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1848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里斯·哈曼 -> 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七章 1848年

　　这天下午，我在巴黎市内到处游荡。这一天发生的事情里，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件，是在革命中体现出来的民众性和革命带给真正的人民（即依靠自己的双手生存的人）的压倒其他阶级的绝对权力；第二件，是革命中摇身一变掌握了政权的下层平民表现出仇恨的激情……
　　在这一天里，我没有遇到一位旧权力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就是说，我不仅没有遇到警察和宪兵，连国民自卫军士兵也没有遇到。在公共场合站岗的是拿着武器的普通群众，他们既承担了保卫工作，也承担了指挥和实施处罚的工作。巴黎这座拥有巨大财富的城市落到了一无所有的人手中。^[1]

　　这是法国历史学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大约写于1848年2月25日左右的文字。法王路易·菲利普刚被废黜并逃离法国。共和党学生和部分中产阶级发起示威游行，在外交部门外与警察发生了冲突，点燃了巴黎东部地区更加贫苦民众的革命热情——这里是五十年前大革命中无套裤汉起义的中心。人群高歌着“革命万岁”冲进军队行列，将宫殿和议会大楼挤得水泄不通。反对派政治家勉强凑成了以拉马丁为首的政府。为了确保获取民众支持，他们将社会主义改革家路易·勃朗吸收到内阁中，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内阁中吸收了一名体力劳动者：工人阿尔贝。
　　法国发生的革命向欧洲所有君主的统治丟下了一颗炸弹。瑞典已于1847年12月爆发了一场为时不长的内战，西西里岛也于1848年1月掀起了起义。继而，维也纳、米兰、威尼斯、布拉格、柏林和几乎每一座德意志公国的工业城镇和都城，都成功地举行了起义。
　　在每座城市中，反抗都是从自由主义中产阶级聚集起来击溃军队和警察的进攻开始，他们占领了王宫和政府大楼。1814年和1815年反革命运动的策划者梅特涅等反动派政客，如今都飞奔逃命。君主和贵族依然留守后方，不过只能在首肯自由主义宪法的前提下才能保住他们的位置。专制主义似乎在所有地方都彻底死去。激进的民主改革仿佛达成了目标：普遍的男性公民选举权、新闻自由、经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以及废止贵族特权和封建赋税。
　　但是，事情并非就此命中注定。到了夏天，君主和贵族们重拾信心。他们开始攻击民主运动，而不是向其卑躬屈膝；到了晚秋，柏林、维也纳和米兰等重要革命中心的革命运动也都相继被粉碎。1849年夏天，反革命势力再度夺取了整个欧陆。
　　2月和 3月发动的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原因在于由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工人掀起的起义，击退了君主和贵族的军队和警察武装。但是，政府和议会主要由拥有财富的中产阶级组成。在全德意志范围内（包括讲德语的奥地利）选举出来的议会，于5月在法兰克福召开会议，包含不少于四百三十六名国家官员（以行政和司法官员为首）、一百名商人和地主、一百名律师和五十名职员。^[2]这些人还没有准备好将他们的生命、哪怕是其职业生涯，投入到反抗旧势力的革命冒险中。而且他们将赋予其权力的民众视为“难以驾驭的乌合之众”，与旧有统治阶级同样可怕。
　　就像英国革命中的“长老派”、美国革命中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温和派”，以及法国革命中的吉伦特派，此时的新政府和国会议员遭遇了同样的恐惧。但是，这种恐惧的规模要大得多。没有任何一种革命的中产阶级力量，能与“独立派”或雅各宾派强迫社会其他群体按其意愿行事的力度相媲美。
　　整个西欧的工业发展意味着，1848年的资产阶级，要比法国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规模更大，力量也更加强大。伴随着工业的发展，知识分子、教授、教师和公务员等中产阶级也在不断壮大，他们将英国视为经济发展的典范，将法国大革命建起的团结的民族国家视为政治典范。在匈牙利和波兰，甚至有部分贵族掀起了反抗奥地利和俄罗斯统治的国家独立运动。
　　但是，伴随着以宪法思想为根基、甚至具有共和意识的中产阶级发展的另一面，则是工人阶级的壮大。尽管大多数产品可能依然出自手工匠雇用几个雇工的小型工场，或者是为“外包”商人在家劳作的织工和纺纱工，但就连他们也越来越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的不断削弱和征服。例如，在巴黎，

