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大卫·格雷伯 -> 《债：5000年的债务史》（2011）
09 轴心时代（公元前800-600年）
我们把这一时期称为“轴心时代”。非凡的事件在这一时期层出不穷。在中国出现了孔子和老子，哲学百家争鸣……在印度，这是《奥义书》和释迦牟尼的时代；与中国一样，所有哲学流派，包括怀疑论、唯物论、诡辩派和虚无主义，都是在这个时代成型的。
——卡尔·雅斯贝斯，《智慧之路》 |
铸币与军事力量的隐秘关系
“轴心时代”的说法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创造的。[1]在撰写哲学史的过程中，雅斯贝斯着迷于这样一个事实：像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70-公元前495年）、释迦牟尼（公元前563-公元前483年）和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这样的人物生活在几乎相同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希腊、印度和中国，都突然出现了思想界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当然，这三个地区明显互不相通，没有往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就像同时期为什么会发明铸币一样，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谜。雅斯贝斯本人也没有给出完全令人信服的答案。他提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肯定是由于相似历史条件的影响。对当时大多数伟大的城市文明而言，铁器时代早期，各个帝国进入一种停滞状态。政治景观碎裂成了错综复杂的棋盘，小国和城邦林立，它们外部是接连不断的战争，内部则陷于持续的政治论争之中。三个地区都见证了某种类似于出世文化（drop-out culture）的发展，出现了出走荒原或游走于城市之间寻求智慧的苦行者和圣人。也是在这些地区，不论是希腊的智者、犹太的先知、中国的圣人还是印度的神人（holy men），最终都被重新吸纳到政治秩序之中，成了一类新的思想或精神精英。
雅斯贝斯称，不论何种原因，这种情形的结果是，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将理性探索的原则应用到解答人的存在这类重要问题之上的时期。他发现，世界上所有这些伟大的地区（中国、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都涌现了惊人类似的哲学流派，从怀疑论到理念论——事实上涵盖了几乎所有看待宇宙本质、心灵、行动和人类存在目的的立场，直至今日都是哲学的素材。正如雅斯贝斯的一个学生后来（略为夸张地）说的：“从那个时期以后，再没有出现过真正新颖的观点。”[2]
在雅斯贝斯看来，这一时代开始于公元前800年前后的波斯先知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时期，终结于公元前200年前后，随后是一个以耶稣和穆罕默德这类人物为中心的心灵时代（Spiritual Age）。就我自己的目的而言，将两个时代合并到一起更为有用。那么，就让我们把轴心时代定义为公元前800-600年。[3]这就使得轴心时代不仅仅见证了世界主要哲学流派的诞生，还见证了今日世界上主要宗教的诞生：琐罗亚斯德教、先知犹太教、佛教、耆那教、印度教、儒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4]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即毕达哥拉斯、孔子和释迦牟尼生活的年代），其核心的时段恰恰对应着发明铸币的时段。而且，世界上三个发明铸币的地方，正是那些圣人生活的地方；事实上，这三个地方成了轴心时代宗教和哲学创新的中心：中国黄河流域的王国和城市国家、北印度的恒河流域和爱琴海沿岸。
两者之间有何联系？我们也许可以先问：什么是硬币？通常的定义是，硬币是一块有价值的金属，被铸成标准的单位，刻上符号或标志作为认证。世界上最早的硬币似乎是公元前600年前后在西安纳托利亚（今土耳其）的利迪亚王国制造的。[5]这些最早的利迪亚硬币基本上只是圆形的琥珀金块——帕克托罗斯河附近自然储藏的一种金银合金。它们被加热后打上某种记号。最早的一些硬币只印了很少的几个字母，似乎是由普通的珠宝商制造的。不过这些硬币很快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一个新建的王室造币厂铸造的硬币。安纳托利亚海岸的希腊城市很快开始打造它们自己的硬币。这些硬币又在希腊本土流通，公元前547年，波斯帝国吞并利迪亚之后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在印度和中国，我们可以观察到相同的模式：铸币起先是私人发明，很快就被国家垄断。印度最早的货币（大致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是裁切到统一重量，然后以阳文刻上某种官方标志的银块。[6]考古学家发现的例子大多还有许多附加的阴文刻痕，据推测类似于一张支票或其他信用工具在转让前的背书。这强有力地说明，使用它们的人习惯于对付较为抽象的信用工具。[7]中国早期的很多铸币也体现出从社会货币直接演化而来的迹象：有些实际上是贝壳样式的铸造青铜，而另外一些则是小型的刀具、圆盘或铲子的样式。但凡有货币出现，当地政府就会快速介入——大约在一个世代的时间里。[8]不过，由于这三个地方都处于小国林立的状态，也就意味着三个地方都出现了不同货币体系并行的局面。例如，在公元前700年前后，北印度还处于小部落王国（Janapadas）——“部落林立”的状态，它们有些实行君主制，有些实行共和制，到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仍然有至少16个主要王国。在中国，这是西周分化成多个相互争斗的诸侯国的时期（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然后是群雄争霸混战的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与希腊城邦一样，所有因此产生的王国，不论多么小，也都竞相发行它们自己的官方货币。
近些年的研究对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进行了很多讨论。金、银和铜（制造硬币的原料）一直以来都是国际贸易的媒介；但在那个时期之前，只有富人才拥有这些贵金属。一个普通的苏美尔农民一生中除了在婚礼上，也许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一块货真价实的白银。贵金属的形式有如贵妇人的脚镯和国王赐予臣下的传家酒杯，或者就是以锭块状简单地堆积在寺庙里，作为贷款的担保。出于某种原因，在轴心时代，所有这些都开始改变。正如经济史学家所乐于说的，人们开采了大量的白银、黄金和铜；它们不再只是宫殿和富贵人家的宝贝，而是流入寻常百姓的手中，从原来的锭块变成了更小的金属片，开始在日常的交易中流通使用。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以色列古典学家戴维·夏普斯（David Schaps）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为可信的解释：大部分贵重金属只不过是被偷走了。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时期，战争的本质就是掠夺珍贵的东西。
劫掠的士兵也许确实会先去抢女人、酒或食物，但他们也会四处寻找有价值而且易携带的东西。一支长期驻扎的军队倾向于积累许多有价值又可携带的东西——而最有价值又便于携带的物件便是贵金属和宝石。很有可能正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国家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事，导致了一大群拥有贵金属，而且需要购买日常必需品的人的出现……
有人想买就有人想卖，这一点体现在有关黑市、毒品交易及卖淫的数不胜数的记录上……希腊的古朴时代（archaic age），印度的小部落王国和中国的战国时期持续不断的战争有力推动了市场贸易，尤其是基于（通常是少量的）贵金属交换的市场贸易的发展。如果说劫掠让贵金属流入士兵的手中，那么可以说市场使之在人群之中传播。
[9]
这些新的军队，直接或间接地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而要让这些金属块变成真正的货币，也正需要依靠这些政府。主要的原因就是规模：要制造足够人们日常交易使用的硬币需要大规模的生产，这超出了地方铁匠铺的能力。[10]当然，我们已经看到了它们为什么可能有兴趣这样做：市场的存在对政府而言十分便利，而且这还不仅仅在于它极大地方便了大型常备军的供给。政府规定只接受用它们自己的硬币缴纳的费用、赋税和罚金，从而压倒了国内已经存在的无数社会货币，并建立起统一的国家市场之类的建制。
