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大卫·格雷伯 -> 《债：5000年的债务史》（2011）
03 原始债务
每个人都背负着债务降生——神明、圣人、父辈和其他人都是债主。如果一个人进奉供品，那是因为他自出生起，就欠神明的债……如果一个人背诵一段经文，那是因为他欠圣人的债……如果一个人冀求生儿育女，那是因为他自出生起，就欠父辈的债……如果一个人慷慨款待陌生人，那是因为他欠其他人的债。
——《百道梵书》1.7.12, 1-6
让我们像偿还债务一样，驱散噩梦带来的不适感。
——《梨俱吠陀》8.47.17 |
传统经济学中的货币与市场
现在的经济学教科书，都会在开头介绍在那虚构的村庄中发生的故事，因为作者无法介绍实际情况。有些经济学家甚至不得不承认，斯密提到的以物易物交易之地并不存在。[1]
问题是，为什么这个谬论能够一直流传下来呢？《国富论》中的其他观点早已被经济学家摒弃，例如斯密提出的劳动价值论和他坚决反对股份制公司的观点。[2]为什么人们不能简单地把以物易物的谬误看成一个少见的、具有启发意义的寓言故事，然后去努力理解最初诞生的信贷合约呢？或者，至少去理解某些和历史证据相符的事物。
答案似乎是：以物易物的谬误必须存在，因为它是整个经济学的核心。
在这里，让我们回想一下，斯密在写作《国富论》的时候，他在努力做的是怎样的一件事情。斯密希望把最新发现的经济学准则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这本书正是这样的一次尝试。这意味着经济学不但将拥有一片专属的研究领域（即我们今天所称的“经济”，尽管在斯密生活的时代，仅仅想象一下存在某种叫作“经济”的东西都是非常新颖的），而且经济运转的规律和伊萨克·牛顿爵士（Sir Isaac Newton）确定的掌管整个物理世界的规律基本相同。牛顿认为上帝是世界的缔造者，他创造了整个超自然的物理体系，使其能够为人类的根本利益而运转，然后上帝让宇宙自行运转。斯密也试图做一次类似的、牛顿式的论证。[3]上帝（或者采用斯密的说法——“天意”）安排事情所依据的原则是：在自由的市场中，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提升了全社会的综合利益。按照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说法，他所提出的著名的“看不见的手”就是天意的化身。它实际上是上帝之手。[4]
当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被确立下来以后，神学上的论证似乎立即失去了重要性，再无出现的必要。人们继续讨论：一个不受外力操控的自由市场是否真的能产生如斯密所说的结果？但是没人质疑“市场”是否真的存在。由此推导出来的潜在假设，开始被人们视为常识。正如我提到的，这一常识已经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我们给出了非常简单的假设，即当以有价值的物品进行交易时，交易双方一定一致认为，通过交易这些物品，自己能得到物质上的好处。这就会带来一个有趣的结果：对于货币存在还是缺失这个问题，经济学家认为并不是非常重要。因为货币也仅仅是一种商品，其作用是辅助交易双方完成交易，并能够帮助人们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除此之外，它再也没有其他的特殊功用。尽管如此，1958年，新古典主义学派（这一学派在现代经济学的思想体系中，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的泰斗之一——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非常鄙视所谓的“社会发明的货币”这一概念。“即使在最发达的工业经济中，”他坚持认为，“如果我们拨开交易周围的迷雾，直击交易的核心，同时去除围绕在外的、由货币构成的模糊不清的壳层，我们将发现，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进行的交易，基本上都可以总结成以物易物的形式。”[5]其他人提到，“货币的面纱”使 “真正的经济”（人们生产实际存在的产品，提供实际存在的服务，然后互相反复进行交换）的本质变得模糊不清。[6]
人们把这种观点，称为对经济学的终极赞美，并将其作为常识牢记在心。货币并不重要。经济——“真正的经济”，实际上是庞大的以物易物体系。但问题在于，历史表明，如果离开了货币，这样庞大的以物易物体系无法形成。即使经济“重回以物易物”的时代（据说这正是中世纪欧洲经历的事情），人们实际上也并没有摒弃使用货币。他们只是摒弃使用现金。例如，在中世纪，即使硬币本身的流通量已经在减少，人们还是会使用那些古老的罗马货币作为单位，来评估工具和牲畜的价值。[7]
经济学家一直鼓励人们这样看待自己：人类是个体和民族的集合，其主要的活动就是交换东西。而促使人们能够以这种方式看待自己的，正是货币。但还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那就是仅仅是货币的存在本身并不足以支持我们以这种方式看待世界。否则，古代的苏美尔人就已经可以创建经济学这门学科了。或者说，经济学的诞生，至少远早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现的1776年。
实际上，缺少的要素，正是斯密试图贬低其重要性的那一个：政府政策所扮演的角色。在斯密生活的时代，由于英格兰政府的积极培育，已经可以看到市场（肉贩、铁器商人和男装商人的世界）呈现出自行运转的态势，它完全是独立的人类活动领域。这同时也需要法律、警察及具体的货币政策，以维持体系的正常运转，像斯密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也提倡这一点。[8]需要将货币的价值和银挂钩，但同时也需要大量增加货币供给，尤其是在流通过程中需要的小额货币总量。要做到这一点，不但需要数量庞大的锡和铜，还需要对银行进行谨慎管制。在那个时代，银行是唯一的纸币来源。在《国富论》诞生之前的一个世纪中，建立国家支持的中央银行的尝试，在世界上至少出现了两次。这两次尝试分别发生在法国和瑞典，但最后都以惨败而告终。在这两次尝试中，中央银行主要根据预测来制订并发布政策。一旦投资者失去了信心，这些推测也就土崩瓦解了。斯密支持使用纸币，但和在他之前的约翰·洛克一样，斯密也认为英格兰银行和苏格兰银行取得的相对成功，是因为它们把对纸币估值的政策牢牢地和贵金属绑定在一起。这变成了主流的经济学观点。而由米切尔–英尼斯等人所倡导的，把信用作为货币使用的理论，则迅速被边缘化。该理论的支持者被人们看作怪人，而这个主流经济学界观点的替代理论，也被定义为不道德的银行和投机泡沫诞生的依据。
那么，思考一下这些替代理论究竟是什么，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
国家及货币信用理论
米切尔–英尼斯是货币信用理论的倡导者。但在19世纪，这一理论最坚定的拥护者并不在米切尔–英尼斯所生活的英国，而是在当时快速发展但互相对立的两股力量——美国和德国之中。信用理论家坚称货币并不是一种商品，而是一个记账工具。换句话说，货币绝不是一个“物品”。你无法触摸到一小时或一立方厘米，同样，你也无法触摸到一美元或一马克，货币的单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衡量单位。而且信用理论家指出，在历史上，这种抽象衡量体系的出现时间远远早于任意一种交易中所使用的代币的诞生时间——在这一点上，信用理论家描述的正是真实发生的情况。[9]
显然，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货币只是一个衡量标准，那么它衡量的对象是什么？答案很简单：债务。实际上，一枚硬币就是一个欠条。尽管传统的看法认为，纸币是一个承诺，或者应该是一个承诺，用以保证支付一定数量的“真正货币”（黄金、白银等）。但信用理论家认为，纸币代表的承诺是支付和一盎司黄金等价的某种物品。但这就是货币的全部含义。从这个角度上看，白银制成的美元，由铜镍合金制成、设计得有些像金币并印有苏珊·B.安东尼肖像的硬币，印有乔治·华盛顿头像的绿色的纸及存在银行电脑中的数码信息——各种形式的货币之间并没有本质差别。从概念上来说，很难理解把一块黄金看作一张欠条的做法。但它肯定是正确的，因为即使在使用黄金和白银硬币的时候，这些硬币也很少以金属本身的价值来流通。
信用货币是如何诞生的？让我们回到经济学教授想象出来的那个小镇里。例如，我们可以假设，乔舒亚准备把自己的鞋子送给亨利；而亨利承诺的并不仅仅是欠他一个人情，他还承诺，自己欠乔舒亚具有同等价值的某种东西。[10]亨利交给乔舒亚一张欠条。等到亨利拥有了某些对乔舒亚有用的东西以后，乔舒亚可以拿着欠条去兑现亨利的承诺。这样，亨利撕碎欠条，事情到此结束。但是如果乔舒亚把欠条转交给了第三方——希拉，因为他欠希拉其他的东西（他也可以用欠条来抵销他欠第四方劳拉的债务），现在，亨利就欠希拉某种东西，其价值和乔舒亚的鞋子等同。货币就是这样诞生的。这一过程是永远没有终点的。假设希拉想从伊迪思手中购买一双鞋，她可以把欠条交给伊迪思，并向他保证亨利将兑现承诺。从原理上来讲，欠条完全有理由在小镇上流通数年——前提是人们对亨利有信心。事实上，如果欠条流通的时间足够长，人们可能会完全忘记它最开始的主人。像这样的事情确实会发生。以前，人类学家凯思·哈特（Keith Hart）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他的兄弟，他是20世纪50年代驻扎在中国香港的一个英国士兵。以前，士兵们通常用他们在英国的账户开支票，然后支付自己欠酒吧的钱。本地的商人们经常在支票上签名[11]，然后互相用支票支付，使这些支票像货币一样流通：有一次，凯思·哈特的兄弟在当地商人的柜台上看到了一张自己在6个月前开出的支票，上面有密密麻麻的汉语签名，大概有40多个，每一个签名都来自不同的商人。
米切尔–英尼斯等信用理论家声称，即使亨利交给乔舒亚的不是一张纸，而是一个金币，情况也基本不会发生变化。一枚金币也是一个承诺，是保证支付和金币等价的某些东西。毕竟，实际上金币本身并没有多大的用处。一个人之所以收下金币，是因为他假设其他人也会这样做。
从这个意义上说，单位货币的价值，并不是物品价值的量度，而是一个人对其他人信任程度的量度。