　　在手工业生产的大部分领域，对生产的有效控制都转到了组织销售和控制信贷的商人手中。置身这些贸易行业中的工人、甚至是雇用他们的工艺大师，以及工厂工人，都日益意识到外部力量在主宰着他们的生活，都在不遗余力地迫使他们变得更加高效。这些力量通常等同于“资本主义”或“金融封建主义”。^[3]

　　在柏林、维也纳和莱茵兰地区的工业城镇中，也或多或少地发生了类似的状况。
　　1845年后，人民生活的痛苦进一步加剧，庄稼歉收与市场经济的高低起伏纠缠在一起，制造了一场蔓延整个欧洲的巨大经济危机：从欧洲西部的爱尔兰（由于需要出口粮食以支付租金，一百万爱尔兰人被饿死）到欧洲东部的普鲁士。饥荒、物价飞涨、大规模失业引发人民的极度不满，点燃了曾于1848年2月和3月间引发革命的星星之火。手工业者和工人加入了由中产阶级宪政派和共和党人组织的街头抗议活动，继而改变了运动的性质。德国黑森林地区等地的农民爆发起义，反抗封建赋税和贵族地主，自从1525年爆发德国农民战争之后就再也不曾出现过这种规模的起义。
　　这场大规模的民众暴动，令每一位资本家（不论大小）都感到不寒而栗。因为工人和农民此时已经不单是只关心民主宪法或封建特权。他们要求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生活条件，这挑战了资本家维护利润和财产的决心。拥有财富的自由主义者将会与他们的传统敌人（拥有财富的贵族和君主）握手言和，合力抵挡民众革命。
　　还在战斗的血迹未干之前，德国和奥地利就已出现这样的迹象。新政府将进入国民军效力的资格限定在中产阶级之列，并没有染指军官团和旧军队的改造，它与旧君主国官僚和解，命令农民停止反抗封建赋税的暴乱。柏林的普鲁士议会起草了与普鲁士国王签订的宪法协议，而号称代表全德意志的法兰克福议会此时还在为议事规则而纠结。议会既没有为人民的革命热情提供焦点中心，也没有阻止贵族的重新集结和重新武装。

六月之战

　　然而，决定性的转折性事件发生在巴黎。
　　工人和手工业者在2月推翻旧秩序的战斗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政府提出的自由民主派改革计划远远无法平息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愤懑不满。他们尤其提出：所有工作都必须设立最低生活保障金。
　　他们绝非一群毫无组织的民众。自从1830年后，致力于社会改革的俱乐部（由路易·勃朗等人领导）以及将社会需求与雅各宾派暴动主义相结合的秘密协会（由奥古斯特·布朗基领导），收获了不少追随者。人们在咖啡馆和工场里讨论他们的思想。“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报纸强调应当建立代议制政府，只有代议制政府才是结束当下不安全和贫穷的方式，这一观点越来越受到民众的吸引，因为1840年代初的繁荣已经过去，此时是一段激烈的危机时期。” ^[4]
　　2月24日至25日，在武装民众中形成的政府，无法忽视他们提出的需求。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就在人民的眼前”举行会议，伴随着没完没了的“游行队伍、代表团和公开声明”。^[5]因此，政府制定法律，工作日时间减免一个半小时，并且承诺保障所有市民的工作机会。政府建起了“国家工场”为失业者提供工作，担任劳工部部长的路易·勃朗在卢森堡宫建立了“劳工委员会”，成员“介于六百到八百人之间，包括雇主代表、工人代表、各个学派的经济学家”，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议会”。^[6]
　　最初，拥有财富的阶层不敢提出任何抱怨和意见。但是，2月24日至25日的震惊期过后，舆论风向就发生了转变。金融家、商人和工业家开始引导中产阶级舆论，将其转变为对抗“社会共和主义”。他们指责说，向工人妥协和设立国家工场（尽管国家工场实际上不比英国的劳动救济所好多少）加深了经济危机。
　　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也持有同样的意见。他们急匆匆地通过承认旧政权的债务来安抚金融家，向农民加税想要以此平衡财政。他们确保国民军由中产阶级掌握，征召数千名失业的年轻人加入机动的军事力量“近卫队”，并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们还于4月底号召进行制宪议会的选举。这使巴黎的手工业者和工人没有时间将消息传出首都，致使那些指责向“红色”巴黎征收新税的地主、律师和牧师能够掌控农民选民。结果导致新制宪议会由几乎不加伪装的皇室支持者^[7]主宰，后者随即便将两位社会主义内阁部长踢出了政府。
　　紧接着，政府便于6月21日宣布关闭国家工场，向失业者提供两个选择：要么分散到各个省，要么参军入伍。
　　至此，工人和手工业者在二月革命中取得的所有成果都被可耻地盗窃一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再次拿起武器。第二天，人民在整个巴黎东部地区设起了路障，竭尽全力向市中心推进。共和政府驱使军队火力全开，向反抗的市民发起了凶残的镇压——包括三万名士兵、六万到八万名国民军士兵，以及两万五千名机动近卫队^[8]，都置于克韦格诺将军的统领下。在四天的时间里，内战席卷了整个城市，呈现出经济状况较好、社会地位较高的西部地区对抗比较贫困的东部地区的态势。
　　一边是“共和政府”的支持者，包括两代王朝的君主、地主、商人、银行家、律师和中产阶级共和派学生等人。^[9]
　　另一边是四万名起义者，“主要来自小规模城市手工贸易行业——来自建筑、冶金、制衣、制鞋和家具制造等行业，还有更多的工人来自铁路机械工厂等现代工业，以及更多无技能劳工和数量不少的小商人”^[10]。每个抵抗运动的中心都被特定行业所控制：赶运马车的车夫控制了一地，码头工人掌握了另一地，木匠们则守护着第三地。正如恩格斯所说，加入战斗的不仅仅是男人。七名防御者守护在克莱里路上的路障旁，包括“两位年轻美丽的巴黎女工”，其中一位身扛红旗，在独自向国民军冲去时被射杀。^[11]
　　起义以最血腥的方式遭到镇压。国民军的军官、艺术家让-路易·欧内斯特·梅索尼埃记录道：