事实上，有这样一种推测，即最早的利迪亚硬币本身就是发明用于支付雇佣军的。[11]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养着众多雇佣军的希腊人那么快就习惯于使用硬币，也解释了为什么硬币在希腊世界普及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到公元前480年，在各个希腊城市中总共有至少100座铸币厂在运作——即便在那个时候，地中海的大型贸易国家对这些硬币还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比如说，腓尼基人被视为古代最伟大的商人和银行家。[12]他们也是伟大的发明家，最早发明了字母和算盘。不过在发明铸币的数个世纪之后他们依然乐于继续照一直以来做生意的习惯，使用没有加工过的金属锭块和承付票。[13]腓尼基的城市到公元前365年才开始铸造硬币。尽管腓尼基人在北非的重要殖民地，统治西地中海贸易的迦太基铸造硬币的时间更早一些，但它只是在“不得不以此支付西西里雇佣兵”的时候才这样做的；而且发行的硬币上印有迦太基语：“供军人使用。”[14]
另外，在轴心时代超常的暴力威胁下，作为一个“伟大的贸易国家”（而非一个像波斯、雅典或罗马那样的侵略性军事强国）终究会有落败的命运。腓尼基城市的命运很有启发性。最为富裕的西顿，在公元前351年的一场反叛之后被波斯皇帝阿达薛西三世（Artaxerxes III）摧毁。该城的4万居民据说没有投降，而是集体自杀了。19年后，推罗在亚历山大的长期围攻下被摧毁，1万居民战死，3万幸存者被卖为奴隶。迦太基幸存的时间较长，但罗马军队最终于公元前146年摧毁了这座城市，成千上万的迦太基人被强奸和屠杀，5万俘虏被带到拍卖区……随后，罗马人将整座城市夷为平地，把盐撒在它的田地上，防止它重新建立。
所有这些都可以体现出轴心时代的思想是在怎样在暴力之中发展的。[15]但它也令我们想发问：铸币、军事力量及这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大潮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地中海
最好的信息依然是从地中海世界获取的。我之前已经提供了它的一些轮廓。将雅典（它在地中海沿岸建立了广阔的海上帝国）和罗马来比较，我们就能立即发现它们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的故事都从一系列债务危机开始。在雅典，第一次债务危机的爆发，引发了公元前594年的索伦改革。那时，年代尚早，铸币几乎不会是其中一个因素。在罗马也是一样，最早的几次债务危机似乎发生于货币出现以前。不过，在雅典和罗马，解决的办法都是铸币。简单地说，这些债务上的冲突有两种可能的结果。第一种是贵族获胜，穷人继续做“富人的奴隶”——在现实中也就意味着大多数人会依附于某些富裕的主子。这种状况通常在军事上是没有效率的。[16]第二种可能是群众派系获胜，然后通常会开展土地再分配和防止债务奴役的群众运动，从而为自由农民阶级创造基础。这些自由农民的孩子然后又可以抽身参与军事训练。[17]铸币对维持这种自由农民阶级起到了关键作用——保护他们所拥有的土地，不让他们因为债务关系而依附于大领主。事实上，很多希腊城市的财政政策只能算得上是一些精致的战利品分配系统。值得强调的是，古代的城市很少能（如果有的话）做到完全禁止掠夺性贷款，甚或债务奴役的。相反，它们通过扔钱解决问题。黄金，尤其还有白银，是在战争中获取的，或是由战争中俘获的奴隶开采出来的。铸币厂位于寺庙中（存放战利品的传统地点），城市国家分配硬币的方式多种多样。硬币不仅被分配给士兵、水手和那些生产武器或装备船只的人；还作为陪审团费用、参加公共集会的费用发放给一般民众；有些时候还是直接发放，就像雅典人在公元前483年于拉里姆的矿山中发现新的矿脉后所发生的著名举动。与此同时，规定国家只接受这种硬币保证了这些硬币会有充分的需求，市场不久就会发展起来。
古希腊城市中多次发生的政治危机类似地也导致了战利品分配。亚里士多德记载了另外一个事件，保守地陈述了公元前391年前后罗得城发生政变的原因（这里的“煽动政治家”指的是民主派的首领）：
煽动政治家需要付钱让人民参加集会和担任陪审员；因为如果人民不参加的话，煽动政治家们就会失去影响力。三桨战船指挥官与城市有契约，为罗得海军建造和装备三桨战船。他们通过克扣向他们支付的钱至少筹集了一部分他们所需的钱。由于三桨战船的指挥官没有拿到酬劳，他们就不能支付欠供应商和工人的钱，因而遭到控告。为了逃避这些诉讼，三桨战船的指挥官们联合起来推翻了民主制度。
[18]
杰弗里·英厄姆将这种结果称为“军事——铸币合成体”，不过我认为称其为“军事——铸币——奴隶制合成体”会更准确。[20]不过不管怎么说，英厄姆的术语相当好地描述了这种体系在实践中的运作方式。亚历山大着手征服波斯帝国之际，借了许多钱用于支付和补给他的军队，然后铸造了他最早的硬币，用于支付他的债主。他还通过熔铸他一开始几场胜利中劫掠来的金银，源源不断地获取货币供应。[21]不过，一支远征军需要他付钱，而且数目不菲：亚历山大的军队有大约12万人，每天的薪水就要半吨白银。出于这个理由，征服波斯也就意味着现有的波斯采矿系统和铸币厂需要围绕满足入侵军队的需要而重组，而且古代的矿山当然是靠奴隶运作的。反过来，矿山中的奴隶大多是战俘。亚历山大围攻推罗城，该城不幸的幸存者们最有可能就是在这种矿山工作。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过程是如何自我维持下去的。[22]
亚历山大还摧毁了残存的古代信用体系：因为除了腓尼基人，在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腹地，人们也同样抵制新的硬币经济。他的军队不仅摧毁了推罗，还掠走了巴比伦和波斯神庙中的金银储备——它们的信用体系得以维持的保障。他规定向新政府缴纳的所有税金都要用他自己的货币。结果是“数个世纪积攒起来的硬币在一个月之内投入市场”，约有18万塔兰同，约合现在的2 850亿美元。[23]
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将军们在从希腊到印度这片广阔的区域建立起了许多个希腊化的国家。这些国家使用雇佣兵，而不是国民军队，但罗马的故事（再一次）与雅典的故事相似。根据李维这样的官方史学家记载，罗马的早期历史是一段贵族和自由平民持续进行政治斗争，以及债务危机反复发生的历史。这些事件经常性地导致所谓的“平民独立”的时刻：城市民众离开他们的田地和厂房，在城外露营，威胁要发起全体叛乱——这介于希腊的群众反叛与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通常出现的逃离策略（strategy of exodus）之间，十分有趣。在这种时候，贵族归根结底还是要面临抉择：他们可以选择使用农业贷款逐渐将自由平民群体变成依附在他们的地产上的劳动者阶层，或者可以选择接受民众所要求的债务保护，维持一个自由农阶层，然后让自由农家庭中的小儿子们参军。[24]危机、独立和改革的漫长历史清楚地表明，贵族是十分不情愿去选择的。[25]平民实际上不得不强迫贵族阶层选择帝国政策。他们做到了，并且逐渐主持建立了一个福利体系，至少将一部分战利品分配给士兵、退伍军人及他们的家庭。
就此而论，传统认为的罗马最早开始铸币的时间（公元前338年）与最终废除债务依附的时间（公元前326年）相吻合似乎意味深长。[26]我们再一次看到，用战利品铸造的硬币并没有造成危机，而是被用于解决危机。
事实上，我们可以将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理解为一个庞大的机器，吸收贵金属、铸币，然后分配给军队——这与旨在鼓励被征服地区民众在日常交易中接受硬币的税收政策相结合。即便如此，在罗马帝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硬币的使用仍主要集中于两个地区：意大利和一些大城市，还有就是军团实际驻扎的边境。在既没有矿山也没有军事行动的地区，更为古老的信用体系很有可能在继续运作。
这里我还要最后做一些解释。不论是在希腊还是在罗马，试图通过军事扩张的手段解决债务危机问题，归根结底只是在回避问题——这个手段不可能永远有效。一旦扩张停止，一切都会再次分崩离析。事实上，甚至在像雅典和罗马这样的城市里，所有形式的债务奴隶是否完全消失过还并不明了。在那些军事上并不成功的城市，由于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可以用来设立福利政策，债务危机每一个世纪大概都要爆发一次——而且这些城市的债务危机通常比中东的情况要尖锐得多，因为除了彻底的革命，它们没有宣布美索不达米亚式的清除债务的机制。很大的一群人，甚至在希腊世界，事实上也沦为奴隶和依附者。[27]
我们已经看到，雅典人似乎认为有身份的人是远离债主的。罗马政治家有所不同。当然，大部分的债是元老院贵族成员之间相互亏欠的：从某种角度讲，这只是富人之间通常有的共产主义，以非常低的条件相互借贷，而对于外人而言他们绝不会这样做。尽管如此，在共和国晚期，历史记录了多起由绝望的负债者发起的密谋。他们通常是贵族，在不留情面的债主的逼迫下，与穷人走上了同一战线。[28]我们之所以在罗马帝国时期很少听到这种事情发生，很有可能是因为反抗的机会更少了；如果要说我们有的证据能够说明什么，只能说问题反而比先前要严重得多。[29]在约公元100年，普鲁塔克这样描述自己的国家，仿佛它正遭受外国侵略：