当然，信任这个要素，使得一切都变得更加复杂。早期的纸币流通过程和我在上文中描述的几乎一模一样。只有一点不同：和中国商人一样，每一个接受者都会在纸币上加上自己的签名，以保证债务的合法性。但是一般而言，想要站在票证主义（Chartalist，这是后来人们公认的叫法，来源是拉丁文单词“charta”，意为“代币”）的立场看待这一过程，其难度在于，如何解释人们为什么会一直信任一张纸。毕竟，任何人都可以在欠条上签署亨利的名字，毕竟他没有理由不这么做，对吧？没错，这种债务——代币体系可能在一个小村镇里发挥作用，那里的人们相互熟悉；或者这种体系可以在联系更分散的社会中使用，例如16世纪的意大利社会或20世纪的中国社会的商人之间，至少他们彼此有办法能够知道对方的一举一动。但是，类似的体系不可能发展出一个完全成熟的货币体系；并且也没有证据表明，那些社会建立过货币体系。即使在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中，要想提供数量充足的欠条，以保证每个人都能使用这样的货币，并顺利完成自己绝大多数的日常交易，欠条数量将达到几百万之多。[12]为了能对所有欠条提供担保，那么亨利所拥有的财富数量将是无法想象的。
但是，假如亨利同时具有亨利二世、英格兰国王、诺曼底公爵、爱尔兰君主和昂儒伯爵的头衔，那么担保欠条就不是问题。
事实上，票证主义发展的真正推动力，来自被归为“德国历史学派”的学者。其中，最知名的倡导者是历史学家G.F.纳普（G.F.Kn-app），他的《货币国定论》（State Theory of Money）于1905年问世。[13]如果货币只是度量单位，那么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皇帝和国王应该关注它。因为皇帝和国王都希望在自己的领土内建立统一的度量衡体系。如纳普所说，当统一的度量衡体系建立之后，该体系将保持良好的稳定性，基本不随时间而变化。在亨利二世统治时期（1154-1189年），西欧几乎所有人都在使用350年前由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建立的货币体系——镑、先令和便士组成的体系，来记录自己的账目情况，尽管一部分硬币从来没有出现过（查理曼大帝从来没有铸造发行过一枚银镑）。而且，在当时流通的货币中，硬币的种类各式各样，形状、重量、纯度和价值都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没有一枚先令和便士是在查理曼大帝统治时期发行的。[14]票证主义学者则认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使用了统一的体系来衡量信用和债务，而且该体系十分稳定，基本不随时间变化。查理曼大帝的例子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尽管他的帝国迅速土崩瓦解，但是他创造的货币体系却一直存续下来。在曾经属于他的国土内，800多年后人们仍然使用这套体系来记录账目。在16世纪，它被非常明确地称为“虚拟货币”。而到了法国大革命前后，德尼尔和里弗的价值尺度功能则被彻底弃用。[15]
纳普认为（是否真是他的观点我们不得而知），与这种 “虚拟货币”相对应的，在实际流通中的物理货币是什么并不重要。如果国家允许人们用当前流通的货币来纳税，那么货币成分不同将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不论它是纯银、杂质银、皮质的代币还是鳕鱼干。因此，这也使得国家愿意接受的任何东西都将成为货币。在亨利生活的时代，英格兰流通货币的最主要的形式就是锯齿状的“计数棒”，它被用来记录债务。计数棒很明显是一种欠条：交易的双方拿一段榛树的树枝，在上面刻出代表欠款数额的锯齿，然后将树枝一分为二。由债主保存的一半叫作“树干”（the stock）［这就是“股东”（stock holder）一词的起源］；由债户保存的另一半叫作“残根”（the stub）［这就是“票根”（ticket stub）一词的起源］。估税员也使用这样的树枝来计算当地治安官的债务数额。但是，一般来说，国库并不会等到亨利的税务到期应缴的那一天，他们会提前以一定的折扣出售计数棒。这些计数棒就会变成代币，代表欠政府的债务额，流通到愿意交易它们的人手中。[16]
现代纸币的原理与之类似，只不过它是以完全相反的方式来运转。[17]在这里，让我们回忆一下前文中关于亨利欠条的故事。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故事中存在令人迷惑的一点：只有在亨利不偿还债务的时间段内，欠条才能充当货币使用。事实上，这正是最初建立英格兰银行（第一家成功经营的现代化中央银行）的逻辑基础。1694年，一个由英格兰银行家组成的财团，贷给国王一笔120万英镑的款。作为回报，该财团在纸币的发行上获得了王室批准的垄断权。这就意味着对于王国中任何希望向财团借钱的居民，或希望把自己的钱存入银行的居民，财团都有权用国王的欠条来进行支付。这实际上使得新的王室债务流通起来，或者叫作“货币化”。对于银行家来说，这件事意义非凡（最初的那笔贷款，每一年他们都能向国王收取8%的利息；同样，他们也可以向所有借钱的客户按8%的利率收取利息），但是只有在国王尚未偿还最初的那笔借款的情况下，整个体系才能存续。直到今天，王室仍然没有偿还那笔贷款；它不能被还清。一旦那笔贷款被还清，英国的整个货币体系都将不复存在。[18]
人类历史上，许多更早出现的王国所推行的财政政策中，都存在一些明显的难解谜团。英国的这种做法，至少解释了这些谜团之一：为什么他们要让民众纳税？这并不是我们常常会提出的一个问题，因为它的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政府要求民众纳税，是因为他们想要染指人民的财富。但如果斯密是对的，通过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市场的自然运转，就能促使黄金和白银变成货币，那么对于政府来说，最重要、最紧迫的做法不是控制住金矿和银矿吗？这样一来，国王就将拥有他需要的所有财富。事实上，在古代国王中，这种做法很常见。如果在他们的国土之内有金矿和银矿，他们通常都会控制住这些矿产。因此，提炼黄金，把某人的画像标记在金块上，促使货币在受某人统治的人群之中流通，然后要求这些被统治的人再通过纳税的形式把黄金交还——做这些事情究竟有何意义？
这确实令人有点迷惑。但是如果货币和市场并不是自发产生的，那么一切就都能说得通了。因为，在让市场诞生的众多方法中，这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一种。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假设有一个国王，他希望供养一支5万人的军队。在古代或者中世纪，维持这种规模的兵力会面临非常严峻的问题。除非这些军队已经出征，否则为了寻找、获取和运输必要的给养，需要雇用几乎同等数量的劳力和牲口。[19]另外，如果只是简单地把硬币派发给士兵，然后宣布国家中的每个家庭都有义务把那些硬币再交还给国王，那么你将一举把自己的整个王国变成一台供养士兵的巨大机器，因为每一个家庭都必须找到某种方式向士兵提供他们需要的物品，然后换取士兵手中的硬币。市场，则作为这一过程的副产品出现。
这有点像动画片中的剧情，但是市场围绕着古代的军队快速成长，是清晰的、不容置疑的事实。只需要翻阅一下考底利耶（Kautilya）的《政事论》（Arthasasatra）、萨珊王朝时期的《君权循环》（Circle of Sovereignty）或中国的《盐铁论》，你就会发现，许多古代的君王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用来思考矿产、士兵、税赋和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大多数人得出的结论是，在这种情况下创造的市场，不但便于补给军队，而且在其他各个方面都非常实用。因为它意味着，对于需要的物资，官员们再也不必直接从百姓手中征用，也不必想方设法在皇室的土地或作坊中生产。换句话说，尽管自由主义者顽固地认为（仍然是斯密遗留下来的问题）政府和市场的存在是对立的，但是历史上的记录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无政府的社会，通常也没有市场。
你大概想象得出，那些继承亚当·斯密衣钵的主流经济学家，对货币的政府理论该是怎样的深恶痛绝。实际上，人们一直把票证主义看作经济学理论中民粹主义的一面，只有思想怪异的人才认同。[20]有趣的是，主流经济学家最后一般都会为政府工作，建议政府推行如票证主义者所描述的类似政策（即设计税收政策，是为了在不存在市场的地方创造市场），尽管他们信奉的理论以斯密的论证为基础，认为市场会以自己的步调自行发展。
对于殖民地来说，这一点尤其正确。让我们暂时回到马达加斯加的例子：前文已经提到，马达加斯加的征服者，法国将军加列尼，在1901年完全征服岛屿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强加人头税。不但税率非常高，而且只能用新发行的马达加斯加法郎支付。换句话说，加列尼的做法正是先印刷货币，然后要求国家中的每个人再把其中一些货币还给他。
但是，这个例子中最令人震惊的一点，是加列尼描述人头税时采用的名称。它被称为“impôt moralisateur”，意为“教育税”或“教化税”。换句话说，设计这种税的目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教育本地人，让他们了解工作的价值。因为“教育税”在收获时节后不久征收，所以对于农民来说，最简单的缴税方法就是把收获的一部分稻米作物出售给中国商人或印度商人，这些商人不久就在全国的各个村镇安顿下来，坐收渔利。但是，显而易见，收获的时节是稻米价格最低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出售了过多的粮食，那么就意味着他没有足够的余粮供全家人一年食用。因此，他就不得不在几个月后，从同样的商人手里以信用的形式回购自己出售的粮食，但价格要高得多。结果，农民将迅速坠入绝望的债务深渊（放高利贷的商人数量则翻了倍）。偿还债务最简单的方法有两种：要么找到一些可以出售的经济作物，例如种植咖啡豆或菠萝；要么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城市里，或者送到法国殖民者在全国各处兴建的种植园里工作赚钱。看上去，整个过程似乎和那种用廉价榨取农民劳动力血汗的贪婪机制一样，但其实它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留给农民一点属于他们自己的钱是有必要的，殖民政府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至少从内部政治文件记录来看，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这将确保农民能够在中国人开的商店中购买一些小小的“奢侈品”——太阳伞、唇膏、饼干等。农民能够培养出新的品味、新的爱好、新的期望是至关重要的，它们构成了消费者需求的基础。在征服者离开后，这些需求仍能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使得马达加斯加永远和法国联系在一起。
