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多布 -> ﹝英﹞多布《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1937）
第二章 古典政治经济学
古典政治经济学曾经震动一时，而且对传统的观念和传统的实践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这是不足为奇的。在社会科学的思想史上，它的产生是划时代的，因为它建立了一种概念，把经济社会看成一种因果决定论的体系：这意思就是说，这个体系是由它自己的规律支配着，根据这些规律，可以对各种事物做出计算和预测。这第一次证明，在人类事物方面也存在有决定论的规律，可以和自然界决定论的规律相比拟。政治经济学在强调经济事物的根本统一性的同时，又着重指出构成这种体系的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如果在这个体系中任何一点上导入一个变动，它就会在这个体系的其余部分引起一系列相应的变动；这些变动可以根据最初冲量的大小而确定是具有一定形式和一定数量的。这些互相关联的变动形式和数量（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就表现在古典派价值论实际上包含的各个公式所说明的一系列函数关系里面；因此，价值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的，而不只是附带的特征。
这个理论不仅假定了相互依存的事实，并且还假定了某种形式的相互依存，它的意义在实践上是具有头等重要性的。在消极方面，它意味着：某种方式的说明，并不足以解释一种实在的状况，而政府的某种行动，也并不能达到它所预期的目标。在积极方面，它意味着：对现象的正确解释，只限于和这些现象有直接关系的某些特殊原因。
在过了一个半世纪以后，现在关于这种经济决定论的概念对于当时思想的巨大影响，以及它在经济学说发展上所占的决定性地位，都有一种相当普遍的忽视的趋势。目前有一种倾向，就是忘却这个古典结构所包含的基本真理和这些真理在今天已经成为传统的简单推论基础的重要意义：或者甚至作为经济领域内任何决定论的思想和预测的基础的重要意义。最近几年来，我们发现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批评又已恢复，在某些地方甚至有破坏偶像的那种急躁情绪，要想把这个古典的结构完全推翻。对于已经僵化成教条主义并且成为辩护者思想体系支柱的概念所产生的这种反应，也有很多是活泼而健康的。没有批评，思想就会停滞，而观念也会萎缩为烦琐哲学；在经济思想的遗产里面，确实也有许多是需要铲除的。但是就某些现代的批评来说，急躁情绪似乎已经驱逐了辨别的能力；而且好像潜伏着一种危险，想抛弃所有古典的概念，认为都是不现实的假设的产物，同时对经济的真理也加以排斥，而这些真理不仅对某一套的结论，而且也对经济领域的任何预测，都可能是基本的东西。特别要指出的危险是，确实可以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贡献的某些持久真理，很容易与这些概念后来被更迂腐的人或更坚决的辩护士所篡改成的说法混淆起来。当这些古典的基石还没有其有同样价值的东西可以代替，而这个裂口甚至还没有被人注意到的时候（似乎是很常有的事情），我们有理由担心，这只是为一种经济神秘主义扫除了障碍，使它在一种机会的领域之内统治一切，在这个领域之内，只要制造必要的心情和期望的魔术家能出现，简直任何奇迹都有发生的可能。这当然不是说，对古典学说的任何批评，只要它有用怀疑的态度来代替武断的肯定倾向，就必须加以谴责。其实，这必然是任何批评在开始的时候的作用。我的意思是说，批评有两种类型，它们虽然被解释成相似的东西，却是应该加以区别的。有一种对政治经济学的批评，不但保留了古典结构中代表着真理的重要成分的某些骨干，同时也强调了另外的关系，因为这些关系能改变全部结构和它的要素，革新它们的实践意义。我们就会看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属于这一类型的。马克思会经引证古典政治经济学，来驳斥蒲鲁东（Proudhon）的各种曲解。另一方面，又有一种批评是把摒弃所有古典结构作为它的主要内容，而看不到有创造新的基本原理来补充它所清除的空隙的必要。这在大体上就是一种虚无主义的趋势。
