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里斯·哈曼 -> 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二章 世界大战与世界革命
1914年8月4日
几乎所有参战国都以为，这场战争不会历时长久。德国王公将这场战争称为“明快的战争”。他期待可以看到一场1870年普法战争的翻版，当时法军在数周之内就被击溃。法国士兵在将他们运到前线的火车车厢上涂写着“杀往柏林”。英国人常挂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一切都将在圣诞节到来前终结”。
最初，这场世界大战得到民众的极大关注。身处柏林的罗莎·卢森堡，亲眼见证“疯狂而错乱的景象……爱国者成群结队上街游行示威……一路歌唱，在咖啡馆里高唱爱国歌曲……暴徒兴奋疯狂地回应着每个狂野谣言，随时准备好召集人手……火车上塞满了预备役军人……在热情少女的欢呼声中开拔。” [1]托洛茨基写道：“奥匈帝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尤其令人惊讶……我走在旧日熟悉的维也纳主街上，看到令人惊异的人群挤满大街……其中包括脚夫、洗衣女工、制鞋匠、学徒和郊区来的年轻人等。” [2]8月4日的伦敦，“数量巨大、热情癫狂的人群”聚集在白金汉宫门外。[3]当时仍然置身法国监狱的维克多·谢尔盖，形容当时“在火车站送别军队开拔的民众激动地高歌‘马赛曲’，歌声远扬，甚至飘到了我们所在的监狱。我们能够听到他们高喊着‘杀到柏林！杀到柏林！’”[4]在圣彼得堡，甚至几天前的罢工和封锁似乎都已被遗忘。英国大使布坎南后来也曾谈起“俄国似乎彻底改变”的“8月初那些奇妙的日子”[5]。
不过，热情的游行和高歌爱国歌曲，并不代表战争就拥有根深蒂固的民众性。历史学家大卫·布莱克本在谈及德国时写道：“参与7月末爱国游行活动的群体相对较小，大多是学生和年轻的售货员。平素工人阶级活跃的鲁尔区等地实际上非常安静……上些岁数曾经亲眼见证1870年历史的人们，能够从这两者的热情中看出差别。”[6]施略普尼科夫是一位生活在圣彼得堡的革命工人，他对比了中上阶层对战争的热切情绪，与工厂中相对内敛自持的氛围：
圣彼得堡的报纸竭力点燃民众盲目的爱国心。它们有技巧地宣传“德国人”对留在德国境内的俄国妇女和老人的暴行。但就连这种充满仇恨的氛围，也没能驱使工人作出过激的民族主义反应。
[7]
从伦敦一位年轻工人拉尔夫·福克斯的记述中我们得知，芬斯伯里公园当时每周还在举办反战集会。[8]
托洛茨基将这种心情更多地解释为人们对日常单调生活的一种反应，而非任何深刻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激情：
过着毫无希望的单调生活者大有人在，他们是现代社会的主流人群。战前动员犹如一个承诺，打破了他们的生活；熟悉的、长久以来被仇视的一切都被颠覆，全新的、非常规的势力大行其道，取而代之。更加不可思议的变化还在未来等待着他们。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坏？当然是更好——还有什么能比“正常”的状况更坏？……战争影响着每一个人，如今，那些被生活欺压的人们感到他们与有钱有势者站在了同等地位上。
[9]
不同的社会阶层从来没有彼此完全隔离过。上层社会的心绪会对其下的中间阶层产生影响，中间阶层的氛围则会对底层民众发生作用。欧洲统治阶层彼此开战的决心，以上千种方式传递给中产阶层和部分工人阶层——通过爱国讲演和刊登“敌人暴行”的报纸新闻，通过游行乐队和流行歌曲，通过小说家、诗人和哲学家的宣言。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内克描述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令他充满“最深刻的欢乐”。激进的法国小说家阿纳托尔·法朗士（带着羞愧）回忆起，他在一战初期曾“给士兵们做过一些讲演”。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形容这场战争是人类“文明对抗野蛮”的战争之一。英国诗人卢佩特·布鲁克写道，“高贵再度光临我路”；[10]英国小说家H.G.威尔斯对这场“将会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热情洋溢。学校的教师向年轻人反复宣传这种情感，敦促他们走上前线作战。任何对此表示异议的人，都会被视为“在我们的孩子背后捅上一刀”。
但是，依然有很多工人群体抵御住了这种压力。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激进团体早已习惯了媒体的谎言和对其原则的攻击。上万名工人在开战前夜云集伦敦、巴黎和柏林，听从工人运动领袖的和平召唤。但是，一旦战争爆发，工人运动领袖便开始仓促地支持战争。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英国工党和英国劳工联合会（TUC）、法国社会主义者盖德和工团主义者儒欧、俄国马克思主义老兵普列汉诺夫和俄国无政府主义老兵克鲁泡特金，都自愿支持本国政府对抗他国。而那些对战争心存疑虑之人，例如德国的考茨基和哈瑟、英国的凯尔·哈迪，为了保存“党派团结”而保持沉默，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被控背叛“国家”。哈迪写道：“陷入战争的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在前线为国作战的年轻人，绝不能由于国内的任何不和谐而灰心丧气。” [11]
按照资本主义民主原则统治的数十年历程，终于发挥了作用。在资本主义国家既定框架内追求改革，使人们在军事冲突期间对国家依然认可。参战国中只有塞尔维亚社会主义者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坚定地表达了对战争的仇视。当意大利与英、法、俄最终结成联盟后，意大利社会主义者也表示反对战争。但是，他们反对的主要原因是与意大利统治阶层就应当支持哪一派的意见向左——意大利社会党日报的左翼编辑墨索里尼自此脱党，开展恶意支持战争的煽动活动。
相信很快就能取胜的信念，很快就被证明是一个幻想。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个月中，德军的确设法穿越了比利时和法国北部，距离巴黎只剩不到九十公里，俄军则深入推进到德国东部的普鲁士。但是，双方后来又都被迫后撤。在马恩河战役遭遇英法联军后，德军后撤四十八公里，形成防御性战壕。在坦宁堡战役中，俄军伤亡惨重，被逐出德国领土。快速“运动战”变成长久消耗战，在试图冲破对方稳固的防线时，交战双方都承受了巨大损失。希望在四个月内结束作战的期待，演变为长达四年多的鏖战，战场从东部阵线和西部阵线扩展到土耳其、美索不达米亚、意大利-奥地利边境和希腊北部。
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依然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场战争，死亡人数达到一千万人：德军一百八十万，俄军一百七十万，法军一百四十万，奥匈帝国军队一百三十万，英军七十四万，意军六十一万五千。在适龄参战的法国成年男性中，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人马革裹尸，德国的这一比例为8：1。在历时五个月的凡尔登战役中，交战双方发射了两千三百多万枚炮弹——二百万士兵参战，其中一半人命丧黄泉。然而，即使经历了如此残酷的战役，却没有一方取得实质性进展。在1916年历时四个月的索姆河战役中，死亡士兵达到一百万人，仅在交战第一天，英军就损失了两万名士兵。