大多数人并不笨，许多马达加斯加人明白征服者这些做法的目的。有些人决定要加以抵制。在殖民侵略60多年之后，一位名叫杰拉德·奥萨比（Gerard Althabe）的法国人类学家，观察到在马达加斯加岛东海岸的小镇里，居民顺从地出现在咖啡种植园里，为缴纳投票税赚钱。在缴纳税金以后，他们会故意无视本地商店中出售的小商品，而把剩余的钱交给家族中的长者。老人们用这笔钱购买牲畜，献祭给祖先。[21]许多人都坦率地表示，他们的这种做法帮自己抵御了征服者设下的陷阱的诱惑。
但是，这样的反抗很难一直持续下去。即使在岛上那些从未存在过市场的地方，也逐渐有市场形成。伴随着市场的诞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小商店的网络。我于1990年拜访那里时，投票税已经被革命政府废除，而市场的思维方式已经深入人心，即使是通灵人士所引用的言论，可能也来自亚当·斯密。
这样的例子能无限地增加下去。对于那些还没有诞生市场的地区，几乎每一个被欧洲军队征服的地方，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人们没有发现以物易物，这些地方在采用主流经济学家排斥的方法，促进市场的诞生。
原始债务溯源
近一个世纪以来，人类学家一直在抱怨以物易物是谬论。经济学家偶尔也会略带愠怒地指出，他们之所以无视所有证据，一直讲述同样的故事，是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人类学家从来没有说出一个更好的故事。[22]这个原因可以理解，但是同样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可以回答。人类学家未能就货币的起源说出一个简单的、有吸引力的故事，是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故事。货币和音乐、数学或珠宝一样，从来就不是被“发明”出来的。我们所说的“货币”，根本就不是一个“物品”，而是以比例的形式、用数学来比较物品的一种方法——让你知道1个X等于6个Y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可能和人类的思维一样古老。当我们想要开展更具体的研究时，就会发现，许多不同的习惯和实践都会汇聚到现在被称为“货币”的东西上。这正是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等发现难以形成对货币的单一定义的原因。
长久以来，因为缺乏同样有吸引力的故事，信用理论家举步维艰。这并不是说，在1850-1950年进行的货币争论，参与的各方都没有使用虚构事实这一武器的习惯。这一点可能只在美国成立。绿背纸币党人（Greenbacker）主张完全解除美元和黄金的挂钩，允许政府在创造工作机会的运动中，不受限制地投入资金。为此，他们提出了进军华盛顿的设想——这个设想在美国的历史上将会激发无尽的共鸣。L.弗兰克·鲍姆（L.Frank Baum）的《绿野仙踪》（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一书出版于1900年，被广泛地认为是一部政治寓言。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曾在“开放白银”（Free Silver）平台上两度竞选美国总统，《绿野仙踪》影射的正是由他发起的民粹运动——要求在黄金之外开放白银货币，以黄金——白银的复本位制取代金本位制。[23]在这个运动里，除绿背纸币党人，最主要的参与人群就是债户，尤其是和多萝西一样来自中西部那些农场家庭的人，他们在19世纪90年代严重的经济衰退时期，一直面临着大规模地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处境。根据民粹主义者对《绿野仙踪》的解读，东方和西方的“坏女巫”（Wicked Witch）代表美国东西海岸的银行家（紧缩货币政策的倡导者和受益人），“稻草人”（Scarecrow）代表农民（没有大脑，不能躲避债务陷阱），“铁皮人”（Tin Woodsman）是工人无产阶级（没有心脏，无法和农民齐心协力行动），“胆小的狮子”（Cowardly Lion）代表政治阶层（没有勇气干预现状），黄砖小路、白银拖鞋、翡翠城和倒霉的巫师可能只代表它们自己。[24]“奥兹”（Oz）显然是“盎司”的标准缩写。[25]假如鲍姆的写作目的是创造一个新的谬论，那么他的故事极为成功。但如果他本来是希望进行某种政治宣传，那么他的故事就没那么成功了。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三次竞选总统都失败了，复本位制度从未被采用。如今，很少有人还记得《绿野仙踪》这个故事的本来寓意。[26]
对于政府——货币理论家来说，这个问题尤为关键。关于统治者在被征服的土地上使用税费来建立市场，或者把税费用于军队开支及其他政府职能开销的故事，并没有什么启发性。德国把货币作为国家意志的化身的看法，也没有很好地流传开来。
但是，每当经济彻底崩溃的时候，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就会遭受重创。布莱恩运动的诞生，是对1893年大恐慌的回应。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只要政府保证货币和贵金属安全地挂钩，那么市场就能够自我调节”这一观点被彻底击碎。在1933-1979年，每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都推翻了之前的政策，或多或少地采纳了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的一些做法。正统凯恩斯学说的前提假设是，除非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愿意有效地扮演起保姆的角色，否则资本主义市场将无法真正运转起来。最著名的做法，就是在经济衰退期，政府通过巨额赤字进行“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的罗纳德·里根都进行了出色的表演，显示两国政府将拒绝采取任何投资行动，但人们实际上并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如宣称的那样没有进行投资。[27]在这两个例子中，他们都意识到要加大力度推翻之前的货币正统学说，以此作为国家运转的依据。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决定彻底取消货币和黄金挂钩，终止国际金本位，引入浮动货币体制。从此，浮动货币体制就主宰了世界经济。这意味着，从此以后，所有的国家货币都变成了由公共信用支撑的“许可货币”——这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喜爱的说法。
现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对于他习惯称为信用和国家理论的“替换传统”的东西所持的态度，比过去和现在与他水平相仿的经济学家所持的态度更加开放（尽管不无争议，凯恩斯仍被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思想家）。在某些观点上，他让自己深入其中：在20世纪20年代，他花了几年的时间研究美索不达米亚人用楔形文字记录的财务信息，试图明确货币的起源——后来，他称之为“巴比伦人狂热”。[28]他在自己最著名的著作《货币论》 （Treatise on Money）开篇，就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结论。如果一个人不从最基本的原理开始研究，而是先对历史记录进行仔细翔实的检查分析，那么凯恩斯的结论基本上是能够得出的唯一结论：从本质上说，最愚蠢的初级知识是正确的。不管货币起源于何处，在过去4 000年里，货币一直是政府创造的产物。他论述道，个体之间相互签订合约，他们借入债务，并承诺偿还。
因此，政府率先诞生，其角色是法律权威，保证物品的偿还能够与合约上的名字或描述相对应。此外，当它宣称有权决定并公布什么物品与名字相对应，并能不时更改它的公告时——即宣称自己有权重新编撰字典时，政府就将起到双重作用。所有的现代政府都宣称拥有这样的权利，并且至少在过去的4 000年里，这样的宣告都在持续发生。只有当货币演变到达这一阶段以后，纳普的票证主义——货币是政府创造的产物，才能完全实现……现在，所有文明使用的货币就是票证主义的产物，这一点毋庸置疑。
[29]
但凯恩斯也不是谬论的制造者。至于另外一种传统带来了以物易物谬论的答案，也并不是出于凯恩斯自己的努力（凯恩斯最后认定货币的起源并不重要），而是来自同时代的新凯恩斯主义者。他们竭尽所能，把凯恩斯的一些比较激进的见解推广到极致，并对此毫无畏惧。
在货币的国家信用理论中，真正薄弱的环节就是税务的要素。解释为何早期政府要求收税是一回事（为了创造市场），而询问“他们有何权利收税”则是另外一回事。假设早期的统治者并非恶棍，而收税也不是勒索（据我所知，没有信用理论家用这种观点看待哪怕是最早期的政府），你一定会问他们如何让这样的事情正当化。
现在，我们都认为自己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人们纳税，因此政府才能提供服务。它首先从安全保卫服务开始。通常情况下，军事保卫是早期的政府唯一能够提供的服务。当然，到了现在，政府会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据说，这一切都能追溯到某种形式的原始“社会合约”，每个人都认可这一合约。但是没人能够准确知道何时、通过谁或者为什么我们应该因先人对某些事情的决定而承担责任，而对另外一些事情则不需要承担责任。[31]如果假设市场先于政府出现，那么这所有的一切都将有意义；但是一旦你意识到市场并没有在政府出现之前诞生，那么整个论证过程都将倾覆。
