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殖民地世纪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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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殖民地世纪的叛乱

　　20世纪初，一小部分统治阶级主宰着世界。人类历史的洪流被束缚在几个欧洲国家塑造的狭窄河道中。战争本身就是这一情况的极端表达——实际上这是一场源于英国、德国和法国统治者帝国野心的世界战争。
　　但在战争末期，殖民地世界掀起了反叛的浪潮，威胁着统治者的统治：继1916年都柏林人民武装起义之后，1918-1921年间，整个爱尔兰地区都展开了游击战；印度也爆发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示威游行和大罢工；埃及更是掀起了反抗英国占领的类似革命行动；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活跃起来，在1926-1927年的内战中，民族运动更是达到了巅峰。
　　反抗西方的统治在战前就已十分常见。通过一系列艰苦鏖战，英国才实现了非洲的殖民化；它在印度的统治也已被1857年的大叛乱动摇了根基；在世纪之交，“义和团运动”席卷中国，大大打击了西方在中国的利益和行动。
　　不过，这样的反抗明显带有试图重建第一时间向外国列强需求妥协的统治秩序的色彩。
　　而20世纪新的反抗运动洪流，则试图学习并模仿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即使在处理传统主题时也是如此。运动的中心力量包括学生、律师、教师和新闻记者；这些群体研究并熟悉殖民统治者的语言，以欧洲方式着装，接受欧洲资本主义价值观念，但他们的追求和希望却一再受到殖民统治政策的阻碍。在每一座殖民城市中都有数千名这样的人，他们举行示威游行占领街道，将更多持有传统保守态度者拉到自己一边。
　　1900年代中期，在英国到那时为止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爆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抵抗运动，运动的起因是帝国政府将印度次大陆上最大的孟加拉邦分割为穆斯林地区和印度教徒地区，作为帝国整体“分而治之”战略的一部分。这场抵抗运动包括在“印度自产”口号下的抵制英货运动，民众示威活动与英国军官带领的军队发生了激烈冲突。这场运动将印度国大党（一个以讲英语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为基础的温和派组织）与 B. G. 蒂拉克等人联合起来，蒂拉克等人支持釆取“恐怖主义”手段，同时鼓励印度教上层种姓仇视穆斯林，其理论依据是：只有印度教才是“真正的”印度传统。但大部分印度特权阶层依然与英国联系紧密。世界大战爆发后，蒂拉克与圣雄甘地（他于1915年从南非返回印度）支持英国进行战争准备。当局征召了大量士兵，印度军队扩充到二百万人，将无数士兵送往欧洲的屠杀战场。
　　而与此同时，中国清朝政府也宣告倒台。不论是旧中产阶级，还是在海外接受教育的新中产阶级，都对大清帝国失去了信心，清朝政府无法阻止西方列强的侵略，更听任日本划出占地规模日益庞大的“租界区”并对华施加不平等条约。1911年10月的武装革命发生后，中华民国宣布成立，由流亡回国的孙中山担任总统。二十年来，孙中山一直忙于组织各种秘密团体，致力于民族独立和自由民主。但是，孙中山很快就大权旁落，一个月后就将总统位置传给大清帝国的旧日将军——这位将军解散了议会，当上了独裁者。
　　在20世纪前十年的埃及，爆发了一波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当局采取查封报纸、监禁运动领袖之一、驱逐其他领导人的方法，粉碎了独立运动。