对于古典经济学家同时代的人来说，政治经济学所假定的规律的统治力量，是使人难以置信的。对于无生命的东西所能相信的原理，到了社会的领域里面就难以想象了，因为各种事物都是人的活动和无拘无束的人的意志所造成的。认为一种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体系，可以不用集体的规制或单一的计划，就能自己活动，乍听起来似乎难以置信。显然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的经济体系，却说它是受一种规律的支配，这似乎是奇怪得使人难以相信的奇迹。无数独立自主的意志之间的冲突，怎么能产生一种秩序呢？经济学家所提供的答案，是以竞争的事实为根据的。当卖主是在市场上活动的许多人中间的一个的时候，他的行动对于整个市场的情况来说，只能发生微不足道的影响。因此，他不得不接受已经规定出来的市场价值，并根据眼前的价值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分开来看，每个人都被市场价值所统治，而不是市场价值的统治者。所以如果他们都受到一种动机的驱使，就是要根据每人所处的情况，来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那么，他们就会照同一的方式，对价值变动做出反应。在整个市场上所产生的结果，当然还是各别行动的总产物；但是这种个人行动，是在一种情况之下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个人的意志是没有关系的，这不但是因为分开来看，它是无能为力的，也是因为就整个情况来说，它是盲目的。就是为了这个理由，市场才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支配着，这只无形的手强使每个人的手都为某一个目的服务，因而获得的结果，与个人意志当初所想象和企图的完全不同。这就是各个人的不道德的行为会综合成公共利益的一种炼金术[1]。
[1] 本句含义是：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资本家追求利润的个人行为集合起来，就会对社会产生有益的结果，这正如炼金术士能使普通金属变成金子一样可笑。——译者
但是这个学说所包含的还不止这种意义。它不仅含有一种假定，认为每一个市场上的个人是很多的，又是彼此互相竞争的，而且还假定各个人和各种物资都是流动的，各种价格也是具有伸缩性的（至少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和充分长的时期以内是这样的）。因此，交换价值本身可以说是照某种方式行动的，也就是说，它们能遵守某些一致性并符合某些主要的关系[1]。这些支配的关系，就是作为生产者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人和他所处理的生产物资，会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流动，来寻求最大限度的利润，这种事实不仅可以保证，工资和利润会在整个工业范围之内趋于一致，而且商品在市场上的交换比例，也会和它们实际成本的比例趋于一致。后一种的一致，就代表它们的“正常的”或“自然的”价值。所以，交换关系反映着生产关系并且受生产关系的制约。于是，政治经济学主要地就成为生产的学说了。正如马克思后来所表示的“在原则上，那里没有生产物的交换——但是，那里有在生产中合作的劳动的交换。生产物的交换的方式依靠诸生产力的交换的方式来决定。”[2]
