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大卫·格雷伯 -> 《债：5000年的债务史》（2011）
08 信用货币与金银货币：历史周期的循环
金银货币是战争的附属品，而非和平交易的产物。
——杰弗里·W.加德纳（Geoffrey W.Gardiner）
有人很可能会问：如果我们的政治和法律理念确实是以奴隶制的逻辑为基础，我们曾经又是如何废除了奴隶制的呢？当然，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可以回答说，我们从来没有废除过奴隶制，只是给它换了种说法罢了。这个人会摆出这样一个论点：一个古希腊人肯定会看出，一个奴隶和一个负债的雇佣劳工的区别，顶多是一种法律上的细节。[1]但是，我们仍应当把废除正式的传统奴隶制，看作一项十分值得注意的成就，它究竟是如何实现的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更何况历史上人类不止一次废除过奴隶制。如果考查一下历史记录，可以发现人类历史上奴隶制被多次废除（或有效地废除）。这是真正引人注目的事情。
比如说，欧洲的奴隶制很大程度上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消失了——那些习惯于将这段时间称为“黑暗时代”开端的人很少认识到这一历史成就。[2]没有人能确信这是如何发生的。人们普遍认为，基督教的传播肯定对此有一定影响。但是，由于基督教教会本身从没有公开反对奴隶制，甚至在许多情况下为之辩护，基督教的传播不会是直接原因。与此相反，奴隶制的废除似乎有悖于当时的知识权威和政治权威的态度。不过它却发生了，而且有持久的效果。在民众层面，对奴隶制的厌恶十分普遍，以至于一千年以后，当欧洲商人开始试图重启奴隶贸易时，发现自己的同胞根本不赞同在他们本国蓄奴——这是种植园主最后不得不从非洲购买奴隶，然后在新世界设立种植园的一个原因。[3]现代种族主义（也许是近两个世纪中最大的罪恶）之所以需要虚构出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洲人一直拒绝听从知识分子和法学家的论点。堂而皇之地奴役一个在他们看来完整而平等的人，是他们难以接受的。这真是历史的莫大讽刺。
此外，古代奴隶制的终结并不仅限于欧洲。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可以发现，就在相同的时间（约公元600年），印度和中国也正发生着同样的事情。经历了多个世纪的动荡和混乱，传统奴隶制几乎在这两个国家绝迹。这一切表明，历史性机遇的到来时刻，也就是有可能发生有意义的变革的时刻，它遵循一种明显，甚至周期性的模式。它穿越地理空间相互呼应，超出了我们既往的想象。过去有一种可以捉摸的形状，只有了解它，我们才能觉察出现今存在的历史性机遇。
虚拟与金属货币交替的历史周期
要让这些周期显露出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重新审视我们在全书中关注的现象：货币、债务和信用的历史。一旦我们着手描绘贯穿欧亚5 000年历史的货币史，惊人的模式就开始浮现。就货币史而言，铸币的发明是最为重大的事件。铸币似乎独立地在三个不同地方发端，时间几乎是相同的。公元前600-公元前500年，中国的华北平原、印度东北的恒河河谷及爱琴海沿岸地区都出现了铸币。这并不是因为发生了某种突然的技术革新：在每个地区，用于铸造最早的钱币的技术各不相同。[4]铸币的出现是社会转型的结果。而这为什么恰恰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呢？这是一个历史之谜。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出于某些原因，利迪亚（Lydia）[5]、印度和中国的地方统治者认为他们王国中长期存在的信用体系是有欠缺的。他们因此开始发行小块贵金属硬币，并鼓励他们的臣民在日常交易中使用。在此之前，金属大多铸成锭块，用于国际贸易。
这个创新从这些地方传播开去。在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各个地方的国家都开始发行各自的钱币。不过，正是到了大约600年奴隶制开始消失的时候，整个趋势突然发生了逆转。现金枯竭了，各地再次回归到信用货币。
如果我们看一看5 000年来的欧亚历史，可以看到明显的交替变化：在一段时期，信用货币占据主导地位，而随后黄金和白银成为主流——也就是说，至少很大部分交易是通过贵金属硬币的转手而进行的。