爱尔兰起义

　　如果说印度是英国最大的殖民地，那么爱尔兰就是英国最古老的殖民地：早在19世纪中期，爱尔兰就惨遭此时亚洲或非洲所受的殖民之苦。1916年复活节的星期一，正是在这里，爆发了第一次反抗殖民帝国的现代起义。
　　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漫长时间里，反对英国统治爱尔兰的运动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传统。其一是立宪民族主义，致力于通过在英国议会获取席位来迫使英国人作出让步，令爱尔兰实现有限自治。另―种传统则是共和主义，致力于通过地下组织“爱尔兰共和兄弟会”（或称“芬尼亚勇士团”），为武装起义做好准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两种方案都没能实现。“芬尼亚勇士团”的数次密谋和叛乱都被英国人轻易击破，他们的领导人也被监禁。立宪民族主义者同样没能取得更多成就。1880年代，他们的地方自治主张得到英国统治阶层中自由党名义上的支持。但是，这种支持并没有兑现承诺，哪怕是在1912—1914年英国众议院通过《地方自治法案》之后。相反，他们向保守党反对派妥协，后者将其视为对英国宪法的威胁；向反对地方自治的“奥兰治”保皇党人妥协——他们从德国公开进口武器；与军队高级军官妥协，后者在“卡偌兵变”中的表现清晰地表明，他们绝对不会实施地方自治法律。然而，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宪政民族主义者却争先恐后地支持英国备战，劝说数千名爱尔兰人自愿加入英军作战。
　　1916年复活节期间，八百名武装起义分子夺取了都柏林市中心的公共建筑：著名的邮政总局。大多数起义者都是共和主义者，他们的领导人是诗人兼教师帕德里克·皮尔斯。但是，与他们并肩作战的还有一支人数不多的武装队伍：爱尔兰公民军。这一切都发生在都柏林被詹姆斯·康诺利（爱尔兰社会主义的奠基人、美国世界产业工会的前领袖）封锁九个月之后。
　　起义的发展走上了歧路。其中一位领导起义的司令官下令取消动员，导致参与者的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二，而且试图从德国进口武器的行动也被英军挫败。但无论如何，总体而言，都柏林人民对起义的态度都很冷漠。这令被驱逐的波兰革命者卡尔·拉狄克将整个事件描述为一场“流产的暴动”。相比之下，同样处在流亡中的列宁则坚称，它是一系列反抗列强殖民起义的开端，最终将会动摇欧洲列强的力量。
　　神经紧张的英国统治阶层扑灭起义的方法：先是对都柏林狂轰滥炸，跟着在起义军投降后又处死了他们的领袖，令爱尔兰人民更加仇恨英国的统治。这种仇恨在1918年英国政府准备在爱尔兰引入征兵制度时进一步加深。爱尔兰新芬党的候选人向选民承诺抵制英国议会，从而在1918年末的选举中大获全胜，而支持英国人的爱尔兰统一党候选人，仅在阿尔斯特郡北部就丢失了一半的席位。新芬党代表在都柏林集会，宣布成立爱尔兰共和国的新议院，选举1916年的司令官之一德·瓦莱拉为总统。在此期间，武装起义军重新集结为游击力量爱尔兰共和军，由迈克尔·柯林斯领导，对共和国议会效忠。共和军与议会齐心协力，通过抵制英国法庭和收税官、采取步步紧逼的军事行动，以及阻击英军前进等方法，令爱尔兰实际上脱离了英国的统治。
　　英国的应对方法则完全继承了大英帝国三百年来壮大发展的典型暴力手段：监禁民选爱尔兰领袖，绞杀公开的起义者，雇用帮派杀手刺杀疑似共和党人，对在足球场观看比赛的人群使用机枪扫射，组建雇佣军团“爱尔兰王室警吏团”，军团对无辜平民狠施毒手并焚毁了柯克郡的中心地区。这些暴力举动都没有奏效，只有在东北部地区，接受英国武装的宗派主义清教暴徒驱逐天主教徒，将他们从工作地点一直驱赶到家中，在这种恐吓下，最终民族主义者不得不屈服。
　　英国内阁会议的记载^[1]显示出，英国统治阶层实际上并不清楚应该怎么办。爱尔兰问题令英国在国际上蒙羞，而且美国政治家总是利用爱尔兰问题来暗中打击大英帝国。它在英国造成了巨大的政治问题，英国有相当比例的工人阶级都拥有爱尔兰血统。它甚至在帝国的其他地区也引发了巨大问题——例如，当英国康诺特游骑兵团中的爱尔兰士兵前去镇压印度爆发的叛乱时。然而，大多数内阁大臣都将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任何让步视为对大英帝国的背叛，视为鼓励帝国其他殖民地人民发起叛乱的信号。
　　最终在1921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终于在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出路。在与迈克尔·柯林斯领导的爱尔兰代表团进行谈判时，劳合·乔治威胁道，除非爱尔兰人同意爱尔兰北部六个郡县都隶属英格兰统治，而且英国还要在某些特定爱尔兰港口建立军事基地，令当地人民发誓效忠英国皇室，否则将会实行焦土政策。在中产阶级部分人的压力之下（他们惧怕与英国爆发战争会摧毁其财产），迈克尔·柯林斯接受了妥协方案，并在议会中勉强获得了多数票支持。德·瓦莱拉对这个方案嗤之以鼻，爱尔兰共和军的大部分人也同样如此，这些人将柯林斯的所作所为视为背叛。在迈克尔·柯林斯迫于英国的压力而作出妥协后，爱尔兰的两派间随即爆发了内战，迈克尔·柯林斯接受英国提供的武器，在都柏林其势力范围内驱逐所有爱尔兰共和军。截至1923年，共和党人彻底放弃了进行反抗，劳合·乔治的策略完美地奏效了。
　　爱尔兰拥有某种程度上的独立政府，但它统治的却是一个一贫如洗的国家，贝尔法斯特周边的工业地区与外部的联系被完全切断，面对数百年的英国殖民主义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前路几乎看不到一点儿希望。即便是德·瓦莱拉于1930年代初通过选举掌握了大权，除了几个英国领土标志消失了以外，社会基础层面几乎不曾发生任何改变。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对大多数年轻人而言，唯一获取安全未来的途径就是移民英国或美国。依然留在爱尔兰的人们的生活，不仅在经济上陷入穷困潦倒，而且爱尔兰天主教会的枯燥布道还控制着他们的精神生活。
　　与此同时，直至1972年，爱尔兰北部始终处在统一党的统治下，该党主要由地主和工业家组成，它利用橙带党的偏执，鼓动大多数新教工人和农民反对天主教少数派。1916年起义后被处决的詹姆斯·康诺利，就曾预言这种宗教分歧将会带来“边界两边狂欢般的反应”。后来发生的事情证实了康诺利的判断。大英帝国利用爱尔兰有产阶级的恐惧，在对其权力的首次大规模挑战中，几乎毫发未损地全身而退。这一教训将会适用于世界各地。