[1] 事实上，所有在这个情况之中的因素，都可以说是彼此“互相决定的”（马夏尔在批评庞·巴维克的时候，就曾经着重指出过）。但是宇宙间的每一种东西，在某一刻的时间上，都可以说是这样的。（像我们在前一章所是的那样），这并不妨碍下一观点的正确性，就是根据我们对于这种情况的知识和实践来看，在这种情况之中，有某些因素是对所有其它变数的“关键”，因而可以单独提出来，作为主要的决定因素。否则所有因果的说，都将成为不可能。使人感觉兴趣的是，我们注意到，恩格斯曾经这样说过：“原因和结果是这样的一种概念，它们作为概念来说，只在应用于特定的个别场合时才有意义，可是，我们如果从它仍对于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上去研究这些个别场合，那么这些概念就混合起来，井溶化为普遍的交互作用的那种概念。”（《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1页）。这并不妨碍他指出（比方说），把历史中的经济因素作为在历史上某一特殊场合的解释和预测基础的“优越性”。承认相互的作用，井不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做出因果的说明：这只是承认，任何这些说明，必须单独提出某些决定性的影响。作为在一定场合之下的最重要的因素。
[2]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33页。
这个观点中含有几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原理；这些原理不仅在古典经济的讨论中占着中心的地位，而且也是近来批判的特殊目标。第一，它意味着，从货币作为价值的标准和交换的媒介来说，它的数量和决定这些主要关系中的任何一种关系无关。货币所代表的，既然只是为了计算或作为交换媒介的一种便利的交换技术，所以它和某本的生产关系无关，因此归根到底，也不能影响交换比例的体系。货币数量的增加或减少，既然最后会在同样的程度上影响各种价格，所以就会使它们中间的关系保持不变；它只会一致地提高或降低所有东西的价格（包括土地、劳动力和基本设备器材），并使它们之间彼此交换的比例保持不变。这个原理特别是被李嘉图用来驳斥过去认为利率决定于货币的充斥或缺少的概念（现在又流行起来了）；也被萨伊（Say）用来驳斥“资本可以借信用的活动而增殖”的见解，他的理由是“资本是由物质要素中的实在价值所构成，而不是由绝对不能积累的非物质的产品所构成”[1]。在说明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命题的时阳可'以将货币和需求的货币尺度加以抽象化。实在如果不能照上面的原则加以抽象化，古典经济学家至少要能另外介绍某些关于货币行为的充分条件作为数据，他们才可以做出像交换比例的平衡的那种假定。[2]
[1] 萨伊《政治经济学》（1812年版），第2卷，第145页。在这部书的第一版1803年）里画，他曾经攻击过洛克（Locke），因为洛克说过利率是由货币供给量来决定的话。
[2] 凯恩斯（Keynes）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第13章里面，对于这个学说的否定，当然可以对还有资源未加利用的那种情况适用，因此在需求增加的时候，就有可能改变生产的数量。在他的第14章的附录中，他说，假定有“适应性的货币工资”（flexible money wages）的话，它可以对长期的平衡适用。应该注意到，照他的命题，即M=L（r）（这里M=货币总额、L=灵活偏好，r=利率），M的定义是用工资单位来衡量的货币（也就是和劳动力的价格成比例），所以这个公式包含工资和价格与M成比例地上涨的那种情况。这个公式所着重说明的是，当生产要素的供给具有弹性的肘族，M的增加就能通过利率对投资的影响来改变产量，而不是价格。但李嘉图学派也有忽视能性的充分理由，因为那时工厂工业还在萌芽时期，生产设备的长期储备尚未具有像今天这样的规模。
还有在萨伊的有名的市场规律里面所包含的那种原理。虽然历史曾经赋予这个规律以萨伊的名字，可是这个原理的阐述，可能和詹姆斯·穆勒（James·Mill）也有同样的——或者更多的——渊源；它是由李嘉图倡导起来的，因此在李嘉图学派的著作里都贯穿着这个原理[1]。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既然交换是一种双方面的程序，所以根本上可以看作是两组生产者之间的一系列的交换，其中的一组用它的产品和其它一组的产品来交换，因此永远不会发生产品的普遍或全面过剩的问题。可能会有某种产品的过剩，因为吸引到这方面来生产这种产品的社会劳动力量已经相对地太多了，这也是事实。这种情况会在这些商品的价格跌落到“正常价值”以下和生产者向其它工业转移这两方面表现出来。