还存在另外一个解释，人们提出它是为了和国家信用理论保持一致。它被称为“原始债务理论”，理论的主体研究主要在法国完成，研究人员不仅包括经济学家，还有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古典主义学者。起初，该理论是围绕着米歇尔·阿格利塔（Michel Aglietta）和安德烈·奥利恩斯（Andre Orléans）的研究建立[32]，近些年又加入了布鲁诺·特莱（Bruno Théret）的成果。自此，美国和英国的新凯恩斯主义者也开始展开相关研究。[33]
它是近些年才出现的一个理论，最初诞生于关于欧元本质的争论之中。建立统一的欧洲货币不仅激发了各种各样的学术讨论（统一的货币是否意味着欧洲作为一个国家而诞生，或者意味着统一的欧洲经济体或社会体的诞生？从根本上看，它们是不是一回事？），而且激发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讨论。欧元区的建立，推动先锋是德国，它的中央银行仍然认为自身的主要目标是抗通胀。进一步说，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平衡预算的需求，一直被作为削减欧洲国家福利政策的主要武器来使用，它已经演变成银行家和退休员工、债主和债户之间政治斗争的核心利害关系，和19世纪9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情况一样。
关键的理由在于，任何试图把货币政策独立于社会政策之外来研究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原始债务理论”的研究者坚持认为，货币政策和社会政策是同一件事情。因为政府是所有的公民彼此之间债务的信用担保人，所以政府可以使用税收来制造货币。这种债务正是社会的本质。它的出现，远远早于货币和市场。货币和市场则是把债务进一步细分的简单方法。
起初，这一理论认为，债务的这种性质并不通过国家来表现，而是通过宗教来表现。为了完成自己的论证，阿格利塔和奥利恩斯完善了一些早期的梵文宗教文献著作：吠陀和梵书中收集的圣歌、祈祷词和诗歌。几个世纪以来，这些文字由僧侣记录创作，如今它们被认为是印度教思想的基础。阿格利塔和奥利恩斯的做法看起来很奇怪，其实不然。那些文献著作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反映债务本质的记录。
实际上，即使是在公元前1500-公元前1200年创作的最早期的吠陀诗歌，也表现出对债务的关注——债务被认为是“罪行”的同义词。[34]不计其数的祈祷词，都是请求神明将祈祷者从债务的枷锁中解救出来。有时候，这些典籍中出现的“债务”就是取其字面含义——例如，《梨俱吠陀》10.34有一大段章节描述赌博者的悲惨处境，他们“无家可归，四处游荡，处于恐惧的折磨中，处于负债的压力下，寻找金钱”。而其他时候，“债务”很明显是一个比喻。
在这些圣歌中，死神耶摩的角色举足轻重。如果一个人负债，那么死神就会在他身上放置一个重物；如果一个人对神明或者对其他人有任何未完成的责任、未遵守的承诺，那么他将生活在死神的阴影下。即使在最早期的经文中，债务似乎也代替了内在折磨的广泛意义，人们向神明——尤其是代表献祭的火焰的阿格尼祈求解脱。在梵书中，解经者试图把一切都整合成一种更加全面的哲学。结论是：人类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债务形式。
自出生开始，人就是债务。他自己是为死神而诞生的，只有当他牺牲自己以后，才能从死神手中赎回自己。
[35]
关于如何走出这一困境，不同的解经者提供了不同的方法。有些雄心勃勃的婆罗门人开始告诉他们的客户，献祭的仪式如果正确无误，那么将保证可以突破人类的条件限制，达到永生（因为在永生面前，所有的债务都将变得毫无意义）。[37]另外的方法就是扩展债务的概念，使得所有的社会责任都变成某种形式的债务。因此，在梵书最著名的两个章节里，都认定人类的出生不仅欠下神明的债务，需要用献祭的方式来偿还；而且我们还欠编写《吠陀》的圣人的债，需要通过学习典籍来偿还；欠祖先的债，需要通过生儿育女来偿还；[38]最后，还欠“其他人”（很明显，“其他人”在这里指全人类）的债，需要通过招待陌生人来偿还。因此，任何按规矩生活的人，都在持续地偿还某种已有的债务；但是同时，因为债务的概念重新回到社会责任的角度，它就变得远没有“一个人的存在是欠死神的债务”这种说法那么可怕。[39]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责任会出现在以上两种方式中。尤其是当一个人抚养了自己的子女以后，他就同时具有了债户和债主的身份。
“原始债务”理论家提出，在铁器时代早期，以生活在恒河谷的祭司所采用的特定思想传统来看，吠陀经文中蕴含的观点并不奇怪。这些观点对于人类思想的历史和本质，是不可或缺的。下面这段话，节选自法国经济学家布鲁诺·特莱的一篇论文，标题并不吸引人——《货币的社会文化性：向欧元转变的启示》，1999年发表于《消费者政策期刊》（Journal of Consumer Policy），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例子。
在货币诞生之时，我们拥有死亡的“代表关系”。这是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它在生命诞生之前，并且超出生命之外——这种代表性，是适用于全人类的象征性的产物，把人类的诞生看作由全人类所引发的原始债务，债主是人类从中降生的超自然力量。
这种债务的偿还，永远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完成（它的偿还已经超出了现实世界的范畴），只能采用献祭的方式偿还。献祭，补充了活人的信用，使得延长生命成为可能，甚至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能够加入神灵之列，达到永生。但是这种最初的信仰宣言，也伴随着国家主权力量的诞生。主权的合法性，在于它可以代表最初的超自然整体。正是这些主权力量发明了货币，作为解决债务的手段——这些手段的抽象性，使其能够解决牺牲的悖论，即死亡是保护生命的永久手段。通过这种机制，信仰也相应地变成了货币，上面印有国家统治者的肖像——货币开始流通，但是其回收由另外的机制安排，即生命债务的税收/解决方案。因此，货币同样承担了支付手段的功能。
[40]
当然，这种聪明的做法又使得我们回到了货币的国家理论——因为特莱写到“主权力量”，实际上他是指“国家”。最初的统治者都是神圣的国王，他们要么就是神明，要么是作为站在人类和统治超自然的终极力量之间的特权调停人。这使人们逐渐认识到，我们对于神明的债务，实际上是对于社会的债务，而正是社会使得我们成为现在的模样。
英国社会学家杰弗里·英厄姆（Geoffrey Ingham）写道：“原始债务是人们欠长久存续的社会的，而社会保证了个人的存在。”[41]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但罪犯欠“社会债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所有人都是有罪的，甚至是罪犯。
例如，英厄姆提出，尽管没有实际的证据表明货币是以这种方式诞生的，“但有大量的语言学证据可以间接证实”这一点。
在所有的印欧语系中，“债务”这个词和“原罪”“有罪”是同义词，表明宗教、偿还和神圣的/不洁的“货币”领域之间的联系。例如，在“货币”（德语Geld）、“赔偿”或“牺牲”（古英语Geild）、“税收”（哥特语Gild）、“有罪”（guilt）之间存在着词根联系。
[42]
社会创造了人类，因此我们欠社会原始债务。如果国王接过了保卫原始债务的责任，那么就非常明确地解释了为什么政府认为自己有权让我们缴税。税是一种手段，衡量我们欠社会的债务的多少。但是，这并不能解释这种绝对的生命债务如何转变成货币，而货币的定义就是衡量和比较不同物品的价值。在信用理论家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看来，这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尽管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问题的结构并不相同。如果站在货币的以物易物理论的角度来看，你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你会选择某种商品来衡量你需要的其他商品的数量，以及这一过程如何实现；如果站在信用理论的角度来看，你面对的问题就是我在第一章中所描述的：如何把道德的责任转变成具体数额的货币，欠某人一个人情的概念如何最终转变成会计制度，使得一个人能够计算为了偿还债务，自己究竟需要多少只羊、多少条鱼或者多少重量的银子。或者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如何将欠神明的债务转变成欠亲属或者酒吧服务生的具体债务？
原始债务理论家提供的答案也是非常聪明的。如果税代表人们欠社会的绝对债务数量，那么创造真正货币的第一步，就是开始计算更加具体的债务数量，建立罚款、罚金和报酬体系，计算我们以某种形式欺骗了别人而欠下的债务。正因如此，我们才处于“原罪”或“有罪”的关系中。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截至目前，在我们所看到的所有货币起源的理论中，最令人困惑的一件事情是，这些理论都完全忽略了人类学的证据。对于经济在国家尚未形成的社会中如何运转，人类学家确实掌握了相当丰富的证据和知识——在国家和市场尚未完全打破已有运行方式的地方，经济如何发挥作用。例如，东非或南非使用牛作为货币，美洲或巴布亚新几内亚使用贝壳（最有名的例子），或者珠子、羽毛、铁环、子安贝、海菊蛤贝壳、黄铜棒、啄木鸟的头皮等作为货币——关于这些情况都已经有无数的研究成果。[44]经济学家忽略这些研究文献的原因很简单：这种类型的“早期货币”极少在买卖东西时使用；即使交易中确实使用这些货币，它们也不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物品，使用频率要远远低于母鸡、鸡蛋、鞋、土豆等。而且货币通常不是在雇佣关系中作为报酬支付，它们通常用来重新安排人们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安排婚姻和解决争端，尤其是因谋杀或人身伤害而引起的争端。
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自己的货币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诞生的（在英语中，“支付”这个词原本是从表示“安抚情绪，使息怒”意义的词语中衍生出来的）。例如，你在一次酒后的斗殴中误杀了某人的兄弟，为了表示歉意，也为了显示你希望避免两家因此结下世代的血海深仇，你愿意把非常珍贵的东西赠送给那个人，货币由此诞生。[45]
