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里斯·哈曼 -> 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三章 动荡中的欧洲


11月的德国
“革命精神”
西方革命？
痛苦的代价：法西斯主义的初次崛起
痛苦的代价：斯大林主义的种子


11月的德国


　　俄国“十月革命”一年后，西方爆发的革命就被载入史书——虽然这一年对忍饥挨饿、饱受战争蹂躏的俄国而言，堪称一段无比漫长的岁月。
　　德意志帝国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强加给俄国的极为昂贵的和平条款，为德国统治者提供了喘息的空间，可惜为时很短。1918年3月，德军发起了一场规模浩大而血腥的攻势，使其自1914年以来前所未有地深入挺进法国，但是此后便陷入停滞。8月再次向前推进的努力也失败了，继而德军不得不撤退。德军军力严重不足，而此前一年美国加入战争，则为英法阵营提供了新鲜战斗力和充足的军事装备及供给。德军最高指挥部陷入了恐慌，鲁登道夫多少已有些精神崩溃。[1]9月末，他决定立刻停战，劝说德皇任命包括一众社会民主党大臣组成的新政府，以逃避停战责任。然而，四年来震撼了整个欧洲的大战，并非说停就能停下来。彼此竞争的帝国主义，尤其是法帝国主义势力，也想效仿当年的德意志帝国从俄国身上撕扯新鲜血肉的做法。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德国政府竭尽全力地四处周旋，绝望地试图避免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与此同时，战争依然在以与过去同样的血腥方式进行着。英法美三国联军挺进德国控制的法国和比利时领土。英国、法国、塞尔维亚、希腊和意大利联军在巴尔干半岛击溃了奥地利军队。
　　对摇摇欲坠、包括多个国家的奥匈帝国君主国（一千二百年前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人）而言，这一切压力显得过于沉重。奥匈帝国的军队土崩瓦解，少数民族中产阶级领袖掌握了大城市：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控制了布拉格、布尔诺和布拉迪斯拉发；斯拉夫南部小邦组成联合“南斯拉夫”的支持者，占领了萨格勒布和萨拉热窝；自由派贵族迈克尔·卡洛里领导下的匈牙利人，占据了布达佩斯；波兰人进驻了克拉科夫。随着数不清的庞大人群蜂拥占据维也纳的街头，要求建立共和国，撕毁帝国象征物[2]，奥地利德语区的权力已经落入一位与资产阶级政党联合起来的社会民主党人手中。
　　德军最高指挥官绝望地想要挽救这场大溃败，命令舰队驶向英国，希望发起一场突袭，以一场海上胜利扳回一城。但是，他的水手可没有做好赴死的准备。前一年的兵变已被镇压，起义的领导人也被处决，失败的原因在于过于被动——他们只是掀起了起义，却没有做好充足准备，听任长官和军事警察向他们发起反击。这一次，他们没有再犯同样的错误。基尔的水手武装了自己，与罢工的码头工人一并逐个城镇而下，缴下敌人的武器，建立了士兵委员会。他们引爆了整个德国这颗炸弹的导火索。
　　工人和士兵声势浩大的示威运动夺取了不莱梅、汉堡、汉诺威、科隆、莱比锡、德累斯顿及其他数十座城市。在慕尼黑，他们攻占了皇宫，宣布由反战社会主义改革家库尔特·艾斯纳担任“巴伐利亚自由州”的首脑。11月9日，运动蔓延到了柏林。数量众多的工人和士兵排列成行，携带枪支，挥舞红旗，冲上首都的大街小巷，刚从狱中被释放出来的革命者卡尔·李卜克内西站在帝国宫殿的阳台上，高声宣布德国成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将发起“世界革命”。在德皇旧政府中任职的支持战争的社会民主党大臣沙伊德曼也不甘示弱，在帝国议会大厦的阳台上高声宣布德国成为“共和国”。德皇逃到了荷兰，两个社会民主党派组成了“革命政府”，由一千五百名士兵和工人代表组成的大会选举出的“人民委员会”掌管。它象征着这样一个事实：士兵和工人委员会如今成为德国及德国占领的比利时地区政治权力的仲裁者。这类委员会或苏维埃中蕴含的革命力量，似乎横扫了整个北欧，从北海一直到北太平洋。
　　但是，德国委员会却将革命权力赋予了那些决意不将之用于革命之人的手中。新首相艾伯特在一天之内就与最高军事指挥官威廉·格勒纳将军建立了电话联系。在战时“独裁者”兴登堡的支持下，两人同意合作，重建军队秩序，以令军队能够重整社会秩序。[3]
　　1914年战争爆发时，主张通过建立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改革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家，自然支持当局国家。如今面对革命，他们自然也试图重新建立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对他们而言，推行镇压措施和阶级权力的旧体制才是“秩序”；被剥削者和被剥夺财产者对旧体制的挑战，则被视为“无政府行径”和“混乱”。