这究竟是为什么？战争看来似乎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暴力十分普遍的时期是金银货币的天下。关于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很简单。金银钱币有一个有别于信用安排（credit arrangements）的显著特征——它们可被盗窃。从定义上讲，一笔债既是一种信任记录，也是一种信任关系。而在商品交易中使用黄金或白银的人只需要确信其重量是否准确、品质是否优良和他人是否会接受它即可。在一个遍布战争、充斥着暴力威胁的世界（战国时代的中国、铁器时代的希腊和孔雀王朝之前的印度正符合这一状况），交易的简单化有明显的益处。士兵们则更需要用贵金属交易。一方面，他们总是会经手很多战利品。这些战利品大多包含黄金和白银。士兵们会千方百计把它们交易出去，换来更好的生活用品。另一方面，九死一生、转战四方的士兵正是高风险信用对象的典型。居住在同一个小山村社区的邻里，相互之间进行经济学家所设想的那种物物交换也许是荒谬的，但这样一个社区的居民若是与一个雇佣兵进行交易，采用金银顿时就是合情合理的了。
那么，在人类历史上，黄金或白银的锭块（不论是否带有印记）大多扮演了与当代毒品交易商的手提箱里所装满的无标记票据（unmarked bills）相同的角色：它是没有历史的物件，价值在于人们知道几乎在所有地方都可以用它来交换其他财货，而没有任何条件。因此，在社会相对平和的时期，或在信任网络之中（信用网络可能是国家创设的，但在多数时期，它的形式可能是跨国的机制，如商人行会或信仰团体），往往以信用体系为主。而在战争和掠夺十分普遍的时期，信用体系往往会被贵金属替代。此外，尽管掠夺性贷款在人类历史的每个时期都上演过，它导致的债务危机似乎只在货币最容易兑换为现金的时期造成最为有害的影响。
这里我根据虚拟和金属货币之间不断交替的情况，提出一个欧亚历史的断代，作为看清当前历史时刻大旋律的出发点。历史周期始于最早的农业帝国时代（公元前3500-公元前800年），此时虚拟信用货币居于主导地位。然后是我们在下一章中会述及的轴心时代（Axial Age，公元前800-600年）。在轴心时代，铸币兴起，人们普遍改用金属货币。虚拟信用货币在中世纪（600-1450年）回归，这是第十章的内容。第十一章将要讲述接下来的一个周期——资本主义帝国时代。这个时代始于1450年，全球大规模地重新使用金银货币，直到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时才能算是真正结束。它的终结标志着又一个虚拟货币阶段的开始。这个阶段才刚刚开始，它的终极轮廓必然还不可见。第十二章，也就是最后的一章，力图应用历史的洞察来理解这个时代可能意味着什么，又可能开启何种机遇。
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3500-公元前800年）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信用货币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一人类所知最早的城市文明中普遍流通。在巨大的庙宇与宫殿中，货币很大程度上起到的是记账单位的作用，而不是实际的转手。而且，商人和小贩还发展出了他们自己的信用安排。这些大多以泥板为物理形式出现，上面刻有某些未来偿还的义务，这然后又用黏土封装起来，上面盖上借款人的标志。出借人会保留这个包封，作为信物，到偿还时打开它。至少在一些时候或地方，这些封存的文件似乎发挥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可转让票据（negotiable instruments）的作用。这是因为泥板里并不是简单地记录着借款人偿还出借人的承诺，而且还是针对“持有者”（bearer）的。换言之，一块记载着5舍客勒白银债务（按通行利率）的泥板，可以在流通中等同于一张5舍客勒的承付票（promissory note），这也就等同于货币。[6]
我们不知道这种泥板出现得是否频繁，通常会转手几次，有多少交易基于信用，商人是否频繁使用粗糙的金银锭块来买卖他们的商品，或者他们在什么时候最有可能这样做。所有这些无疑因时而变。承付票通常流通于商人行会或城市中相对富裕的邻里居民之间，因为他们相互足够熟悉，信任对方会履约。如果并不那么熟悉，他们可以通过更为传统的互助形式相互依靠。[7]对于普通美索不达米亚人光顾市场的情况我们所知更少。我们只知道客栈老板在信用的基础上经营，叫卖小贩和市场货摊经营者很可能也是如此。[8]