国王大流士（Darius）把他的军官达提斯（Datis）和阿尔塔普列涅斯（Artaphernes）派往雅典城，他们携带镣铐，去绑缚他们应该带走的囚犯。于是这些高利贷者将满箱满箱的表格、账单和义务契约带到希腊，就像为可怜的罪犯准备的镣铐一样多……
他们一借出钱，就立刻要求返还，在放下钱的时刻又拿起；然后他们再出借，收取利息。
所以他们嘲笑那些认为不可能无中生有的自然哲学家，因为他们确实在用既没有也未曾有的东西获取孳息。
[30]
印度
在很多方面，印度文明都迥异于古代地中海文明，但令人惊讶的是，这里也有相同的基本模式在重演。
印度河谷的青铜时代文明于公元前1600年前后覆灭，直到1 000年后才出现了另外一个城市文明。这个文明以向东流走的恒河周边肥沃的平原为中心，这里我们首先也是看到了不同种类的政府林立，从著名的“刹帝利共和国”（Ksatriya，以全民皆兵和城市民主集会为特征）到选举制君主国，再到柯撒拉（Kosala）和摩揭陀（Magadha）这样的集权帝国。[32]乔达摩（即后来的佛陀）和尊者大雄（Mahavira，耆那教创始人）都出生于某个共和国，不过两人最终在更大的帝国传播教义。这些大帝国的统治者通常成了流浪的苦行僧和哲学家的资助者。
王国和共和国都生产它们自己的银和铜铸币。但从某些方面来说，共和国更为传统，因为自治的“武装人口”由传统的刹帝利（武士阶层）组成。他们往往共享土地，让农奴或奴隶耕作。[33]另外，王国则建立在一个全新的制度之上：一支训练有素的职业军队，向各种背景的年轻人开放；士兵的武器由中央政府供应（他们进城时必须寄存武器和铠甲），薪水给得也十分慷慨。
然后，同样在这里，不论最初是如何起源的，硬币和市场涌现出来，首要就是为了供养战争机器。摩揭陀王国最终能够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控制了大多数矿山。摩揭陀王国之后是孔雀王朝，它的重臣之一考底利耶（Kautilya）写了一部政治论著《政事论》（Arthasastra），其中就明确讲到了这个问题：“国库的基础是矿山，军队的基础是国库；同时掌控军队和国库者能够征服整个地球。”[34]政府首先从有土地的阶层吸收人员。这个阶层为政府提供受过训练的官员，甚至还有全职士兵：每个位阶的士兵和官员，薪水都有细致的规定。这些军队可能十分庞大。希腊的资料显示，摩揭陀能够在战场上投入20万名步兵、2万匹战马和大约4 000头大象的军力——亚历山大的士兵纷纷哗变，不敢与他们交锋。不论在战场还是要塞，不可避免地会有各种人随着军营流动——小商贩、妓女和受雇用的仆人。这些人和士兵一道成为现金经济最初形成的媒介。[35]到了考底利耶的时代，也就是再过几百年，国家便介入了这个过程的每个方面：考底利耶建议表面上慷慨地给士兵发放薪水，然后秘密地用政府人员代替小商小贩，这样就可以对补给品收取两倍于常规的价格。卖淫也由一个部门组织。妓女在这个部门可以接受间谍训练，从而可以向政府详细报告她们的客人是否忠于国家。
正是这样，起源于战争的市场经济逐渐由政府接手。这个过程非但没有阻止货币的传播，反而将传播效果扩大了两倍，乃至三倍：军事逻辑延伸到了整个经济体，政府有系统地设立了谷仓、厂房、贸易所、货栈和监狱。都由带薪官员经营，在市场上出售产品，从而回收向士兵和官员支付的银币，把它们再次放回王国的国库。[36]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日常生活货币化，这样的情形再次出现是2 000年后。[37]
奴隶制也发生了某种类似的变化。大型军队的兴起总是伴随着奴隶制，但这逐渐也被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不同于印度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38]在考底利耶的时代，多数战俘并没有在市场上出售，而是被分配到政府的村庄，耕种政府新近收回的土地。他们不得离开，而这些政府村庄，至少根据其规则来看，是极其乏味无聊的地方：这真正是劳动集中营，政府禁止了所有形式的节日娱乐。奴隶雇工（Slave hireling）是最常见的罪犯，政府在他们服刑期间租用其劳动力。
既然有了军队、间谍和掌控一切的管理部门，新的印度国王对旧的神职阶层及吠陀习俗表现出很少的兴趣——尽管他们中很多一直对当时似乎遍地开花的新的哲学和宗教思想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机器开始出现故障，情况何以至此我们并不清楚。到了阿育王（公元前273-公元前232年）的时候，孔雀王朝控制了几乎今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全境。但印度版本的军事——铸币——奴隶制合成体已经明显显出疲态。也许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硬币被降低成色，这使王国的铸币在约两个世纪中从几乎纯净的银币转变为含铜量大约50%的铜币。[39]
众所周知，阿育王在征服中开始了他的统治：公元前265年，他摧毁了最后残存的印度共和国之一羯陵伽（Kalingas）。根据他自己的描述，在这场战争中，数十万人被杀或沦为奴隶。阿育王后来称这次屠杀的阴影一直萦绕心中，挥之不去，这使得他宣布完全停止战争，皈依佛教，并宣称从此以后他的王国会根据不杀生（ahimsa）或非暴力的原则来统治。“这里，在我的王国，”他在首都巴特那的一块巨型花岗岩上刻下了这样一条法令，“不可杀生或用活物祭祀。”[40]这让希腊大使麦加斯梯尼（Megasthenes）大为吃惊。这样一个声明显然不能过于从字面上理解：阿育王确实可以用素宴替代祭祀仪式，但他没有废除军队、死刑，甚至没有废除奴隶制。但他的统治标志着国家气质的革命性变化。阿育王停止了侵略性的战争，还似乎遣散了很多军队及间谍网络和国家官僚。同时，政府支持新的、充满生命力的行乞僧侣（佛教徒、耆那教徒和同样排斥俗世的印度教徒）在乡村就社会道德问题讲经布道。阿育王和他的继任者将大笔资源拨给这些宗教僧人，结果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印度次大陆上建起了成千上万座佛塔和寺院。[41]
我们在此仔细关注阿育王的改革是有益的，因为这些改革可以帮助我们发觉我们的一些基本假设是多么错误：尤其是货币等于硬币，流通中硬币越多意味着商业活动越多、自由商人越重要这个假设。在现实当中，摩揭陀政府推进了市场的发展，但对自由商人一直心存疑虑，很大程度上将他们看作竞争对手。[42]而商人是新宗教最早和最热切的支持者（禁止杀生的原则在耆那教中执行得十分严格，这几乎使耆那教徒成了商人阶层）。商业利益完全支持阿育王的改革，但其结果是，日常事务中使用的现金并没有增加，反而减少。
佛教早期的经济态度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有点神秘。一方面，僧人不能拥有个人财产；按宗教规定他们应该过艰苦的清心寡欲的生活，个人最多只能拥有一件道袍和乞讨用的钵。他们的行为受到严格的限制，乃至触碰任何金或银做的东西都是被严格禁止的。另一方面，不论他们对贵金属多么警惕，佛教一直对信用安排持开放态度。它是世界主要宗教中少数几个从未正式谴责过高利贷的宗教之一。[43]不过，如果考虑到时代背景，这一点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神秘之处了。一项宗教运动完全可以既排斥暴力和军事主义，又不反对商业。[44]我们后来将会看到，尽管阿育王自己的帝国没能延续多久就被许多更为弱小的国家所取代，但佛教却在印度生根。王国大军的衰微最终导致铸币几乎绝迹，但与此同时，日益复杂的信用形式却获得了真正的繁荣发展。
中国
在大约公元前475年之前，中国北部名义上还是一个帝国，但帝国的君主已经成了傀儡，出现了一系列事实上的王国。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被称为“战国时期”，此时连名义上的统一也已经被公然抛之脑后。最后，秦国统一中国，但秦王朝很快就被一系列大规模农民起义推翻，随后汉朝建立（公元前206-220年）。汉朝的创建者刘邦原本是默默无闻的地方亭长，后来成为农民领袖。他是中国第一位采用将要延续近2 000年之久的儒家学说、察举制度和民事管理模式的统治者。
尽管如此，统一之前的混乱时期依然是中国哲学的黄金时期，这也遵循了标准的轴心时代模式：同样有破碎的政治格局，同样有受训练的职业军队的兴起，也同样有大量铸币用于支付军人的薪水。[45]我们也可以看到政府政策同样旨在鼓励市场发展，传统奴隶制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规模，四处游历的哲学家和宗教幻想家纷纷出现，百家争鸣，最终政治领袖试图将新的哲学转变为国家宗教。[46]
显著的区别也是有的，我们不妨从货币体系说起。中国从来没有铸造过金币或银币。商人使用锭块状的贵金属，而实际流通中的硬币基本上是小额零钱：型铸的铜钱，中间通常有一个孔，便于串在一起。这样的一串串“现金”产量巨大，对于大规模的交易需要聚集非常多的铜钱：例如，如果富豪希望向寺庙捐款，他就需要用牛车运钱。最为可信的解释是，尤其是在统一以后，中国军队的人数虽然极其庞大（一些战国群雄的军队就超过百万人），但与在其西面的那些王国比，却算不上职业化，报酬也不丰厚。从秦汉时代起，统治者们都小心地确保这种情况维持下去，以避免军队成为独立的权力基础。[47]
