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大卫·格雷伯 -> 《债：5000年的债务史》（2011）
02 挑战经典经济学：以物易物的谬误
对于每一个微妙而复杂的问题，都有一个非常简单且无比直接的答案——错误的答案。
——H.L.曼肯（H.L.Mencken） |
被误解的铸币史
责任是指一个人认为自己应该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行事的感觉，或者说是一个人欠另一个人东西的状态。那么确切地说，责任和债务有什么区别？答案很简单：货币。债务和责任的区别就在于债务能够被精确地量化，量化的过程需要借助货币来实现。
货币不仅使债务得以存在，而且货币和债务如影随形，一定同时出现。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板上有现存最早的一批书面记录，上面记载着借贷款项、寺庙分发的配额、寺庙土地租赁的欠款等条目，每个条目的数额都以谷物和银子为衡量单位详细记录。早期的伦理学著作，都依次探寻了把道德想象成用债务来表示所具备的意义——换句话说，即用货币来衡量道德的意义。
因此，债务的历史就相当于货币的历史。那么，要想理解债务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及其作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研究各个时期使用的货币种类及人们使用货币的方式——并且这些论证最终将揭开有关货币的全部真相。但是，这里要介绍的货币历史，与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版本大相径庭。例如，当经济学家谈到货币的起源时，并不会马上提到债务这一概念。首先出现的是以物易物，随后是货币，此后借贷才发展起来。即使有人去查找讲述法国、印度和中国货币历史的书籍，他看到的也将是几部铸币史，而不会发现关于借贷合约的讨论。近一个世纪以来，包括我在内的人类学家，不断指出以这种方式看待货币历史是错误的。经济活动究竟怎样存在于现实的社会群体和市场中？当我们仔细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会发现几乎每个人都处于负债的状态，只是负债的形式各不相同，并且绝大多数交易并不需要使用货币——而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并不会出现在标准的经济学史论述货币的相关章节中。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
部分原因在于证据的性质：硬币易于保存，在考古出土的文物中总能找到它们；而借贷合约并不能留存下来。但是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信贷和债务的存在通常会让他们没面子，因为你不可能假装认为人们借入和贷出货币的行为完全出于“经济”动机（例如，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把钱借给陌生人和借给自己的堂兄弟没有任何差别）。因此，在一个完全抹去了放贷和债务的空想世界中展开货币的故事，就显得比较重要。在我们借助人类学研究工具重建真实的货币历史之前，首先需要弄清楚传统的历史错在何处。
经济学家对货币功能的定义通常有三种：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和价值储藏手段。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都把交易媒介定义为货币最重要的功能。下面这段引文出自凯斯（Case）、法尔（Fair）、加特纳（Gärtner）和海瑟（Heather）编著的《经济学》（1996年）。
货币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转至关重要，你可以想象一下没有货币存在的世界将是怎样的情景。货币经济的一种替代方式是以物易物，人们用一些商品和服务去交换其他的商品和服务，用这种方式取代通过货币媒介进行的交易过程。
以物易物体系如何运作？假设你早餐想吃羊角面包、鸡蛋和橙汁，在以物易物体系中，你不能走进商店使用货币购买上述物品，而需要找到拥有这些物品并且愿意交易它们的人。同时，你必须拥有面包烘焙师、橙汁供应商和鸡蛋卖家想要的东西。如果你可以用来交易的物品是铅笔，但面包烘焙师、橙汁供应商和鸡蛋卖家并不想要铅笔，那么拥有铅笔对你想达成的交易就没有任何意义。
在以物易物体系中，交易的发生要满足需求的双重匹配。也就是说，为了使交易完成，我不但需要找到一个拥有我想要的东西的人，同时那个人也必须想要我拥有的某种东西。在相对简单的经济环境中，当交易物品的种类较少时，想要找到交易对象并不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经常使用以物易物的方法来交易。
[1]
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交易物品的种类非常多。如果采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交易，工作量将变得非常庞大，令人无法承受。想象一下，你走进商店购物，努力寻找出售所有你需要的物品的人，同时这些人也恰好需要你能够提供的交换物品，这有多困难！
有人认为，交易媒介（或称为支付手段）的出现，消除了需求的双重匹配问题。
[2]
经济学家讲述货币故事时，百分之百会以幻想的以物易物的世界作为开头。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安排这个幻想故事发生的时间及地点：我们是在讨论穴居人、太平洋岛民，还是美国的边疆居民？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约翰·德里费尔（John Driffill）编写的教科书，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小镇，它似乎位于某个虚构的新英格兰地区或者中西部：