但是如果生产的增加普遍到各工业，那就不会有什么过剩（假定这种增加能有“适当”的比例），因为生产者之间所有两方面交易（交换就是通过这种交易）的双方都会用同样的速度增加，而一方所增加的交换产品的欲望，会和另一方所增加的欲望取得平衡。詹姆斯·穆勒把这件事说得非常明确而且肯定：“商品的生产，为它所生产的商品创造了市场，而且是创造这个市场的唯一的普遍原因。……一国的购买力，可以由它的年产物精确地衡量出来。你所增加的年产物越多，你通过这个行动所扩张的国家市场也就越大。……一国的需求总是等于一国的生产物。”[2]萨伊曾经说过：“为产品创造需求的，就是生产。……说销售的停滞是由于货币的缺乏，那是把手段误为原因。……销售的停滞，不能说是因为货币的缺乏，而是因为其他产品的缺乏。……某种产品一经创造出来，从那时候起，它就根据本身最大的价值为其它产品提供了市场。因此，这个仅仅创造一个产品的条件，就立刻为其他产品开辟了一条出路。”[3]
[1] 在扎伊尔的《政治经济学》第一版（1803年）里面，《论市场》那一章（第1卷第22章）所占的篇幅不过三页，这是集中来驳斥重商主义认为市场在货币的充足，以及财富的增加是依靠输出的增加的那种见解的。这个学说的未来发展的萌芽包括在下面一句话里：“使销售容易的，井不是货币的充足，而是其它一般产品的充足”（第153页）。该书第二版到1814年才出版，在那里面，他又重写了这一章，井把它扩充到16页（第1卷第15章）。同时，詹姆斯·穆勒的《为商业解护》一书已经在1808年出了二版，在那里面对这个学说又作了更详尽的发挥，并且强调它对生产过剩问题的意义。但是李嘉图总是把这个学说归功于萨伊。
[2] 《为商业辩护》，1808年板，第81、83页。
[3] 萨伊《政治经济学》，佩林赛尔译，1821年版，第1卷，第165、167页。萨伊甚至说（这是完全另一回事）：“如果生产能任其自由发展，某一种的生产便很少会超过其它的生产，井使它的产品价格不成比例地跌落下去。”他的译者又加上一句：“只要消费是自由的，就没有可能使生产超过消费”（《政治经济学》第169、178页）。
初看起来，这样一种论点，似乎是很武断的教条，和实际事物并没有什么关系。供给和需求永远不会不等，因为对它们下了使它们能够相等的这样一种定义！可是只要这个原理意味着描述具有这种特殊类型的相互关系的经济社会，它就不是一种同义语的重复；而且就这种性质来看，它可以说是李嘉图学说体系的精髓。正因为我们认为货币在决定交换价值上地无关重要的，所以根据同样理由，我们也不把“需求量”（作为一个绝对的数字来看）看作决定生产和交换过程的一个因素。我们只要把经济过程当作一个统一的整体来看，那么，作为这个问题之中的一个独立因素的“市场”就会立刻消失。这样，需求就成了一个因变量，而不是一个自变量。当然，如果分开来看，每一次交易总是有两个项目的：供给和需求、货物和货币、生产者和市场。但是如果因此就下结论，认为这同样的两个项目，在从整体来看的情况之下，也必定表现为独立的因素，那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这就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这个单一的交易只是一对交易的一半，在这一对的交易里面，用货币表示的“需求”或“市场”是以一个公项的资格出现的。照马克思后来所说的[1]，交换主要是一系列C—M—C（商品——货币——商品）型的交易，其中是以货币作为各个交易之间的简单媒介，因为这些交易基本上只是一个。
[1] 马克思说，这对于“简单的交换社会”（即小独立生产者的社会）来说，是与事实相符的。我们将会看到，他还说过，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就引进了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变动；这种经济的特点表现在有一个阶级的存在，这个阶级所唯一关心的事，就是按M—C—M’（其中M’大于M的数量等于利润率）公式把资本投入一系列的交易，这就把一个障碍物引到交易过程的表面的统一性里面，因而有可能造成破裂，把这个过程分裂为两个部分。