　　最有力的挑战者就是著名反战人士罗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李卜克内西在柏林的士兵和工人中尤其享有盛誉，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社会民主党领袖操纵最高军事统帅部，试图摧毁李卜克内西的影响力。他们在城市中挑起暴动，试图以外部军队进城镇压起义，继而将这场流血屠杀的责任推给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两位领导人被军队逮捕。李卜克内西被击昏，继而被射杀。卢森堡的头骨被枪托击碎，士兵向她的头部开枪，然后将尸体扔到河里。然而，在社会民主党报纸的报道中，事情却变成了：李卜克内西“在试图逃跑时”被射杀，罗莎·卢森堡则“被一群愤怒的群众”杀死。某些拥有社会地位的中产阶级在读到这则报道时，“高兴得跳了起来”[4]。自格拉古兄弟和斯巴达克斯时代起，“文明的”富人对胆敢反抗其统治的叛逆的态度，从来不曾改变过。
　　然而，对社会民主党和军事力量之间的同盟而言，扑灭革命的熊熊烈火并非一件容易完成的任务。历史学家的描述经常令人误以为德国革命只是一件小事件，轻松而迅速地结束了。就连著名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其振奋人心的20世纪历史《极端的年代》中，也传递着这一信息。霍布斯鲍姆写道，11月没过几天，“共和国化的旧政权就不再感受到社会主义者的严重威胁……新近临时凑成的共产党更是不在话下。”[5]实际上，直至1920年夏天，此次革命浪潮的第一波洪流仍未终结，而到了1923年，第二波浪潮又接踵而至。
　　与人类历史上所有伟大的革命一样，1918年11月革命第一次激发出民众对政治的兴趣。谈论革命和社会主义，不再局限于在1914年之前就为社会主义者投票的工人核心力量。这种政治兴趣蔓延到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和中产阶级中地位较为低下者，他们曾在选举中支持天主教中央党、自由主义进步党、非法的“民族自由党”，甚或是普鲁士地主执掌的农业党。战争期间，许多原本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开始转向支持其反对战争的左翼对手；原社会民主党党员中，几乎一半人都转投左翼独立社会民主党。但其他从资产阶级政党转向左翼社会民主党的人们，依然将社会民主党领袖视为社会主义者。过去他们曾因此而反对社会民主党，如今他们却支持社会民主党。
　　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利用了民众的这种感情，他们继续做着左翼讲演，但却坚持认为：出于维持秩序的目的，左翼政策只能逐渐引入，反对“过度”革命。他们声称是罗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令革命变得危险，与此同时却又秘密安排将军们射杀异议者。
　　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并不愿看到战争，但大多数人依然对改良资本主义情有独钟。这些人中包括考茨基、伯恩斯坦和希法亭；希法亭将会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在两届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政府中担任经济部长。革命伊始重要的头两个月内，独立社会民主党对主要由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政府表现出十足的忠诚，协助向工人和士兵群众贩售他们的政策。
　　但是，随着时间推进，社会民主党领袖曾经的热情支持者，开始转而反对他们。11月被派往柏林协助政府稳定局面的军队，于1月的第一周起兵，许多帮助镇压1月起义的工人和士兵，到了3月却在首都举起了义旗。1月中进行的选举结果显示，社会民主党得到了一千一百五十万张选票，独立社会民主党只得到二百三十万张。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在鲁尔区、德国中部、不莱梅、汉堡、柏林和慕尼黑曾经坚定投出社会民主党选票的工人爆发了大罢工，他们拿起武器，对抗政府警察。到了1920年6月，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只比独立社会民主党高出六十万张。
　　社会民主党领袖迅速发现，他们不能只依靠自己的人气来“重建秩序”。1918年12月末，社会民主党内务部长诺斯克鼓吹“有些人必须成为警犬”，同意将军们成立特别雇佣军队“自由军团”。“自由军团”由旧军队中的军官和“暴风兵营”组成，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派。“看起来似乎是旧秩序再度兴起”，保守派历史学家梅内克如此观察道。“自由军团”的腔调是狂热极端的民族主义，而且经常散布反犹主义言论。它的旗帜常以古印度教的好运象征图腾“万字符”来装饰，“自由军团”的许多成员后来都成为纳粹党的骨干力量。
　　1919年前半年的德国历史，是“自由军团”踏行全国，攻击11月革命的参与者和在1月选举中为社会民主党投票的人们的历史。“自由军团”遭遇了不断的武装抵抗，并于4月间在与短命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及其一万五千人红军武装的斗争中达到巅峰。