另一个显著的区别是，中国的新宗教和哲学运动从一开始便是社会运动。在其他地方，新的宗教和哲学运动是逐渐转化为社会运动的。在古希腊，哲学起源于对宇宙的思索；哲学家更多地以个人形式出现，也许会有少数几个热切的学生追随他，他们便成了一切运动的创始人。[48]在罗马帝国，像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和新柏拉图派这样的哲学学派确实成了某种运动：它们各自拥有数千名受过教育的追随者，这些人不仅仅通过阅读、写作和辩论，甚至还通过冥想、节食和锻炼来“践行”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确实算得上是运动。尽管如此，哲学运动基本上仅限于民众中的精英；只有随着基督教和其他宗教运动的兴起，哲学才超越了这个范围。[49]在印度也能看到类似的发展。从个体的婆罗门厌世者、森林里的隐居圣人和游走的托钵僧人（他们有着各自的有关灵魂本质或物质宇宙构成的理论）发展到诸如佛教、耆那教、邪命外道（Ajivika）和其他早已被人忘却的宗教，到最后的群众宗教运动，成千上万的僧侣、神殿、学校和世俗信奉者网络涌现出来。
在中国，尽管战国时代繁荣的诸子百家的创始人中，有许多是四处游历的圣人，在列国之间来回穿梭，试图让君主采纳他们的建议，但也有另外一些学派的创始人从一开始就是社会运动的领袖。这些运动有的甚至没有领袖，比如“农家”[50]，此派出自上古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他们着手在群雄割据的夹缝中创建平均主义的社区。[51]似乎以城市手工业者为社会基础的“墨家”是平均主义的理性主义者，他们不仅在哲学上反对战争和军事主义，而且还有一大批从事武侠者，称“墨侠”，他们通过自愿参与抗击攻击一方而积极地阻止冲突。即便是“儒家”，不论它对宫廷仪礼多么看重，最早也是因其普及教育的努力而闻名的。[52]
唯物论1：追逐利润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切呢？这个时期的民众教育运动也许能提供一个线索。在轴心时代，识字不再是神职人员、官员和商人的专利，而是完整地参与公民生活所必需的——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在雅典，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土包子才不识字。
如果读写能力没有大规模普及，那么智力运动和轴心时代观念的大规模传播都将是不可能的。到了轴心时代末期，甚至连袭击罗马帝国的野蛮人军队领袖也觉得必须在三位一体奥义（Mystery of the Trinity）的问题上采取立场，而中国僧人则会花费大量时间对经典印度佛教的18个门派的相对优劣展开辩论。
市场的发展无疑发挥了一些作用。市场不仅使人脱离了众所周知的等级或社团的桎梏，而且还鼓励了某种理性计算，衡量投入与产出、手段与目的的习惯。所有这些都必然在与此同时同地出现的新的理性探求精神中有所体现。我们甚至可以用“理性的”（rational）一词略窥端倪：它当然是从ratio“比率”（如X中有多少算为Y）一词衍生出来的。比率是一种数学运算，之前主要是建筑师和工程师在使用，但随着市场的兴起，每个不想在交易中受欺骗的人都必须学习如何进行这个运算。不过，我们此处可要慎重，毕竟货币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苏美尔的农民和商人早在公元前3500年就能够十分自如地进行这种计算；但就我们目前所知的而言，还没有人像毕达哥拉斯那样对此有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断言数学比率是理解宇宙本质和天体运动的关键，所有东西在终极意义上都由数字构成——他们当然也就没有组成分享这种理解，进行相互辩论、清洗和排斥的秘密社团。[53]
为了理解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需要再一次考察在轴心时代之初出现的那种类型的市场：非人格市场。它是战争的产物，在这样一个市场中，即便是邻居，也可能被当作陌生人对待。
在人类经济体中，我们假定人的动机是十分复杂的。一个领主给家臣礼物，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确实是由一种使那个家臣受益的真切欲求所带动的，即便这同时也是确保忠诚的策略举动，以及一种意在提醒其他人，他大而家臣小的张扬行为。这里并没有矛盾的感觉。与此类似，平等的人之间送礼通常也充满了许多层的情感：爱、嫉妒、骄傲、怨恨、团结或者其他种种。揣度这些情感是日常娱乐的一种主要形式。不过，最为真实的动机必然也是最为自私的动机在这里是说不通的：那些揣测行动中暗含动机的人很有可能假设某人正在暗中试图帮助一个朋友，或者损害一个仇人，从而为他人或自己获取某种利益。[54]这些揣测在早期信用市场兴起的过程中很有可能未曾发生多大的改变。在早期的信用市场中，借条的价值非常依赖于对开票者性格、可支配收入的评估，也不可能完全撇开爱、嫉妒、骄傲等动机。
陌生人之间的现金交易与此不同。在战争的背景之下，应处置战利品和供应士兵需要而生的交易更是两种面貌，因为此时最好不要询问所交易的物件是从哪里来的，而且也没人有意发展人际关系。这里，交易确实变成了简单的计算：多少X可以换成多少Y。人们计算比率、估计质量，然后试图达成最好的买卖。这导致在轴心时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思考人类动机的方式，各种动机有了激进的简化，人们得以开始讲“利润”和“利益”之类的概念——并且假定这就是所有人在生存的每个方面真正在追求的。战争的暴力或者市场的非人格性仿佛让人们抛开了他们曾为其他东西所牵挂的表象。反过来，正是这个事实使人类生活似乎可以归结为手段与目的的计算。因此，研究人类生活与研究天体相互吸引和排斥的手段并无二致。[55]如果他们的假设与当代经济学家的十分相似，这并非巧合——差别仅在于，在一个货币、市场、国家和军事事务都有内在联系的时代，国家需要货币去支付军队开支、捕获奴隶、开采金矿、生产钱币；当“割喉式竞争”（cutthroat competition）确实涉及割断敌人的喉咙时，不会有人设想可以通过和平的手段达到自私的目的。当然，这幅将人性描绘得极其凶残的图景的确开始以惊人的一致性出现在整个欧亚大陆——那些只要我们还能同时发现铸币和哲学的地方。
中国提供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典型案例。早在孔子的时代，中国思想家们就已经说过，逐利是人类生活的驱动力。他们用的词是“利”，这个词最早用来指人在田里播下种子后，收获了更多种子（这个字的象形字象征的是一束小麦在一把刀的旁边）。[56]从这个意思中，它引申出了“商业利润”的意思，因此也就成了“利润”或“回报”的统称。下面这个故事精彩地展现了这个进程。它讲的是商人之子吕不韦在得知一位被流放的太子就住在其附近时的反应：
在回家的路上，他问父亲：“犁地的回报是多少？”
“十倍。”父亲回答道。
“投资珍珠和玉呢？”
“百倍。”
“那如果是扶植一个统治者，掌控国家呢？”
“那可就无法计算了。”
[57]
一般情况下，如果敌军来袭，他们是在寻求某些利益。现在，如果他们前来侵犯，却发现必死无疑，就肯定会将逃跑看作最有利的事情。如果所有敌人都将逃跑看作最有利的事情，也就不需要大动干戈了。
这是军事事务中最根本的要点。
[58]
战国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流派是“法家”。法家认为，就治理国家而言，唯一要考虑的是统治者的利益，即便统治者公开承认这一点可能是不明智的。不过，群众是容易被操纵的，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动机。商鞅写道，人民追逐利益是完全可预测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60]商鞅比多数法家人士都要严酷，因为他认为普遍的繁荣最终会损害统治者动员人民参与战争的能力。所以，治理的最有效工具是酷刑。但即使是他，也仍然坚称政权应当披着法律与正义的外衣出现。
凡是出现军事——铸币——奴隶制合成体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发现鼓吹类似观念的政治理论家。考底利耶也是如此，其著作的标题“政事论”，通常因为它包含了对统治者的建议，而被译为“治国手册”；但它最字面的翻译是“获取物质利益的科学”。[61]和法家一样，考底利耶强调了政府需要创造一个借口，即治理是关乎道德和正义的问题；但在向统治者本人提供建议时，他认为“战争与和平只是从利益的角度考虑的”——聚敛财富打造一支比别国更为有效的军队，用这支军队统治市场、控制资源、聚敛更多的财富，如此反复。[62]在希腊我们已经看到有斯拉雪麦格。希腊的确有些许差别。希腊城邦没有国王，私人利益和国家事务一旦崩溃，这样的国家一般会被谴责使用暴政。尽管如此，这实际意味着城邦乃至政治派系最终也同印度和中国的政权一模一样，根据冷酷的算计行事。在修昔底德《弥罗斯人对话》中，雅典将军向原来的一个友好城邦的民众宣布了推理十分讲究的论据，解释为什么如果这些民众不愿成为缴纳贡金的国民，雅典人认定可用集体屠杀来胁迫这些人符合自己帝国的利益，以及为什么服从雅典人统治同样也符合弥罗斯人的利益。任何读过《弥罗斯人对话》的人，对事情的结果想必是一清二楚的。[63]
这份文献的另一个惊人特征是它坚定地坚持唯物论。男神和女神、魔法和神谕、祭祀仪式、祖先崇拜，甚至等级制的种姓和礼仪制度，或是完全消失，或是被边缘化。它们不再被当作目的本身来对待，而只是一些用于获致物质利益的工具。