　　当马泰莱尔路上的路障被攻下时，我意识到这种战争的所有恐怖。我看到守卫者被射杀倒下，从窗户里坠落下来，地上布满死尸，土地被鲜血染红。^[12]

　　死亡人数并不确定，但是有一万两千人被捕，数千人被流放到法属圭亚那。

旧秩序的回归

　　巴黎工人起义的失败令各地的革命敌人欢欣鼓舞。德国容克贵族俾斯麦对普鲁士国家议会说，这是“全欧洲最幸运的事情之一”^[13]。在德意志王国及其公国，政府当局开始瓦解左翼势力和共和俱乐部，迫害进步报纸，逮捕起义者。在意大利，奥地利人将皮埃蒙特军打得落花流水，重新控制了米兰；而那不勒斯的国王则实行了军事统治。在与捷克中产阶级、学生和工人战斗了五天之后，奥地利将军阿尔弗雷德·温迪施格雷茨下令围困布拉格。他于10月底镇压了激烈的民众起义，占领了维也纳，杀死了两千多人，继而向匈牙利进军。一周后，普鲁士国王解散了柏林的立宪会议。法兰克福议会中的“温和”多数派对这一公开的反革命举措的反应，居然是于3月宣布普鲁士国王为德意志皇帝——在派遣军队深入南部德意志镇压正在深入发展的革命运动之前，普鲁士国王拒绝了这一提议。
　　1848年春天的巨大希望，到了1849年年初已被绝望所代替。然而，革命的浪潮并未就此平息。与保守派和“温和派”组织相比，民主联合会和工人俱乐部拥有的活跃会员要多得多。春天，莱茵兰地区、巴拉丁领地、德累斯顿、巴登和符滕堡的部分地区起义取得了成功，统治者仓皇逃窜，就像上年3月被赶走时那样。但是，许多人依然将法兰克福议会视为领导，而该议会则显然并未做好承担这一重任的准备。南部革命军（恩格斯是该革命军的顾问之一）在强大的武装压迫下陷入不利的防守境地，在与普鲁士军队的战斗中被击败，不得不越过边境，逃到了瑞典。奥地利皇帝得到俄国沙皇的军事支援，最终粉碎了拉约什·科苏特领导的匈牙利起义。那不勒斯国王于5月再次征服了西西里岛；在法国共和军围困三个月后，曾经控制了罗马并将教皇赶出去的革命民族主义者无法继续坚守，被迫放弃了城市。
　　在欧洲革命的发源地法国，中产阶级共和党人发现，击溃了工人阶级后，再也没有人来保护他们，抵抗君主专制的进攻。然而，在到底是波旁王朝继承人还是路易·菲利普的继承人应当登上王位一事上，欧洲各国君主分为两派，谁也无法说服彼此确立最后的国王人选。就在争执不下的空档期，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登上了历史舞台。路易·波拿巴于1848年末凭借五百五十万张选票登上权力顶峰——击败了只获得区区四十万张选票的中产阶级共和党领袖赖德律·洛兰和获得四万张选票的左翼革命党人拉斯帕伊。1851年，由于惧怕在进一步的选举中失利，路易·波拿巴发动了政变。第二年，他称帝登基。
　　马克思于1851年底得出如下结论：