印度独立运动

　　印度、中国和埃及展开的民族独立运动，在战争伊始便陷入了瘫痪；但到战争末期，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加强。战争令数以百万计的亚洲人和北非人增强了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直接接触。印度士兵在西线战场、美索不达米亚及加里波利作战。数十万中国人、越南人和埃及人在前线各处充当辅助战争的劳工。战争还令当地工业繁荣起来，因为敌对状态切断了进口途径，创造了巨大的军需新市场。
　　新工业也促使阶级结构发生了新变化，先前的农民、工匠和不定时的劳工变为现代工人阶级。这个阶级在劳动力总人口中依然占据较小比例——例如，在中国，工人阶级在劳动力总人口中的比例不足5%。但它的绝对数字却非常可观：印度的工人阶级总人数达到二百六十万^[2]，中国的工人阶级总人数达到一百五十万^[3]。他们集中在交通和行政中心城市，如孟买、加尔各答、广州和上海等；在这些城市，劳工阶层的总数已攀升到城市人口的五分之一，据谢诺在其探讨中国劳工运动史的著作中所记载，“就其占据总人口的实际比例而言，他们已经能够承担更重的社会责任”^[4]。
　　对学生、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专业人士而言，在挑战大英帝国及其本地傀儡同伙的权力时，存在两个潜在的同盟。当地民族资本家希求一个能够保护其利益、对抗外来者的祖国；而本地工人则对外国警察、经理和监工充满愤恨。
　　在战争加重了大众负担的同时，人民的生活变成与饥饿和疾病持久抗争的过程。战争期间的税收和贷款，意味着一亿英镑流出印度，喂饱了帝国金融——主要依靠疯长的税款和高物价敛收的钱财来支付，而疯长的税款和高物价则沉重地打击了工人和穷苦的农民。^[5]
　　1918-1920年，印度人民被压抑的痛苦再也无法抑制，在次大陆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起义浪潮。孟买的纺织工人大罢工共有十二万五千名工人参与。孟买、马德拉斯和孟加拉爆发了粮食骚乱，加尔各答的债务人暴力反抗收取暴利的放贷人。群众的示威游行、罢工和暴动遍布整个印度。^[6]戴尔将军命令军队向聚集在阿姆利则封闭的贾利安瓦拉巴格广场上的数千名示威者开枪，杀死了三百七十九名民众，一千二百人受伤。这场大屠杀引发了更加升级的示威和暴力行动，人们开始攻击政府大楼和电报线路。单是1920年上半年就爆发了二百多场罢工，有一百五十万工人参与。一份政府报告中这样写道：