你可以想象一个农民正和小镇里的铁匠、裁缝、杂货店店主及医生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但是，为了实现以物易物，必须满足需求的双重匹配……亨利想用自己的土豆换鞋子，乔舒亚想用一双额外的鞋子换土豆，那么以物易物的交易将使双方都感到满意。但是，如果亨利有木柴，而乔舒亚并不需要木柴，那么为了完成交易，就需要更多的人参与交易，采用多方交易的形式让亨利能够得到乔舒亚的鞋子。货币大大简化了多方交易的过程。亨利可以通过出售木柴换取货币，然后用货币购买乔舒亚的鞋子。
[4]
他的故事并非全都是捏造的。公元前330年，亚里士多德在他关于政治学的专著中，也沿着和斯密大体相似的方向进行了推论。起初，他提出家庭必须生产自己需要的全部物品。逐渐地，一些家庭会进行专业化细分，有人种玉米，有人酿酒，然后相互交换。[5]亚里士多德推测，货币一定是从这样的过程中诞生的。但是和中世纪那些偶尔会重复这一故事的经院学者一样，亚里士多德从来没能明确说明货币究竟是如何诞生的。[6]
在哥伦布之后，随着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探险者的足迹遍布全球，到处寻找黄金和白银，再也没人提起这些模棱两可的故事。当然，没有任何人宣称发现了进行以物易物交易的地方。16世纪和17世纪，大多数在西印度或非洲活动的旅行家都假定所有的社会必然存在各自的货币种类。因为所有的社会都拥有政府，而所有的政府都发行货币。[7]
同时，亚当·斯密决定推翻他那个时代的常识。他首先反对货币由政府创造这一观点。在这一点上，他继承了约翰·洛克（John Locke）等哲学家的自由主义传统思想，即认为政府的成立，源自保护自由财产的需求。只有当政府努力把自身职权限定于仅为该需求提供保护时，其运转才处于最佳状态。斯密发展了这一观点，他认为财产、货币和市场，不仅在政治机构出现前就已存在，并且还是人类社会的根基。他随后提出，政府在货币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应仅限于确保货币的公正和稳定。只有以这样的论述作为基础，他才能够提出经济学本身是人类应该探求的一个领域，它拥有自己的规则和定理——也就是说，经济学和伦理学、政治学有区别。
斯密的观点值得在本章中展开并进行详细介绍。因为正如上文所说，他的观点是经济学的基础，也是最大的谬误。
他从提出一个问题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确切地说，什么是经济生活的基础？它是“人性中的一种必然习性……交易、以物易物、用一种东西交换另一种东西的习性”。动物不会做这样的事。斯密陈述道：“没有人看到过这样一条狗：它为了用自己的骨头换取另一条狗的另一块骨头，而进行了一次公平的、深思熟虑的交易。”[8]但是如果由人类自己去决策，他们终将不可避免地开始交换和比较物品。这就是人类的行为。甚至逻辑和谈话也都是交易的某种形式。并且与其他所有事情一样，在交易中，人类总是试图让自己得到最多的好处，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9]
相应地，正是交易中的这个驱动因素，带来了创造出人类所有成就和文明的劳动分工。在这里，场景将转换到另一个经济学家幻想存在的、遥远的地方——似乎是北美印第安人和中亚游牧民族的混合体。[10]
在一个由猎人或牧羊人构成的部落中，有一个人制造的弓箭比别人的更好，例如它拥有更好的稳定性和灵巧性。他常用自己制作的弓箭交换同伴的牛肉或野味。最后，他发现通过这样的方式，自己能够得到的牛肉或野味，要比亲自出门打猎获得的更多。因此，他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把制作弓箭作为自己的主业，而他自己就变成了某种兵器的生产者。另一个人擅长建造人们居住的小屋或可移动的住所。他已经习惯于帮助自己的邻居搭建或修缮住所，同时获得牛肉和野味作为报酬。最后，后面这个人也发现，自己全力投入帮助别人进行搭建或修缮工作能够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于是他变成了房屋修理工。同样，第三个人变成了一个铁匠或铜匠；第四个人变成了以动物皮毛为制作原料的皮革师或服装师，动物皮毛对于原始的游牧民族来说，是衣服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只有出现了专业的弓箭制作者、房屋建造者等之后，人们才开始意识到有问题存在。不难注意到，在许多例子中，人们都有这样一种倾向：从想象出来的原始民族向小镇商店经营者转变。
但是在劳动分工刚刚诞生时，这种交换的力量在实施过程中，一定会频繁遇到阻力和陷入困境。我们可以假设有这么一个人，某些原因使他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某种商品。对于那些过剩的商品，这个人肯定愿意处理掉，而其他人也愿意购买。但如果其他人手里刚好没有任何这个人需要的东西，那么在他们之间就不会发生交易。肉贩店里的肉多到他自己吃不完，酿酒师和面包烘焙师都希望能购买一些肉。但是他们不能提供用于交易的产品……
…………
为了避免产生这种不便，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时期，当劳动分工确立之后，每一个有先见之明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努力尝试用以下方式处理这一问题：除了通过自己的特异性劳动生产的产品，还随身携带一定数量的某种特定商品——他认为，用这种商品去交换别人的劳动产品，不会被拒绝。
[11]
据说盐是阿比西尼亚（Abyssinia）
[12]商业和交易活动中使用的工具，纽芬兰则使用鳕鱼干，弗吉尼亚使用烟草，在我们西印度殖民地的某些地方使用糖，其他的国家也会使用加工后的动物皮革。我还听说在如今苏格兰的某个小镇，过去人们会使用某种并不常见的东西作为他们的交易商品：人们走进面包房和酿酒房购买商品，用钉子作为货币。
[13]
不同的国家使用了不同的金属作为货币。古代的斯巴达人最常用的商业工具是铁；古罗马人使用铜；所有富裕的商业社会都使用金银。
…………
似乎最初用于交易的这些金属都是未经加工的条状物，它未经铸造，上面也没有任何标记……
…………