　　从3月到12月……整个德意志资产阶级的历史……显示出……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德国是不可能的……可能的，要么是封建专制的反革命体制，要么是社会共和主义革命。^[14]

资本主义的发展

　　不管怎样，这场革命还是给欧洲带来了一些改变。在德国和奥地利，革命确保了封建赋税和农奴制的彻底终结——虽然容克地主转变成了农业资本家，而且革命几乎没有给农民的生计带来任何改善。大多数德意志公国的君主都承认宪法，保留了君主任命政府的权力，虽然议会代表大多是拥有财富的阶层，但在某些淡化处理的情况下也包括工人和农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已被清理干净，即便它是在君主制下的发展，后者阻止了资产阶级直接掌控国家政权。
　　德国也开始进行工业革命。工业以每年4.8%的速度增长，铁路工业的增速更是达到了14%。1850年后三十年间的投资，是三十年前规模的四倍。二十五年间，普鲁士的煤炭产量翻了四番，生铁产量飙升十四倍，钢铁产量的增幅更是达到惊人的五十四倍。蒸汽动力机械的增长比例达到1800%。1836年，阿尔弗雷德·克鲁伯只雇用了六十名工人；而到1873年，他雇用的工人已达到一万六千名。虽然德国的工业化起步比英国晚六十年，但却很快就追赶了上来。^[15]鲁尔区的煤矿比英国南威尔士的煤矿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德国的化学工业发明出了合成染料，远远早于英国同行。
　　在这一历史时期，法国大规模工业的增长也在加速；奥匈帝国部分地区的工业增长速度相比之下虽然缓慢，但也始终处于增长之中。1860年代末的资产阶级回溯过往，虽然或许会反思为何会在1848年输掉了政治战争，但是他们在没有硝烟的经济战中却是大获全胜。在法国，他们将信任赋予了路易·波拿巴。在德国，俾斯麦在普鲁士与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中施行几近独裁的铁腕政策，借此建起了全新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成为西欧最强大的国家，他们对此感到欢欣鼓舞。
　　意大利和匈牙利的资产阶级也从1848-1849年间的民族运动失败中恢复过来。最初，奧地利皇室继续统治着米兰、威尼斯、布达佩斯、布拉格、克拉科夫和萨格勒布。但是，民族运动远远没有被彻底摧毁。部分意大利中产阶级对民族统一展现出持续的热情，虽然罕有农民和城市贫民拥有同样的情感（只有不到4%的人口讲托斯卡纳方言，后者将要成为意大利的语言），爆发了无数次反抗那不勒斯国王和伦巴第的奥地利统治者的激烈抗争。1850年代末，皮埃蒙特国王的大臣加富尔伺机利用这种情绪。他一方面与激进的民族主义者马志尼和革命共和党人加里波第达成协议，另一方面则与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谈妥。加里波第带领一千名革命的“红衫军”登陆西西里岛，掀起了推翻那不勒斯国王统治的起义^[16]，并在起义成功后继续北进。皮埃蒙特国王派出一支军队向南进发，他们粉碎了被挤在其间的那不勒斯军队，而与此同时，法军则迫使奥地利军队从伦巴第撤退。加富尔和皮埃蒙特国王继而通过解除加里波第军队的武装，迫使他流亡国外；他们完善了谋略，获取了意大利南部贵族不情愿的支持——这些贵族意识到：“若想维持原状，事情必须有所改变。”^[17]皮埃蒙特地区的国王成为整个意大利的国王，虽然联合王国长久以来始终处于南北撕扯的破碎状态：北方的现代资本主义不断壮大，而南部的地主则继续以一种近乎封建主义的方式盘剥农民，再加上黑手党的抢劫日盛，南部越来越陷入贫困之中。
　　匈牙利的情况也差不多，它通过以上层军事力量吞并下层叛乱力量的自上而下的方式，赢得了国家独立。1860年代，在与法国和普鲁士爆发战争冲突之后，奥地利王国重建了国家体制。它组织了两套平行的管理架构：第一套政府由讲德语的人组成，对维也纳的议会部分负责，统治着奥地利、捷克、克拉科夫周边的波兰人聚集地，以及斯洛文尼亚讲斯拉夫语的人民。第二套政府由布达佩斯讲匈牙利语的人组成，统治着匈牙利、斯洛伐克、部分地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讲罗马语系的人民、克罗地亚讲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人民，以及（与土耳其爆发战争后的）波斯尼亚。这样的政府设置令奥地利国王稳定统治长达半个世纪。
　　然而，欧洲两大古老的民族运动却依然完全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1840年代末，爱尔兰人民看到1798年法国大革命如何兴起又破碎，激起了民族主义的复兴热情。这些年来，大饥荒迫使爱尔兰不得不从属于英国统治阶级，从而给爱尔兰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一百万人民死去，又有一百万人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导致爱尔兰人口锐减一半。就连终生致力于在“联合王国”中为爱尔兰天主教徒争取权利的著名宪政政治家丹尼尔·奥康奈尔，都不得不提出了独立问题——新一代中产阶级激进派看到了继续革命的必要性，为了独立共和国而奋战。他们试图于1848年掀起起义，但是计划被粉碎。不过从此刻起，“爱尔兰问题”就成了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在欧洲的这一端，爱尔兰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与此同时，欧洲大陆另一端的波兰民族主义运动则在如火如荼地持续进行着。波兰贵族从不承认1790年代在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划分出来的波兰王国，他们在1830年代掀起了反抗俄国统治的暴动，1860年代再次起义。波兰贵族是封建主义地主，不仅包括波兰人，还包括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社会阶层较低的犹太人。然而，反抗俄国沙皇的斗争导致他们与1814年后及1848年后树立的反革命统治秩序为敌，他们发现自己与整个欧洲的革命者和民主主义者有着共同的目标。对英国宪章运动的支持者、法国共和党人和德国共产党来说，波兰的战斗就是他们自己的战斗；而从贵族家庭中被放逐的波兰人，也在意大利、德意志南部、匈牙利和巴黎持续战斗着。