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也从整体上造成了极端的社会混乱。到了1915年和1916年，所有参战国都意识到，它们卷人了一场整体战。战争最后的结果取决于引导所有国家资源送往前线战场的能力，通常无法顾及会对日常生活水平造成何种影响。工业消费品的生产不得不转向军火生产。除了战争原因，也由于航运封锁，现在不得不为之前从敌国进口的食品和原材料寻找替代品。工人不得不从一个行业转移到另一个行业，同时也必须找到新的劳动力，去补充那些因去前线作战而空缺出来的劳动岗位。农业工人也被迫应征入伍，即便这样造成了极为严重的食品短缺危机——德国1917年的冬天史称“芜菁之冬”，因为人们能吃到的只有这种萝卜了。德国工人每天的食物供给比长期生存所需的标准低了三分之一，七十五万人死于营养不良。[12]各国政府只能通过印发钞票来维持庞大的军事开销。食物和基本生活物品的短缺，导致物价飞涨，人民怨声载道。
对将军们和政治家们而言，有一点再清楚不过，那就是，战争的胜利有赖于国家掌控大部分经济命脉，在当前形势下不得不将“自由市场”经济正统观念抛在一边。一种急剧增强的国家垄断工业趋势，在战前的某些国家已经显现出来。1917年，一份英国战争部报告显示，国家控制的范围“不仅包含直接影响战争进程的国家活动，还延展到了每个工业领域”[1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国家购买了90%的进口产品，占据国内食品消耗品市场的80%，掌控着大多数商品的物价。[14]在德国，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等将军通过大垄断托拉斯的老板们，对战争后期的国家经济行使着实质上的独裁权。[15]
不论是将军们还是工业家们都能够看出，获取领土将会增加可支配的经济资源。他们对战争目标从整体上进行重新定义，不仅要掌握和防卫亚非殖民地，还要在欧洲攫取地盘，尤其是占领那些工业或半工业化地区。对德国而言，这意味着吞并铁矿丰富的法国洛林地区，控制比利时、中欧和罗马尼亚，在土耳其沿着柏林-巴格达铁路周边的中东地区建构德国的势力范围。[16]对法国而言，这意味着重新收回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对德国的莱茵兰地区施加某种控制。对俄国而言，这意味着吞并伊斯坦布尔（在与英国的秘密协议中如此承诺）。当个体资本家依然寻求通过经济上的竞争来扩张资本时，有些资本家群体已经与国家绑在一起，寻求通过军事竞争和战争来扩张资本。帝国主义不再仅限于殖民地，虽然殖民地依然非常重要。在如今的整体性体制中，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不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而谋求生存空间一一这种体制的逻辑只能是全面的军国主义化和总体战，而无视由此造成的社会混乱。
社会混乱给工人阶级、传统资产阶级和农民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生活水准突然间就发生了毁灭性的下降。1917年的德国，军工生产行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下跌超过五分之一，民用工业工人的工资则下跌了接近一半。[17]过去曾经采用的保护工资和生活水平的方法都失效了，因为工会领袖支持战争、反对所有罢工，对任何打破“休战状态”的行为都处以严厉责罚。在英国，罢工领导人在《保卫王国法》的规定下面临监禁的惩处；在德国，煽动民众情绪者被充军到前线作战。
在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方面，战争也给其造成了巨大的混乱。一半工人阶级被强行从原有工作中拉扯出来，编队送上战场，他们的工作则由成群结队的妇女取代完成。在雇用人数超过十名工人的德国工厂，女工人数增加了一半，超过二百万人。[18]仅在军火厂工作的英国女工人数就飙升到了八十万人。[19]资本主义的战争动力，打破了此前资本主义极力塑造的传统家庭。从长期而言，这种情况将会令此前在纺织女工等群体中普遍流传的典型态度得到进一步传播，蔓延到更加广泛的工人阶级妇女层面，令她们日益感到自己与男性的平等。但是，此时给妇女造成的即时效果则是令她们承受加倍的重担。她们不得不在工厂长时间劳作之后，回到家还要接着照料孩子们。
在守护传统工作和生活方式时遭遇困难、困惑和迷失，感到无能为力——这就是工人阶级在战争初年的状况。随着生活水平下降，工作时间延长，工厂里的生产条件变得越来越危险，但罢工次数却是陡然下跌。到了1915年和1916年，绝望情绪孕育了反抗行动。受苦受难的工人阶级社区几乎同时爆发了示威反抗活动主要来自这些社区的工人阶级妇女。1915年格拉斯哥爆发的反对高房租的大规模罢工，1916年和1917年冬天许多德国城镇爆发的反对食物短缺的示威游行活动，都是这一历史阶段典型的反抗运动。在遭受参军压力最小的男性工人群体中，也爆发了越来越多的罢工事件——罢工的主体是熟练冶金工人，在国家的备战中，他们被视为最重要的角色。这一群体的工会活动网络格拉斯哥、谢菲尔德、柏林、布达佩斯和维也纳等城市中的工厂工人代表——依然完整未受破坏。随着困难加剧，两种形式的反抗开始彼此联系，对战争提出质疑。罢工领袖通常是反战的社会主义者，但就连许多参与罢工的人员，依然感到他们必须站在“自己国家这一边”。
在此期间，踏上前沿阵地的数百万人，正经历着人生中从未想见的噩梦。他们很快就发现，战争既不是前往柏林或巴黎的短途旅行，也不是什么令人兴奋的伟大冒险。战争是泥泞，是厌倦，是难以下咽的食物，是驱之不散的死亡的恐惧和威胁。对被征召加入“可怜血腥的步兵”的工人阶级或农民而言，战争还包含着这样的认知：将军与军官的生活与他们迥然不同，可以享受美食美酒、舒适的职位和伺候他们的小兵。但是，这些认知并没有自动自觉地引发叛乱。许多入伍者都是来自对社会上层的命令并无反抗传统的家庭。服从尊者的习惯从小就深深植入他们的头脑，令他们冥顽不灵地接受命运，对待这种不公就如同另一项他们不得不去做的令人厌烦和痛恨的工作一样——自从任何反抗行为都会在军事“正义”面前受到审判以来，情况更是如此。等待重返前线的人们“脸上带着奇怪的神情”，英国军官兼战争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写道，“不是绝望也不是恐惧，却要比恐惧更加糟糕，因为那是一种被蒙上双眼的神情，没有表情，如同一只死兔子的脸。”[20]
然而，反叛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将军们恐惧地回忆起1914年的圣诞节，英国和德国士兵爬出战壕，亲善地彼此庆祝；而到了1916年的圣诞节，英国军官却接到命令：凡是看到从战壕中露头、想要与英军庆祝节日的德国士兵，就必须立即开枪射杀。[21]但就连这样的预防措施，也不能阻止大型兵变突然爆发。1917年4月，法国在西线的军队爆发了首次大型兵变。六十八个师，其中一半是法国军队，在一场损失了二十五万人的进攻过后，拒绝返回前线。在有些部队举起红旗、唱起革命歌曲“国际歌”之后，军队经过一番妥协和镇压相结合的雷霆手段——判处五百名主事士兵死刑，四十九名被实际绞杀——重建了军纪。西部阵线其他地区的军队哗变规模，都没有法军此次兵变的规模大。但是，1917年依然发生了五万意大利士兵参加的兵变，而在布洛涅附近埃塔普勒的英军大本营，则发生了十万士兵长达五天的血腥叛乱。英军部队的将军先是对叛军作出妥协，继而处决了兵变领袖，压下了整件事不为人知。[22]
军队的哗变只是整个欧洲越来越高涨的困惑和不满情绪的部分体现。这种不满绝不仅限于工人阶级。很多在军队里担任初级军官的中产阶级也感到十分不满。英国这一阶段的战争诗歌，充分体现了这种情绪，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巴比塞的《火线》，以及希腊作家斯特拉蒂斯·米利威利斯的《坟墓里的生活》等战后幻灭的文学作品，都反映出这种情绪。这种情绪使人民日益认同左翼革命的思想，德国剧作家恩斯特·托勒尔就是这样。但是，这种情绪同样也能导致民族主义的右翼势力抬头，将战争时期希望的破灭归咎于腐败、背叛，以及“外来”力量的影响。