第三，还有约翰·穆勒的“对商品的需求并不是对劳动的需求”的论断。史蒂芬（L·Stephen）认为“对于这个论断的充分理解，也许就是对一个经济学家的最好的考验”。约翰·穆勒本人把它说成是“一种和一般意见不同的说法，这种说法甚至在具有声望的政治经济学家里面——除了李嘉图和萨伊以外——也很少有人能始终注意到”。“商品的需求决定劳动和资本应该用在哪一个生产部门；它决定劳动的方向；但不是决定劳动本身的多少，或决定对于劳动的维持或报酬的多少。这些都决定于直接用以维持或酬报劳动的资本或其它基金的数量”[1]。“对劳动的需求”这句话，照约翰·穆勒的意思，自然并不是指用货币来表示的需求，而是指用商品来表示的需求：换句话说，他所想到的是决定实际工资的需求，而不是决定货币工资的需求。如果说，作为消费者货币开支总额的“商品需求”不能永远影响交换价值的比例，包括劳动力交换价值的比例，那就等于重复上述两个原理的前一原理，虽然是用某一个实例来表明的。约翰·穆勒在他的命题里面显然还包含着别的意义；而且当他说到“对商品的需求”的时候，他指的纯粹是一种相对的意义——就这个场合来看，这是唯一可能有的另外一种意义。如果是用在这种相对的意义上的话，他的目的显然不仅包含一种意思，就是某种商品的需求和另外一种商品的需求比较起来，并不会对工资水平发生显著的影响，而且也包含一种意思，就是消费者用在购买一般商品的货币数量，如果和他们所节约的数量比较起来相对地增加的话，这并不会增加劳动者所获得的那部分产品，而会适得其反。这两种意见的前一种，是大家所熟知的古典学说的重述，就是认为需求的情况对于产品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是没有关系的（除了它可能加速土地报酬递减的趋势，因而提高生活费用的那种关系）。像李嘉图的很多理论方法一样，这是根据一种特殊的假定的：就是资本和劳动的比例，在各工业中都是相等的。如果没有这种假定，这个说明就失去了它的效力。但可以认为它含有这样一个通用的真理：除非需求的转移对于使用劳动较多或较少的各生产部门（也就是对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有机构成”较高或较低的那些工业）有加强原来趋势的重大影响，这种变动是不能认为与劳动力的交换价值的决定有关的。
[1] 《原理》，亚胥黎（Ashley）编，第79-80页。耶芳斯曾经攻击这个学说（《经济学原理》，第126—133页），认为它是由李嘉图的《原理》第三版创始的。但李嘉图在这里所说的是，对劳动的需求是决定于消费者的支出方式（由于在不同行业之中，劳动对资本的比例有所不同）。这是对约翰·穆勒意见的修正，而不是在穆勒之前说了这句话（见李嘉图：《原理》，第3版，第476页）。
可是第二个意见（关于所得的用去部分与储蓄部分的比较），是与对于资本的性质和劳资双方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的一种特殊见解有关的。这里所引起的一些问题，将在后面一章另行讨论。但是既然古典经济学家惯于把资本当作主要是“对劳动的垫支”，那么，这个意见就有一种简单而且（在它的范围内的）重要的意义：就是工资水平是由当作工资基金来看的、与劳动者供给量成比例的资本数量来决定的。既然增加所得的被用去部分会使资本积累减少，那么，正确地来看，对劳动者的需求也势必因此减少，而不致增加[1]。
[1] 当然，这种在用钱上的变动，有可能造成“积蓄”金钱方面的相等和相反的变动，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不会造成资本积累的变动。但这种积蓄，古典经济学家显然（他们很少这样说）只当作从流通中撤回货币，它所产生的影响等于货币数量的变动：就是对所有价格有同样程度的影响。
最后还有一种原理，李嘉图曾经把它看作是他的价值学说的突出的推论。这个原理被总结在一句话里面：“如果工资上涨，利润就会下降。”孤立地来看，这句话常常被人嘲笑是同义语的重复。这个说明原来所要包含的事实，在李嘉图的另一个说明里面有更充分的解释，就是“利润是由工资的高低来决定，而不是由任何其它东西来决定”[1]。换句话说，利润只由劳动力价值与一般商品价值的比例来决定，而且这两个数量可以不受彼此的影响而独立地运动。这种关系虽然不是精确地等于（由于地租关系），但差不多等于社会上必须用于生产工人生活所必需的那一部分劳动力量[2]。这个命题不仅对于李嘉图由他的经济学说里面所得出的结论来说，而且对于今天实际上看作是已经确定的原则的某些补充命题来说，显然也都是很基本的东西；要是没有这些命题，经济学家就好像阿丽斯在镜子里所看到的那种世界一样。