制了的遗嘱》（The Suppressed Testament of Lenin，Pioneer Publishers）。赫鲁晓夫1956年在著名的反斯大林化讲话中引证了这份遗嘱。1966年它终于被收入《列宁全集》，标题是《给党代表大会的一封信》〔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6卷 〕。这一卷除遗嘱外还包含了许多内容，其中有列宁与斯大林在民族舞台和”自治“问题，亦印国家结构问题上的最后论战。不同的译本之问有一些差异。

[33] Collected Works, Vol. 19, p. 303.

[34] 同上，P. 248.

[35] Alexander Herzen，Selected Philosophical Works（Moscow, 1960），P．524．

[36] 列宁在对布哈林的答复中写道：“我认为抓住‘布尔什维克’这个字眼不放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我就认识这样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在他们面前只有上天会保护我。”（Gankin and Fishes, The Bolsheviks and the World War, P. 235）

[37] Selected Works，New York：International, 1943, Vol. VIII, P. 342. 《列宁选集》整个第三部分，即“1918—1919年的党纲”，对于论战中的各种理论观点很有价值。而且它还又一个优点，印它是按照理论牲的框架编排的，而不是像第九卷中关于工会问题的论战那样按派别来编掉。

[38] 《逻辑学》（中文版）下卷，第543页。

[39]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2—183页。

[40] 斯大林下令在《资本论》教学中不要效仿第一章，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资本论》在辩证结构方面的突破，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忽视。经过四分之一世纪以后，当这一章而不是其他章节引来了最激烈的攻击时，这件事就有了某种特殊的意义。读者可以把阿尔都塞的《列宁、哲学及其他》（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1）中的“《资本论》第一卷序”，与保尔·A·白兰教授对我的“对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个新修正”（A New Revision of Marxian Economias, American EconomicReview）, Vol. XXXIV, No. 3, September 1944)一文的批判以及俄国人的观点相比较。白兰的“俄国经济思维的新趋向”一文发表在同一份杂志上（Vol. XXXIV, No. 4, September 1944）。俄国人的评论发表在（Vol. XXXV, No. 1, March 1945），我的答复发表在（Vol. XXXV, No. 4, September 1945）。

[4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927页。

[42] Selected Works,Vol. IX, P. 346．

[43] Draft CI Program, included in”Collection of Theoretical Articles by N．Bukharin”，Ataka, May 1924, P. 121, Moscow（in Russian）．《过渡时期经济学》直到最近才有了英译本（New York：Bergman，1971）。布哈林的其他著作有英译本的有《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共产主义ABC》。还有一些个别的文章，散见于其他著作中。反对自决权的文章。见甘金和费舍的《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大战》，以及其他一些著作。

[44] Selected Works, Vol. VIII, p. 320.

[45] 大卫·乔拉夫斯基《苏联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1917—1932》（P．34）对我们的研究关系最密切的两节是“列宁与哲学的党性”（pp. 24—44）和“文化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pp. 76—89）。听起来可能很荒唐，重写历史是我们这个国家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这种风气也影响到了东欧一些参加过反对俄国国家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人士。列茨克·克拉科夫斯基曾在“波兰的十月”（1956年），以及随后十年（1966年）中的更新代知识分子骚动中扮演过杰出的角色，并因此而被开除出共产党。但他在1970年6月的《斯拉夫评论》上发表了最令人感到不解的讨论文章和答辩。在《东欧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一文中，他对列宁《哲学笔记》只字不提，但是很显然，列宁的哲学观点一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现在他已经成了一个身在“西方”的流亡者．列宁的观点就更成了他真正的梦魇。和这段记忆相联系，他简单地篡改了时问顺序，硬把“日丹诺夫的范畴”（更不用提斯大林的范畴了，人们早已把它们与列宁主义绑在一起了）拉到他所谓的“列宁和日丹诺夫的范畴在这里〔俄国〕至今没有受到挑战”的论断中去。
　　即使我们姑且不考虑事实。不考虑1914年列宁返回黑格尔辩证法与1947年日丹诺夫下令俄国理论家“一劳永逸地”埋葬辨证法这两件事是如何的正相反对，我们仍然不知道，如今已经不再“囚禁于奴隶般的恐惧之中”的克拉科夫斯基究竟意欲何往。如今他所生活的国度．有许多“更大的思想综合体”。有许多“习惯于概念分析的枯燥劳动”的哲学家，惟一能表现出他的勇气和他的哲学的无比严谨的是这样一个命题：“列宁的哲学著作的典型特征——不关心论证与分析、在哲学上只关怀那些与政治有关并且有勘于加强党的教条主义统一的问题、不做任何努力去理解对手的思想内容……”不管他“脱离列宁主义正统的束缚”之后在哲学上走向何方，但在列宁的哲学突破问题上，他肯定没有走向简单的真理。