最后，无数原本生活在隔绝村庄中的法国、意大利、奥匈帝国和俄国农民，由于战争而被征募入伍，投入到动荡恐怖的机械化战争中。这是一个现代化大众通讯还没有遍及大多数欧洲乡间地区的时代，应征入伍的农民一下子就被他们从未想象过和体验过的经历和思想震住。许多人都是人生头一回被迫接受某种国家/民族身份标签，他们发现自己身处多民族军队中，讲着自己的方言。当他们试图弄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事时，就会被互相矛盾的方向拉扯着——包括受到实施传统布道仪式的牧师的影响，发现中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与自己的方言非常类似，或者是聆听同一个战壕并肩作战的工人向他们灌输的社会主义观念，以及对富人亘古不变的仇恨。
在欧洲各国彼此撕扯血肉的时候，这就是战壕和兵营中人数众多、满心迷惑、受苦受难的士兵们的状况。
1917年2月
1917年1月，被驱逐的列宁在苏黎世一次德国年轻工人集会上的发言中表示：“我们老一代或许没有机会看到即将到来的革命的决定性战役了。”列宁是在提出“革命无论如何都不可避免”的观点后说的这句话。“欧洲孕育着革命，”列宁说道，“欧洲接下来的岁月，正是由于这场掠夺性的战争，将会走向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起义。” [23]
六个月后，在沙俄首都彼得格勒[24]爆发了第一场人民起义。在2月23日[25]上午权力似乎还不受挑战的沙皇，3月2日便被废黜。到了11月，以列宁为首的革命政府控制了整个国家。
没有人预见到2月23日的这场革命。社会主义者庆祝这一天为国际劳动妇女节——在德国社会主义妇女领袖蔡特金的呼吁下于1910年创立的节日。彼得格勒的地下社会主义者团体，用散发宣传单、演讲和集会来纪念这个节日，但却根本没有号召罢工的想法，他们觉得此时发起军事行动的时机依然不够成熟。[26]但是，纺织女工、对面包短缺现象极为愤恨不满，加之许多妇女的丈夫人在军中，更加重了家庭的负担，因此她们还是发起了罢工，游行穿越工厂区。诺贝尔机械厂的一名工人后来回忆道：
我们能够听到妇女们的喊声：“打倒高物价！”“打倒饥饿！”“给工人面包！”……燃烧着战斗火焰的广大女工将小巷挤得水泄不通。那些看到我们的妇女开始向我们挥舞手臂，大声喊道：“快出来！”“停止工作！”雪球不断地打在玻璃窗上。于是我们决定加入革命的行列。
[27]
第二天，半个城市的人口、多达四十万工人都加入了这场运动，游行队伍从工厂一直走到市中心，游行的标语也从“面包！”改为“打倒专制独裁！”“打倒战争！”武装警察攻击了游行人群，政府试图调动城市兵营中驻扎的数千名原本要上前线的士兵来镇压这场运动。但在罢工和示威游行的第四天，军营中爆发了大规模的哗变。众多工人和士兵联合起来，携枪挥舞着红旗，席卷了城市的街道，逮捕了警察和政府官员。当局用火车运载军团试图进入彼得格勒恢复秩序，结果在进城时，军团调转枪口，加入了革命队伍。沙皇绝望地试图返回都城，但却受到铁路工人的阻挠。类似的运动横扫莫斯科和其他俄国城市。沙皇的将军最后只能告知他，除非退位，否则没有丝毫机会继续维持这个国家。
沙皇退位后的权力真空由谁来填补？此时出现了两个实施政府功能的平行机构，分别安置在彼得格勒塔夫利宫的两侧翼楼。一方是沙皇政权体制内早已存在的官方反对意见机构：旧日国家杜马的资产阶级政客，他们由建立在阶级分野基础上的选举体制选出，导致杜马绝大部分席位都被拥有财产的富裕阶层占据。另一方则是工人代表，通过工人委员会或1905年开创的苏维埃团结起来。关键问题在于彼此竞争的双方，哪一方能将权力握到手中。2月，杜马在苏维埃的默许下组建了临时政府；10月，苏维埃组建了自己的政府。
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杜马中的核心人物就与沙皇勾结，组织战争工业生产并从中得利，但是他们十分愤恨围绕在沙皇及其刚刚被刺杀的宠臣拉斯普廷周围的腐败皇廷派系独掌大权。他们希望能在沙皇体制内部进行小范围改革，当然不想推翻这个制度。正如他们的领导人物米哈伊尔·罗江科日后所说：
中间派别不仅不想要一场革命，而且害怕革命。尤其是“人民自由党”的“卡德特斯”党人，作为中间派别中的左翼，他们比中间派别中的其他党派与革命党有着更多联系，因而也比其他党派对即将到来的大灾难更加忧虑。
[28]
在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革命中，大部分拥有财产的富裕阶层都反对革命，但却通常扮演了开启革命运动的角色。在1917年的俄国，富裕阶层害怕产业工人，从最初就没有扮演这一角色。正如革命的孟什维克历史学家苏汉诺夫所写：“我们的资产阶级与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同，不仅在革命发生之时背叛了人民，甚至在革命发生之前就已背叛了人民。” [29]
直至沙皇退位之前的最后一刻，罗江科和米柳科夫等杜马领导人依然在协商改革皇权的措施。不过，他们还是任命了取代沙皇的政府：一个由利沃夫大公领导、由大地主和大工业家控制的政府。政府人员中只有一个人拥有革命资历，那就是为政治犯辩护而闻名的律师克伦斯基。
苏维埃工人代表开始集会，因为不同派别的工人运动需要统一协调。一旦叛乱军团派遣代表参加工人大会，它就会成为整个革命运动的焦点。选举出的行政委员必须实施运转城市的责任：为兵变士兵提供食物补给；监管被逮捕的旧警察和官员；安排每家工厂派遣十分之一的工人组成军事力量以维护革命秩序；在各家报纸因罢工而停摆期间发行一份新报纸，令人民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成群结队的工人和士兵都转向苏维埃寻求指示——在俄国各地兴起的地方苏维埃，也始终附属于彼得格勒苏维埃，接受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领导。实际上，彼得格勒苏维埃成了革命政府。但这是一个拒绝接受正式权力的政府，他们在等待杜马领导人组建政府。
苏维埃工人代表或多或少都受到社会主义地下党的影响。战争时期的打击和镇压已经摧毁了社会主义党派的组织结构，但是，它们的思想影响力依然存在，它们被囚禁、被放逐或被迫转向地下活动的领导人的地位和威望仍在。然而，这些政党并没有在革命初期就利用其影响力反对苏维埃接受杜马领导人选举出来的政府。马克思主义政党布尔什维克党人和孟什维克党人对这一策略反复提出异议。1905年，孟什维克党人采取等待资产阶级主动推动革命的策略；布尔什维克党人则坚称，工人必须推动资产阶级革命向前发展。战争期间，许多孟什维克党人认为，应当保卫俄国免受德国和奥地利的入侵，而布尔什维克和“国际主义者”孟什维克，则反对任何支持战争的举措。不过，他们对即将到来的革命的特质倒是达成了一致意见：这将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这使得布尔什维克的第一批领导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抵达了彼得格勒，接受杜马选举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这一举动意味着，他们无法再发出立即结束战争的号召，因为这不再是一场代表沙皇利益的战争，而是一场“革命保卫战”。在所有著名的革命党人中，只有托洛茨基对这场革命的性质有不同看法，他坚持认为这将会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但是他于2月被放逐到美国，并没有自己的政党，而是属于位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一个松散的社会主义者联盟。
苏维埃工人代表对新政府的结构组成并不满意。他们既不信任利沃夫大公，也不信任围绕在大公身边的大地主和大工业家。但是，他们没有信心对拥有丰富经验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素养的政治领袖说“你们错了”。