　　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前所未有地团结友爱起来……就连较为低下的阶层也表示愿意忘记彼此之间的差异。一幅奇异的兄友弟恭的景象发生了。印度教徒公开从穆斯林手中接过水，反之亦然。^[7]

　　然而，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却对反抗的暴力性感到忧虑，其中最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是圣雄甘地。甘地的父亲是一个小土邦的政府官员，甘地一直在伦敦学习成为一名律师。但他后来发现，身着农民的衣衫，强调印度教宗教思想，能让他在讲英语的专业人士阶层与印度广大的乡村民众之间搭建起一座理解的桥梁——这是受过哈罗公学教育、完全不理解印度教的年轻的尼赫鲁（印度开国总理）所不会采取的一种方式。与此同时，甘地与一群印度资本家的关系也十分紧密，这些资本家始终致力于敦促印度议会保护本国市场。
　　将如此迥异的利益集合在一起，意味着需要抑制与英国资本家和与印度资本家的冲突可能导致的激动情绪和骚乱。甘地的回答是，强调与官方进行和平、有序、自律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仅在四年前还敦促印度人民支持大英帝国与德国作战的甘地，此时举起了“非暴力不合作”这面大旗。即使在和平的“不合作”运动中，也制定有严格的限制，以防运动转化为阶级斗争。甘地并没有号召人民拒绝纳税，因为那样将会导致农民不再向柴明达尔印度地主缴纳地租。
　　但是，1918-1921年间的这场运动并无法完全限制在甘地希望的范围里。英国警察和军队的镇压力度不断增强，广大印度农民、工人和城市贫民的苦难程度不断加深，都令这场和平抗争运动反复升级为暴力冲突：在艾哈迈达巴德、维拉姆加姆、凯达、阿姆利则和孟买都是如此。1922年2月，轮到了比哈尔的乔里乔拉村。警察在与示威者扭打混战后向人群开枪，示威者则以烧毁警察局、杀死二十二名巡警予以回应，在随后的报复中一百七十二名农民被杀。^[8]在没有与任何议会领袖协商的情况下，甘地当即宣布取消整个示威运动，令英国政府得到了急需的喘息空间。孟买总督劳埃德勋爵后来承认，“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令我们恐惧”“差一点儿就成功了”。^[9]可是如今，英国人得到了喘息之机，从而轻而易举地扑灭了运动并逮捕了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倒退了十年。更糟的是，如今宗教分歧问题再次摆上桌面，面对英国政府，每个宗教群体都自顾不暇。1920年代中晚期，在整个次大陆，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更加升级。