“革命精神”


　　德国内战的岁月，也是整个欧洲经历动荡不安的时节。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3月间写给法国总理克雷蒙梭的信中表示：

　　整个欧洲都充满了革命精神……整个欧洲现存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各个层面都受到人民群众的质疑。[6]

　　驻巴黎美国大使豪斯也在日记中表达了相似的恐慌：“布尔什维克主义到处攻城略地……我们就坐在一个敞开的火药库上，终有一天，星星之火便可点燃它。”[7]
　　造成这种焦虑的最直接原因，来自于匈牙利贝拉·库恩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控制了匈牙利，库恩曾在对俄战争中成为战犯。1918年末建立起来的自由民族主义政权崩塌了，无法阻止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占领部分匈牙利国土，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联合政府和平地接管了大权。它推行国内改革和民族主义政策，试图发动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革命战争，希望在东部得到来自俄国红军的支持，在西部得到奥地利工人起义的支持。
　　除此之外，没有一个地方的革命政府真正掌握权力，但无论哪里的形势都极不稳定。中欧和东欧新组建的民族共和国，都包含着憎恨新秩序的少数民族。在捷克斯洛伐克，在相当大的地区范围内，讲德语的民族占据人口绝大多数，在其他一些地区则是讲匈牙利语的人口占据大多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疆界内都包含众多讲匈牙利语的少数民族。南斯拉夫和奥地利与意大利就边境问题争执不下，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也是如此。波兰军队与德国军队在西里西亚持续对抗，土耳其与希腊之间也爆发了战争，双方都进行了大范围的种族清洗运动。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拥有人数众多的工人，革命热情高涨，反对本国政府中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策。
　　1919年4月，革命者领导失业工人进攻奥地利议会。一时间，革命的匈牙利东部连接俄国、通过奥地利与西部的巴伐利亚苏维埃连接起来、推翻前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的整个建制的革命构想，并非像看上去那么荒谬和遥不可及。
　　然而，情况也并不像想象中那么乐观。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的论调，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与德国左翼党派相似，但实际上，他们固执地反对深入革命。他们劝服维也纳工人委员会听凭反抗示威被镇压，保证奥地利资本主义的存活。与此同时，布达佩斯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政府，也没有组成真正的工人委员会。它依靠旧军官来统帅军队，并没有将统治乡间的大地产分割发放给农民，从而犯下了疏离农民的根本错误。一百三十三天后，社会民主党人放弃了政权，向霍尔蒂上将代表的右翼独裁力量敞开了大门。
　　1919年的狂热革命风潮，并不仅限于被击溃的帝国境内。它还影响到了胜利者，虽然程度不一。在回转家乡之前，英法联军受到了兵变的撼动，不得不推迟回国时间。被派遣前往镇压俄国革命的军队，对革命也并非完全免疫——位于阿尔汉格尔的英国、法国和美国军队拒绝作战，而在一场兵变上演后，法军不得不从敖德萨和其他黑海港口城市撤出。[8]
　　与此同时，英国本土也爆发了一波工业暴动。年初的机械工人大罢工，导致格拉斯哥的工人与警察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贝尔法斯特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团结起来，几乎达成了一次规模极广的大罢工。利物浦和伦敦也爆发了警察大罢工。通过承诺和让步——后来又被打破——政府勉强避免了一场矿工大罢工，但却无法阻止铁路网络瘫痪九天的结果。1920年1月，矿山、交通和铁路行业联合工会的组建令政府万分惶恐。“大臣们……的恐惧达到了极点”，内阁秘书长这样写道。[9]
　　西班牙并没有加入战团，因为其统治者集团分裂为支持德国的皇室派和支持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派（以及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党）。但是，飞涨的物价进一步恶化了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的生存环境。1917年夏天，爆发了一次范围波及很广但却以失败告终的大罢工；到了1918年，又爆发了一波武装起义。