热衷于创造这种理论的知识分子，赢得王储的欢心是不足为奇的。而同样不足为奇的是，其他知识分子因为强烈感受到这种犬儒主义的冒犯，在民众运动中找到了共同的目标，不可避免地组织起来反对那些王储。但通常情况下，居于反对派立场的知识分子面对两个选择：或是采用盛行的术语进行论辩，或是产生逆转。墨家的创始人墨翟采取了第一种进路。他将“利”转变成某种更接近于“社会效用”的概念，然后尝试证明，战争本身——就其定义而言，就是一项无利可图的活动。他写道，例如，只可以在春天和秋天打仗，但不论春秋，战争都会产生极为有害的结果：
如果在春天打仗，那么人民就会错过播种和种植；如果在秋天，他们会错过收割和收获。即便只是错过了一个季节，因为寒冷和饥饿而死亡的人数都无法估量。现在让我们再来算算军队的装备，弓箭、战旗、帐篷、铠甲、盾牌和剑柄，这些会破损和消耗而无法再次使用的东西有多少……同样还有牛和马的数量……
[64]
儒家采取了相反的进路，反对最初的假设。孟子见梁惠王时所说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开场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老先生，”梁惠王向他致意，“你不远千里而来，一定有什么对我的国家有利的高见吧？”
孟子回答道：
“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
[65]
唯物论2：物质
临近死亡之时，轻视这可怜的肉体吧，那只是血液和骨头组成的垃圾，一种神经、静脉和动脉的网状结构。
——马可·奥勒留，《沉思录》2.2
文爽可怜饿狼，对它说：“我并不怜惜这副臭皮囊。我把它给你，这样也许我能很快得到一个更具持久力量的躯体。我这一捐赠，对你我双方都有利。”
——《论净土》（Discourse on the Pure Land）21.12 |
前文已提及，中国有点不同寻常，因为在那里，哲学发源于对伦理的辩论，后来才转向对宇宙本质的探讨。在希腊和印度，都是宇宙论的探讨先出现。而且在这两个地方，有关物理宇宙本质的问题很快让位于有关心智、真理、意识、意义、语言、幻觉、世界精神、宇宙智慧及人类灵魂命运的探讨。
这些异常混乱的镜像过于复杂和炫目，以至于要辨别出它们的起点出奇困难——人们究竟在反复思考什么？这里可以用上人类学，因为人类学家独特的优势在于能够观察那些之前并不处于这些对话之中的人，第一次接触到轴心时代的概念，会有什么反应。我们时而能看到清晰异常的时刻：这些时刻揭示出我们自己的思想之实质，几乎与我们想象的完全相反。
在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传播福音多年的天主教传教士莫里斯·利恩哈尔特（Maurice Leenhardt）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这样一个时刻。当时他问他的一个学生、年长的雕刻师比欧苏（Boesoou）在接触到了灵魂观念后是何种感受：
有一次，在等待对我传教多年的这个肯纳卡人（Canaques）的心智水平进行评估的时候，我冒险问了这么一句：“总之，我们将灵魂的概念引入到你们的思考方式中去了吧？”
他表示反对：“灵魂？呀！你们没有把灵魂带给我们。我们早就知道灵魂是存在的，而且一直以来都根据灵魂行事。你们带给我们的是躯体。”
[67]
那么，轴心时代的精神性是建立在唯物论的基础上的。我们几乎可以说，这是它的秘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看不到这一点了。[68]但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希腊和印度哲学探究的最开始（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哲学”和“科学”之间还没有分别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的正是这一点。如果我们称其为“理论”，它是从这样的问题开始的：“世界是由什么物质构成的？”“世界万物的物理形态背后潜藏着什么物质？”“所有东西是不是由一些基本元素（土、气、水、火、石、动作、心智、数字等）的不同组合构成的，或者这些基本元素是否只是一些更为基本的物质（例如正理派和后来德谟克利特提出的原子粒子……）的表现形式？”[69]在各个案例中，上帝、心智和圣灵的某种概念也出现了，它们本身不是物质，但却是形成物质的某种积极的组织原则。但这种灵魂，就像利恩哈尔特的上帝一样，只在涉及无生命物质时才会出现。[70]
将这种冲动与铸币的发明联系起来似乎有些牵强，但至少就古典学界而言，相关的学术著作却逐渐浮现出来——最早的哈佛大学文艺理论家马克·谢尔（Marc Shell）的成果，还有近些年英国古典学家理查德·西弗德（Richard Seaford）的《货币与早期希腊人的心智》（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一书，都意图说明这两者之间的联系。[71]
事实上，有些历史上的联系异常紧密，让我们难以用其他方式对其进行解释。让我举一个例子。在大约公元前600年，利迪亚王国铸造了最早的一批硬币之后，铸币的做法很快传到了相邻海岸的爱奥尼亚（Ionia）的希腊城市。在这些城市中，最大的是拥有城墙的大都市米利都（Miletus），它似乎也是最早开始铸造自己的硬币的希腊城市。在当时同样也是爱奥尼亚提供了大部分在地中海活跃的希腊雇佣兵，米利都则是他们实际的总部。米利都也是这个地区的商业中心，而且也许还是世界上第一座主要使用硬币（而非信用）进行市场日常交易的城市。[72]与此对应，希腊哲学的三位始祖分别是：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约公元前624-约公元前546年），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约公元前610-约公元前546年）和米利都的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约公元前585-约公元前525年）——换言之，他们都生活在这座城市，年代正是它最先引入铸币的时候。[73]他们都是因为主要探讨产生世界的物理物质的本质而被人们铭记。这个本质，在泰勒斯看来是水，在阿那克西美尼看来是空气，阿那克西曼德则造了一个新的术语——元质（apeiron），意思是“无限之物”，是一种纯粹抽象的物质，人无法感知其本身，但它却是所有人可以感知的所有东西的物质基础。不过他们都假设这个太初的物质，通过加热、冷却、混合、分割、压缩、延展或推动，产生了人现实中遇到的无数种具体的器物和物质，它们构成了物理的对象。而所有这些物质形式最终又会转化归于太初的物质。
这是某种可以变成一切的东西。而正如西弗德所强调的，货币也是。铸造成硬币的黄金是一种物质实体，但也是一种抽象。它既是一块金属，又是某种超乎一块金属的东西——它可以是1德拉马克或者是1奥波尔，也就是一个单位的货币。至少只要攒有足够的数量，在正确的时间将之带到正确的地点，交给正确的人，就能换来其他任何东西。[74]
在西弗德看来，硬币真正的新颖之处在于它们的两面性，也就是它们还不仅仅是有价值的金属块。古代硬币，至少在打造它们的社区里，通常比它们所含黄金、白银或铜的成分价值更高。西弗德用一个有些生涩的术语“信用性”（fiduciarity）指代这个额外的价值。这个词源于指代公共信用的术语，指的是一个社团对其货币的信心。[75]确实，在古希腊盛期，数百个城邦根据许多不同的重量和面额体系生产不同的货币时，商人确实经常携带天平，把硬币（尤其是外国硬币）当作一堆银块处理，印度商人也是这样对待罗马人的硬币的；但在城市里，本城的货币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居民可以用它的面值支付税费或法律惩罚。这恰巧是古代政府为什么经常能够在硬币中掺入劣等金属却没有立即引起通货膨胀的原因；成色降低了的硬币可能在境外交易中失去价值，但它在本土被用来购买许可证或者公共剧院的门票时，价值仍然与以前相同。[76]这同样是希腊城邦在公共危机之际不时会铸造完全是铜或锡质的硬币，而每个人都会同意，只要危机延续，就把这些硬币当作真的银币一样对待。[77]
这是西弗德关于唯物论和希腊哲学论述的关键。一个硬币是一块金属，但通过打造出特定的形状、印上字和图像，公民群体就同意把它看作不只是一块金属的东西。不过这个权力不是毫无限制的。青铜硬币不能永久性使用；如果降低铸币成色，最终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共同体的意志和物体的物理性质之间好像有一种张力。希腊思想家遭遇了一类全新的物体，它极为重要（有那么多人甘冒生命危险来获取它便是明证），而本质却还是一个深奥的谜。