争取士兵代表对政府的支持要比争取工人代表的支持更加容易。大多数士兵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政治行动。他们从小到大都受到遵从“地位更高者”命令的思想熏陶，虽然苦难的生活经历令他们转而反抗沙皇及其政府高官的统治，但他们依然习惯听令于似乎与他们站在同一阵营的上层领导的命令——例如，许多军团的低级军官及临时政府，这些人很快就学会了使用革命语言，尽管他们仅仅是在几天前才开始接触革命。
临时政府的失败
临时政府以各种形式仅仅存在了八个月便被第二场革命推翻。它的失败被其支持者归咎于列宁施展的阴谋诡计。他们声称，如果当时能够得到机会，俄国将会顺其自然地轻松发展成为某种形式的议会民主制工业国。在苏联解体之后的十年间，这种论调一度得到不少民众的支持。然而，这一观点与1917年俄国社会的实际发展并不相符。
沙皇退位后，临时政府背后的资产阶级力量将国家向一个方向推进，参与革命的人民则将国家推向相反的方向。随着每个星期时间的流逝，两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
俄国资本家决心继续坚持原有政策，那些政策此前已经激怒了彼得格勒工人举起起义大旗，刺激了士兵们支持起义。当时德国是世界上第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半中世纪化的俄国远远落后于同时期其他国家，就这沙皇还要与德国开战。结果注定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混乱、前线可怕的人员损失、城市食物供给链的断裂，以及城市劳动力的极度匮乏。然而，新政府与旧沙俄政府一样，决意将战争进行到底，因为俄国的资本家与沙俄时期一样，都急切地想要扩张帝国势力，跨越黑海抵达伊斯坦布尔和地中海地区。他们的大工业实行与国家联合的垄断经营，他们的国内市场受到落后的农业和贫穷的农民的限制。还有什么办法能比通过扩张国界来扩张市场更好？这一逻辑导致帝国主义战争，无论这场战争将会带来多么重大的社会混乱。临时政府也接受了这一逻辑，尽管政府经过结构调整，将“温和中立”的社会主义党派人士吸收进内阁，任命克伦斯基担任总理。“甚至许多临时政府的左翼成员也秘密赞同……拓展新帝国的目标”，将达达尼尔海峡和东欧的许多“卫星国”都包括在内。[30]
与军事政策上的连贯性相一致的，还有新政府针对帝国内非俄语民族制定的政策，非俄语民族占据超过俄国总人口一半的比例。波兰、芬兰、高加索部分地区的人民，都拥有反叛的传统，还有乌克兰地区的人民，不过那里反叛的程度比前者都要略轻。沙皇在这些地区曾经采用暴力镇压手段推广沙俄化，试图扑灭所有的地方自治运动。新政府害怕失去这些地区的市场和原材料供给，因此对这些地区也延续了同样的暴力手段。
沙皇将国家的半数土地都赐予大地主，旧政权全力阻止任何试图分割大地产的努力。新政府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利益与旧政权时期一样顽固。大臣们或许会对最终的改革方案争论不休，但他们却一致认为，在此期间，农民必须等待。
他们的政策导致民众不满与日俱增，根本无需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并没有任何人下达二月起义的命令。同样，也没有人下令农民在整个夏天去进攻大地主的房屋，瓜分大地主的田产。没有人命令芬兰人、乌克兰人、高加索地区人民或波罗的海地区人民提出民族独立的呼声。没有人命令数以百万计身披军装的农民逃离前线。亲眼目击了起义如何推翻五百年古老沙皇独裁政权的人民，无需任何人告诉他们，他们应当努力改善自身悲苦的生活，尤其是在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拥有枪支、而且曾经受训如何使用它们的情况下。
临时政府自身将这把怒火煽得更加炽烈。6月，当局展现野心，试图进攻奥地利西里西亚地区，导致军队中的不满情绪陡然飙升，尤其是当克伦斯基试图强行实施沙皇时期的军纪、包括绞刑在内时。暴乱进一步加重了经济上的混乱。1914-1917年间，物价几乎翻了四倍。到了10月，物价又涨了一倍。城市的食物供给越来越少，饥荒四下蔓延。正如右翼历史学家诺曼·斯通所说：
俄国最终选择了布尔什维克，并非由于人民从革命伊始就是布尔什维克党人，或者由于苏维埃或布尔什维克党领柚施展了什么阴谋诡计。俄国最终选择布尔什维克的原因在于，旧秩序的坍塌多少是按照列宁（且只有列宁）预测过的那样进行。截止秋天，城镇遍布饥荒，恶疾横行；恶性通货膨胀令工资的增长毫无用处，实际上令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无论何种行业，都遭到重创；战争所需产品的生产也大幅回落，以至于军队就是想战斗都无法继续作战。矿山、铁路和工厂都停止了运转……经济混乱将俄国推向了布尔什维克主义。
如果当时能有任何其他选择，俄国可能都不会走向布尔什维克；但是，当时的状况显然 是资本主义已经陷落。
[31]
政党与革命
然而，“十月革命”并非仅是无人性暴力发展导致的结果。革命有赖于由工人、农民和士兵组成的广大人民回应这些暴力时采取的特定方式。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这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没有他们，工人只能继续举行罢工、示威和夺取工厂；农民只能继续攻击地主的田庄；士兵只能继续发动兵变；非俄裔少数民族也只能继续掀起暴动。但是，这些动作都无法自动汇入统一的运动，实现有意识的社会转型。
相反，如果没有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引导，当时的社会现状很容易令失业工人、绝望的士兵和困惑的农民，陷入某种旧秩序残余力量煽动起来的反犹太人和俄国沙文主义民族极端情绪的陷阱。在那种情况下，科尔尼洛夫将军等人当然就容易获得成功的机会，他曾于8月试图进军彼得格勒，实行军事独裁统治。在1917年的俄国，资本主义民主没有存活的机会，但这却并不能排除饥饿绝望的人民接受一个右翼独裁统治重建希望的可能性。就像托洛茨基观察到的那样，1922年诞生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本来极有可能换个名字，诞生于1917年末或1918年的俄国。
形势并未如此发展的原因在于，就在革命爆发前的十五年间，社会主义革命党赢得了重要的俄国工人少数派的效忠。彼得格勒和其他几座城市的大型工厂发展迅猛，尽管整个俄国的经济依然落后。1914年，二十五万彼得格勒产业工人中，有一半在雇工超过五百名的大型工厂中工作，这一比例比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要高。[32]从1890年代开始，他们就为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列宁与同时代的大多数社会主义领袖都不同（革命爆发时列宁47岁），他坚持认为，运动宣传的目标不应是赢得左翼知识分子或工会组织的被动支持，而是在工人阶级内部建立起致力于推翻沙皇统治的活跃分子的联络网。这一目标令列宁与马尔托夫、丹、阿克谢罗德等之前的同志决裂，尽管他们在即将发生的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方面显然意见一致。布尔什维克党在两大马克思主义政党中被视为更加“强硬”的一派，该派坚持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工会官员的角度来描画革命党，坚持苦心澄清理论问题。到了1914年夏天，布尔什维克党成为彼得格勒工人中的最大政党，拥有合法报纸《真理报》，在国家杜马中赢得了大多数工人代表的选票。[33]战争令政党之间的差异更加明显。布尔什维克党站出来明确反对战争（虽然党内有许多人都不支持列宁的“革命失败主义”极端观点），他们的杜马代表被丢进了监狱。许多孟什维克党人则都支持战争，虽然小部分与马尔托夫相关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也反对战争，但他们依然与孟什维克党内大多数人保持紧密联系。[34]