　　1918—1920年的南部西班牙，进入了“布尔什维克的三年”，这里广袤的大型地产由季节性的雇佣劳工打理。在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穷苦农民分得土地消息的鼓舞下，“兴起了一波有组织的运动、罢工、冲突和集会”[10]。美国小说家多斯·帕索斯写道：“在这里，与在其他地方一样，俄国一直都是革命的指路明灯。” [11]三次大范围罢工席卷这一地区，劳工占领了土地，焚烧在外地主的房屋，有时还在田地里纵火。有些城镇宣称实行“布尔什维克式共和”，最终由两万名士兵组成的军队才镇压了这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运动。[12]怒潮并不仅限于南方。在一次长达一周的瓦伦西亚工人罢工运动中，工人们将市内街道重新命名为“列宁路”“苏维埃路”和“十月革命路”；马德里影响范围极广的面包暴动，抢劫了二百家商店。[13]最严重的一场冲突爆发于1919年初的加泰罗尼亚。罢工工人占领了加拿大工厂，这家工厂为巴塞罗那提供大部分动力，导致全城公共交通瘫痪，城市陷入一片黑暗。城中70%的纺织厂举行了罢工，燃气和供水工人也一样，与此同时，印刷工人工会实行了“红色审查制度”。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拘禁了三千名罢工工人。但这并没能吓倒工人，雇主们不得不签署了看上去像是投降条约的协议。工人一度恢复工作，直至由于政府拒绝释放部分被囚禁的罢工工人而激起了新一轮罢工。配备了机关枪的军队，连同八千名资产阶级武装志愿者，涌进城市，关闭了工会，在两周内扑灭了大罢工。加泰罗尼亚工人运动的支持力量也最终被瓦解，资本家雇主雇用枪手射杀了工会活跃分子。加西亚·奥利弗、弗朗西斯科·阿西卡索、布埃纳文图拉·杜鲁提等西班牙全国工人联盟的无政府主义者，则以刺杀统治阶层核心人物来进行报复。只是他们的活动却进一步分化了工人的力量。不过，这一切都在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心中种下了深刻的阶级仇恨，这种仇恨在接下来的十七年间不时爆发。[14]
　　1919年的工人运动浪潮并非仅限于欧洲范围。美国见证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团结无组织行业的努力：二十五万钢铁工人大罢工。澳大利亚“于1919年爆发了截至目前代价最为昂贵的系列罢工……在这场劳工冲突中，损失了相当于六百三十万天的生产力”[15]。加拿大的温尼伯经历了一场大罢工，这场罢工是从加拿大西部席卷美国西北边境地区广袤土地上火热罢工浪潮的一部分。
　　西欧的革命运动于1920年达到巅峰，德国和意大利此时爆发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斗争。
　　随着工人从建立议会制政府到建立革命政府的观点转变，德国爆发的一系列地区内战，令工人的伤亡率激增——死亡人数据估计为两万人。但是，国家的传统统治者对这一结果依然不满，其中许多人如今感到自身力量强大到足以取缔社会民主党，自己掌权。3月13日，军队攻入柏林，宣布推翻政府，任命卡普取而代之。
　　接受过社会民主党领袖武装的暴徒，从打击左翼力量，转为打击曾经武装他们的领袖。这一步走得太远，使得那些接受了社会民主党过去与将军们合作借口的广大工人群众作出了激烈反应。国际工会联合会的首脑人物卡尔·莱吉恩号召举行大罢工，全国工人纷纷响应。
　　然而，在核心地区，工人们的反应可不仅仅表现为停止工作。他们还组建了新的工人委员会，拿起武器，向同情政变的军队发起进攻。在鲁尔区，数千名工人（其中不少人都拥有行伍经历）云集一处组建了德国红军，将德国国防军赶出了国家最大的工业区。但数日内，政变便告崩塌。社会民主党大臣回到柏林，发出了几声左翼噪音之后，便将命运再次交到国防军手上——后者使用惯用的血腥手段，在鲁尔区重新恢复了“秩序”。[16]
　　1919年和1920年的意大利被称为“红色两年”。工人们掀起了罢工浪潮，蜂拥至意大利社会党和工会旗帜下，使社会党成员从五万名瞬间膨胀至二十万名。罢工一浪接一浪。1919年夏天，意大利爆发了三天大罢工，以支持革命的俄国。1920年春天，都灵钢铁工人为了迫使雇主承认工厂的工人委员会，发动了一场艰苦但却并未成功的罢工——葛兰西《新秩序》杂志的革命读者们，将这场运动视为苏维埃的开启。
　　战斗在8月达到巅峰。米兰的机械工人面对封锁，占领了工厂。在四天内，罢工运动波及全国钢铁行业，有四十万工人参与了运动：“所有金属行业工人工作的工厂、码头、钢铁厂、锻造厂、铸造厂，都被占领。”[17]据估计，十万名其他行业的工人也紧跟钢铁工人的脚步。人们不再将此视为简单的经济斗争。他们开始在工厂制造并储存武器。他们持续生产，感到自己正在开启建立在工人控制基础上的新社会：“武装或者还未武装起来的数十万工人，在工厂里工作、睡觉、放哨，认为自己正生活在‘革命行动’不平凡的日子里。”[18]
　　政府陷入瘫痪。在南部，农民从战场上返回故里，开始自发地瓜分地主的土地。安科纳的士兵爆发叛乱，拒绝被送往阿尔巴尼亚作战。首相乔利蒂十分恐惧将会引发一场无法取胜的内战。他对参议院说：

