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里斯·哈曼 -> 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五章 “黄金二十年代”
“新纪元”“爵士时代”“黄金二十年代”，这些都是媒体和主流政治家对1920年代的美国的溢美之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在英德激烈厮杀的时候崛起，收购了许多英国的海外投资，并且经济持续增长，1928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比1914年翻了一番。
美国的经济增长，伴随着广大民众的生活发生了魔术般的转变。1890年代和1900年代初的发明——此前的发明都仅限于小部分有钱人享用——如同洪水般涌入百姓生活，包括电灯、留声机、无线电广播、电影、吸尘器、冰箱和电话等。亨利·福特的工厂生产了世界上第一批量产汽车T型车，本是有钱人的玩具，开始逐渐出现在中产阶级的街道上，甚至有些工人也能开上小汽车。人们头顶飞过飞机的频率也越发频繁，跨越大洲的旅行用时也越来越短，对少数富人而言，这个时间可以从数天缩短到数个小时。人们似乎从黑暗、静止和有限的活动范围，一下子进入到一个光明、有声且迅速移动的新时代。
“爵士时代”一词正是这一改变的鲜明表达。每个时代都有其最受欢迎的音乐形式。但它们总是与特定的地区和特定的文化相关，因为世界各国人民都居住在相对隔绝的状态中。唯一国际化或者超越地区界限的音乐形式就是“古典音乐”，它是为移动性相对较强的剥削阶级准备的，有时还表现为宗教形式。18世纪和19世纪的城市发展开始改变这一情况，音乐厅、舞厅、歌唱俱乐部及印刷乐谱开始普及。然而，留声机和无线电广播缔造了一种新的文化领域，接收表达工业世界的旋律、城市生活的节奏，以及对置身于一个围绕市场而旋转的世界中个人微小的存在而产生的痛苦。爵士乐，或者至少是加了料的爵士乐，组成了这种新流行音乐的基础，能够在新的文化领域中生根发芽。爵士乐起源于美国南部的前黑人奴隶，他们混合了各种非洲和欧洲的民间习语，在被迫听从主人命令为了生产而辛苦劳作之时创作出来。随着从南方棉花和烟草种植园涌入北方世界上最强盛的资本主义城市的移民洪流，爵士乐也被带到了北方。在那里，爵士乐吸引了种族背景各异、来自不同国家的数百万民众，并随着资本积累的洪流不断发扬光大。
此时的一切使得经济衰退和失业变成仅仅存在于人们记忆中的事情，人们开始将“繁荣”视为始终如此，理所应当。美国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在1927年写下的文字中表达了这种普遍的想法：资本主义年轻时代的“童年疾病已经减轻”“经济周期的特质正在发生变化”。[1]另一位经济学家伯纳德·巴鲁克于1929年6月在接受《美国杂志》的采访时表示：“世界经济似乎正处于巨大发展的前沿。”[2]
对中产阶级而言，过往的冲突似乎也是一个遥远的梦。1919年钢铁工人大罢工被镇压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会组织，已经失去了将工运发展到仅限于技术工人狭窄范围之外的意愿。司法部长帕尔默，以及未来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粉碎了世界产业工人组织旧日武装的暴动，以及美国共产党新武装力量的起义。希望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工人别无选择，只能相信倡导个人成功的“美国梦”——未来的托洛茨基主义罢工领袖法雷尔·多布斯当时正是这样做的，他投了共和党的票，计划开一间商店，热切地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法官。[3]民主党国家委员会主席、通用汽车董事、著名经济学家、商人和政治家约翰·拉斯科布主张“每个人都应该富裕起来”，并宣称：一周只需在股票中存下十五美元，就可以致富。[4]
就连美国社会中最贫困的群体似乎也都看到了希望。来自阿巴拉契亚地区一贫如洗的白人“自耕农”，以及来自南部的黑人分成佃农，都如洪水般涌入底特律、芝加哥和纽约，寻找工作机会。因此便有了“哈莱姆文艺复兴”的岁月，对奴隶的孙辈而言，此时甚至连北方的贫民区都成了希望的灯塔。实际上，此时的黑人依然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和愤怒。但是，这些痛苦和愤怒主要通过马库斯·加维运动的疏导得以暂时压制。加维倡导黑人分离计划、黑人资本主义及“回到非洲”运动，他所倡导的运动都避免与美国现存制度发生任何直接冲突。对那些并没有深入探究事件本质的人们来说，“美国梦”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被广泛接受，因为买卖股票的人越来越多。