想一想“唯物论”这个词。接受一种“唯物论”哲学意味着什么？这里的“物”又究竟是什么呢？通常，我们用它指代可以改造成另外某种东西的物体。一棵树是一个生物，它只有变成“木头”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想它能够刻成其他什么样的东西。当然，一块木头可以刻出几乎所有东西，泥土、玻璃或者金属也是如此。它们坚硬、真实而有形，但同时也很抽象，因为它们有变成几乎任何其他东西的潜质——或者说，不能完全变成另一种东西；我们无法将一块木头变成一头狮子或是一只猫头鹰，但却可以将它们的形象雕刻出来。也就是说，木头可以转变成任何一种我们可以想见的形式。因此，我们在任何唯物论哲学中就已经在讨论这样的两组对置：形式和内容、物质和形态；还有创造者心智中的观念、符号、象征或模型与将要被雕刻、塑造或压制的材料的物理性质之间的冲突，这会将创造者带回现实之中。[78]就硬币而言，这甚至提升到了更抽象的水平，因为我们不能将硬币上的符号想成是对某人头部的复制，而应当看作一种集体协议的标志。希腊硬币印制的图案（米利都硬币上的狮子、雅典硬币上的猫头鹰）往往是城邦神祇的象征，但同时也是一种集体承诺——公民们相互保证，他们会在支付公共债务时使用这种硬币；但在更广的意义上，它保证的是所有人都会接受用这种硬币偿还的债务，即人们可以用这种硬币获取任何想要的东西。
问题在于，这种集体权力不是处处通行，毫无限制。它只在城邦内有效。离开城邦越远，来到充满暴力、奴隶制和战争的地方——那种甚至会把四处游历的哲学家摆上奴隶拍卖台的地方，它就越有可能变成区区一堆贵金属。[79]
灵与肉之间，然后是高贵的理念与丑陋的现实之间的斗争，理性的智识与顽固的肉体驱动力和阻碍理性的欲望相互对抗，乃至和平与共存的观念，都不是自发出现的，而需要印到我们材料劣质的本性上，就像为廉价金属印上神圣的标记一般——所有那些萦绕于轴心时代宗教和哲学传统的观念，还有从那时起仍然使比欧苏那样的人惊讶的观念，都已经铭刻在这种新货币形式的本质之中。
把所有轴心时代的哲学都说成只是对铸币本质的一种反思会是愚蠢的，但我认为西弗德论证这是一个关键的起始位置是正确的：理由之一是，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正是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建构他们的问题的。（例如）他们问道：什么是范式（Idea）？范式只是集体的习惯吗？它们是否存在于某种超越物质存在的神圣领域当中，就像柏拉图认为的那样？或者它们是否存在于我们的心智当中？或者，我们的心智本身，在终极上就带有那种神圣的非物质领域的性质？如果是的话，我们与我们躯体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结论
在印度和中国，论辩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但总是以唯物论为出发点。要了解最货真价实的唯物论思想家的观点，我们现在只能借助于他们的论敌的著作。例如印度国王弊宿（Pāyāsi），他热衷于与佛教和耆那教哲学家辩论。他的立场是，灵魂并不存在，人的躯体只不过是空气、水、土和火的特殊配置，人的意识是不同元素交互的结果，而人的死亡不过是这些元素的分解罢了。[80]不过，明显的是，这种观念是很常见的。即使是轴心时代的宗教，与这个时代之前和之后的宗教相比较，有关超自然力量的东西也惊人地稀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们长期以来都在辩论，佛教究竟是不是一种宗教。提出这个疑问的原因是佛教排斥任何有关最高存在的概念。还有一个疑问是，孔子劝诫人们尊敬自己的祖先，仅仅是一种鼓励子女尽孝的方式，还是因为有死去的祖先在某种意义上继续存在的观念？我们有这些疑问的事实说明了一切。不过与此同时，那些（尤其是从那个时代）延续下来的信仰，用制度上的术语来讲，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世界宗教”。
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种奇怪的拉锯、攻击和反击。其中，市场、国家、战争和宗教，都持续不断地分分合合。让我尽可能简洁地总结一下：
（1）最早出现的市场似乎是政府行政体系的一个副产品（至少在近东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的逻辑卷入到军事事务当中，而在其间，市场逻辑与轴心时代战争的雇佣军逻辑几乎难以区分。最后，这种逻辑征服了政府本身，政府据此定义其目的本身。
（2）结果就是，我们随处可见军事——铸币——奴隶制合成体的出现，也看到了唯物论哲学的诞生。这些哲学唯物论事实上兼具两种意义：一者，它们将世界看作由物质力量而非神圣力量组成的；二者，它们将人类存在的终极目标看作积累物质财富，道德和正义的理想被重构成用来满足民众的工具。
（3）我们也随处可见另外一批哲学家对此的反应：探究人性和灵魂的理念，试图发现伦理和道德的新基础。
（4）在各地，面对这些新的、极度暴力而犬儒的精英，一系列社会运动应运而生。这些哲学家中有的支持这些社会运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新的事件：民众运动同时也是智识运动，这是因为那些人是以某种有关现实的本质的理论为名反对现存权力设置的。
（5）在各地，这些运动起先是和平运动，因为它们反对新的暴力观，尤其反对把攻击性的战争作为政治的基础。
（6）在各地似乎还有一种用非人格的市场所提供的新智力工具来为道德建立新基础的原始冲动，但却处处碰壁。墨家哲学采用的是社会利益的概念，它短暂地兴盛起来，然后就消亡了。替代它的是完全排斥这种观念的儒家思想。我们也已经看到，将道德责任看作债务（在希腊和印度都涌现出这种冲动），在给定的新的经济条件下，似乎都不尽如人意。[81]更为强烈的冲动是去想象出另外一个世界，这是一个可以完全没有债务的世界，伴随债务一起消失的是所有其他世俗关联；社会联系在这个世界里被看作一种束缚，就像身体是灵魂的监狱一般。
（7）统治者的态度一直在改变。起先，大多数统治者似乎对新的哲学和宗教运动持困惑而宽容的态度，而私底下信奉的是某种愤世嫉俗的权力政治思想。但是随着大帝国取代混战的城市和公国，尤其是随着这些帝国的扩张逐渐达到极限，军事——铸币——奴隶制合成体陷入危机，所有这一切都突然发生了转变。在印度，阿育王尝试用佛教重建他的王国；在罗马，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在中国，面临类似军事和财政危机的汉武帝采用儒家思想作为国家哲学。这三者中，最终只有汉武帝是成功的：中国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延续了两千多年，儒家思想几乎一直都是其官方的意识形态。君士坦丁之后的情况是，西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但罗马教会延续了下去。阿育王的计划可以说是最不成功的。不仅他的帝国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更为弱小、领土也通常并不完整的王国，而且佛教本身也几乎被赶出他一度所拥有的领土——尽管佛教确实在中国、尼泊尔、斯里兰卡、韩国、日本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建立了稳固的基础。
（8）最终的影响是人类活动的领域产生了一种理念上的划分，并且延续至今天：一方面是市场，另一方面是宗教。直接地说，如果一人将某片社会空间简单地归为去自私地获取物质的东西，很快就不可避免地会有别人开创出另外一块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他们宣扬从终极价值的角度看，物质的东西是无关紧要的；自私性（甚至自我）是一种幻觉，给予比接受更好。起码，轴心时代的宗教强调了慈善的重要性，这个概念之前几乎未曾存在——这一点无疑是值得注意的。纯粹的贪婪和纯粹的慷慨是互补的概念；缺乏了任何一个，另一个就是无法想象的；两者都只会出现于保持纯粹而专一的行为方式的制度背景之内；而且两者似乎在任何非人格的、物理的现金货币出现的地方共同出现。
至于那些宗教运动，很容易被看作一种逃避。它们向轴心时代帝国的受害者允诺在来世获得解脱，作为让他们接受现世的一种方式，同时又让富人相信，他们真正欠穷人的，只是不时的施舍而已。激进的思想家几乎总是如此。当然，政府本身最终认可这些思想家的意愿似乎可以支持这一点。但问题其实更为复杂。首先，有必要谈谈逃避主义（escapism）。古代世界的民众反抗通常以叛乱者被屠杀而告终。正如我前文所言，物理上的逃避，例如结队离去或是叛逃，从我们所知最早的年代以来一直都是对压迫性环境的最为有效的回应。但在物理逃避不可能的地方，一个受压迫的农民又该如何是好呢？坐下来思考他的悲剧？有关其他世界的宗教最起码提示了另一种激进的解决方案。这些宗教通常在此岸创造彼岸，也就是一种或另一种获得解放的空间。无疑，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古代世界只有那些宗教团体成功地废除过奴隶制，例如爱色尼派信徒，他们通过脱离大的社会秩序，组建自己的乌托邦社团而实现了这一点。[82]或者，我们举一个更小但延续时间更长的例子：大帝国最终荡平了北印度的民主城邦（考底利耶就如何颠覆和破坏民主制度提供了大量的建议），但释迦牟尼欣赏那些城邦的公共集会民主的组织形式，因而将它作为佛教徒的模范。[83]佛教的寺院到现在一直叫作僧伽（sangha），这是那些民主共和国的古称。这些寺院到今天仍然采用相同的寻求共识的过程来运作，维持着某种平均主义民主制的理念。若是没有它们的存在，这个理念早就被完全遗忘了。
最后，这些运动的历史成就事实上是显著的。当它们生根之后，事情开始转变。战争不再像原先那么残暴，也不那么频繁。作为一种制度的奴隶制逐渐消失，以至于到了中世纪，贯穿欧亚大陆几乎难以看到、甚至根本无法看到它的影子。新的宗教权威也开始在各地严肃地指出债务所引发的社会错位。
[1] Jaspers 1949.
[2] Parkes 1959:71.