使用这些条状金属，有两个非常明显的不便：首先是计重问题，其次是检验问题。对于贵金属而言，含量的细微差别就能导致价值的极大波动。因此，对于计重业务来说，合适的精准度需要使用极为精准的砝码和天平。称量黄金尤甚，那称得上是一项精妙到毫厘的操作……
[14]
这个故事不但在经济学学科的建立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对下面这个观点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些东西能被称为“经济学”，它按照自己特有的规则运转，与道德或政治活动有区别，经济学家可以把它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正是在“经济学”中，我们陷入交易和以物易物这种人类与生俱来的习性中不能自拔。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在进行交易，进行以物易物。我们以后也会一直如此。货币就是最有效的手段。
后来，卡尔·门格（Karl Menger）和斯坦利·杰文斯（Stanley Jevons）添加了故事的细节。他们的主要做法都是通过添加大量的数学方程，从理论上证明，随机选取的各种各样的人，具有随机的需求。这不但将促使充当货币角色的商品诞生，同时还将促使形成统一的定价体系。在证明的过程中，他们还使用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术语（例如，“不方便”被换成了“交易成本”）。但是，最为关键的事情是：现在，这个故事已经变成了大多数人的常识。我们在教科书上和博物馆里把它教给孩子们，而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很久以前，人们之间的交易方式是以物易物，这很困难，因此人们发明了货币，然后银行和信贷也发展起来。”这一说法完美地构成了简单直白的发展进程，形成了日益复杂和抽象的过程，承载着各个时代的人类活动——从石器时代交换乳齿象牙的活动，到有关股票市场、对冲基金和证券化衍生工具的人类活动，逻辑严谨并且冷酷无情。[15]
它真的变得无处不在。无论人们在何时何地发现货币的存在，就一定能同时找到这个故事的身影。在马达加斯加的阿里武尼马穆，我有幸采访过一个卡拉诺罗，它是一种矮小的幽灵。当地一个通灵人士声称，有一个卡拉诺罗藏在他家里的盒子中。当地以前有个名叫诺黛的可怕女人，她是个臭名昭著的放高利贷者，这个幽灵是她的兄弟。老实说，我不太愿意和这家人扯上关系，但是我的一些朋友坚持认为我应该去采访它——因为不管怎么说，它是一个来自古代的生物。这个生物躲在一架屏风的背后，用一种阴森恐怖、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颤音说话。不过它只对谈论金钱感兴趣。最后，我有点儿被这种绕来绕去的做法激怒，于是直接问道：“让我们回到古代，你还活着的时候，那时你们使用什么作为货币呢？”
那个神秘的声音立即回答说：“什么也没有。我们不使用货币。在古代，我们直接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换商品，用一种东西交换另一种……”
以物易物的陷阱
这个故事确实到处都能听到，它是存在于人类经济关系体系中最根本的谬误。它已经如此深入人们的常识中，即使在马达加斯加这样的地方也不例外。大多数人想象不到货币可能存在其他的诞生方式。
问题在于，没有证据表明货币是按照人们常识中的那种方式诞生的；恰恰相反，大量的数据表明货币并非那样诞生。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苦苦寻找，希望能够发现那片居民进行以物易物交易的虚构土地。亚当·斯密把他的故事背景设定在了早期的北美（其他人则偏好把背景设定在非洲或太平洋）。在斯密的时代，至少在苏格兰的图书馆中，查询不到有关北美原住民经济系统的可靠信息。但是到了中世纪，刘易斯·亨利·摩根（Lewis Henry Morgan）有关伊洛奎斯人（Iroquois）6个民族的描述被广泛传播——这些描述明确指出，伊洛奎斯民族的主要经济机构是长屋，大多数的商品都被大量囤积在长屋中，由妇女议会进行分配，没有人曾经用箭头去交换肉。但经济学家忽略了这一信息。[16]例如，斯坦利·杰文斯在1871年写的一本书，被视为论述货币起源的经典著作，他在著作中直接引用了斯密的例子，讲述印第安人用野味交换麋鹿和海狸的皮毛。但他并没有实际描述印第安人的生活，这表明斯密的例子是凭空杜撰的。大约在同一时期，传教士、冒险家和殖民统治者去探索世界各个角落，许多人都随身携带斯密的书，希望能够找到一片进行以物易物交易的土地。但没有人成功。他们发现了各种各样的经济体系，但是直到今天，也没有人发现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人们之间的经济交易模式采用的是“我给你20只鸡，换你的那头牛”这种形式。
关于以物易物研究最具权威性的人类学著作，来自剑桥大学卡罗琳·汉弗里（Caroline Humphrey）的研究。她得出的结论确凿无疑：“从来没有人描述过纯粹的以物易物经济的例子，更不用说货币从中诞生的过程。所有可得的人类学研究都表明，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样的经济模式。”[17]
现在，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以物易物没有存在过——或者，并不意味着斯密所说的“原始人”并没有采用过这种形式。它意味着以物易物并不像斯密所想象的那样，在村民中间广泛使用。一般而言，以物易物发生在陌生人甚至是敌人之间。让我们从巴西的南比克瓦拉人开始。这些人似乎符合发生以物易物活动的全部标准：这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劳动分工还没怎么发展，人们被分成许多族群，通常每个族群最多包含100个人。如果一个族群偶然在附近发现了另一个族群做饭的灶火，他们会派出大使进行谈判，希望进行交易。如果他们的提议被接受，他们会先把族群里的女人和儿童藏在树林里，然后邀请另一个族群里的男人造访自己的营地。每个族群都有一名族长。当所有人都到齐以后，每个族长都会发表一番正式的演说，颂扬对方，贬低自己。每个人都会把武器扔到一边，然后一起唱歌跳舞——尽管舞蹈是在模仿战争冲突。然后，一个族群接近另一个族群，开始交易：