欧洲的“新纪元”和“爵士年代”则要来得晚一些。在德国，1923年危机（看起来要么社会主义革命掌权，要么法西斯统治）之后，紧接着是一段短暂而凶猛的通货紧缩。但是，当时来自美国的贷款（道威斯计划）赋予资本主义新的生命。工业产值飙升，超越了1914年的水平，政治稳定似乎也得到了重新恢复。1928年的大选令社会民主党联合政府开始执政，希特勒的纳粹党只得到2%多一点的选票，共产党则得到10.6%的选票。1928年夏天，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赫尔曼·穆勒可以充满自信地坦言：“我们的经济运行良好，我们的社会福利体系一切正常，你会看到共产党员和纳粹党员都将会被传统政党逐渐吸收。”[5]
在德国这一切发生了两年半之后，英国经历了一场重大社会危机。英国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决心通过将英镑比美元的价值稳定在战前水平，来重塑英国国家力量权威。这一举措的效果便是增加了英国出口的开销，令核心工业领域失业剧增。英国政府通过总体上缩减工资、增加劳动时长来补偿增加的成本开销，一切从矿产业开始。矿工联合会拒绝接受这一政策，1926年其成员封闭了工厂。其他产业的工会领袖也号召进行支援矿工的大罢工，但是仅仅九天之后罢工就宣告取消。尽管罢工实际上卓有成效，但最终却依然选择了卑鄙地投降，听凭一个行业接着一个行业的雇主资本家迫害罢工积极分子，摧毁基本的工会组织。
一旦鲁尔危机和英国大罢工烟消云散，美国“新纪元”的论调就开始影响欧洲主流思想。中产阶级可以通过大型生产企业提供的全新范围的消费品得到前所未有的享受，看上去这种享受扩散到工人阶级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美国能够逃脱经济危机，欧洲同样可以。在德国，维尔纳·桑巴特回应了阿尔文·汉森的论述，“欧洲的经济生活中存在一种清晰的趋势，相互对抗的趋势彼此制衡，发展日益缓慢，并且最终将会消失。”[6]无独有偶，伯恩斯坦则表示，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转变”的预言如今已经实现。他写道，称魏玛共和国为“资本主义共和国”是非常可笑的。“卡特尔和垄断发展，在公众控制中的分量不断加重，将会最终为公营公司带来质变。”[7]甚至是在英国，那里旧有的工业领域依然遭受失业困扰，英国工会联盟却通过开启一系列与主要大资本家雇主的对话（这被称为著名的“蒙德-特纳谈话”），来纪念矿工大罢工失败一周年。目标在于，通过“合作……提升产业效率，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来代替冲突。[8]1929年，少数派工党政府在自由党的支持下入主内阁。
相信资本主义已经达成了长期稳定发展的思想，也影响了俄国统治集团。1925年，日益重要的两位核心领导人：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和理论家布哈林，采纳了这一思想来为其“社会主义能在一国实现”的新理论提供论证。他们声称，资本主义已经稳定下来，从而抹杀了革命的可能性。[9]布哈林采纳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希法亭所用的术语，认为西方已经进入“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经济迅速扩张，从而降低了危机发生的可能性。[10]
新生
如果说中产阶级民众意见和流行文化似乎部分恢复了他们在战前也就是1920年代中期的乐观主义的话，这种恢复实际上是非常不确定的。欧洲曾有一代年轻人看到他们的幻想陷入了佛兰德斯的泥沼，这很难让人遗忘。这种气氛更像是愤世嫉俗的自我放纵，而非重生的希望。
这种情绪在这一阶段的“高雅艺术”：绘画、雕塑、严肃音乐和文学等中得到了体现。甚至是在战前，就一直存在对稳定进步的舒适、信念提出的挑战，虽然只是少部分人提出的力度不大的挑战。世界运行的机制似乎已经呈现出双面刃的状态——一方面展现出无可比拟的力量和动力，另一方面又将人类掌控自己生活的理念撕得粉碎。此时涌现出质疑所有进步观念的哲学和文化思潮，非理性观念开始占据主要地位。这些思潮得到理论物理学发展的支持（1905年的狭义相对论、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以及1920年代中期海森堡在研究量子物理学时发现的“测不准原理”等），逐渐破坏了宇宙运行的旧模式。与此同时，精神分析学说的流行似乎也摧毁了对理性的信仰，而理性一度对弗洛伊德本人显得无比重要。[11]
艺术家和作家试图通过艺术和文学方式上的革命，与身边新奇的世界妥协。这场“革命”建立在深入骨髓的模棱两可之上：对机械世界既仰慕又感到恐惧。“现代主义”由此诞生。它的典型重点在于形式主义和数学上的精准，但同时又强调影像和声音碰撞的不和谐，个体与社会拆解成碎片。19世纪中叶之前的高雅艺术（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卢卡奇认为1848年是一个关键转折年份），一直以中产阶级出身的男女英雄为了掌控身边世界的努力为中心，即便他们最后经常都是悲剧性地以失败收场。[12]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高雅文化，则主要表现个人退化且碎片化为他们无法控制的强权手上的绝望棋子；例如，在卡夫卡的小说《审判》和《城堡》中，在贝尔格的歌剧《露露》中，在艾略特的诗歌《荒原》中，在帕索斯的三部曲小说《美国》中，在布莱希特的早期戏剧中，以及在毕加索“分析立体主义”阶段的绘画中。