第一次中国革命

　　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比印度更加激烈，规模也更大，新兴的产业工人阶级在其间扮演了重要角色——也遭受了重大苦难，并且最后落败得也更加惨烈。
　　1919年5月4日，下述消息传回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云集凡尔赛，将原德国在中国的租界转让给了日本，尽管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公开承诺“每个国家都拥有自决的权利”。日本、英国和法国的利益集团控制了中国的铁路、港口、河流和水道，设置税卡，征收关税，外国列强的警察和士兵在中国主要大城市的租界区维持“秩序”。上海公园臭名昭著的告示牌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在此期间，在不同势力的支持下，相互敌对的中国军阀混战一团，瓜分余下的国土地盘。许多知识分子都将希望寄托在美国自由主义的身上，希望借此终结这种混乱状态。结果，他们感到自己遭到了拋弃。
　　学生的示威游行成为释放百万中国人愤怒情绪的催化剂。他们通过决议，云集集会，示威游行，抵制日货，支持由学生领导的上海工人大罢工。学生、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和人数不断增长的产业工人如今都相信，必须做些什么来结束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以及全国性的经济衰退。
　　在一些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中已经出现了“复兴运动”。实际上在中国，类似于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潮早已出现，只是受制于儒教正统主义思想的束缚，未曾发展起来。“五四运动”思潮开始树立其他可选的传统，用“五四运动”领袖之一胡适的话来说，就是“向人民逐渐灌输一种生活的新面貌，能够将人民从传统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令人民在新世界和新文明中感到如同在家中般舒适”^[10]。五四思潮横扫数十万中国“新式”学堂中的教师和学生。^[11]他们得到了部分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支持，同时也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此外，俄国革命也对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开始思考马克思主义能否帮助中国走出困境。随着中国最初的工人阶级日益频繁地加入罢工和抵制运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影响了所有地区和所有行业分支”^[12]。
　　1922年爆发的一系列罢工，展现出新运动的巨大潜力。尽管已经发布了戒严令，一场两千名香港水手的罢工运动，依然发展成为十二万人的大罢工，迫使雇主资本家不得不最终屈服。相比之下，中国北方英属 KMAS 公司的五万名矿工大罢工就没那么成功。矿场的私人警察武装、英国海军陆战队和本地军阀武装，向罢工矿工展开了进攻，并逮捕了他们的工会领袖。然而，工人、知识分子甚至是一些民族资本家的支持，令罢工运动得以维持足够长的时间，最终赢得了工资的提升。中国警察镇压了女工（两万名缫丝厂女工）的第一次大罢工，并将罢工领袖送上了军事法庭。英国警察与汉口英属工厂的工人爆发冲突，射杀了三十五名罢工的铁路工人，处决了一位拒绝号召工友复工的工会分支秘书长。这些挫败令工人运动止步不前，但却并没有摧毁工人的反抗精神。相反，他们的阶级意识变得更加坚定，随着机会的来临，坚持斗争的决心也日益增强。
　　这一切都发生在1924-1927年间。中国南方的广州成为全国知识分子精英的集中地。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立宪政府，但其执政并不安稳，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因此寻求更广泛的支持。孙中山请求苏俄帮助重组国民党，还邀请了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当与英国利益紧密相连的买办资本家试图动用自己的军队（由十万名强大商团志愿者组成的武装）来反对孙中山时，苏俄支持的价值就体现出来。共产党领导的工人代表大会解救了孙中山。大会指挥的武装劳工组织军协助击破了商团武装，与此同时，印刷厂的工人也保证了报纸不会支持他们。
　　1925年末，将工人示威游行与民族自决需求结合起来的力量再度崛起，而且并不仅仅局限于广州城。为了声援上海一间日本棉纺厂的工人大罢工，上海群众组织了示威游行，警察向人群开枪，导致更大规模的罢工和封锁城市。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工会武装巡逻队控制着货运，逮捕并关押破坏罢工者，与此同时，其他十几个城市里也爆发了罢工和游行。在香港也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令香港瘫痪十三个月之久，这场罢工在提出民族自决需求（例如，平等对待中国人和欧洲人）的同时，还提出了经济上的需求。广州向数万名香港罢工者提供食宿，在那里，