如果一个人想要一件物品，他会大声称赞这件物品是多么好。如果一个人看重自己的物品，希望用它来交换更多的物品，他并不会说这件物品多么有价值，而是会说它没什么好的，以此表明他想保留它。“这把斧头不好，又旧又钝。”他会这样描述自己那把其他人想要的斧头。
双方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都会使用愤怒的语调，直到达成一致。当买卖双方达成一致后，他们会从对方的手中把物品抢走。如果一个人用项链进行交换，交易达成后他并不会摘下项链递给对方，对方必须通过展示力量的方式直接把项链抢走。如果交易的一方比较性急，在讨价还价结束之前就动手去抢，那么交易双方就会发生争执，通常会导致斗殴。
[18]
交易只有在以物易物交易蕴含的所有节日元素的缓冲之下，才能在原本是敌对关系的双方之间进行，但是它距离真正的战争的爆发也只差毫厘。如果人类学家猜得没错，如果在交易过后有一方认为自己被占便宜了，那么将非常容易导致战争的爆发。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地球的另一边，来到澳大利亚的阿纳姆地（Arnhem Land），这里的冈温古人（Gunwinggu）以用礼仪性的以物易物仪式（被称为“迪泽马拉”）招待邻人而闻名。暴力的威胁似乎离这里很遥远，部分原因要归功于在整个地区普遍采用的一种半分体系，它使得事情变得更加简单：处于同一半的人彼此之间不得结婚，甚至不能有性关系；而另一半的任何人都是潜在的结合对象。因此，即使对于一个来自遥远的群落的男人来说，有一半的女人是绝对不能碰的，而另一半女人则可通过公平竞争去赢取。这个地区的人也通过本地的专业化分工团结了在一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产品，可用于和其他人进行以物易物交易。
下面这段文字来自一位名叫罗纳德·伯恩德特（Ronald Berndt）的人类学家的观察，是对20世纪40年代举办的一次迪泽马拉的描述。
我们又一次看到熟悉的情形：在经过一些最初的谈判之后，以物易物交易从陌生人被邀请到发起方的主要营地开始。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造访者因为其“出色的锯齿形长矛”而闻名，而发起方则拥有上好的欧洲布料。当造访一方的男男女女进入营地里的跳舞场所——“圆环地点”后，其中的三个人开始伴随音乐为发起方进行表演，这标志着交易开始了。这三个人都是男人，其中两个开始唱歌，第三个人则用蒂杰利多（didjeridu）[20]伴奏。不久，发起方的女人们走过来，开始攻击音乐家：
男人和女人都站起来开始跳舞。和唱歌的男人不在同一方的两个冈温古女人走近他，她们向唱歌的男人“提供迪泽马拉”，这标志着迪泽马拉的开始。她们分别向男人赠送一块布料，击打或触摸男人，然后把他们推倒在地面上。她们把这些男人称为迪泽马拉丈夫，以挑逗的方式和这些男人嬉戏。然后和乐器演奏者不在同一方的一个女人，同样会给演奏的男人一块布料，同样击打他并和他嬉戏。
这确立了迪泽马拉交易的运作方式。拜访群落的男人静静地坐着，和他们不在同一方的女人走过来，给他们布料，击打他们，并邀请他们进行交媾。她们选择男人有完全的自主权，人群中不时爆发出欢笑和掌声，同时唱歌和跳舞一直在持续。女人们试图脱下男人腰部的围裙，触摸他们的生殖器，并把他们带离“圆环地点”进行交媾。男人们跟着他们的迪泽马拉伴侣离开，但要表现出不情愿，走到远离照亮舞蹈者的篝火的树丛里交媾。他们有可能送给女人烟草或串珠项链。当女人回来以后，她们会把一部分烟草交给自己的丈夫。丈夫们都会鼓励自己的妻子参与迪泽马拉，而他们自己也会把烟草付给自己的迪泽马拉伴侣……
[21]
然后，造访者中来自同一方的男人们会对着与他们不在同一方的女人们跳舞，为了“给她们迪泽马拉”。他们会举起宽扁的铲状长矛，假装摆出要攻击女人的姿势，但是他们会用刀面拍打女人。“我们不会用长矛穿刺你们，因为我们已经用阴茎刺过你们。”他们把长矛赠予女人们。然后造访者中来自另一方的男人也会对与他们不在同一方的女人采取相同的举动，把锯齿形的长矛送给她们。整个仪式到此结束，随之而来的是盛大的食物分发活动。
[22]
在所有此类关于以物易物交易的例子中，存在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是陌生人之间的集会。这些人很可能以后再也不会相见，并且他们彼此之间肯定不会有更进一步的联系。这就是直接的、一物换一物交易适合这里的原因：双方做完交易，然后离开。通过分享乐趣、音乐和舞蹈——一般而言，这是欢宴的基础，而交易则建立于其上——由此披上一层社交外衣，使交易得以发生。然后进行交易，买卖双方都会通过戏谑性质的模拟攻击，展示潜在的敌意。在陌生人之间，任何交换物品的举动肯定会存在敌意，因为任何一方都没有理由不占对方的便宜。在南比克瓦拉人的例子中，社交性的外衣非常单薄，模拟攻击很可能转变成真正的攻击。而冈温古人对待性的态度更放松，他们非常巧妙且成功地将分享乐趣和进攻转变成完全相同的东西。
现在回忆一下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话：“想象一个没有货币的社会”“想象一种以物易物经济”。这些例子非常明确地说明了一件事：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想象力都非常有限。[23]
为什么？最简单的回答是：经济学把个体在用鞋交换土豆或者用布料交换长矛的活动中寻求使得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式作为自身最基本、最重要的原理，这门学科必须假设这种物品的交易不能和战争、激情、冒险、神秘、性或者死亡有任何关系。经济学假设，在不同的人类行为领域之间存在一条界线，但在冈温古人和南比克瓦拉人之间，这条界线并不存在。只有通过非常具体的制度安排，才能使这些界线具有相应的作用：即使人们不怎么喜欢彼此，相互之间也没有兴趣发展任何持续且更加深入的关系，但他们对尽可能多地获取对方的财物有兴趣，律师、监狱和警察的存在，确保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能克制自己，不去使用最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例如偷窃）。相应地，这使得人们能够假设，在购物的商业场所和享受音乐、宴会与引诱的“消费领域”之间，生活被极好地划分开来。换句话说，构成经济学教科书基础的那个版本的世界（亚当·斯密对其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宣扬），到现在为止，已经成为我们常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我们很难去想象还存在另外的可能性。