^[1] 罗杰·普赖斯（Roger Price）主编，《1848年法国大革命文献》（Document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1848, London, 1996），第46-47页。

^[2] 大卫·布莱克本（David Blackbourn），《德国史：1780-1918》（The Fontana History of Germany, 1780-1918, London, 1997），第147页。

^[3] 罗杰·普赖斯主编，《1848年法国大革命文献》，第9页。有关德国莱茵兰地区的情况，参见乔纳森·施佩贝尔（Jonathan Sperber），《莱茵兰的激进分子们：民主运动与1848-1849年革命》（Rhineland Radicals: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and the Revolution of 1848-1849, New Jersey, 1993），第54-59页。

^[4] 罗杰·普赖斯主编，《1848年法国大革命文献》，第11页。

^[5]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五卷第393页。

^[6] 同上书，第394页。

^[7] 罗杰·普赖斯主编，《1848年法国大革命文献》，第17页。

^[8] 数据来自恩格斯1848年7月2日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一篇文章，译自《马恩全集》第七卷（London, 1977）第161页。

^[9] 福楼拜在小说《情感教育》中对他们作出了同情的描述，页讽刺了革命俱乐部的集会。

^[10] 罗杰·普赖斯主编，《1848年法国大革命文献》。

^[11] 数据来自恩格斯1848年6月27日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译自《马恩全集》第七卷（London, 1977）第131页。

^[12] 罗杰·普赖斯主编，《1848年法国大革命文献》，第20页。

^[13] 弗兰茨·梅林，《专制主义与1525-1848年间的德国革命》，第214页。

^[14] 1848年12月31日的《新莱茵报》，译自《马恩全集》第七卷。

^[15] 所有数据来自大卫·布莱克本所著《德国史：1780-1918》第180页。

^[16] 这是电影《美洲豹》（The Leopard）中描述的起义。

^[17] 电影《美洲豹》（The Leopard）中的大公说的话。