利息的起源会永远难以捉摸，因为它早于书写的发明。在大多数古代语言中，指代利息的术语都是从某个和“后代”有关的词语中衍生出来的，这使得有些人猜测它起源于牲畜贷款，但这显得有点拘泥于字面意义了。最早普遍流行的有息贷款更有可能是商业上的：寺庙和宫殿会预先把一些物件交给商人，商人然后会前往附近的山地王国或远航海外，出售这些物件。[9]
这种做法值得注意，因为它暗示着上述两者之间根本上缺乏信任。毕竟，为什么不直接要求从利润中分一杯羹？这似乎更为公平（无论如何，破产回来的商人大多偿还手段很少），而且这种类型的利润共享合伙制在后来的中东成了十分普遍的做法。[10]对此的解答也许是，利润共享合伙制通常是在商人或有类似背景与经验的人之间缔结，他们有办法了解到对方的行踪。宫殿或庙宇中的官员与游走四方的商人冒险家鲜有共同点，而且官员似乎一般认为，不能指望从远处归来的商人将他的冒险投机完全如实道来。如果设定一个利率，那么一个能言善道的商人，不管怎样捏造有关遭遇强盗、沉船或飞蛇、大象攻击的故事，都不能改变分毫。收益预先就固定好了。
巧合的是，这种借钱和撒谎之间的联系在历史上显得引人注目。希罗多德注意到，对于波斯人而言，“撒谎被看作最大的耻辱，其次是身负债务……这尤其是因为他们认为负债的人必然会撒谎。”[11]（然后，希罗多德记载了一个波斯人讲给他听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有关波斯人在印度所获黄金的来源的：他们从巨蚁的窝巢中偷取了黄金。）[12]耶稣拿不饶恕人的恶仆所做的比喻则对这种联系开了个玩笑（“一万塔兰同？没问题，只要给我多些时间就行”），但即便在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到，由于无休无止的说谎，在宽泛的意义上，一个将道德关系视作债务的世界，虽然在某些方面是有趣的，但却必然是一个腐化、犯罪和罪恶的世界。
在苏美尔人的文献最早出现的时候，也许世界还没有到如此境地。不过，在那时，有息贷款乃至复利贷款的原则，已经为人们所熟悉。例如，在公元前2402年，拉格什（Lagash）[13]国王恩美铁纳（Enmetena）的一块王室铭文（这是我们发现的最早的铭文之一）指责他的敌人、乌玛的国王占据一大片法律上原本属于拉格什王国的农田长达数十年之久。他宣布：通过计算那整片土地的租金及为此租金需要支付的利息（按年复利率计），得出乌玛王国现在欠拉格什王国4.5万亿升大麦。这个总额和之前那个比喻中的一样，是有意夸大了的[14]，它只是发动战争的一个借口而已。不过，恩美铁纳想要每个人都知道，他清楚应该如何计算。
高利贷（这里指的是有息消费信贷）在恩美铁纳的时期也已十分完备，国王最终发动战争并取得了胜利。两年之后，刚得胜归来的他不得不发布另一条政令，普遍废除其王国内的债务。他后来以此为荣：“他在拉格什王国创立了自由（amargi）。他让母子重逢，他废除了所有的利息。”[15]这事实上是我们有记录的第一份废除债务宣言，也是“自由”一词第一次出现在政治文献之中。
恩美铁纳的文本在细节上有些模糊，但半个世纪之后，他的继承者乌鲁伊宁基那（Uruinimgina）在公元前2350年的新年仪式期间宣布大赦令。它的条款列得清清楚楚，成了大赦令的典型：废除所有未偿贷款及所有形式的债务奴役，甚至包括针对那些不能支付罚金或犯罪处罚的人。唯一例外的是商业贷款。
类似的宣言，在苏美尔人及后来的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的记录中反复出现，主题总是相同的：重建“正义和公平”，保护寡妇和孤儿，确保“强者不会欺凌弱者”——正如汉谟拉比在公元前1761年废除债务时所要说的。[16]用迈克尔·赫德森的话说：
清除巴比伦金融债务的时间指定在春天庆祝新年期间。巴比伦的统治者监督“砸碎泥板”（也就是债务记录）的仪式，恢复经济的平衡，与其他自然事物一道，迎接新年新气象。汉谟拉比和随同他的统治者一道，举起火炬（这也许象征着正义的太阳神沙玛什，它被视为智慧而公平的统治者的向导）发出这些宣告。作为债务保证被质押的人获得释放，与家人团聚。另外一些负债者恢复了耕种他们固有土地的权利，而从所有累积起来的抵押留置权（mortgage liens）中脱身。
[17]
埃及（公元前2650-公元前716年）
埃及体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对比，因为在历史上的多数时间里，它一直试图完全摆脱有息债务。
与美索不达米亚一样，从古代的标准看，埃及极为富庶，但也是一个封闭自足的社会，有一条河横穿沙漠。它比美索不达米亚要集权化得多。法老是一个神，国家和寺庙长老掌控一切：税收种类繁多，国家不时发放分配款、工资和报酬。在这里，货币同样明显是会计手段。基本单位是德本（deben），或者说“度量”——最初指的是谷物的度量，然后延伸到铜或银。有少数记录明确指出，这些材料在交易中通常不会拿出来称重量：