它的含义是，利润率（作为“各种价值的比例”）既不能靠货币数量的增加（除非是暂时的），也不能靠消费的增加而提高，像马尔萨斯所说的那样。李嘉图用这个理论来论证（和亚当·斯密的说法相反）：只有在国际贸易的扩张能使工人生活资料低廉，因而降低工资的情况下，才能提高利润率[3]。马克思曾经用这种说法，来驳斥蒲鲁东的主张，蒲鲁东认为工资的上涨将会引起商品价格同样程度的上涨，所以工会主义只是自己追自己的尾巴，永远追不上。它和许多其它的论点，在经济理论中比较，究竟占什么地位，可以从这个事实来判断：如果它是不正确的，那就没有理由可以做出结论，认为工资水平的提高势必鼓励机器的使用，而工资下降就会不鼓励人们使用机器[4]。因为如果劳动的价格可以上淡，而不致引起利润率（当作资本的报酬来看）下跌的话，那么，机器的成本将和雇佣劳动的成本一同按比例提高（由于用来制造它们的劳动力的涨价）；而且机械化方法的成本，将和完全依靠直接劳动的那种方法的成本照同样的速度增长。但是这样的结果，需要物价和工资同时增加，而古典经济学却假定这样一种情况：工资提高并不会引起物价同样的上涨，因而促成利润的下降。事实上，它还假定：由于工资上涨，某些价格实际上将会下跌，虽然其它的价格都在提高。跌价可能性最大的，就是包含很少的直接劳动，而需要比较大量的资本来制造的那些商品；而且这既然是节省劳动的机器的主要特点，购买和使用这种机器就会得到特别的鼓励[5]。
[1] 李嘉图所用的“高工资”和“在全部生产物当中，必须用来维持工人的那一部分所占的百分比比较高”是同义语（《关于马尔萨斯的笔记》，贺兰格尔和格里高雷合编，第134—135页）。詹姆斯·穆勒说，如果利润是用来“指明价值的比例（即利润率），那就可以看到，在这个意义上的利润是完全由工资来决定的”（《政治经济学》，第58、59页）。我们稍后将会看到，马克思用“资本有机构成”的概念加以修正的，就是关于与利润总额有别的利润率的后一说明。
[2] 当庇古教授庄他的《失业论》里面，用他所谓工资货物的工业和非工资货物的工业中的劳动量，作为基本的决定性关系的时候，当然他所用的概念，和李嘉图的概念是非常相似的。
[3] 参阅本书第190-191页。──参看PDF对应页数。录入者注。
[4] 魏克赛尔：《讲演集》，第1卷，第100、167页。
[5] 凯恩斯曾经说过（《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191页），在这些古典的问题的说明当中，有许多站以“充分就业”的假定作为必要条件的，因此不能适用于产量变更或失去平衡的情况。所以有一些问题的说明，在资源尚未利用的情况之下，需要加以相当大的修正，这的确是正确而且重要的：例如，货币需求的变动就能改变总产量，而不单单在物价的改变上发生影响。但似乎不能就因此推断，这些古典的问题的说明，不能应用在现实的世界上；除非假定在这个世界上，所有资源的供给都永远具有无限的弹性。看来似乎很清楚，古典经济学家所要假定的，是走向充分就业的那种趋势的存在。因此，他们认为他们对问题的说明，是能确定长时期经济发展的限制因素的。这些古典的问题的说明中的某些说明，也是由其它假定——影响这个体系的稳定性的假定——来决定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6章里面还会讲到。
但是这些原理，主要是附属在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中心论点上的，这就是放任主义的大原则。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的政治经济学的显著统一性，在这里转变成一种实用学说的一贯体系。这里抽象原理被用实际政策装饰起来，同时世界事物的系统解释同具体建议和行动融合在一起。政治经济学已经创立了一种经济社会的概念，把它看作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体系，受它自己的规律的统治。这些规律发挥着作用，这个体系“自发地进行着”，而不受政府的照顾以及君主和政治家的任意支配的影响。过去认为要从混乱中建立秩序，国家的管理是主要的，现在则认为不必要了。