债务理论家尤其关注后一种可能性。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希望跳过人类学研究的文献，直接着眼于早期的法典。让我们从20世纪最伟大的货币学家菲利普·格里尔森（Philip Grierson）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中吸取一些灵感。他在20世纪70年代首先提出货币可能诞生于早期的法律实践。格里尔森是研究欧洲黑暗时代的专家，他着迷于研究后来被称为《野蛮人法典》（Barbarian Law Codes）的典籍。公元600-700年，罗马帝国覆灭以后，许多日耳曼人（哥特人、弗里斯兰人、法兰克人等）确立了这一法典。后来，从俄罗斯到爱尔兰，世界各地相继建立了类似的法典。当然，这些文献记录非常吸引人。此外，它们确定无疑地表明，传统上关于欧洲在这一时期“重回以物易物”状态的说法，错得离谱。几乎所有的日耳曼法典，都使用罗马货币进行估值。例如，对偷窃的惩罚，不但要求小偷归还偷窃的财物，而且在他持有所窃财物期间，失窃者所有未还清的债务都需要由小偷支付（对于偷窃金钱的情况，就是支付利息）。另外，生活在从未被罗马统治过的地区（爱尔兰、威尔士、北欧国家、俄罗斯）的人们也相继颁布了类似的法典，更加确凿地揭示了这一事实。在确定可以充当支付手段的物品及对需要补偿的伤害和侵犯类别的精确分解上，这些法典都非常有创造力。
威尔士法律规定的补偿，主要用牛来支付；在爱尔兰法律中，则用牛或者女奴（cumal）来支付。两国的法律里，支付手段都大量地采用贵金属。在日耳曼的法典中，最主要的支付手段就是贵金属……在俄罗斯法典中，最主要的支付手段是银子和皮毛，皮毛中价值最高的是貂皮，最低的是松鼠皮。法典的细节非常详尽，不但具体规定了涉及的人身伤害类型（对失去一条手臂、一只手、一根食指、一片指甲、一次导致大脑或头骨外露的头部重击等，都详细规定了补偿数量），而且有些法典对于不同种类的家庭财产也使用不同的法律章节来对应。萨利克法（Salic Law）的第二条规定了偷猪应受到的惩罚，第三条针对偷牛，第四条针对偷绵羊，第五条针对偷山羊，第六条针对偷狗，并且会按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动物进行更加精细的划分。
[46]
创造谬论
在这一切之中，存在某种非常吸引人的东西。首先，其前提包含大量的直觉成分。毕竟，我们自己确实亏欠其他人。这是真的。我们交谈甚至思考所使用的语言，我们的习惯和观点，我们爱吃的食物，使我们的电灯能发光、马桶能冲水的知识，甚至是我们表明对社会传统的否定所采用的表达方式——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从其他人那里学到的，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早已去世。如果我们把欠他们的东西想象成债务，那么债务将是无穷多的。所以，问题在于，把它看成债务真的有意义吗？毕竟，从定义上看，至少我们认为债务是能够偿还的东西。希望和自己的父母实现两讫的状态是非常奇怪的，这通常意味着一个人想和父母断绝关系。我们真的希望和所有人达到两讫的状态吗？那意味着什么？这种愿望真的是所有人类思考的基础特征吗？
其次，原始债务理论家所描述的，是不是一个谬论？他们的发现，究竟是一个存在于所有社会形态中的深奥的人性真理，并且早已在某些古老的印度经文中得到清晰的描述，还是他们自己创造了这个谬论？
很显然，一定是后一种情况。他们创造了谬论。
选择吠陀经文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对于这些经文的作者，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而对孕育了这些经文的社会环境，我们也知之甚少。[49]我们甚至不知道收取利息的贷款是否存在于吠陀时期的印度——显然，对于祭司们是否真的把祭品看作人们欠死神贷款的利息，这有着重要的影响。[50]结果，这些经文起到的作用，既可以相当于空白的画布，也可以是写满未知的象形文字的画布，通过它们，后世的人可以得出任何自己希望得到的结论。如果我们来看一看另一个古老的文明，另一个我们确实了解其存在的环境和状态的文明，我们将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存在和印度类似的观点，即把献祭看作偿还的方法。[51]如果我们翻阅古代神学家的著作，将会发现，大多数著作经常提到的观点，是把献祭看作人类和神明确立商业关系的切入点，但是神学家们觉得这一观点很明显是荒诞的：如果神明已经拥有了想要的一切，那么人类究竟能拿什么和神明讨价还价呢？[52]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将看到赠送礼物给国王是多么的困难。而对于神明（更不要说上帝），难度将进一步被无限放大。交换需要以平等为前提，而在面对超自然的力量时，这个前提从一开始就不成立。
而对神明的债务由国家承担，并由此形成债务体系的观点，实际上也站不住脚。这里的问题在于，在古代，自由的公民通常不需要纳税。一般来说，只有被征服的人口才需要缴纳贡金。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情况正是如此，独立城邦的居民们根本不需要缴纳直接税。与此相似，正如摩西·芬利所说：“古典时期的希腊人，把直接税看作暴政的产物，尽一切可能避免其出现。”[53]雅典的居民不缴纳任何形式的直接税，但是城邦有时候却会向居民分发货币，这是某种和我们认知相反的税务体系——有时候采用直接发放的形式。比如劳里厄姆（Laurium）银矿的收益，有时候城邦会采用间接的形式向参加陪审团或集会的人慷慨地派发。但是，从属的城邦需要支付贡金。在波斯帝国内部，波斯人无须向帝王缴纳贡金，但是被征服地区的人们则需要这么做。[54]罗马也是如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罗马公民不用纳税，但是他们有权以救济金的形式，分享其他地区缴纳的贡金——著名的“面包与马戏”[55]手段中的“面包”部分。[56]
换句话说，本杰明·富兰克林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死亡和税是确定的——他这种说法不正确。这显然使得“对一个人的债务，只是对其他人债务的一种变化形式”的观点，变得更加难以存继。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足以给国家货币理论致命的一击。即使是那些不征税的国家，也确实征收某种形式的报酬、罚金、关税和罚款。对于其他理论（声称国家的诞生是作为某种超脱于世外的原始债务的守卫），它很难与之相一致。
尽管美索不达米亚是最早出现收利息的贷款的地方，大概比吠陀的诞生早2 000年，但是原始债务理论家极少提及苏美尔或巴比伦——这很奇怪，因为这两个地方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诞生之地。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这件事就没那么令人惊讶了。又一次，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发现，许多方面都和那些理论家预计的情况完全相反。
读者可以回忆一下前文的例子，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由大量的寺庙所统治：庞大、复杂的行业机构，工作人员通常数以千计，包括牧羊人、纤夫、纺纱工、编织者、舞女及管理人员。至少在公元前2700年，雄心勃勃的统治者开始兴建以相似的方式组织的宫殿，来模仿美索不达米亚——唯一的区别是，寺庙的中心是男神或女神的圣室，供奉着神像，由僧侣仆人侍奉饮食、穿衣及娱乐，仿佛这些神像有生命。宫殿的中心是国王的房间。苏美尔的国王很少宣称自己是神明，不过他们的做法也与此相差不大。但是，当他们以超自然统治者的能力去干涉臣民的生活时，则很少以施加公共债务的形式推行，一般采用取消私有债务的形式。[57]
我们不知道需要支付利息的贷款何时出现，也不知道其如何出现，因为它们的出现似乎早于文字的诞生。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寺庙僧侣发明了支付利息的贷款，作为向篷车交易提供资金支持的手段。篷车交易非常重要，因为尽管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河谷极为丰饶，能够生产大量富余的谷物和其他食物，并供养许多牲畜，从而提供大量的羊毛和毛皮，但除此之外，那里几乎一无所有——石头、木头、金属甚至作为货币使用的银子，都需要进口。因此，很早以前，寺庙僧侣就形成了把商品分配给本地商人的习惯（有些商人是独立的个体，而有些则是寺庙里的僧侣），商人们将离开平原，到其他地区出售商品。对于寺庙来说，利息是分享商品出售收益的一种方式。[58]但是，一旦这种方式被确立下来，其原理似乎就很快扩散开来。不久，人们就发现不但出现了商业贷款，而且出现了消费贷款——“高利贷”的原始意义。到了公元前2400年，对于那些经济上有困难的农民，以担保物抵押放贷已经成为本地官员或富商的惯例做法；如果农民不能偿还贷款，放贷者就会把他们的财产据为己有。收取财产通常从谷物、绵羊、山羊和家具开始，然后是土地和房屋，最终甚至有可能发展到家庭成员。首先是仆人，然后是子女和妻子，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债户自己也会被征收。这些人将变成债务苦工：并不是奴隶，但是和奴隶区别不大，被迫在债主的家里（有时在寺庙或宫殿里）一直工作下去。当然，从理论上说，只要债户偿还了借款，就可以把他们全部赎回。但是很显然，农民被剥夺的财产越多，他们就越难以偿还借款。
这种情况的后果是，社会通常面临分裂的危险。如果某一年，出于某种原因，农作物歉收，大量的农民将会变成债务苦工，许多家庭将支离破碎。不久，随着负债的农民出于财产被剥夺的恐惧而逃亡，在城市文明边缘的沙漠中游荡的半游牧部落的土地将被荒废。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社会的彻底崩溃状况，苏美尔和后来的巴比伦国王，会周期性地宣布大赦。经济历史学家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称其为“既往不咎”。这样的法令通常会免除所有未偿还的消费债务（商业债务不在此列），把土地归还给最初的所有者，允许所有的债务苦工回到自己的家庭。不久，国王在首次登基时宣布大赦基本变成了惯例，还有许多国王在位时就不得不重复地宣布大赦。