1917年最初几个月，在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中间，还有第三个党派比布尔什维克党和孟什维克党拥有更大的影响力，那就是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并非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而是来自俄国的“民粹主义”运动传统，一方面强调满足农民的需求，另一方面提倡通过可以效仿的、小规模的英勇武装行动（例如，刺杀人民痛恨的警察局局长等）激起革命热情。社会革命党最著名的领袖来自中产阶级，1917年该党支持战争和临时政府，但却无法实施自己的土地改革计划。到了秋天，在对当局的不满日益增强的背景下，一群知名度没有那么高的领导人，引领“左翼社会革命党人”脱离党派，自立门户。
2月，在彼得格勒的苏维埃中，社会革命党的力量要比布尔什维克党大得多。布尔什维克党人在沙皇体制下遭受了不成比例的严酷镇压，许多工人和士兵都没有看出旧日党派在新形势下的差别。但是，许多布尔什维克工人在二月起义中起到了重大作用，布尔什维克党在工厂和工人阶级地区拥有坚定的核心成员——3月初，在巨大的普提洛夫工厂拥有一百名成员，在维堡工业区拥有五百名成员，在整个城市共拥有两千名核心成员。随着革命的发展，布尔什维克党迅速壮大起来，到了4月底，全市已经拥有一万六千名党员。[35]几乎每三十名工人中就有一位布尔什维克党员，布尔什维克党的宣传能够达到彼得格勒大多数工厂的大多数部门。到了5月底，在彼得格勒本地政府的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党得到了20%的选票（孟什维克党只得到3.4%的选票，但社会革命党则得到50%的选票）。[36]
2月和3月间，布尔什维克党支持临时政府的立场，令党员十分困惑。直到列宁于4月结束流亡生活回到彼得格勒，形势才逐渐明朗起来。列宁看出，俄国资本主义不能解决当下国家遇到的任何问题，它采取的政策势必会令工人、农民和士兵们的生活，陷入更加惨痛的水深火热之中。列宁因势利导发展出了一个与托洛茨基非常类似的观点，这也是一个此前被“正统”布尔什维克党人抛弃的观点。列宁指出，工人阶级通过苏维埃，在推翻沙皇统治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创造了一种比现存任何资产阶级统治体制都更加民主的决策方式。工人阶级存在实施直接建立在本阶级及穷苦农民利益基础上的政策的可能性。但有一个前提条件是，苏维埃必须掌握全权，以工人武装取代旧军队和旧警察，将银行收归国有，向穷苦农民分发土地。
布尔什维克党并不想实施独裁统治，列宁的观点最初遭到城中许多老党员的猛烈攻击。但维堡等工业区的党员却立即表示拥护列宁的观点。列宁将工业区党员已经隐约感到的事实清晰地表达了出来。对充满战斗精神的俄国工人而言，列宁观点的影响就像潘恩的《常识》于1776年初对美洲殖民地人民的影响，或者像马拉的《人民之友报》于1792-1793年间对巴黎无套裤汉的影响——它提供了一个世界观，在当前形势与所有旧日信仰相矛盾时，为人民提供了一条理解的途径。列宁帮助俄国人民从现实社会的愤怒的被害者，转向主动创造历史的活跃的主人。
列宁只用了几周时间就赢得了党内大多数人的支持。但是，赢得工人群众的大多数支持则耗费了颇多时间，更不用说赢得士兵和农民的支持。列宁从一开始就告诉党员，他们必须向工农兵“耐心解释”推翻临时政府、结束战争的必要性。而作为少数派的布尔什维克党，如果无法争取到大多数工人的拥护，就无法达成这些目标。临时政府的所作所为，以及工人、农民和士兵自发的反抗斗争，将会确保这些“解释”切实有效。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格勒本地政府及议会选举中的选票，从5月的20%上升到8月的33%，到了11月更是上升为45%。在莫斯科，6月的选票为11.5%，到了9月末就达到了51%。在6月初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党获得了13%的代表席位。在10月25日举行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上，他们获得了53%的选票——另外21%的选票归于与他们结盟的左翼社会革命党。[37]
劝说选民选谁不选谁，布尔什维克党做的远比这个多。他们积极参与每场工人运动——保证工资随着通货膨胀一同增长的运动、抗争工作环境恶化的运动、阻止经理关闭工厂从而造成经济恐慌混乱的斗争等。[38]他们鼓励士兵挑战长官的权力，鼓励农民瓜分地主的土地。布尔什维克党人开始向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证明，被剥削者既有权力也有能力通过苏维埃按照自己的利益来运转社会。
每场伟大的革命都会经历高低起伏，都会经历看不到前景的困难时期从而走弯路。1917年的俄国也不例外。7月，临时政府及其将军们的行为令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愤怒终于爆发，临时政府顺其自然地被推翻。但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包括刚刚入党的托洛茨基）正确地估计到，此时夺取彼得格勒的权力还无法得到其他地区的支持，反动势力将会以此为借口，孤立继而摧毁彼得格勒的革命运动。因此，在展现了绝对团结的同时，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运动的规模。但这一策略并未立即显示出其正面效果。布尔什维克对工人运动的控制，导致革命工人和士兵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士气消沉，而且令临时政府逮捕了许多领导人物，迫使列宁等其他领导人四处躲藏。在严厉打击工人运动、打击反对力量的同时，临时政府向试图摧毁所有革命迹象的力量敞开了大门，科尔尼洛夫将军还企图向彼得格勒进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布尔什维克征服苏维埃体制中权力的最后步骤是组织彼得格勒的革命力量保卫城市，反抗酝酿中的兵变和临时政府支持者的反扑——但却是以一种彻底破坏对临时政府最后一丝期盼的方式来进行。
即便如此，10月25日苏维埃政权的确立也并非一个早已注定的结果。很明显的一点是，当天举行的全国苏维埃大会上的大多数人都支持接收权力。但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遭到了反对，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争吵起来。相比之下，列宁和托洛茨基确信，再拖延下去就是死路一条。人们如今对作出改变充满信心，他们已经克服了数千年阶级统治导致的服从和尊敬上位者的习惯。如果再拖延下去，就意味着公开显露出党派并无人民的这般信心，拖沓的举动还会摧毁人民已经燃起的斗志。经济危机日益加重，时刻迫近的威胁慢慢将希望化为绝望，人民的士气逐渐低落。如果任其发展，农民、士兵和一些工人，或许就会被穷兵黩武的冒险家吸引过去。
1917年10月
与彼得格勒的“二月革命”相比，同一座城市爆发的“十月革命”就显得要和平得多，射杀和混乱也要少得多。一些右翼历史学家因此将这场革命描述为一场“政变”，一场由布尔什维克领导民众掀起的少数派行动。实际上，正因它不是一场政变，才会显得有序而平和。它并不是仅由几位上层人物展开的行动，而是通过表达人民群众最深刻的热望而展开的革命。广大工人和士兵听从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因为委员会是苏维埃的一部分，苏维埃由人民选举，因此人民也拥有撤换委员会成员的权力。这给予了革命委员会临时政府不曾拥有的权力，导致城中只剩小众部队还在听从当局指挥，克伦斯基及其政府官员别无选择，只能逃走。“临时政府不复存在”，托洛茨基于10月25日向苏维埃汇报道：