[3] 或者如果一定需要更为精确，我们可能应该让它在公元632年随着先知的死去而结束。
[4] 很明显，吠陀印度教（Vedic Hinduism）更早。我在这里提到印度教是把它作为自我知觉的宗教，它通常被认为大约在这一时间，作为对佛教和耆那教（Jainism）的应对而开始成型。
[5] 过去，这一日期被设定为早得多，在公元前650年，甚至公元前700年，但是后来的考古学对这一点提出了疑问。但是，利迪亚硬币似乎仍然是最早的，而大多数其他硬币似乎也被认为是最早的。
[6] Prakash ＆ Singh 1968。根据放射性碳元素分析，目前普遍认定大约在公元前400年，印度出现了硬币（Erdosy 1988:115, 1995:113）。
[7] Kosambi(1981)指出，在它们的第一个和青铜时代的哈拉帕（Harappan）城市之间，似乎存在着直接的联系：“莫亨佐达罗（Mohenjo Daro）拥有精制的砝码和劣质的武器，因此它完全是一个贸易城市。即使在它覆灭后，贸易商仍然存在，并继续使用那个时期非常精准的砝码。”（ibid：91）基于我们对美索不达米亚（哈拉帕文明与之有紧密的联系）的了解，假设他们继续使用以前的商贸手段也是合理的，并且在我们所拥有的如《本生经》（Jakatas）等早期文字资料中，“借据”似乎是作为人们熟悉的做法出现（Rhys Davids 1901:16），即使这些资料是在许多世纪之后出现的。当然，在这里的例子中，这些标志被推断代表对重量精度的认证，这表明它的重量没有进一步缺斤少两，但也有可能启发了早期的信贷实践。Kosambi后来确认了这一点：“这些标志对应现代在店铺中已经结清的账单或支票上的联署签名。”（1996:178–79）
[8] 在中国，硬币的最早文字记录出现在公元前524年进行货币体系改革的一个地区，这就意味着它已经拥有货币体系，并且据推断，其拥有货币体系的状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Li 1985:372）。
[9] Schaps 2006:34.有关最近出现的类似论述，参见Schoenberger 2008。
[10] 当然，最早的硬币具有极高的面值，并且极有可能被用来支付税和费用。相比于购买日常用品，它们被更多地用于购买房屋和牲畜Kraay 1964, Price 1983, Schaps 2004, Vickers 1985。例如，只有在像5世纪那样，普通公民在脸上带着由冲印的银或铜制成的极小硬币前往市场，希腊真正的市场化社会据说才可能存在。
[11] 由Cook(1958)率先提出后，这一解释自那以后便失去了支持（Price 1983, Kraay 1964, Wallace 1987, Schaps 2004:96–101; though cf.Ingham 2004:100），主要在这一论述上：不能付给士兵硬币，除非已经存在人们愿意接收硬币的市场。对我来说，这一反对的力度很弱，因为硬币不存在，并不意味着货币或市场不存在。几乎所有该讨论的参与方［例如，Balmuth 1967, 1971, 1975, 2001论述不规则的银块已经作为货币被广泛使用，以及Le Rider(2001)和关于这一点的Seaford(2004:318–37)，他们指出银块的数量不足，不足以成为每天流通的货币］，似乎都认真考虑了大多数市场交易以信用的形式发生的这一可能性。不论如何，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国家要确保硬币成为可接受的货币十分简单，只需宣布硬币是对国家义务的唯一可接受支付手段即可。
[12] 大多数已知的早期希腊银行家，都是腓尼基人的后代，他们极有可能是率先把利息的概念引入的人（Hudson 1992）。
[13] Elayi ＆ Elayi 1992.
[14] Starr 1977:113；参见Lee 2000。
[15] 有趣的是，请注意，据我们所知，伟大的贸易国家在伟大的艺术作品或哲学层面产出不多。
[16] 最伟大的例外当然是斯巴达（Sparta），它拒绝发行硬币，并发展出了一套贵族施行严格的军事生活方式、永远接受为战争训练的体系。
[17] 当亚里士多德强调希腊城邦的体制可以通过观察其军事力量的主要部队而预测时，他已经注意到了这一联系：如果依赖骑兵，就是贵族制（因为马匹非常昂贵）；如果是重步兵，就是寡头制（因为盔甲不便宜）；如果是轻步兵或者海军，就是民主制（因为任何人都可以挥舞吊索或划船）（Politics 4.3.1289b33–44, 13.1297b16–24,6.7.1321a6–14）。
[18] Keyt(1997:103)总结Politics 1304b27–31。
[19] Thucydides(6.97.7)宣称，公元前421年，有20 000人从矿区逃跑，这一数字可能被夸大了，但是大多数文献估计，在那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至少有10 000人戴着镣铐、在极恶劣的条件下工作（Robinson 1973）。
[20] Ingham 2004:99–100.
[21] MacDonald 2006:43.
[22] 关于亚历山大军队的货币需求，参见Davies 1996:80；关于他的后勤更普遍的论述，参见Engels 1978。120 000这一数字不但包括作战部队，也包括仆人、随军队流动的平民等。
[23] Green 1993:366.
[24] 罗马的体系被称为nexum，我们完全不知道它是如何运转的：比如，它是否采用劳动合同的形式，一个人为固定的条件通过工作偿还债务，或是更类似于非洲的抵押人体系，即债务人及其子女以类似奴隶的身份提供服务，直到被赎回（关于可能性，参见Testart 2002）。参见Buckler 1895, Brunt 1974, Cornell 1994:266–67, 330–32。
[25] 因此，大部分引发针对债务奴役制度的抗议的丑闻事件，都集中在身体虐待或性虐待的极端例子上。当然，一旦债务奴役被废除，奴隶担任家庭劳动力后，这样的虐待就被视为正常的，可以接受的。
[26] 付给士兵的第一批青铜硬币，似乎在公元前400年前后被制成（Scheidel 2006），但是这是根据罗马历史学家的观点获得的传统日期。
[27] 关于传统学界的大多数观点，Moses Finley的总结可能是最佳的，他写道：“在希腊和罗马，债务人阶层会起义；而在近东地区，他们不会这么做。”因此，类似尼希米（Nehemiah）发生的改革至少是次要的、临时的权宜之计——而我在这里的论述，是对这一观点的公然挑战。近东地区的起义采用了不同的形式，相比于他的观点，希腊和罗马的起义既有更多的局限，也更加临时。
[28] 要获得绝佳的例子，参见Ioannatou 2006。公元前63年的喀提林（Cataline）阴谋是深陷债务的贵族和绝望的农民组成的同盟。关于持续的共和国债务及土地重新分配运动：Mitchell 1993。
[29] Howgego提出了这一观点：“如果在元首制下听到的债务消息更少，那可能是因为政治稳定性消除了表达不满的机会。公开叛乱时，债务会作为问题重新出现这一事实，也支持了这一论述。”（1992:13）
[30] Plutarch, Moralia, 828f–831a.
[31] 不用说，存在大量互相冲突的资料，但可能最好的资料是Banaji(2001)。他强调，在后来的帝国，“债务是实施者确保对劳动力供给进行控制的根本手段，它会破坏劳动群体的团队，并将所有者和雇员之间的关系‘私人化’”（ibid：205），他将这种情况与印度进行了比较，结果很有趣。
[32] Kosambi 1966, Sharma 1968, Misra 1976, Altekar 1977:109–38。当代印度历史学家把他们称为“gana-sanghas”（“部落集会”）。这些历史学家倾向于否认他们是由奴隶和农奴群体支撑的勇士贵族阶级，尽管希腊的城邦国家当然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描述。
[33] 换句话说，他们看上去更像斯巴达人，而不像雅典人。奴隶也是集体所有的（Chakravarti 1985:48–49）。在这里，还是需要考虑这在多大程度上真的是一般的规则，但在这类问题上，我认可主流的学界观点。
[34] Arthasastra 2.12.27。要想获得出色的比较性评论，参见Schaps 2006:18。
[35] Thapar 2002:34, Dikshitar 1948.
[36] 当然，税也存在，它通常是总收成的1/6到1/4（Kosambi 1996:316; Sihag 2005），但是税也是把商品引入市场的一种方式。
[37] So Kosambi 1966:152–57.
[38] 以及雇用劳工，在古代世界十分常见的两种现象基本上是互相重叠的：在这一时期的记录中，指代工人的常用词语是dasa-karmakara，即“奴隶——雇工”，其背后假设是奴隶和劳工一起工作，二者很难区分开来（Chakravarti 1985）。关于奴隶制的统治地位，参见Sharma 1958, Rai 1981。具体的程度仍处于争论中，但是早期的佛教记录确实似乎假设富裕的家庭中都会有奴隶——当然，在其他时期，情况绝非如此。
[39] 在亚历山大短暂征服印度河谷地区并且于阿富汗建立了希腊殖民地之后，冲压标记的硬币最终也被爱琴海式的硬币取代，这导致整个印度传统消失（Kosambi 1981,Gupta ＆ Hardaker 1985）。
[40] 它被称为“支柱法令”（Pillar Edict）（Norman 1975:16）。
[41] 关于具体时间，有大量的争论：Schopen(1994)强调，在1世纪之前，也即大约三个世纪之后，没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存在大量的佛教寺庙。这也对货币化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将会在后面看到。
[42] “私人交易商被Arth.4.2视为眼中钉（kantaka），那是仅次于国家灾祸的公众敌人，他们被不正当地征税和罚款，许多人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Kosambi 1996:243）
[43] 那些希望出家为僧的人，必须首先确认他们自己不是债务人（就像他们也必须承诺自己不是逃跑的奴隶），但是并没有规则规定寺庙不能放贷。我们将会看到，在中国，为农民提供条款宽松的借款，被当作一种慈善行为。
[44] 相似地，佛教僧人在能够回避的情况下，是不被允许看到军队的（Pacit-tiya, 48–51）。
[45] Lewis 1990.