　　为了防止被占领，我不得不……在冶金行业的六百家工厂……的每一家都派驻军队……这些工厂规模小的拥有一百多工人，规模大的拥有好几千工人。为了占领工厂，我不得不动用所有我能调遣的军队！那么谁来监视工厂之外的五十多万名工人？那将会是一场内战。[19]

　　相反，他认为，金属制造工会领袖会对争端釆取谋求和平的让步和妥协，社会党领袖也不会挑战工会领袖的决定。这就可以使雇主们等待时机，反戈一击。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准确的。社会党正式决定占领运动由工会领导者负责，主要工会联合会的代表举行了特别会议，继而以3：2的票数否决了继续革命的决议，决定与雇主达成和解协议。运动的核心力量、大工厂里的金属制造工人心灰意冷，生出很深的挫败感。他们一直在为革命而战斗，可是最终得到的却只是工资水平和工作环境暂时有些许改善而已。

西方革命？


　　鲁尔区红军和意大利工人发动的占领工厂运动，拆穿了西欧不存在任何革命可能性的谎言——散布谎言者声称，那不过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幻想而已。1920年的春天和夏天，数量众多的工人（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长并将其视为理所应当）开始进行反抗，并在反抗过程中，就社会应当如何运转这一问题，转向了革命的社会主义观点。1920年8月，当俄国红军逼近华沙，当每一名德国工人和意大利占领工厂运动的工人心中都回想起“卡普政变”的失败经验时，世界革命并非一场幻想。
　　然而，世界革命并未爆发；社会主义历史学家此后一直都未停止讨论：为什么俄国革命的经验并未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复制？部分原因明显跟俄国与西方的不同客观条件有关。与俄国相比，大部分西欧国家资本主义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发展，拥有更多机会演化出能够将人民融合到现行统治体制中的社会结构。与俄国不同，在大多数西欧国家，农民要么已经被授予了土地（例如，在德国南部或法国），要么作为一个阶层已被消灭（例如，在英国），因此已经不是一股具有挑战旧秩序潜力的力量。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体制也比陈年腐朽、摇摇欲坠的沙皇独裁体制更加高效，因而面对战争造成的巨大混乱和引发的挑战，也比俄国更加容易从中存活。
　　但是，这样的客观因素并不足以解释一切。就像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数百万西方产业工人的确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并在向着革命行动靠拢，即便这一切发生在俄国革命之后好几年。然而，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甚至采取革命行动，并不等同于发起一场革命。发起一场革命，需要有比改变的欲望更多的东西。它需要一群人拥有意愿和理解，将这种欲望变为现实——这种意愿和理解由克伦威尔的“新模范军”，或者罗伯斯庇尔的雅各宾派等发起的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在1920年重要的数月内，这样一群人在德国和意大利显然并不存在。
　　在1871年至20世纪初欧洲社会相对平静的时期，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也不断成熟起来。它们得到了人们的支持，因为人们在阶级分野鲜明的社会生活中感到了痛苦，但那只是一种被动的支持。社会主义运动建起了一整套体制：工会、福利社会、合作社、工人俱乐部，这些体制与现存社会体制的原则相反，但在实践中却又与之共存。通过运行这些体制，人们享受到了一种安全的生活，作为被选举出来的代表，甚至还得到了自由主义统治阶级成员在某种程度上的接纳。他们在某些方面与中世纪晚期的商人和自治市市民的地位相似，既憎恨封建领主，又有一种模仿后者行为和思想的趋势。许多封建统治者中的较低阶层容忍了这种行为，因为他们将现存的等级社会视为理所应当。因此，广大工人阶级也就不得不忍受和接纳领导人的某些行为。
　　战前工人群众的罢工运动挑战了上述思维，带来了战斗和革命的潮流，战争更进一步制造了分裂。对普遍改良主义的憎恨与对战争的憎恨重叠起来，尽管伯恩斯坦和库尔特·艾斯纳等改良主义者的确也厌恶战争。战争结束后，涌现出三种不同思潮。
　　首先是支持战争的艾伯特-沙伊德曼-诺斯克社会民主党一派，他们将支持战争视为接受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部分。其次是反对战争的革命者，他们将战争视为资本主义极为残暴的表达，认为革命是永久结束战争的唯一方法。第三派是人数众多的无组织群体，他们被称为“中间派”或“中间主义者”，以德国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为主要代表。大多数领导都接受战前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将他们的未来置于资本主义体制之内的议会派或工会派实践中。
　　战争期间，中间派号召现存政府协商以达成和平，而非掀起民众暴动以破坏战争努力。战后，他们有时也会使用左翼用语，但也总是谨慎地坚持，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只能通过“有序”的方式才能达成。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希法亭试图建立一个将苏维埃和议会这两者结合为一体的宪政方案，就是中间派思想的典型表达。他们不断提出和平妥协的计划，拖延工人起义和工人运动，令敌人得利。就像因领导巴伐利亚苏维埃而被判死刑的社会主义革命者尤金·莱文当庭所说：“社会民主党人挑起了这一切，然后逃跑并背弃了我们；独立派咬上了诱饵，加入我们之中又听凭我们毁灭，只有我们共产党人始终靠墙挺立。最后我们共产党人都成了活死人。”[20]
　　战后，中间派的组织迅速壮大。他们拥有著名的议会领袖和大型报纸，吸引了人数众多的受苦受难工人和武装工人。1918年11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人数，可能是罗莎·卢森堡的“斯巴达克斯团”成员人数的十倍。
　　意大利社会党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性质类似。该党领袖的政治手法也主要采取议会派方法，尽管他们使用革命语言，而且至少有些人的确希望社会发生一些变革。该党还包括公开的改良主义者，其中最有名的是议会派领导人屠拉蒂。意大利社会党随着斗争高潮的掀起而急剧壮大，但却缺乏那种能将工人的愤怒与好斗引导到反抗国家的革命进攻上来的领导。党内最著名的领导人塞拉蒂在占领工厂运动开始八个月后承认，“尽管人人都在谈论革命，但却没有人为之作出准备”[21]。将会在接下来六十年内成为社会党领袖人物的彼得罗·南尼也坦言：“政党只是一部巨大的竞选机器，只为〔议会〕斗争——那些理论上它们拒绝承认的斗争——而装备。”[22]都灵的活动家安吉洛·塔斯卡回忆道：“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的方法，是劝说兴奋过头的群众冷静下来……并向他们承诺革命。”[23]“意大利的政治生活成为一场漫长的会议，‘即将到来的革命’在此间被放纵的言辞所挥霍。”[24]
　　俄国革命领导人看到了“中间派”和右翼议会改良社会主义者的不足，号召在每个国家组建新的共产主义政党，隶属于全新的共产国际。但是，战争岁月的衰退和混乱，导致共产国际第一次会议直至1919年3月才召开，而到那时来自欧洲的代表都是稀稀落落，更不用说来自世界上其余地方的代表了。实际上召开于1920年7月和8月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会议，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派出代表参会的政党，展现出整个欧洲工人阶级澎湃的革命情感。在意大利、法国和挪威，主流社会主义政党正是如此。德国的独立社会民主党、西班牙的全国工人联盟（CNT）、甚至英国的独立工党，以及美国的社会党，也都派出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传达的主要信息之一（就像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规定中显示的那样）就是，只有改变各自的运转方式和领导权，这些政党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政党。他们尤其不能再继续容忍德国的考茨基、意大利的屠拉蒂和英国的麦克唐纳等党员。
　　这样的规定造成了无数严重分歧，许多中间派领导人都拒绝接受。正是在出现此次重大分歧之后，大多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以及小部分意大利社会党，投票成为“新型”共产主义政党。
　　但是，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来得太迟，根本无法影响1920年在德国和意大利发生的大规模冲突。1923年，德国面临一系列新的危机：法军占领了鲁尔区，通货膨胀达到了天文数字，整个国家左翼和右翼严重两极分化，希特勒的纳粹军队得到了初步发展，反对保守的库诺政府的大罢工成功爆发。直至那时，战前社会主义的保守议会传统依然占据某些甚至最激进的革命分子的头脑。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在图林根和萨克森两个州组成了议会制“工人政府”，想要将其作为革命起义的跳板；然而，他们很快就取消了起义计划，尽管大多数工人阶级都支持起义。[25]
　　抛弃了革命的改良社会主义者相信，一旦革命的威胁被清除，生活就会回到原本的样子：资本主义和平地扩张，民主广泛地传播。然而，意大利发生的事件却证明了，他们错得有多离谱。