[46] Nikolay Valentinov。Encounter with Lemn，trans．by Pad Rosta and Brian Pearce，London：Oxford Umversity Press，1968，P．256． 。

[47] 列宁研究所保存着1920年的记录，当时列宁曾要求寻找俄文版的黑格尔《逻辑学》和《精神现象学》，以及拉布里奥拉的著作、伊利茵的《作为神与人的具体性原则的黑格尔哲学》。德波林在为《哲学笔记》（终于在1929年发表）写的序言里、安德拉斯基在《哲学笔记》的1933年版序言里，都提到了列宁研究所的记录。但是，关于拖延发表的阴谋他们没有透露任何情况，只是发表了一堆没有具体内容无关痛痒的赞扬列宁的陈词滥调，例如，笔记有“伟大的意义”、“是有趣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进一步发展方向的指导线索”，等等。

[48] 在这一方面，伊利茵的著作能说明更多的问题，因为人们可以从中看出为什么黑格尔对具体的分析对列宁有如此大的影响：“一个人如果愿意理解并把握黑格尔的哲学教导。那他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向自己解释他与这个具体的经验世界的关系……‘具体’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的‘concrescere’，‘crescere’的意思是‘生长’，‘concrescere’的意思就是结合，是通过生长而崛起。因此，黑格尔的具体首先意味着共同生长……具体经验是某种存在秩序中的东西。某种真实的、现实的、现存的、定在的东西。从其总体上讲，这种实在构成世界，构成整个物的世界，构成实存、实在，即‘客观世界’、‘客观性’的王国。这个真实的、客观的世界也是一个具体的世界，但这只是经验的具体。”

[49]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4—205页。请将这段话与法国共产主义哲学家路易斯·阿尔都塞的主张对比一下：“当今有一个特别强大的幽灵。这就是黑格尔的阴影。要把这个幽灵赶回到黑暗中去……”（《列宁、哲学及其他》）

[50] 还可以看一看列宁概括自己观点的方式：“注意：民族问题”：“事实上。我们用来称呼自己的机关，仍然是与我们非常异类的，他是资产阶级机关和沙皇机关的大杂烩，而且，五年以来我们一直没有可能清除掉它……它不能保护非俄罗斯人民不受真正的俄罗斯人即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的欺压，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那样的流氓和恶霸的欺压。”（Collected Works, Vol. 36, p. 606）

[51] 我引用的是托洛茨基的《列宁的被压制了的遗嘱》中的文字。请与现在的译文（莫斯科,1966年）加以比较：“布哈林不仅是党内最宝贵的主要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但是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他的理论规点里面有一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列宁全集》第36卷，617页〕安东尼奥·葛兰西并不知道列宁的《遗嘱》，他对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最深刻的批判。他提醒人们注意．布哈林的书中完全缺乏“对任何东西的辩证分析”。他的“关于布哈林对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表述的批判性笔记”中还批判了布哈林的一篇题为“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理论与实践”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布哈林在1931年在伦敦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上散发的论文。葛兰西认为，辩证法“已从意识的原则、历史的内在实质和政治的科学，堕落为形式逻辑的变种和低级的经院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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