在苏美尔时期，大赦被称为“自由宣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苏美尔语“amargi”是已知的人类语言中第一个出现的意为“自由”的词，其字面意义是“回到母亲身边”——这正是重获自由的苦工终于可以做的事情。[59]迈克尔·赫德森说，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们这样做是由于他们宣称自己具有超自然身份：在获取权力时，他们真的认为自己是在重新塑造人类社会，因此，他们需要把以前所有的道德责任清除掉。尽管如此，这和原始债务理论家脑海里的观点仍然相去甚远。[60]
社会与债务
在整个文献主体中，最初的假设可能是最严重的问题：人类在一开始，就为某种叫作“社会”的东西背负上了无尽的债务。我们推想到神明身上的，正是这种对社会的债务；然后，同样是这一债务，由国王和国家政府接手。
正是因为人们假设整个世界的组织是由一系列被称为“社会”的压缩模块单元组成，并且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属于哪个模块，才使得“社会”这个概念如此具有欺骗性。历史上，极少发生这样的情况。假设我是一个基督徒，并且是亚美尼亚商人，生活在成吉思汗统治的地区，那么我属于哪个“社会”？我属于自己从小长大的那个城市的社会，属于那个我每天在其中处理日常事务的国际商人组成的社会（拥有自己制定的行为准则），属于由说亚美尼亚语的人组成的社会，属于基督教会（或者仅是东正教会），还是属于由领土从地中海延伸到朝鲜的蒙古帝国的臣民组成的社会？从历史上看，国家和帝国很少成为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参考点。国家建立又灭亡，国力也会强盛又衰弱，而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可能偶然才会得知政府的存在，历史上有许多人从来没能确定自己究竟属于哪个政府。即使到了近代，世界上的许多人也不确定自己应该属于哪个国家，或者这件事为什么重要。我的母亲是在波兰出生的犹太人，她对我讲过一个她小时候听到的笑话：
在俄罗斯和波兰的边境有一个小镇，没人能够确定它究竟属于哪个国家。有一天，两国正式签署了条约。不久，勘探员们就来到小镇上画出边界线。他们在附近的一座山上安装设备，有些村民走了过来。
“那么我们究竟在哪儿，俄罗斯还是波兰？”
“根据我们的计算，你们的小镇现在恰好在波兰境内37米。”
村民们立刻高兴地跳起舞来。
“为什么这么高兴？”勘探员问道，“属于俄罗斯还是属于波兰，有什么区别呢？”
“难道你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村民们回答，“这意味着我们再也不用忍受那难熬的俄罗斯寒冬啦！”
但是，如果我们一出生就欠别人无尽的债务，而且我们依靠这些人得以存在，不过又不存在叫作“社会”的自然单位——那么我们欠下的债务是什么？债主又是谁？债务包括所有东西？债主是所有人？抑或某些东西或某些人？我们如何偿还如此模糊的债务？或者更中肯地说，究竟谁能宣称，自己有权告诉人们要如何偿还这笔债？依据什么样的基础？
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来构建问题，那么梵书的作者为这个道德问题提供了非常复杂的回答，而从未有人能够就这个道德问题提供更好的答案。我说过，我们对那些经文诞生的环境知之甚少，但是现在我们所掌握的证据证明这些重要的经文诞生于公元前500-公元前400年，大约是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的印度，商业经济、铸币、收取利息的贷款等机制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当时的知识阶层，和希腊、中国的知识阶层一样，抓住了时机。在这里，抓住时机就意味着询问：把我们的责任看成债务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存在究竟是欠谁的债务？
因此，他们的答案中不出现“社会”或国家就十分重要（尽管国王和政府肯定存在于早期的印度）。他们用对神明的债务、对圣人的债务、对父辈的债务、对“人类”的债务来代替“社会”或国家。把他们的构想翻译成现代语言并不难。可以这么说，人类最重要的债主是：
· 宇宙、超自然力量，或者用现在的说法——大自然。这是人类存在的基础。可以通过仪式来偿还：仪式是微不足道的人类展示对世间万物的尊敬和认知的一种举动。
[61]
· 那些创造了知识、建立了人类最为看重的文化成就的人，给予了人类存在的形式、意义，同时让它具有了形态。这里，我们指的不但是创造了我们的知识体系的哲学家和科学家，还包括所有在某个领域做出过对人类有益的成就的人，从威廉·莎士比亚到中东那位发明了发酵面包但早已被人遗忘的女士。我们通过不断的学习及为人类知识和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来偿还他们。
· 我们的父母及父母的父母——我们的祖先。我们通过生儿育女来偿还他们。
· 全人类。我们偿还他们的方式是慷慨地款待陌生人及维护基本的社交环境，使人们之间建立关系并且使共同生活成为可能。
我自己则一直在思考：难道这不能成为我们得到的结论吗？也许梵书的作者真正想表达的和我们刚刚进行的分析一样，即说明我们和世间万物的关系和商业交易完全不同，也不可能相同。因为商业交易既要求平等，又要求隔离。这些例子都在讲述如何克服隔离：为人父母以后，你就从对先人的债务中解放出来；变成圣人以后，你就从对圣人的债务中解放出来；行为举止都带有人性的关怀以后，你就从对全人类的债务中解放出来。如果提到整个宇宙，也是如此。神明已经拥有一切，所以你无法和他们讨价还价，那么你也不能和宇宙讨价还价，因为宇宙就是一切——你自己也存在于其中。实际上，你可以把这理解成一种微妙的表达方式，说明唯一能够使人从债务中“解放出来”的方法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偿还债务，而是显示这些债务并不存在，因为一个人无法把自己隔离而开始还债。所以，取消债务、达到隔离和自治的存在状态的想法，从一开始就是荒诞可笑的。甚至“一个人把自己置于与全人类或世间万物隔离的状态，以便能和全人类或世间万物进行单独交易”这个推论本身就是犯罪，因为这只能用死亡来证明。人类的罪行，并不来自我们无法偿还自己对宇宙的债务，而是来自我们的推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把我们自己看成现存的或曾经存在的任何其他事物的等价物，以便能够构想出这种最初存在的债务。[63]
或者让我们看一看等式的另一端。即使我们能够想象自己站在对超自然或全人类具有绝对债务的立场上，接下来的问题也将变成：究竟谁有权代表超自然或全人类发言来告诉我们这笔债务应该如何偿还？如果说还有事情比宣称自己独立于整个世间万物之外以便能够和它谈判更加荒谬可笑的话，那一定是宣称自己能够代表世间万物。
当前的美国属于个人主义社会。如果一个人在寻找这种社会的特质，那么可以考虑这么做：宣称所有人都对人类、社会、自然或整个宇宙有无尽的债务（你可以采用任何方式来表述这个问题），但是没人能够告诉我们该如何偿还。至少，这在逻辑上保持了前后一致。如果这样做，那么已经建立的所有权威体系——宗教、道德、政治、经济和法律体系很有可能变成不同形式的欺诈手段，因为它们都假定可以对无法计算的东西进行计算，宣称它们有权告诉我们，那些无穷债务的一部分应该以何种方式偿还。那么，人类的自由就变成了人类自己决定希望如何去做的能力。
据我所知，从没有人采用过这一方法。现存的债务理论，通常会演变成使权力结构正当化的手段。印度教的例子正是如此。对全人类的债务的描述只在早期的少数经文中出现，并且迅速被遗忘。后来，几乎所有的印度教解经者都忽略了这一点，然后把解经重点放在了一个人对自己父辈的债务上。[64]原始债务理论家还有另外一个切入点。其实他们对宇宙并不感兴趣，而是对“社会”感兴趣。
让我们回到“社会”这个词本身。它似乎是一个简单的、不言而喻的概念，究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通常把这个词作为“国家”的同义词使用。毕竟，当美国人说偿还对于社会的债务时，他们并不是在考虑自己对于瑞典人的责任。它仅指现代国家——精确地界定自己的边境，并用社会政策确保人们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社会”，即作为单一的、紧密相连的实体。这就是把“社会”这个概念向前应用到吠陀诞生的时代或中世纪的时候，总是具有欺骗性的原因，即使我们并没有其他的词可用。
对我来说，这正是原始债务理论家所做的事情：把这样的概念向后应用。
事实上，他们所谈论的所有看法的综合体——存在这种叫作“社会”的东西，我们对它有债务，政府能够代表它，它可以被看作某种在现实生活中的神明——都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相继诞生或觉醒。换句话说，它是伴随着现代国家政权概念的出现而诞生的。
在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它们是在19世纪早期的法国同时出现的。孔德是哲学家、政治宣传册作者，以最先创造“社会学”这个术语而闻名。孔德甚至在他的晚年提出了一种社会宗教的概念，他称之为“实证主义”（Positivism）。这一概念构建在中世纪天主教的基础之上，充满各种陈腐教条，例如祭服的纽扣都要放置在背部（这样只有在别人的帮助下，才能把它穿上）。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实证主义问答》（Positivist Catechism）中，他也提出了关于社会债务的第一个清晰的理论。书中有一位虚构的实证主义牧师，有人询问他怎么看待关于人权的概念。牧师嗤之以鼻。他说，这一概念毫无意义，是个人主义才有的观点。在实证主义中，只有责任。毕竟：
我们的出生，背负着各种各样的责任——对我们的祖先，对我们的后人，对我们的同辈。在我们降生之后，直到我们有能力用服务报答别人之前，这些责任会不断地累积。那么，基于何种人类的基础，可以建立起“权利”的概念？
[65]