根据这些例子，没有社会是基于以物易物交易建立的原因已经很明显。因为，这样的社会，只能是其中的每个人都和其他人的喉咙仅距毫厘；并且尽管每个人都会摆出攻击的姿态，但却永远不会采取行动。虽然以物易物有时候确实会发生在非陌生人之间，但是这些人本来也和陌生人差不多——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感受不到责任、信任或继续发展更进一步的关系的渴望。例如，生活在巴基斯坦北部的普什图人（Pukhtun），他们因慷慨、殷勤好客而闻名。所谓以物易物，就是你和那些不会因好客（或者亲属关系等其他原因）而联系、绑定在一起的人进行的交易。
人们之间习惯于采用的交易模式是以物易物，用当地话则叫作“阿达巴达”（给予和拿取）。人们随时准备着用自己的财产去交换更好的东西。通常交易都发生在同类的物品之间：收音机交换收音机，太阳镜交换太阳镜，手表交换手表。但是非同类的物品也能进行交易，例如，可以用自行车交换两头驴。阿达巴达在非亲属之间进行，并且因为要努力占对方的便宜而带给人们极大的乐趣。一次好交易会让人感觉自己在交易中获得了好处，因此是值得夸耀、值得骄傲的。如果交易很糟糕，接受方通常会尝试违约。如果违约失败，他们就会用欺骗的手段把物品交易给别人。阿达巴达中最理想的交易方，是距离很遥远的人，因为他们很少有机会能够抱怨。
[24]
颠覆认知的货币史
为了说明我想表达的意思，让我们回到经济学教科书及其中提到的“需求的双重匹配”这个问题上。亨利需要一双鞋，但他拥有的只有土豆。乔舒亚有一双多余的鞋，但他不需要土豆。既然货币还没有被发明出来，那么他们就遇到了问题。他们该怎么办呢？
现在，我们应该首先明确的事情是，真的应该多去了解乔舒亚和亨利的信息。他们是谁？他们之间有关系吗？如果有，那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因为他们似乎生活在一个很小的社会圈子中，在如此小的社会圈子中生活的任意两人之间，一定存在着复杂的历史关系。他们是朋友、对手、盟友、情侣、敌人，还是同时具备以上所有关系？
这个原始例子的作者似乎给出了这样的假设：这两个人有着基本相同的身份，彼此之间虽然没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但至少关系是友好的——也就是说，是你能够在基本平等的前提下，获得的最亲密的关系。即使知道了这些，其实获得的信息也不算多。例如，如果亨利生活在塞内加族人的长屋中，他需要一双鞋，那么乔舒亚根本没必要出现；亨利只需要告诉他的妻子自己需要一双鞋，她就会向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妇人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到长屋的集体仓库中取出相应的材料，为自己的丈夫缝制一双鞋。为了找到符合经济学教材所想象出来的场景，我们可以让乔舒亚和亨利在一起，让他们依次生活在一个像南比克瓦拉人或冈温古人那样的小而亲密的社会中。
情景一
亨利走向乔舒亚，说：“这双鞋真棒！”
乔舒亚说：“哦，其实不怎么好。但是既然看起来你很喜欢，那就拿去吧。”
亨利拿走了鞋。
亨利的土豆没派上用场，因为双方都非常清楚，如果乔舒亚有需要土豆的那一天，亨利一定会给他一些。
就这么简单。当然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无从知晓亨利会保留这双鞋多长时间。这很可能取决于鞋子究竟有多好。如果只是一双普通的鞋子，那么这个问题会就此终止。如果这双鞋子在某些方面独一无二，或者制作精美，那么它很可能会再次进入交易市场。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讲述在20世纪60年代，约翰（John）和劳恩娜·马绍尔（Lorna Marshall）对生活在喀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人（Bushmen）进行研究的时候，把刀子赠送给他们最喜爱的一个合作者。一年以后，当他们再次回来，发现在他们离开的那段时间，几乎族群中的每个人都在某段时间拥有过那把刀子。另外，几个阿拉伯朋友向我证实，在并非严格的平等主义的背景下，存在着一种应对办法。如果朋友赞美一只手镯或一个包，他通常期待你马上回答：“拿去吧！”但是如果你确实想保留它，你可以说：“没错，它确实很精美。它是别人送给我的礼物。”
但是很显然，在教科书作者的脑海里，存在着一个更为客观的交易过程。作者想象出来的两个人，似乎是父权制家庭的家长，他们之间关系友善，但是各自保存着必需品。也许他们与亚当·斯密例子中的屠夫和面包烘焙师一起生活在苏格兰的某一个村镇中，或者生活在新英格兰的殖民地。但是出于某些原因，他们从没听说过货币。这是一个奇特的幻想，但是还是让我们看看事情会按照这个幻想如何发展吧。
情景二
亨利走向乔舒亚，说：“这双鞋真棒！”
或者我们可以让场景更现实一点——亨利的妻子在和乔舒亚的妻子聊天，她看似不经意地提到亨利的鞋子已经不行了，他一直在抱怨脚上被磨出鸡眼。
信息已被传达。第二天，乔舒亚会上门把他多出来的鞋子作为礼物送给亨利，坚称这是邻里之间表示友好的一种姿态。他当然不需要任何回报。
乔舒亚的话是否真诚并不重要。通过这种做法，乔舒亚实际完成了一次借出，亨利欠他一个人情。
那么亨利要如何补偿乔舒亚呢？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也许乔舒亚确实需要土豆，那么亨利在一段时间后就会送上土豆，坚称这也是一份礼物；或者乔舒亚现在不需要土豆，亨利就一直等到他需要的那一天；或者一年以后，乔舒亚计划举办一个宴会，然后他走到亨利的仓院前，说：“这头猪不错……”