痛苦的代价：法西斯主义的初次崛起


　　在1920年的占领工厂运动中，墨索里尼成为意大利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位擅长蛊惑人心的编辑，早年信奉社会主义，后以脱离政党转而支持战争而闻名。但在政治上愿意追随他的人却很少，仅限于一些在前革命时期就转化为国家沙文主义者的群体，以及一些相信意大利在奥地利和南斯拉夫沿岸的利益遭到了否认和损害的前线战斗人员团体。1919年3月，这些团体中的几十人组建了第一支“战斗法西斯”队伍，但他们在当年的选举中成绩糟糕，在意大利工人对抗资本家雇主和政府时，更是表现得走投无路，虛弱无力，无所作为。
　　占领工厂运动没能发展为一场争夺权力的革命斗争，这件事改变了墨索里尼的命运。随着失业率迅速攀升，“红色两年”内积累的物质成果很快就被耗尽，工人们变得士气低落。资本家雇主狠绝地给工人运动留下难以忘怀的教训，“自由党”首相乔利蒂急需平衡左翼的力量。墨索里尼正好利用了这一时机。大企业和乔利蒂政府（秘密地）为其提供资金——国防部长签发了通告，建议六万名沮丧的军官加人法西斯，这样可以收到军队薪俸的80%。[26]1921年3月，乔利蒂组织了“中偏右”翼选举团，令墨索里尼在议会中占据了三十五个席位。作为回报，墨索里尼的武装开始有组织地系统攻击当地左翼及工会力量，他们的攻击从波河流域开始，那里的劳工和佃农与地主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战斗。
　　每五十人或六十人一组的法西斯军事武装队伍，成卡车地开赴村庄和小镇，焚毁社会主义者的“人民之家”，冲破他们的纠察线，痛殴当地民兵，强行往他们的喉咙里灌入蓖麻油，然后喧闹着大摇大摆地离开，因为他们知道警察会留出足够的时间让他们逃走。反观社会主义者和工会组织的大多数成员，他们都在工作岗位上忙碌，广泛地分散在各个村庄，因而无法迅速应对这种袭击。法西斯分子感到绝对安全，因为他们明知，警察要到他们安全撤离后才会出现并会“将谋杀视为一种运动”[27]。
　　对法西斯分子而言，一场胜利孕育了另一场胜利。他们能够动员“地主、军官、大学生、政府官员、收租者、职业人士和商人”[28]从城镇远征到农村。法西斯小队从1920年10月的一百九十人，发展到1921年2月的一千人，同年11月更是增长到两千三百人。[29]
　　然而，他们并不是万能的。乔利蒂政府希望利用法西斯分子，但却绝不想被法西斯分子利用——政府依然有力量在体制内阻止法西斯分子。1921年7月在萨尔扎纳，当十一名士兵向五百名法西斯分子开枪时，法西斯分子立马逃之夭夭。[30]此时，工人匆匆组建了自己的准军事团体“人民攻击者组织”，准备抗击法西斯。法西斯领袖班切利后来承认，当人们进行反击时，法西斯小队并不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31]。法西斯运动内部出现了短暂的危机，墨索里尼因对局势感到“非常沮丧”而从法西斯行政首脑的职位上辞职。[32]
　　结果，工人运动领袖的态度拯救了墨索里尼。屠拉蒂的改良社会主义者和意大利劳工联合会（CGL）的工会联盟与法西斯签署了一份和平协议。然而，社会主义党派中号称更加左翼的党派领袖（最终与屠拉蒂决裂）却显得非常被动，并谴责“人民攻击者”。当时的共产党领袖波尔迪加拒绝承认法西斯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之间存在任何差别，放弃了斗争，同时也谴责“人民攻击者”。
　　在地主和大商人向政府施加足够压力令其改变态度之前，墨索里尼一直在等待。此后墨索里尼选择时机，指挥法西斯组织打破停战协议，重又向工人组织发起进攻。此时的进攻不仅发生在村庄和城镇，还蔓延到大城市的左翼组织大楼、新闻部门及工会大厅。
　　1922年，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终于试着对法西斯的进攻作出了正式回应。他们组织所有工会成立了“劳工联盟”，在拉文纳的组织大楼受到攻击后，于7月号召进行为期三天的大罢工。但在失业率极高的经济萧条时期，三天的罢工几乎无法阻止大商人继续资助墨索里尼——由于在罢工的同时并没有系统化地动员工人群众与法西斯战斗以控制街道，墨索里尼的势力依然与此前一样强劲。
　　罢工失败导致的士气低落，使得墨索里尼的势力扩张到米兰、安科纳和热那亚等城市，即使“人民攻击者”组织在帕尔马向世人展示了成功抵抗并击败法西斯的范例。[33]到了1922年10月，墨索里尼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掀翻乔利蒂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谈判桌。因此，当他们向墨索里尼提供一个政府职位时，墨索里尼宣称，如果不将政府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法西斯就将向罗马进军。这不过是吓唬人而已：因为国家要是真想阻止他，很容易就能击溃法西斯的所谓进军。但是，将军们和大商人并不想阻止墨索里尼。国王任命墨索里尼出任首相，因此他并非带领军队冲进罗马，而是从米兰搭乘火车抵达罗马。
　　自由党协助墨索里尼建立准军事化力量并在他的第一届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可见意大利资产阶级将保留特权和利润看得比民主原则重要得多。
　　并非只有资产阶级相信墨索里尼会给国家带来“秩序”和稳定。就像一部关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史书中记录的那样：