拉美西斯二世统治的第15年（约公元前1275年），一个商人向埃及人埃莉诺芙女士出售一个叙利亚女奴，价格（无疑是讨价还价之后的）定在4德本1基特（约373克）白银。埃莉诺芙收集了一些衣服和毛毯，价值2德本2又1/3基特，这在详细清单里有记录。然后她向邻居们借了各种物件——铜器、一罐蜂蜜、10件汗衫、10德本铜块，直到达到那个价格为止。
[18]
实质性、可以依法执行的贷款，也就是会导致欠债者失去土地或家庭成员的那种，虽然有所记录，但似乎十分罕见——而且危害也小得多，因为这些贷款并不带利息。类似地，我们有时候确实会看到债务仆人，甚至债务奴隶，但这些看似只是非常现象，也没有迹象表明问题曾像在美索不达米亚和黎凡特（the Levant）那样经常性地演变成危机。[20]
事实上，在历史上的最初几千年中，世界似乎有很大不同，债务确实是“犯罪”问题，大多是被当作刑事问题处理的：
如果债户未能按时偿还债务，债主可以将他告上法庭。在法庭上，债户会被要求在一个具体日期还清债务。作为这一保证的一部分（债户要对此宣誓），债户也要发誓如果他在指定日期未能偿还，他要被打100记，和/或归还双倍的贷款。
[21]
在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50-公元前1070年），有关市场的证据多了起来，但一直要到铁器时代，埃及并入波斯帝国前夜，美索不达米亚式债务危机才初现端倪。例如，根据希腊的资料记录，贝肯拉内夫（Bakenranef）法老（公元前720-公元前715年在位）发布了一道法令，废除债务奴隶，取消所有未偿付的债务，因为“他觉得一个也许正要去前线为祖国作战的士兵，因为未偿还一笔贷款而要被债主送入监狱的事情是极其荒谬的”——这也应该是最早提及债务监狱的资料之一。[23]托勒密王朝（也就是继亚历山大大帝之后统治埃及的希腊王朝）时期，不时地公布清理债务的石碑已经成为定例。以希腊文和埃及文写就的罗塞塔石碑是破解埃及象形文字的关键，这一点广为人知。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它到底在说什么。竖立罗塞塔石碑原本是为了宣告大赦，对象是债户和囚犯。那是公元前196年托勒密五世时期的事。[24]
中国（公元前2200-公元前771年）
我们对于青铜时代的印度所知甚少，因为此时的印度文字我们还未能破解。早期中国的情况也差不多。我们所知的一点内容，大多是在后来的文字资料中零星搜集而来的。从中可以看出，早期中国的国家官僚化程度远远低于西方。[25]那里没有集权的寺庙或宫殿体系，没有祭司和官员管理库房和记录收支，因此也就很少有创设一个单一、统一的会计单位的需要。与此相反，有资料表明中国走的是一条不同的路线，种类繁多的社会货币在乡间流行，在与外人交易时转为商业用途。
后来的资料回忆早期的统治者“使用珍珠和玉作为上好的支付手段，黄金作为中等的支付手段，刀和铲作为低级的支付手段”。[26]这句话的作者所讲的只能是礼物货币。等级制的货币出现在王公诸侯赏赐其属下的时候，他们的属下理论上讲是自愿为他们效劳的。在多数地方，长串的贝壳货币脱颖而出，但即使如此，虽然我们经常听说“早期中国的贝币”，也非常容易找到用贝壳计量奢侈礼物的价值文本，但人们是否真的携带它们到市场上买卖东西向来没有定论。[27]
最有可能的解释是，人们确实会把贝壳带到市场上去做买卖，但市场本身长期以来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贝币在市场上的作用，远没有社会货币的一般用途（作为婚嫁礼物、罚金、酬金和荣誉的象征）那么重要。[28]不论如何，所有的资料都表明当时有多种货币流通。正如当代的古代货币研究的顶尖学者戴维·沙伊德尔（David Scheidel）所注意到的：
在秦统一中国之前，货币的形式多种多样，有贝壳（贝壳原物，或者是越来越多的青铜仿制品）、龟壳、一定重量的金块和银块（较少），以及最引人注意的铲刀和刀具造型的青铜工具货币。
[29]
我们既不知道中国最早是在何时出现有息贷款的，也不知道青铜时代的中国是否发生过类似于美索不达米亚的那种债务危机，但后来的文献有一些引人注目的暗示。[31]例如，后来的中国神话将铸币的起源归咎于先王为减轻自然灾害的影响所创造的发明。一个西汉的文本记载道：
古代，在禹的时候发大水，在汤的时候干旱，一般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得不相互借贷以获取食物和衣服。禹（帝）用历山的黄金为他的子民铸造钱币，汤（帝）也用到了燕山的铜。因此，天下人没有不说他们仁慈的。