在任意一个情景中，经济学教科书中不断引用的“需求的双重匹配”消失了。亨利也许当时并没有乔舒亚想要的东西。但是如果这两个人是邻居，很明显，乔舒亚想要亨利的某个东西，只会是时间长短的问题。[25]
同样，这意味着斯密提到的，人们积累能被普遍接受的商品的需求也消失了。同样消失的还有发展货币的需求。在无数实际存在的小型社会中，每个人只需要记录谁欠什么人什么东西。
细心的读者肯定已经注意到了，这里只存在一个重要的概念性问题。亨利“欠乔舒亚一个人情”。什么人情？如何量化人情？基于什么样的基础，你可以说这么多土豆，或者这么大的一头猪大概等价于一双鞋？因为即使是粗略的估算，也一定有某种方式能够确定X大约等价于Y，或者X的价值比Y略低或略高。难道这不是表明，至少在比较不同物品的价值时，从充当价值尺度这个意义上来看，像货币一样的东西已经存在了吗？
在大多数礼物经济中，确实存在着解决这个问题的粗略方式。你需要对物品的类型建立一系列的分级类别。猪和鞋可以被认为是大概等价的物体，你可以用一种去交换另一种；而珊瑚项链则是另一种东西，你需要用另一条项链，或者至少是另一件珠宝去交换——人类学家称之为创造不同的“交易等级”。[26]这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简化的作用。当跨文化的以物易物交易变得普遍以后，也会按照相似的规则来运转：特定的物品之间才能进行交换（例如用布料交换长矛），这使得计算物品之间的等价关系变得容易。但是这并没有帮助我们解决关于货币起源的问题，事实上，它使得问题变得极其棘手。如果盐、黄金或者鱼都只能交换某些特定的物品，那么为什么人们还要储备它们呢？
实际上，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以物易物根本不是古代特有的现象，它是直到现代才真正开始被广泛使用的。当然，在绝大多数我们知道的例子中，以物易物发生在熟悉如何使用货币的人们中间。这些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随身携带足够的货币，所以采用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当国家的经济体系崩溃以后，随之而来的通常是复杂的以物易物交易。最近的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及2002年前后的阿根廷。当时，俄罗斯的卢布和阿根廷的美元实际上都消失了。[27]你甚至能偶尔发现某种其他类型的货币开始流行。例如，在战俘营和许多监狱中，众所周知，囚犯们使用香烟充当货币，这一现象使专业经济学家大感振奋。[28]但是，我们这些案例中的人都是使用货币长大的，所以在没有货币的时候就需要想出解决办法——这和我最初提到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想象”出来的场景完全相同。
某种形式的信贷制度是被更加频繁使用的解决方法。当罗马帝国覆灭后，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恢复了以物易物”；而加洛林帝国（Carolingian Empire）分崩离析之后，似乎某种形式的信贷体系也出现了。尽管人们不再使用硬币，大家还是使用旧的王国货币来记录账目。与此相似，愿意用自行车交换驴子的巴克坦人对货币的使用也不陌生，货币在他们的世界里已经存在了上千年。他们只是更喜欢直接进行等价物的交换——在这个例子里，他们认为直接交换商品更具有男子气概。[29]
最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即使在亚当·斯密把鱼、钉子和烟草作为货币使用的例子中，同样的事情也在发生。在《国富论》面世后的岁月里，学者们对里面的例子进行了检验。他们发现，几乎在所有的例子中，以物易物的参与者对货币的使用都很熟悉。事实上，他们也在使用货币——作为价值尺度使用。[30]以鳕鱼干为例，人们相信它在纽芬兰地区充当着货币的角色。正如英国外交官A.米切尔–英尼斯（A.Mitchell-Innes）在近一个世纪以前所说，斯密所描述的是一个幻想的场景，由非常简单的信贷协议建立。
在早期的纽芬兰捕鱼业中，并没有永久定居的欧洲人参与。渔夫只在捕鱼的季节出海，其余的人都是商人——他们买进鱼干，然后卖给渔夫，作为渔夫的日常补给。而渔夫则把捕获的鱼以镑、先令和便士计算的市场价格卖给商人，并在商人的账本上获记一次信用，渔夫可以凭这个信用记录购买日常补给。商人的到期余额由英格兰或法国的提款汇票支付。
[31]
因此，最重要的例子就是那些人们临时采用信贷体系的例子。这是因为，实际的货币——金币和银币供应短缺。但对于传统版本的经济学历史而言，最具冲击力的地方来自做记录的文字，首先是埃及的象形文字，然后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这两种文字记录的出现，将学者对于书面记录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的认知提前了将近3 000年。在斯密生活的时代，人们认为书面记录最早出现于荷马生活的时期（约公元前800年），现在这一时间被提前到约公元前3500年。这些记录清晰地显示，和前文所举的例子相同的信贷体系的出现，要比铸币的发明早几千年。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信贷体系记录是最完整的，留存的信息要多于古埃及的法老文明（留下的记录看上去大同小异）、中国的商朝文明（人们知之甚少）或者印度河流域文明（人们对其一无所知）中所流传下来的信贷体系信息。而人们恰好非常了解美索不达米亚，因为绝大多数楔形文字记录的信息，本质上都是金融信息。