　　除了共产党和几乎所有的社会党之外，整个议会——包括民主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和意大利劳工联合会的社会主义者，都如同解脱般地欢迎墨索里尼政府，将这一时刻视为噩梦的终结。人们说道，内战终于结束了；他们希望，法西斯主义将会最终合法化。[34]

　　实际上，噩梦才刚刚开始。在墨索里尼执政期间，警察与法西斯分子彼此配合。他们协同活动，系统地解散了工人阶级组织，令自由主义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面对法西斯的暴力威胁，失去了提供保护的平衡力量。民主的陷阱一度并未开启，甚至就连左翼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员代表都可以在议会中自由发表意见，尽管这些意见并不对外公开。但是如今真正的权力全都落入了墨索里尼手中，而非宪政机构手中。
　　1924年，这一切以一种激烈的方式呈现出来。墨索里尼的亲信谋杀了改良社会主义议员领袖马泰奥蒂。法西斯失去了此前得到的大部分支持，根据“罪行发生后一周的情况来判断，政府或许很容易被推翻”[35]。但是，议会反对派却限制了反抗活动的规模，也没有分离组建属于自己的组织。它还没有做好准备，去冒通过号召群众行动起来反对政府、引发社会动荡的风险。到了1925年初，大多数代表都已驯服地屈服于法西斯，恢复了他们先前在国会中的职位。
　　墨索里尼如今知道，无论他犯下什么暴行都能侥幸逃脱，因此他试图将意大利转变成极权主义政权，让自己成为独掌大权的独裁者。墨索里尼的成功令欧洲其他地区的统治阶级艳羡不已。英国保守党人温斯顿·丘吉尔高兴地称赞他[36]，而且很快就有很多人模仿他的做法。在这些人中，就有慕尼黑反犹太民族主义者圈子中冉冉升起的新星：阿道夫·希特勒。

痛苦的代价：斯大林主义的种子


　　未能将革命传播到世界各地，令俄国陷入孤立状态，他们不仅要忍受物资封锁之苦，还要承受十六国武装入侵、内战、破坏、疾病和饥荒的恐怖前景。工业总产量跌至1916年的18%，依然留在城市的工人阶级残余只有前往农村，与农民以货易货才能勉强活下来。随着伤寒蔓延，甚至开始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布尔什维克越来越通过党的政权而非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工人阶级直接代表，来紧紧抓住权力。从危机中存活下来的人们总是反复提及，一切都要归功于依然是共产党主要组成部分的工人阶级的革命勇气和坚韧不拔。但这并不能抹杀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付出重大政治代价的实情。
　　1921年3月，彼得格勒西部的海军要塞喀琅施塔得爆发水手起义，起义者责备革命政府令人民陷入难以想象的贫困中，将社会矛盾毫不掩饰地暴露出来。1917年的喀琅施塔得要塞一直是布尔什维克力量的重要中心之一，但如今它的组成成分已经发生了变化，当时的老军人都加入了红军离开，新的补充力量来自农村。这次起义无法提出任何改善人民贫困状态的计划，因为这并不是一场因贫富差距而造成的资本主义危机，而是一场由于内战、外国入侵及封锁造成的全国范围内的穷困。并非是一个阶级富得流油，另一个阶级忍饥挨饿，而是所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忍受着饥饿和痛苦。在几个月前的内战中刚刚被打败的旧政权将军还在等待反扑的机会，其中几位甚至还与一些喀琅施塔得的反叛力量建立了友好联系。时间也没有站在革命政府一边。包围要塞的坚冰正在融化，想要夺回要塞很快就会变得非常艰难。[37]所有这些因素都让布尔什维克别无选择，只能扑灭起义——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工人反对派”更是意识到这一事实，他们正在穿越冰层前往要塞，试图镇压叛乱的水手。然而，喀琅施塔得兵变可悲地显示出，孤立隔绝与外国入侵如何侵袭了革命力量。革命政权只能通过雅各宾主义，而非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举措，才能存活下来。
　　这些方法对布尔什维克党员的确产生了一些影响。内战岁月向许多人反复灌输了与工人民主言论难以相容的独裁主义方法。列宁早已意识到这一点，他在1920年至1921年冬天的党内争论中提出，“我们是一个发生了官僚畸变的工人阶级国家”[38]。列宁将国家机器描述为“借自沙皇主义、几乎未被苏维埃世界所改变的……一个中产阶级和沙皇式的机制”[39]。这影响着许多党员的态度：“让我们看看莫斯科。这么多官僚——谁领导谁？四千七百名负责任的共产党员领导着整个官僚体系，还是正相反？”[40]
　　1921年夏天，共产国际第三次会议召开。这是第一次革命代表几乎全部云集的大会。许多人都对能够亲身站在革命的土地上而感到欣喜。然而，尽管革命语言保存下来，而且许多布尔什维克党人依然坚持理想，但就整体而言，共产党却无法对孤立主义、极权主义及依赖旧官僚体制等负面效果免疫。马克思曾于1851年写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却并非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那些条件反过来改变了人民本身。在一系列事件的压力之下，布尔什维克主义渐渐转变了发展方向，即便共产国际已透明化公开变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组织。这就是斯大林主义，虽然斯大林直至1923年或1924年才掌握实权，并要到1928年至1929年才登上绝对权力的巅峰。