终其一生，孔德都被认为是一个怪人，但他的观点是极富影响力的。人们对社会有无穷的责任这一看法，最终促成了“社会债务”概念的形成。这个概念被社会改革家采用，最终被欧洲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社会政治家所采用。[66]“人们自出生之日起，就是社会的债户”：在法国，不久之后，社会债务的概念就变成了一句政治宣传语、一句口号，最终变成了陈词滥调。[67]这一观点认为，社会创造了我们，所有人都欠社会债务，而国家仅仅是这个已有债务的管理者。每一个人的存在，都完全依赖于其他人，即使我们不知道这种依赖关系如何表现。这一事实，也体现了国家的存在。
这些也是埃米尔·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形成自己思想的政界和知识界背景。埃米尔·杜尔凯姆是社会学的学科奠基人，他在论证各宗教中的神明是社会的投影这方面，比孔德做得出色——因此，一个清晰的社会宗教甚至不需要存在。对杜尔凯姆来说，所有的宗教都是认识到人们相互之间的依赖性的手段，这种依赖性对我们的各个方面都造成了影响，但是我们却并未察觉。“上帝”和“社会”其实是同一个概念。
问题是，数百年来，人们都简单地认定，我们所欠债务的守护者及允许我们成为个人的无形社会的合法代表，必须是国家。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体制，最终都受到这种观点的某个版本的影响。让我们举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过去苏联禁止公民向其他国家移民，苏联政府就采用这种观点使自己的做法正当化。它的逻辑是这样的：苏联创造了人民，养育和教育了他们，让他们得以成为他们自己。那么，人民究竟有什么权利把政府的投资成果带走，贡献给其他国家，好像他们不欠政府任何东西？这种诡辩也不仅仅局限于某种社会体制，民族主义者也会应用同样的逻辑——尤其是在战争时期。
你可能会说，以原始债务的观点来看，我们真正拥有的，其实是终极的民族主义者的谬论。过去，人类的生命属于创造人类的神明，人类以献祭动物的形式支付利息，最终用自己的生命来偿还本金。现在，我们的生命属于塑造我们的国家，我们用纳税的形式支付利息，当需要保卫国家免受敌人侵略时，我们将用自己的生命偿还对国家的债务。
这是20世纪的一个巨大的陷阱：一面是市场的逻辑，我们愿意把自己看作独立的个体，彼此不亏欠任何东西；另一面是国家的逻辑，每个人都带有永远还不清的债务。我们一直被告知，国家和市场是对立的，并且在它们之间只存在人性的可能性。但这种对分法是错误的。国家创造了市场，市场需要国家，离开了彼此，两者都无法维系——至少无法以我们目前认知的形式继续运转。
[1] Heinsohn ＆ Steiger（1989）甚至表示，他们的经济学家同行之所以还没有抛弃这一故事，主要原因在于人类学家并没有提供一种吸引力相当的解释。于是，几乎所有的货币历史仍然继续选择以介绍想象出来的以物易物作为开头。另外一种替代方案，是退回到纯粹的循环定义：如果“以物易物”是不使用货币的经济交易，那么任何不涉及货币的经济交易，不论其形式或内容如何，都一定是以物易物式的。Glyn Davies因此甚至把夸扣特尔人的冬季赠礼节也描述为“以物易物”。
[2] 我自己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参见《走向一种价值的人类学理论》（Toward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f Value）（格雷伯，2001）。
[3] 我们经常会忘记在这一切中，存在着强烈的宗教元素。牛顿自己绝不是无神论者，事实上，他试图借助自己的数学能力，去证明乌舍尔主教（Bishop Ussher）在之前曾经提出的观点，即世界大约在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被创造出来。
[4] 斯密在自己的《天文学》（Astronomy）（III.2）一书中，首次使用“看不见的手”一词，但是在《道德情操论》（IV.1.10）中，他明确表示市场中的“看不见的手”，来自“天意”。关于斯密的神学的总体介绍，参见Nicholls 2003:35–43；关于它和中世纪伊斯兰教可能存在的联系，参见第十章。
[5] 萨缪尔森1948:49。关于这一定位的评论文章，参见Heinsohn and Steiger 1989；也可参见Ingham 2004。
[6] Pigou 1949.Boianovsky提供了关于这一术语的历史。
[7] “我们不知道有哪一种经济形式存在着系统化的以物易物，但却没有货币出现。”（Fayazmanesh 2006:87）——他的意思是，从有价值的货币的角度来看。
[8] 想要总体了解政府在提倡“自我调解的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参见Polanyi 1949。标准的正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如果政府走到一边，市场自然会出现，不需要首先建立合适的法律、警察和政治机构。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当自由市场的空想家试图把这一模型套用在苏联时，这一理论被有力地证明是错误的。
[9] Innes和往常一样，恰当地说明了这一点：“眼睛绝不会看到一美元，手也不会触摸到一美元。我们所能够触摸到的或看到的，是一个承诺，承诺支付被称为一美元的金额，或偿还等额的债务。”同样，他指出，“我们的所有度量方式都是一样的。没有人看到过一盎司，或一英尺，或一小时。一英尺是在固定的两点间的距离，但不论是距离，还是这两个点，都不是有形的存在”。
[10] 注意，这的确假设了计算此类价值的一些方法，即某种形式的有价值的货币已经存在。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大量的人类学家似乎错过了它。
[11] 这种行为通常被称为“背书”，是指在票据背面或者粘单上记载有关事项并签章的票据行为。——译者注
[12] 为了对规模有一定的概念，即使在相对受限制的商业城市经济体香港，目前流通的总额大约为233亿美元。香港大约有700万人，也就是平均每个居民使用超过3 000港币。
[13] “国定论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追溯到（Adam）Muller的《新货币论》（New Theory of Money），此书尝试将货币价值解释为共同信任和国家意志的表现。（G.F.）纳普的《货币国定论》于1905年在德国首次出版，它则将这一理论推向顶峰。纳普认为，尝试理解货币，但不考虑‘国家的概念’，是十分荒谬的。货币并不是从交易中出现的媒介。它是记录并解决债务的手段，而最重要的债务是税务债。”（Ingham 2004：47）Ingham的书对票证主义立场进行了令人称赞的论述，而我在这里的大部分论述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更翔实的细节。但是，读者将会在后面明显看到，我在特定的方面也会和他分道扬镳。
[14] 在法国：里弗、索尔、德尼尔。
[15] Einaudi 1936.Cipolla（1967）把它称为“幽灵货币”。
[16] 关于计数棒，参见Jenkinson 1911, 1924; Innes 1913; Grandell 1977; Baxter 1989; Stone 2005。
[17] Snell（1919：240）指出，国王在巡视自己的领土时，有时会使用优先购买权带走家畜或其他商品，然后支付一张凭据。但是之后要想找到国王的代表付钱，却十分困难：“物品被强制出售。最糟糕的是，国王的供应商们没有付现金的习惯，而是支付一张国库凭据，或将要账的人一顿毒打……在这一体系中想收回欠款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使它本身变成了最糟的苛捐杂税，并且也成为我们早期流行诗中无数抱怨的对象。”
[18] 请注意很有趣的一点：从这个角度而言，英格兰银行仍然使用亚当·斯密时代的计数棒进行内部记账，直到1826年才放弃这种方法。
[19] 对于此类问题的经典研究，参见恩格斯（1978）。
[20] 对债务人尤其有吸引力，可以理解，这些人很容易就被这一观点吸引，即债务就是一种社会安排，它绝不是无法改变的，而是由政府政策制造的，也可以很容易地被重新洗牌。更不必说，这些人还会从通胀政策中获益。
[21] 关于债务，参见Jacob 1987；关于贝特希米萨拉卡（Betsimisaraka）村庄的研究，参见Althabe 1968；关于类似的马达加斯加人的案例研究，参见Fremigacci 1976,Rainibe 1982, Schlemmer 1983, Feeley-Harnik 1991。关于非洲殖民地税收政策更一般性的研究，参见Forstater 2005, 2006。
[22] 例如，Heinsohn ＆ Steiger 1989:188–189。
[23] 银本身在中西部被开采，而采用将金和银两种贵金属作为货币的潜在支撑这种双本位制，被视为走向自由信贷货币及允许本地银行制造货币的一个举动。19世纪晚期，现代的公司资本主义在美国率先诞生，而它遭到了猛烈地抵制，集中化的银行系统是主要的交锋领域，而互利主义——流行的民主化的（而非以追求利润为导向）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安排——是主要的抵制形式之一。双本位主义者是绿背纸币党人更为温和的继承者。绿背纸币党人主张货币完全与贵金属脱钩，比如林肯在战时曾暂时强制推行的政策［Dighe（2002）提供了有关这一事件历史背景的出色概述］。
[24] 它们只有在电影里才变成红宝石鞋。
[25] 甚至有人指出多萝茜（Dorothy）自己指代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因为从发音上来看，多萝茜的发音“dor-o-thee”和西奥多（译者注：罗斯福总统的名字）的发音“thee-o-dor”的音节组成完全一样，只是顺序相反。
[26] 要了解关于《绿野仙踪》是一篇“货币寓言”的详细讨论，可参见Little-field 1963和Rockoff 1990。鲍姆从未承认那本书有政治隐喻，很可能这样的解读是在此书出版后才出现的［Parker也持这一观点（1994）；cf.Taylor 2005］。但事实是，这本书在某个时点获得了这样的名声，所以问题只是这一误读是鲍姆创造的，还是别人创造的。
[27] 里根（Reagan）可以很容易被归为极端军事凯恩斯主义的实践者，他使用五角大楼（Pentagon）的预算来创造就业，推动经济增长。不论如何，那些实际管理着体系的人迅速抛弃了货币正统论，甚至在谈论中也不再出现。
[28] 参见27.See Ingham 2000。
[29] Keynes 1930: 4–5.