在苏美尔人的国家中，最显著的标志是形成群落的神庙和宫殿的综合体。在其中就职的人员数以千计：牧师和官员、在作坊中干活的手工业者及在庞大的庄园中干活的农民。虽然古代的苏美尔人一般都被归入数量众多的独立城邦中，但是到了大约公元前3500年，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帷幕徐徐拉开之时，神庙的管理者们似乎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单位统一的会计体系。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体系至今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因为正是苏美尔人发明了“打”这个计量单位，并创造了24个小时为一天的计时法。[32]他们最基本的货币单位是银锡克尔[33]。人们规定，重量等于1锡克尔的银，等价于1戈，即1蒲式耳[34]大麦。1锡克尔等于60米那斯，1米那斯等于一份大麦——计算的原理是一个月有30天，神庙的劳动者每天的报酬是两份大麦。从这一点上很容易看出，“货币”不可能是商业交易的产物。它实际上是由当权者创造的，是为了记录资源的分配，便于将物品在部门之间转移。
神庙当权者使用这一体系记录债务（租金、费用、贷款……），以银子为单位。实际上，银子就是货币。而且银子是以未经铸造的银块形式流通的，用斯密的话说就是“未加工的银条”。[35]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但这也几乎是他的叙述里唯一的正确之处。原因之一在于，其实银子并不怎么流通。大部分银条都被储存在神庙和宫殿的金库里，其中一些银条在严密的保护之下，在金库里被保存了几千年。要想把银条铸造成标准的形状和重量、在上面添加印章标记、建立官方体系来保证银块的纯度，这些都很容易做到，因为相关的技术已经存在。但是人们都认为没有必要这么做，理由之一是尽管债务用银子计算，但是债务并不需要用银子偿还——事实上，一个人几乎可以用自己拥有的任意一种东西还债。如果一个农民欠神庙或政府的钱，或者欠某些神职人员或政府官员的钱，他常用大麦来还债。因此，确定银子和大麦的兑换比例才至关重要。即使没有大麦，债户也完全可以用山羊、家具或天青石来还债，债主同样会接受。神庙和政府都是庞大的行业组织，几乎任何东西都能在其中发挥作用。[36]
在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中出现的市场里，商品价格也使用银子来计算。除了那些由神庙和政府完全控制的商品，其他商品的价格倾向于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波动。但即使在市场里，我们所掌握的证据也表明，大多数交易是以信贷为基础的。只有少数几类人在交易中使用银子，商人（他们有时候为神庙工作，有时候独立工作）是其中一类。但即使是商人，他们的大多数交易也是基于信贷进行的。普通人从“啤酒女”（本地的旅店老板）手中购买啤酒。同样地，他们购买啤酒采用记账的方式，然后在丰收的季节用大麦或者他们拥有的其他东西来销账。[37]
现在，有关货币起源的传统故事已经土崩瓦解。一个历史理论被如此绝对、如此系统化地驳倒，是非常罕见的。在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间，所有的证据都已齐备，准备改写货币的历史。在前文列举的鳕鱼干的例子里，我引用过米切尔–英尼斯的话。1913年和1914年，他在纽约的《银行法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奠定了改写货币历史的基础。在这两篇文章中，英尼斯实事求是地列举出现有的经济学史依赖的错误假设，并指出人们真正需要的实际上是债务的历史。
和商业有关的一条最常见的错误看法是：最近，人们引进了一种叫作“信贷”的工具，能够节省货币的使用；在这个工具出现以前，所有的交易都是以现金完成的，即都是用硬币完成交易。而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我发现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硬币在古代交易中起到的作用，远小于它们在现代交易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古时候硬币的数量非常少，以至于它们无法满足中世纪英国王室支付房屋和庄园开销所需的数量，使得王室只能使用各种各样的代币，以完成小额采购。而铸币的作用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国王有时会毫不犹豫地下令收缴全国的货币，进行重新铸造和发行，而商业活动不会受到丝毫影响。[37]
实际上，人们关于货币历史的标准说法是非常落后的。人类并不是从以物易物开始，然后发现了货币，最终发展出信贷体系。实际情况是另一幅图景。首先出现的是如今被我们称为虚拟货币的东西。很久以后才出现硬币，而硬币的普及程度非常不稳定，从未能够完全取代信贷体系。相应地，以物易物似乎是人们在使用硬币或纸质货币的过程中意外诞生的副产品：在历史上，以物易物的方式主要由已经熟悉现金交易的人们使用——当他们由于某种原因，无法取得货币的时候，就会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
事情的奇妙之处在于，历史从未被改写。这段关于货币的全新历史从未被记载下来。而那些经济学家从未驳倒过英尼斯，他们直接忽略了他。教科书没有更改上述的故事——尽管所有的证据都清楚地表明，那个故事是错误的。人们所记录的货币历史，实际上仍然是铸币历史，所依据的是在过去货币和铸币其实是一回事的假设。铸币大量消失的时代，其原因仍然被描述成经济“重回以物易物”，似乎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证自明的，但其实没有人真正懂得它的含义。因此，对于在公元950年，荷兰一个小镇的居民如何购买奶酪、汤匙，或者雇用乐手在他女儿的婚礼上演奏，人们近乎一无所知；那么要想了解在彭巴（Pemba）或者撒马尔罕（Samarkand）这些事情是如何进行的，更是天方夜谭。[38]
[1] Case, Fair, Gärtner, ＆ Heather 1996:564.Emphasis in the original.
[2] Op cit.
[3] Begg, Fischer, and Dornbuch(2005:384); Maunder, Myers, Wall, and Miller(1991:310);Parkin ＆ King(1995:65).
[4] Stiglitz and Driffill 2000:521.原文中再次加以强调。
[5] Aristotle Politics I.9.1257.