[1] 詹姆斯·乔尔，《1870年以来的欧洲》，第237页。

[2] 关于这次暴动及奥地利德语地区革命的详细情况，参见弗朗西斯·卡斯坦（Francis Carsten），《中欧革命：1918-1919》（Revolution in Central Europe 1918-19,London,1972），第22-32页。

[3] 关于这次革命的细节以及德国革命其他方面的分析，参见我的著作《被遗忘的革命：1918-1923年间的德国》（The Lost Revolution,Germany 918-1923,London,1982）。

[4] 引自罗莎·莱文-迈耶尔（Rosa Leviné-Meyer），当时她在柏林的一家医院。参见她 著作《莱文》（Leviné, London, 1973），第80页。

[5]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London,1994），第68页。[《极端的年代》，郑明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6] 卡尔（E.H.Carr），《布尔什维克革命》（The Bolshevik Revolution）第三卷（Harmondsworth,1966），第135-136页。

[7] 同上书，第135页。

[8] 同上书，第134页。

[9] 埃里克·威格姆（Eric Wigham），《罢工与政府：1893-1981》（Strikes and the Government1893-1981,London,1982），第53页。

[10] 杰拉尔德dainty米克（Gerald Meaker），《1914-1923年间西班牙的革命左派》（The Revolutionary Left in Spain 1914-1923,Stanford,1974），第134页。

[11] 同上书，第141页。

[12] 同上书，第142页。

[13] 同上书，第143页。

[14] 关于这次罢工的详细情况，参见杰拉尔德dainty米克，《1914-1923年间西班牙的革命左派》，第158-161、165-168页；杰拉尔德dainty布伦南（Gerald Brennan），《西班牙迷宫》（The Spanish Labyrinth,Cambridge,1974），第70-71页。米克将这次罢工的结果视为工人的失败，布伦南认为它是“徒劳无功的”。相对照而言，佩吉斯（P.Pages）则认为它对工人产生了“有利的结果”。参见其著作Andreu Nin,Su Evolución Politica（Madrid,1975）。

[15] 伊恩·特纳（Ian Turner），《工业劳工与政治》（Industrial Labour and Politics,London,1965），第194页。

[16] 整个故事的精彩评述参见埃哈德·卢卡斯（Erhard Lucas）所著Märzrevolution 1920 (Frankfurt,1974)。关于事件的摘要，参见我的著作《被遗忘的革命》第九章。

[17] 保罗·斯普里亚诺（Paolo Spriano），《占领工厂：意大利在1920年》（The Occupation of the Factories,Italy1920,London,1975），第60页。

[18] 同上书，第21-22页。

[19] 同上书，第56页。

[20] 演讲全文参见罗莎·莱文-迈耶尔的《莱文》。

[21] 参见1921年4月写给雅克·梅斯尼尔（Jacques Mesnil）的信件，引自保罗·斯普里亚诺，《占领工厂：意大利在1920年》，第132页。

[22] 引自保罗·斯普里亚诺，《占领工厂：意大利在1920年》，第129-130页。

[23] 罗西（A.Rossi，塔斯卡的笔名），《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The Rise of Italian Fascism,London,1938），第68页。

[24] 同上书，第74页。

[25] 关于1923年实际革命形势的讨论，参见我的《被遗忘的革命》第13章。

[26] 罗西，《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第82、99页。

[27] 同上书，第126-127页。

[28] 同上书，第103页。

[29] 同上书，第126-127页。

[30] 同上书，第148页。

[31] 同上书，第145页。

[32] 同上书，第147页。

[33] 同上书，第229-231页。

[34] 贾姆皮耶罗·卡洛奇（Giampiero Carocci），《意大利法西斯主义》（Italian Fascism,Harmondsworth,1975），第27页。

[35] 同上书，第32页。

[36] 阿诺德·哈维（Arnold Harvey），《帝国的碰撞：1793-1945年间三次世界战争中的英国》（Collision of Empire:Britain in Three World Wars 1793-1945,Phoenix,1994），第511页。

[37] 关于这些事件的绝佳描述，参见保罗·阿维里齐（Paul Avrich），《喀琅施塔得在1921》（Kronstadt1921,New Jersey,1991）。

[38] 《列宁选集》第32卷（Moscow,1965），第24页。

[39] 马克斯·沙克曼（Max Schachtman），《为新的征程而奋斗》（The Struggle for the New Course,New York,1943），第150页。

[40] 列宁致革命共产党（RCPB）第11次代表大会的发言，引自《列宁全集》第33卷（Moscow,1976），第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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