[30] 这一讨论被称为银行悖论。我们举一个极度简化的例子：只存在一家银行。即使这家银行不以自己拥有的任何形式的任何资产做基础，向你提供一笔一万亿美元的贷款，你最终也会把钱再次存入银行。这就意味着银行有了一笔一万亿美元的债权，并有了一万亿美元的运营资产，两者完美地互相对应。如果银行以利息的形式，向你收取比提供给你的贷款更多的金额（银行经常这样做），银行就会创造利润。如果你花了一万亿美元，情况也是成立的——不论谁最终收到了这笔钱，都将把它再次存入银行。凯恩斯指出，只要银行家们能够协作，那么存在多家银行的情景其实不会对这种情况造成任何改变。而事实上，银行家们一直以来就是这么做的。
[31] 我需要指出，这一假设回应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的逻辑，即假设定义了所有经济活动背景的基础机构安排，都在过去某个想象出来的时点得到了各方的认可。从那时起，每件事都会并将一直会以平衡的状态持续存在。有趣的是，凯恩斯在自己关于货币的理论中明确否定了这一假设（Davidson 2006）。当代的社会契约论学者也顺便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即没有必要假设这种情况会实际发生——指出它可能已经发生，并且表现得像它已经发生就足够了。
[32] 阿格利塔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是“调节学派”（Regulation School）的创始人之一。奥利恩斯是Thevenot和Boltanski偏好的“惯例经济学”的追随者。原始债务理论主要由以经济学家米歇尔·阿格利塔和安德烈·奥利恩斯为核心的一群研究者发扬光大。这一理论首先出现在La Violence de la Monnaie （1992），采用了精神分析的吉拉尔（Girard）框架，随后，出现在一卷名为Sovereignty, Legitimacy and Money （1995）的著作中，以及一部由11位不同的学者编辑、名为Sovereign Money的论文集中（Aglietta, Andreau, etc.1998）。后面两部著作摒弃了吉拉尔框架，使用了杜芒（Dumont）框架。近年来，这一立场的主要支持者是另一位调节学派学者Bruno Théret （1992, 1995, 2007, 2008）。不幸的是，这些著作中没有一本被翻译成英文，只能在Grahl（2000）找到对于阿格利塔诸多贡献的一篇概述。
[33] 例如，美国的Randall Wray(1990, 1998, 2000)和Stephanie Bell(1999, 2000)，或者英国的Geoffrey Ingham(1996, 1999, 2004)。Michael Hudson和古代近东经济国际学者会（ISCANEE）的其他人吸收了这一观点的元素，但据我所知，他们从未彻底接纳它。
[34] *Rna.Malamoud(1983:22)指出，它在前文中已经有了“收到的物品，因为承诺会交还该物品，或者给予至少与之等价的其他物品”及“罪行”或者“过失”的含义。也可参见Olivelle 1993:48，指出*rna“意为过失、罪行、有罪，常常同时指代以上含义”。但是，它和意为“职责”的词语并不相同。想了解为从债务中得到解脱的早期祷文的典型例子，参见Atharva Veda Book 6 Hymns 117, 118, and 119。
[35] 《百道梵书》3.6.2.16。
[36] 正如马赛尔·莫斯的导师Sylvain Levi所言，如果一个人严肃地信仰婆罗门教义，“唯一真正的献祭就是自杀”（1898:133，也可见A.B.Keith 1925:459）。但是，当然没有人这么极端。
[37] 更准确地说，献祭者如果想要离开这个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世间万物都由神创造的世界，拥有不朽的、神圣的躯体上升到天堂，并因而“降生在一个他自己创造的世界”（《百道梵书》VI:2.2.27），在那里，所有的债务都能被偿还，从神的手中赎回他抛弃的凡人躯体（参见Lévi 1898:130–32, Malamoud 1983:31–32），那么它指明了一条路。这肯定是关于献祭的效力所做出的诠释中，最有野心的说法之一。但是也在那个时代，中国的一些牧师也给出了类似的说法（Puett 2002）。
[38] 把文章中的“圣人”翻译成我在本章开头所用的词，但是因为它指代的是神圣文章的作者，这样翻译似乎也很恰当。
[39] 在这里，我把两种略有不同的版本融合在一起：一个版本来自Tattiriya Sarphita（6.3.10.5），他宣称所有的婆罗门都带着一笔债务降生，但是只列举了神、祖先和圣人，省略了招待陌生人的责任；另一个来自《百道梵书》（1.7.2.1–6），宣称所有人的出生都是一笔债务，并列举出所有四个类别——但似乎真正指的是再生组（twice-born）种姓中的男性。如想了解全面的讨论，参见Malamoud 1983和Olivelle 1993:46-55，以及Malamoud 1998。
[40] Théret 1999:60–61.
[41] “如要最终免除这一基本债务，则需要献祭生命，去安抚祖先和宇宙中的神灵，并表达感谢。”（Ingham 2004：90）
[42] 如前引述。表达“有罪”或“罪”的术语，他引用了Hudson 2002:102–3，但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点要追溯到Grierson （1977:22–23）。
[43] Laum 1924。他关于希腊在神庙分配中的货币起源的讨论引人入胜，并在当代拥有支持者，如Seaford(2004)，Hudson （e.g., 2003）也部分认同。但其实这是一个关于硬币起源的理论。
[44] 我做梦都想不到会尝试去引用。关于“原始货币”，有两部标准调研著作，分别由Quiggin和Einzig完成。有趣的是，两部都在1949年面世。两部著作中的分析都已过时，但它们包含了大量有用的材料。
[45] 英文的“支付”（pay）来自法文的payer，法文的payer则脱胎于拉丁文pacare，意为“去安抚”“使……平静”。pacare与pacere有关，后者意为“与受伤的一方达成一致”。（Grierson 1977:21）。
[46] Grierson 1977:20.
[47] 格罗特是古代英国的银币，1格罗特= 4便士。——译者注
[48] 实际上，正如格里尔森指出的，作者通常似乎有意取笑自己。比如在爱尔兰的文本中，他写到一个人可以因为被蜂蜇而要求补偿，但前提是要先把死去的蜜蜂的成本扣除（Grierson 1977:26）。
[49] 比如，我们有许多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神话和赞歌，但是大多数都是在古代图书馆的遗迹中发现的。同样出土的还有法庭审判的记录、商业合同和个人往来信件。在最古老的梵语（Sanskrit）记录中，我们只找到了宗教文献。更进一步，因为这些文字在几千年来逐字逐句地从老师传授给学生，我们甚至无法准确地说出它们于何时、在何处写就。
[50] 有息贷款在美索不达米亚肯定存在，但在埃及，它在希腊化时代才出现，在日耳曼世界的出现时间则更晚。提到“我欠耶摩的贡金”这段文字，可能指代“利息”。但是在Kane的History of Dharmasastra(1973 III:411–461)这本对早期印度法律资料的全面回顾的书中，关于利息何时出现没有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Kosambi(1994:148)估计利息可能在公元前500年出现，但他承认这只是自己的猜测。
[51] 我们可以立刻想到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中国。“生命是来自天神的贷款”这一概念，确实在其他地方出现过：它似乎在古希腊自发出现，大约与货币和有息贷款在同一时间出现。“我们所有人都欠债，债主是死亡。”诗人西蒙尼戴斯（Simonides）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写道。“生命是一笔债，以死亡来偿还。这一观点几乎成了众所周知的言论。”（Millet 1991a:6）据我所知，没有希腊作家把这一点明确和献祭联系在一起，尽管你可以指出柏拉图笔下的角色克法洛斯（Cephalus）在《理想国》（Republic）（331d）中的一个段落曾如此暗示。
[52] Hubert和Mauss(1964)对关于这方面的古代文献进行了出色的调研工作。
[53] Finley 1981:90.
[54] 这具有法律的区分度。它在实践中的真正含义，是波斯征收的资金，它严格来讲被认为是“礼物”，但它展现了原则的力量（Briant 2006:398–99）。
[55] 面包和马戏，即（免费的）食物与娱乐，指统治集团以小恩小惠来缓和人民的不满的手段。——译者注
[56] 法老时代的埃及（Pharaonic Egypt）和帝国时期的中国肯定征收直接税，形式可以是货币、实物或劳动力，在不同的时代征收不同的额度。在早期印度，共和政体平等会议（gana-sangha）似乎并不要求公民纳税，但最终取而代之的君主政体要征税（Rhys Davies 1922:198–200）。我想表达的是，税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它常常被视为征服的标志。
[57] 我借鉴的是我认为仍处于统治地位的看法。但至少在有些地区，王权从很早开始就几乎掌管了一切，而神庙处于从属地位（参见Maekawa，1973-1974）。关于这一点，存在热烈的争论，关于神庙、王权、氏族和个体之间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的平衡也是如此，但是不论这些争论多么有趣，我都避免介入，除非它们能直接支持我的论述。
[58] 我采纳的是Hudson的解读（2002），尽管其他人（比如，Stein-keller 1981, Mieroop 2002:64）的解读指出，利息可能起源于租金。
[59] 要获得出色的概述，参见Hudson 1993, 2002。amargi的含义首先出现在Falkenstein(1954)，也可参见Kramer(1963:79），Lemche(1979:16n34)。
[60] 在古埃及，没有贷款收取利息，而我们对早期的其他帝国知之甚少，所以我们不清楚这种现象有多么不同寻常。但是，至少中国的证据有些意义。中国的货币理论一直是坚定的票证主义。在硬币起源的标准故事中，至少从汉朝开始，传说中的商朝开国皇帝不愿看到在饥荒时有如此多的家庭不得不卖掉他们的孩子，于是创造了硬币，这使得朝廷可以赎回这些孩子，并把他们送回各自的家庭（参见第八章）。
[61] 即使为了我们自身的生存，夺走一只动物的生命也不是能够随意轻松完成的举动，而需要在宇宙面前带着谦卑的态度完成。除了认识到这一点，献祭还能是什么呢？
[62] 除非债权人也欠接收者的钱，这就使得每个人可以按照一个闭环依次取消他的债务。看上去这可能是无关的一点，但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环状债务取消，似乎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都是普遍的做法：比如，参见第十一章中关于“清算”的描述。
[63] 我并不是要把这一立场归结于婆罗门的作者，我只是通过与它的作者进行对话，追求我所认为的这段论述的内在逻辑。
[64] Malamoud 1983:32.
[65] Comte 1891:295.
[66] 在法国，特别是像Alfred Fouillé和Léon Bourgeois这样的政治思想家持有这一观点。后者是19世纪90年代激进党（Radical Party）的领袖，他使得社会债务这一概念成为他的“社会连带主义”哲学的概念基础之一。社会连带主义是激进的共和主义的一种形式，他表示，能够为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提供一种折中选择。这一概念能够克服阶级斗争的暴力，其所采用的方法是借助一套新的道德体系。这套体系基于对社会的分享债务理念，其中，国家当然只是管理者和代表（Hayward 1959, Donzelot 1994, Jobert 2003）。Emile Durk-heim在政治上也是社会连带主义者。
[67] 作为一句口号，这一表述要归功于Charles Gide。他是19世纪晚期法国的合作主义者，但是常见于社会连带主义者的圈子中。在当时土耳其的社会连带主义者的圈子中，它成为一项重要的原则（Aydan 2003）。我听说在拉丁美洲也是如此，但我无法验证。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