这种假定的理由是，政府的管理绝对有害，因为它会阻碍经济力量的正常作用，会使本来可以实现协调的地方产生不平衡，但它不能证明它所得到的结果会更符合一般的利益，而是适得其反。一种关于这个体系如何运动的假定，事实上变成应当使它怎样运动的一种假定。的确，古典政治经济学并没有最后证实，放任主义会在人类幸福上产生最圆满的结果。这到半世纪以后，才由效用原理用享乐主义的词句十分荒谬地）表达了出来。这些经济学家满足于这样一种主张：作为生产和增加财富的一个条件来说，放任主义是最优越的：这是他们特别喜欢采取同国家补助的垄断企业或国家对对外贸易的限制相对此的方式来证明的一种主张。人们很容易相信，如果一种体系能凭它的各因素的内在一致性获得平衡，那么，放任的结果一定比无知的干涉为佳。总而言之，在深信凡是表现为受“自然规律”所统治的任何东西都是半出天意（此处未明确。——录入者注）的一个时代，这是必然会受人欢迎的一种信念。
与这种实用的学说有密切关系的，是批评的刀锋的另一面：政治经济学就用这一面转过来攻击当时的政策。因为它主要是一种生产学说，所以含有一种意思，就是一个对于物质商品生产没有积极关系的消费阶级——这个阶级只会提取收益，而没有做出生产贡献（指负担作为等值来看的一些“实际成本”）——在经济社会上，也不会起积极的作用。这种阶级的存在，是对财富的消耗，而不是创造财富的助力；而且只要它的势力支配着国家的议事机关，它就会成为一种桎梏和障碍。至少在李嘉图的传统之内，政治经济学是用这样一种眼光来看地主利益集团的，因为地主利益集团支配着当时尚未经过改革的议会，又用济贫区制度[1]和工资补助税制度限制了劳工的移动，并且维持谷物法，来保护谷类的价格和地租。除劳动以外，生产上唯一积极的要素就是资本，因为它用资力来促进技术和分工的进步[2]。工资养活了工人和他们的后代，而利润就是勤勉阶级的资本积累的源泉和刺激；这个阶级和工业密切联系着，并且在工业当中找到它的兴趣和名利的中心。地租则不然，它是稀少的自然资源的产权价格：也就是从生产的果实中，攫取一部分来维持一个消极的和不生产的阶级。李嘉图说过：“在任何情况之下，地租都是原来由土地上所获得的利润的一部分。它决不是新创造出来的一种收益，而总是已经创造出来的收益的一部分。”[3]只要这个阶级是节俭的，并能积累它的地租作为工业的资本，那么，这种支出虽然可能未加利用，也没有害处：它将作为新的资本而被投入生产，来满足新的生产循环的资金需要。但从它的本质和传统来看，这个阶级是不会像工业资产阶级那样愿意这样做的。如果他们进行投资，他们很可能会更愿意投向政府的公债或垄断的贸易公司而不是工业上面（不是有一个像劳德达耳（Lauderdale）勋爵这样的一个作家，曾经为国债的存在辩护过吗？理由就是能为这些资金作稳健的投资）。而且既然地租是用来维持这个阶级的安逸以及家业和奴仆，它就代表着一种维持不生产的消费而压在生产体系上的重担。
[1] 济贫区制度是指十八世纪英国所实行的济贫法，根据这个法律，凡是失业或赤贫者，当局有权强迫他回到原出生地区，由该区保卫局负责他的生活，雇佣他劳动或把他介绍给当地雇主。——译者
[2] 詹姆斯·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3版）里面谈到“两种生产要素：一种是主要的，另一种是次要的”，这就是劳动和资本（第84页。但地租“完全可以认为是资本和劳动的生产活动的报酬以外的某些东西”（第68页）。
[3] 《谷物价格的降低对资本利润的影响》，1815年版，第15页。
古典经济学家对于这一类的实际解释——即使是用更抽象的分析方式——究竟注意到什么程度，我想也是很少有人正确理解的。威廉·斯宾司（William Spence）——詹姆斯·穆勒就是为反对他而写了《为商业辩护》这本书——认为消费是生产的前提，所以消费的支出有利于国家的财富，他就拿这个作为主要理由，来为地主阶级辩护。在1808年，他这样写道：“因此可以明白，地主阶级的责任就是消费，而不是极端的节省，而且国家财富的生产就是由这个阶级能否尽这种应尽的责任来决定。……为了维持社会繁荣的经常增长，绝对必要的是，这个阶级应当不断地增加消费。”[1]马尔萨斯也倾向这个意见；他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学说显然指向一个结论，就是不应该把地主看作是不生产的消费者而加以谴责，而应该看作是健康社会的必要平衡中的一个因素：这就是工业家的积累本能和消费阶级为它的产品所提供的市场之间的一种平衡。