　　罢工委员会的责任远远超过工会组织活动的正常范围……1925年夏天，罢工委员会实际上成为某种形式的工人政府——当时它也的确被称作“2号政府”。罢工委员会拥有调配几千人的武装队伍的能力。^[13]

　　罢工协助制造了一种氛围，令广州的民族主义者开始感到，他们拥有足够的力量北伐，征讨占据大部分国土的军阀。北伐始于1926年初夏。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北伐军的核心领导力量都来自由共产国际帮助建立的黄埔军校的军官。在香港大罢工中出现的工人武装力量的成员，也自愿加入北伐军。
　　从军事角度上而言，北伐是成功的。军阀武装只是由于短时期的雇用所得才集结起来，根本无法对抗北伐军的革命热情。在北伐的推进过程中，军阀所控制城市里的工人也配合继续发起罢工。在湖南和湖北，工会武装工人发展成为比香港大罢工期间广州出现的“工人政府”规模更大的工人政府。^[14]1927年3月，北伐军即将抵达上海。此时上海爆发了一场六十万工人参与的大罢工，工会武装在蒋介石开进上海之前就控制了城市。^[15]城市权力转移至由工人领袖控制的政府手上，尽管该政府中也包括民族主义大资本家成员。一时间，看似没有什么能够阻止革命民族主义摧毁军阀力量，打破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控制，结束中国分崩离析、腐败堕落、贫困穷苦的现状。
　　然而，希望最终还是变成一场空，就像爱尔兰和印度曾经面对希望一样，而且失望的原因也非常类似。北伐胜利有赖于被北伐征程激励的革命热情。但部队军官却大多出身于惧怕这种革命热情的社会阶级。他们来自商人和地主家庭，以剥削工人和更加悲惨的农民获利。他们准备利用工人运动作为谋取权力的担保——后者就像一颗棋子，如今他们也打算牺牲这颗棋子。蒋介石已经在广州粉碎了工人运动，逮捕了数名共产党武装者，不断攻击工会。^[16]如今，蒋介石打算在上海采取更加严酷的手段。他首先要求得胜的起义军将上海交到他的手上，然后与上海的富商、银行家、外国势力代表及上海帮会领袖会面。他指使帮会在黎明前进攻左翼工会的主要办公地点。工人纠察队/巡逻队被解除武器，他们的领袖被逮捕。示威群众惨遭机枪扫射，数千名工人运动活跃分子在这场屠杀中丧生。几天前控制了上海的工人阶级组织就这样被摧毁。^[17]
　　蒋介石征服了左翼力量，代价却是放弃了降低外国列强和军阀控制中国的可能性。失去了从广州北上上海的北伐中的革命活力，蒋介石让自己成为整个中国正式统治者的唯一方法就是对那些浇灭了中国民族希望的人作出让步。在接下来的十八年里，蒋介石政府因其贪污腐败和强盗行径而臭名昭著，根本无力站出来反抗外国列强。
　　中产阶级民族主义领袖背叛运动这样悲惨情节的发生，是由于这是将工人和农民固定在原来位置上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同时也标志着此时掌控俄国的力量抛弃了革命原则，因为他们建议中国工人相信蒋介石，哪怕是在蒋介石残酷地镇压了广州革命运动之后。
　　埃及的民族主义革命经历，在本质上也与中国、印度和爱尔兰类似。战后国民的革命热情同样高涨，1919年中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与电车和铁路等行业的罢工工人达成了事实上的联盟。此起彼伏的起义和斗争，让英国人作出了有限的让步：实行君主制政府，但在关键事务上的决定权依然把握在英国人手中。主要的民族主义政党华夫脱党摒弃了工人斗争，按照妥协约定组建了政府，但却被英国的合作者从办公室里赶了出去，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保卫自己。