我们被告知，起义将会引发集体屠杀，将会令革命深陷血腥洪流。但是截至目前，一切都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进展着。据我们所知，还没有发生人员伤亡。我们还没有听说过，历史上有任何一次革命运动会像当前这样，在如此广泛的人民群众参与的情况下，却如此兵不血刃。
[39]
很快，列宁就结束了三个月的隐匿，公开现身发表声明：
如今开启了俄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我们现在的常规任务之一就是立刻结束战争。但是，为了结束战争……我们必须先克服本国的资本主义。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我们将会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协助——在意大利、德国和英国已经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运动……我们拥有人民组织的力量，将会打败一切取得胜利，将会带领无产阶级进行世界革命。在俄国，我们必须立刻行动起来，建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40]
此时发生的事件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1792-1793年间，在巴黎工人阶级群众的推动下，中产阶级中最激进的派别掌握了权力，然而他们掌权后却转而打击无产阶级群众，其后被利己的保守主义者推翻。1848年，1792年革命者的后代努力使几位自己的代表进入了二月政府内阁，但却于6月在大街上被血腥屠杀。1871年，他们直接夺取了权力——但却只在一座城市实现了这一目标，而且只维持了短短两个月。如今，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大会夺取了总人口达到一亿六千万、广袤领土从太平洋沿岸一直蔓延到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的领导权。世界社会主义真正提上了日程。
被围困的革命
革命领导人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只要革命依然局限在旧日俄罗斯帝国的土地上，他们就会面临巨大的问题。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原因在于，圣彼得堡和其他几座城市的工人阶级都集中在一些世界上最大的工厂中，这些工厂正好处于行政和通讯的中心。然而，他们只占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广大农民群众支持革命，并非由于他们是社会主义者，而是由于对他们而言，这场革命与经典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同样的战利品：分地。战争造成的经济危机，令工业遭受严重打击，在城市中制造了饥荒。人民每天的面包配给降到了三百克，每天的平均能量摄入只有一千五百卡路里。[41]如何重新组织工业生产，以生产出能够劝服农民为城市提供食物的产品，是摆在监管每间工厂经理的工人委员会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除非得到其他工业化水平更加先进国家革命的支持，否则这一任务几乎无法完成。
正是相信战争将会在其他国家激起这样的革命，使得列宁放弃了原有的观点，此前他认为，俄国发生的革命只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甚至在1906年列宁还曾谴责道：
为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争夺权力……是荒唐且几近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松散组织，导致工人阶级不可能得到立刻且完全的解放……任何试图以政治民主以外的其他途径尝试达到社会主义者，都会不可避免地得出荒谬且反动的结论。
[42]
列宁的思想之所以发生了转变，是由于推动整个俄国陷入暴动的战争，在欧洲其他国家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但是，正如列宁1918年1月坚称的那样，“如果没有德国革命，我们就将毁灭。” [43]国际革命的信仰并非幻想。战争已经在各国掀起了与俄国革命类似的起义和暴动，或许相比而言规模略小——1917年英法联军发生兵变；德国海军也发生暴动；二十万德国钢铁工人举行罢工，反对缩减面包配给；1917年8月，意大利都灵的工人与军队之间爆发了长达五天的对峙作战[44]；英国机械工人和矿工爆发了非法罢工；1916年复活节期间，都柏林掀起了共和起义。
反战呼声遍布欧洲。支持战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驱逐了绝大部分表达和平意愿的议会党员——迫使这些被驱逐者组成了自己的党派：“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英国，未来的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担任寻求和平的利兹工人代表大会主席职务。
但是，革命并没有遵循同步的时间表发生。危机为社会体制带来的整体压力，在不同地方引发了相似的回响。然而，各地革命情绪爆发的形式，以及爆发的时间，则有赖于当地的环境和传统。俄国落后的农业经济及其陈旧的国家结构，令这个老大帝国先于西欧和中欧各国于1917年崩塌。经过1649年至1848年的一连串革命之后，其他国家至少已经部分实现了现代化和工业化。它们或多或少都拥有俄国所缺失的——融入现有社会结构、同时也得到工人阶级广泛信任的、成熟的议会社会党和工会体制。
1918年1月，一波罢工高潮席卷奥匈帝国和德国，维也纳和柏林近五十万钢铁工人参与了罢工。罢工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俄国革命的激发，结果遭到警察的残酷镇压。然而，柏林工人依然对支持战争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艾伯特和菲利普·沙伊德曼抱有幻想，为他们在罢工委员会中留下职务。但是，这些党魁却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暗中破坏罢工，致使罢工失败，给工人造成巨大伤害。
在布雷斯劳身陷囹圄的罗莎·卢森堡预见到了俄国将要面临的危险，她在11月24日寄给考茨基妻子露易丝的一封信中写道：
你为俄罗斯人的现状感到高兴吗？他们当然无法在这个巫妖狂欢日里继续维持下去，并不是因为统计数据显示俄国的经济发展太过落后，正如您聪明的丈夫指出的那样，而是由于在高度发达的西欧，社会民主包含了太多痛苦和不幸的懦夫，他们将会平静漠然地注视着事态发展，任由俄国人流血至死。
[45]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月里的表现，证实了罗莎·卢森堡的警告。在波兰边境城镇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德国最高指挥官向革命政府发出了协商的最后通牒。如果德国无法接管俄国人占据的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德军就将向俄国进军。革命政府则绕过德军将领，直接求助于德国的工人和士兵，在德国前线散发数十万份传单。但是，罢工运动的失败磨灭了德军即刻爆发兵变的最后一丝机会，德军最终依然进军数百英里。关于此时应当如何回应，在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中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布哈林和左翼社会革命党坚持主张打一场对抗德国的革命战争。列宁则坚持接受最后通牒，因为布尔什维克党人此时根本无力发动一场革命战争。托洛茨基既不同意发动革命战争，也不同意接受最后通牒，而是寄希望于德国发生的起义和暴动能够解决俄国目前的困境。最后，列宁劝服了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党人，令他们明白接受最后通牒是唯一现实的选择。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从政府中辞职，令布尔什维克党人独掌大权。