[32]
故事显然是不现实的（铸造的钱币真正出现至少要在1 000年之后），我们很难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能反映一种子女被当作债务抵押而带走的记忆吗？表面上看，它似乎更像是在说饥饿的人直接卖掉他们的子女——这个做法在中国历史后来的某些时期会变得司空见惯。[34]但是，把贷款和出售子女放在一起也是有意义的，尤其是考虑到亚洲的另一面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管子》随后说明，这两位统治者创制了丰年在公共粮仓保留30%的收获，以备紧急时期发放需要的习俗，从而确保这种事情不会再次发生。换言之，他们开始设立政府性的储藏设施。而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类地方，这些设施最初是作为一种计数单位导致了货币的出现。
[1] “债，名词。是为奴隶监工的锁链和皮鞭所起的独创性的别称。”声名狼藉、愤世嫉俗的Ambrose Bierce(The Devil's Dictionary, 1911:49)这样写道。当然，对那些出现在内尔·布什门外的泰国女人而言，被父母卖掉及为偿还父母的债务而工作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如今和两千年前一样，基本只有技术性细节方面的差异。
[2] Pierre Dockés(1979)是我认识的少数几位直面这一问题的作者中的一位，他发表了令人信服的声明，指出它一定和国家权力有关：至少，奴隶制作为一种社会体制，在加洛林帝国时期曾经短暂重现，之后再次消失。有趣的是，因为至少在19世纪，“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已经成为划时代的社会变革的历史学范式，但却没人解决从古代奴隶制度向封建主义的转变，尽管有理由相信，不论现在正发生什么，都会和它非常类似。
[3] 在The Making of New World Slavery(1997)一书中，Robin Blackburn使这一论述变得十分有说服力。也存在一些例外，在意大利的城邦国家尤为明显。实际的故事当然比我在这里描述得复杂得多：这种敌意的一个原因在于，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欧洲人都是奴隶劫掠的受害者，而非获益方，许多俘虏在北非和中东被交易。
[4] 爱琴海区域的硬币是印制的；在印度是冲压的；在中国是浇铸的。这表明，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并不是技术的扩散。例如，在谈到印度硬币时，一位历史学家说道：“如果说从冲压形成的硬币能看出一个清晰的事实，那就是产生这个想法的人从未见过希腊的硬币——或者他见过，但希腊硬币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冲压形成的硬币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冶金工艺。”（Schaps 2006:9）
[5] 利迪亚，铁器时代小亚细亚西部的小国。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利迪亚是世界上最先开始使用金币和银币的地方。后为罗马帝国所灭，成为其一个行省。——编者注
[6] Pruessner(1928)可能是第一个指出这一点的人。
[7] 在安纳托利亚（Anatolia）活动的古代亚述商人，似乎已广泛应用它们（Veenhof 1997）。
[8] Powell(1978, 1979, 1999:14–18)对该证据给出了出色的评估，他强调在巴比伦，对于购买炸鱼、木柴等普通家用物品所需要使用的小额银子，人们并没有生产出足够精准的称量用秤。他总结指出，银子基本用于商人之间的交易。因此，市场供应商的行为可能与他们今天在非洲、中亚等小规模市场的表现一样，建立值得信赖的客户名单，能够随着时间延长给予他们的信用（例如，Hart 1999:201, Nazpary 2001）。
[9] Hudson 2002:21–23假设时间因素很重要，否则商人可能会尽可能推迟使用资金，越晚越好。参见Renger 1984, 1994; Meiroop 2005。
[10] 在这里，我指的是Qirad和Mudaraba安排，和古代及中世纪地中海区域的Commenda类似（Udovitch 1970, Ray 1997）。
[11] Herodotus 1.138.