和这个观点相反的原理，则认为需求与价值的决定无关（因此也与利润的决定无关），生产过程能创造它本身的需求，而且这种创造的行为是极端的节省而不是消费；这就针对上面的意见，直接提供了一个争辩的武器。而且在整个十九世纪的年代里，被每一个经济学教师所驳斥的，就是这个认为富者的消费对于工业有利的古典邪说。同样的情形是，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之间的许多其它争论也都和这个中心问题有直接关系。马尔萨斯所写的《关于地租性质和发展的探讨》（1815年）这篇文章，主要就是为了否定“某些现代作家”的如下见解，这种见解认为“地租在它的性质上和它受制约的规律上，都非常近似价格超过生产成本的余额（此即垄断的特点）”，同时也是为了表明高额地租（或者产生高额地租的那种情况）是改良土地的一种助力[2]。在他们讨论农业进步对地租的影响的时候，李嘉图提出的理由是，农业进步会使地租下降（因而违反了当作一个阶级来看的地主利益），另一方面，马尔萨斯却认为这会使地租上涨[3]
[1] 《英国不依靠商业》，第36，37页。
[2] 马尔萨斯《关于地租性质和发展的探讨》，第2页和第27—30页，马克思曾经把这篇文章称作“一个辩护地主，反对产业资本的小册子”（《剩余价值学说史》，第3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1页）。
[3] 参阅《李嘉图致马尔萨斯书信集》，鲍奈编，第94页以后；马尔萨斯《原理》，第205页以后。
作为同时反对专制国家的独裁主义以及地主贵族的特权和势力的一种批判，政治经济学在它的初期，起了一种革命的作用。作为一个原来缺乏一贯原理的科学部门内的思想系统化者来看，政治经济学的来临是一个惊人的启示；而作为经济领域内的一个自由维护者来看，它在十九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影响，并不亚于大陆上燃起自由火炬、倡导政治权利的那些哲学。只有到后来，在李嘉图以后的时期，它才从谴责特权和限制转而为所有制辩护。在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之中有两个基本的概念：一个是，价值关系是由作为生产者的人们的关系来决定的；另一个是，分别什么对生产需要和什么对生产不需要，这是应该由人类的具体活动来决定的。这些生产上的制约关系就是在一定的需求和技术的情况之下，社会分工所采取的具体形式。究竟这些关系是否可以正确地看作基本的关系，当然完全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但是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可以由这个阶级在社会上所负的任务获得明白的历史解释的：这个阶级观察社会变迁过程的观点使它必然会获得这个基本而现实的概念。但是这个历史的理由同时也含有一种限制。包括在社会上人们生产关系里面的，还有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阶级关系。这种政治经济学只是假定有这种关系而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只止于叙述这种阶级关系并把它包括在政治经济学条件之内而未进一步加以分析；把阶级的划分不是当作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就是只当作在自由社会中分工所自然形成的一种形态，而不是作为特种类型的历史产物。这些经济学家并没有考虑到，这个独特的关系的特点可能会影响它们的经济规律的运动方式，而且可能会根本改变根据这些规律所做出的解释和预测，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本质。我们将要看到，他们的后继者更远离了而不是更接近了这种认识，他们的倾向是，把作为生产者的人们之间的那些关系越来越弃置一旁，或者至多保留着这些关系的前身的虚幻鬼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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