为了达成和平而接受了德国强加的惩罚性条款，使战争对俄国经济造成的巨大伤害更上一层楼。乌克兰是俄罗斯煤矿的主产地，是其利润的重要来源。乌克兰被割让后，由于缺少燃料，俄国的工业生产一落千丈，城市中的食物短缺现象更甚以往。在1月27日的彼得格勒，每天的面包配给降到了一百五十克，到了2月28日，更是降到只有五十克（不到两盎司）。这对掀起革命的彼得格勒工人阶级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到了4月，城市工厂中的劳动力只有1917年1月的40%。大型钢厂自1905年以来就是工人运动的骨干核心，此时遭受了最痛苦的打击。1918年上半年，超过五十万人离开城市，希望到别处寻找糊口的机会：“短短几个月，曾因在革命中表现出色而闻名全国的红色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已大批陨落。”[46]
曾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因而能够领导俄国其他地区进行革命的工人，如今不再担当这一角色。他们推举建立的机构苏维埃依然存在，只是已经失去了与工厂的有机联系。
但是，革命的热情依然持久，吸引了热切的工人、士兵和农民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工人阶级社会主义理想激发了英雄的作为。这种热情令托洛茨基如同施了魔法般召唤出一支拥有数百万人的新红军，在1917年工人民兵坚实核心的基础上全面建设起武装力量。不过，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和红军都已不再是活跃的劳动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更像是升级版的雅各宾主义——尽管1790年代的雅各宾主义是受到了资产阶级激进理想的推动，而眼前的新版本则是由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理想所推动。
随着1918年形势的不断发展，为了这些理想而战斗的任务变得越来越困难。德国掌控了乌克兰后，1918年6月和7月，英国和法国同时进攻俄国。三万名捷克斯洛伐克士兵组成的军队（捷克民族主义者组织起来的军队，在战争中支持盎格鲁-法国-俄国，战败后沦为奥匈帝国军队的战犯）夺取了跨越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城镇，将俄国一切两半。在他们的保护下，右翼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在萨拉托夫组成了联合政府，在街上四处抓捕布尔什维克党员嫌疑犯，并大开杀戒。[47]日本人攫取了太平洋沿岸城市海参崴的控制权。英国军队在北部的摩尔曼斯克登陆，同时还夺取了南部巴库的控制权。与此同时，左翼社会革命党刺杀了德国驻彼得格勒大使，试图摧毁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妥协带来的和平，通过武力重掌政权；右翼社会革命党则刺杀了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家伏洛达尔斯基，列宁也因此受伤。
外部围剿及内部的恐怖主义和反革命运动，迫使革命政权的性质发生了转变。由无政府主义者转变而成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维克多·谢尔盖，于1928年在他的著作《俄国革命第一年》中描述了这种变化。直至6月，他写道：
共和国拥有一整套内部民主体制。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一个党派的专政或者某些委员会、某些个人的专政。它的机制非常复杂。每一个苏维埃、每一个革命委员会、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党或左翼社会革命党委员会，都掌握一定的权力，以自己的方法来实施这些权力……所有议案法规都要在〔全国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进行讨论，此间经常包括众多不同利益。在这里，与议会民主的同维度相比，政权的敌人拥有更多自由发言的权利。
[48]
如今一切都开始发生变化：
国外势力的联合干预、国内〔富农〕叛乱和苏维埃〔与左翼社会革命党〕联盟的解体，对共和国的生存造成了确定无疑的威胁。无产阶级专政被迫立即抛弃民主的摆设。饥荒和各地的混乱状况，迫使权力只能高度集中于少数适合的军事人员手中……阴谋反叛迫使新政权引入了强大的内部防御机制。暗杀、农民起义和致命威胁，推动了恐怖手段的使用。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及无政府主义者与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分裂，导致共产党垄断政治权力……苏维埃体制，从当地苏维埃开始到〔全国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及人民委员会为止，如今全都被架空。
[49]
此刻是革命政府第一次系统地使用暴力手段。反革命“白匪”显示出肆意射杀革命嫌疑分子的意图。实际上，他们在10月一路杀向莫斯科时就已经这样做了，并于1月在芬兰镇压了一起社会民主党人起义后杀死了两万三千名“赤色分子”。[50]如今，革命者感到别无选择，只能强力应对这些血腥挑战。射杀反革命嫌疑犯，将资产阶级羁押为人质，想方设法在每个反革命分子心中投射恐惧如今成为革命运动中广为接受的部分。虽然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的描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这种恐怖实际上与1929年起斯大林的恐怖统治截然不同。此时的暴力打击针对的是实际上而非想象中的反革命行动，1921年内战结束后，这种暴力打击就立刻结束了。
革命政权能够冲破一切阻碍坚持下去的原因在于，它能够汲取来自旧沙俄帝国体系中更穷苦阶层人民的支持——尽管在此过程中需要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它向工人提供希望，向穷苦农民许诺土地，奋起抵抗与白匪合作的反犹主义帮派，并且不惧怕给予非俄罗斯民族自决权。
然而，在这段时间内，那些革命政权的领导人——以及数十万为了革命政权甘冒生命危险的志愿者——始终看向西方，看向欧洲的工业化国家，绝望地等候救援的出现。
[1] 罗莎·卢森堡写于1915年春天，参见《尤尼乌斯小册子》（The Junius Pamphlet, London,1967），第1页。
[2] 托洛茨基，《我的一生》（My Life, New York, 1960），第233-234页。
[3] 坎宁（J.Canning）主编，《亲历历史：1914》（Living History:1914, London,1967），第240页。
[4] 维克多·谢尔盖（Victor Serge），《革命回忆录》（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London, 1963），第47页。