[6] 我们在这里是否真的在讨论以物易物，也不明确。亚里士多德使用的词语是“metadosis”，在他生活的年代，这通常指“分享”或者“分配”。自斯密之后，这个词通常被翻译成“以物易物”，但是正如Karl Polanyi(1957a:93)一直以来所强调的，除非亚里士多德给这个词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含义，否则这一翻译可能并不准确。从Laum 到Seaford 等研究希腊货币起源的理论学家，一直强调分配物品（例如，战利品、献祭的肉食）的习惯在希腊货币的发展过程中，可能确实扮演着关键角色。（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传统确实认为亚里士多德在谈论以物易物，关于这一点的评论文章，参见Fahazmanesh 2006。）
[7] 有关这篇文献，参见Jean-Michel Servet(1994, 2001)。他也指出，这些论述在18世纪突然消失了，转而被在谈及大洋洲、非洲和美洲时到处可见的“原始以物易物”取代。
[8] 《国富论》1.2.1-2。我们将会看到，这段话的来源似乎更加古老。
[9] “如果我们去探究人类思维的哪种原则是这种交易处置赖以存在的基础，就会很明显地发现，是每个人具有的说服欲这一自然倾向在发挥作用。提供一先令，这一举动的意义对我们来说是如此普通和简单，实际上它是要提供一段论述，说服别人去这么做，并且这样也符合他的利益。”（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56）交换是我们思维功能的基础，并且它会在语言（话语的交换）和经济（实际物品的交换）中清楚地显现。要设想出这一概念，就要追溯到斯密。这是很吸引人的一点。大多数人类学家把它归于Claude Levi-Strauss（1963:296）。
[10] 提到牧羊人是在暗示他可能指代世界的其他地方，但是他所举例子中的其他部分，比如用鹿交易海狸，很明显地体现了他所想的是北美东北的森林地区。
[11] 《国富论》1.4.2。
[12] 阿比西尼亚是埃塞俄比亚的旧称。——译者注
[13] 《国富论》1.4.3。
[14] 《国富论》1.4.7。
[15] 历史发展的顺序是从以物易物到货币，再到信用。实际上，这一观点似乎最初出现在一位名叫Bernardo Davanzati的意大利银行家的演讲中（1529-1606年；so Waswo 1996）。德国经济历史学家Bruno Hildebrand将这一观点发展成为明确的理论（1864），他假定史前时代是以物易物的舞台，古代是硬币的舞台，然后，在中世纪退回到以物易物之后，现代社会成为信用经济的舞台。经过他的学生Karl Bücher的工作（1907），这一理论成了权威。如今，这一顺序成为被广泛接受的常识。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它至少以心照不宣的形式出现，而齐美尔（Simmel）则明确地将其提出——他们再一次无视了几乎所有后续的历史研究都证明该理论是错误的这一事实。
[16] 但是他们确实对许多其他方面有印象。摩根的工作既强调共有财产权，又强调女性非比寻常的重要性，由女性构成的议会基本控制了经济生活。摩根的工作给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内的众多激进思想者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使他们成了某种逆向谬误的基础——关于原始共产主义和原始母系氏族的逆向谬误。
[17] Anne Chapman更进一步（1980）指出，如果纯粹的以物易物仅被定义为与交换物品相关，而与重新安排人际关系无关，那么这样的以物易物是否存在过，尚不明确。也可参见Heady 2005。
[18] Levi-Strauss 1943，翻译版本来自Servet 1982:33。
[19] 对于那些习惯于将所有时间都用来和另外十几个同龄人一起消磨的年轻男女，你必然能想象得到，性行为的诱惑是十分强烈的。
[20] 蒂杰利多是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传统乐器。——译者注
[21] Berndt 1951:161, cf.Gudeman 2001: 124–25。Gudeman给出的分析，与我的十分相似。
[22] Berndt 1951:162.
[23] 尽管我们会在后文说明，但这并不是说当今的跨国生意中不涉及音乐、跳舞、事务、毒品、高价妓女或者暴力的可能性。随意举一个强调最后两点的例子，参见Perkins 2006。
[24] Lindholm 1982:116.
[25] Servet编纂了数量庞大的类似术语。
[26] 这一点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它没有被更为频繁地提及这一事实，显得有些奇怪。在我所知道的古典经济学家中，Ralph Hawtrey（1928:2，Einzig引用，1949:375）是唯一一位似乎考虑到推迟支付可能使以物易物失去存在的必要性的人。其他所有人没来由地简单假设所有的交换，即使发生在邻里之间，也必定采用经济学家称为“现货交易”的形式。
[27] Bohannan 1955, Barth 1969.cf.Munn 1986, Akin ＆ Robbins 1998.关于这一概念的出色总结，可参见Gregory 1982：48–49。Gregory提供了一个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体系的例子。这一体系中，有价值的物品被分为六个等级，活猪和鹤鸵的等级最高，“珍珠贝吊坠、猪肉、石斧、鹤鸵羽毛头饰和紫贝头带”为第二等级，以此类推。普通的可消耗物品被划分到最低的两个等级，分别由奢侈的食物和常见的素食组成。
[28] 参见Servet 1998, Humphries 1985。
[29] 此处的经典论文参见Radford 1945。
[30] 至少在17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人们实际上将古老的加洛林帝国的货币称为“虚拟货币”。在中间的800年中，每个人都坚持使用英镑、先令和便士（或者里弗、德尼尔和索尔）。尽管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实际的硬币是完全不同的，或根本不存在。
[31] 以物易物和货币共存的其他例子：Orlove 1986; Barnes ＆ Barnes 1989。
[32] 如果你写的书变成经典，一个不利因素是人们经常会检查这样的例子。（而一个好处是，即使人们发现你错了，他们也会继续把你当作权威引用。）
[33] Innes 1913：378.他继续说道：“只需要短暂地思考一下，就可以知道大宗商品不可能作为货币被使用。因为根据假设，交易媒介可以被社会中的所有成员一致接受。因此，如果渔夫用鳕鱼购买自己的补给品，那么商人也要为自己的鳕鱼而支付鳕鱼，这显然十分荒谬。”
[34] 神庙似乎率先出现。王权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重要，接管了它们的治理体系。
[35] 锡克尔，古巴比伦、希伯来的重量单位，约合半盎司或14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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