墨西哥革命

　　跨越大西洋，墨西哥与经历了世界大战的欧洲一样，走过了类似的动荡岁月。1820年西班牙的殖民统治结束后，墨西哥享受了名义上的独立。但一小部分西班牙裔混血拉美人精英继续掌控着大部分印第安人和混血儿，在独裁总统迪亚斯政府长达三十三年的统治下，墨西哥的经济命脉日益掌握在外国资本手中，其中大部分资本都来自美国。20世纪初墨西哥经济增长率高涨，令有些人冠之以墨西哥“奇迹”^[18]，尽管在此期间众多印第安人被逐出传统居住地，工人（1910年在墨西哥五百二十万总劳动力人口中占据八十万人^[19]）的生活水平不断恶化。^[20]墨西哥资本家在这些年里由于成为外国人的初级合伙人而致富，虽然有时他们也对此心存不满。但是，1907年世界金融危机席卷墨西哥，将墨西哥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美梦击得粉碎。
　　弗朗西斯科·马德罗出身富裕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种植园主，同时拥有纺织厂和矿山，因此马德罗能够获取中产阶级的支持，发起驱逐独裁者的运动，集中表达人民的不满。武装起义爆发后，北部军由前马贼比利亚领导，南部军由小农萨帕塔领导。独裁者被驱逐，马德罗被选为墨西哥总统。
　　但是，萨帕塔领导的农民军提出的划分大田庄土地的要求，令许多马德罗的富裕支持者（及美国政府）感到不安，这种不安甚至超过了对被驱逐的独裁者曾经的愤恨。接下来爆发了一系列血腥而漫长的战斗。马德罗的军队与来自北部和南部的农民军展开了激战，但不久马德罗就被自己的将军韦尔塔谋杀，此举背后得到了美国大使的支持。两名来自富裕中产家庭的成员：卡兰扎和奥布雷贡，组成了“宪政”军，继续高举马德罗的大旗。萨帕塔和比利亚击败了韦尔塔，占领了墨西哥城。
　　1914年11月间拍摄的一张著名照片，展现出萨帕塔和比利亚同在总统官邸的景象。此时是墨西哥革命的最高潮，然而同时也是它的终结。农民军的领袖无力建立全国政权。他们无法围绕革新国家提出计划，从而团结工人和农民，尽管萨帕塔后来几乎提出了类似的计划。他们撤离首都，回到了分别位于北方和南方的基地，坚持抵抗那些拒绝实施真正土地改革的宪政军将军们，然而这些抵抗收效并不显著。
　　结果并未转化为即刻的反革命打击，就像中国革命十二年后就遭遇反革命浪潮那样。卡兰扎和奥布雷贡继续使用革命语言来抵抗来自美国的压力，向民众承诺让步。直至萨帕塔于1919年4月被谋杀，墨西哥的资本家们才终于再次感到安全。即便此后中产阶级政治家依然出于自身目的继续利用革命情感，但他们实则是通过革命制度党一党专政来治理国家。然而，对资本主义世界而言，墨西哥依然是十分安全的。
　　1927年，托洛茨基在莫斯科写下论著，表示应当从我们如今所称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起义中汲取教训，他的论述建立在马克思对1848年后德国的评论，以及他自己对1905年后俄国的分析基础之上。此前的评论者曾经提及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资本主义先在世界上某些地方植根，继而传播到其他地方。托洛茨基则将重点转化为“不平衡与综合发展”^[21]。
　　托洛茨基的论点如下：资本主义的崛起缔造了一个世界体系，对即便最遥远偏僻的地区也产生了经济上的影响。资本主义将传统统治阶层撕扯开来，同时也破坏了传统的中产阶级。在殖民统治阶级的控制下，外国资本和发达国家的产业竞争，将本地资产阶级的发展逼入死角。中产阶级希望通过奋力抗争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来突破这一障碍，继而达到发展自身的目的。但是，这样做需要冒着激起他们所惧怕的阶级采取行动的风险，因为现代交通体系和现代工业在殖民地的飞地已经缔造出有竞争力、有文化的工人阶级，而且还在不断地将数百万人从隔绝的乡村吸引到城市。对这些阶级的恐惧，导致“全国资本家”和大多数中产阶级忘记了他们对旧日统治阶级或殖民者的仇恨。只有“持续的”革命，即由工人阶级主动发起，为农民疾苦做主的革命，才能实现那些资产阶级口头上说得好听的民族和民主需求。
　　这一切曾于1917年在俄国发生，但却从未在第三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英国对爱尔兰、印度、中国和埃及的民族起义深感恐惧，伴随着这些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英国本土的工业也陷入极大混乱，革命浪潮席卷欧洲。然而，英国仍在继续扩张其殖民地帝国，将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大部分阿拉伯属地纳入囊中。法国、比利时、荷兰、日本，以及势力不断加强的美国帝国主义，也都同样受到保护，不断发展，从而令资本主义增强了重塑自身稳定性的能力。