[46] Wilbur 1943, Yates 2002。在战国时期，秦国不但允许按照军衔把奴隶分配给军队军官，而且有可能把商人、手工艺者及“穷人和闲人”“罚没为奴”（Lewis 1990:61–62）。
[47] Scheidel(2006, 2007, 2009)详细地思考了这个问题，总结出中国的货币采用不同寻常的形式是基于两个主要原因：（1）秦国（使用青铜货币）在与楚国（使用黄金）的战争中赢得胜利的历史结果，以及随之而来的保守主义；（2）缺少高收入的雇佣军，这使得中国王国的行为与早期罗马共和国相似，这也限制了中国只能付给应召农民青铜硬币——但是和罗马共和国不同，中国的王国周围没有被已经习惯使用其他货币形式的国家环绕。
[48] 据我们所知，毕达哥拉斯第一个采取了第二条路线，建立了一个秘密的政治社团，它曾在一段时间内控制了意大利南部希腊城邦的政治权力。
[49] Hadot 1995, 2002。在古代世界，基督教被认为是一种哲学，主要原因是它有自有的苦修形式。
[50] 农家，又称“农家流”，是先秦时期反映农业生产和农民思想的学术流派，奉神农为祖师，祖述神农，主张劝耕桑，以足衣食。——编者注
[51] 关于农家：Graham 1979, 1994:67–110。他们最繁荣的时期似乎也是墨家创始人墨翟生活的年代（约公元前470-公元前391年）。农家最终销声匿迹，留下了一系列关于农业技术的论著，但是他们对早期的道家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而相应地，从公元184年的黄巾起义开始，在之后的许多个世纪，道教都是农民起义者偏爱的哲学体系。最终，道家被救世主形态的佛教取代，佛教也成为农民起义军喜爱的意识形态。
[52] Wei-Ming 1986, Graham 1989, Schwartz 1986.
[53] 传说在一位毕达哥拉斯派的数学家发现无理数之后，同派的其他成员带他出海航行，然后把他扔进了大海。关于早期毕达哥拉斯主义（公元前530-公元前400年）与现金经济的崛起，参见Seaford 2004:266–75。
[54] 至少如果我自己在马达加斯加的亲身经历有参考意义的话，情况就是如此。
[55] 战争很类似：在这个领域，也可以想象每个人是在玩一场游戏，规则和风险都非同寻常的透明。主要的区别在于，在战争中，一个人确实关心他的战友。“自利”这一概念的起源，参见第十一章。
[56] 不要和无关的儒家概念“礼”相混淆，这一概念的意思是“仪式”或“规矩”。后来，礼变成了意为“利益”的词——也就是说，不但是“自利”，还是“支付利息”（例如，Cartier 1988:26–27）。应该说，我在这里的论述稍微有些不合传统。Schwartz(1985:145–51)指出，对于孔子而言，“利润”是完全贬义的含义，他宣称这个词被墨翟进行了颠覆性的重新解读。我的假设是法家甚至在孔子之前——当然也在孟子之前——反映了普遍的智慧。
[57] 《战国策》，第109篇，7.125。
[58] 《吕氏春秋》，8/5.4。
[59] 关于核心词语的讨论，参见Ames(1994)：私利（自利），势（战略优势）和利民（公众利润）。
[60] 《商君书》。
[61] Kosambi的翻译（1965：142）；《大英百科全书》采用“利润指南”（“Cārvāka”词条）；Altekar(1977:3)，“财富的科学”。
[62] Nag ＆ Dikshitar 1927:15。Kosambi论述道，孔雀王朝的政体因此基于一个根本矛盾：“道德上遵纪守法的人民，被一位完全没有道德的国王统治。”（1996：237）但是不论在孔雀王朝之前还是之后，这样的情形都不罕见。
[63] Thucydides 5.85–113(cf.3.36–49)。此事发生在公元前416年，大概与商鞅和考底利耶写作处在同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修昔底德（Thucy-dides）反对这种行为，并非出于它明显的不道德性，而是集中在它不利于帝国的“长期收益”（Kallet 2001:19）。关于修昔底德自己的功利主义唯物论的整体介绍，参见Sahlins 2004。
[64] 参见Hansen 2000:137中的Mozi 6:7B。
[65] 参见Duyvendak 1928:76–77中的《孟子》4.1。他所指的似乎是最初由孔子自己提出的区别：“上等人知道什么是对的，而下等人只知道什么是有利可图的。”（Analects 7.4.16）
[66] 除墨家外，很少有流派公开拥抱经济逻辑的道路。在印度和希腊，我们已经看到将道德包装成债的尝试是如何走投无路的，甚至《吠陀梵语》的原则在表面上也是关于免除债务的。我们已经看到，这在以色列也是中心主题。
[67] Leenhardt 1979:164.
[68] 这一解读确实和这一问题上的学界主要观点直接冲突。学界主流看法倾向于强调轴心时代观点的“先验”本质（例如，Schwartz 1975, Eisenstadt 1982, 1984, 1986,Roetz 1993, Bellah 2005）。
[69] 希腊的体系实际上从火、空气和水开始，印度体系是火、水和土，在每个例子中，都存在无数种解释。中国的元素体系是五行：金、木、水、火、土。
[70] 在基督教中，特别是在奥古斯丁派的传统中，这一点非常明确：世俗世界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上帝参与；上帝并不在其中；它仅仅是由上帝创造（De civitate dei 4.12）——根据Henri Frankfort(1948:342–44)，这一精神和本质的激进分离，是犹太——基督教（Judaeo-Christian）传统的特性。但是，奥古斯丁派传统的另一方面也依据柏拉图而坚持认为这一原因（使我们能够理解类似事情的抽象原则，它完全与物质分离）确实具有部分神性（有关在奥古斯丁自身观点中存在的矛盾，参见Hoitenga 1991:112–14）。
[71] 本书最后一章在我关于柏拉图的讨论中，已经引用了Shell的论文“The Ring of Gyges”（1978）；Seaford 1998, 2004。
[72] 这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生产面值足够小、能够用于每日交易的硬币这件事上，米利都即使不是第一个城市，也是做到这一点的几个城市之一（Kraay 1964:67）。
[73]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来自附近以弗所（Ephesus）的爱奥尼亚城邦，毕达哥拉斯来自萨摩斯（Samos）的爱奥尼亚岛。在爱奥尼亚被波斯王国吞并后，大量爱奥尼亚人逃到了意大利南部。于是那里再次成了希腊哲学的中心，而此时，那里的希腊城邦正在实现彻底货币化。雅典在5世纪才成为希腊哲学的中心，也正是在那时，雅典才具备军事方面的统治力，雅典的“猫头鹰”硬币成为地中海东部地区的通用货币。
[74] 或者如Seaford(2004:208)所说，也是回应阿那克西曼德对他的主要实质的描述，“独特的、永恒的、客观的、包罗万象的、无限制的、均匀的、永远运动的、抽象的、调节的物质，所有事物及其起源的目的地”（或者，至少是能够买到的“所有事物”）。
[75] Seaford 2004:136–46；参见Picard 1975; Wallace 1987; Harris 2008a:10。纯粹的“信用”货币当然会被金属工人称为“法定货币”（fiat money）或“辅币”（token money），或者被凯恩斯主义者称为“代币”（chartal money）。尽管有Finley持对立观点的论述（1980:141,196），但几乎所有古代货币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信用属性。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为什么流通中的硬币面值通常比铸造的金银价值高（金银的价格会产生波动），只要硬币面值低于铸造用金属的价值，人们就没有理由不去熔掉硬币并出售金属。
[76] 在罗马帝国或孔雀王朝帝国这样庞大国家的例子中，确实会产生通货膨胀，但至少在一个世纪之内，都无法感知它的完整效果（参见Ingham2002:101–4, Kessler ＆Temin 2008, Harris 2008b，了解关于罗马情况的出色讨论）。
[77] Seaford 2004:138–39.
[78] 这里，我部分受到了马赛尔·莫斯关于物质概念的论述的启发（Allen 1998）。
[79] 因此，我们将会看到，亚里士多德认为硬币只是社会习俗的立场（Nicomachean Ethics 1133a29–31），在古代社会中是极少数人持有的观点。它确实在后来的中世纪时代成为主流观点。
[80] 在佛教经文中，他被称为“弊宿”（Pāyāsi）；在耆那教（Jaina）中，它被称为“Paesi”（参见Bronkhorst 2007:143–159，获得关于这些早期印度唯物论者的出色讨论；关于之后的唯物学派——据说考底利耶也属于此派——参见Chattopadhyaya 1994）。Jaspers(1951:135)在写到印度时，指出“包括唯物论和怀疑论、诡辩和虚无主义在内的所有哲学趋势”的出现是一份重要的清单，因为它很显然根本不是“所有”哲学趋势的清单，而仅仅包含了其中最为偏重唯物论的趋势。
[81] 在《理想国》中，它被彻底拒之门外。在印度，正如我已经论证的，印度教传统似乎接纳了它。佛教、耆那教和其他对立的哲学完全没有使用这一说法。
[82] 大约在耶稣生活的年代，亚历山大的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就爱色尼派教徒（Essenes）写道：“在他们中间，没有任何人是奴隶，所有人都是自由的，他们与其他人交换服务。他们对奴隶主的谴责，不仅因为这些奴隶主践踏平等律条的不义，也是因为奴隶主通过废除自然法令展现出的不虔诚。”（Quod omnis probus liber sit 79）而另一组犹太人特拉普提派（Therapeutae）反对所有形式的财产，他们把奴隶制看作“完全地、彻底地与自然对立，因为自然创造每个人生而平等”（De Vita Contemplativa 70）。这里可以看到与罗马律令中观点的相似性。犹太派别被详细记录，这很不寻常。如果类似的派别存在于色雷斯（Thrace）或努米底亚（Numidia），我们可能根本无从知晓。
[83] 在后来的传说中，他的父亲演变为一位国王，他在王宫中成长，但事实上，那时的萨克耶（Sakya）“国王”是选举产生并由众人轮流担任的一个职位（Kosambi 196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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