然而，文艺作品内在的破碎，只是反映了身边世界的破碎，令最优秀的艺术家和作家感到不满，他们试图将拼图重新拼到新的图案中，令人性在机械化的世界中重新找到适当的位置，并最终获取了程度不等的成功。在破碎且丧失人性化的现实世界中这样做遇到的困难，令许多人开始得出政治上的结论。截至1920年代，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者”拥护盲目非理性的法西斯主义，俄国的未来主义者则拥护俄国革命的理性尝试，试图重塑世界。在这十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里，大多数现代主义者都想避免选择上述两种信仰，他们通过自觉的先锋派运动，有意将上述两种信仰从流行文化中剔除，尽管可能借用了它的一些习语。他们或许并没有分享那些年的幻象，但他们也几乎不曾公开挑战这两种信仰。然而，随着“黄金二十年代”的破灭，他们的现代主义依然将前者的假设视为理所当然。
世界经历了十几年的战争、革命和殖民地起义。但到1927年，世界各国的统治阶级一致认为，伤痛已经过去。当美国总统柯立芝于1928年12月宣称“美国国会从来没有如同现在这般面临如此令人愉悦的前景”时，鲜有持不同意见者。几乎没有人感到恐怖即将到来。
[1] 弗里茨·斯滕伯格（Fritz Sternberg），《即将到来的危机》（The Coming Crisis,London,1947）。
[2] 约翰·加尔布雷斯（John Galbraith），《1929年大崩盘》（The Great Crash of 1929,London,1992），第95页。[《1929年大崩盘》，沈国华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 法雷尔·多布斯（Farrel Dobbs），《卡车司机的造反》（Teamster Rebellion,New York.1986）序言。
[4] 约翰·加尔布雷斯，《1929年大崩盘》，第77-78页。
[5] 尤里乌斯·布劳恩塔尔（Julius Braunthal），《追寻千禧年》（In Search of the Millennium,London,1945），第270页。安德烈·盖林（André Guerin）对1920年代末法国工会领袖拥护美国模式进行了描述，参见其所著Front Populair, Révolution Manquée（Paris,1997），第79-80页。这样乐观主义的表达正与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声称从20年代中期到20年代末期，每个人都看到危机尚未过去的观点截然相反。参见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第91页。
[6] 弗里茨·斯滕伯格，《即将到来的危机》。
[7] 彼得·盖伊，《民主社会主义的困境：爱德华·伯恩施坦向马克思的挑战》（The Dilemma of Democratic Socialism:Eduard Bernstein’s Challenge to Marx,New York,1979）。
[8] 乔治·希克斯（George Hicks）于1927年在英国劳工联合会议（TUC）上的发言，引自米尔班德，《议会制社会主义》，第149页。
[9] 关于斯大林和布哈林于1925年提出的观点，参见理査德·戴（Richard Day），《“危机”与“崩溃”》（The ’Crisis’ and the ’Crash’,London,1981），第80-81页。
[10] 关于布哈林1928年观点的评述，参见理查德·戴，《“危机”与“崩溃”》，第156-159页。此时斯大林的态度又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宣称资本主义即将崩溃，对西方国家的共产党而言，这也就意味着马上面临着掀起起义的可能性——这一观点与布哈林的观点同样都是错误的。
[11] 在1920年代的作品《文明及其不满》中，弗洛伊德似乎接受了文明与人类的理性直觉并不相容的观点。
[12] 例参乔治·卢卡奇（George Lukács），《历史小说》（The Historical Novel,London,1962）和《欧洲现实主义研究》（Studies in European Realism,New York,1964）。卢卡奇认为1848年前的“现实主义”小说一方面向机械自然主义让步，一方面屈服于主观心理主义。这令他抛弃了20世纪大多数文学作品。然而，读者依然可以在忽略他的最后结论的情况下吸取他的精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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