^[1] 例如曾经担任内阁秘书的汤姆·琼斯（Tom Jones）的日记，参见托马斯·琼斯（Thomas Jones），《白厅日记·第三卷：爱尔兰1918-1925》（Whitehall Diaries,vol III,Ireland 1918-25,London,1971）。

^[2] 1921年的官方数据，引自拉贾尼·杜特（Rajani Dutt），《印度问题导引》（Guide to the Problem of India,London,1942），第59页。

^[3] 谢诺（J.Chesneaux），《中国劳工运动：1919-1927》（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27,Stanford,1968），第42页。

^[4] 同上书，第47页。

^[5] 伯顿·斯泰因，《印度史》，第297页。

^[6] 这段描述来自拉贾尼·杜特，《印度问题导引》，第112页；类似描述可以参见伯顿·斯泰因，《印度史》，第304页；阿克巴（M.J.Akbar），《尼赫鲁》（Nehru.London,1989），第116-118页。

^[7] 出自《印度在1919》（India in 1919），转引自拉贾尼·杜特，《印度问题导引》，第113页。

^[8] 关于这一事件的不同描述，参见伯顿·斯泰因，《印度史》，第309页；阿克巴，《尼赫鲁》，第151-152页。

^[9] 阿克巴，《尼赫鲁》，第154页。

^[10] 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节选，译自希尔曼与肖尔合著，《中华民国》（Republican China,Harmondsworth,1977），第55页。[《中国的文艺复兴》，外研社，2001年版。]

^[11] 谢诺，《中国劳工运动：1919-1927》，第11页。

^[12] 同上书，第156页。

^[13] 同上书，第293页。

^[14] 同上书，第325页。

^[15] 详见谢诺，《中国劳工运动：1919-1927》，第356-361页；伊罗生（Harold Isaacs），《中国革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1961），第130-142页。安德烈·马尔罗的小说《人类的命运》（Man’s Fate）就以这次起义为背景，正如他的另一部小说《胜利者》（Les Conquerants）以香港工人大罢工为背景。[《中国革命的悲剧》，刘海生译，香港，1950年版。]

^[16] 关于他的政变的描述，参见谢诺，《中国劳工运动：1919-1927》，第311-313页；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第89-110页。

^[17] 安德烈·马尔罗的小说《人类的命运》就以这些事件为背景；全书结局，主人公等待着被蒋介石的反革命武装分子投入火车头炉膛活活烧死。

^[18] 关于这段时期情况的描述参见拉蒙·鲁伊斯（Ramon Ruiz），《伟大的反叛：墨西哥，1905-1924》（The Great Rebellion:Mexico 1905-24,New York,1982），第120-122页；阿道夫·希尔里（Adolfo Gilly），《墨西哥革命》（The Mexican Revolution,London,1983），第28-45页。

^[19] 拉蒙·鲁伊斯，《伟大的反叛：墨西哥，1905-1924》，第58页。

^[20] 阿道夫·希尔里，《墨西哥革命》，第37页；以数据得出相似结论的描述，参见拉蒙·鲁伊斯，《伟大的反叛：墨西哥，1905-1924》，第59、63页。

^[21] 托洛茨基，《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The Third International After Lenin,New York,1957），《持续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London,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