[12] Herodotus 3 102.–5.
[13] 拉格什，苏美尔城邦，位于今天伊拉克境内铁罗（Tellon），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相汇处的西北、乌鲁克城以东。——编者注
[14] Mieroop 2002:63, 2005:29。他指出，恩美铁纳任意一年的所有大麦收入是3 700万升，因此他宣称对方欠下的粮食是他自己统治下年收入的1 000多倍。
[15] Lambert 1971; Lemche 1979:16.
[16] Hudson 1993对该文献提供了最详细的综述。
[17] Hudson 1993:20.
[18] Grierson 1977:17，引用Cerny 1954:907。
[19] Bleiberg 2002.
[20] 一位权威人士直截了当地说：“我不知道哪位法老颁布了废除债务的法令。”（Jasnow 2001:42）他补充道：在世俗时期（Demotic period）末期之前，没有证据表明债务奴役存在。而世俗时期末期，正是希腊文献开始谈到两者的同一时期。
[21] VerSteeg 2002:199；参见Lorton 1977:42–44。
[22] 在某些方面，这就像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创造的法律漏洞，利息在这些地方都被正式禁止。参见第十章。
[23] Diodorus Siculus 1.79。关于在此问题上希腊文献和埃及文献的比对，参见Westermann 1955:50–51。
[24] 有息贷款的传播历史，才刚刚开始被重建。它还未出现在艾贝拉（Ebla，公元前2500年），还未出现在古王国或中王国时期的埃及，还未出现在迈锡尼时期（Mycenaean）的希腊，但它最终在青铜时代晚期的黎凡特及赫梯人（Hittite）的安纳托利亚变得很普遍。我们将会看到，它很久之后才出现在古典时期的希腊，而出现在德国等地区的时间更晚。
[25] 实际上，中国的历史学把整个时代称为“封建时代”。
[26] 《管子》，Schaps 2006:20引用。
[27] Yung-Ti(2006)论述它们并不是，尽管我们没法儿真正确定是否如此。Thierry(1992:39–41)简单地假设它们就是，并提供了它们被用作记账单位和支付手段的很多例子，但是它们都没有被用于买卖。
[28] 无论如何，在之后的时期，贝壳肯定被用作硬币等价物，政府周期性地采取两种做法之一：要么压制它们的使用，要么把它们重新引入交易体系（Quiggin 1949,Swann 1950, Thierry 1992:39–41, Peng 1994.）。一直到近代为止，在中国西南端的云南省，贝壳货币与计数棒一起，作为货币的通用形式而复活（B.Yang 2002）。关于此已有详尽的研究，但是就我所知，都是以中文完成的。
[29] Scheidel 2004:5.
[30] Kan 1978:92。我注意到，从这个角度来说，传递关于Inca khipu系统自身的一项研究，本就十分吸引人。线绳既被用来记录我们认为是财务方面的责任，也被用来记录其他我们认为是仪式方面的责任，因为与众多的欧亚语言一样，在盖丘亚语（Quechua）中，“债”和“罪”这两个字也是相同的（Quitter ＆ Urton 2002:270）。
[31] L.Yang(1971:5)发现了公元前4世纪出现的首份关于有息贷款的可靠文字参考。Peng(1994:98–101)指出，留存下来的最早记录（甲骨文和铭文）并没有提到贷款，但是也没有理由证明它应该被提及。他还把大多数可以获得的文献参考资料组合在一起，发现很多早期文献都提到了贷款，于是得出结论，即无法确定是否应该认真对待它们。但是，到战国时期，有大量证据表明出现了放高利贷者，以及各种滥用情况。
[32] 《盐铁论》I 2/4b2-6，见Gale(1967):12。
[33] 《管子》（73 12），Rickett(1998:397)。
[34] 所以，大约在公元前100年，“当洪水和干旱来临……那些有粮食的只能以半价出售，而没粮食的只能借入利息极高的高利贷。随后，来自父辈的农田转手；子孙被卖以偿债；商人牟得暴利，甚至小贸易商也能建立事业，获得前所未闻的收益”（见Duyvendak 1928:32）。关于有息贷款的文字记录，最早见于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但它出现的时间可能更早（Yang 1971:5）。要了解在早期印度出现的卖儿鬻女以偿债的类似例子，参见Davids 1922:218。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