[5] 托洛茨基，《我的一生》，第233页。
[6] 大卫·布莱克本，《德国史：1780-1918》，第461-462页。
[7] 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Alexander Shlyapnikov），《1917年前夜》（On the Eve of 1917,London, 1982），第18页。
[8] 理查德·福克斯（Richard Fox），Smoky Crusade（London,1938），第192页。
[9] 托洛茨基，《我的一生》，第233-234页。
[10] 詹姆斯·乔尔（James Joll），《1870年以来的欧洲》（Europe Since 1870,London,1983），第194页。
[11] 凯尔·哈迪（Keir Hardie）的话引自米利班德《议会制社会主义》（Parliamentary Socialism,London,1975），第44页。关于考茨基的观点，参见马西莫·萨尔瓦多里（Massimo Salvadori），《卡尔·考茨基与1880-1938年间的社会主义革命》（Karl Kautsky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1880-1938,London,1979），第183-185页。
[12] 大卫·布莱克本，《德国史：1780-1918》，第475页。
[13] 麦金泰尔（D.MacIntyre），《大战的起因与后果》（The Great War,Causes and Consequences,Glasgow,1979），第63页。
[14] 同上书，第64页。
[15] 大卫·布莱克本，《德国史：1780-1918》，第488-489页。
[16] 同上书，第480、482页。
[17] 尤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走向总体战：1914-1918年间的德国社会》（Facing Total War:Germany Society,1914-1918,London,1984），第23页。
[18] 同上书，第17页。
[19] 麦金泰尔，《大战的起因与后果》，第61页。
[20] 威廉·艾利森（Walliam Allison）与约翰·费尔利（John Fairley），《带单眼镜的反叛者》（The Monocled Mutineer,London,1986），第68页。
[21] 关于1916年圣诞节的相关描述，参见威廉·圣雷杰尔中尉（Lieutenant William St Leger）的日记，引自莫伊尼汉（M.Moynihan）主编，《1914-1918战争中的人们》（People at War 1914-1918,London,1988），第52页。
[22] 建立在亲历者采访基础上的全面描述，参见威廉·艾利森与约翰·费尔利，《带单眼镜的反叛者》，第81-111页。
[23] 译自《列宁全集》第23卷（Moscow,1964）第253页。
[24] 1914年8月之前被称为圣彼得堡。
[25] 日期来自当时俄国依然采用的儒略历，按照西方公历应该是3月。
[26] 参见卡尤罗夫（Kayurov）的证词，引自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London,1965），第121页。[《俄国革命史》（全三卷），丁笃本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27] 凯泽（D.H.Kaiser）主编，《1917年俄国工人革命》（The Workers’ Revolution in Russia of 1917,Cambridge,1987），第61页。
[28]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181页。
[29] 苏汉诺夫（N.N.Sukhanov），《1917年革命:一部个人记录》（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A Personal Record,Princeton,1984），第77页。
[30] 诺曼·斯通（Norman Stone），《东线：1914-1917》（The Eastern Front,1914-1917,London,1975），第218页。
[31] 同上书，第283-284、291页。
[32] 数字和更多细节参见史密斯（S.A.Smith），《红色彼得格勒》（Red Petrograd,Cambridge,1983），第10-12页。
[33] 布尔什维克党占据了六个席位，孟什维克党占据了七个席位，但是孟什维克党席位的组成成分更多偏向中产阶级。参见托尼·克里夫（Tony Cliff），《列宁·卷一：建党》（Lenin,Volume 1:Building the Party,London,1975），第325页。
[34] 在这段文字中，我总结浓缩了运动和论争的漫长历史。具体描述详见托尼·克里夫，《列宁·卷一：建党》。伊斯雷尔·盖茨勒（Israel Getzler），《马尔托夫：一位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生涯》（Martov: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a Russian Social Democrat,Melbourne,1967），对孟什维克领导人进行了颇为同情的描述。
[35] 托尼·克里夫，《列宁·卷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Lenin,Volume 2: All Power to the Soviets,London,1976），第148、150页。
[36] 《国际社会主义》第76期，第46页。
[37] 《国际社会主义》第76期，第46页。
[38] 关于部分这些斗争的描述，参见史密斯的《红色彼得格勒》；托尼·克里夫，《列宁·卷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第168-189页。
[39] 苏汉诺夫，《1917年革命:一部个人记录》，第627-628页。
[40] 同上书，第629页。
[41] 史密斯，《红色彼得格勒》，第87页。
[42] 《列宁全集》第8卷（Moscow,1962），第28-29页。
[43] 《列宁全集》第27卷（Moscow,1977），第98页。
[44] 关于此次暴动的具体情况，参见约翰·卡迈特（John Cammett），《安东尼奥·葛兰西和意大利共产主义的起源》（Antonio Gramsci and the Origins of Italian Communism,Stanford,1967），第52-53页。
[45] 彼得·内特尔（Peter Nettl），《罗莎·卢森堡传》（Rosa Luxemburg）第二卷（London,1966），第689页。
[46] 史密斯，《红色彼得格勒》，第243页。
[47] 维克多·谢尔盖，《俄国革命的一年》（Year One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London,1992），第282页。
[48] 同上书，第245页。
[49] 同上书，第265页。
[50] 安东尼·厄普顿，《芬兰革命：1917-1918》（The Finish Revolution,1917-18,Minnesota,1980），第522页，引自J.Rees,“In Defence of October”，文载《国际社会主义》第52期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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